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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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岭南文化》阅读答案
《岭南文化》阅读答案
①作为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化遭遇过多年的误识。其实,只有将岭南文化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广大视域中来认识,才能对它的特质及价值作出全面的评判。
② 从自然生态及其文化衍生特征上作最基本的属性归类,可以将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分为草原文化、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三大类型。其中,草原文化在中华疆域的北部和西部催生了古老的畜牧文明,但由于其承载主体早期的迁徙多变,承传不足,致使这一起步不迟的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以黄河、长江萌发的中华江河文化因为起步早,延续性强,积累充分,浇灌生成了延绵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标志。
③中国的海洋文化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岭南是其最重要的所属地。岭南与其他临海地区不同,它背靠大陆,面向大海,与中原较为隔远而与海外交往频密。因而岭南文化是相对充分发展了的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
④毗邻大海的岭南处在江河的下游,但海纳百川,汇集众流。在传统文化的低洼之地,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域外文化,如流水般涓涓汇入其本土,既改变了地区文化的特征,又形成了文化的兼容性。由于经久积累,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和谐性与开放性。
⑤在辽阔的中华疆域内,岭南之地的商业文化可以说是根深叶茂。由于商业文化的普及与积累,岭南社会的个体意识、平等意识、诚信意识、拓新意识、冒险意识,以及制作物化产品的精致意识、装饰意识等,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
⑥古代先民由于所获剩余产品不多,他们时刻要顾及自己与家庭的生存问题。特定的生活环境养成了岭南人务实性的思维方式。面对一项事情,人们习惯于从主体实用的价值评判上去选择。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是岭南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然延伸。
⑦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岭南文化是受鄙薄的文化。因为从农耕文明的角度看,荒远的岭南之地缺乏威严的皇权、纲常的教化。中国历史上,只有犯罪受贬者才来到五岭之南,居处岭南被视作一种贬斥惩罚,这正体现着某种深刻的文化地理歧视。
⑧ 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永久地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支撑的古代社会。19世纪40年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就自外汹涌登陆中国,并立刻显示了它们的先进性。岭南由于其文化本有的兼容性、商业性和务实性等品质,自然成了新式文明的感应地和生长地。在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新的过渡时代,岭南文化就由中华先进文化的下游立刻转变为上游,由中国主体文化的末端移到了首端。这不是岭南文化的特质有了突变,而是时代的突变在转化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千年一系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颠覆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使近代岭南文化成为民族的时尚文化。
⑨岭南文化对外来的文化因子兼收并蓄,并能以为我所用的'创新方式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在近代中国,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毫无例外地生成于岭南之地,这绝非偶然。它是岭南文化兼容性创新性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海洋文化开始超越江河文化的重要标志。
⑩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海洋文化无疑处在江河文化的上游,由此,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的高度优越。中国近代资本产业首先萌发于岭南,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形成于岭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精彩活剧上演于岭南,这些均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圣殿中跃居上游、品质优越的明证。
15.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两项是(5分)
A.中华海洋文化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而岭南文化属于中华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文化财富。
B.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它相对于中原文化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C.中华草原文化由于迁徙多变,承传不足,最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江河文化因兼容性强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D.由于岭南之地的商业文化根深叶茂,因而岭南人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
E.近代以来中国海洋文化开始超越江河文化,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中跃居上游,既是因为其文化特质优越,也是因为时代突变。
16.下列不属于岭南文化特质成因的一项是(3分)
A.岭南与中原较为隔远而与海外交往频密。
B.岭 南地处江河下游,是低洼之地。
C.岭南文化延续性强,积累充分。
D.商业文化普及,根深叶茂。
17.请依据文章内容简述岭南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追求。(6分)
18.第⑦段在文中有何作用?请作简述。(4分)
参考答案:
15.(5分)*A.*E.【B项,“相对于中原文化它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错,应是相对于其它临海地区的海洋文化。C项,“江河文化因兼容性强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符合原文意思。D归因不当,按原文意思,岭南人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是因为他们有务实性思维方式。(对一个得2分,对两个得5 分)】
16.(3分)*B.【这是一个比喻,用于阐明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特质,不能当做事实凭据。】
17.(6分)【①兼容性强,追求多元、和谐与开放;②商业性强,追求个性、平等、诚信、拓新,不怕冒险;制作物化产品重视精致、装饰美。③务实性强,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每点2分,其中特质1分,价值追求1分。特质表述意思对即可,价值追求表述不求完整,但每个方面至少列出两点方可给分。)】
18.(4分)【(1)照应第①段,指出了岭南文化遭遇误识的原因。(2)宕开一笔,为后面三段对于岭南文化的高度评价蓄势。(3)与这三段构成对照,使关于岭南文化在新时代、新格局中崭露头角的观点鲜明突出。(每点2分,本题最多得4分。)】
篇2:《岭南文化》阅读练习题及答案
《岭南文化》阅读练习题及答案
作为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化遭遇过多年的误识。其实,只有将岭南文化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广大视域中来认识,才能对它的特质及价值作出全面的评判。
从自然生态及其文化衍生特征上作最基本的属性归类,可以将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分为草原文化、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三大类型。其中,草原文化在中华疆域的北部和西部催生了古老的畜牧文明,但由于其承载主体早期的迁徙多变,承传不足,致使这一起步不迟的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以黄河、长江萌发的中华江河文化因为起步早,延续性强,积累充分,浇灌生成了延绵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标志。
中国的海洋文化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岭南是其最重要的所属地。岭南与其他临海地区不同,它背靠大陆,面向大海,与中原较为隔远而与海外交往频密。因而岭南文化是相对充分发展了的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
毗邻大海的岭南处在江河的下游,但海纳百川,汇集众流。在传统文化的低洼之地,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域外文化,如流水般涓涓汇入其本土,既改变了地区文化的特征,又形成了文化的兼容性。由于经久积累,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和谐性与开放性。
在辽阔的中华疆域内,岭南之地的商业文化可以说是根深叶茂。由于商业文化的普及与积累,岭南社会的个体意识、平等意识、诚信意识、拓新意识、冒险意识,以及制作物化产品的精致意识、装饰意识等,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
古代先民由于所获剩余产品不多,他们时刻要顾及自己与家庭的生存问题。特定的生活环境养成了岭南人务实性的`思维方式:面对一项事情,人们习惯于从主体实用的价值评判上去选择。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是岭南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然延伸。
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岭南文化是受鄙薄的文化。因为从农耕文明的角度看,荒远的岭南之地缺乏威严的皇权、纲常的教化。中国历史上,只有犯罪受贬者才来到五岭之南,居处岭南被视作一种贬斥惩罚,这正体现着某种深刻的文化地理歧视。
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永久地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支撑的古代社会。19世纪40年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就自外汹涌登陆中国,并立刻显示了它们的先进性。岭南由于其文化本有的兼容性、商业性和务实性等品质,自然成了新式文明的感应地和生长地。在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新的过渡时代,岭南文化就由中华先进文化的下游立刻转变为上游,由中国主体文化的末端移到了首端。这不是岭南文化的特质有了突变,而是时代的突变在转化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千年一系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颠覆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使近代岭南文化成为民族的时尚文化。
岭南文化对外来的文化因子兼收并蓄,并能以为我所用的创新方式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在近代中国,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毫无例外地生成于岭南之地,这绝非偶然。它是岭南文化兼容性创新性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海洋文化开始超越江河文化的重要标志。
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海洋文化无疑处在江河文化的上游,由此,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的高度优越性。中国近代资本产业首先萌发于岭南,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形成于岭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精彩话剧上演于岭南,这些均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圣殿中跃居上游、品质优越的明证。
(选自《广州日报》,2月13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岭南文化”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岭南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是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文化财富。
B.岭南文化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的中华文化。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中原较为隔远而与海外交往频密,相对于中原文化它得到更加充分地发展。
C.岭南文化具有兼容性,这一特质的形成是与岭南地处江河下游的低洼之地、流水汇集涌入这里的自然地理优势分不开的。
D.岭南文化具有商业性和务实性的特质,岭南之地的商业文化根深叶茂,岭南人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
解析 A项,“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说的是“中国的海洋文化”而非“岭南文化”。B项,“相对于中原文化它得到更加充分地发展”错,应是相对充分发展的海洋文化。C项,原文是用比喻说明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特质,并非实写。
答案 D
2.下列不属于“使近代岭南文化成为民族的时尚文化”原因的一项是( )
A.国外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汹涌登陆中国,岭南成了这些新式文明的生长地。
B.在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新时代,岭南文化由中华先进文化的下游转变为上游,由中国主体文化的末端移到了首端。
C.时代的突变转化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打破了过去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颠覆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改变了岭南文化传统的个性特质。
D.岭南文化对外来的文化因子能够兼收并蓄,并且能够以为我所用的创新方式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
解析 “改变了岭南文化传统的个性特质”错,原文说“这不是岭南文化的特质有了突变”。
答案 C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岭南文化遭遇过多年的误识,是因为人们没有将岭南文化放在中华文化的广大视域中来认识,没有认识到岭南文化的特质及价值。
B.草原文化催生了古老的畜牧文明,但由于其迁徙多变,承传不足,致使这一文化最终消亡了,江河文化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C.在以农耕文明为支撑的古代社会,岭南文化在中国受到鄙薄,犯罪者贬谪岭南体现着某种深刻的文化地理歧视。
D.中国海洋文化正在超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和标志的江河文化,岭南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格局中跃居上游。
解析 A项,“没有认识到岭南文化的特质及价值”错,原文说“只有……才能对它的特质及价值作出全面的评判”。B项,“最终消亡了”错,原文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D项,“岭南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格局中跃居上游”原文无此信息。
答案 C
篇3:岭南文化的诗词
有关岭南文化的诗词
一、苏轼《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二、区仕衡《岭南大雪》
海冻珊瑚万里沙,
炎方六出尽成花。
洛阳纵有行春令,
谁问袁安处士家。
三、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
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
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
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
应见陇头梅。
拓展:
揭秘岭南文化有哪些代表人物
1、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击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
2、汉代,珠江流域地区的广信出现了陈钦、陈元、陈坚祖孙三代等一批著名的经学家。陈氏父子祖孙三代学问相传,世称“三陈”.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谈到:“陈钦及其子陈元、孙陈坚,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是“粤人文之大宗”.
3、慧能大师,唐代高僧,中国佛教禅宗六祖,著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至今仍有不腐肉身舍利久存于世,成为佛法修行之见证。慧能祖师,俗姓卢。幼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父亡随母移居南海,艰辛贫困,以卖柴为生。24岁时,得人资助,北上参学。唐龙朔元年(661)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乃令其随从作务,劈柴踏碓八个多月。其时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命弟子作偈以呈。
4、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不听指挥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5、余靖(公元1000--1064)本名希古,字安道,号武溪。北宋韶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三年,卒于英宗治平元年,年六十五岁。出身于仕宦之家。少时随舅父师从进士黄正读书,性聪慧,过目不忘,后师林和靖先生,学业大进。天圣二年(公元1024)进士及第,起家为赣县尉。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路兵马都铃辖经略安抚使,柱国,始兴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赠刑部尚书。
篇4:岭南文化的作文
民族的文化,地区的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岭南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岭南印象园进行参观。
站在岭南印象园的大门前,那大门上的雕刻与用工是多么精致,令我惊叹不已,似乎闻到了一股文化的气息。
走进岭南印象园,我看见一座座古朴的骑楼屹立在街道的两旁,一条明亮的小溪在一边潺潺的流着,成了一幅美好和谐的岭南山水画。行走在岭南印象园的大道上,那悠长的青云巷,古朴的趟栊门,精致的满州窗,无处不展示着岭南水乡的魅力。商铺更是数不胜数:人民公社,广州日报,皮影楼・・・・・・骑楼里各种明清宫廷的黄花梨,紫檀木家具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店里的象牙雕,用工精致,让我们两眼发光。许多岭南的民间工艺展示在街道两旁,古法织布,古法烧玻璃,吹麦芽糖,画糖画・・・・・・吸引着我们。“潘多拉小屋”弄得我们疑神疑鬼,互相吓唬着对方,个个一脸恐慌的逃出来。各种岭南风味小吃在大道两旁叫卖:艇仔粥,姜撞奶,双皮奶,卖鸡公榄的人绞尽脑汁,穿着公鸡服,到处叫卖。令人神往的“神秘瓜果园”,栽种着岭南果树:香蕉,甘蔗,龙眼,蛇瓜・・・・・・多得不计其数,看着令人垂涎欲滴。
岭南的文化是那么丰富,多彩,我对故乡岭南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篇5:岭南文化的诗词
关于岭南文化的诗词
一、苏轼《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二、区仕衡《岭南大雪》
海冻珊瑚万里沙,
炎方六出尽成花。
洛阳纵有行春令,
谁问袁安处士家。
三、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
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
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
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
应见陇头梅。
篇6:岭南文化与艺术修养学习心得
岭南文化与艺术修养学习心得
岭南文化与艺术修养学习心得最近参加了专业技术人员公需课<岭南文化传承与文化艺术修养>培训班的学习,老师的课非常生动,插入了许多图片、音乐、诗歌等,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岭南文化的内涵,我对文化艺术修养与专业技术能力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深刻认识到一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对提高自身专业的重要作用。
我知道,文化能使人的道德更加高尚,艺术能使人的生活更加精彩。在与同事、领导和公司各部门职能人员的沟通中,自身的形象、气质、谈吐、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各方面都对更好的完成工作目标有很深的影响,正因此,在专业知识以外,我们所表现的亲和力,综合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让同事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愉悦,促进了与同事之间更好的沟通,一个素质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往往有较好的气质,而气质又往往来源于文化艺术修养。
所谓艺术修养,指人的审美能力和情感。只有具有音乐听力的人,才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只有具有视觉美感受力的人,才能欣赏大自然景色之美和绘画等艺术之美。俗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必须要进行文化艺术修养,如基本素质的培养、心理素质的培养、法律意识的培养、伦理道德的培养、人文素质的培养、言行与礼仪的培养、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业余爱好的培养、人际关系的培养等,把自已培养成社会需要、单位需要的'专业人才,承担起各项工作的重任。
做一名有文化艺术修养的好管理人员,我们就要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多读一些关于沟通言谈的书籍,训练自己可以更好地与同事、领导和公司各部门职能人员的沟通。要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新知识是一件艰苦的事情,要牺牲自己许多的休息时间,最好的办法是把学习新知识当成自己的娱乐,在“快乐莫过于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中补充自己,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又创新自己的天地。
在人的素质中,艺术修养不可缺少。艺术不像语言和知识那样,需要经过翻译和说教才能为人们接受和感悟,它直接影响人的情绪、精神和生命状态。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的、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通过学习和修养,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经验,增强文化艺术素养,开拓创新思维、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更好的用自己眼睛看待对象、直接做出判断,通过对个别事物的了解,从而洞察、了解事物的本质,尤其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即时地做出决断和处理。
岭南文化有很好的包容性,融合与交流是岭南文化形成之基石,我是一名财务人员,我们要传承岭南文化的优点,对各种知识兼容并蓄,融会升华,提高专业技术能力,更好地运用到工作中。人是有资质区别的,也各有优秀的潜质,而文化艺术修养是最能激发人的潜质的。我需要艺术资养、精神也需要艺术丰富,我只有不断加强文化艺术修养,提高自己审美、言谈能力,丰富自己的艺术底蕴,才能提升自己的创造力,适应时代的要求,做一名优秀财务人员。
篇7:岭南文化和广东高校德育
岭南文化和广东高校德育
高校德育课要取得切实的教育效果,除了要进行理论学习外,还要回归文化、回归生活.岭南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和优良的传统,广东学子生活在岭南文化氛围中,高校德育教师如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岭南文化素材,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定能增强教学魅力,收到较理想的教育效果.
作 者:林俊风 LIN Jun-feng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广东,广州,510303 刊 名: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1(4) 分类号:G127 G641 关键词:岭南文化 广东高校 德育篇8:林则徐 岭南文化 学术尊严
90年代又见文化热:文章多,会议多,名目多(中西文化、中国文化、地区文化、校园文化……乃至饮食文化),会长也多。五彩缤纷,目不暇接。是喜是忧,众说纷纭。但方家杰士大概都会同意,培育正常的文化学术环境,让人们自由评点,放言争议,必当有助于激浊扬清,百舸竞进。
笔者不敏,近年涉足文化讨论,亦有一二感慨。野人献曝,略抒所见。窃以为治学尤其是治史必须有根有据,切忌信口开河。大哉文化,亦不妨由两件小事略窥其秘。(本网,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fwsir.com)
林则徐纪念馆《前言》**说明什么
翻开3月28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以“展出面积缩小,《前言》错讹频出,不该如此整修林则徐纪念馆”的大字标题登出一条该报的专讯。一口气读完,可令我吃惊和苦笑不已。
请先看看《前言》如何“错讹频出”:
“展厅《前言》约300字,差错至少10处以上。《前言》中数字大写与小写混用,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前言》中的差错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一句为最。这句林则徐名言原文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辞海》对夷字解为外族或外国人。林则徐的名言体现了可贵的开放思想。把‘夷’错为‘敌’,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这个专讯还列举了《前言》的错字、漏字,加上引文中指出的用字不合规范等等,错误确实不少。
不过,被该报指摘“为最”的差错――“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却有书为证是林则徐的名言。这书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如下:“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7页)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林则徐这个奏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是谁尚有争议,记载亦不尽准确,前人已有订正。尽管如此,《前言》作者引用这句话总算有些根据,已为歌颂民族英雄煞费苦心。
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是出自魏源《海国图志》的《叙》和《筹海篇》(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版第206、869页),这也是确凿无疑的。笔者孤陋寡闻,仅在1990年于广州举行的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看到有篇论文(作者姓名已忘),说这句话最早出自林则徐笔下,并注明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某卷某页。会后,即借来这部权威的资料书,不但该卷该页不见这一句,其他卷页亦无影踪。仍放心不下,向长期研究林则徐的陈胜磷教授请教,亦云没有史料证明这句话出自林公。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前言》的作者没错(抄写有误是另一回事),编发这个专讯的《光明日报》和《福建日报》记者却出现了用心良好的知识性错误。没有必要苛责某一个人。就个人而言,可能性之一是优秀记者的一时疏忽。如果把它当作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去思考,这一失误则包含着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信息。按照中国现行程序,这一尖锐的批评稿出现在报端,至少要过五关。
一是作者觉得有问题,积极写作并交到报社。
二是被批评者――纪念馆对记者的解释。记者有疑问,一定会向馆方询问。该馆的馆长或有关人员不但天天对着错字、漏字视而不见,而且对《前言》的主要观点之一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无法为本馆的正确方面辩解。
过了以上两关,稿子到了报社,还有三个关口:版面编辑――总编室――值班总编。
在中国,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句名言,读过中国近代史入门书的大学生通常都耳熟能详。有人认为出自另一名人之口,居然过五关,斩六将,顺风顺水。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此事竟发行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中央级大报(新闻事业的中国特点之一是报刊一出世就有等级)任何报刊错误都在所难免,有的且有不得已的苦衷,读者应该理解和谅解,不少报刊也雍容大度,鼓励求疵揭短。笔者对此事的兴趣,则是由它与文化的关系引起的。
作为大众传媒报刊,其功能之一是把学术成果的信息带给大众。无论挂在纪念馆墙上的《前言》还是记者笔下的专讯,其主要论点按常理都不是馆长或记者自己想出来的,通常都能在一些学者的论文中找到根据。作为学术动态的报导,自然可以罗列不同观点,不作价值判断。而作出明确是非判断的新闻,却体现着某种文化心态。
首先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不要存疑,要不要查证?这当中就有中西文化问题。以理性化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事事存疑求证已成了颇为普及的大众思维习惯。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可找到怀疑精神,但主流却是维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流风所及,生活在当今我国的知识分子仍有不少还没有养成寻根问底的理性态度。以这个《前言》**来说,五关六将中只要有一人认真查询一番就不可能出现,
万一出现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围――以求真务实为尚,真正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很快也会得到纠正(不幸,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见该报更正)。
进一步探究,这个**还蕴含着一种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贤,但对待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在现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者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贤。在一些人看来,对这类人物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林则徐有没有开放改革思想,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两位记者热衷于肯定林则徐的开放思想而不问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经过切实研究而得出的对英雄人物失误的批评,我们的一些传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更不用说如实地传播了。早在60年前,著名史家蒋廷黻已指责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页),但这些话很不中听,骂一声“买办文人”便足以把作者连人带学术一笔抹煞,尽管正牌汉奸周作人灵前至今倒香火鼎盛。
法国学者如何研究岭南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国学者是怎样着手研究岭南文化的。去年9、10月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瑞乐()先生约见,要听听我对岭南文化的意见。一个洋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有点奇怪,经过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着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有没有岭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受过现代学术研究训练的严肃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的确立,都应考察问题的真假。1949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径,是学者要敢于自问,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经得起反驳和讨论的真问题?按我的理解,岭南文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则,即岭南地区的文化或各种文化在岭南地区的状况。如以此为主要原则,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确立。人与文化是一体两面,文化素质只有高低之分,与文化绝缘的不是人。按照这个原则也不存在形成的时间问题,从岭南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岭南地区的文化。二是按形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从后一说,“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讨论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主要体现在典籍上。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大传统。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传统?古代岭南骄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过。问题是这些著作与岭南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很难简单肯定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都有长期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也许可以把岭南文化的形成期推迟至19世纪90年代以后,那时康、梁、孙文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上述难题似可迎刃而解。可是,这也有所难言。一是与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叠,粤味不浓。二是他们的文化取向大体是西体中用,以西为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除康外,中味颇淡,这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为时不长,上下限相距不过30年左右(1895―1925),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传统又如何呢?小传统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外,岭南地区居民主要属三大语系。闽南语系的潮汕地区居民与福建、台湾的同语系民众的共同点显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语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描绘三大语系居民小传统共同构成的岭南文化特色,大手笔恐怕也要喟叹难,难,难!只写广州语系的状况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乐先生着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的。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学术史的考察。他是按这个规矩办事的。不过,我从来对系统研究岭南文化兴趣不浓,应《现代与传统》编者之邀写过两篇文章(见该刊第一辑、第四辑),不过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提出了岭南文化范围的界定,在肯定非主流文化的开放性(以12事为证)的同时,以确凿史料从8个方面着重论证了近代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居然引起一场茶杯中的风暴,给后来的真诚研究者留下足资思考的问题和材料,已经十分开心和满足,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提出确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绍两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资料。
第一份是梁启超写于1924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此文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寝衰矣”。二是19世纪初,阮元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的转折点,其后出现陈澧、朱次琦两大师,前者“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后者”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第78―79页)。
这表明,博学如梁启超在20年代,仍认为粤学或与其他全国性学派(如白沙学与姚江即阳明学派)齐名,或是某一全国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没有形成独特的所谓岭南文化。
第二份是冯炳奎著的《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1962年版)。这部书收集的主要是着眼大众的演讲稿,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谈到他在本世纪30年代已经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开设岭南文化课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等等概括,该书大体都已提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说:“自陈白沙五百年来淡声华,薄荣利,修独行,抗节振世,为岭南一贯学风。所以,近世岭南学者,以讲学抗考据,以经世抗浮文,自成一种风气。”(该书第10页)首先是陈白沙以降五百年间,固然同全国各地区一样可以找到“淡声华、薄荣利”的人物,同时也不乏热衷仕进之徒。至于说到近世岭南学风,领袖群伦的陈澧就以考据著称,这有大量遗著为证。说到经世致用的学风,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步在全国兴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与岭南无关(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且正如笔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岭南地区的学者在经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国图志》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现代与传统》第一辑)。
这部书经不起认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书中谈到,他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做侨务工作时,为引导侨胞爱国爱乡而大谈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与学术的严谨颇难统一。宣传材料与学术论著本来有别,虽然前者乐于打扮成后者。
外国学者那么认真研究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令人汗颜,也引人深思。
确立学术的尊严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上面说的都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事。但见微知著,如果愿意从中汲取一点有益的东西,却不妨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再申说几句。
这两件小事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有关工作中如何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现代化的实现是理性化的过程;这是学术界早就广泛接受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等的不同声音,但冷静的观察者大都仍在坚持这个主流观点。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这更是必须攀登的高峰。这里包含着思维方法的变革问题。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们说来,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应心同理同,但实际生活中则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1979年,笔者有幸在京参加“五四”60周年讨论会,会议印发了张志新烈士的材料,邓力群为此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至今仍记得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真是可圈可点的名言。它一语道破了几十年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症结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贯串其中,无论是无意中的悖离还是某些人蓄意践踏,都体现了我国这些领域人才培育和成长机制的弊端。
按我的理解,这汩汩流入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田的“狼奶”主要是极端教条式的以阶级斗争分析一切统率一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首先,出现了拒绝接受一大部分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巨大失误。“封、资、修”,“糖衣裹着的砒霜”,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对中外文化学术成果的蔑称。在这种盲目蔑视一切的心态指导下,我们的教师编出一部又一部战斗性很强而知识性不足的讲义和教科书,而大学生们又大都满足于在其中打转。于是,在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中没有读过中西主要文化典籍的比比皆是;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教师和学生不了解中外文化发展概况,不知古希腊、罗马和先秦唐宋文化为何物更视为理所当然。
其次,在狼奶哺育下,几十年间毕业的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生普遍安于在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外语水平低下,不少人丧失了直接阅读外国书的能力;文化封闭政策加上资金短缺,即使懂外文也缺少阅读材料;再加上过于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有的人即使读外国书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应予批判的材料上;于是,弥漫我们祖国的是不愿也无力与外国学术文化对话的奇特氛围,不少人知识面很窄却又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以斥骂西方文化调门的高低定立场坚定程度的义和团情结。
再次,由于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尚,许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工作训练,也不知道写学术文章或牵涉学术的工作应该遵守哪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更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尊重不同观点,对话必须平等的起码素养。于是,一些现象在中国泛滥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受到鼓励乃至奖励。例如,“天下文章一大抄”,无视前人成果,不分抄袭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作学术史的考查,尽管前人发表的有关论著不知凡几,仍胆敢宣称自己的书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又如,不愿老老实实地从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做起,以观颜察色、闻风辨味的机巧代替艰苦的研究,自以为找到目标后,肆意歪曲别人的观点,严厉批判,以表自己确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功劳。再如,以“批判”者或“引导”者自居,把学术与政治、讨论与训斥搅成一团,即使给对方发言的机会,也不过略示“宽容”,树立“对立面”,根本不知道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所有讨论都必须自由、平等地进行;也不知道文明人必须自觉遵守一条规则: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
进入80年代以后,好些知识分子痛苦地看到,中国不但自然科学与技术落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落在别人后面很远。他们觉醒后回到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献出了大小不等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可是,由于历史的惰性和旧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不少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和程度不等地在旧轨道上滑行,由此引发了学术文化领域一系列怪现象。直至90年代,一些报刊仍不时发表一些令人生厌的“革命大批判”遗风洋溢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不切断“狼奶”,彻底肃清“左”毒和愚味,思想文化领域就会怪事不断。说到底,“左”也是愚味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野蛮和无知去践踏文明和知识。
告别愚昧,必须从普及教育开始,让12亿中国人真正具有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否则,一有缝隙和机会就会显露其无知。
可是,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本身首先应该是现代的。知识固然应该能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精神上更应该用世界(包括中国)文明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去陶铸中国人的灵魂,把中华民族的成员培养成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遵守法纪、自强不息的现代公民,而不是暴徒与奴才的奇异组合。
总之,要培育和维护知识――理性的尊严。知识只能来自切实的学习和研究。在知识王国容不得半点无知的放肆。今年1月13日,3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声明,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科学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一旦取得一些成果……首先用夸张的语言向领导报喜,一旦通过领导批准,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取得廉价的新闻价值,以此为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也不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但是科学是严肃的,时间是无情的,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昔日的宣传徒然成为人们偶而提及的笑柄而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情况更加严重,吹捧自己,猎取名利,陷害正真知识分子等现象在历次“批判”和“斗争”中屡见不鲜。
不过,知识本身有自己的尊严。坚实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历史画卷中留下应有的光辉。文化的基础是学术。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文化的发展会成为无本之木,许多中国人热切期望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会化为泡影。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很有必要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干部中进行解释,什么是世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工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尊重37位院士的呼吁,在学术是非问题上“避免行政干预”,真正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再在世界文明史上制造令中国人蒙羞的笑柄,这是减少思想文化领域失误的不可缺少的一课,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万一出现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围――以求真务实为尚,真正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很快也会得到纠正(不幸,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见该报更正)。
进一步探究,这个**还蕴含着一种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贤,但对待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在现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者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贤。在一些人看来,对这类人物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林则徐有没有开放改革思想,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两位记者热衷于肯定林则徐的开放思想而不问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经过切实研究而得出的对英雄人物失误的批评,我们的一些传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更不用说如实地传播了。早在60年前,著名史家蒋廷黻已指责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页),但这些话很不中听,骂一声“买办文人”便足以把作者连人带学术一笔抹煞,尽管正牌汉奸周作人灵前至今倒香火鼎盛。
法国学者如何研究岭南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国学者是怎样着手研究岭南文化的。去年9、10月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瑞乐()先生约见,要听听我对岭南文化的意见。一个洋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有点奇怪,经过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着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有没有岭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受过现代学术研究训练的严肃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的确立,都应考察问题的真假。1949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径,是学者要敢于自问,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经得起反驳和讨论的真问题?按我的理解,岭南文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则,即岭南地区的文化或各种文化在岭南地区的状况。如以此为主要原则,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确立。人与文化是一体两面,文化素质只有高低之分,与文化绝缘的不是人。按照这个原则也不存在形成的时间问题,从岭南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岭南地区的文化。二是按形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从后一说,“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讨论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主要体现在典籍上。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大传统。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传统?古代岭南骄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过。问题是这些著作与岭南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很难简单肯定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都有长期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也许可以把岭南文化的形成期推迟至19世纪90年代以后,那时康、梁、孙文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上述难题似可迎刃而解。可是,这也有所难言。一是与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叠,粤味不浓。二是他们的文化取向大体是西体中用,以西为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除康外,中味颇淡,这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为时不长,上下限相距不过30年左右(1895―1925),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传统又如何呢?小传统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外,岭南地区居民主要属三大语系。闽南语系的潮汕地区居民与福建、台湾的同语系民众的共同点显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语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描绘三大语系居民小传统共同构成的岭南文化特色,大手笔恐怕也要喟叹难,难,难!只写广州语系的状况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乐先生着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的。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学术史的考察。他是按这个规矩办事的。不过,我从来对系统研究岭南文化兴趣不浓,应《现代与传统》编者之邀写过两篇文章(见该刊第一辑、第四辑),不过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提出了岭南文化范围的界定,在肯定非主流文化的开放性(以12事为证)的同时,以确凿史料从8个方面着重论证了近代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居然引起一场茶杯中的风暴,给后来的真诚研究者留下足资思考的问题和材料,已经十分开心和满足,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提出确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绍两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资料。
第一份是梁启超写于1924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此文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寝衰矣”。二是19世纪初,阮元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的转折点,其后出现陈澧、朱次琦两大师,前者“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后者”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第78―79页)。
这表明,博学如梁启超在20年代,仍认为粤学或与其他全国性学派(如白沙学与姚江即阳明学派)齐名,或是某一全国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没有形成独特的所谓岭南文化。
第二份是冯炳奎著的《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1962年版)。这部书收集的主要是着眼大众的演讲稿,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谈到他在本世纪30年代已经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开设岭南文化课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等等概括,该书大体都已提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说:“自陈白沙五百年来淡声华,薄荣利,修独行,抗节振世,为岭南一贯学风。所以,近世岭南学者,以讲学抗考据,以经世抗浮文,自成一种风气。”(该书第10页)首先是陈白沙以降五百年间,固然同全国各地区一样可以找到“淡声华、薄荣利”的人物,同时也不乏热衷仕进之徒。至于说到近世岭南学风,领袖群伦的陈澧就以考据著称,这有大量遗著为证。说到经世致用的学风,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步在全国兴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与岭南无关(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且正如笔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岭南地区的学者在经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国图志》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现代与传统》第一辑)。
这部书经不起认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书中谈到,他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做侨务工作时,为引导侨胞爱国爱乡而大谈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与学术的严谨颇难统一。宣传材料与学术论著本来有别,虽然前者乐于打扮成后者。
外国学者那么认真研究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令人汗颜,也引人深思。
确立学术的尊严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上面说的都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事。但见微知著,如果愿意从中汲取一点有益的东西,却不妨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再申说几句。
这两件小事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有关工作中如何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现代化的实现是理性化的过程;这是学术界早就广泛接受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等的不同声音,但冷静的观察者大都仍在坚持这个主流观点。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这更是必须攀登的高峰。这里包含着思维方法的变革问题。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们说来,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应心同理同,但实际生活中则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1979年,笔者有幸在京参加“五四”60周年讨论会,会议印发了张志新烈士的材料,邓力群为此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至今仍记得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真是可圈可点的名言。它一语道破了几十年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症结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贯串其中,无论是无意中的悖离还是某些人蓄意践踏,都体现了我国这些领域人才培育和成长机制的弊端。
按我的理解,这汩汩流入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田的“狼奶”主要是极端教条式的以阶级斗争分析一切统率一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首先,出现了拒绝接受一大部分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巨大失误。“封、资、修”,“糖衣裹着的砒霜”,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对中外文化学术成果的蔑称。在这种盲目蔑视一切的心态指导下,我们的教师编出一部又一部战斗性很强而知识性不足的讲义和教科书,而大学生们又大都满足于在其中打转。于是,在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中没有读过中西主要文化典籍的比比皆是;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教师和学生不了解中外文化发展概况,不知古希腊、罗马和先秦唐宋文化为何物更视为理所当然。
其次,在狼奶哺育下,几十年间毕业的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生普遍安于在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外语水平低下,不少人丧失了直接阅读外国书的能力;文化封闭政策加上资金短缺,即使懂外文也缺少阅读材料;再加上过于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有的人即使读外国书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应予批判的材料上;于是,弥漫我们祖国的是不愿也无力与外国学术文化对话的奇特氛围,不少人知识面很窄却又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以斥骂西方文化调门的高低定立场坚定程度的义和团情结。
再次,由于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尚,许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工作训练,也不知道写学术文章或牵涉学术的工作应该遵守哪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更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尊重不同观点,对话必须平等的起码素养。于是,一些现象在中国泛滥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受到鼓励乃至奖励。例如,“天下文章一大抄”,无视前人成果,不分抄袭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作学术史的考查,尽管前人发表的有关论著不知凡几,仍胆敢宣称自己的书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又如,不愿老老实实地从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做起,以观颜察色、闻风辨味的机巧代替艰苦的研究,自以为找到目标后,肆意歪曲别人的观点,严厉批判,以表自己确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功劳。再如,以“批判”者或“引导”者自居,把学术与政治、讨论与训斥搅成一团,即使给对方发言的机会,也不过略示“宽容”,树立“对立面”,根本不知道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所有讨论都必须自由、平等地进行;也不知道文明人必须自觉遵守一条规则: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
进入80年代以后,好些知识分子痛苦地看到,中国不但自然科学与技术落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落在别人后面很远。他们觉醒后回到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献出了大小不等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可是,由于历史的惰性和旧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不少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和程度不等地在旧轨道上滑行,由此引发了学术文化领域一系列怪现象。直至90年代,一些报刊仍不时发表一些令人生厌的“革命大批判”遗风洋溢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不切断“狼奶”,彻底肃清“左”毒和愚味,思想文化领域就会怪事不断。说到底,“左”也是愚味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野蛮和无知去践踏文明和知识。
告别愚昧,必须从普及教育开始,让12亿中国人真正具有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否则,一有缝隙和机会就会显露其无知。
可是,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本身首先应该是现代的。知识固然应该能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精神上更应该用世界(包括中国)文明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去陶铸中国人的灵魂,把中华民族的成员培养成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遵守法纪、自强不息的现代公民,而不是暴徒与奴才的奇异组合。
总之,要培育和维护知识――理性的尊严。知识只能来自切实的学习和研究。在知识王国容不得半点无知的放肆。今年1月13日,3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声明,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科学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一旦取得一些成果……首先用夸张的语言向领导报喜,一旦通过领导批准,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取得廉价的新闻价值,以此为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也不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但是科学是严肃的,时间是无情的,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昔日的宣传徒然成为人们偶而提及的笑柄而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情况更加严重,吹捧自己,猎取名利,陷害正真知识分子等现象在历次“批判”和“斗争”中屡见不鲜。
不过,知识本身有自己的尊严。坚实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历史画卷中留下应有的光辉。文化的基础是学术。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文化的发展会成为无本之木,许多中国人热切期望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会化为泡影。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很有必要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干部中进行解释,什么是世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工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尊重37位院士的呼吁,在学术是非问题上“避免行政干预”,真正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再在世界文明史上制造令中国人蒙羞的笑柄,这是减少思想文化领域失误的不可缺少的一课,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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