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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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
牛李党争，是我国中晚唐时期以牛增儒、李宗闵为代表的一方和以李德裕、郑覃为代表的一方之间的斗争。根据《旧唐书·李宗闵传》中的记载，这两党之间相互挟持、倾轧，使这场斗争的时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而在这四十年中，也正是唐朝诗人李商隐求学干禄的时候，应试考试和宦官浮沉的时期。
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这从五代开始一直到北宋以来，一直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说他是李党，也有人说他是牛党，更是有人说他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而是在两党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牛党中的人物令狐楚死后，转入李党，成为李党一派众多王茂元幕府以及成为他的女婿。但是对于这一个共识，在20世纪8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王茂元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所以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府也不存在卷入党争斗争的问题。
陈寅恪认为李商隐是先牛党后李党，出入于两党之间。他说：“李商隐本是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是属于牛党的，正合当时社会阶级的道德。他和李党王茂元女儿结婚，是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方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所以说，对于李商隐是哪个党派的评价还是有待商榷，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夹缝在牛李党中求生存的懦弱文人。
李商隐的故事
李商隐曾经表示自己与唐朝的圣上是同宗的亲缘关系，然而经过考证也已经确认了他的确是唐朝皇室的远房亲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历史文献来说明，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已经是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尽管李商隐在作品中多次阐述这一点实际上也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实真实利益。
而李商隐一户人家中有三名进士，其中第一位考中进士的是李商隐的爷爷李叔洪，十九岁的时候一举中第，于安阳任官，即安阳君，二十九岁去世，为官十年，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很少。
关于李商隐的传说，在后人的史料笔记中能找到不少。其中在宋朝的史料记载中，称年长的白居易晚年十分赏识李商隐，很爱读他的诗，有一次甚至开玩笑表示死了以后希望可以投胎成为李商隐的儿子。李商隐的大儿子出生以后，李商隐真的给他取名叫做白老，结果这个儿子甚是愚蠢，等到小儿子出生以后，十分聪明伶俐，大家都笑称就算是白居易投胎到李家，也肯定是小儿子。
北宋年间还有一个“西昆体”诗派，由杨亿等几个人相互唱和诗歌，以继承李商隐的诗风得而出名。当时的社会上有一位专门装扮成李商隐的表演人，整日穿着残破不堪的衣衫，对着别人说是杨亿硬生生撕烂了他的衣服，从而引得众人大笑。因此后来有一种说法声称西昆派对于李商隐诗歌的继承是生吞活剥的表现。
李商隐的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柳枝)。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篇2：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谜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谜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其人一生沉于下僚，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有人说“锦瑟无端四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等无题诗都是他对自己仕途多蹇的伤感。考察李商隐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整个政治正陷于党争纷繁之中，他的一生基本上都与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相始终。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时期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另一方以李德裕为代表。史载李商隐之所以政治不得志就是由于他卷入了党争之中。果真如此吗?一介文人的他如何卷入此等纷争中?这在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政治悲剧从他被令狐楚赏识开始。根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因为年少时就颇富文采，受到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以所业文干之”。李商隐年及弱冠后，令狐楚更以其才俊，而对他非常礼遇，还让他与自己的诸子在一起交游。按此形势，李商隐本来应该能够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但是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当时“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的王茂元也对李商隐欣赏有加，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而王茂元其人是李党领袖李德裕所信赖的人，恰与当初欣赏、提携李商隐的牛党方面的令狐楚则是对头冤家。现在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因此李宗闵、令狐楚所代表的'势力对他极其鄙夷，认为他是忘恩负义之徒。当时令狐楚已经死了，“其子绚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令狐绚作相，商隐屡启陈情，不之省”。这就是说，李商隐早年为牛党的重要成员令狐楚重视，后来又得到李党成员王茂元的赏识，并娶其女儿为妻。这在牛党看来无疑是一种背恩的行为，因此遭到了令狐楚之子令狐绚等人的厌恶和诋毁。李商隐虽然屡次向其“陈情”，希望令狐绚能够引荐自己，但是自己的处境却始终都没有得到改善，一生受尽冷落。
对李商隐的遭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指出，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也就是说，陈寅恪也认为李商隐是先党牛后党李，是一种放利背恩的行为。
对此看法，有人提出异议。
清代学者徐湛园认为李商隐一直都属于牛党。他说：“唐之朋党，二李为大，牛僧孺为李宗闵之党魁，故又曰牛李。杨嗣复、李宗闵、令狐楚与李德裕大相仇怨。义山为楚门下士，是始乎党牛之党也……徐州归后，复以文章于淘，乃补太学博士，是始乎党牛之党矣”。意即李商隐从始至终都是在牛党手下做事，先是为令狐楚门人，楚死后，又在其子淘手下做事，所以从来都属牛党。
而朱鹤龄则认为李商隐属李党。他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认为李党“理直”，所以李商隐就王茂元等任“未必非择木之智”。张采田在其《玉谿生年谱会笺》中也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李商隐属牛党，不如说他属李党，并说“朱氏(鹤龄)所谓李党者，据其迹也;余之所谓李党者，原其心也”。
这两种看法都认为李商隐是从干一党的，而当代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另外的新看法，认为《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并不可信，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其实并没有关系，他既不属干牛党，也不属干李党。
首先，李商隐与令狐氏的矛盾并不是党派纷争引起的。李商隐因少有文采而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提拔，这表明他和令狐楚是师生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结党行为。后来，由干李商隐与令狐绚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加之两任地位、性格的不同，因此隔阂越来越大。李商隐最初还对令狐绚抱有希望，然而令狐绚却始终“不省”，两人终至绝交。
观李商隐一生，他见识超迈，并非结党营私之人。他与人交游，从来不问对方的党属，更没有过什么狼狈的结纳现象，他的作品既有酬赠牛党人士的，也有酬赠李党人士的。可见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牛党或者李党之属。他后来之所以会赴王茂元泾原幕，及后来与李德裕有所交往，其原因并不是党属之变，原始动机或许只是为了仕进，只是希望能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冒犯到牛党，也就谈不上去牛就李。
古今看法各不同，或认为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
或认为本属一党，或认为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孰是孰非?李商隐空怀大志，却终生沉于下僚，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仍是一个谜。
篇3：“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
“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
如果说唐诗是个盛开的大花园的话，李商隐、杜牧便是这个花园里最后的两朵奇葩，所以人们把他们并称为小“李杜”。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大盐贩子黄巢这首充满刹气的《菊花》诗中，业已透露出我们引以为傲的庞大唐帝国王朝，即将在这种刹气中离开时人的视野，步入最后的岁月。
虽然李商隐(813—858)的去世比黄巢开始公开武装革命(875)早了些年头，但他的一生其实都在闻着一股腐烂的味道。
这种味道便是几乎贯穿整个晚唐的“牛李党争”。
派系争斗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但这种争斗确实与中国漫长的历史如影相随。
在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即使再优秀，绝大部分个体越接近旋涡的中心越不能自拔。即使是处于旋涡的边缘，稍不留意，也会不由自主的被吸了进去。
李商隐那时只不过刚入江湖，他能够幸免么?
让俺们在贴近李商隐之前先复习一下“牛李党争”。
这场历经40多年的派系争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场高考。那场考试与李商隐毫无关系，那时离他来到人间还差几年。
参加那场高考的是另两个“愤青”：李宗闵、牛僧儒。他们只不过是在作文中将当时的朝政批了个一蹋糊涂。
当朝宰相李吉甫看了后当然很是窝火。所以，尽管唐宪宗在阅卷时觉得这两个小伙子很不错，不仅文笔清新，胆识也很好，甚至已安排给他们发委任状了。但老李就是不乐意，他甚至从这两个“愤青”身上想到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觉得他们背后肯定有其他后台。于是，便说：这两个家伙与考官有私人关系，绝对不能重用。
毕竟这是宰相说出的话，唐宪宗不能不信。结果，不仅李宗闵、牛僧儒没得到提拔，还连带了几位主考被降了职。
李吉甫出身世族，对那些经过科举爬上来的官员历来就是看不上眼的。
但矛盾归矛盾，这时还没上升到党同伐异的激烈程度。那还是以后的事。
事情很凑巧。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又一次举行考试。
这次是参考的是李宗闵家的一个亲戚。据说那小伙子考得也很好，但又被人举报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并有翰林学士李德裕亲自作证。
结果，不仅事情黄了，李宗闵还被牵连贬出外地。而作证的李德裕就是当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
这样一来，情况开始进一步复杂了。
本来李宗闵对李德裕家就很有意见，这回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不仅李宗闵恨，牛僧儒以及一帮科举出身的干部都有了一种阶级对立情绪。很自然，他们便慢慢的建立起一个“恨”的圈子。
李德裕在看出苗头后，自然也相应的形成了他的世族圈子。当然，与“恨”相对立的并不一定叫作“爱”。
于是，两个“恨”的圈子开始了冲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在朝官争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偷着了的便是宦官集团。他们在偷着乐的同时没闲着进一步坐大。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李宗闵终于通过坐大了的宦官集团走上了宰相的位置。在此以前，李党一直压制着牛党;现在，牛党的李宗闵上台了，当然放不过李党。
一时间，李党纷纷落马贬出，朝中基本成了牛家的天下。
但在弹冠相庆的同时，牛党们丝毫没有放松过对李德裕的防范。
客观来说，李德裕在被贬其间包括后来登上相位，真为大唐李家作出了许多杰出贡献，甚至可以说经过他的努力，才得以将大唐江山无形中延续了一段岁月。
比如说，在浙西8年，工作成绩突出，唐文宗曾一度想将他调回做宰相，连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自然遭到李宗闵、牛僧儒等强烈反对。再比如说，李德裕转任西川(成都)节度使，苦心经营，将沦陷40多年的维州城从吐藩人手中解放出来，但结果却被宰相牛僧儒下令归还给了人家。
国事固然重要，但在许多人看来，还有比国事更为重要的东西。
整天的斗来斗去，连唐文宗都觉得厌烦了。一烦之下，终于皇帝了一回，于太和六年(832)，硬是将李德裕召回任为兵部尚书。无疑，两党之争又重燃战火。
文宗很生气，便将老是干政的李宗闵贬了出去。可李宗闵虽然走了，但老牛还在，争斗依然未熄。文宗很郁闷，干脆将问题留给下一位皇上去处理了。
唐武宗时，李德裕终于当了宰相。
篇4：李商隐如何被卷入牛李党争的？
李商隐如何被卷入牛李党争的？
李商隐是唐朝中后期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作以瑰丽含蓄闻名，为了弄清他诗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无数学者都对他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其中，最为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问题，从五代和北宋以来，便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他是李党，也有人说他是牛党，还有人说他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最终受到两党的排挤。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则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不过，不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他在牛党人物令狐楚死后，转入属于李党一派的王茂元幕府并成为其女婿开始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共识，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因此，李商隐入王茂元府，也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
首先，根据两《唐书·李商隐传》中的记载，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令狐楚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但是令狐楚死后，他又投到了当时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的门下，王茂元很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诡薄无行。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关于李商隐如何卷入党争的说法，后面的史书大多参照这一说法。但是这段史料在时间的.记载上，存在错误。比如，它说李商隐做王茂元女婿的时候，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而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也正居母丧，因此，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亲。根据学者的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的幕府，应当是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其次，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史料可以说明王茂元是李党。如果仔细地检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从他父亲开始，王家两代担任的都是地方节度使，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没有什么牵涉。与之相反，王茂元和牛党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比如开成三年牛党的骨干杨嗣复拜相，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马上送去了一封贺状。又如会昌元年(841年)，正是李党的头领李德裕当国，作为牛党代表人物的李宗闵此时在洛阳担任闲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信。在信中，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李宗闵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李宗闵在大和末年被贬职一事寄予同情，并且对他表示了真切的慰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封充满感恩与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隐代为起草的。
再次，新旧《唐书》本传都提到王茂元镇河阳是李德裕亲自提拔，因此王茂元应当属于李党。其实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史料就不难发现，李德裕对王茂元的任用乃正常的人事调动，没有什么偏私的地方，而且会昌三年八月，王茂元军为刘稹的部将所败，王茂元也随即病于军中。由于这一战役的失利很影响士气，所以李德裕马上采取了果断措施，命王宰接替王茂元为河阳行营攻讨使，实际上也就是罢了王茂元的军权。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后，学者们又对李商隐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令狐楚，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们认为，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和史学论著，大都把令狐楚说成是牛党，但是其实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下论断。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确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违背，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后期并没有涉足党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把他归为牛党。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可以说与王茂元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学者们觉得，如果大家能抛掉王茂元是李党、令狐楚是牛党的成见，重新考查一下李商隐入王茂元幕府后，他与令狐绹等人的关系，就会得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
据记载，令狐楚死的时候，李商隐只有25岁。那时他刚刚考取进士，朝廷还没有正式授予他什么官职，但是确有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活。这时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只是一个小小的左拾遗，又因丁父忧免职。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和经济上的资助，只能投靠在某一节度使的门下做一些文字工作。这种现象在唐代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幕府之后，令狐绹并没有对他加以排斥，相反还在某些实际行动中资助李商隐在仕宦上寻找出路，有保存下来的两封书状为证。如果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信弃义，投靠敌党，他是不可能为李商隐到处延誉，使他因此而取得进身之阶的。
通过上述分析，一些人认为，所谓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从此就卷入党争，是一种旧说和成见。李商隐真正卷入党争，是从李党失势开始的。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一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要求改革和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他们与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因循守旧的牛党形成鲜明对立，主张剥夺藩镇和宦官之权，积极革除朝廷的种种弊端，并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会昌、大中之际是牛李两党间的最后一次搏斗，结果以代表革新势力的李党的失败而告终。就在李党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况下，李商隐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并用自己的诗文为他们辩诬申冤。
因此，学者们认为，以前学术界对于李商隐的评价还有待商榷，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懦弱文人，事实上，他的行为表现了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明确的是非观念以及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
篇5：牛李党争与李商隐诗歌的悲剧色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3-0-02
一、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在唐代，在我国整个古典诗歌的历史上，都是很有特色的，诗歌始终贯穿着时世、身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之美，形成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感伤唯美文学的典型。“普天下揣摩逢世之人，读此同声一哭”(2)。身处日益衰败的晚唐，不幸的身世，独特的情感经历，可悲的政治命运，这些可悲可叹的人生遭际为其创作的大量政治诗和爱情诗定下了一重要的情感基调——悲伤。悲伤的心灵在诗人创作诗歌时自然带着一种悲剧的心态，而这种悲剧创作心态的形成就得益于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致命打击。
二、牛李党争是唐朝没落时期的朋党争权的政治怪象。唐朝末年，宦官专权，依附宦官的有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的进士考试，此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唐宣宗时期以李党的人全部被贬谪到崖州而宣告结束，前后持续近40年。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文学发展的最重要背景之一，它与许多中晚唐积极入仕的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些文人的命运及当时文坛的氛围
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不幸的牺牲品，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创作心态、和作品无不深深打上了这一事件的烙印。
李商隐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牛李党争前后的四十年中度过的，他的政治生活刚好与两党先后执政相始终，李商隐之所以被卷入牛李党争，是与李商隐一生两个至亲的重要人物密切相关，一个是恩师令狐楚，他是牛党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个是岳父王茂元，是与李党走得近一个人物，起因是他中进士不久，恩师去世后，就婚于王茂元之女，这使牛党中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恩师之子令狐綯，对李商隐误会极深，认为李商隐“背恩”，李商隐被视为小人，从此李商隐注定政治前途无望，李商隐本人无意什么党争，但他有自己的政治己见，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但势利小人认为他理应无条件忠于牛党，不能和与之相对的李党有染，而生性耿直，忠实于自觉真实情感和正确的政治见解的李商隐却“大逆不道”，不知深浅地公然投靠李党人物王茂元，(一说王茂元并非李党人，只与李党中要人走得近)，并深受其宠爱，还就婚于王茂元之女王氏，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在两党激烈的斗争中是一件小事，而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是大是大非的事。就婚王氏虽给他带来了幸福的夫妻生活，但更给他带来不幸的厄运，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来一片光明的前途，就因为此事指控为忘恩背义之人，在其后的长安应试博学宏词科考试中被莫名“抹去之”，这是李商隐政治生活中受到的最惨重的打击，他的凌云一寸心被残酷的剪掉，凌云壮志不能酬，在诗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概，“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
李商隐是一个性格正直的人，他痛恨那些心胸狭隘，嫉妒贤能之人，想到自己刚登科第，正是踌躇满志，需要人扶持的时候，恩师令狐楚却撒手西归，如今又无辜遭人误会，猜忌，被人诬陷，以致刚放飞的心马上就被无情撞击。这次心灵受到的重创使李诗从此变得极为低沉哀婉，“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色惊弦魄梦频，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群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回中牡丹为雨所败》)
李商隐应试博学宏词科试落榜后，虽很委屈，很是愤愤不平，“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照梁初有情》)。但他并没有气馁，于是第二年又应试了吏部的拔萃科考，被吏部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此时的李商隐已不计较过去的伤痛，心中有充满无限希望，可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赶出朝廷，并下降两级当了弘农县尉，而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尉，他们也让李商隐不能自主做好这个官，牛党中人，时任观察史孙简无端指责，使诗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生性正直的李商隐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气愤地辞职。伤心地离开这是非之处，又开始了幕僚生活。孙简与令狐綯关系密切，与杨嗣复等牛党中一些大人物交往甚多，这无疑是拜牛党中某些人所赐，此时牛党得势，商隐成为他们排斥，压制的一个对象，这之后，在李商隐的仕途中不断受到牛李两党相争的影响，每次朝中人事变动，都会波及既非牛党中人又非李党中人的李商隐，而每次都是一种令人心寒的变化，他先后三入出秘书省，而十年不离青袍，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李商隐一生中受尽了牛李两党纷争的夹板气，左右不是人，仕途处处受阻，理想不断碰壁，长期沉沦于幕僚之中，终生不得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
三、正是因为娶了王氏而不明不白背上黑锅，使诗人一生不仅政治生活上受到猜忌和歧视，屡受排斥，而且人格也受到极大的侮辱，李商隐的心灵受到的巨大的压力使他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于是性格内伤的诗人将它发之于诗歌写作，以求一泄心中怨恨，所以我们在义山诗中总能感受到背后隐含着的一颗痛苦的心灵，
泪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篇6：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有哪些影响
自二十九岁登第起，白居易的创作就同他的宦海沉浮紧紧系在一起了。他的诗歌，揭示出一位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揭示出造就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和那个阶层的部分特质。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一个和传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现实世界。
白居易做官廉洁奉公 离任时将多数薪俸留官府仓库
提起唐代的白居易，很多人对这位大诗人的《琵琶行》、《长恨歌》、《新乐府》、《秦中吟》等诗歌代表作铭记在心，但并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廉洁奉公、公而忘私的清官。他在杭州任刺史三年，离任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俸都留在官府仓库。离任后他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三年为刺史，饮冰(为国担忧)复食檗(檗bò一种苦味植物)。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此诗当是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诗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于是“继守者，公用不足，多假而复填，如是五十年”(北宋王傥《唐玉林》卷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他的“继守者”也不敢怠慢，恪守职责;否则那“官库”早就空空如也，又何待五十年乎？当然，那两片天竺山的石头，绝不会真的抵千金;但白居易依然认为这有悖于当官的职业道德，有“伤清白”之嫌。此诗除了表明诗人艰苦节约严于律己的观点之外，是否也包含着对那些贪官污吏的讽刺鞭挞呢？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作文先做人。白居易之所以在诗歌上登上峰巅，青史留名，与他的一身正气和完美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是诗名的灿烂光辉太耀眼了，才使他的清名廉洁被掩盖，而不被后人所瞩目。
篇7：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有哪些影响
一、关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8-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列举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这场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重门第礼法的旧士族阶层，同由进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阶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宦官擅权，左右着皇位的废立及政局国策的中晚唐时期，由于“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从而更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排挤和倾轧，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幻，出人意料。
二、白居易对牛李党争的态度
在尖锐激烈的朋党纷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是白居易“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陈寅恪先生论定，白居易在牛李党争的政治分野中属于牛党，有学者从以下几个理由说明：“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门第及进士科第的出身，这使他容易同牛当气类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士案及长庆元年的重考进士案中，白居易虽系秉公执言，但显然都站在牛党一边，这有白集中《论制科人状》及《论重考进士事宜状》为证;第三，考其行状，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处进退，大抵与牛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官职的升迁，或采取求任外职、求分司等防嫌远祸的保护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党得势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从诗集可以看出，白居易与李党领袖李德裕即甚疏远，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第五，会昌六年武宗殁，宣宗继位，罢李德裕相而李党失势，白居易从弟敏中入相，遭李党贬逐之五相同日北还。”
然而，几乎一踏入仕途就与党争发生了纠葛的白居易，居然能够奇迹般地存活在党祸炽烈、宦途艰险的缝隙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清虚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势力，并懂得以足够的权变来应付事态，回避矛盾，力求以调和、骑墙的态度超然于党争之外，而决不卷入朋党倾轧的漩涡。
篇8：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晚唐党争对李商隐诗风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出身科举，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世家，门第显赫，往往依靠父祖高官地位进人官场，被称“门荫”出身。两党分歧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地位;牛党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分歧外，还牵扯到个人恩怨，相互打击。
李商隐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17岁时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受聘任幕僚，一直到开诚二年(837年)，先后8年。令狐楚是牛党要人，地位显赫，唐宪宗时曾做宰相。令狐楚，对李商隐都很赏识。令狐楚临死时，函招李商隐代草遗表之任，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上令狐相公状一》、《奠相国令狐公文》中对此都有提及。李商隐后来能考中进士，就是受令狐的推荐。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为了生机，另找出入，到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做事，得到王茂元赏识，娶王的小女儿为妻，成了王的东床快婿。王茂元当时被认为是李德裕的党徒。李商隐原在令狐门下，现转投王茂元，牛党认为是忘恩，触犯了牛党戒律，因此牛党对李商隐耿耿于怀，千方百计进行报复。开诚三年，李商隐应考“博学鸿辞科”，本已被录取，但因牛党作梗，复审时被除名。这次意外打击，对李商隐振动很大，名诗《安定城楼》表现最为明显。
李商隐和王茂元女儿的婚姻是他一生荣枯的转折点，诗人的感情生活固然得到满足，但政治命运遭到厄运。尽管他对朋党斗争深感厌恶，但牛党对他一再排挤打压。正如他在《晓坐》中感叹：“红颜无定所，得失在当年”。从诗人二十七岁结婚王氏到四十七岁病死，整整二十年漫长岁月，都是在职位低卑、宦途失意的境遇中寂寞地度过。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和才能无法实现，被埋没在朋党倾轧中。
李商隐才学极高，抱负远大，欲建功立业，匡扶王室，无奈晚唐夕阳西下，风雨飘摇，使一身才学的李商隐四处碰壁，寄人篱下，郁郁而终，只有在诗歌中一展鸿才。李商隐性格耿介正直，面对险恶现实，感受时代痛苦，使诗歌隐晦曲折，托物言志，回味深远，题旨迷茫，继李白豪放坦荡、杜甫沉郁顿挫之后，为唐代诗国又开辟出全新的艺术领域：
晚唐心态。生活于晚唐时代的李商隐，他的思想、心态与艺术追求，与前辈中唐诗人已有所不同。中唐虽是大乱之后，但士人却对王朝 “中兴”抱有希望，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失昂扬奋发，表现为积极进取，关注时弊民瘼。但到了晚唐，面对残破的政治局面，他们深感无力回天，在心态上有一层暗淡伤感色调。韩愈有《盆池》诗：“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而李商隐《宿骆氏亭怀崔雍崔衮》却说：“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来听萧萧打叶声”与“留得枯荷听雨声”分别反映了两种心态。前者可看作萧散中尚未失去自信，后者可看作落寞感伤失去希望。
心灵开拓。李商隐诗歌注重心理体验和情感信息传递，他追求的不是李白、杜甫那样完美鲜明阔达的意境，而是把不相关的物像粘辑在一块，通过不同意象营造一种空白迷离的诗境。如《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虽然交代时间、地点、天气，但这并不能确定“昨夜”是特定还是泛指的,仍是一个未知数。“画楼”、“桂堂”可以是府邸也可以是庙观，颔联与劲联之间没有关联词语衔接，仅仅几组极具感情色彩的独立意象，句与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有一大块思维空间让我们想象填补，塑造出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幽邃意境。
意境虚化。李商隐善于运用意象与诗句之间的衔接空白，使得诗句与诗句、意象与意象之间留下许多的空白点，引起人们有宽阔想象的空间，把意象与诗句之间的情绪的跳跃性无限拉大，给人以无穷的魅力。如《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叫光夜，更在催台十二层?”从诗歌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诗歌中意象之间转换跳跃的距离之大，“如何”二字更是突出其间跳跃性变化，令整首诗歌更具有张力与内涵。梁启超曾说过：“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可见李商隐诗歌中联与联、句子与句子、意象与意象之间跳跃转换，能给人以揣摩不尽的美感。
理性批判。李商隐写了一百多首政治诗，晚唐的政治斗争、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在其政治诗里大都有所反映。这类诗风格委曲，笔法春秋。《隋师东》在讥刺讨叛诸将跋扈难制、冒功邀赏的同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庙算之失”，即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政策，宰辅不得其人，从侧面写出了藩镇长期割据的根本原因。在《有感二首》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他们大事株连、杀戮朝臣的罪行，描绘出长安城内，朝廷上下，死者衔冤，生者饮恨的悲惨肃杀气氛。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类作品饱含着对党祸的沉痛怨恨。“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哭遂州萧侍朗二十四韵》)，直接表达了对党人罗织人罪，致人死命的满腔悲愤。
总之，李商隐诗风的出现是晚唐社会整体环境塑造的，其中的政治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仕途的跌宕和坎坷就没有李商隐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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