一些上诉状成功案例
“fenny2010”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一些上诉状成功案例，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一些上诉状成功案例，供大家参考。
篇1：民事上诉状成功案例
上诉人 甘肃A石化有限公司 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检察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 李瑞英 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 B副食公司 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382号。
法定代表人 兰基武 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因房屋拆迁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兰法民一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特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兰法民一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2、驳回被上诉人B副食公司诉讼请求;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B副食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房改售房应按建筑面积计算，公摊部分应一同出售、分摊到各成套住户，不应独立存在、独拥产权。
本案标的公摊(仅指过道和楼梯)按《建筑面积计算规则》和建设部1995年发布的〈〈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 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第5条规定“商品房销售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甘肃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出售公有住房均按建筑面积计算”、经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发(1993)9号文件“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兰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的《兰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出售公有住房一律按建筑面积计算”、经兰州市人民政府兰政发(1995)34号“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兰州市公有住房出售暂行办法》的通知”同意的《兰州市公有住房出售暂行办法》第9条“…出售公有住房一律按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的计算按照国家颁布的〈〈建筑面积计算规则〉〉的规定执行”的规定可见，出售公有住房须按建筑面积计算，且必须包含分摊的共用建筑面积。“”
从事实上讲，过道、楼梯和房屋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作为住户若只拥有套内部分产权，不拥有(公摊)过道、楼梯部分产权，势必造成其房屋使用功能上的障碍。若过道楼梯部分产权人要处分(比如说拆除)其过道、楼梯，或不让住户通行，作为住户怎么实现其财产价值呢?这样的房屋又有谁敢购买?同时，作为产权房屋须有相对封闭的空间，并有具有实用功能，而本案公摊(过道、楼梯)不具有这一特性，事实上不可能、也没有成立独立产权的必要。
由于事实上不能，法律才规定房屋买卖须分摊公摊，对公摊部分采用房屋产权人共有办法。
二、梯公摊部分作为住户产权于法有据，且事实也由上诉人给了住户。
如前所述，本案公摊应给住户，同时按《甘肃省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 “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房改房可以上市，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房改房不得上市出售：(一)已购公有住房超过其住房面积控制标准部分(不含公摊面积)未按规定以市场价补足差价的;---” 规定可得出两点结论：1、房改“缩水”部分仅指套内建筑面积的缩水，不包括公摊部分;2、对历史原因造成的公摊“缩水”部分，住户出售时不需再补足差价即可享受公摊部分的利益(出售利益)。可见在房屋拆迁时亦应将其利益(拆迁补偿)给予住户。
事实上，基于上述法律的规定和诚信原则，上诉人在拆迁前将这部分公摊补偿给了住户，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协议和收据凭证，且依法提出了追加第三人的申请，而一审法院却闭目塞听、置之不理!
三、人不具备被拆迁人资格和条件，不应得到拆迁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9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国家实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及第18条“权利人名称变更和房屋现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二)房屋面积增加或减少的;…”、建设部〈〈关于颁布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的公告〉〉第二条“…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拥有房屋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受国家法律保护。”可见主张该房屋产权唯一合法、有效的凭据只能是合法的、能据以确定其具体权利的房产证书。遗憾的是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拿出302.1平方米的、唯一能证明其主张的产权凭证。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兰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兰房(城公)产字第51175号产权证书已经失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依法庭调查可知该产权证项下的房屋已发生房改售房。也就是说该产权凭证已被房改后的41个产权证所代替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被代替的.产权证自然已属无效，权利从何谈起?如果认定该产权证继续有效，那么房改后的这41个产权证就应自始无效?房改也就不能成立!?且该公摊部分无法成套使用、无法确定产权证书所要求的必须记载项目，属事实和法律均不能。据此可知被上诉人缺少产权凭证，不能证明其的产权存在，不符合被拆迁人资格和条件，要取得拆迁补偿于法无据。
四、一审引用“甘房改组字(20xx)4号”文件来说明房改“缩水”合法，“也更加明确了产权人的权利”，纯属一偷换概念、逻辑混合、适用法律完全错误之作。
一审法院引用的是甘肃省房改及住房公积金监管领导小组、甘肃省建设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甘肃省物价局20xx年7月10日“《关于印发<甘肃省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修改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该《通知》可得出：1、该《通知》充其量是个地方规章，而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判断民事行为是否有效的依据;2、《甘肃省已购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首次上市交易的管理”，而不作为公摊确权依据。适用该规定来确认公摊权属属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一审法院引用《规定》第七条“房屋产权发证面积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计算。房屋面积以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面积为准。
房改房计价面积按房屋实得建筑面积计算，当实得建筑面积与购房面积不符的，以实得面积为准。实得面积大于购房建筑面积的既可向原产权单位补足购房款(在该购房职工住房面积控制标准范围内的部分，按购当年房改成本价，超过住房面积控制标准的部分按当年市场价)后上市出售，也可直接上市出售，按差额面积所取得纯收入的50%向原产权单位交纳。”之第二款之规定，来说明房改“缩水”合法，至少存在 三点明显错误：1、其不应置该条第一款关于房改售房须按建筑面积计算之规定于不顾。按建筑面积计算，就已充分说明了公摊应计入住户产权项下;2、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实际测定面积”不符时的差额面积处理方式，而不应是公摊怎么处理问题，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否则，就不会有《规定》第六条第(一)项“已购公有住房超过其住房面积控制标准部分(不含公摊面积…)”的规定。3、正是因为存在“缩水”房改的违规事实，所以才有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缩水”房改的政令。那种以存在“缩水”房改的政令为由，就推断“缩水”房改合法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从一审引用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来看，套内建筑面积“缩水”部分住户也拥有50%的利益，这体现了国家在处理历史房改“缩水”问题中采用的最大限度保护住户利益的原则。据此可见把“缩水”公摊部分利益给住户应理所当然。上诉人把这部分公摊补偿给住户有何不妥?被上诉人再要求该公摊补偿有何事实与法律依据!?
五、由于本案所涉标的——公摊补偿已给了被上诉人的职工，且被上诉人与其职工、本案标的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有关联关系。上诉人在一审提出追加公摊实际受让人为第三人申请被驳回让人费解。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使用法律概念不清、使用法律完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甘肃A石化有限公司
二○xx年十一月十一日
篇2：民事上诉状成功案例
上诉人：巴xx、男、32岁、蒙古族、xx局职工
住址：鄂托克旗x镇第x居委会x栋x号
上诉人：特xxx、男、29岁、蒙古族、xx旗校外教育活动xx教师
住址：鄂尔多斯市xXx镇
上诉人：其XX 女、39岁、蒙古族、XX旗第X中学教师
住址：鄂尔多斯市XX旗XX镇什拉乌素XX栋X号
被上诉人：王XX、男、44岁、汉族 原XX担保公司负责人
被上诉人王XX诉三上诉人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以免除保证责任并对该借款不承担连带责任为由，不服(xxx2)X民初字第XX民事判决，特向本院提出上诉。
请求事项：依法请求撤销(xxx2)X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xxx1年1月13日，被上诉人将融资款项借给斯XX使用时，根据乌审旗的借款惯例，必须由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担保方可借款。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与斯XX/XX期限当时并不清楚。仅根据被上诉人xxx2年5月21日起诉以后知悉：被上诉人与斯xx/额xx期限是3个月(即xxx1年1月13日至xxx1年4月12日)，被上诉人诉讼中已经自认利息结算至xxx1年8月8日。
xxx1年4月12日借款到期后，被上诉人与斯xxx、额xx改变借款期限并支付利息的情况，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书面告知过，仅因鄂尔多斯发生高利贷**导致借款无法归还时，被上诉人以借款人未还借款为由，将上诉人诉至xx旗人民法院。
经xx旗人民法院审理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与借款人斯xx、额Xx借款期限为3个月，时间自xxx1年1月13日至xxx1年4月12日。同时，还查明斯xx、额xx借款利息截止xxx1年8月8日。但是，xx旗法院以担保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时，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故意将《担保法解释》第32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主张顺序以及保证责任范围、保证责任方式的法律规定断章取意，并做出违背法律规定的判决。上诉人根据《担保法》及其解释的规定，对xx旗法院的一审判决，提出以下上诉理由：
一、上诉的法律依据
根据《担保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20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解释》第20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第36条规定： 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
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
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二、免除保证责任的理由
上诉人的保证责任自xxx1年4月12日至xxx1年10月11日止，此期间为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斯x、额xx借款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清偿还款责任问题。作为债权人的被上诉人与债务人斯xx、额xx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也没有经过上诉人的书面同意，该变更后的合同，上诉人也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放弃对债务人的诉讼，就等于放弃了对债务人的债务履行要求。债务人与债权人改变合同履行期限的，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期间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被上诉人以收取利息的方式改变合同的履行期限，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责任同样免除。连带责任保证中，债权人必须在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或者《担保法》第26条第1款所确定的保证期间内行使其对保证人请求权，在保证期间之前，主债务未届清偿期限，不会发生实际请求权问题。但是，在保证期间届满之后，债权人的请求权将由于保证人因保证期间届满的免责而失去法律意义。因此，债权人的请求权必须在保证期间内行使。被上诉人放弃对债务人的诉讼请求，在保证人已经免除保证责任的`前提下，直接诉三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已经与担保法的规定相悖。被上诉人放弃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请求，保证人享有独立的抗辩权。不因被上诉人对真正借款人履行债务的请求权放弃而免除保证人的抗辩权。如果被上诉人诉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时，必须是上诉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下，可以对任一保证人主张权利。担保法对连带责任范围、条件、责任的免除、保证期限、诉讼时效、除斥期间、保证期间的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范围、保证人的抗辩权、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保证责任开始计算的时间等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被上诉人以借款人拒绝还款或者无力还款为由，单独将上诉人三人列本案当事人，违反了《担保法》的上述具体规定，所以，驳回对三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是有法律依据的。
三、法律责任和后果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7号规定，如果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真正借款人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的，应当将案件自行移送到公安机关按照经济犯罪处理，事实上，xx旗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已经开始立案调查。
xx旗法院明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担保期间，已经超过《担保法》及其解释的规定的担保期间及其责任，仍断章取义的曲解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不仅违背法律规定，而且也给社会治安造成巨大了影响，被上诉人的借款情况已经在xx旗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且被上诉人在取保候审阶段。在上诉人提出该事实以后，乌审旗法院仍故意曲解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担保法》及其解释的规定,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如果认为真正借款人或者被上诉人的行为涉嫌犯罪时，应当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按照犯罪进行处理。类似的案件已经给xx旗的社会治安状况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该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无法阻挡，被上诉人以经营担保公司的方式经营高利贷发放业务，在提供借款单据时，无论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在没有具体告知内容的情况下就让担保人签字。在签字时，被上诉人并没有将借款的数额告知给担保人，事后也没有向上诉人提出过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被上诉人以借款人未还借款为由，将上诉人诉至xx旗法院请求承担保证责任，尔xx旗法院明知《担保法》及其解释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时，仍故意曲解法律规定并做出违背法律规定的判决，该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请求本院鉴于xx旗的高利贷情况和社会影响等不安定因素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担保法》第18条、第20条、第24条、第26条、《担保法解释》第20条、第30条、第32条、第34条、第36条、《合同法》第39条、41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巴xx、特xXX、其XX的诉讼请求。
此致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巴XX、特XX、其XX
xxx2年9月22日
篇3：上诉状案例
民间借贷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 ***，男，19xx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庄河市人，现住辽宁省***小长山乡英杰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xx年1月31日出生，汉族，辽宁省***人，住辽宁省***广鹿乡沙尖村。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长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辽宁省***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长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1、原告的儿子***原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现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部门领导，也是本案的实际控制人(20xx年6月8日的借条也是***亲笔书写)，与原审法官原为同事关系，从而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
原审法官依法应当回避，却在被告申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回避，并作出了错误判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4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5条第2项之规定。
原审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现上诉人再次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回避本上诉案件，将该案移送大连市以外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移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2、该案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甚至主体关系都不明确，争议也较大，不应适用独任审判，根据《独任审判员工作细则》规定，该案件不适用独任审判制度。
因此，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使上诉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均受到不公正侵害。
二、原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的“20xx年6月8日，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与原告***达成借款协议，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一份”错误，上诉人***并不是因资金周转需要资金，而是因为20xx年2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儿子***(借款协议上为***签名)有借款行为，此后，***向上诉人索要欠款，在上诉人暂时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手书借条一份，逼迫上诉人签字。
篇4：民事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______，女，____岁，汉族，______省______市，系______纺织厂工人，住本市______路______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______，男，____岁，汉族，______市人，系______机械厂工人，住本市______路______号。
为不服______市______区人民法院入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法民字(____)____第___号判决，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的请求：
撤销原判，改判不准离婚。
上诉的理由：
原判决认为：双方婚姻由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基础，婚后不久，双方因家庭琐事，不断争吵。近年来女方毫无根据地怀疑男方别有所恋，经常到男方单位吵闹，影响工作，双方感情日益破裂。男方迁居单位宿舍，夫妻分居已两年。现男方提出离婚，调解无效。经调查，证实双方感情确已完全破裂，无法和好，因此判决离婚。
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是不正确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与被上诉人的婚姻，虽由双方父母做主，但订婚后，双方不时约见，彼此相处和谐。结婚时，被上诉人欢天喜地，绝无异议。以上事实为亲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可证。而且我们结婚已有十二年，生有两个孩子，多年来家庭和睦，这也为邻里所共睹。根据这些事实，怎能认定感情无基础呢?况且，认定父母做主，必然无感情，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能成立。近几年来，只是由于被上诉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对上诉人和子女照顾不够，始有争吵。但就争吵的内容来说，毕竟是家庭琐事，原审判决也是如此认定的。因琐事争吵而判决离婚，于法无据。至于去对方单位反映情况，确有其事，方式上或欠妥当，但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家庭和好。原审缺乏全面调查分析，仅凭一面之词据以此为判决离婚理由，未免武断。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别有所恋，也不是如原判所说“毫无根据”。早在三年前，上诉人已发觉被上诉人与陆_______关系暧昧，后经多方了解，并由周围同志及邻居证实，他们的关系确已越出正常的范围;特别是被上诉人由此对我的态度日趋恶劣，其用心显而易见。上诉人去其工作单位反映情况，既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使被上诉人不致越陷越深，铸成大错。原审以此认定上诉人到男方工作单位吵闹，与情理不合，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只要被上诉人改弦易辙，抱有诚意，改善夫妻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恢复和好，破镜重圆。上诉人也有缺点，愿今后改正。为了我们家庭和子女的幸福，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不准离婚。
此致
______市______区人民法院转送
__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_(签字)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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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事上诉状，是指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民事判决或裁定，依法向上一人民法院上诉，请求重新审理案件而提出的一种诉讼文书。
篇5：行政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杨**，女，19**年1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X，汉族，住所地：**市明山区解放北路二印巷。
代理人：姜**，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本溪市人，系原告的儿子，住所地：同上，联系电话：1590*****16。
代理人：郭**，女，1963年8月26日出生.，联系电话：1384*****66
被 告：**市房产局，住所地：**市平山区东明三路25号
法定代表人：金**，局长 联系电话：366****
上诉人杨**因***市房产局违法进行房屋权属交易登记行政诉讼一案，不服明山区人民法院明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依法裁定撤销(2012)明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指令明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或者指定(所辖)其他县区人民法院管辖或者提审。
事实与理由：
一、基本事实
(陈述事实)
二、本溪市房产局的.违法事实及上诉人起诉的理由。
(陈述理由)
三、明山区人民法院(2012)明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确有错误。
(陈述事实，据实描写。)
另外：
此致
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杨**
二○一*年五月八日
证据清单：
**市房产局撤销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决定(本房告字【2012】3号)，拟证明行政主体--**市房产局已撤销其行政行为。
原告杨**提供
篇6：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上诉人：xxx，男，xxxx年10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原任佛山市公安局石湾区分局治安科副科长，住佛山市石湾区大富路二街1号203房。
二审辩护人：王思鲁、翁春辉，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不服广东省南海市人民法院xxxx年3月19日(xxxx)南刑初字第1408号刑事判决，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挪用公款罪的罪名，最早出现于全国人大常委会xxxx年1月2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在此之前，xxx年《刑法》未规定挪用公款罪，1985年“两高”《关于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中规定，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几种行为，以贪污罪论处，1997年《刑法》第384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含义为：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用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xxxx年10月17日，最高院最新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界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内涵为：①“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由上可知，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私利，利用职务方便，违反法律、法规和财经管理制度，未经批准和许可，以个人名义，擅自将数额较大的公款挪作私用。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牟利性，行为人挪用公款目的在于谋取“利息”、“回扣”、“酬金”等“个人利益”;其二，以个人名义，行为人挪用、出借公款给使用人，用的是行为人个人的名义，而不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名义;其三，擅自性，行为人挪用公款，未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和许可，擅自而为;上述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本质特征，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才构成挪用公款罪。行为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擅自”而为，若非为谋取“个人利益”，即是缺乏牟利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新司法文件《关于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的处理意见》中“单位领导为了单位的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擅自决定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均不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参见最高院刑一庭、刑二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xxxx年第8辑，法律出版社，第82页)的规定，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一审判决未见任何分析，即下结论：“经查，刑法并无规定，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须以‘牟利’及‘以行为人个人名义出借’为犯罪构成要件”，未免太武断。要知道，刑法不仅指刑法典，还包括司法解释等文件;刑法更不能以有无“白纸黑字”作为有无规定的依据，刑法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从适用的角度进行正确的理解。如果只有“白纸黑字”才算刑法有规定的话，恐怕谁都可做法官了。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具体理由是：
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得过罗哲都给予的任何形式的好处，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构成要件中挪用人“谋取个人利益”的特征并不相符合。自198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高”先后于xxxx年、xxxx年、xxxx年、1998年、xxxx年就挪用公款罪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纵观其历史变迁，内容繁杂，不乏重叠、交叉、冲突之处，但从中可知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取向：(1)把依附于贪污罪的挪用公款罪从贪污罪中分化出来，独立成罪;(2)区别挪用公款的几种不同情形，分而治之;(3)区分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克服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等量齐观、同罪同罚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现行刑法及随后近年来的司法解释逐步取消了1985年、xxxx年“两高”司法解释中“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论处”的规定。然而，“谋私利”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要要件被最高司法机关保留至今。譬如：xxxx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其他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公款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应视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十年之后，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继承了上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可见，挪用公款罪自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被最高司法机关在它的客观要件上打上“谋私利”的深深烙印，行为人是否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是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设立挪用公款罪，旨在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保护公共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铲除“公款私用”等以权谋私腐败现象，行为人若非为“谋私利”，何谈不廉洁?何谈以权谋私?如果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岂非与此罪的立法本意相悖吗?一审法庭调查时，公诉人宣读了上诉人的供述和罗哲都的证言，他们一致的说法是，上诉人经手借公款给罗哲都，没有得过罗的任何好处，换言之，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罗许诺过或给予过上诉人“利息”、“回扣”、“酬金”、“红包”等任何形式的好处，公诉人亦不否认这一点，我们查遍“两高”、法学教育、科研机构公布研讨的大量权威判例后发现：不是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的，一概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2、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不是“以个人名义”，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并不相符合。正如前述，挪用公款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尽管历经变迁，但行为人挪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和“谋私利”一样，被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固定下来，成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一审调查中，控方出示了罗哲都写的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现金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这张借条首先肯定罗哲都借公款的事实，其次，这张借条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不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否则，不可能这样写。现实当中，哪有以个人名义借款给他人，借条上不写明出借人个人名义的道理?再其次，这张借条尽管有意省去了出借方，但实质上用的是“治安科”名义，这与罗哲都归还其中借款2万元时，上诉人开具的收条上所写“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内容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用的是单位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不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文件“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实质上是一种单位行为。对于单位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既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控方指控上诉人“至案发时，被告人上诉人仍未将所挪用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归还”，然而，上诉人反复交代，罗哲都借款后，已归还了其中的2万元，刘还给罗哲都开具了一张收条，上书“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罗哲都亦出具证言证明：他本人已全部还清所欠治安科借款，上诉人还开具了收条，收条内容如前所述。尽管这一收条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们知道，在民事法领域，当事人的承认是当然的证据，足以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但当事人的否认并不能当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否认的成立与否，还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在民法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法理。由此可见，作为代表出借方的上诉人与作为借款人的罗哲都，双方均已不谋而合地认定罗哲都还款及上诉人开具收条的事实，也就是说借贷双方所述相互印证了以下事实：①罗哲都已还款2万元②罗还款时上诉人开具了收条。上诉人与罗哲都铁窗相隔，但彼此说法一致，足以证明未归还欠款实为25000元。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佛山作为珠三角经济发达区，这一数额显然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据此，也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法庭调查表明：罗哲都问治安科借钱时，彭永新甚至说不要写借条也可以，可见，小钱柜的管理带有随意性，罗哲都说上诉人开的收条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难道借贷双方口头认可还款事实可以不算数，非要如控方认为的找到收条才可认定?从民事证据的角度看，书证固然重要，但并非定案的唯一证据，也就是说并非在只有书证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案件事实，缺少书证就不能认定。譬如口头遗嘱，在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证明的情况下，亦可认定。因此，在上述借贷双方均已口头认定还款事实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认定：罗哲都已归还2万元。控方认定“肆万伍仟元至今未还”显然与事实不符。
3、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奉治安科彭永新科长之命行事，不是其擅自决定的。
挪用公款罪中“挪用”一词的涵义，是指行为人未经批准而使用公共财物，或者违反国家的财政、财经管理制度，改变财物规定用途的行为，“擅自”二字就是其题中之义。现行刑法修订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应在“挪用”前冠以“擅自”二字，可见，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擅自决定”。本案中，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是刘“擅自决定”的，还是彭永新打电话要刘这样做的?对此，上诉人自始至终反复强调彭永新打电话给他，令其动用公款45000元借给罗哲都用。法庭调查中，控方宣读了彭永新的陈述和罗哲都的证言，彭永新说他对上诉人经手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一事根本不知情，同时，又说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他本人一支笔审批，显然，彭永新是在推卸责任，其上述陈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同时，由于彭永新本人亦因涉嫌犯罪在押，其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基于此，彭的证言也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罗哲都的证言尽管表述模糊，但他明确提到，其第一次向治安科借钱是经高小明批准的。一审法庭调查表明：上诉人经手借出公款给罗哲都，没有也不可能是上诉人“擅自决定”的：
其一，上诉人尽管管钱管帐，但只是具体经办人而已，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一把手彭永新一手操纵，上诉人好比“拿钥匙的丫环”，当家不作主。45000元不是一餐饭钱，可说是一笔巨款，上诉人不可能不经过彭永新批准，“擅自”动用巨款。当然，要上诉人“擅自”动用公款请朋友吃一顿饭或许能说得过去。
其二，上诉人与罗哲都非亲非故，只是点头之交，上诉人甚至连罗哲都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只知道他的绰号“罗肥佬”，从刘、罗二人的私交来看，上诉人不可能“擅自决定”借巨款给罗哲都，相反，彭永新与罗哲都过从甚密，只是因为罗哲都多次到治安科办公室找彭永新，上诉人通过彭永新的介绍才认识了罗哲都。借款给罗哲都，要说是彭永新的意思，还说得过去，或者说上诉人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不惜承担风险“擅自”借款帮哥们兄弟一把，还说得过去，但罗哲都和上诉人连一般朋友都算不上，上诉人凭什么擅自借巨款给他?
其三，上诉人经手出借巨款给罗哲都，有没有从中谋取私利?法庭调查表明，借款前后，罗没有许诺或给过上诉人一分钱的好处，如果说上诉人受利益驱动，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背着领导借钱给罗哲都尚有可信度。上诉人或者换了其他人，有无可能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背上“挪用公款”的罪名，“擅自”将巨款借给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既无感情联系、又无利益关系的人?不要说执法懂法的上诉人，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做这等傻事。
由上可知，上诉人供述其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看彭永新眼色行事，不是其擅自而为一说足以采信。控方指控上诉人“擅自将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五仟元现金借给罗哲都”，难以自圆其说。
4、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标准之一在于被挪用款项的用途，挪用公款是否归个人使用。公款公用，还是公款私用?如果是前者，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乃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前提，其中又有三种情况，若其用途是进行非法活动则无论数额多少，均构成犯罪;若其用途是进行营利活动，则要求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才构成犯罪;若其借款时间超过三个月，且数额同时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构成犯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及认定历来争议颇多，最高法院就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几经变迁。前面已谈到的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实质上是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私有公司、私有企业”指的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者不在此列，换言之，将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使用的，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本案中，如控方《起诉书》中所言，罗哲都借款，用途在于“作为罗承包经营的新丰竹木工艺制品厂资金周转之用”，而“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认定刘的行为是否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意义重大，如果该厂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最高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刘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该厂具有法人资格的前提下，该厂是否由罗哲都承包，对该厂具有法人资格及上述45000元借款用于该厂生产经营没有影响，罗的承包行为属于内部行为，即仅为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对外，罗的行为只能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该厂自身才是对外的合格主体。因此，就该款的终极用途而言，纯属罗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借款，其用途也是用于该厂的生产经营，借款及用款均为该厂，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便决定了挪用公款的非个人使用性基础。从罗哲都证言可知，“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属集体所有制形式法人。
综上，“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三大特征，被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固定下来，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一审控方首轮辩论所认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实际上，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控方亦已肯定了这三大特征是挪用公款罪的题中之义，只不过控方十分牵强地认为上诉人符合这三大特征而已。令人奇怪的是，一审判决甚至不承认三大特征为挪用公款罪题中之意。
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任何一个特征，根本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从前面我们阐述的任何一点理由中，都会得出上诉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结论。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精髓，是保障人权，防止冤及无辜、任意出入人罪的有力杠杆，其中，“罪刑法定”中的“法”指的是法律体系而非仅指刑法典、“两高”上述司法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刑法典所作解释，可以说是刑法法条的具体化，无疑是“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和作为“法”的“两高”司法解释之中，怎么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控方之所以出此言，缘于其把“两高”的解释排除在“法”之外，也就是说认为司法解释不是“法”，这显然曲解了“法”的内涵，缩小了“法”的外延。从一审控辩双方的多轮辩论中，已可清楚看出，控方无任何理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法的属性，但其又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本案，这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司法解释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其目的是指导审判，它不是创设法律规范，无论行为发生于何时，只要是法院正在进行的一审或二审诉讼活动期间，该司法解释已存在，且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最高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明令废止，人民法院就必须适用。这是毫无疑问的。控方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明确以悖于刑法典为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效力，恰好说明控方已认同了司法解释的客观存在以及我们对它的读解。可见，如果以挪用公款治罪上诉人，无疑与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驰。上诉人的行为若欠妥，这也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追究其责任，而不能以挪用公款罪名义处罚。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已拘押了上诉人的巨额财产。这在一审判决中无任何反映。基于本案事实还未查清，请求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开庭审理本案。
此致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xxxx年3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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