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方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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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文化方面论文
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对传统古文化进行传承可以说是当代教师十分重要的责任，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教材进行密切的集合，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我国的经典名著，我国的古代文学大多篇幅较长，例如《红楼梦》共有一百零八回，如此大量的古代文学阅读量学生往往是不愿意主动接触的，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使至塞上》当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十分经典的一联，在对该诗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应引导学生对其中的场景进行联想，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
篇2：中国文化方面论文
传统文化的给养
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有力凭证，中国传统文化中蘊含的思想精髓引领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发奋图强，锐意进取，
而中国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如昆曲、书法和传统刺绣技艺等也为中国的大美增添了一抹亮色，引来无数外国人士来中国探寻钻研，流连忘返，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急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它传承下去。
(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思想方面，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沿袭着中国的传统思维，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在做人做事上恪守着中国的传统准则，
在得意失意时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追寻本我，探究人生的终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人乃至中国政客的精神支柱，是中国古代维护国家政权的精神纽带;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手中不断发扬壮大，中国人靠中国特色传统技艺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具有美感，使生活充满意境和乐趣，在传统男耕女织的时代里，成为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三)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依托
中国走向世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随着韩国文化凭借韩剧在世界各的的推崇和热衷，中国也急需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外国人更加向往中国，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的大学生，更要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影响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以提高受教于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对学生个人的长远发展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它摆脱了以往以知识学习为目的的学习模式，
篇3：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原本它就只是对文字的书写和信息的传达，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中的书写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以书写工具而言，中国的毛笔是一种神奇的书写工具，它的形状是锥形，它的尖、齐、圆的特性决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鹅管笔，由于毛笔的这个圆锥的形状，使得运笔在不同的方向出峰，而表现出粗细不同的轻重变化。而那种鹅管笔就不能像毛笔一样表现出如此多变的变化。书写者在蘸墨的同时已经将宣纸规划，于是方块字就在纸间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这整个的书写过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表现了出来，法官前总统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书法：“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写汉字的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在于汉字具有独特性，一个单字就是一个符号，全世界的文字也就只有汉字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层次，虽然世界其他的文字同样可以书写的很漂亮，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关系，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汉字虽然偏旁可以写在上下左右各个地方，但是每一个写成的字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所以对于书写者来说写字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艺术的教养。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书写优美的人，但是这和中国书法是不能媲美的，因为书法是对人的性格的陶冶。书写的优美和流利是每个文字都追求的，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书写在于意境的.营造。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书法作品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的外形和结构所吸引，会把它想像成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这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特征，书写者在完善书写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因为有意境美的存在所以中国书法在创造初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中国书法通过毛笔的运用更好地表现出了上下、有无、虚实、阴阳。在落笔的刹那一个生动的世界便跃然纸上，虽然只有两种色彩但是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一、书法的文化内涵
这样对于书写者来说，书写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一种艺术熏陶。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信息、科技发展水平，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书写产生着影响，塑造着文化的品格。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都和毛笔书写的书法艺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面的映射。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中，毛笔书写满足了在当时的年代里书写文化、记录语言和历史的实际需要，为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精神、艺术的价值取向来看，毛笔书写汉字的书法艺术具有超越实用书写的价值内涵，成为民族独特的审美艺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窗口。
二、书法中的人格精神
病榻上的唐太宗要求儿子给自己寻找《兰亭集序》，他曾经形容王羲之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唐代具有较为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新唐书》记载书法考试的要求是：“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不仅书法学生必修书法，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日纸一幅”。除了考试选拔学生进入书学学习，还为贵族子弟提供到弘文馆接受书法教育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书法的优劣就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唐代的科举制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合二为一，“楷法遒美”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开启了楷书书写兴盛的时代。当时考生众多，吏部不能一一考察看考生的为人和言行，于是就出现了仅凭书、判的现象。书、判其实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就是看他们的书写是否端正，笔记是否优美，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判案的质量，因此书法又是试判的关键。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法的时代”，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凝聚在“中和之道”上。同时，书法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人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不强的精神，在笔墨书写中可以得到极大的熏陶，颜真卿 捍卫了唐王朝的尊严，他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他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单纯从书写美的角度来说是很好，但是和人品结合起来的话，人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因为他们的为人和做事方法与态度不被世人接受，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被人们拒绝在了书法艺术殿堂之外。
三、书法在清代的发展
到了清代，书法的主流是取法碑版，科举制倡导“馆阁体”，“馆阁体”成为入仕的基础，“黑、大、圆、光”是馆阁体的特点。当馆阁体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物极必反自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碑学中兴，尊崇北魏的碑帖。书法的审美取向也得到了普遍的改观。
中国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中国书法既具有精神文化性质，又具有物质文化性质；既具有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的性质，又具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毛笔的丰富内容和深厚蕴涵，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虽然毛笔的时代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曾经作为中国人不可离开的书写用具，至今仍有着活的生命。在毛笔文化中所蕴涵的审美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刘守安《新华文摘》第19期.
2、《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工岳川 新星出版社 版.
3、《汉字与书法文化》姚淦铭 广西教育出版社 7月版.
4、《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
5、《汉字何以成为艺术》聂振斌 中国书法，4月版.
篇4：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1月17日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篇5：浅析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浅析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摘 要：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相结合，成为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下，各国的文化相融合中出现了交流与交锋、合作与较量的新局面，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控制其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领域。所以，大力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已在国际主流社会达成共识。而中国文化软实力还处于发展中阶段，需要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努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文化；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即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在 1990 年出版的《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他提到：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哲学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
二、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
“文化软实力在概念上是一种复合的综合能力，是指国家创造价值观念和构建价值观念的综合能力，或者说是指国家创造价值观念和将价值观念作用于对象以影响其行为的综合能力。”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硬实力是指这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总量等可以对外强制他国现实性物质力量。而文化软实力则是指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人民所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以及对外产生的渗透力、亲和力和影响力。它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是收买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能力。
（二）文化软实力的特征
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无形特征。许多文化是不见诸文字的无形文化，表现得抽象，不具体的。表现人们的默示和价值导向以及行为或思维方式同一性、差异性。
第二，软实力资源难于控制。软实力需要长期的艰苦建设，绝对不会像有些硬实力项目那样可以一蹴而就。
第三，文化软实力发展代价小，但渗透力强，效果持久。文化软实力的成本较低，不像硬实力那样需要强大的经济支出为支撑。有时候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通过一部电影或者一部文学作品就能了解。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和功能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1.中国文化软实力能够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在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必将能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感召力、渗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
2.中国文化软实力能够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相结合是生产力，一是可以直接发展文化产业带来经济效益，二是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等领域可以发挥其反作用。文化软实力与政治相结合成为民主政治的文化源泉和动力，以及形成执政文化，为政治发展寻求合法性与权威性。文化软实力作用于中国社会，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进行社会整合，帮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3.中国文化软实力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中国现代化建设成绩突出，已经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正在迈向第三步，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而精神文化生活消费还处于低水平阶段，因而，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功能
1.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感召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新三民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推动文化发展大繁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正在逐步增强，同时吸引其他民族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影响力下，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纷纷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有信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它能够接受也能够改造外来文化，当然也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的强势洗礼，保证中华民族文化不会衰亡。
2.中国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经济的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文化产业本身也具有极大潜力量。以硬实力（军事、经济、科技）为主的显性竞争向以软实力（政治、文化、教育）为主的隐性竞争转型。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来临，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来愈凸显，成为世界性的时代潮流。
四、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
（一）、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需要
中国历史上的西汉盛世、贞观之治和 康乾盛世，不仅军事和经济实力强盛，而且文化繁荣，对内对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内部团结，外部安宁，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综合国力有可能持续、健康地发展。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而硬实力则必须有软实力的支撑才有可能长盛不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地调整和发展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政治素质是文明社会人们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品质，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重要手段，伦理道德与法律规定共同构成人们的行为规范内容。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提升人的文明素质，关键在于提升个人的文化软实力。
（三）、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
近几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欲望也不断提升。包括几个层次的提高，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包括衣食住行、婚姻、身体健康和人类自身的繁衍等方面的需要，这是最基本的需要。第二层次的需要是社会需求，人民希望有个安定、和谐的社会，以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第三层次是心理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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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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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耀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第21页。
[5] 陈定国，《软实力“不软”――对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和思考》，学术期刊，，第3页。
[6] 韩玉，《论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学术期刊，，第1页。
篇6：现代工业发展中国文化表现论文
现代工业发展中国文化表现论文
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特点，还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其一，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无为而治”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各个对立因素应该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得平衡，应该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互补融合，从而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其二，儒家思想的“仁爱好生、长养万物”、“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仁学出发，提出惜生、重生的原则，并主张道德从善的情怀直接施之于自然界，充分体现了要求人类取物有节制，节约利用资源的思想。另外，从美学角度出发，自古以来我国美学思想就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价值的统一。从人对自然的关系来看，我国美学肯定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宏伟、永恒、无限。我国的山水画、花鸟画等在创作过程中就要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形与神的结合，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如今社会，物欲横飞，人们在满足富裕物质的同时，一些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生理心理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人性化设计、低碳绿色设计、和谐化设计等新概念的提出，要求设计的产品不仅能更好地实现人文关怀，而且要适应大自然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发展方向与需求，这些也是“和”这一设计理念在现代工业设计发展中的体现。
人性化设计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使设计师和企业把更多的目光从产品转移到使用者。以人为本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体现。人性化设计的“美”首先体现在产品的结构和造型上，以人机关系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产品结构的改良让使用者更省力、舒适，通过产品造型的创新使产品更具趣味性，满足人们轻松、幽默的心理；其次体现在材料和色彩上的选择与人的认知相一致，给人舒适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善”反映在人性化设计引导人们合理、适度的消费，倡导人们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人性化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也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本质所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针对眼药瓶设计了一款带有弹性的硅胶罩（如图1所示），使用者在用时可以翻过来，罩在眼上，可避免误操作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升产品使用的精准性，用完后可把硅胶罩翻下来，方便携带和包装。折叠自行车，是人性化设计的典型代表之一，它质量轻,折叠后体积很小，可轻松的提起，便于携带，是外出郊游的最佳选择（如图2所示）。人性化设计对于工业设计师和企业而言，不仅在设计技术层面上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要求工业设计师和企业对设计理念进行创新和变革，利用科学技术，使产品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生活产品，转化为有生命、有灵魂的生活产品。
低碳绿色设计“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人们返璞归真、皈依自然的心态。低碳绿色设计以三个“R”为原则——Reduce(减少)、Reuse（回收）、Recycling（再生），在选材，产品结构、功能，制造过程，包装、储运方式，产品使用和废品处理等方面，都应考虑资源利用、环境影响及解决方法，把降低能耗、易于拆卸、材料和部件再循环使用、产品的性能、质量成本与环保指数都列入同等的设计指标。这些要求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文化中“以自然为本”、“取物有节制”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可变镜头的照相机，只需要更换新的镜头，而不用更换原照相机的其他部分，就能具有新功能和新样式。这样消费者不必丢弃原有的产品，而照样能享受源源不断设计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只需新旧结合或更换相关部件即可，这样不仅减轻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因生产产生的废弃物，节约了资源，减轻了环境负担（如图3所示）。北京工商大学学生蔡博文在20IF国际工业设计设计大赛中设计的一款名为Tilt12°的作品，将盆子底面倾斜12°，当使用者向盆内放水时，就会下意识的使用盆子的低凹一端，不仅与使用现有盆子浸泡衣物达到的效果一样，同时让使用者在无意识下节约了水资源（如图4所示）。图3可变镜头照相机图4Tilt12°低碳绿色设计要求当代的工业设计师和企业无论在设计构思过程还是生产加工过程中，都应将资源利用和环境效益作为设计的核心之一，尽可能地减少产品及产品生产中的不合理，从而降低给环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和谐化设计和谐化设计作为工业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是“和”文化在工业设计发展中的又一体现。和谐化设计与我国传统“和”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追求人的自由、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也与人类长远的发展目标是相统一的。即设计在处理人、物和环境三者的内在关系时，要求各个对立因素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得平衡，并将具有差异性、矛盾性的因素互补融合，构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和谐化设计的“和”体现在人与物、物与物、物与环境的协调。对产品而言，其一要满足消费者对外观、功能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包括产品自身零部件之间的协调、比例关系以及色彩搭配等；其二要满足老人、儿童、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需要，尤其要注重人机关系的协调；其三要满足使用者追求个性、舒适、轻松等心理和精神上的消费；其四要满足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引导人们合理、适度消费，培养社会责任心和道德感的要求；最后要体现尊重自然、顺乎自然的价值。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学生设计的一款“BottleLight”概念产品，很好地反映了和谐化设计的意义和必然趋势。BottleLight是一种新型节能环保灯，它的工作用电不需要任何外接电源供应，只需随意拿起一个空瓶子（例如：可乐、矿泉水），将原有的瓶盖拧下，装上BottleLight，通过反复挤压,压缩瓶内空气，使BottleLight的活塞上下运动，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从而点亮LED（如图5所示）。BottleLight的设计在考虑产品本身的功能和结构特点的同时，充分发掘了废物再利用的巨大潜能，更可贵的是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形地增强了环保意识，使和谐化设计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和谐化设计不是简单人造物的过程，而是创造出演绎时代规律、彰显民族精神，体现人文关怀与人生价值的和谐整体。简言之，和谐化设计既应满足人，亦应适应自然，要求产品不单在物质层面上要和谐，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亦要和谐。
“和”文化体现的人文关怀、人生价值，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存在着它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基于“和”文化的工业设计不仅仅要满足人们的功能性需求，更多地应考虑人们的情感需求，尊重人们的审美要求，在整体造型和结构设计以及选材上应考虑资源利用、环境影响等因素，以一种对社会、对环境负责的态度去设计更为简洁、长久的产品，力求通过设计推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使我国传统“和”文化精神在新时代产品中焕发出它的深远价值。
篇7：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论文
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论文
需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存在偏见与盲点。折射出当前要大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外文化交流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断繁荣发展的同时,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也不断进步开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影响空前扩大,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渠道和层次更加多样。进入新世纪,我们坚持公益性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相结合,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文化贸易在交流中的比重从小到大,由弱渐强,贸易额逐年增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中国与世界沟通情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在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日益丰富多样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催生出一大批体现国家文化形象的艺术精品,催生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
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并且在世界当代艺术舞台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推动世界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强劲力量。当代中国文化在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走出去的成绩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知存在偏见与盲点,提到当代中国文化,要么想到反映落后、愚昧的中国封建文化遗存;要么将一些“非主流”思潮的文艺作品视作当代中国文化主流;要么热捧那些畸形表现、格调低下、哗众取宠的艺术人士。一些西方媒体和文化艺术评论常片面地认为这就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精神的作品。由此,国外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匮乏,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作品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欠缺,对外文化传播力度、广度与深度的不足,以及文化产业、对外文化贸易刚刚起步等等,构成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难与挑战,更折射出当前要大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当代文化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成果,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帮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路径。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新发展,加快推动当代中国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加快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国内外客观形势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出发,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推动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世界,更多以当代文化为视角,展示当代中国人民旺盛的创造力和文化艺术成果,通过当代文化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风貌,全面树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形象。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应秉承对外文化交流多年积累的经验,把握原则,创新作为,内外兼顾,努力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要进一步重视反映具有时代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全方位、多角度的传播。对外文化交流应该是全方位的,既要有传统文化,更要有当代文化。在对外推介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文化品格的当代艺术作品和优秀艺术家的同时,要重视对外推介和宣传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民族精神,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当代性有整体性的了解。在政府组织的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坚持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并重,重点推介、筹组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优秀作品,权威性地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当代文化走出去市场机制建设,完善走出去体制和机制保障。要大力统筹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鼓励创新,走精品战略,实施“文化中国品牌战略”,鼓励对外文化更多地以民间和商业的方式走出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企业,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着名品牌。积极搭建对外文化贸易平台,加强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改进文化出口奖励机制,构建完整有效的投资信息平台和文化贸易统计系统,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的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
要尊重文化艺术的创造发展规律,营造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当代文化、积极支持当代文化走出去的氛围。文化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各种文化艺术间的发展关系和借鉴互动,体现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当代文化艺术建设中,不能厚此薄彼、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文化机构、社会团体、民间力量和地方省市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全面调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积极凝聚海内外华人艺术家,搭建平台,广开渠道,使得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更稳健、足音更强劲、风采更久远。
篇8：为何中国文化是一座酱缸论文
回味柏杨先生把中国文化比作一座“酱缸”的比喻，我觉得柏杨先生真是个天才，他比喻得真是太绝了：太形象了、太贴切了、太逼真了。我们知道，比喻都是比较片面的，所以任何比喻，一般都只能有辅助的旁白的价值，然而惟独这个比喻，却全面得令人惊讶，简直说的就是中国文化本身，而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
“酱缸”是什么？是一种不成形、乱成形、说无形、又有形；黏呼呼、黑呼呼、乱呼呼、臭呼呼；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你在我中、我在你中；大家搅和、随遇而安、杂乱混沌、毫无头绪；相互拉着、攀着、挤着、压着、推着、耸着、晃着、荡着；前不得、后不得、左不得、右不得、上不得、下不得、跳不得、沉不得、进不得、退不得；……的东西。但不管“酱”如何，“缸”是什么，就将永远是什么，“缸”是决不会变的。
难道上面所述，就是“中国文化”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来试着说道说道。根据上面的表达，我抓住如下的几点，着重进行一些解释，并试着说明造成这些特点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些特点是：
第一，有形无形；第二，黏黑乱臭；第三，不清不楚；第四，毫无头绪；第五，相互倾轧；第六，进退不得；第七，“酱”可以增减，可以变换，“缸”却永恒不变，万寿无疆。下面逐条简单作出说明。
第一，有形无形。中国文化就如同中国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中国人的文化形态，其旨不在文化形态本身，而在文化形态之外；例如“酱缸”，不是“酱”说了 算，而是“缸”说了算；又例如，中国不仅有有形的石头长城、文人长城，更有无形的愚心长城，中国文化的无形，也不可能有形，正在于中国永远不变的政治体制太有形，而且如磐石一般僵硬的形，等等等等。
第二，黏黑乱臭。中国文化如同“酱”，又黏、又黑、又乱、又臭；说它“黏”，沾亲带故，血缘的“黏”；说它“黑”，外面脸“光”，里头心的“黑”；说它“乱”，红墙里头，“人伦”错乱；说它“臭”，中国文人只会“骂人”，从不讲理，口臭。
第三，不清不楚。中国儒家文化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是清清楚楚的，而其他的一切都是不清不楚的；例如物理，它不清不楚；生理，它不清不楚；心理，它不清不楚；人类社会的道理，它更是不清不楚；儒家文化能够说得清楚任何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么？不能，它永远说不清楚，它也绝对没有能力说清楚；为什么？因为它只知道讲“礼”，而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理”，更是人世间“真理”的绝对文盲。
第四，毫无头绪。中国儒家文化不讲逻辑，不讲理论，除了讲“礼”，讲谁的“权”大，讲谁的刀把子硬，它对一切都是毫无头绪，也不可能有头绪；因为它只有“礼”的序，而绝对没有“理”的绪。
第五，相互倾轧。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真理”，没有“知识”，他们永远都只认亲（血缘）、只认权、只认钱，所有的人情、友情、爱情，全都与超验的上帝和先验的真理无关，所以中国文化是相互倾轧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历史也只能是一部标准的中国人彼此永远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骗来骗去、谎来谎去和永远相互倾轧的历史。
第六，进退不得。中国人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相互忌妒、相互牵制、相互防范、相互试探、相互拉扯、相互告密、相互造谣、相互陷害的天下牢笼之网，全都抱着“宁为权碎，不为理全”的“枉死精神”，结果是，中国的天才遭了殃，被消灭得干干尽尽，中国的历史，永远是一部不允许任何真正智慧的文化能够自由发展的历史。
第七，“酱”可以增减，可以变换，“缸”却永恒不变、万寿无疆。作为活人文化的“酱”可以一代一代地变换轮替下去，但也终归是换汤不换药，而作为统治这些“酱”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等级的人治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的“缸”却必须是永恒不变，万寿无疆。
关于“酱缸”文化，其实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而它的核心，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这个文化，我曾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并命名为中国特有的“官场化文化”，而其实，正如我前一篇文章所述，它根本就不是人类真正的“文化”，而是百分之百的.“伪文化”。有兴趣的网友不妨把我十多年前出版的著作《问人性》（上下册）找来读一读，虽然这部书的节缩本都已经有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版本了，它们是《中国人性分析报告》、《情场化社会》和《人性与命运》，但如果集中一点时间阅读一下我的《问人性》的原著，我相信你们会得到更多关于“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
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一座“酱缸”？因为它是完全由孔子及其儒家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等级的人治的专制主义”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完全官场化社会的“文化”。在这种社会之中，中国人的经济市场，中国人的文化情场，全都受到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官场的绝对垄断性的控制和支配。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尊孔读经”，使得中国人的“文化”已经完全变成了只能由极权专制统治者随心所欲地调制的“缸”中的“酱”，它完全丧失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中应有的自然而然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它只能永远都待在极权专制统治者的完全封闭的“缸”里腐烂、发酵、变臭。中国老百姓的“欲望”、“需求”、“情感”，甚至他们作为人的本身，都是制作这些“酱”的文化“作料”。在中国，只有“帝王将相”、“大人”、“圣人”具有作为“人”的“意志”、“精神”和“灵魂”。他们是“缸”，而其他一切的人和物，都只不过是“酱”，是随“缸”们随心所欲的“酱”。这就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被比喻为“酱缸”的最本质的原因。说到底，“酱缸”文化即是标准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也就是纯粹中国传统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专制主义的“缸”中的）“官场化（的“酱”）文化”。这个“文化”不变，中国将决不可能变。
篇9：试析杜威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论文
试析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杜威 胡适 陈寅格 《学衡》 实用主义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吴等人对杜威学说没有兴趣甚至反感，转过来却奉白壁德学说为真理呢?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陈、吴等人对白壁德的钟爱和对杜威的漠视。也许，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除却对学习内容的关注外，其实也一直在探讨学习的方式和追求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要解决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陈寅恰在谈到宋代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时，曾经提出了“避名取实、取珠还犊”式的接受方式，即只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抛弃其外在形式，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应采取此种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过于实用的倾向，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是作为“珠”还是“犊”，均无学习接受之必要，而白壁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倒是值得学习引进的精神救药。 二由胡适和陈、吴之不同选择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胡适本人，自然也有对于杜威学说的曲解和误解，其中有些是他本人当时确实没有理解，而有些却很可能是故意的曲解和实用主义的应用态度所致。例如，余英时就认为胡适仅仅从杜威那里学到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却对其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容知之甚少。美籍学者周明之也认为，实际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暖昧的，因为早年的胡适多次坦承杜威对自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影响，但到晚年却试图给予否认或者说是采取回避态度。周明之对此的解释是，在胡适看来，既然社会改良是胡适那一代人所要承担的必然使命，则杜威的学说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但从根本上说，胡适实际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实用和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接触到杜威时“一见钟情”。对此，尽管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胡适的这些误解和曲解，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杜威思想?换句话说，如果胡适真正理解了杜威的思想，他还会提倡白话诗和倡导新文化运动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壁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呢?白壁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可以探讨他们学说的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等等—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仅仅这种事实本身，是否就可以说，如果白壁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有否可能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还是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今天，随着杜威学说在欧美的不断被再发现和再研究，随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再次被重视和得到充分研究，随着对“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日益深人，我以为，也许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给予重新研究和定位。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其学说在今天，是否还具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影响?例如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说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学说中有着天然的与中国文化可以化合的因子?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和比较深人的了解，这对其修正和完善其学说起到重大影响。例如在其回国后所作的《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杜威不仅对五四运动有这样一段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还居然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一个被冠以“实用主义”大师的之名的学者，居然指责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的急功近利倾向，这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篇10：和谐与冲突: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论文
关于和谐与冲突: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其传入我国之后，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确理解后殖民主义思想，发挥其理论的积极作用，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能使我国从文化上更好的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一、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的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民族独立，从而正式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其殖民主义的破产。广大殖民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但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因其殖民主义的破产而放弃对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重新控制和获取世界霸权，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则从各方面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了。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本文将要论述的是现时代后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也就是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萨义德的《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东方学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其实东方学就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书中在对这种话语的范围、结构和再结构以及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着重是对其做出了强烈的批判，而对这种话语所做的分析以及批判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二是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它对西方的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它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三是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人曾评价说，“晚近的后殖民批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反响的功能之一是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营造和权力化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进行激进的强有力的反思和重构”。具体来说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间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解剖和批评，从而开拓出东西方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新视域。其次，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后殖民理论家着重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视野中东方形象的演变。再次，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理论努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否可以缓解，如何缓解。后殖民理论家对殖民主义历史的考察，意在通过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扭曲，强调文化领域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二、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和谐与冲突
中国作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大国，作为曾经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殖民主义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又是怎样的看待这一理论的呢?后殖民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在不同的时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于后殖民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殖民主义是指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落后’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这种侵略政策往往是以武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而“后殖民主义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所以，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联系以示区别于把殖民主义和武力相联系，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后殖民主义所秉承的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认为我国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实践，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霸权，从而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对西方抵制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试图在“本土”文化中焕发出一种与西方话语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另一种观点则对后殖民主义大加赞赏，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客观的.来说，在对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后，我们发现后殖民理论本身由于各种不同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了其本身难以克服和消解的两重性，即，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我们来看待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所造成的影响。 不同文化的相互参照、碰撞乃至交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的交流则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能人为的将之拒斥于国门之外，必将影响我国的文化发展。由于其理论的两重性，其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在当前我们也必须注意引进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我所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好的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意识到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造对西方的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大量输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等，从而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西方文化的时尚，逐渐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羡慕，并可能形成竟相模仿之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瓦解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反省。如今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影视传媒日益渗透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仿佛亲临其境目睹了西方的富裕生活。在现实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无法拒绝西方的诱惑。因此在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引入、借鉴和吸收，对于那些传人我国的西方文化，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剖析，对于那些西方的文化垃圾以及不符合我国需要的，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到其危害性所在，自觉的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而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它使我们了解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企图，使我们认识到了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意识到了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阵地和经济、政治一样重要，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教会了我们一种批判的武器。
同时后殖民主义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不但要进行批判和抵制，固守我们本土文化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本土文化，建构一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的，“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文化形态，打造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希望看到的真正能够进人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并且还要使我们的优秀文化能以一种受人尊重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让西方人真正了解我们的东方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来迎接西方的文化挑战，从而更好的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在经济上我们是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也甘于落后，继续沦为第三世界。经济虽然决定着文化，但文化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不发达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必然落后，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先进文化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
总的来说，对于后殖民主义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确的运用这一理论，克服它的两重性，作到为我所用。具体地讲，后殖民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建构起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所谓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不是对外国后殖民主义的评介式引进，不是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已有论域来分析中国，更不是在中国找出被殖民的话语及行为。建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对后殖民主义价值取向与方法的正确把握，二对其具体论域与方法的合理超越，三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对中国而言，后殖民主义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而不在于其关注的具体问题。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性别、少数民族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简单套用到中国。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后殖民主义以平等、自由等类意识为价值原点关注具体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具体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正确把握、合理超越、关注现实三者的结合，是建构后殖民主义中国知识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简单生硬套用，才能避免将后殖民主义变体为简单的大中华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本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当然我们不是认为不应该关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某些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个视野只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小领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应该更多些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实践精神，更多关注中国现实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区域问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问题、城市中的下岗人群、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问题等等，将人文关怀更多地给予中国大众，而不是外国或中国的少数文化精英。
基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对于我国的文化理论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当前出现的新问题给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理解和分析，可以说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深刻的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但是只要我们用好了，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殖民理论有着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只要我们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其很好的发展，这些是可以克服的，这样后殖民主义对于我国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并将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篇11：中国文化英语理想化认知教学研究论文
中国文化英语理想化认知教学研究精选论文
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
Lakoff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CognitiveModel，简称ICM）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范畴化、概念结构和语义范畴。ICM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对某个领域中的知识和经验做出的统一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概括和解释，这是一种整合的、复杂的完形结构（acomplexstructuredwhole，agestalt），是具有格式塔特性的，建立在很多认知模型（CM）基础之上的复杂认知模型（Lakoff，1987:68）。一个ICM可视为由若干CM组成的集合，即原型或概括性图式。按照理想化程度、普遍性和代表性可将认知世界的知识分为ICM和背景知识。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也是能够建立统一关系的认知世界，生成和进一步理解意义的必要条件即在于此。多重因素决定了ICM和背景知识之间的区别，然而被一个社团较普遍接受的背景知识也可能成为ICM，因此两者存在互动性。因此，语言交际必须从认知角度进行动态性分析。由于ICM是“理想化的”，在实际的认知过程中不一定能与客观事实相吻合，会以不同程度来适应现实世界。某一语义的原型效应正是来自相关ICM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语义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语义通过ICM来解释，而ICM与客观世界之间的适应程度不同，这解释了各种多变、模糊、不确定的语义。因此ICM更为全面灵活，更具解释力，充分考虑了人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主动性。
二、ICM的特性
（一）ICM的体验性
认知语言学认为ICM具有体验性。人类在对外界体验和感知的基础上，通过主客体互动和认知推理形成了ICM。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决定了人们对意义的建构，因此必须从体验和认知的角度来分析意义。
（二）ICM的完形性
ICM具有完形性，它是由各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的完形结构。ICM还具有开放性，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从背景知识中选择出典型模式。具有共性的、常见的、突显的背景知识就可能在某社团中形成相对固定的CM，若干CM形成ICM，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成为人们对事体的认识方式，并进一步稳定、内化。背景知识主要来自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即使间接习得，也可在直接体验实践中找到根源，或是在此基础上通过认知能力推断得出。
（三）ICM的关联性
ICM具有关联性，不仅各个CM之间具有关联性，而且一个CM内各成分也具有关联性，不具关联性的成分不会存在于同一个CM或ICM中，但是，人们也可能通过认知能力在不同的事体之间建立关联。
三、ICM理论对于中国文化英语教学的意义
（一）构建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的心智世界
人们通常是将一个事物与已知的原型样本相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来识别事物，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将一个事物看作好像是另一个事物，此时，真实世界（theRealWorld）与人类通过感知建立起来的认知世界（theCognitiveWorld）或叫做心智世界（thementalWorld）不一定完全相同（王寅，:219）。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都曾认为意义应该是背景知识和信息的结合。Garfinkel（1967）认为日常谈话必须依赖无穷无尽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Brown&Yule（1983）也强调了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背景知识对生成和理解语篇连贯性的重要性。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我们看某一物体时，是不能看到其背面的，但通常能运用背景知识就很有把握地猜出背面的有关情况，即心理学中的缺省值（DefaultValue）。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语言。因为语言交际常常传递了比其字面意义要多得多的信息，同时这也为接受方在语篇理解过程中主动建构认知世界模型，寻得各种连贯线索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改变学生的认知方式
“事件域”通常是人们体验和认识世界的单位，是储存于大脑之中的知识块，这完全符合人们一般性的认知规律。在对许多具体事件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人们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语言表达。ICM和体验哲学强调，概念、范畴、心智并非单纯来自客观世界，也并非来源于大脑中的语言机制（languagedevice），而是源语体验。语言知识并非只是对世界的反映，更是身体对世界体验的结果。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引入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体验中国文化从而通过英语这一媒介建构不同于已有认知世界的中国文化认知模式。此外，我们的认知方式是隐喻性的，隐喻使我们的认知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生存方式。而隐喻具有普遍性，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语言、思维和哲学中，是一种普遍语言，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中国文化的引入通过不同的隐喻范式来构建ICM，提高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从而促进认知方式的'转变，促进更好的语言学习。
（三）传播中国文化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情境中的不同部分的关注程度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范畴化方式，因而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唯物论认为我们的概念和意识来自客观世界和人与自然的互动实践。基于这一观点，人们通过体验逐步理解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联，通过自身的认知处理掌握其规律，形成了许多认知模型，进而形成ICM。人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规律才认识到意义之间关联性。在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毫不相关的东西置于同一个语境中，缺乏必要的经验基础和逻辑推理依据，就形不成关照性，难以看出命题发展的索引性。语码信息的接收者在构建意义的构建意义的过程中必须激活相关知识，不断根据语境作出推理和解释。
综上所述，ICM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引入英语教学的重要理论支撑，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引入英语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ICM及相关理论可以进一步指导具体教学模式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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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贲雪 高延宏 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篇12：英语课堂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研究论文
英语课堂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探讨外语教学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梳理其历史发展和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的策略，力求有效解决这一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文化失语”；外语教学；策略
“中国文化失语”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从丛教授于2000年提出。这一术语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外语教学理念已经从简单的“接受型”向“建构型”转变，力图建构符合自己国情的教学模式，同时从被动接受外国文化到主动融入中国文化。然而，从笔者亲身的教学实践和近年来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文化失语”这一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其根本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大部分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或实际的交流中依然存在着这种失语现象，并不能把自己国家的文化有效地传达给对方。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融入笔者自己的教学实践，本文认真总结了造成中国外语学习者“文化失语”的原因，并对之进行详细的探讨，从而提出应对策略。首先，学生对跨语言交际的认识存在误区。大部分学生认为跨语言交际的主要目的在于交流基本信息，至于文化因素，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学生认为不太符合日常交际的基本语境。跨文化交际的误区表明学生对“文化”一词的定义存在误读，把文化的定义理解得过于狭隘，没有能够真正把握文化和日常语言交际的关系。
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来看，流通于具体语境中的话语作为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文化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文化的构建者。跨语言交际其实正是跨文化交际。对于传统文化的忽视必将导致交际的失败。从另一个方面说，任何语言交际，尤其是跨语言交际，都不能避开文化的传递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交际话语都是形成于并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处于交流过程中的话语既表现出一定的“历史-重复性”，即话语的历史延续性，也表现出一定的“陌生-创新性”。前者是交际双方可以互相理解的基础，确保交流得以正常进行，后者正是语言非透明性的具体表现，使交际的话语处于某种张力之下，形成具体言语行为中的“言外之意”。这就使得对话语从文化层面上解读成为必须。以上表明，跨语言交际中文化因素不可能被剥离出交流的过程，交流的过程也不可能丧失文化性，二者缺一不可。其次，学生在跨语言交际过程丧失主体意识，进而导致其平等意识缺失。“主体”与“个体”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也不具备相互替代性。后者与“集体”相对而言，是存在状态的一种外化形式，在表层彰显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前者则是上升至更高层次，凸显存在者对其存在状态的意识程度，是在具体存在环境中存在个体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一种建构性理解。
“个体”只有在充分具有独特的“我思”时才可能成为“主体”，而一旦具有“主体”意识，个体才可能具备对环境的把握和操控能力，才可能成为文化中的一个节点，发挥自己在本群体文化建构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的一生都处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从这一点来说，主体既是一个概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是一个过程，不断地建构、生成自己，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或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获得建构主体意识的途径，从而使其在今后的具体生存环境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主体意识。主体的建构必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完成，不存在脱离具体文化语境的主体建构。文化为主体的建构提供了语境，语言则为主体的建构提供具体的材料。这意味着，任何主体首先都是语言中的主体，是能够用语言“言说”的主体，这是主体证明自身的方式，也是主体建构的阶段性结果。“阶段性”表明主体的言说方式是一种社会实践模式，随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在大学英语阶段，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表达自我之思与建构自我互为表里。英语作为一种泊来之语言可以影响学生自身的建构过程，但从整体上说，学生依然是在本国文化语境内进行自己的主体建构，这决定了其自身应该具有丰富的关于本国文化的话语表达。
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应该让学生意识到语言不仅仅具有着工具属性，承担着描述世界的功能，而是表明自己文化身份的一种必要手段，可以彰显其自身的文化属性。进而让学生在两个层面运用语言：一是语言的工具层面，即运用英语表达情感、提出诉求，实现跨语言交际的初步目的；二是运用英语表达并建构自身文化品格，在更深层次上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但从目前大学英语的教学成果以及我们进行的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在第一个层面的表达勉强及格，大部分学生可以进行日常的沟通，表达一些基本的需求；但由于对语言功能不正确的认知，以及英语教师片面强调的所谓的“英语思维”，大部分学生没有形成有意识地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态度，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为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强烈渴求与对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漠视的鲜明对比，对自身文化品格的意识不充分，工具理性意识严重阻碍了人文精神的建构和发挥。再次，现有英语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模式弱化中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纵观近十年来大学英语教材的题材选择，尽管教材更换频繁，选题表现出了一定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缩短了中西的差距，但是，各版本教材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中国文化的重视远远不够，对文化的解读过于单一和肤浅。各版本的教材都将选材的视角投向了世界，力争以全球化的视野打开学生的思路，拓展其视野，提升其学习的兴趣，促进其成绩的提高，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任何视角的选择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做出选择的同时意味着牺牲和放弃。过分地专注于西方文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淡化处理。教材选择的这一败笔并不是外语教学一家之失，而是具有着浓重的时代背景。从改革开放至今，西方观念的涌入必然会对传统的文化进行冲击，传统文化在大量泊来文化的冲击下经历了一场“去魅”，往日的光辉不再。这一时代背景直接促成了外语教学中本民族文化立场的丧失，反映为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文化立足点的不恰当，从而成为“文化失语”一个重要的原因。教学模式是教材在具体教学环境下的有效运用。
长久以来，外语教学者认为教材是教学任务的主要承载者，教学模式是教学任务的实现过程和方式，后者受制于前者。这种观念忽视了教学模式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僵化的教学模式难以实现其教学的整体创新，难以在教学效果上实现新的突破。虽然外语教师一直在寻求教学模式的突破，引进了多媒体和互联网等先进的工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欧框体系与中国模式的诸多碰撞，导致外语教师过分强调了中西方文化不相容的一面，从而在教学模式中过分强调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探索新的教学模式的道路上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促成了“文化失语”这一症候。针对这一现象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对现有的外语教学进行调整和改进，以求更好地解决该问题。
第一，外语教师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科学认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只有正确意识到语言的建构性作用，突破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打破工具理性的枷锁，外语教师才有可能在现有教学模式和教学体系下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完成文化建构的任务，彻底消除“文化失语”现象。
第二，改变传统的教材编写模式和课堂教学模式。传统的教材编写模式更大程度上凸显了语言学习的“融合”特点，即试图以“欧框”思维引导学生完成外语学习，这一思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但却掩盖了学生的主体性，忽视了学生的文化个性，片面追求学生在交流过程中“迎合”的一面，而忽视了自身“表达”一面。在教材编写中，笔者认为应该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教学模式上，应该寻求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的新鲜模式，而不是纯粹的欧框模式，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以文化输出为目的，而非消极的文化接受。中国高校的外语教学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诉求，应该发出文化的强音，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是外语教学的历史性任务，应该得到来自于高校、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多重关怀，应该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课题。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2]赵慧霞,周憬.语言与文化阐释[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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