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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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日本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日本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作者：信力建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泱泱大国”竟然被看不起的小国所打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缘何“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 后来他们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从18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这其中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培养大批教育人才据统计，“19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1903年10月至19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回国后，被迅速投入到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盛一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仅19就有大约8600人留学日本。这么多的人数，可谓是当时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而这些留学生也集中了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这些人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加速女子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878年(明治)，全日本有1 866名女教师，575 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而大批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19，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6年，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并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癸卯学制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颁布并第一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完全参照19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分为七级，而且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如，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前，总教习缪荃孙专门赴日考察，归国后主持设立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形式，都仿自日本，课程除伦理学、经学、修身、历史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教材大都源自日本 1902年1月10日,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当时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大量学堂建立后，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非常短缺。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材；第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总之，近代中国的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但在客观上，日本成为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篇2：白居易诗词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
白居易诗词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
白居易光辉灿烂的伟大诗篇不仅在一代代中华民族子孙中流传下来，鼓舞和激励着汉民族的子孙后代，还带给日本的古代文学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时期产生于唐朝，作为中晚唐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虽已经无法达到盛世气象，但是他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和文学造诣，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诗名，更是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一海之隔的日本国，促进了古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对其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白诗传入日本
据正史记载，白居易的诗首次流传到日本是在公元838 年，以大宰少贰藤原岳守将从唐朝商人那里得到的《元白诗笔》献给仁明天皇为始。但是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此之前，白居易的诗歌就以口传书抄等形式传入了日本。早在白居易还在世之时，他本人就知道自己的文学作品已经流传到异国。在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所写的《长庆集》后记里写道“集有五本，一本在卢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适值诗人逝世前一年。白居易还在世时，他的文集就已经传入日本。而自从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正如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所写：“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当时日本的著名诗人具平亲王曾作诗称赞逆：“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也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本朝丽藻》中说：“本朝诗人才子无不以白氏文集为楷模矣。”由此可见当时白居易诗歌之风靡。
二、白诗在日初期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而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是菅原道真。菅原道真写过《寒早•十首》，其一为：“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这十首描写寒早的诗，无论是其诗歌题目和体制都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这是最初较为青涩的模仿之作，虽形式相类，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与白诗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的不一致。而后的岛田中臣的诗模仿之作似乎更进一步，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而岛田中臣的临摹之作《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不是山家是释家，危峯望远眼光斜。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两者一相对比即可以看出其对于白诗在意象上的再溶解和利用，显得更加灵活一些，而不再限于对于白诗形式上的模仿了。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枕草子》中最能体现出白居易诗歌影响的是在280段里面的这样一段描写：在一个雪天里，中宫定子和服侍她的女房(女官)们围炉闲话，中宫说 “香炉峰雪今如何”，清少纳言便立即将帘子撩起，中宫为她的机敏与才学大悦，清少纳言也因此为自己博得了极大的面子。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之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更是密切，据资料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庄子》、《史记》、《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的一开始，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书中写到：“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原本形容杨贵妃花容玉貌的“太液芙蓉未央柳”，在桐壶帝的眼中跟自己心爱的宠妃桐壶更衣相比显得那么单薄，以此来凸显桐壶帝的用情之深。而在桐壶更衣不幸死去之后，桐壶帝的心情也跟失去杨玉环的唐玄宗非常之神似，虽没有“雨霖铃”般凄冷的寒苦之思，却也同样刻苦铭心，发出“天命如此，抱恨无穷!”的痛苦感慨，与《长恨歌》里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脉相承。紫式部不仅可以相当随心地运用白诗里描写爱情的诗句，对于白居易在贬谪时期表现内心苦闷和寂寞的诗句也运用得相当不露痕迹。在《须磨》卷中有一节描写源氏公子在被流放之时的一个夜晚，遥望三五之满月，不禁无限往事涌上心头，回忆起过去经历的繁华逍遥，对今时之盈月怅惘若失，遥想京城景象，怀念自己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女人们，以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使闻者照例感动流泪。这首诗原来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赠答诗，在这里却被紫式部吸取再改造，爱情友情同样适用，感人之情并未分毫削减。在《源氏物语》里经常能感到白诗的存在，但是并不使人感受到有任何的突兀。紫式部往往用白诗的字句表现出了自己想要展现的思想内容，并不是拘泥于一格，这也是为什么《源氏物语》有那么多引经据典之处却气脉无滞的根本所在，这是属于紫式部自己的创作。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白居易和唐代文学对紫式部本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力，正如川端康成指出：“倘若没有前一个时代早就引进唐文化，并一直延续下来， 就不会产生《源氏物语》。”
四、白诗热在近代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曾一度落入低谷，可是随着日本近代以古文辞学派为代表的拟唐、拟明诗风的衰颓，平明浅近的诗风藉此气运重现抬头之势，白居易诗又重新在江户末期和明智初期显示出其生命力。在日本近代掀起重新肯定白居易诗歌，以大沼枕山的诗歌为代表。与前代文学不同的是以其摄取范围不仅是其“闲适诗”而将范围扩大到了“感伤诗”和“讽喻诗”。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白居易诗歌成就评价极高：“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 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 。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枕山对赵翼不仅十分熟悉，而且颇为推赏，故我们可以推测他可能对于白居易诗歌持相似的肯定态度，这点在他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出。枕山在《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四首之三中提及： “乐天开口即成章，千古中郎得此方。刻画不追李王迹，直从游戏入三唐。”其诗将白居易与袁宏道并举赞赏，认为他们都能从为坚持雅正的文人士大夫所不屑的'平常甚至琐碎之语中道出生活的真谛。
枕山最喜模仿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体，如：太平海静无戈船，广庭百戏簇曼延。算自元和至弘化，士民抃舞二百年。其诗句俨然是对白居易新乐府《七德舞》的模仿，可是又与白诗明显不同的是，枕山的诗歌中呈现出一派升平的溢美之辞，并无半点批判现实之意。而白居易却显然不同，即使是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他也会去深入思考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危机和困境，表现出深刻的担忧和思虑。这也与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用“讽喻诗”等题材里面的诗句进行景物描写，而自动过滤掉其思想内容有着相同的道理。日本文人始终同中国士大夫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们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严格的儒学教育，不可能将白居易那种始终“心怀天下”的不变追求作为自己的理想。所以日本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显得更加的纯粹和个人化。
五、结束语
由于日本民族上述的特质，可以说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必要的营养和经验，但是这也同时也是一个跳板。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着汉学养分的时候逐渐走出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一条路。“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的诗学价值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具有发掘精神艺术的价值，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正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篇3：日本“入关”对其经济的影响
日本“入关”对其经济的影响
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日本经济以1960年6月发表的《 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为契机，开始走向真正含义的经济 开放体制。该《大纲》包括自由化基本方针、贸易商品种类自 由化计划和外汇自由化计划。“贸易立国”的大战略开始，无 论是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前“倾斜生产方式”的实施和保证其实 施的金融手段的运用，还是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贸易、资本自 由化的制定和分步骤、分阶段的选择性实施，日本政府推动本 国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始终是放在基本国情之中的，并没有一味 地追求“国际化”。即在外部环境方面，针对国内在未来或将 成为支柱型的产业，通过关税、非关税措施等给予积极保护， 以弱化来自外部的冲击，维护各部分民族工业的发展，缩短与 发达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在内部环境方面，通过法制的 不断强化，诱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及促进企业内部经营机 制的合理化，在健全和完善各类体系的基础上，确保企业间的 充分竞争。企业对自身的客观评价
通过上述非关税保护措施，日本的特有经济发展形态“官 民协调”方式对汽车工业发展的促进，以及在产业政策的作用 下，企业对技术的开发研究、对引进技术的认识过程，无不说 明正确地认清自身所处的环境、所具备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 与他国之间存在的差距，是日本企业界能够在政府既定的产业 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特定环境下得以发展的关键。
应该指出，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前后的经验给我们这样一 个启示：处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渗透和接轨、旧体制与 新体制摩擦、转换时期，面对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战略选择、产生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实施等等有关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前 途问题，政府和企业取得某种共识，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也是完全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官民”的共识对整体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往往会超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无疑与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 前后的状况（例如，国家的`法制健全程度、企业自主经营意识 、财政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乃至公民的纳税意识等等）有着 基本的区别，而且从愈加强烈的技术转让封闭倾向、管理贸易 的复苏、区域经济合作势态的强化等外部环境看，其国际经济 、社会的大背景也截然不同。因此，尽早寻求并达到国家和企 业的“共识”，是继续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可回避的大前提 。从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后必然出现的各种冲击看，达到共识 也是采取减缓冲击措施的先决条件。
技术与产业配套发展
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日本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开放国内 市场和民族工业能否承受外部冲击的考验。在当时欧美强大的 经济实力面前，日本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即日本政府一方面注 重对产业、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和充实、完善，并且结合本国 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适度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 际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重返国际社会后，为保护经 济的持续发展，将不断提高本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作为首要问题来解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减少贸易 壁垒、逐渐开放国内市场的必然趋势。
贸易、资本自由化
日本着手实施贸易自由化是在加入GATT之后的第5年 ，而且对步骤、商品和时间期限均留有相当慎重的缓冲余地。
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宏观调控的 作用，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例如，1960年12月发表 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之后，及早地制定了新的《关 税法》，并于1961年6月实施新的《关税税率法》，新增 设紧急税和关税配额制，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难 看出，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强化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促进 生产业高级化的进程。实际上“自由化”也是有选择性的，即 从全国的保护主义转向选择性保护主义。
所谓资本自由化是国际间的资本交易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 自由进行。
日本政府在推行资本自由化中，始终遵循着两个指导思想 ：（1）对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产业、行业，依据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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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试论和的精神对日本企业的影响
试论和的精神对日本企业的影响
日本企业的'高效率是国际公认的.它们能够激励职工不断创新技术、控制成本和库存、生产优质产品.由于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经久不衰,它们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精神也日益受到重视,这就是日本企业的“和”的精神.
作 者：王帅红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级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8 刊 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 年，卷(期)： “”(z2) 分类号：G05 关键词：和 传统文化观 基本价值观篇5：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摘要: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对日本平安朝文学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
该文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作品被日本文人广泛接受的原因。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诗;白氏文集
唐朝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积极摄取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唐朝的文学作品也随之传到日本。
日本人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对唐朝的文学作品积极模仿吸收,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平安文学受到了唐代文学的很大影响,其中,对平安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白居易的作品。
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从内容上来看,前期以批判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讽喻诗为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诗渐多。
由于语言通俗易懂,不仅被旧来的士大夫阶层所喜爱,在下层人民中也广为传唱。
《白氏文集》对日本的平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尤其是其闲适・感伤诗,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一、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其文学的特征,可以简单总结为初期汉诗文的隆盛;中期和歌的复兴和女性文学的繁荣;末期贵族文学的变质。
本文由于篇幅限制,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1.汉诗
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
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
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以下简称“白诗”)。
首先,是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
在日本,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是菅原道真。
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作品。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
――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白诗20首,菅原诗10首,每一章首句,各自同义重复,二句首词承接前句尾词,每一章分别叙述一个内容,各章互相连缀,形成一个贯通的主题。
毫无疑问,菅诗模仿了白诗的形式,是白诗的“仿体诗”。
其次,把白诗的句子运用到日本汉诗中的作品也有很多。
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A),见尽三千世界春(B)。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C),王侯不到便终身(D)。
始知天造空闲境(D),不为忙人富贵人(C)。
――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A)。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B)。
――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C),只今犹合傲王侯(D)。
――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白诗和岛诗的A、B、C、D分别对应。
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组合,溶入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
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
也就是岛田中臣虽然运用了白诗,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白诗重新分解组合来创作汉诗。
可见,白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本的汉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还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构思,推动了汉诗创作的发展。
2.和歌
公元894年,日本政府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中断了和唐朝的文化交流。
同时,由于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唐风文化出现衰退,和歌取代汉诗文,成为文学的主流。
在日本歌坛上,出现了以“六歌仙”(僧正遍昭、在原业平、小野小町、文屋康秀、喜撰、大伴黑主)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歌人。
这一时期,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意识,逐渐进入到和歌创作中。
“六歌仙”中几乎没人不受白居易的影响。
下面是“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つの通ひ路吹きとぢよをとめの姿しばしとどめむ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照《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首和歌中,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
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
同时,由于唐诗的大量引进,和歌与唐诗的碰撞已是无法避免。
在这种风气下,歌人们尝试着把唐诗的佳句引入和歌,于是就出现了“句题和歌”,就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
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125首句题和歌中,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有74首。
例如「こづたふにの糸の弱ければとむるよからぞになし(树梢添枝条 吐出新绿丝 莺飞来此歇 弱嫩不胜力)。
这首和歌,就是取自白居易《杨柳枝词》中的“绿绦条下不胜莺”一句。
在这里,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就是白诗的一句,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
但是,这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
可以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和歌通过积极吸收中国文学的.影响,扩大视野,提高了艺术技巧。
3.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平安文学的一大特征,其中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可以称得上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
本文试以《源氏物语》为例,来分析白居易对女性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源氏物语》不仅吸收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精华,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佛教思想等其他精髓。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在底层影响《源氏物语》的因素,《白氏文集》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引用数字上来看,全篇共有154处引用白诗,对《白氏文集》的引用次数要占汉语典籍引用总数的59%。
《源氏物语》的第一卷《桐壶》中,多次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以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故事,直讽桐壶帝宠爱桐壶更衣。
例如下面这一段: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
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
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
天命如此,抱恨无穷!
“太液芙蓉未央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都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
桐壶帝和桐壶更衣这两个人物正是参照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作者紫式部用迭影的方式对人物进行了日本式的重塑,达到了神似的地步。
在《须磨》卷中,有这样一个场面。
源氏公子被流放到须磨时的一个晚上,“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
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
遥想清凉殿上,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羡,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
于是凝望月色,冥想京都种种情状。
继而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闻者照例感动流泪。
”这句“二千里外古人心”出自白居易的《八月十五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是白居易和被贬的好友元祯的赠答诗。
正如白居易在八月十五的晚上思念好友元缜的心情一样,源氏想起了京城的女性们。
二、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
而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到平安末期,武士的势力壮大,贵族社会逐渐失去活力。
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于是,白诗中体现出来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就引起了平安时代贵族们的深切共鸣。
第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模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
《冷斋夜话》中说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
这种说法虽不足为凭,但白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毕竟是一种外语,在理解运用上有难度,于是,通俗易懂的白诗自然成了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的日本人相似,白诗的审美情趣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
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占很大比例,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
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性格相符,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也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
第四,无论是质还是量,长达70余卷的《白氏文集》,对平安文人来说,是一部大型的文学事典兼辞典。
白居易一生写了3800余首诗,而且其作品的取材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自然成了模仿的范本。
参考文献:
[1] 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2] 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J].日语知识,2003,(1).
[3] 严绍.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意义和地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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