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正义的一种方法论原则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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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思考正义的一种方法论原则的论文
思考正义的一种方法论原则的论文
西方政治哲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思考正义的方法论原则，一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原则，另一个是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原则。与普遍主义正义观在当代西方学界的主流地位不同，语境主义正义观往往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通过考察语境主义正义观这种经常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分析它相较于普遍主义正义观的独特之处与内在逻辑及其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并借助沃尔泽（walzer）的语境主义正义观来说明它在当代正义理论中的实际运用。
关键词：普遍主义；语境主义；正义；方法论；沃尔泽
一、导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问世，政治哲学再次进入理论家的视野，出现了研究社会或分配正义的理论热潮，在相关领域涌现出了大批著名理论家：罗尔斯（j.rawls）、德沃金（r.dworkin）、诺齐克（r.nozick）、森（a.sen）、沃尔泽（m.walzer）、巴里（b.barry）、柯亨（j.cohen）、米勒（d.miller）等。正义这个古老问题再次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但理论界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正义并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何种正义理论是正当的仍存在重大分歧。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对正义进行理论化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发展正义理论就是要对这样一种直观信念进行解释和规范，即在不同情境下怎样做才是正义的。不同个体或群体对这种直观信念的认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确定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我们的理论努力只是不断地提出更多的理论形式，而不能对正义理论的合理适用提供一致性的解释和规范，那只会让已身处竞争性信念的人们更加无所适从。
认真反思理论界出现的这种困境，思考正义的方法论原则的重大差异应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思考正义的方法论原则。一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原则，另一个则是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原则。普遍主义是当代西方理论界思考正义的主导原则，而语境主义往往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化地位。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语境主义正义观这种经常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分析它相较于普遍主义的独特之处与内在逻辑及其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并借助沃尔泽的正义观来说明它在当代正义理论中的实际运用。
二、思考正义的两种方法论原则：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
作为思考正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论原则：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前者关于正义的认识信念在于主张可以确定适用于所有情境的基本正义原则，这种基本正义原则与所要分配的资源类型或社会制度类型无涉。它并不否认一些正义原则的适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情境，但这些原则最终所依据的基本正义原则是不变的。由此，正义理论的目标就应是对基本正义原则进行展现和解释，基本正义原则本身是与具体情境独立开来的，它意欲告诉我们普遍的正义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正义是什么。
与之相对，语境主义正义观则主张正义原则是具体情境化的而不是超越情境恒定不变的。也就是，它会首先提出这样一般形式的问题：谁在何种情境下在向谁分配何种善？只有首先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考察所适用的正义原则。而且，情境与原则是始终依存的，特定情境下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某种恒定的基本原则的派生物。在这个意义上，语境主义正义观所要寻求的理论是一种运用系统化的方式将情境与原则相互勾连的理论，它并不是要列举出所有情境下的正义原则从而构成一种综合性的正义理论，而是寻求与特定情境相勾连的特定正义原则。由此可见，语境主义正义观主张为了理解正义，需要在正义原则与其适用的情境之间建立某种系统化的关联，不顾具体情境而试图发现或创造一种根本性的适用原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根据一定的典型情境确定一些适用的核心原则。
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方法论之间的比较区分应该注意避免两种错误的理解：
首先，它们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区分。关于正义的一元论的理解认为正义可以以一种唯一原则的形式确立，而多元论的理解则认为正义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独立的原则。当然，语境主义的形式一定是多元论形式，而普遍主义的形式既可能是一元论形式，也可能不是一元论形式的。普遍主义的一元论形式主张唯的正义原则可以普遍适用，而非一元论形式的普遍主义也可能主张正义包括多种独立原则，它们以一种词典式的顺序加以适用，或者彼此可以交替适用。普遍主义的立场关键在于主张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所有情形，它主张正义从形式上来讲有可能是多元论的，但本质上一定不是语境主义的。总之而言，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并不同于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区分。
其次，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正义观之间的区分也不同于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分别。语境主义正义观有时会被指责为保守主义或相对主义，但从根本上讲，正义的语境主义理解认为确定情境下的正义原则在本质上是客观的和普遍的，它们可以在不同社会的诸多情境下不断重申。而语境主义正义观也并不是主观主义的，正义原则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正义原则就是社会成员主观意愿的产物，恰恰相反，语境主义的正义原则可以对人们关于正义的某些错误信念进行批判。
语境主义正义观主张正是分配情境本身才使得某种正义原则得以适用。这些原则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某个基本原则的具体运用或派生物。语境主义正义观的关键就在于需要明确“分配情境”这个概念。不同的语境主义者对其有不同的定义方式。沃尔泽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式，即通过所要分配的社会善（social goods）的社会意义来区分不同的分配情境。按照沃尔泽的主张，我们通过诉诸所要分配的特定社会善的内在的“共享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s）来确定分配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分配原则。例如，政治权力领域的分配原则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分配原则是不同的，同样也不同于教育机会领域的分配原则等。米勒（miller）则主张通过诉诸人们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的类型来定义分配情境。他认为，人们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发生关联（通过家庭、各种社团、工作单位、体育比赛甚至是完全的陌生人等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类型，在不同分配情境下社会善的公正分配应该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类型[1]（pch2）。不同的语境主义者达致正义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即在确定分配正义原则时不是自动援引一些既存的固定原则，而是要首先以某种方式阐释分配情境，再根据所阐释的分配情境决定采用何种正义原则。也就是说，语境主义正义观认为在分配情境与正义原则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关系，不能直接通过独立援引普遍适用的根本原则来实现分配正义。这就需要对分配情境与正义原则都要进行明确地阐释。例如，沃尔泽认为稀缺的教育机会应按照才能而不是需要的原则进行分配，那他就要对“教育机会”和“才能”分别进行阐释，说明稀缺的教育机会包括什么，以及在这种分配情境下什么样的能力和品质可以看到是有才能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语境主义正义观必须依赖人们之间关于不同分配情境与不同正义原则之间的关联性所达成的某种共识。也就是说语境主义的正义理论需要达致某种反思的均衡，如果这种反思均衡不能成立，语境主义的正义理论也将不能成立。语境主义正义观不能做的`就是不能诉诸一些非情境化的基本原则去解释情境化的特定正义原则的适用，否则很容易陷入普遍主义的境地。境主义正义观也很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约定主义主张正义原则就是传统，它是特定社会环境的派生物，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正义就是意味着如此，没有进行太多解释的必要。相较而言，语境主义则主张相关的分配情境可以跨越不同时空条件不断地进行重申，无论某种特定的分配情境何时出现，都可以确定它所适用的相关正义原则。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语境主义确定正义原则的有效性本身又具有客观普遍的特征，它采用的是这种形式：在满足分配情境a的条件下，根据正义原则b分配相关的社会善就总是正当的。例如，沃尔泽认为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将外邦人排除在公民资格之外的做法就是非正义的，因为就他本人所持的语境主义观点而言，公民资格作为一种社会善，应该平等地分配给永久居住在城邦中的所有人[2]（p.66）。如果从约定主义的观点来看，雅典人的这种做法就是正义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大致理解语境主义与约定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按照约定主义的观点，正义仅是描述特定社会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已被选择来决定分配的实践。这就使得一个社会中正义被理解的方式与正义实际上是什么之间没有了批判的距离。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正义不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除非该社会的分配方式违背了它公然承认的原则。不难看出，约定主义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与相对主义倾向。
一种被认可的正义理论应该符合罗尔斯提出的反思均衡理念（the idea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3],这种理念意味着正义理论应与人们通常做出的关于制度或实践的正义判断具有充分紧密的关联，应与人们谈论和主张什么是正义时所涉及的原则有紧密的关联。无论是普遍主义的一元论形式还是多元论形式似乎都不能缓和人们实际做出的关于社会正义的判断的多样性，不能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分歧。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在于理论的多样化恰恰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信念的多样化，每一种理论都吸收和扩展了人们日常生活信念的某一部分。以普遍主义形式呈现的正义理论实际上是对一些有限类型的情境进行不合理的一般化处理的结果，没有认识到特定情境中的正义原则可能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相比之下，语境主义正义观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将人们关于正义的多样性判断放在其适合的情境中进行理解和整合，然后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情境与原则关联起来形成一种复合原则的正义理论。与普遍主义相比，语境主义正义观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与理解不同社会的分配实践。
三、沃尔泽的正义理论：语境主义正义观的一种表达
普遍主义作为思考正义问题的主导方法论原则历来受到西方众多理论家的运用，罗尔斯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正义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沃尔泽就是其中著名的批判者之一，其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罗尔斯思考正义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根本质疑，并运用了语境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自己独特的正义理论。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从假定的“原初状态”推导出正义原则。假定人们从“无知之幕”之后来进行选择，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角色、利益等均一无所知。同样，在备受讨论的阿克曼（b.ackerman）的《自由国家的社会正义》一书中，阿克曼则从在一个想象的即将在新世界着陆的宇宙飞船中的对话协商来推导社会正义原则。一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玛娜”（manna），必须根据在这种对话协商中达成的原则进行分配，这种对话由一位掌握完美“正义技术”（technology of justice）的全能指挥官来保持其中立性。在《正义诸领域》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中，沃尔泽则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正义理论。沃尔泽认为罗尔斯和阿克曼的这种正义推导方式，是典型的始于哲学的传统方式，也就是“走出洞穴，远离城市，爬上高山，从一个客观普遍的立足点出发进行社会设计（而不顾人们的现实生活）”。相比之下，沃尔泽认为他的方法是语境主义的而非普遍主义的。“我是站在洞穴里、城市中、地面上”[2]（pxiv）。他的正义理论所涉及的对象不是普遍化的类人，而是像他一样生活在同样社会类型中的公民。他的目标首先是明确表达出人们所共享的意义，然后再具体说明隐含在那些共享意义之中的分配原则。
沃尔泽坚持认为社会所分配的社会善，首先应该是社会性的，因为这些社会善是通过社会过程来进行构思、创造与分配的。他相信，在当代西方社会，善的社会意义是多元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平等的。相对于封建或种族社会而言，西方社会中社会意义之所以是多元化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善是存在区分性的（differentiated）。这也意味着社会善是独特的，一种社会善的占有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时也拥有其他的社会善。社会善的独特性与区分性意味着每一种社会善各自独立地构成了“一个分配领域，每个分配领域都有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分配标准和安排”。他认为，在存在区分性的社会中，正义领域主要有：资格、安全与福利、金钱与商品、职务、艰苦工作、闲暇、教育、亲属关系与爱、神恩、认同与政治权力。
沃尔泽还主张正义理论应该符合多元化的共享意义，存在区分性的社会善也应该是彼此平等的。正义的社会将是一个“复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的社会而非“简单平等”（simple equality）的社会。这两种平等形式的区分关键在于他所提出的“垄断”与“统治”的概念，当某些人过多地控制某种社会善时就可能出现“垄断”，如果这种垄断同时也导致了这些人对其他社会善的控制就出现了“统治”。他认为分配正义的基本问题是“统治”而非“垄断”。在他看来，大多数的平等理论都错误的专注于“垄断”而忽视了“统治”。对垄断的社会善进行平均分配会带来简单平等，但这种简单平等只能通过政治国家的强制干预才能得以维持，而这种干预总是存在政治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沃尔泽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追求复合平等，这种平等观念允许存在分配领域内的不平等，但要根除分配领域间的任意交叉与践踏。复合平等可以通过这样的分配原则来进行表示：“拥有社会善y的人不应该仅仅因为其拥有y的缘故而不顾社会善x的社会意义而拥有x。”[2]（p.24）
沃尔泽运用了大量的人类学和历史学上的实例以及相当细致化的论证，来说明社会善的意义和他所归纳的各个分配领域的分配原则。尽管他所设计的分配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的具体内涵还存在颇多争议，但他这种语境主义正义观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中的“共享理解”深具启发意义。例如，他主张所有的社会都是福利国家，都在或试图在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的需要。尽管基本需要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安全与福利领域的分配原则都是：“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应该按照对基本需要的共同理解来满足成员的需要；应该按照对应于需要的比例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必须承认并支持对平等的成员资格的理解。”[2](p.66)
此外，在《厚与薄：基于国内外的道德论证》一书中，沃尔泽通过提出存在两种道德语言进一步扩展了他的语境主义方法论主张，一种是“稀薄”（thin）的道德语言，另一种则是“厚重”（thick）的道德语言，后者根源于地方化的条件与情境，它会追问：我的归属是什么，谁与我拥有相似的历史、语言与文化？相比之下，“稀薄”的道德语言则是普遍化的，它可以适用于所有人，但实际上又不适用于任何特定的人。从沃尔泽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哲学或道德实践是系统规制的，不存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做和做什么的规则。道德是实用主义的，我们只有在事实之后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才能知道我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道德结构去表达一种特定的道德需要。沃尔泽这种方式的极大优势在于它承认道德是一种人们的选择。与涂尔干（durkheim）相同，沃尔泽也主张人类拥有一种二元角色。因为我们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主观需要，并能够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对我们的需要进行认知和评价。虽然沃尔泽没有进行详细地阐述，但一个公正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给予个体最大自由来发展自己内在道德愿望的社会。社会的多元主义一定要有自我的多元主义相伴随。“我的多面向的自我需要一个厚重的有区分的社会，在其中我可以表现我多样性的能力与才华，构成关于我是谁的多样性认识”[4]（p.85）。
境主义正义观自身的困境，正是沃尔泽的这种语境主义方法论，即主张正义原则必须是文化特殊性的这一观念，决定了其对于任何体现普遍主义方法论的正义理论的批判。特别是他的正义理论是以善为导向的而不是以人为导向的，他从没有援引任何支持他反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那些有关人的观念，而是专注于特定的社会善对于参与其分配的人的意义，并把它们与某种人的观念以及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或福祉所在这一点更为直接地联系起来。但这也使得《正义诸领域》一书受到很多争议，有些人将此书视为极端的相对主义，由于强调立基于“共享理解”的正义原则，沃尔泽似乎放弃了对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的追求。在沃尔泽的正义理论中，自然权利或人权的位置是相当有限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但是如果正义原则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时空，那我们将如何能够衡量不同社会的分配实践呢？又有什么正当理由认为特定情境下就适用某种特定的正义原则呢？又为什么所有这些特定情境化的原则一定都是正义的原则，脱离特定情境我们就一定不能对正义原则进行考察吗？这些问题都是沃尔泽的正义理论需要面对的困难，同时也暴露了语境主义作为一种思考正义问题的方法论原则自身可能存在的困境。
首先，在正义原则适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语境主义正义观并不能提供实践上的指导。语境主义正义观主张正是分配情境本身才使得某种正义原则得以适用。而且，这些原则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某个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或派生物，在它们之间不存在词典式的价值优先性排序。这样一来，语境主义正义观就无力解决这些原则在适用时所可能面临的冲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分配情境本身就有可能是不明确的。比如，沃尔泽所主张的分配正义理论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不同社会善的社会意义决定正义分配的原则。这通常就会出现这样的困境，即社会善本身就没有这样的决定意义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意义本身就不明确或存在争议。
要想有效规避这种困境，语境主义正义观就必须有效地说明如何处理分配情境所可能出现的这种不确定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详细地阐释那些适用正义原则清晰无疑义的分配情境，通过详细阐释这些正义原则是如何系统性地运用于那些分配情境的，就可以给那些不是很确定的分配情境中的正义原则适用提供指导，即通过指出分配情境之间的强相关性：在a1情境中一致同意适用b原则进行分配，那么在与a很相似的a1情境中也一定是应该适用b原则。但总有一些冲突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语境主义正义观主张正义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这种困境进行阐释：为什么在某种分配实践中人们关于正义分配出现如此深刻的分歧。通过这种阐释就有可能得出合理的情境化的分配方案。
在这一点上可能必须诉诸更广泛的反思均衡来进一步解决这种困境。正义并不是政治道德的全部，正义原则相互矛盾的时候，其他的价值可能会提供某种有效的解释。例如，在沃尔泽的正义理论中，平等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正义诸领域之间出现冲突时（这等于说某种社会善的社会意义是相冲突的），我们就可以以总体的社会平等（复合平等）作为一项参照标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做法并不是要将正义归入某种其他的政治价值之下，只是在出现正义本身不能解决的困境时，诉诸其他的价值来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
其次，语境主义正义观所面临的另一种困境在于它很有可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义，也就是由于正义分配原则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所适用的分配情境，无论这种分配情境是通过社会善的社会意义来确定或是通过社会关系的类型来确定，语境主义都使分配正义原则相对化了。按照语境主义正义观的理解，一旦社会采纳一定形式的分配情境，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就必然（通过语境主义的推理）选择了一定的正义原则。这也就暗示了正义从来不是社会实践的永恒的调节器，相反，它只是表明了在既存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下怎样做是正当的，这明显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姿态。
为有效地规避相对主义，语境主义正义观就必须说明相关于正义的社会形式是受到诸多方式制约的，社会不能任意塑造这些形式。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详细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语境主义正义观并非一种简单的相对主义，相反，它的核心主张是具有客观主义特征的。它更接近一种多元论的立场,即承认分配情境与正义原则的多样性，但并不认为这种多样性之间是完全不可通约的。语境主义正义观并不否认确定情境下的正义原则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它反对的是超越情境的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正义原则的客观性。语境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都是植根于实践之中的。
四、结语
在普遍主义正义观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面临无法摆脱的困境之时，思考正义的语境主义策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不同理论家的研究进路大相径庭，语境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为形成一种新的正义分析视角――语境主义的正义观，提供了丰富的解释资源。
以上我们分别从一般理论与理论例证的角度分别讨论了语境主义正义观的基本问题。语境主义正义观的基本观点在于：第一，正义原则的发现和辩护具有其特定的情境，这种情境包括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群体价值观和利益关系等。第二，正义是随着我们创造性参与而正在生成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普遍的，更不是在任何时间、一切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on going――在途中。第三，语境主义正义观丝毫不意味着“封闭性”。它向一切参与开放，向一切实践开放。地方性情境永远是动态的、开放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不难理解“正义原则都是地方性的，正义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观点。它是实践互动的结果。
尽管语境主义正义观仍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诸如相对主义的困境和再语境化的问题，但是，反观今日包括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在内的各个学科，无论是在理论的定位、知识的构造还是方法的使用上，语境主义方法论的思想都已经深刻地渗入到了这些学科的方方面面之中。可以说，“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5]（p.xxxi）,这正是语境主义方法论思维的要旨所在。
参考文献：
[1]d.miller.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m.walzer.spheres of justice［m］.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3豹
[3]n.daniels.wide reflective equilibrium and theory acceptance in ethics[j].journal of philosophy,1979,(76).
[4]m.walzer.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m].chicago：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
[5]schlagel,richard h.contextual realism[m].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6.
篇2：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思考论文
关于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思考论文
对于艺术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由于艺术最本质的价值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就使得音乐学界研究者们除了采用一般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来充实和丰富艺术史的研究。随着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已成为音乐学各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界已经把触角延伸到更多的方法中去，试图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研究音乐的历史。
一、过去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
从80年代开始，音乐学界对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等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单一的方法不利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并对惯常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无论是孤立叙述事件的历史还是简单地把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方法照搬到音乐史学研究的方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近年来，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趋势逐步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于润洋先生提出：“历史与逻辑是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对于音乐而言就是历史与美学的统一关系。其实，就音乐本身而言，作为音乐史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听觉的艺术，它所具有的非语义性、非具象性等“抽象”的特性，使得人们对它的史学研究较之其他艺术有着更大的难度。首先，音乐是一门表演艺术，许多伟大的作品是靠表演者精湛的演绎得以表现，继而得以接受和留存。然而，在录音设备发明之前，乐谱是音乐唯一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借助乐谱来进行音乐本体的研究。而对于过去的表演情况以及乐器的性能只能通过史书所记载的文字来得知，更多的感性细节则知之甚少。同时，由于记谱的不甚完善，又使得研究者们纠结在“文本问题”和“真伪问题”之中，这给准确地把握当时的音乐风格制造了一定的障碍：其次，作曲家本人的生活、创作经历，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的变革，主流的文化思潮等但凡能与作曲家沾边的细枝末节也是史家们在乐谱以外所热衷的考察对象。当然，这是为了能更客观地探寻到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准确地剖析出作品的内容。然而，这些考察的对象是否与作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无可否认。社会生活是能够直接引发人的感情体验。无论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一个社会事件，还是人与人交往中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引发作曲家的创作欲望。无论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肖邦的《革命练习曲》，还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生活在作曲家心中造成的强烈的冲击。但是，还有很多音乐现象却并不容易找到它的社会原因，像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人们或许更多的只能从音乐本身来进行分析。这样看来，对于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所采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
我们知道，历史是无法穷尽的，史学家们所写下的历史不过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而已。一方面，由于人认识能力的有限，不可能洞察历史的方方面面，因此留下了历史的部分记载：而另一方面，这些“部分”同时可以视为一种选择的结果。试想，史学家们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编撰罗列的过程，不正是一个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吗?那么，他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是出于时代的需要?还是出于各自的趣味?拟或其他一些更为深层的因素。我想，原因是多样的。传统的沿承、政治的需要、审美的偏好……都可能成为选择的原因。总而言之，他们是选取了他们认为有意义的音乐来进行历史的研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杰作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接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它所具有的审美本质，在于它所承载的普遍情感的意义，能够永载史册的音乐作品必定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
二、用美学的方法研究西方音乐史
有学者认为：“现代音乐史学的真正目标或终级目标不是历史的音乐作品本身，而是音乐作品背后的音乐审美意识。”我想，无论现代音乐史学的真正目标是什么，美学意识在史学研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因为“音乐史光凭事件，记载是不够的，一般的史学法则也不适用。必须借助美学，音乐史家才能说明作品的意义，恢复作品在过去的样子(前史)，暗示它在今天的含义(后史)”
克罗奇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向传统的科学主义态度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就音乐而言，当音乐作品作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时，由于“现时”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此时”的特定背景因素去理解“过去时”所创造的作品，加之音乐“抽象”的特殊性，因此，研究者们对它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较之其他艺术有着更多的主观色彩。伽达默尔认为音乐意义的丰富性正是通过现时与过去时之间的“时间间距”中理解者的再创造过程来实现的，据此提出了“视界融合”的观点。即要求理解者拓宽自己的视界，使自己现在的.视界与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和解释。毕竟。历史学解释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事件原因、结果的解释，对于事件特质、特性的说明也同样必要：历史学家区别于他人的并不是他的对象――过去的事件，而是他在处理自己对象时所持的态度和所采用的方法。
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美学意识，需要美学的方法，这是本文一再所强调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史学研究中，一些批评理论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机械使用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反思。比如反映论就“仅仅涉及艺术家及其作品与社会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艺术哲学的有些问题不是仅用‘存在决定意识’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显得更为隐蔽”。同样，进化论也并不非常适用于艺术研究。因为从总体来看，艺术的发展呈积累式而不是淘汰式，艺术样式从整体上看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而不是不断取代。因此对于音乐历史的研究要根据音乐的特殊性来进行。
本文主要是就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中有关美学的方面提出了一些感想和思考。而像社会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的方法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同样有着深刻的启示。当然，对方法论的思考与探讨是为了开阔人的视野，使研究者能对事实的不同侧面进行强调，对历史有着更为丰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前提必定是不违背历史事实。毕竟，方法只是通向史学研究的途径，它自身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史实。
篇3：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方法论思考论文
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方法论思考论文
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的探讨，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由于学科性质和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导致多数研究常常局限于将本问题转换为研究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对本问题的研究出现无法表面化与肤浅化。教学论作为社会学科之一，同样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从问题本身出发，透过对理论基础的内涵分析，尝试提出理论基础的核心与实质。
一、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
要分析何为理论基础，则应明了几个相关且容易混淆的概念：
第一，基础理论。所谓“基础理论”，一般可以认为是最能代表和体现这门学科特点的理论。从学科理论发展的历史看，基础理论是一般发端于本学科且与本学科的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也是在本学科实践中通过总结、概括而形成的理论。正如刘永富所说：“一门学问的基础理论是最能代表、最能体现这门学问的特点的部分。它研究自己特有的问题，提供独立于其他学问、与其他学问不相交叉的研究成果。例如，哲学基础理论或理论哲学所研究的一切内容都是哲学作为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门学问所特有的，是自己决定的，不必涉及、不必针对任何其他学科、其他领域。”在这里，刘永富将“哲学的基础理论”与“理论哲学”看作是同义语，实际上意味着对一门学科基础理论的理论性的强调，这也就提出了基础理论的理论性的问题。即所谓基础理论，必须是“基础的”理论，而非是“应用”或“技术”理论，换言之，基础理论是相对于“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的理论。如果将这种理解应用于教学论研究，则可以认为，教学论的基础理论应当是教学论中能解释、说明这门学科中最为基本的范畴的理论及其体系。更为简单地看，所谓教学论基础理论，首先是将教学论中最为基本的概念、范畴加以明晰，并由这些概念、范畴所构成的一套能解释、说明教学的理论及其体系。究竟哪些概念、范畴是教学论中最为基本的，应用这些概念、范畴所能解释的教学现象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究竟怎样等问题的探究，则成为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从教学论这一学科视角看，基础理论是源于本学科且用本学科的话语方式和立场，通过对教学这一现象的解释与描述而获得的理论。
第二。理论基础。理论基础则是“基础理论”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指导原则”、“哲学论据”或者可以称作“理论的理论”。有教育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为教育提供知识准备、价值取向论证基础和方法论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而判断一门学科知识能否成为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是以这些知识是否具有本门学科的自身理论品格，即“教育学研究如果在忘却自身特点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这些外在的标准，必然会在不能成功之处责备自己的失败，而在自己能成功之处却真正失败了”。显然，在探究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时，这种对本学科品性的强调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教学论研究中，对教学论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转换，即教学论的基础理论是属于教学论本身的理论，而教学论理论基础的研究，则是关注支撑教学的所有理论的其他理论。换言之。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特指其他学科的知识(或理论)，由于这些理论能解释与说明教学问题(或现象)，因此，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问题的转换使得研究的焦点转化为：哪些学科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为什么需要这些学科作为自身的基础以及究竟从其他学科中吸收什么等问题。
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划分，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教学论的理论基础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在众多的对教学论理论基础的研究中，由于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导致至少在哪些学科可以成为教学论的基础理论学科上出现过多的学科，也必然导致由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学科过多而无法开展正常研究。
二、教学论理论基础：方法论思考
近年来，教学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多数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教学论的理论基础问题，但是，从教学论相关著作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乎都局限于教学论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多数研究大致存在这样的研究假设：由于教学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其研究的问题虽然千差万别，但能支撑这些理论的知识常常源于与教学论研究问题相关的学科，由于这些知识能够解释或支撑教学理论中的相关观点(或思想)，因此，他们就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假设之下，教学论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但是，如何开展对教学论理论基础的研究，则需要我们做如下思考：
首先，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源于外还是源于内，即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源于教学论本学科之外还是源于本学科之内。前文中已提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如果源于本学科之内，则可以将其看作是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换言之，教学论的基础理论主要是由教学的最为基本的相关概念的解释、分析而形成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构成教学论最为基本的理论形态，也成为对教学论研究的最为基本的形态。如果这一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就必然是源于外的，即所谓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能支撑或能从某一视角解释教学理论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属于其他学科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判定教学论的理论基础的学科来源，一般而言，可以从理论首创于何种学科、首创者是哪一学科的代表人物以及这一理论的运用范围等几个标准来判定。
其次，哪些学科的理论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教学论虽然以教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其学科层面的分析则可以看到教学涉及多种因素且由于教学(乃至教育)都以人及其所处的背景、作用的方式为研究对象，因此，能够成为教学论理论基础的学科就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学本身。正如有学者认为：“教学论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要科学有效地指导教学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本性、人的发展、人的学习方式以及人对社会影响的反应所构成的世界的.正确理解之上，这已为教学论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可以说，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经验科学所提供的已经得以确认的知识成果是教学论建立与发展的当然前提。”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本身涉及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显然并非仅仅是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因此，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解释说明教学问题就成为可能；同时，每一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在其研究的历史发展中会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提供分析与解释教学问题的新的方法，从而形成教学论研究的新的途径和新的研究范式；再次，也有论者以这样的论证方式提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问题，如“教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或“教学是一种人类的特殊现象”等等，以此说明教学论的研究就需要从社会学中寻求理论依据，问题是，所谓“教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命题，仅仅表明教学活动的社会属性或对社会需求的反映，但教学现象与社会现象是原本固有的归属差异，决定着这些学科对教学论研究的意义的有限性，即它们(其他学科的理论)充其量提供的是关于“人”、“社会”、“文化”等的事实材料或观念，而不直接为教学论中的核心概念或命题如“教学的构成”、“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提供事实材料或观念。
第三，是否与“教学”这一现象及相关的要素相关联的学科都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能成为教学论理论基础的学科的资格问题。从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看，往往是只要某一学科的某一理论在解释教学问题时似乎具有某种合理性，且在教学论研究得到大量的应用，这一理论及其所属学科就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或基础理论学科。其结果是对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成为一个庞杂的群，且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任何与教学有着联系的学科都被教学论研究者看作是教学论的基础学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现象，教学论在以其他学科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时，对诸如哲学、心理学理论的过度依赖，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为自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唯一的理论基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的任何语录几乎都可以成为教学论研究的唯一正确的结论，直至目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仍然是我国教学论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再如心理学作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这已是自赫尔巴特以来公认的，但可以看到，心理学的每一次进步或出现一种新的理论，都在教学论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出现，导致从理论研究看，似乎不提建构主义，就表明自己的研究落后于时代，于是建构主义成为当今教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词；再从实践工作者看，一些人对于建构主义并未有深入的研究，但在其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却常常以建构主义的相关语言或名词“武装”自己。从我国现有的研究看，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哲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教学论研究的潜在基础学科，而社会学等一些新的学科成为显基础学科。
第四。如何以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教学论需要其他学科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这已为广大学者所认同，但其他学科在教学论研究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则是当前教学论研究的一个焦点。一般而言，教学论从其他学科中寻求理论基础有两种基本的做法：其一为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即其他学科的理论成为教学论研究的“理论依据”，其目的在于在构建教学论新的理论体系或解释一些新的现象时，能从其他学科已经证明是合理的理论体系中找寻教学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有着与以往研究迥异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种认识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原封不动地加以介绍，或生搬硬套地将其中与教学有着某种联系的论述加以分析，以此证明教学论研究的某一命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其他学科已经获得了足够说明其合理性的证据；其二是从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引用一些语录，将其他学科的知识当作教学论研究的“材料库”，随意从其他学科借鉴对自己研究有益的成果，其结果是无论表现形式、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成果的表述都不伦不类；其三是从现有的教学论的研究中，出现诸如某某现象的某某学科基础或某某现象的理论基础，其直接的做法是完全将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的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新社会学等)无一遗漏地加以介绍，而不顾自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结果必然是形成难以调和的“两张皮”，即其他学科的理论根本谈不上能对自己所要研究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路径与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应当是首先兼顾教学论本身的学科特点，将教学论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或命题加以澄清与罗列之后，从其他学科对这些概念、命题的解释中获得新的理解。
综上，探究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显然不应当只是局限于教学论这一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探究，更不能局限于哪些学科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学科研究的差异，从其他学科引用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如何，如果不对这一问题加以澄清，则教学论难免不被其他学科“占领”。
三、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未来走向
基于以上认识，对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的研究需要从如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建立最低限度的理论共识
在教学论的研究中，概念的不统一、用语的混乱一直伴随着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始终，也困扰着教学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一直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缺乏最低限度的理论共识，导致教学论研究在基础理论上争论不断，也制约着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在探讨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时，首先需要明了教学论的基础理论，这是因为，教学论的基础理论作为教学论理论的核心，支撑并决定着教学论的发展，但是如果教学论的基础理论究竟是哪些尚缺乏共识，则根本无法探讨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建立最低限度的教学论理论共识就成为必然。
所谓教学论最低限度的理论共识，是指教学论理论中的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与原理，这些概念与原理支撑并决定着教学论的基础研究，也构成教学论的基础理论及其体系。自解放以来，由于受到前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教学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体系，即包括教学目的、教学过程原理、教学方法手段、教学原则、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评价等，这种理论体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延续多年，但“这种理论体系的不足在于它缺乏内在一致性，从教学原理原则到施教体系缺乏内在一致；对教学过程的认识的具体化程度不够，因而对实践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针对教学论体系结构中的问题，也有研究者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上提出教学论应当注重分化与综合研究，既需要通过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的介入，实现教学论的深化，也需要对教学论的理论基础的通盘评价与分析，实现各学科知识在教学论之下的综合研究；也有学者从理论体系的视角提出我国教学论的理论体系属于实践规范体系，但描述规范体系和诠释规范体系显得发展不足。总之，对于我国教学论的理论体系的批判，由于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差异及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的不同，导致对这种基础理论的未来发展出现了多样的结论。但如果仅仅只有批判，则必然导致教学论失去发展的方向。
对教学理论的基础范畴和原理的界定，首先应当从其在整个教学论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人手，因为最低限度的教学论的理论共识至少存在如下四项基本功能：一是指导功能。能够对现实教学世界的制度与学理进行评价，从而科学地指导我国教学制度建设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减少其盲目性，促使其沿着合乎基本规律的方向和理想目标健康发展；二是整合功能。最低限度的理论共识意味着这些基础的教学理论贯穿于教学具体理论、规范与制度的始终，从而促使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趋于和谐、有序和统一；三是阐释功能。能够对我国教学的概念与范围、目标与手段、内容与形式等做出比较确当的阐释，从而建立起教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四是修复功能。以足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通过不断地自我修复满足时代发展及社会变迁的需求。根据这样的认识，教学论的基础理论应当包括教学目的论、教学过程原理、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原则、教学组织形式等，这一基础理论体系与我国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相关联，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教学理论的引人及其对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影响，一些新的教学理论如教学设计、教学模式、教学策略等理论，则可以看作是关于教学手段、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等的理论。
(二)确立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
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就表现形态看，既可以表现为学科形态，也可以表现为知识(或某种理论)形态，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确立教学论的理论基础究竟包括哪些。在确立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考虑：
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总是与教学论的基础理论相关联，换言之，教学论的基础理论决定着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一般来说，教学论的基础理论由于是对教学中的最为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只有围绕最为基本的教学问题开展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才对教学论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处理这一关系的方法应当是：在确定教学的基本范畴的基础上，从其他学科中寻求与教学论研究有着差异的解释方式，如“知识”问题是教学中的基本问题，但由于教学论对知识的研究受到学科本身的限制，使得研究无法深入，于是，近年来教学论开始借用认识论、知识论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教学中知识的特殊性，并根据教学的独特性，探讨教学中知识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有效传递；再如“交往”，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专著都对教学中的交往进行了探讨，如吴也显主编的《教学论新编》、唐文中主编的《教学论》等，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交往被视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表现为对交往在教学中的意义、教学交往的特殊性等似乎属于教学论研究问题的探讨上，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从一般交往理论中衍生出教学的规范要求，更有研究者从现代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寻找对于交往的其他学科的理解，以期获得对交往的多视角解读，从而为教学论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观念和措施。
这一对教学论理论基础的阐释，实际上将研究视角转向了问题的另一面，即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究竟包括哪些。对于这一问题，如果基础理论学科仅仅只是少数几个，那么，通过分析是可以将其罗列出来的，但是，由于当今对教学问题的理解常常是多视角的和多元的，这种多视角和多元决定着教学论的研究可以从其他学科之中借鉴更多的新的研究成果，目的是促使教学论获得新的发展源泉。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从基础理论出发，应当包括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可以看作是教学论理论基础最为核心的部分，同时，由于其他学科(如管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生理学等)也与教学本身存在着联系，也可以是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如果再将教学的研究视角拓展，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还应当包括历史学、人才学、“三论”等学科。这一划分方式，是将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由紧密向外的扩展，即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可以包括与教学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也包括某些理论能够支撑教学的某些细小理论的其他学科理论。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就可以预言：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并无罗列的可能，随着对教学本身认识的拓展，其他新的学科(如物理学等)都可能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
(三)确立能够成为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标准
由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一般是以学科的形式出现的或是作为学科而成为理论基础的，但是，学科之间的差异决定着不可能一门学科的所有理论都能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因此，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只是意味着这一学科的某些理论能够为教学论所“占有”，在此，判定能够成为教学论理论基础的学科的标准的建立就成为必然。
标准应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教学论本身看，只要是教学论的基本概念或原理从其他学科中得到借用，或可以用其他学科的某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是源于这一学科且在这一学科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加以解释，则这一理论所从属的学科就可以看作是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其次，从其他学科看，其所特有的理论应当能为教学论的研究提供：诱发问题意识，使教学论产生新的问题，并为新的问题提供可接受的答案；能促使教学这一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当其他学科知识或理论能够为教学论研究所加以利用，那么，这一理论就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如果这一理论本身又是这一学科的较为重大的理论，那么这一学科从属的学科就可以成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学科。
总之，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作为教学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从方法论上给予澄清，才能使该问题的研究达到其应有的目的。
篇4：对中医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思考论文
对中医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思考论文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因此，中医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多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学逐步形成并发展为完整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中医学的世界观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现代哲学所研究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道”。“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了探讨世界的本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提出的。“道”其本义是指行走的道路，有“开头”、“起始”的意思，故老子及其以后的哲学家赋予“道”字宇宙本源，万物之始的涵义。由于道路规定了行人前进的方向，是达到某一目的地所必由的途径，故又引申为规律、道理。在道家学说中，道既指事物的本源，又指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涵义。
中国哲学注重本根，不像西方哲学有一条明晰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因此，中国哲学内涵也不能简单地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划分。但中国哲人有一个根本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之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中国哲学关于宇宙大化之根本见解，即在于认为宇宙是变动的，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易历程，所以名之大化。西方哲学中有认为动为假相者。印度哲学家多认为变化为虚幻。在中国似乎没有，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变动是实在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国哲人对于变化多数有深刻的见解，大多数哲人认为变易是普遍的事实，而变易之中有其常则，其次对变易之规律与变易之根源，亦多有精深的研究，宇宙总是在运动，更无止息之时，只有动中之静，而无绝对的静，宇宙根本是运动的。因此中国思想家都认识到恒动，在恒动的基础上思考一切，恒动观成为中国哲人一致的倾向。
“气”一般人都认为是空虚神秘的字眼，其实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观念，与物质的观念相接近，由于中国古代恒动观的倾向，“气”的特性被中国古代一呰哲学家用来说明宇宙的本源、本体，用“气”描述一切事物的存在。“气”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因此，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模糊了唯物与唯心倾向，走了以恒动观为倾向研究一切的方向。
中医学中的气虽然具有医学方面的特定内涵，但就其涵义与特性本质来说，与中国古代哲学是共通的，是对中国哲学的引用，即用气的特性阐述其理论。
2中医学的方法论
由于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究竟本根常与恒动相统一。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迁流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化是变之渐，变是化之成。事物的反复两一乃是根本，反复是变易之规律，两一是变易之根源。变易、反复、两一是中国哲学对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主要贡献，是中国哲人可贵的认识。
阴阳和五行观念的出现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形成和开拓的主要标志之一，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阴阳概念的产生，其原来的含义是很朴素的。最初仅指光的向背而言，凡向日光或阳光充足的地方为阳，背光或阳光少或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则为阴，上升到观念只不过是正。反两个方面和整体现象而已。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观察到自然界有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明暗、死生、雌雄以及人类本身有男女等客观现象，由此而引申出明与暗、日与月、天与地、昼与夜、水与火。热与寒、动与静、刚与柔、清与浊、气与形等对立的概念，就用阴阳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借以概括各种事物和现象，阴阳逐渐被提升为表示两种对立统一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对立统一的两面的符号，加之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易传》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从而把认识事物的阴阳方法上升为中国哲学方法论，形成了中国哲学探讨事物运动变化最基本的动态方法论，即阴阳学说。
五行概念的产生，学术界存在几种观点。人类认识事物是在分类中进行的，由于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金、木、水、火、土行的涵义得到增强，随着古人观察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五行的物质元素意义逐渐趋于削弱和淡化，而其方法论的作用则日益加强和突出，逐渐演变成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方法论是中国哲人在恒动观影响下形成的动态方法论，是中国哲人对事物变易。反复。两一更深刻的认识，阴阳方法论是中国哲人用阴阳两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五行方法论是中国哲人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当然周易八卦方法论也同样是用八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因此，中国哲人的恒动观倾向，造就了各种不同的动态方法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但最简单最基本的动态方法论是阴阳方法论，形成了其他动态方法论的前提。总而言之，动态方法论是中国哲人深人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总趋势。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思想基础，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内涵。特别是阴阳五行方法论在中医学中的表现极为突出，使中国哲学的恒动观、动态方法论主导了中医学，使中医学全面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篇5：收容审查、行政程序及法治原则的思考 论文
关于收容审查、行政程序及法治原则的思考 论文
一、案情
5月28日，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售社会福利彩票，北京市民李群、李扬、陈利等六人得知后，携带共同筹集的20万元现金来到岳塘区购买彩票。同年5月29日、30日、31日，李群等人先后购得奖品为桑塔纳轿车的中奖彩票四张，奖品为奥拓轿车的彩票两张。李群等人决定将中奖彩票通过湘潭市的朋友唐俊杰代为领取并在当地低价转让。陈利未取得其他五人同意，以个人名义将其中一张奖品为奥拓轿车的彩票赠送给唐，以表酬谢。
5月31日中午，在彩票民售现场，有人举报工作人员出售废票，岳塘分局民警通过举报人找到出售废票的工作人员董明利，董称这些废票是5月30日有三个外地青年人存放在她处的。经董相认，岳塘分局先后抓获了李群等六人，并在未出示刑事侦查手续的情况下，扣押了他们转让轿车所得及购买彩票的余款共计52.54万多元人民币，但未向李群等人出具扣押清单。同时，该发局还扣押了唐俊杰所持的奥拓轿车中奖彩票。
同年6月1日，岳塘分局将李群等六人作为特大诈骗案件嫌疑人立案侦查，6月2日岳塘分局宣布对李群等实施收容审查。李群等人在收审通知书签了字，但收审通知并未送达给李群等人。同年7月25日，岳塘分局对李群等取保候审，随即解除了收审。但以所扣现金为可疑财物、中奖彩票为唐俊杰所有为由，拒不发还其六人共有现金及彩票。
李群等不服岳塘分局对其采取的收容审查、扣押财物的强制措施。于1996年10月22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收容审查决定，判令被告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海淀区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24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海淀区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李群等人携巨款异地购买彩票，并以低价转让中奖彩票的行为，目前并无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也不能证实195月31日出现的废票系李群等人所为。被告对原告李群进行收审，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被告认定李群等人的财物可疑，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实施扣押时违反了法定程序，此扣押行为违法。唐俊杰所持的奥拓汽车中奖彩票系李群等六人共同购买，陈利一人表示赠送给唐，此赠予行为无效，彩票仍系李群等六人所有。
据此，海淀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撤销了被告向原告发出的.收容审通知书，判令被告岳塘分局返还李群等人的所有财物，赔偿因违法收容审查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141.56元，并向原告赔礼道歉。
被告岳塘分局不服此一审判决，于197月15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于年11月9日作出（1997）一中行终字第110号行政判决书，二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采取收容审查强制措施的对象必须是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且系身份不明或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的人。岳塘分局认为李群等人寄放废彩票，构成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具备被收容审查的条件证据不足，因此该局作出对李群等人进行收容审查的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依法应予撤销。岳塘分局应赔偿因违法收容审查给李群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李群等人赔礼道歉。岳塘分局上诉提出其收容审查李群等人合法有据，李群等人对该起诉已超过法定时效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但原审诉讼费收取有误，本院予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第1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70元由上诉人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负担（自本判决送达之次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5.70元由上诉人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案例分析研究
我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告的收审措施是否合法
判断某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原告有“出售废票和扰乱公共秩序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连续摸中大奖有诈骗泄密嫌疑”。所以要采取收审措施。这些说法显然值得商榷。
1.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因而丧失了收容审查措施的事实根据。被告当时唯一的根据就是已知李群等人三天之内连续摸中六项大奖。作为行政执法部门，被告应当清楚，每做一项具体行政行为，都应当有
[1] [2] [3]
篇6：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融合进行思考的论文
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融合进行思考的论文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受到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关于研究方法论与哲学关系的外国文献很多，如西奥斯卡·兰格的《政治经济学》、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戴维·米勒的《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等。中国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多，王曙光的《理性与信仰一一经济学反思札记》、黄少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李增刚的《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等。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推崇逻辑推理、数学和计量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而工具化经济学研究的倾向日益明显，人文精神缺失导致很多经济现象无法得到科学解释，随着经济学界重新关注人文精神，完全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情况随之而生。本文通过梳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峙到融合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史，阐释如何正确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峙和融合并将其科学应用于经济研究。
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高潮，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
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推翻，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经济学方法论反映了运用者的世界观和对经济学的认识，受到客观外部环境和个人主观因素的制约，各个学派关于它的争议可归结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交锋和融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界也应一分为二看待：
其局限性在于：
(1)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整体，把经济现象个别抽象进行静态分析的适用性有限;
(2)经济主体在信息掌握程度、知识构成等方面是不同的，经济学主要分析方法是选取代表性主体，解释力有限;
(3)经济行为很大程度受非理性因素支配。
其优点在于：
(1)抽象逻辑演绎可以极大简化复杂经济现象，研究工具严谨有效率;
(2)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受人本主义影响，但基础是理性主义，但却经历了多各发展阶段，每一次都取得新的突破和做出贡献;
(3)对博弈论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省到其理性假设前提的缺陷性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复杂性，弥补其传统方法论的不足。
所以，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新的方法论建立在总结前人基础上，好的方法论是适应主客观因素，认识到“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经济学界中对理性主义的批驳，不是要用人本主义方法论替代科学主义方法论，而是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在争议中互相发现问题，互相弥补，激励该领域创新，共同促进经济学理论建构，把握好这一方向，才能得到发现与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新角度。
篇7：文艺学教学实施三创教育原则的思考论文
文艺学教学实施三创教育原则的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阐述了在文艺学教学中实施“三创”（创造、创新、创业）教育原则的三个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优化课程设置，建立文艺学多门课程之间的交叉互渗，激发学生的“三创”意识；形成多向传递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实施以智力能力提升为主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三创”能力。
关键词：文艺学教学改革“三创”教育原则
培养学生的创造、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文艺学教学围绕“三创意识、三创精神、三创能力”的培养而进行的相关改革，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相对稳定而又具有范式意义的教学结构和活动程序，有利于我们把握和运用。同时，“三创”教育原则的科学实施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发挥其想象力，开发其情商，发挥其潜能，从而得以运用美学的思维去独立自主地进行创新、创造和创业。
一、优化课程设置，激发学生的“三创”意识
在传统的文艺学教学中，各门课程之间缺乏一定的横向联系、渗透和整合，且偏重于理论的灌输，对实际能力的训练较为忽视。这种情况不仅使文艺学教学的各门课程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也没能使文艺学的基础理论化为学生思维的真正成果，不利于文艺学理论体系的深化和实际应用。针对这一现状，在“三创”教育原则的指导下，有必要在现在基础课和选修课的基础上，增加专题课，定期举办讲座与专题性学术讨论会，并且改变以往文艺学学科各门课程设置各自分立、互不关联的局面，建立“立体”的课程结构，使这一课程结构分为3层：基础层――知识优化层；中介层――思维训练层；提高层――能力培养层。为提高教学效率，不同课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课侧重知识的优化，课程重点是在系统讲授专业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拓展和提升；选修课侧重思维的训练，充分发掘专业选修课的延伸性、自主性、开放性等课程优势，帮助学生精读原典，了解文艺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理论成果，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文艺学的兴趣和能力；专题课侧重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形成扎实的文艺理论美学基础，提高他们对于理论资源的整合能力，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分析能力，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撷取能力，进而使学生能够从中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塑造出完美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现代人格。
二、形成多向传递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
文艺学的课堂教学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审美语义建构场，它是由教师和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交流或探讨某个共同的问题而构成的。然而，传统的课堂主要是采取教师对学生进行教学信息的单向传递，这虽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但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抑制了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才的成长。文艺学教学长期在这种框架中进行，难免存在着知识僵化、手段单一、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因而难以有效地解释现实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难以有效地介入当下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教师应从教训者的高位上下降，学生应从被动接受的低位上上升，二者形成一种互相激发、共同提高、互补和互生的生态关系。”①因此，以培养学生“三创”精神、提高学生“三创”能力的需要为目标，建立文艺学课堂一套多维度的互动性的教学新模式，从而达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及学生本身多向信息传递的教学效果。如采用情境式教学，通过创设相关的情境，以启发和参与的方式使学生在一种自由愉快、轻松自然的状态下进行艺术欣赏和审美体验，从而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进行审美创造。如讨论式教学，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面对面地平等交谈，沟通各自的审美感受、审美志趣，以便丰富各自的审美经验。根据教学目的，采用多向传递的教学模式，这不仅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而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及思考的能力、批判思维的能力、严密分析的'能力，从而进行创造性的学习，使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
三、实施以智力能力提升为主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三创”能力
“三创”教育在处理传授知识和能力提升这对大学教育的基本矛盾时，更加注重智力和能力的培养。因此，要将创造、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各个教学环节中去，文艺学教学实践应注重实施以培养学生智力、能力为主的教学方法。首先，在文艺学教学过程中，增强问题意识，注重揭示知识产生的背景和思维过程，营造有利于激发问题意识的课堂情境，增强学生的探索意识，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品质和能力。其次，增加文艺学各课程教学的实践内容，开设人生美学、文学艺术与创造性思维、艺术作品解读、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等“三创”类课程，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改善、加强其理论思辨能力、抽象思维水平及独立地分析、解读具体的文艺现象的能力。在训练思维、培养能力的同时，要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树立健全的人格。再次，把教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外活动有机结合，从课堂的理论学习到课外的艺术实践与批评，开展对当下文艺现象的评论活动，增加学生的参与内容，增强应用意识，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创造。此外，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诸如“百部经典文艺作品阅读与评论”竞赛活动、古典诗词朗诵与欣赏竞赛活动、现场作文竞赛等。通过这些举措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最后，把教学与就业、创业联系起来。调查学生的就业意向，倡导学生进行自我设计，根据学生的就业选择进行个性化教学，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获得具有人文意味的生存智慧，学会运用审美的态度和美学思维来分析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以美学精神创造生活和开拓事业。
总之，以“三创”教育作为价值取向和教育理念进行教改，是当前文艺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前进方向。因此，文艺学教师要注重自身教学观念的更新与素质提升，要努力超越那些僵化的教学方法，完成从被动接受式教学向发现式教学与探索式教学的转变，把重心转移到“三创意识、三创精神、三创能力”培养的方向上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学科的知识、方法，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审美能力，造就出适应时代发展、符合社会需要的具有“三创”精神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篇8：初中历史教学贯彻主体性原则的实践与思考教育论文
初中历史教学贯彻主体性原则的实践与思考教育论文
摘要：通过对初中历史教学实践的探索与反思，总结出在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四个教学环节中贯彻实施主体性原则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 主体性原则 预习听讲 复习作业
素质教育是以2l世纪培养人才需要为目标，多角度、多方位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知识上、能力上的教育。实践证明，实施素质教育的最有效、最主要的途径是学校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方面组成的。教育心理学认为，教学的中心地位是“学”而不是“教”，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因此，要提高历史教学质量，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有必要探讨学生的主体作用，探讨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落实主体性原则的问题。
历史教学的主体性原则是指历史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力、能力、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一原则要求教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要求，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创设和谐、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规范、组织学生的活动，激发学生自身内在的教育需求，提高历史教学质量，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笔者认为：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贯彻落实主体性原则关键在于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基于这一认识，在教学实践中要在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四个环节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维。
1．认真预习，勤于思考，着重基础
历史课本是学生学习历史的主要材料，是使学生获得系统知识的主要依据。所以在预习时，教师要教会学生阅读课本。阅读是“学习之母”、“智慧之源”，是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载体。具体的做法是：首先，指导学生阅读课本上的引言、章、节、目和大事年表，让学生初步掌握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和特点，以及每件大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影响等，加强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其次，阅读课本正文，要求学生做到“读”、“思”、“划”三个字。读，就是了解本节教材的大意、具体内容、重点和难点。“思”，就是边读边想，对史实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从而得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划”就是边读书，边在课本上的重点内容和词句上做记号。再次，指导学生阅读课本上的历史地图和插图，增强形象思维，深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最后，指导学生阅读课本正文下面的注释，了解不同学术观点，提高兴趣，拓宽知识面，加强对正文的理解。总之，预习阶段要“俯而读、仰而思”，“读”要到角到边，“思”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达到夯实基础的目的。为检查学生的阅读效果，应要求学生写学案。
教师上课，须先备教案。同理，学生要学好课本，提高学习效果，有必要备好学案。为此，平时教学时，要求学生在预习阶段的阅读过程中，尝试着备学案。
学案的内容包括：
(1)学习本章节的目的；
(2)本章节的基本知识、重点和难点；
(3)各知识点之问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的线索；
(4)小结；
(5)学习回顾。通过阅读和备学案，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多种感官协同活动，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2．专心听讲，积极参与。提高能力
从知识角度讲，上课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继承人类知识财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认识能力的活动。中学生每天学习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课堂里度过的，因此提高课堂效率十分重要。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关键是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让学生当课堂的主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全部活动，不当旁观者。具体说，就是要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要认真观察老师的每一个言行，要大胆发表自已的看法，认真参加讨论，有选择地记笔记。为此，要注意做好如下两点：首先是指导学生学会听课。即要会听开头，会听新知识，会听小结。其次，要求学生在原预习环节写成学案的基础上，根据教师授课内容，以及同学回答问题的思路，重点对照、审视、补充自己的学案。特别对老师授课、同学回答问题过程中与自己学案不同的地方，要深入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多问个为什么，矫正思路，以准确掌握本章节的基本知识、重点、难点以及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历史发展线索等。
3．及时复习，强化记忆，巩固知识
以往的课后复习，由于没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和作业量的偏多，所以复习环节往往成了学生可有可无的学习任务。在强调学生主体性原则的情况下，有必要抓好复习环节。课后复习要做的'事很多，重点要求学生做三件事：尝试回忆，看课本和参考书，整理学案。
3．1尝试回忆
就是要求学生独立地把课本内容和老师上课的内容回想一遍。尝试回忆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是新旧知识相联系，做到“温故”而“知新”，避免“温故”而“弃新”；
(2)是梳理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结合。通过尝试回忆，对所学知识作一次梳理，使历史知识系统化、条理化；
(3)是重点知识与一般知识相结合，做到对重点章节、重点历史事件勤思考、深理解，对一般章节、知识不忽视；
(4)是回忆教师讲课时思路、线索和同学回答问题的方法和技巧，矫正自己的思维偏差。
3．2看课本和参考书
课本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依据，在对课本知识全面阅看的基础上，对于上课时已明白和理解的部份要少花时间，而应把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尝试回忆时想不起来、记不清楚、理解模糊的部份。关于参考书，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选好参考书；要在阅读课本并对所学知识有个基本理解之后，再去看参考书；要围绕学习的中心内容去看参考书的相关部分。参考书上和课本、老师讲得一样的，一扫而过，如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或深化内容的，或扩展知识的，要仔细阅读，争取学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法对同一问题加以理解。
3．3是整理学案
在听过课和复习后，再次审阅整理自己的学案。如何整理呢?重点把上课所涉及的知识而在学案中没有的部分补上，把原学案上不准确的部分更正过来，以保证学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弥补不足。如果平时下功夫写好学案和整理好学案，到了期末复习，只要一看学案，心中就有数了。这样复习时，既省时，又准确，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独立作业，加深理解。培养素质
首先，布置学生完成每个章节后面的作业题，这些作业题是课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巩固知识、培养技能和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具有评价、反馈、检测和鞭策的功能。它可以鉴定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是否达到了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要求，可以检查学生在掌握知识以及能力上的优缺点，可以预测学生能力发展的倾向，可以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鞭策学生勤奋学习的精神。所以课后作业要做，且要题题过关，忽视课本后的作业，不做作业的现象有必要改变。
其次，要求学生做章节中的思考题。思考题是高一层次的练习，有助于学生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也可以让学生讨论后完成，教师要重视分析、讲评，做到释难解惑。
再次，要求学生编制章节知识结构网络。这是厚书读薄的好办法，需要学生有“钩玄提要”的本领，它能使抽象知识形象化，零散知识系统化，复杂知识概要化，“隐性”联系“显性”化，抽象理论具体化。教师要指导学生把课本内容分析概括为若干要点，然后将各个部分综合成完整的知识系统，使“繁而杂”向“少而精”转化。值得注意的是编制历史知识结构网络有必要发挥生的主体作用，要从原来教师的教授变成学生的自我实践。
5．学生为主。多管齐下。灵活施教
打破传统的教学策略模式，要以在活动中促进学生发展为主旨，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生认知情感的实际，创造和采用合理、灵活、适用的多种教学形式。以下几种模式值得借鉴和探讨：
5．1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学习中辩论
合作学习是指在教学中以灵活的形式，围绕共同学习的内容和材料，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开展的交流与合作。其典型形式是分组讨论、自由组合辩论、对抗争论。维果茨基的研究给我们昭示一个基本的道理：学生之间不同见解的争辩是培养、发展学生创造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或在老师的参与启发下)采用同龄人易接受的方式充分交流，彼此启发产生认知冲突，导致认知不平衡，从而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科学的学习必须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大家提出不同看法以刺激个体反省思考，在交互质疑辩论的过程中，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澄清所生的疑虑，逐渐完成知识的建构，形成科学知识。课堂上教师应该经常鼓励、引导并参与问题的争辩，以唤醒并留住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灵活的思维。例如，在学习“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时，课堂从学生们的阅读提问开始，争论在“失礼的原因”处集中。有的学生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失利是长期穷兵黩武的必然结果”；有的说：“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是拿破仑最大的敌人”；有的说：“拿破仑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的失败，无限度地扩大战争导致了军备上的短缺。”……答案就在这样的辩论中不断完善。
在辩论式学习中，学习在学生自主的背景下开展，课堂变成了学生带着教材走向教师的过程，教学变成学生质疑、交流，解惑的探索。学生们在疑问处争论，在思维中求知，在探究中提高；争论时没有了权威，求知识变成了主动，探究中培养了个性。
5．2开展研究性学习，从小课题向准专业化
渐进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专题研究活动，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研究专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可见，研究性学习是以研究问题为载体，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或由教师提供课题，让学生在自己查资料、动脑筋思考的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完成学习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和刺激接受者，他要对外部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学生通过自己对问题的深入思考，研究分析形成科学的认识。而且，学生未来面对的是复杂性、竞争生、挑战性极强的社会。历史是过去杜会的记录，它联接着未来，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究、认识历史问题，能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价值取向和良好的个性品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迎接现实社会的挑战。这种研究性学习，一方面要求针对学生存在的或提出的问题组织教学，另一方面，每个课题应该既是“发现的突破口，同时又对学生有吸引力，把学生从一个发现引导到另一个发现上”。这样的课题不是随意选择的，课题应该是有系统的，是科学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课题最后学得系统的知识结构。
研究性学习使学生有时间进行研究、有机会可以交流，许多的历史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解决。如在学习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根据学生自愿，把他们分成几个“研究所”：“英国所”、“法国所”等，并使每个人都在其中有明确角色，有的研究领导决策艺术，有的研究经济问题，有的研究思想流派。在学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法国所”学生的研究成果报告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过去人们对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把土地分成小块，并按分期付款卖给农民的做法是进步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站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雅各宾派的这一政策照顾了小农的眼前利益，争取了群众的支持，却在法国培植了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他们还比较研究了英国“圈地运动”，得出了判断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是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值得肯定的。研究性学习使学生更加有了学习目标，研究使大家变得善于思考，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视野。
为把这一学习形式推广，教师们可以在课余时，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帮助学生借阅资料，向社会推介学生研究成果，帮助学生组织研究成果交流会，带领学生进行历史遗址考察等。研究性学习打破了单纯课堂教学的束缚，体现了自主性，老师变成导师或者顾问，学生成了主动的学习者、研究者和实践者。
5．3问题教学，学习始于质疑问难
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疑问能使学生心理上感到茫然，产生认知冲突，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才可能体现学生的独到创见。如果一个学生长期处于“无问题”的状态，说明他思考不够，自然也无所谓独到的见解。因此，围绕“问题”进行教与学应当是教师与学生高度重视的结合点。
教师要研究课堂提问的艺术，示范学生发现问题的方法。适时适当地提出问题，借助学生已有的认知基础，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展开思维过程，在学生对基本问题认知基础上及时通过“为什么”，“还有什么”，“哪位同学还有什么补充”之类的探询，促使学生更好的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思考历史，引起学生的有意注意和独立思考；诱导学生发现共性、区别个性、加深理解，训练求同求异思维；帮助学生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促使其认识的深化；引导学生多角度分析解决问题，培养其发散思维能力。如在分析学习《抗日战争》一章时，设问“l9世纪末和20世纪3O年代日本两次侵华，结果一胜一败，原因何在?你从中能受到哪些启示?”对比两个历史事件，使学生对认知对象的了解更加鲜明生动。在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时，教师要善于发现和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但要求他们说出根据，决不是胡猜乱想。在教学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向学生提供一些资料，给学生读材料的时间，给学生思维发问的机会，让学生在与教材的比较阅读中品出味道来。对于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教师不应回避，更不能压制，因为回避只能使学生更为困惑，压制必然使学生失去探究的兴趣。
以上是笔者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对初中历史教学中贯彻实施主体性原则，改革传统教学四环节和教学方式的一些实践与思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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