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难倒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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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鲁迅难倒了教科书
近几年的秋天，随着新学年的开始，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进进出出，就像旧伤口发炎肒脓一样，总是引起传媒和网友们的吵闹。其实这些争论，总体来说价值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总是争论鲁迅的作品该不该删除和该不该保留这样的伪命题，而不去思考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主宰并导致了这样的原因?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就会在每年秋天，鲁迅的作品“一有风吹草动”，就重复言说，毫无新意，还显得没有一点含金量的振振有辞。
(资料图：鲁迅作品是否从教科书中撤下，一直是舆论争议不休的话题。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争论的前提，就是教材编写不能搞大一统，不能搞垄断。如果百舸争流，教材编写完全由民间自行编写与出版，学校和教师自行选择，乃至他们自行编写，那么鲁迅作品的增加和减少，都会变成一个伪命题。
长期以来，国x党和共产党都热衷于选林觉民的《与妻书》——两党曾经极不相容，你死我活，却在许多时刻都选这篇文章，那是为什么呢?请参看拙文《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这里面蕴藏着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但在台湾教材编写民营化后，以我所见，台湾民营教材和台湾“教育部”部编教材也没再选《与妻书》，这里面可以阐释的信息非常之多。但为什么没见台湾教育界、新闻界于此闹哄哄地争来争去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教育哲学的改变和教材编写的自由竞争。
教育哲学的改变，我们选按下不表。教材编写一旦自由竞争，谁的作品真能带来美的享受、知识的增益、思想的深度、心理上的帮助与成长，便不只能由教材编写者说了算。一九四九年后大陆的教材编写者，只不过是庞大利益分肥者的一员，像我这样对教材比较有研究的人，都不知这些编写者有何等事功——是否教育有能，写作有得，心理有感的人在编写——更何况万千与教育有关却对教材不甚了解的学生与家长呢?
如果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讲解，由一线教师做决定，加上家长委员会这样自助性组织的权衡，我想在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使用上的制衡上一定是会起点作用的。
但或许有人会讲，如果教材百花齐放，深度竞争，那是不是对高考不利呢?那当然相应地要改变全国统一高考的模式——改为各高校自行招考，使得高校竞争成为可能，民营资本真正有可进入之期。
有人会说这样太腐朽，难道现在的高度垄断没有腐朽?请参见我两篇几年前乃至十年前论《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的文章——我并不主张取消高考，而是主张取消全国统一的高考，使高考的资源配置达到一定的优化。同时舒解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巨大焦虑，一年可多考几次，单是使学生自杀率有所降低便是功德无量的事，何况还有教育上的其它增益?再者，客观题僵死一般的具有统一答案的题，所占的比例应该大幅削减，使得教材的充分竞争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由民国时期的教育成就得以证明。
鲁迅的名声被传播得很广远，如果我们做点像样子的实证研究的话，其实他名声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他真正值得重视的小说《呐喊》《徬徨》，散文集《野草》，更不来自其学术作品《中国小说史略》，而是来自他后期的杂文。
名声如何得来，这是作者自己控制不住的，因为作品的传播，有社会之需，更有手握“议程设置”——传播学名家拉斯韦尔、施拉姆等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对了解信息控制与传播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重权的掌控者如毛泽东的深度参与有关。这正如钱钟书的调侃：“所谓名声不过就是误会的总和。”
鲁迅的杂文都是随感性质的东西，并没有太深的讲究。尤其是他并没有较好的政治学常识，在公共议论中缺少清明理性，特别是争胜好斗的习性，使得他骂功大放异彩。其间的仇恨教育和怨毒之辞，很容易把把情感与智商正处于发育期的学生，培养成了一个大多丧失理智，不能正常讨论公共问题的谩骂者。
这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许多人没有见识，大陆曾引进台湾学者陈奎憙、张建成审订，谭光鼐、王丽云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版)，将世界级的教育社会学家几乎说了个遍，但几乎很少涉及教材在教育社会学里应有的分量。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所处之时代，教材对学校对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引致足够的重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工业化引起的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还远没有到今天这般疯狂。
越到后来，教育越追求规模化效应，讲究一种投入与产出的速成，成为国家至上教育观，以及商业与人力资本全球化对人才需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民主国家教材编写充分竞争，有时根本就没有教材，但他们的老师能做到在价值观与情感、知识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干扰。但对于封闭社会的教育，教材所造成的诸多社会影响之大，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但问题是，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作为影响学校和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学家的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引致传播学者的深透观察。一篇课文被重复选用，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信息，选它的目的何在?学生能有兴趣地接受否?讲解者有何种能发挥的余地?如果按规定死了的“教学参考”来做，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如果我们能对从民国以降，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的情形，做个数字统计的梳理，对其诗、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一个入选的分类，那么就不难得出我们的教育在注重鲁迅的什么，从而分析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和时代风尚，甚至教育哲学目的。如果说民主国家的教材问题，还不是个巨大的教育社会学应该研究的问题的话，那么像我们国家的教材编写、出版、发行、讲授，应该成为教育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
研究迅翁的人可谓多矣，既有“伟大领袖”号召在前，更有众多只能算是“就业大军”的研究者岂甘落人之后?迅翁值不值得研究呢?当然值得深加研究。但如何研究，却是那些只靠他吃饭的所谓研究者，不曾想过或者万万想不清楚的。他们只有辗转稗贩，连鲁迅的知识谱系怎么来的`，他们都不甚了然。只有像金纲兄这样的人来下苦功，编著一本厚厚的《鲁迅读过的书》，做这样吃力不讨彩的基础研究。
同理，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对国人的社会认知、知识的构筑、历史的体会、现实的应对、情绪的形成有何等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尽量做定性定量之研究。而不是流于泛泛谈论，产生一堆无用之口水，每年秋天来发炎肒脓，而毫无精进。如果有人写一本《教材的传播威力：以鲁迅为例》，从教育传播学和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讲，那一定是件功德无量的美事，做得好甚至是本传世之作。可惜的是，只知重复蹈袭的迅翁研究者，哪里能产生这样新的研究视角和功力?
有人说最近几年在教材里连续取消鲁迅的作品，是有关部门想淡化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怕许多人读了鲁迅的东西，对当下有极其丰富而敏锐的联想，使得他们不安，我不认为有关部门完全没有这样的企图。但是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鲁迅不少作品，不适合在初高中来读，也不必为此讳饰遮掩。不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就不会成为一种流布甚广的校园段子了。
当初我读书的时候，选的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可以说除了《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外》，没有一篇我喜欢的。这说明教材编写者，根本就不从教育心理学上去思考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灌输，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们在选入鲁迅作品的同时把鲁迅也给异化了。
事实上，在公共话语中有着清明理性，具有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的人，鲁迅远不是最好的批评者。我不是说鲁迅的完全不选，至少应该给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王小波、林达、刘瑜等人，以较多的机会，让学生们知道批判社会现实还有这样的维度，文字不必剑拔弩张，但却深具穿透力，甚至有趣而优雅。
鲁迅的一些作品如《纪念刘和珍君》于当下依然有现实针对性，但你要是不能讲透“三·一八”惨案的背景，你不能诚实地告知其间有多种势力形成的此局，以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那么你如何讲《纪念刘和珍君》?
不客气地说，如今的中学老师里，很大一部分人单一而混乱的历史知识，不配来讲这样的课。我认为要讲这样的课程，不仅要有诚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还要有相当的政治学常识，而不是仅是停留于“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的空洞抒情。愤怒和仇恨都是人之情绪的一种，但对心智和情感都尚未成熟的学生，恐怕在这方面，我们成人要有相当多的考量，不可偏执而不顾他们的良性成长。我们应该对鲁迅文章入选做比较精确的数据统计，看哪些重复入选的概率较高，而为何忽略鲁迅另外的文章，来做重复率研究，以明了官方为何选此鲁迅而不选彼鲁迅的原因。
很多人说不理解鲁迅作品何以被剔除教材，好像他能洞悉鲁迅作品入选教材的教育目的似的。如果我说斗争哲学、阶级意识、仇恨教育、丑化民国才是有关部门在几十年里频繁选鲁迅的目的，希望你不要感到吃惊。但有人或许会说，他们害怕嘛，我们就一定要选噻，这样的教育的目的恐怕害人终害己。因为不要忘记仇恨的反噬作用，往往是民众间的互相仇恨，更符合古老的牧民术和统治运营成本及风险的降低。斗争及仇恨导致互信降低，使得人的原子化加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会让我们深思，但他并没有谈及中国的现实何以如此。
鲁迅的作品依然是现在教材里，所占比例最多的，这说明人们的认知有相当多的惯性，同时也表明现实的丑陋，不能达成鲁迅希望其一些文章速朽的愿望。如果我们不清楚为何如此，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港台两地所选鲁迅篇什，就能大致明了大陆教育何以如此了。选文中保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这样的篇什是必要的，我甚至认为高中可选《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章节来让人们认识一个别样的鲁迅，使其更加丰富而立体。
教材对一个写作者的名声既有传播乃至神化功能，但也有极大的异化作用，因为很多人所受的教育，也就到高中为止。教材对人之“三观”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有人只知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便形成对杜甫、白居易如此扁平而单一的终身认知，要想改变其认知绝非易事。那么对鲁迅的神化和利用，何尝没有异化他的成分呢?
篇2：教科书不能没有鲁迅
开学季，人教版初中一年级语文教科书中将唯一一篇鲁迅作品《风筝》删除的消息，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这不是第一次了。近年来，随着教改的步伐，鲁迅在教科书中的淡出似乎成了一种必然趋势，而且每次都能引发大范围的争议。鲁迅之于中国人，印象太过深刻了。多数人回忆起当初的语文课，只剩下那么一个或谓之深刻，或谓之尖刻的鲁迅而已。
我个人是一个鲁迅的拥趸。很长一个时期中，他都是我心中排第一位的作家。过往的语文教材中，除了仅一个单元的文言文，很难从那些担当其他使命的课文中感受到语文之美，鲁迅作品成了最大的一抹亮色。而且不怕贻笑大方，他脱胎于文言的白话，以及不留一个多余之字而至枯涩的文风对我影响极大。而至成人后，在精神软弱之时，总会想到他将一切假象一掀而起的痛快淋漓，想到他那般杀伐决断，快意恩仇，沉郁却始终清醒不自欺的强人精神，胸中唯有汹涌的崇拜之情。他太酷了。假如在今日以文字为稻粱谋的生涯中，能略有思考，只能说是拜先生所赐。我们未必也要去做一个鲁迅，但不应该学着深刻一些吗?
客观地说，从前鲁迅作品在教材中“拿大顶”，也有意识形态渗透的考虑。教师在讲解上，也只停留在阶级斗争的.范畴。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它的光芒。有文本在手，任何强加于身的庸俗讲解都黯然失色。
鲁迅之去，已近80年。然而他以热血冷眼打量过的旧中国，至今仍然在转型之中混沌和挣扎。祥林嫂、孔乙己、阿Q、闰土们从未绝迹。他的痛苦，依然十分现实。鲁迅那些“一事一议”“小制作”的杂文，读来仍旧让人如芒在背，涔涔汗下。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已成年的“学生们”在屡屡“吐槽”当年难啃其文的同时，却无论如何不愿他被请出语文课本。
有人说，接近一个作家的思想，并不一定通过教科书。这个道理没错，但这和教科书需要鲁迅是两个问题。教科书无论何时都摆脱不了教化的烙印，因为它对于整个国民思想素质具有定纲立本的意义。否则，日本的某种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中国人又何必去大声抗议?教科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尽管日后你可能早已完全将课文遗忘，但其营养早已成为了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鲁迅扛鼎，当之无愧。
当然，我也同样认为，教科书不能办成鲁迅作品集，任何立意无害的优秀作品都应有资格入选。好文章也并非如鲁迅一种。教科书应该增加体现人类最美好情感、体现真善美的作品，也让学生们感受到文学的多样性。目前的教科书改革，已在向这样的方向努力。
但认为鲁迅作品太过深奥阴暗，已不适应时代，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观点，并没有说服力。照此说法，文言文就更不应该入教材了，继续诵读儿歌想必是没什么难度的。漫说一句，学习鲁迅作品长大的人并不少，怎么没见有多少人受其熏陶而摆脱内心的孱弱和劣根，或者成为一个善于发掘本质、独立思考的精神斗士?可我们又是多么需要这样孤独却又蕴含着巨大生命力的斗士!也许我们并没有读懂鲁迅，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能放弃鲁迅。
篇3：我被铅笔橡皮尺难倒了
小学生作文：我被铅笔橡皮尺难倒了正文：
今天这堂课,老师和我们玩了一个游戏:“铅笔 、橡皮 、尺”.游戏规则很简单：只要把与老师说的东西对应的东西举起来就行了.老师刚说完，下面就沸腾起来了,“哎呀，太简单了!”“ 小菜一碟，小意思啦!” 我也在想：这游戏真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吗？
游戏开始了，“ 铅笔!”我手忙脚乱,举了尺，没错,谢天谢地!尺又来了,根据大脑正确的思维，我举起了尺！唉，错了.我想：错了.我想：下面一个一定是橡皮，于是就把铅笔紧紧地攥在手里.嘿嘿,幸亏我有先见之明！谁知,老师喊的是铅笔，我也没有把东西换过来，果断地举起了铅笔，结果当然是举措了.我咬牙切齿，决心下次一定要举对！“尺! ”我要举橡皮 …… 我这样想着。抓住橡皮，橡皮就长了脚，滚到地下去了，捡起来时，又比别人慢了半拍，失败！这次我想了一个办法，用三跟手指各点一样东西,“橡皮! ”抓铅笔，抓铅笔.可惜我把三样东西靠得太紧,竟把三样东西全都举了起来！我不甘心，决定再赌一把，天灵灵,地灵灵,菩萨快显灵.我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尺! ”橡皮大爷,橡皮大爷，你在哪儿？找到了耶！成功了！“铅笔!”突如其来的两个字使我不知怎么办好,拿尺!可我的手不听使唤，选中了橡皮，运气真不好，倒霉死了。“ 现在游戏结 束！ ”啊？还没玩够呢！
你可别小看铅笔 、橡皮 、尺,这次它们可把我给难倒了!
篇4：鲁迅《二心集》杂文集:《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2〕，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3〕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4〕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5〕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6〕”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7〕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8〕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9〕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2〕“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3〕“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4〕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5〕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6〕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石。
〔7〕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被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8〕“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石政府。
〔9〕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篇5：这是一道阿里巴巴的面试题，难倒了95%的面试者，你ok吗？
请问这个图中，总有有多少个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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