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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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出身科举，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世家，门第显赫，往往依靠父祖高官地位进人官场，被称“门荫”出身。两党分歧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地位;牛党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分歧外，还牵扯到个人恩怨，相互打击。
李商隐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17岁时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受聘任幕僚，一直到开诚二年(837年)，先后8年。令狐楚是牛党要人，地位显赫，唐宪宗时曾做宰相。令狐楚，对李商隐都很赏识。令狐楚临死时，函招李商隐代草遗表之任，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上令狐相公状一》、《奠相国令狐公文》中对此都有提及。李商隐后来能考中进士，就是受令狐的推荐。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为了生机，另找出入，到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做事，得到王茂元赏识，娶王的小女儿为妻，成了王的东床快婿。王茂元当时被认为是李德裕的党徒。李商隐原在令狐门下，现转投王茂元，牛党认为是忘恩，触犯了牛党戒律，因此牛党对李商隐耿耿于怀，千方百计进行报复。开诚三年，李商隐应考“博学鸿辞科”，本已被录取，但因牛党作梗，复审时被除名。这次意外打击，对李商隐振动很大，名诗《安定城楼》表现最为明显。
李商隐和王茂元女儿的婚姻是他一生荣枯的转折点，诗人的感情生活固然得到满足，但政治命运遭到厄运。尽管他对朋党斗争深感厌恶，但牛党对他一再排挤打压。正如他在《晓坐》中感叹：“红颜无定所，得失在当年”。从诗人二十七岁结婚王氏到四十七岁病死，整整二十年漫长岁月，都是在职位低卑、宦途失意的境遇中寂寞地度过。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和才能无法实现，被埋没在朋党倾轧中。
李商隐才学极高，抱负远大，欲建功立业，匡扶王室，无奈晚唐夕阳西下，风雨飘摇，使一身才学的李商隐四处碰壁，寄人篱下，郁郁而终，只有在诗歌中一展鸿才。李商隐性格耿介正直，面对险恶现实，感受时代痛苦，使诗歌隐晦曲折，托物言志，回味深远，题旨迷茫，继李白豪放坦荡、杜甫沉郁顿挫之后，为唐代诗国又开辟出全新的艺术领域：
晚唐心态。生活于晚唐时代的李商隐，他的思想、心态与艺术追求，与前辈中唐诗人已有所不同。中唐虽是大乱之后，但士人却对王朝 “中兴”抱有希望，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失昂扬奋发，表现为积极进取，关注时弊民瘼。但到了晚唐，面对残破的政治局面，他们深感无力回天，在心态上有一层暗淡伤感色调。韩愈有《盆池》诗：“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而李商隐《宿骆氏亭怀崔雍崔衮》却说：“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来听萧萧打叶声”与“留得枯荷听雨声”分别反映了两种心态。前者可看作萧散中尚未失去自信，后者可看作落寞感伤失去希望。
心灵开拓。李商隐诗歌注重心理体验和情感信息传递，他追求的不是李白、杜甫那样完美鲜明阔达的意境，而是把不相关的物像粘辑在一块，通过不同意象营造一种空白迷离的诗境。如《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虽然交代时间、地点、天气，但这并不能确定“昨夜”是特定还是泛指的,仍是一个未知数。“画楼”、“桂堂”可以是府邸也可以是庙观，颔联与劲联之间没有关联词语衔接，仅仅几组极具感情色彩的独立意象，句与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有一大块思维空间让我们想象填补，塑造出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幽邃意境。
意境虚化。李商隐善于运用意象与诗句之间的衔接空白，使得诗句与诗句、意象与意象之间留下许多的空白点，引起人们有宽阔想象的空间，把意象与诗句之间的情绪的跳跃性无限拉大，给人以无穷的魅力。如《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叫光夜，更在催台十二层?”从诗歌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诗歌中意象之间转换跳跃的距离之大，“如何”二字更是突出其间跳跃性变化，令整首诗歌更具有张力与内涵。梁启超曾说过：“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可见李商隐诗歌中联与联、句子与句子、意象与意象之间跳跃转换，能给人以揣摩不尽的美感。
理性批判。李商隐写了一百多首政治诗，晚唐的政治斗争、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在其政治诗里大都有所反映。这类诗风格委曲，笔法春秋。《隋师东》在讥刺讨叛诸将跋扈难制、冒功邀赏的同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庙算之失”，即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政策，宰辅不得其人，从侧面写出了藩镇长期割据的根本原因。在《有感二首》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他们大事株连、杀戮朝臣的罪行，描绘出长安城内，朝廷上下，死者衔冤，生者饮恨的悲惨肃杀气氛。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类作品饱含着对党祸的沉痛怨恨。“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哭遂州萧侍朗二十四韵》)，直接表达了对党人罗织人罪，致人死命的满腔悲愤。
总之，李商隐诗风的出现是晚唐社会整体环境塑造的，其中的政治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仕途的跌宕和坎坷就没有李商隐诗风。
篇2：“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
“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
如果说唐诗是个盛开的大花园的话，李商隐、杜牧便是这个花园里最后的两朵奇葩，所以人们把他们并称为小“李杜”。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大盐贩子黄巢这首充满刹气的《菊花》诗中，业已透露出我们引以为傲的庞大唐帝国王朝，即将在这种刹气中离开时人的视野，步入最后的岁月。
虽然李商隐(813—858)的去世比黄巢开始公开武装革命(875)早了些年头，但他的一生其实都在闻着一股腐烂的味道。
这种味道便是几乎贯穿整个晚唐的“牛李党争”。
派系争斗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但这种争斗确实与中国漫长的历史如影相随。
在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即使再优秀，绝大部分个体越接近旋涡的中心越不能自拔。即使是处于旋涡的边缘，稍不留意，也会不由自主的被吸了进去。
李商隐那时只不过刚入江湖，他能够幸免么?
让俺们在贴近李商隐之前先复习一下“牛李党争”。
这场历经40多年的派系争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场高考。那场考试与李商隐毫无关系，那时离他来到人间还差几年。
参加那场高考的是另两个“愤青”：李宗闵、牛僧儒。他们只不过是在作文中将当时的朝政批了个一蹋糊涂。
当朝宰相李吉甫看了后当然很是窝火。所以，尽管唐宪宗在阅卷时觉得这两个小伙子很不错，不仅文笔清新，胆识也很好，甚至已安排给他们发委任状了。但老李就是不乐意，他甚至从这两个“愤青”身上想到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觉得他们背后肯定有其他后台。于是，便说：这两个家伙与考官有私人关系，绝对不能重用。
毕竟这是宰相说出的话，唐宪宗不能不信。结果，不仅李宗闵、牛僧儒没得到提拔，还连带了几位主考被降了职。
李吉甫出身世族，对那些经过科举爬上来的官员历来就是看不上眼的。
但矛盾归矛盾，这时还没上升到党同伐异的激烈程度。那还是以后的事。
事情很凑巧。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又一次举行考试。
这次是参考的是李宗闵家的一个亲戚。据说那小伙子考得也很好，但又被人举报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并有翰林学士李德裕亲自作证。
结果，不仅事情黄了，李宗闵还被牵连贬出外地。而作证的李德裕就是当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
这样一来，情况开始进一步复杂了。
本来李宗闵对李德裕家就很有意见，这回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不仅李宗闵恨，牛僧儒以及一帮科举出身的干部都有了一种阶级对立情绪。很自然，他们便慢慢的建立起一个“恨”的圈子。
李德裕在看出苗头后，自然也相应的形成了他的世族圈子。当然，与“恨”相对立的并不一定叫作“爱”。
于是，两个“恨”的圈子开始了冲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在朝官争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偷着了的便是宦官集团。他们在偷着乐的同时没闲着进一步坐大。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李宗闵终于通过坐大了的宦官集团走上了宰相的位置。在此以前，李党一直压制着牛党;现在，牛党的李宗闵上台了，当然放不过李党。
一时间，李党纷纷落马贬出，朝中基本成了牛家的天下。
但在弹冠相庆的同时，牛党们丝毫没有放松过对李德裕的防范。
客观来说，李德裕在被贬其间包括后来登上相位，真为大唐李家作出了许多杰出贡献，甚至可以说经过他的努力，才得以将大唐江山无形中延续了一段岁月。
比如说，在浙西8年，工作成绩突出，唐文宗曾一度想将他调回做宰相，连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自然遭到李宗闵、牛僧儒等强烈反对。再比如说，李德裕转任西川(成都)节度使，苦心经营，将沦陷40多年的维州城从吐藩人手中解放出来，但结果却被宰相牛僧儒下令归还给了人家。
国事固然重要，但在许多人看来，还有比国事更为重要的东西。
整天的斗来斗去，连唐文宗都觉得厌烦了。一烦之下，终于皇帝了一回，于太和六年(832)，硬是将李德裕召回任为兵部尚书。无疑，两党之争又重燃战火。
文宗很生气，便将老是干政的李宗闵贬了出去。可李宗闵虽然走了，但老牛还在，争斗依然未熄。文宗很郁闷，干脆将问题留给下一位皇上去处理了。
唐武宗时，李德裕终于当了宰相。
篇3：李贺诗歌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李贺诗歌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 毕业论文
摘 要
李贺诗作在唐诗中别树1帜，颇得后人赞许，且对后人影响很大。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是深受影响的`1位。因为在生活，思想与艺术方面与李贺10分接近，李商隐曾经虚心学习李贺，在诗歌艺术方面深受他的影响。无论在艺术构思，想象艺术，还是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构建，语言运用与化用典故方面，李商隐诗歌都深深地打上了李贺的烙印。
关键词：李贺；李商隐；诗歌；风格；影响
ABSTRACT
Li celebrates the poetic composition to be set up a new banner in the Tang poem, quite the posterity commends, also affects very in a big way to the posterity. Late Tang renowned poet Li Shangyin is. This article is celebrated on Li Shangyin the poetry artistic feature influence to be big several performs to analyze and the exploration. Celebrates the poetry on Li to the Li Shangyin poetry influence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several major characteristics: One, special imagination, strange idea; Two, deep and quiet is treacherous, mysterious superior ideal condition; Three, color rice shoot Li, wonderful and precipitous language art. Four, excels using the literary reference to increase the poetry the artistic color. Regardless of is in the idea art, the narrative artistic aspect, in the image, the ideal condition, the language, with the standard aspect, the Li Shangyin poetry all deeply deeply has gotten the Li He brand mark.
Key words: Li He; Li Shangyin; Poery; Style; Influence.
篇4：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有哪些影响
自二十九岁登第起，白居易的创作就同他的宦海沉浮紧紧系在一起了。他的诗歌，揭示出一位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揭示出造就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和那个阶层的部分特质。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一个和传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现实世界。
白居易做官廉洁奉公 离任时将多数薪俸留官府仓库
提起唐代的白居易，很多人对这位大诗人的《琵琶行》、《长恨歌》、《新乐府》、《秦中吟》等诗歌代表作铭记在心，但并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廉洁奉公、公而忘私的清官。他在杭州任刺史三年，离任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俸都留在官府仓库。离任后他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三年为刺史，饮冰(为国担忧)复食檗(檗bò一种苦味植物)。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此诗当是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诗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于是“继守者，公用不足，多假而复填，如是五十年”(北宋王傥《唐玉林》卷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他的“继守者”也不敢怠慢，恪守职责;否则那“官库”早就空空如也，又何待五十年乎？当然，那两片天竺山的石头，绝不会真的抵千金;但白居易依然认为这有悖于当官的职业道德，有“伤清白”之嫌。此诗除了表明诗人艰苦节约严于律己的观点之外，是否也包含着对那些贪官污吏的讽刺鞭挞呢？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作文先做人。白居易之所以在诗歌上登上峰巅，青史留名，与他的一身正气和完美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是诗名的灿烂光辉太耀眼了，才使他的清名廉洁被掩盖，而不被后人所瞩目。
篇5：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有哪些影响
一、关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8-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列举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这场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重门第礼法的旧士族阶层，同由进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阶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宦官擅权，左右着皇位的废立及政局国策的中晚唐时期，由于“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从而更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排挤和倾轧，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幻，出人意料。
二、白居易对牛李党争的态度
在尖锐激烈的朋党纷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是白居易“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陈寅恪先生论定，白居易在牛李党争的政治分野中属于牛党，有学者从以下几个理由说明：“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门第及进士科第的出身，这使他容易同牛当气类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士案及长庆元年的重考进士案中，白居易虽系秉公执言，但显然都站在牛党一边，这有白集中《论制科人状》及《论重考进士事宜状》为证;第三，考其行状，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处进退，大抵与牛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官职的升迁，或采取求任外职、求分司等防嫌远祸的保护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党得势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从诗集可以看出，白居易与李党领袖李德裕即甚疏远，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第五，会昌六年武宗殁，宣宗继位，罢李德裕相而李党失势，白居易从弟敏中入相，遭李党贬逐之五相同日北还。”
然而，几乎一踏入仕途就与党争发生了纠葛的白居易，居然能够奇迹般地存活在党祸炽烈、宦途艰险的缝隙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清虚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势力，并懂得以足够的权变来应付事态，回避矛盾，力求以调和、骑墙的态度超然于党争之外，而决不卷入朋党倾轧的漩涡。
篇6：生活经历对孟浩然诗风之影响
生活经历对孟浩然诗风之影响
孟浩然，襄阳人，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孟浩然归隐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灌蔬艺竹，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对孟浩然淡泊名利，自放于山水之间的生活态度给予由衷的赞美。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他希望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经国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他的《书怀贻京邑同好》就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仕途的热望以及期待朋友们援引的心情。同样在《临洞庭上张丞相》也流露出了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作者写此诗呈给当时丞相张九龄，想求得他的赏识和提拔，措辞得体而不露攀附痕迹，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写自己因为无官位而不能施展抱负的淡淡忧愁，表露求仕之心。
孟浩然是典型的隐士，这不仅仅是指他大半生都隐逸山林，还因为他身上带有中国隐士的典型气质，即隐逸之中不改事功之心。或者说他的情感始终纠缠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之中。孟浩然的隐是以退为进，在归隐中寻找一展才略救世济民的机会。此一时期，他的诗所表现的最突出的情感心理特征就是在清朗疏俊、淡雅柔美的诗歌意境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抹不去的躁动、伤感与反复。
孟浩然身上带着儒家文化最显著的入世情怀，又交织了释道中的澹泊明净，清淡无求，以温和之态交融三者，相济相补，而又并未走向任何一端。他后期成了真正的隐士，知命达观，淡漠功名富贵，清高孤傲，耿介正直，不慕荣华，不趋权势。他没有杜甫始终如一的“社会我”追求，也没有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张扬，亦没有王维顿悟体禅的宁和平静，融化在孟诗中的就是平淡、自然夹杂些许不平之气和个性表现。他只是从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中，从诗词歌赋、交友清谈，饮酒品茶中，从沉思默想、著书立说中寻觅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世俗的生活，如陶渊明一般，写与农人的交往、写乡村的景色，吐露生活气息，“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我们可以在诗中看到诗人直接地出现，透露出浓郁淳朴的日常生活气息。如《过故人庄》，用口头语，写眼前景，说凡人情，境界清新怡然。一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跃然纸上，一种醇厚的情味沁人心脾。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诗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一分子，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他对山水田园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景与人浑然一体的境界呈现出超凡脱俗的品格，表现自身的隐逸身份。
诗审美情趣“清而旷”，语言自然平淡;王诗审美情趣“清而秀”，诗中有画。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4中曾以“清而旷”和“清而秀”来比较孟浩然和王维的诗风。“清”主要指王孟之诗清新朴素，一洗六朝以来的浮靡铅华之气，诗作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和闲适静寂的审美情趣，所写山水田园诗充盈着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与世无争的桃源理想。“旷”主要指诗旷达古朴，用笔简约、淡雅、多空白处，意境开阔且想象空间辽远。“秀”则指诗精致典雅，工整丰润，点点滴滴，透视全面。
从孟浩然的生平我们看出他一生经历比较单纯，基本上都是隐居或在山水间游历。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到孟浩然，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孟浩然诗中情与景的关系，彼此衬托而又常常达到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剔除了不协调不必要的拖沓的成分，从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他往往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用素淡的语言，简洁地写出自己直观的感受，自然平淡、通俗浅白，看似不经意，但又具有超妙自得之趣。
篇7：生活经历对孟浩然诗风的影响
生活经历对孟浩然诗风的影响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经过其创作努力，山水田园诗成为盛唐诗坛的一朵奇葩，充实了唐诗的艺苑。
孟浩然---由假隐士到真隐士
孟浩然，襄阳人，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孟浩然归隐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灌蔬艺竹，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对孟浩然淡泊名利，自放于山水之间的生活态度给予由衷的赞美。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他希望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经国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他的《书怀贻京邑同好》就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仕途的热望以及期待朋友们援引的心情。同样在《临洞庭上张丞相》也流露出了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作者写此诗呈给当时丞相张九龄，想求得他的赏识和提拔，措辞得体而不露攀附痕迹，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写自己因为无官位而不能施展抱负的淡淡忧愁，表露求仕之心。
孟浩然是典型的隐士，这不仅仅是指他大半生都隐逸山林，还因为他身上带有中国隐士的典型气质，即隐逸之中不改事功之心。或者说他的情感始终纠缠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之中。孟浩然的隐是以退为进，在归隐中寻找一展才略救世济民的机会。此一时期，他的诗所表现的最突出的情感心理特征就是在清朗疏俊、淡雅柔美的诗歌意境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抹不去的躁动、伤感与反复。
孟浩然身上带着儒家文化最显著的入世情怀，又交织了释道中的澹泊明净，清淡无求，以温和之态交融三者，相济相补，而又并未走向任何一端。他后期成了真正的隐士，知命达观，淡漠功名富贵，清高孤傲，耿介正直，不慕荣华，不趋权势。他没有杜甫始终如一的“社会我”追求，也没有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张扬，亦没有王维顿悟体禅的宁和平静，融化在孟诗中的就是平淡、自然夹杂些许不平之气和个性表现。他只是从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中，从诗词歌赋、交友清谈，饮酒品茶中，从沉思默想、著书立说中寻觅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拓展：王维孟浩然诗风的不同
由于王孟二人生活经历、气质、性格、才情等的不同，他们的诗中表现出的思想内容和基本特色也有所不同。
王维更钟情于佛性山水，孟浩然更热爱日常世俗生活。
宋代的李之仪曾讲“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居士前集与李去言》)要想打得过，就得让宗教体验转入艺术体验。王维应该是一个“打得过者”，他之所以超过他人一筹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誉的诗人关键在于他的诗作中，既没有教义、宗旨的说教，更没有佛禅术语，但却充满了灵动之禅境与禅趣。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说：“太白五绝，自是天仙语，右丞却入禅宗。”清代的徐增在《而庵诗话》中则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可见王维在佛学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艺术家兼佛教徒两重身份在王维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东西，他既精通佛理，又有艺术家兼诗人的对美的敏锐的感受能力及巧妙的表达能力。王维一生喜爱山水，崇尚自然。山水田园风光是王维欣赏的客体，它能使诗人体验到自然美的多姿多彩，获得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同时佛家又讲寂静山林是“第一修为处”，是“第一空寂去处”，所以幽静的山林田园在王维眼中就成了“山水美景与宗教环境”合二为一的所在，徜徉其间，诗人既寄情山水，又可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体悟禅理，倾心奉佛。王维隐居后所写的山水田园诗多表现佛性山水的恬静之美。王维诗中所写的景物往往是他以禅入诗的契机。他看待世间风物往往带着佛家的“禅意”眼光，凝神关注自然万物的动静声息，参悟不可言喻的内在精神及生命的轮换更替，显示出空灵敏锐的智慧。自然山水净化着诗人的心灵，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观照自然、体味禅理、安放身心以及大自然的亲和爱抚的过程中，诗人返境观心，意会体悟，而且很自然地将宗教情感转为一种物我相融的动人诗情。他的诗大多不直接出现人物，写的只是自然景物。我们感受到的诗人是置身于景物外的旁观者，他好像独坐景外，看景中花开花落，发出会心的微笑，独悟其中真谛。不见禅语而禅意惊人，王维被称为“诗佛”可见一斑。
王维是以禅入诗，孟浩然却即兴而发。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世俗的生活，如陶渊明一般，写与农人的交往、写乡村的景色，吐露生活气息，“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我们可以在诗中看到诗人直接地出现，透露出浓郁淳朴的日常生活气息。如《过故人庄》，用口头语，写眼前景，说凡人情，境界清新怡然。一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跃然纸上，一种醇厚的情味沁人心脾。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诗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一分子，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他对山水田园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景与人浑然一体的境界呈现出超凡脱俗的品格，表现自身的隐逸身份。 (二)孟诗审美情趣“清而旷”，语言自然平淡;王诗审美情趣“清而秀”，诗中有画。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4中曾以“清而旷”和“清而秀”来比较孟浩然和王维的诗风。“清”主要指王孟之诗清新朴素，一洗六朝以来的浮靡铅华之气，诗作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和闲适静寂的审美情趣，所写山水田园诗充盈着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与世无争的桃源理想。“旷”主要指诗旷达古朴，用笔简约、淡雅、多空白处，意境开阔且想象空间辽远。“秀”则指诗精致典雅，工整丰润，点点滴滴，透视全面。
从孟浩然的生平我们看出他一生经历比较单纯，基本上都是隐居或在山水间游历。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到孟浩然，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孟浩然诗中情与景的关系，彼此衬托而又常常达到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剔除了不协调不必要的拖沓的成分，从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他往往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用素淡的语言，简洁地写出自己直观的感受，自然平淡、通俗浅白，看似不经意，但又具有超妙自得之趣。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他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指孟浩然的诗歌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很高的艺术功力。
王维有多方面的艺术审美才能，素养深厚。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书、画、乐和禅法皆精。所以他的诗作往往不自觉地运用其他各种艺术的表现技巧，使诗情、画意、乐感与禅趣融为一体。尤其突出的是他的“诗中有画”。他把诗画的审美感觉经验相互打通、贯通，以诗的气韵作画，画便有了周流回转之美;以画的构图、色彩、线条、明暗对比作诗，诗便有了空间色彩之美。
王维在声律美上的感觉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史鉴类编》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白啭流莺，宫商迭奏……真所谓有声画也。”其五言古体《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在声律美上的成就被《声律四谱图说》称为“无一复调，凡古今体平仄韵正拗各格起承粘对之法，转换变化之妙，俱尽于此”，可谓五言古体声律美之楷模。王维著名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为《阳关三叠》;唐代著名歌手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
王维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在他的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体现，这也难怪殷在《河岳英灵集》中称王维的诗能“着壁成绘”而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更是明确地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了。
自陶渊明始，中国诗史上出现了田园诗;自谢灵运始，山水诗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历史发展到盛唐山水田园汇集交融出现于王维、孟浩然的诗中，形成盛唐诗坛上一大流派。不同的人生遭遇、思想观念使王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呈现不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采，再次丰富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经验和美学内涵。
篇8：浅谈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论文摘要：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论文关键词：李白 诗歌风格 传播因素
一 前人对李白诗歌风格形成原因的认识
李白在世时已名闻宇宙，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时人可比，“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论及李白诗歌风格，千载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将其风格概括为一个“奇”字;元镇说李白的风格是“壮浪纵志，摆去拘束”,沧浪诗话》贝组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将其归于飘逸一类;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现在一般文学史和研究者多以“飘逸”总括之。至今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仍然采用“飘逸”之说概括李白的诗风。
其实，李白的风格有其多样性。朱熹说曾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抒发性灵，寄托规讽”的五十九首古风就不都是“飘逸”的，恐怕是以古朴厚实为主。这一点不但从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的评论见出消息，而且从“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的赞誉亦能悟出道理。又如李白140多首乐府诗，有人跟老杜对照，认为“工部缓，供奉深”，像《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等名篇，多以哀怨骚人的笔触极尽感士不遇之苦，实在看不出“飘逸”来。及至律诗、绝句，李白写得各具特色，要以“飘逸”概夕.寒难特合。
对于李白诗歌风格的成因，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杜甫就说“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认为是学习庚信、鲍照的结果;《河岳英灵集》评李诗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将诗歌风格归结为人格的反映;同是李白朋友的另一位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对李诗的风格和形成原因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描述，诗云:“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一作“波动巨鳌没，”)，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任华以“奔逸”和“既俊且逸”来概括李白诗歌的风格，并从人格与风格的紧密联系来加以说明，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受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宋人孙觑在《送删定侄归南安序》中也说:“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劳，一山之阻，神林鬼家，姐魅之穴，猿杭所家，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
元和十二年，范传正为李白新墓作碑铭，对李白的性情抱负、人格气度以及诗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分析，范《碑》云:“(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将李诗风格的阐释建立在分析诗人性情抱负和人格气度的基础上，却又打上“宿命论”的烙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说得更干脆:“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聚，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完全将李白诗歌风格成因神秘化了。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李白的再认识，如《文献通考》引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徐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这种神秘化的倾向必然导致对李诗风格的现实基础的忽视，陷于不可知论的泥潭。
星宿论固然不可信，将诗风归于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亦似是而非，而完全归于诗人个性的反映，虽能解释部分诗歌，却无助于对李白诗风的整体认识。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分析比之对其他唐人诗风的分析要更困难一些，这首先是因为李白的诗歌不依常理，不守常规，率性而作，“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严羽在仔细研究过李白诗集后发出感叹:“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其次在于李白创作动机的多样化，一方面“我欲攀龙见明主”，“为君谈笑净胡沙”，幻想功成业就图阁渔隐，另一方面却是“向君发皓齿，顾我莫相违”，“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低声下气以求馈赠。近乎完美的仕进理想和近乎绝望的仕途现实，使诗人的创作动机更加复杂化。第三就是李白为了使自己“以匹夫而动九重”，已认识到了传播的社会力量。《独异记》载:子昂初人京，不为人知。有贾胡琴者，值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婚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毅，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枚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假如这件事可信的话，小陈子昂4O多岁又是同乡的李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初出川时，李白以诗投渴名流，“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喜爱题壁的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崔颇的题诗后搁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颇题诗在上头”，说明李白已经有了很强的传播意识:宁愿罢笔也不甘居人后。“滴仙”之名是贺知章在李白初人长安时当面奉送的，他竟终生以此自称:“青莲居士滴仙人”，“大隐金门是滴仙”，更以早年与司马承祯相交往时说的客套话“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相佐证，这个他在世时叫得很响，死后无人敢膺的绰号，虽缘于关诗人贺知章所赠，但更重要的是看重它的传播效果。可见李白也是自觉地重视民间这种口头传播的力量的，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恰当地考虑到了传播的因素，因而对其诗风也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对李白的诗歌作些分析，会发现李白的诗歌风格和传播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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