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论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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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论文分析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论文分析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论文分析
正如多数评论家所言，《基金黑幕》揭示的现象绝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这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就有可能毁掉投资者对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专家”们的信赖，甚至毁掉他们对股市的信心。封闭式基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在开放式基金中照样可以出现，管理层理应对此保持高度警觉。
不可否认，开放式基金的运行将给监管者的工作增加新的难度。在目前仅有10家基金管理公司、33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下，权威人士承认，管理层对基金业内“个别单位和个人”的“有些”违规行为，如“高位接盘”、“倒仓”、“对倒”等，“在现有各种条件下，要真正加以认定和处理还很复杂和困难”；那么，一旦出现数十上百家基金管理公司和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各类投资基金（其中主要是开放式基金），在时刻都有旧的基金因管理不善而萎缩、随时都有新的基金募集发行的情况下，如果监管措施和手段不能及时跟上，基金管理人欺诈股民、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将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和蔓延，并最终毁掉这个市场。
但是，监管的难度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大，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去定位我国的基金业（也可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如果单纯为了国企脱困募集资金，监管者就会处在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为有利圈钱，就得纵容金融大鳄的违规行为，通过他们虚假造市维持股市繁荣来吸引投资者入市，但这对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却极为不利；若严格规范股市秩序，尽管对股市长期发展有利，但却有担负“保守”名声之忧，还担心股市一旦失去投机性，将削弱其融资功能。监管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是造成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的根本原因。
开放式基金代表着基金业未来发展的主流，为了呵护它的健康成长，政府有必要以认真的态度履行监管职责。这种监管不是严格控制、严格审批；也不是按所有制限制基金市场的准入。前者只能助长权力寻租；后者既与WTO开放金融服务领域的条款相违背，又遏止了竞争，扼杀了基金业的活力，它除了可以推卸当事人监管不力的责任外，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任何益处。那么，政府监管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在多个高规格的投资基金研讨会上，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基金专家无不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摆在基金立法的首位。他们认为，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基金管理公司有权按法律的规定设立并依据章程运作基金，政府不应对此做过多干预。政府的责任是监督并运用法律来确保经理人诚信履约，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为，在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投资者始终处于弱势，他们只能通过经理人的信息披露了解自己的下一步投资策略，是赎回？还是维持不变或者追加投资？所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是如何确保经理人对规定事项进行披露，以及确保他们陈述的`真实无误。
有了定位，就能找到方案。确保经理人与对规定事项进行真实无误的信息披露，需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
1.独立董事制度。国外经验表明，基金管理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抑制内幕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2.人员培训制度。无论业务素质，还是业道德方我国基金从业人员都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强化人员培训是在短期内提升基金从业人员综素质有效途径之一。
3.自动举证制度。当基金发展到成百上千家时，证监会是无力对其一一跟踪调查核实的。对涉嫌违规违法者，应该规定由他们自己去搜集举证所需的文件与记录，来主动证明自己的清白与无辜。这样，举证的责任就从政府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转移到涉嫌者身上。
4.赋予社会中介机构协助监督的责任与义务。美国有5000多家基金公司，监管仅靠政府机构一家是难以有效实施的，美国证监会（SEC）在靠社会力量协同监管方面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他们非常重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券业协会的作用，从法律上明确律师和会计师的责任和义务，让他们自觉地为政府监管服务，当律师和会计师没有履行这种责任和义务时，SEC将对其提出起诉。这样，千千万万的律师、会计师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警察。SEC还给予了证券业协会一定的权力，让它们去订规则，进行自律管理。实际上，美国证监会的很多制度都来源于证券业协会制订的行业规则。
5.健全的法制体系。这一法制体系不仅仅包括《投资基金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还包括《会计法》、《统计法》、《信托法》等相关经济法律法规。基金业要讲究诚信原则，不仅是对管理人、托管人、信托人，还包括对价值的测算，包括会计、统计和估算工作。
6.改进司法制度。核心在于司法的独立性，用法制代替人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律的严肃性不容受到侵犯。改进司法制度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
篇2：加强对基金的监管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加强对基金的监管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前段时期，《基金黑幕》闹得沸沸扬扬，当散户们若有若无的猜疑得到证实时，他们伤心和不解，进而为之愤怒：为什么欺诈股民、欺诈基金投资者、掠夺资财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什么“黑心”的经理人和隐藏在其后的“金融大鳄”的违规违法行为就得不到法律的惩处？谁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正如多数评论家所言，《基金黑幕》揭示的现象绝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这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就有可能毁掉投资者对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专家”们的信赖，甚至毁掉他们对股市的信心。封闭式基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在开放式基金中照样可以出现，管理层理应对此保持高度警觉。
不可否认，开放式基金的运行将给监管者的工作增加新的难度。在目前仅有10家基金管理公司、33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下，权威人士承认，管理层对基金业内“个别单位和个人”的“有些”违规行为，如“高位接盘”、“倒仓”、“对倒”等，“在现有各种条件下，要真正加以认定和处理还很复杂和困难”；那么，一旦出现数十上百家基金管理公司和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各类投资基金（其中主要是开放式基金），在时刻都有旧的基金因管理不善而萎缩、随时都有新的基金募集发行的情况下，如果监管措施和手段不能及时跟上，基金管理人欺诈股民、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将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和蔓延，并最终毁掉这个市场。
但是，监管的难度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大，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去定位我国的基金业（也可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如果单纯为了国企脱困募集资金，监管者就会处在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为有利圈钱，就得纵容金融大鳄的违规行为，通过他们虚假造市维持股市繁荣来吸引投资者入市，但这对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却极为不利；若严格规范股市秩序，尽管对股市长期发展有利，但却有担负“保守”名声之忧，还担心股市一旦失去投机性，将削弱其融资功能。监管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是造成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的根本原因。
开放式基金代表着基金业未来发展的主流，为了呵护它的健康成长，政府有必要以认真的态度履行监管职责。这种监管不是严格控制、严格审批；也不是按所有制限制基金市场的准入。前者只能助长权力寻租；后者既与WTO开放金融服务领域的条款相违背，又遏止了竞争，扼杀了基金业的活力，它除了可以推卸当事人监管不力的责任外，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任何益处。那么，政府监管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在多个高规格的投资基金研讨会上，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基金专家无不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摆在基金立法的首位。他们认为，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基金管理公司有权按法律的规定设立并依据章程运作基金，政府不应对此做过多干预。政府的责任是监督并运用法律来确保经理人诚信履约，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为，在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投资者始终处于弱势，他们只能通过经理人的信息披露了解自己的下一步投资策略，是赎回？还是维持不变或者追加投资？所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是如何确保经理人对规定事项进行披露，以及确保他们陈述的真实无误。
有了定位，就能找到方案。确保经理人与对规定事项进行真实无误的信息披露，需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
1.独立董事制度。国外经验表明，基金管理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抑制内幕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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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小投资者利益受侵的原因及建议论文
引言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中小投资者人数最多,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中小投资者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人数众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有限,投资金额较小,风险承受能力弱,法律维权意识缺乏.虽然中国的《证券法》和《公司法》都明确规定了违法责任人必须对证券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广大股民想要集体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权几乎是行不通的.
1 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典型形式
①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以猴王事件为例:猴王上市公司的资产 3.7 亿元,负债 23.96 亿元.其控股公司猴王集团挪用猴王上市公司的资金,并通过猴王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担保,最终猴王集团及其子公司欠猴王上市公司 5.9 亿元,猴王上市公司还为猴王集团及其子公司担保 4.59 亿元贷款.猴王集团破产后,巨额债务得不到清偿,从而给猴王上市公司的中小投资者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②恶意包装、虚构利润.以银广厦事件为例:银广厦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法,虚构利润 7 亿多元,导致广大投资者损失约 93 亿元人民币.银广厦事件披露后,广大中小投资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果是暂不受理.
③重大遗漏或隐瞒.以佛山照明事件为例: 年和 年佛山照明未依法披露为关联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借款等事项;未披露累计交易金额达 2.4 亿多元的关联交易;亦未如实披露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共同增资以及向关联方收购股权等事项.遗漏或隐瞒这些能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必将严重误导广大投资者,给他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④操纵股价.以亿安科技案为例:亿安科技通过操纵其控制的股票账户,进行自买自卖,制造虚假的股票行情.从 年初的 9 元左右,炒到 年 2 月的 126.31 元,账面盈利一度达到 20 多亿元.最终,亿安科技于 年初跌至 20 几元.在这个过程中,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
⑤内幕交易.以黄光裕案为例: 年 4~9 月份,黄光裕作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在决定该公司与其他公司资产重组、置换事项期间,指使他人使用其控制的 85 个股票账户购入该公司股票,成交额累计人民币 14.15 亿元.至 年 5 月7 日上述资产重组、置换信息公告日,上述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人民币 3.09 亿元.同时给曾经持有过中关村股票的投资者(约 13 万股民)造成投资损失.
篇4：中小投资者利益受侵的原因及建议论文
2.1 证券市场法律法规滞后
首先,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注重对违法的监管,未涉及受害者的保护.在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下,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对具体违法者的行政处罚,警示和教育其他市场主体,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对受到侵害的投资者的权益,却没有具体给出实施赔偿的途径.《证券法》在这方面的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中小投资者维权的困难.其次,证券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明确.《证券法》中一些规定不够具体,针对性不强.比如《证券法》第 24 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却没有明确不遵守该规定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又如《证券法》规定了其行政和刑事责任,却没有规定内幕交易对应的民事责任.即使是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77 条中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条规定太过原则化,不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
2.2 信息披露不透明
大部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①内容千篇 一律,不能体现公司自身经营特色;②大篇幅描述公司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经营风险则轻描淡写,甚至存在遗漏或隐瞒;③信息披露内容空洞、简化,较多使用专业术语,缺少必要的解释说明,不具有可读性;④信息披露不及时.这些问题都会直接误导投资者,给他们造成直接的投资损失.
2.3 证券市场监管不到位
首先,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主体较多,除了中国证监会之外还包括国家发改委、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导致了中国证监会缺乏权威性,不利于监管的快速反应以及效率的提高.其次,我国现行的证券发行制度是带实质性审查的核准制,新股发行定价仍有太多的的行政特色.大家都在争夺发行额度,诱使企业勾结券商进行恶意包装、伪装、夸大盈利能力,误导投资者.
3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建议
3.1 尽快完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
证券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增加有关民事赔偿责任的相关条款,比如:①依法设立证券市场违法赔偿基金并明确其资金来源.可考虑的来源包括证券交易经手费、针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罚金、行政罚没款等.②明确赔偿基金的适用条件.赔偿基金仅用于对股价操纵、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在违法主体无力赔偿投资者的情况下,赔偿基金及时优先赔付中小投资者.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赔偿基金制度,如美国的公平基金制度,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金融服务赔偿基金.我国 年才开始实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且直至 年 5 月,才有平安证券宣布“出资设立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资者利益补偿专项基金”,基金规模 3 亿元,存续期 2 个月.可见我国广大中小投资者在现有制度架构内获得赔偿救济非常困难,必须尽快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3.2 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首先,应健全以注册会计师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体系.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在在证券信息披露中独立审核、严格监督的外部审计行为.同时应通过审计、财税部门加强审计监督.其次,应通过法律手段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责任,对违反信息披露相关义务的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进行明确的处罚.中国证券报( 年 3 月 31 日第 007 版)披露:博元投资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15 年 3 月 27 日,证监会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一天,上交所宣布,自3 月 31 日起依法对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3 建立健全的退市机制
退市制度是指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关于上市公司暂停、终止上市等相关机制以及风险警示板、退市公司股份转让服务、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等退市配套机制的制度性安排.
首先,应及时完善上市公司退市的量化标准.避免原则性的表述,使得退市标准的判断和退市流程的执行变得具体而且客观.其次,证监会应加大证券市场监管的力度,为退市处罚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中国证券报(2015 年 1 月 19日第 A03 版)显示:自从证监会 2013 年下半年开发启用大数据分析系统以来,已调查内幕交易线索 375 起,立案142 起,分别比以往同期增长了 21%和 33%.继 ST 长油、ST 二重之后,曾经以凤凰化工、浙江凤凰、华源制药、*ST华药、*ST 源药、S*ST 源药、NST 源药、ST 源药、ST 方源和 ST 博元的名称存活于 A 股市场,并屡屡上演“乌鸦变凤凰”的博元投资从上交所退市.具体明确的退市标准与证监会严密的市场调查与监督相结合,必将为退市制度的实施起到强有力的支撑.
4 结论
本文针对中小投资者利益受侵害的形式及其原因所提出的建议,能够使得侵害行为本身的识别和相应的处罚具备可操作性.这样才能对实施侵害的个人或企业产生畏惧,最大限度地降低侵害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中心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乔琴.论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J].湖北省证券业协会.
[2]《盘点上市公司造假之最》证券市场新闻.
[3]宋定明.浅论我国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案件[D].东北财经大学, 年 6 月.
篇5：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及原因分析
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及原因分析
【论文摘要】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只有不到20个年头，但在这十几年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证券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加转轨证券市场上，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关系到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只有建立健全法律环境，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降低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才能推动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可以说，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尤其是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一个国家证券市场是否稳定和能否保持繁荣的重要基础。
【论文关键词】中小投资者;证券市场;法律保护
一、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历史演变及成效
国外相关法律与金融文献都强调了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对于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性，LLSV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国金融体系如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新证券的发行频率、公司治理结构及股利政策、资本分配的效率等方面的差异，都可以用各国法律体系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加以解释。加强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可以维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在宏观上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面一直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实施力度也在逐渐加强，特别在以后，大量相关法律法规密集出台，对投资者保护的重视程度达到空前高度。
中小投资者是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对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直接影响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事实上，各国的证券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都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我国1月1日起实施的《证券法》，其主要精神就是从法律上对证券市场加以规范，以减少对投资者利益的损害，建立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从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发展经历来看，以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分别经历了初级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和成熟阶段。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初级阶段(1994年7月以前)、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发展阶段(1994年7月—7月)、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相对完善阶段(7月--12月)、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成熟阶段(201月以后)四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小投资者所处的法律与市场环境各不相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条款和内容也不同，法律保护的作用也不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动态发展的特征。
我国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呈现了一个不断加强和逐步完善的趋势，对信息披露要求的不断明细和提高，以及对批准要求的不断严格化与独立化，使得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得以不断加强，中小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投资的信心不断增加，对法律的依赖性也逐步提高。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从简陋渐趋完善，如今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1)证券立法者以及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在新兴加转轨阶段，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才能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得以健康发展，如果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重视和保护，我国证券市场就不可能健康发展;(2)就投资者保护立法而言，尽管目前专门立法不多，但我国所有的证券立法都奉行保护投资者的宗旨，并将重点放在确立必要的法律原则、明确基本的法律关系上，初步形成了由国家法律(证券法、公司法、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市场业务规则等不同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投资者保护规范体系，并且该体系还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之中;(3)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行为者正在受到调查与应有的处罚;(4)随着新《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实施，使广大投资者看到了希望，开始愿意并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有具体的措施、规则和条款来保障投资者有发言的权利。
二、我国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是：
1.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出现有法难依的现象。
我国的《证券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规都明确规定了违反相关条款的责任人必须对因此而给证券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些规定的缺陷在于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上，相关规定的范围很窄。在实践中，法院很少受理股东根据这些规定所提起的诉讼(如法院系统明文规定暂时不受理因为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颁布至今，这样的案例相当少。而且当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中小股东权益造成伤害时，中小股东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显得极其困难。
2.法院的审判和执行人员素质不高，执法水平低
证券市场是高风险的市场，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制度性风险、信用风险等可能使证券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证券市场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市场，特别是一些新产品、新交易机制对参与者的知识、技能要求比较高，证券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专业知识较为复杂，而我国的法官普遍缺乏证券类案件的专业知识，因此难以有效审理证券违法与纠纷。在我们国家里，由于社会和政治压力原因，法院往往不愿意受理中小股东针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权的诉讼，即使受理，其法律执行效率也很低。由于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尚不具备，人民法院在过去的里，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侵权行为而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纠纷受理不多，即便受理也都没有进入实体理。
3.民事责任实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导致法律救济难以实现
投资者权益法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当证券投资者权益受到侵犯时，虽然法律规定投资者在遭受损失时能行使诉权，但证券法设计的这些制度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证券投资者有哪些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通过救济途径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却无法实现，这些权利规定的意义将不复存在。已发生的投资者受损害的事件，如红光事件、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银广夏造假案，投资者都面临着在证券市场上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其受害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救助，不能诉请法院获得赔偿，那么证券法中的公平、公开与公正原则就无法实现。我国法院对于这类民事纠纷暂不受理内幕交易行为或者他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案件，实际上致使证券投资者的这种权利根本就无法实现。
篇6：分析个人利益保护论文
分析个人利益保护论文
[摘要]情况判决是指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为了保护重大公共利益而不予以撤销的一种判决，保护既存公共利益是情况判决的立法初衷。但在情况判决当中仍不能忽视对个人利益的应有保护。个人利益保护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后获得赔偿方面，还应作为一客观要素，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成为判断公共利益损失程度以及是否适用情况判决的参照标准。
[关键词]情况判决利益衡量行政诉讼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说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皖行终字第51号行政判决书：2001年8月，被告歙县人民政府与第三人黄山徽兰房地产开发公司签定了《小北街改造项目协议书》。2002年8月，第三人以（歙）房预售证第005号预售许可证向社会公开预售上述协议书项目开发范围内新建房屋。2003年3月31日，位于该改造项目范围内原告张铎所有的小北街15号的房屋（原告持有该地歙国用[2000]字第8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拆除，原告张铎提起要求撤销被告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歙县人民政府以《小北街改造项目协议书》形式规划、管理和利用小北街15号地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其判决理由是：虽然被告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庭的要求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依法应予撤销。但由于小北街15号地块事实上已被纳入小北街地段整体改造，且整体改造已全部完成，如判决撤销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故应适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以下简称第58条）之规定确认其违法。原告不服，认为小北街地段是商业开发，而非整体改造，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故不应适用第58条之规定，即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2004年7月13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基于同样理由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本案（以下简称为开发案）属于情况判决适用的典型案例，法院依据司法解释第58条，基于对涉案公共利益的保护，对本应撤销的被诉行政行为只确认其违法以保留其法律效力，从而使该公共利益得到保全。但案件的审结并不意味着纠纷最后的尘埃落定，违法的行政行为因为保护公益而逃脱了法律的应有制裁，个人合法利益因为公益的考量而失去了应有的司法救济，司法的公正，法律的威严在个案当中被模糊化。这些也正是情况判决制度自设立以来一直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拟就案中原告个人合法利益保护在实质意义上缺失的现实对情况判决制度中个人利益保护问题予以探讨，以图对个人利益保障这一法律目标在情况判决适用中得以更好实现并有所裨益。
二、情况判决中的利益衡量问题
情况判决制度由日本首创，经由我国台湾承继完善，之后在祖国大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中得以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即是我国大陆适用情况判决的法律依据。情况判决是指依据一般行政法治规则，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就应当予以撤销，但基于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只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而不予以撤销，同时责令被诉行政主体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赔偿原告因该违法行政行为受到的损害的一种判决方式。其本质即在于对一个本应撤销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考虑到公共利益只确认其违法，而继续保持该行政行为效力的判决方式。根据司法解释第58条之规定，我国情况判决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第一，涉案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予撤销。第二，如果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利益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力，决定着法律的产生、发展和运作，而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在于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里，利益冲突已经构成了社会常态。当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纠纷推列到法官的案前时，依法对所有涉案利益进行衡量、取舍和协调就成为纠纷解决不可缺少的司法历程。在情况判决当中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现实冲突：一方面是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涉案公共利益可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如不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涉案的个人合法利益则不能得到本应有的保障。由此，作为法解释方法的利益衡量原则在情况判决的适用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需要衡量撤销或不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在涉案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衡量，而后者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保护各种合法利益的是法律追求的目标。由于情况判决“承认‘违法却合乎公益’的情况的存在，而使得公益判断脱离法治主义的束缚，极端情况下有可能沦为行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的独占与恣意”1.从而也为涉案个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更大显性或隐性的威胁和损害。同时由于公共利益自身固然的抽象性，以及法律对其“重大”程度判断标准规定的模糊性，决定了情况判决在把法院推到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裁判者”的位置，留给法官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留下了诸多的技术难题，造成法律实务中个人利益的在实际意义上的沦丧的现象屡见不鲜。故此，情况判决适用条件得到法律和法理学家的众多关注。而在这当中对个人利益的衡量与保护则成为关注的焦点。
三、个人利益是利益衡量中的独立因素
情况判决中当事人利益保护不仅仅在于获得事后赔偿，还包括是否适用情况判决的选择判断过程中，也就是选择适用情况判决的利益衡量过程中不单单考虑公共利益，而要考虑一切应考虑因素，把个人利益加入对利益衡量的序列当中。
公共利益不应该是情况判决中利益衡量的唯一因素。现代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和冲突两个方面，个人利益至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绝对主义都是非理性的。公共利益也并非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就某种层面上讲，公共利益只不过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利益中具有共性的那部分的总和，其源于个人利益而又独立于个人利益。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具体时空之下，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无可置疑，“大公无私”、“以大局为重”的精神理念，仍是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主旋律。公共利益至上的观念在我国有更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对我们的法官影响也更深。以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为立法初衷的情况判决制度的'设置，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然而诚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能是体现一种道德上积极的观念，从法律公平和正义的角度看，却未必可行。”1
国家的存在、法律的设置，从根本目的上来讲是在对个人权益的实现，从而个人权利以及其后所隐含的个人利益应被作为公共权力的起点和终点，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如此一来，如果我们单纯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来否定个人利益，不仅会损害个人追求利益的积极性，进而导致社会利益总量的下降，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家和法律的异化。
情况判决即是以利益衡量之法解释方法来解决行政争议的判决。利益衡量在行政个案中的最大意义在于当涉案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尽量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到妥协的方案，在确保优位利益的同时把让位利益的牺牲程度降低到最小限度。也就是说，“利益衡量的结果应使各种利益尽可能的最大化”。2而就笔者的理解，利益的最大化应指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把它放在情况判决中利益衡量的领域上来讲，也就是要求利益衡量的结果选择，应以衡量对象对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增进量或减少社会整体利益损害的减少量的大小为依据，而不能简单仅因为是涉及到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就忽略对个人利益的关注。
基于此，笔者认为公共利益至上的绝对主义是极不适当的，在公共利益并不存在恒定的优位位阶，它并不能够独立成为否定个人利益正当的、充分的理由。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应当优先得到保护，但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当通过利益衡量来确定优先保护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也应当予以保护”。3这也就意味着，情况判决之所以对公共利益予以倾向性保护，并非在于或仅在于公共利益的性质，而是基于某种衡量之后的一个选择。
个人利益应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当中，关注个人利益是选择适用情况判决的重要因素。我国情况判决制度法律规定中对公共利益的损失程序判断标准未作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缺憾。之所以对公共利益损失程序的判断标准给予关注，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司法解释第58条对情况判决限制以“将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另一前提条件，这当中有个不言自明的暗示：如果该损失未达到“重大”之程度，则不得适用情况判决。同时《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比较这两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是否达到“重大”之程度，是否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是否适用情况判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二，情况判决实则是对宪法共同所保护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衡量之后的结果。而从逻辑上讲，“衡量”应该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相比较的过程。如果缺乏相应的参照标准或衡量对象，所谓“衡量”也只能沦为单方面的意志判断。或许我们可以从抽象的层面，用比例原则对以“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为理由限制个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判决予以拘束，但如果缺失具体、客观层面上的规制，情况判决的适用则可能因全系于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缺少一般的根据而难免会落入脱离法治的窠臼；其三，公共利益的抽象性决定了在公共利益界定方面存在着必然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即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过程中进行客观规制，才能真正在防止情况判决的被滥用方面有所作为，以保护个人利益不受看似合法却实则违背立法意旨和立法精神的伤害；其四，公共利益与人个利益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并行目标，任何偏废与立法意旨都是相违背的。由此情况判决在同受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所采取的妥协方案应是对二者进行“衡量”而非“取舍”的结果。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性质不同，二者难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所以确立一客观标准具有了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对情况判决中涉案公共利益的损失程度这一客观适用条件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的规定，是严格情况判决适用条件，更好实现情况判决制度立法意旨的关键步骤之一。
对公共利益损失程度的判断，日本和我国台湾均以“考虑原告所蒙受的损害的程度，其损害的赔偿或者防止的程度及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情况”（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1条）、“经斟酌原告所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事情”（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8条）作为利益衡量参照的标准，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即在我国情况判决的适用条件或法律适用过程当中，应把原告方的个人利益纳入到利益衡量的过程当中，考虑原告方所受的损害程度、其损害赔偿或防止的程度及方法等一切因素。一方面是为规制情况判决制度的滥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情况判决中的个人利益予以应有的关注和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衡量比较的过程当中，应该杜绝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取向，去追求利益衡量所谓的“利益最大化”。首先，公共利益包含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方面的内容，法律的尊重、法治的维护也是公共利益内容之一。其次，单纯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会造成法律价值的扭曲，在一个以经济效益为取向的分析方法中，由于政府“实行程序所花费的成本，比私人因此所得到的利益更为明显可见，而且政府的负担是较不可避免的……从而（使）不可避免的行政成本重于个别程序保障所导出价值，而使程序的保障相形之下被牺牲”1，而最终导致“原本应该受到正当程序条款保障的私人，反而失去践行程序的权利”。2即如果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取向，去追求利益衡量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很容易会造成近乎所有的衡量结果都对政府有利，而使得个人合法的利益在实质意义上被架空，从而使情况判决沦为法院对剥夺个人合法利益行为正当化的手段，最终落入司法恣意的窠臼。故此，我们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应对其适用的范围、必须考虑的要素作更为严格和周全的设置。这当中有学者认为“如果个人利益因为涉案行政行为的撤销，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时……也应该适用情况判决”3的观点，就是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利益最大化”，从而扩大情况判决适用范围的典型表现，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至于涉案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应如何处理，因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在这里不作深述。
四、结语
回归到“开发案”中，可以认为本案之所以适用情况判决，并非仅因为“小北街改造”这一开发项目是属于“公共利益”，而是经过衡量该公共利益“如判决（被告行政行为）撤销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之后所作的法律适用。我们姑且不论本案中对该“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否合适，纯粹从法律适用的逻辑这一点上来看，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该案的判决结果无疑是正确的，由于法律规定缺失，法院在处理过程、判决理由中没有交代个人利益在利益衡量过程中的作用。
对公共利益损失是否“重大”的标准的界定是“开发案”审判应考量的焦点所在。然而一审过程中法院的判决理由只列举了“小北街改造”这一开发项目是属于“公共利益”、“如判决（被告行政行为）撤销可能造成（该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但对该可能损失程度之所以能够界定为“重大”的参照标准和论证过程并未作以说明。二审中二审法院认同该理由成立但同样也未对此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在目前，对这个标准的把握和过程的论证，我们只能冀求在法官“心证”过程中能够存在并得以良好的运用和运行。这固然是我国行政审判书本身的沉疴所在。而笔者认为，由于公共利益本身固有的抽象性，出于对个人利益保护之目的，应该更多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标准中注入更多的客观因素，把个人利益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当中，明确利益衡量应考量的因素，以图缩小法官在情况判决中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为情况判决立法初衷的正当实现提供更多更为务实的保障，而把它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
1「中国台湾」翁岳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逐条释义》，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62－563页。
1甘文：《利益衡量与司法审查》，《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2期，第144页。
2甘文：《利益衡量与司法审查》，《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2期，第156页。
3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叶俊荣：《环境行政的正当法律程序》，自印本，1997年版第79页。
2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37页。
3余凤、李晓萍：《行政确认违法判决中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载《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10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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