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然气发电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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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天然气发电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天然气发电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了今后十年天然气发电在中国的发展,为投资者和决策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天然气发电的优势和劣势、各地电网的项目规划、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作 者：吴敬儒 虞见思 胡肄汉 郑君衡 Wu Jingru Yu Jiansi Hu Yijian ZHENG Junheng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 刊 名：电气(英文版) 英文刊名：ELECTRICITY 年，卷(期)： 13(2) 分类号：F4 关键词：天然气 发电 预测 研究 natural gas power generation forecast research篇2：中国发展天然气汽车的潜力和问题
中国发展天然气汽车的潜力和问题
环境和能源是近一个世纪人类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也是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至世界各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高速发展的汽车保有量，给人类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精神文明，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大气污染和汽车能源的紧张，近年来，世界上各国政府(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寻求解决由于汽车保有量高速发展造成的大气污染和汽车燃料结构的调整，一直努力地寻找解决途径，如氢气汽车、甲醇汽车、电动汽车、天然气汽车等。天然气汽车简称NGV(即以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HG和液化石油气-LPG为燃料的汽车)由于它排放性能好，可调正汽车燃料结构，运行成本低、技术成熟、安全可靠，所以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最理想的替代燃料汽车。目前，世界上有天然气汽车650多万辆，其中LPG汽车530万辆，加气站2多座，年供LPG987万吨；压缩天然气汽车122万辆，加气站2870座。如下表一、表二：部分国家压缩天然气汽车情况
附表一
国家拥有量 万辆加气站国家拥有量 万辆加气站(座)独联体38480加拿大3．2180俄罗斯28187日 本1．5150意大利28280 新西兰15450 美 国4．91100 阿根延3．543合计122．12870
世界主要国家液化石油气汽车情况
国 家LPG消费量 万吨LPG汽车数量 万辆LPG加气站数(座)意大利120．0105．11900荷 兰81．047．02000俄罗斯29．245．01000美 国101．21703300涣大利亚89．033．12450日 本181．430．51921墨西哥118．530．01500韩 国143．427．8502加拿大64．914．05000泰 国14．01．992其 他45．126．73100世界总计987．7531．122765
一、中国燃气汽车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国的燃气汽车，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及各地政府的重视，在中国天然气总公司，四川、哈尔滨等有关企业的推动下，发展非常迅猛，规模不断在扩大，孕育着中国燃气汽车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1.高速发展的机动车和给城市造成的严重大气污染 中国现有机动车1400万辆，其中北京、深坝等地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城市机动车尾气有害物的排放占各城市大气有害物总量的60％以上，如附表三。全国现有公交车辆14．34万辆，的士车58．8万辆。这些公交的士车辆，在城市中心运行，道路拥挤，怠速运行时间长，运行公里数大，营运时间长，它们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有害物主要的污染源。
部分城市机动车和尾气排放情况
附表三
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机动车保有量585412036汽车尾气排放占
城市大气污染Co 86％
Hc96％ NOx56％65％Co 60.6%Hc87% NOx55%
63．35％
2.对发展燃气汽车、治理城市大气污染，国家重视、政府各委、办、局积极支持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在我国发展燃气汽车，李鹏总理12月在参观国内外改装的代用燃料汽车时指示：压缩天然气汽车很有前途，我国有煤和天然气，发展天然气汽车更现实，今后要加大开发代用燃料汽车的力度； 年月邹家华付总理在对国家科委呈报的“关于加快发展我国天然气汽车的报告”中批示：在国内天然气资源可靠保证的条件下，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不能一哄而上，做好试验工作，要保证安全第一，要严格气瓶的安全标准；最近朱F基总理在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紧急措施会上也做出了重要批示：国务院完全文持北京市为控制大气污染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国务院各部门和中央在京单位必须全力支持和严格遵守，希望北京市加大执法力度，切实监督执行，造福北京人民。由国家科委牵头的，国家 发展步入了由国家政府行为来推动的轨道，开始了我国发展燃气汽车的新阶段。国家各部、委、局也都给以很大的支持，如国家计委和外经贸委给有关城市的立项申请及外国政府贷款，国家科委组织的“燃气汽车在我国的应用”由软课题研究进入了实际推广阶段，国家环保局、机械局、劳动部、技术监督局，公安部、建设部等都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成效的政府职能工作。国家科委将于 年月召开全国 示范城市会议，对我国发展 做出具体布置，中国汽车研究中心，中国燃气汽车分技术标准委员会将对出台的`八个国家及行业标准召开全国范围宣贯会议，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天然气汽车在全国健康有序和步入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3、国内各地方政府行为力度加强，发展形势很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A、都成立了政府( 省、市) 燃气汽车领导机构，由该机构对项目统一组织协调、推进项目的整体开发和推广。
B、结合本地城市特点、制定有关的发展规划、优惠政策、标准、法规、技术路线等等。
C、项目整体开发朝健康、有序、积极稳妥方向迈进。各城市都对城市公共交通车、的士车做为主要开发对象；对进口技术、部件装置、加气站设备的筛选都做大量的科研、实验工作；国产化产品已经开始生产投入市场。
4、国内改车、建站情况 (附表四)
从下半年，全国改车建站的速度普遍加快，个别城市进入了批量改装。上海改3000辆，深1800辆，四川改1500辆。项目的总体发展看，气站建设在全国各地普遍滞后，出现了改车、建站不配套的现象，主要是由于①技术标准出台晚；②气站建设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太多，审批手续复杂；③城市土地紧张，规划困难；④一次性投资大，资金短缺，短期内资金回收慢；⑤油气站合建问题，在规范上和具体审批上，涉及安全问题，各地都非常慎重。所以气站建设在一段时期内发展速度不会太快。
全国天然气汽车改车及加气站统计(截止到)
附表四
地 区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CHGLPGCHGLPG重庆及四川4000 3l 新疆自治区15662166哈尔滨市 300 4大庆油田1823523北京市 120 2上海市 3000 5中原油田110 1 吉林油田86 3 廊坊市53 2 深圳市 l 800 建设中3座广州市 43 l海口市129 l西安市33 辽河油田3 1 大港油田 2 香 港 30 4合 计459459834625总 计105677l
5、汽车主机生产厂的积极参与
中国燃气汽车的发展初期是从燃气极丰富的油田和新疆、大庆等地兴起的，接着汽车尾气污染严重而又有资源的城市开始发展。当中国燃气汽车的市场开始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必然要促进和带动我国的汽车工业对它的关注和参与。例：一汽气研所投放沪州市公交公司CAGl02N公交车10台CNG客车，经运行试验良好；长安胜利汽车公司LPG／汽油两用燃料中巴将批量投放市场；松花江LPG／汽油两用微型车已上国家生产目录；捷达、富康、夏利等一批LPG／汽油两用燃料轿车也都试验成功。 应看到，中国主机厂对燃气汽车发展的研究还仅仅处于研究、试验，试车的初级阶段，与国外先进的成熟的规模系列化对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这些汽车主机厂的参与对最终在我国发展燃气汽车，实现适合我国国情的燃气汽车产业将起到重要作用。
6 、发展NGV的资源问题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
中国和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情况
煤％石油％天然气％电力％世界27．239．723．210中国7517．31．85．9
从表五看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天然气包括(LPG) 发展空间很大。其次，据有关部门统计，世界和中国石油使用期在40―50年，中国的天然气储量约40万亿立方米，可使用80年以上，特别是我国新疆、四川、大庆及海上油气田，天然气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年生产量才200亿立方米，发展潜力很大。我国现有CNGV4500 辆，年消耗CNG才6750 万M3j;E。再次，关于LPGl9全国消耗万吨，其中进口万吨，需求平均年增长％。LPG的供应一方面靠国产石油炼厂生产，现有生产能力可达到800万吨；另一方面东南沿海从中东、东南亚进口，98年进口400 color:blue'>万吨以上，而且进口气、质量好、完全符合汽车用气标准。所以我国目前LPG的生产、贮运能力及靠进口好的气源，发展LPG汽车是不存在资源问题的。我国现有LPGV6000 辆，年耗气才6万吨。
二、对外台作开发NGV
中国的NGV发展刚刚起步，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高速发展NGV的时期，国外的先进NGV技术和中国企业合作开发中国这个大市场将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是通过近几年的开发、推广，国内已经对NGV有了基本的了解、认可；国家地方政府都创造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投资环境和项目开发环境，各城市准备上规模、上批量、上水平；二是国家从99 年开始实施“公路法”，开征燃油税，使汽油、柴与燃气(CNG、LPG)价差拉大，使NGV的经营企业及车主都有好的经济效益；三是在项目的实施上有很多技术问题，汽车装置、加气站设备的供应和配套间题，专业队伍的培训、国产化问题、气的进口及贮运设施的配套建设等等，都可以与国外公司合作。关于LPG 的对外合作成功的例子：深圳物资公司、燃气集团与日本丸红合作的年产100万吨的低温常压冷库的投入运行半年多，经济、社会效益非常好，而且为发展珠江三角洲的LPG 汽车提供了非常好的气质资源。
美国福特公司、荷兰“AG”公司、意大利的BRC 、LADT公司、LOVAT0、澳大利亚贝晨、APA公司等等，一直为能在中国NGV市场上合作而做着积极的努力，我们欢迎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外国公司也一同参与进来开发中国市场。
三、发展NGV存在问题和困难
发展NGV是一项涉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部门及有关企业统一组织、协调、规划及密切配合的立体式的系统工程，虽然这项工程已经开展起来了，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
1、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行为以及其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关系没有理顺，特别是在统一规划，政策、管理规范技术标准及职能分工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尽快完善。
2、首批被列为国家燃气汽车示范城市，国家应根据每一城市示范要求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鼓励这些示范城市积极稳妥地开展示范工作，及时总结经验以向全国其它城市或地区的推广。
3、国家应给燃气汽车工程项目配套的资金扶助，以启动和加快燃气汽车的发展。
4、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应尽快解决：
1)加气站的建设滞后问题；油气站合建问题。
2)国产气LPG、CNG的质量问题。
3) 改装车(新车、在用车)的合法化问题。
4)汽车装置、加气站设备、国产化生产、统一规划、认可问题。
中国燃气汽车事业已经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按着国家燃气汽车工作协调小组的部署，中国的燃气汽车“九五”期间打基础，做示范；“十五”期间上水平，上规模，在全国范围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重要的会议与燃气界的国内外同行广泛交流与合作，就共同发展中国燃气汽车这个功在当代，造福千秋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篇3：中国发展天然气汽车的潜力和问题
中国发展天然气汽车的潜力和问题
环境和能源是近一个世纪人类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也是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至世界各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高速发展的汽车保有量，给人类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精神文明，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大气污染和汽车能源的紧张，近年来，世界上各国政府(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寻求解决由于汽车保有量高速发展造成的大气污染和汽车燃料结构的'调整，一直努力地寻找解决途径，如氢气汽车、甲醇汽车、电动汽车、天然气汽车等。天然气汽车简称NGV(即以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HG和液化石油气-LPG为燃料的汽车)由于它排放性能好，可调正汽车燃料结构，运行成本低、技术成熟、安全可靠，所以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最理想的替代燃料汽车。目前，世界上有天然气汽车650多万辆，其中LPG汽车530万辆，加气站22000多座，年供LPG987万吨；压缩天然气汽车122万辆，加气站2870座。如下表一、表二：部分国家压缩天然气汽车情况
附表一
国家拥有量 万辆加气站国家拥有量 万辆加气站(座)独联体38480加拿大3．2180俄罗斯28187日 本1．5150意大利28280 新西兰15450 美 国4．91100 阿根延3．543合计122．12870世界主要国家液化石油气汽车情况
国 家LPG消费量 万吨LPG汽车数量 万辆LPG加气站数(座)意大利120．0105．11900荷 兰81．047．02000俄罗斯29．245．01000美 国101．21703300涣大利亚89．0[1] [2] [3] [4] [5] [6]
篇4：天然气发电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天然气发电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本文对天然气发电的特点和应用前景加以分析,提出天然气发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天然气发电是电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天然气发电的经济性分析.天然气发电是当今世界的先进发电方式,天然气发电的应用前景一片光明.
作 者：郭启稳 Guo Qiwen 作者单位：江苏石油管理局水电讯处,225200 刊 名：城市燃气 英文刊名：URBAN GAS 年，卷(期)： “”(1) 分类号：F4 关键词：天然气 应用前景 发电 能源篇5：小额贷款发展研究问题
小额贷款发展研究问题
摘 要
小额信贷致力于为低收入人群和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发展迅速，却存在着缺乏有利于小额信贷有效运行的外部宏观环境、小额信贷机构产权不清晰和管理结构不完善以及与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尚未对接等问题。小额贷款公司应明确自身的性质，治理自身的运作模式。将P2P与小额贷款公司相结合，已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P2P
一、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盂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Professor Muhammad Yunus)的小额贷款试验，并且身为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小这么对小额款诠释：进行小额贷款就是帮助穷人。
而小额贷款公司则是一种完全由民间资本发起创建的新型金融组织。
这种金融组织自5月4日由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推开试点后，①截至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791家，仅浙江省就有340 家机构， 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27人，全国贷款余额9420亿元，20新增人民币
(6.3700,0.0021, 0.03%)贷款1228亿元。②小额贷款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其融资绩效十分显著。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金融制度的创新,对缓解“三农”和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推动就业等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地方政府组织民间金融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小额贷款也遇到了很多不可预见性的难题。
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中国小额贷款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小额信贷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导、农业发展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小额信贷市场格局，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个体经营户、农户等。目前我国小额贷款需求广阔，由于现有的政策和发展阶段限制，还远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
近年,我国小额贷款业务规模快速发展,地区分布各具特点,但整体实力较弱,业务开始明显呈现短期化.但小额贷款市场定位不明确、资金渠道瓶颈导致资金不足、多头监管导致监管缺位、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弱等问题开始逐步显现,成为制约小额贷款发展的瓶颈.经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可提出相关解决对策:明确小额贷款的市场定位,实现差异化、连锁化经营和专业化管理；坚持产品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通过多种创新渠道解决资金不足瓶颈；明确监管主体,建立多重约束机制结合的小贷公司监管方式；营造小额贷款良好的环境和信贷文化；将P2P与小额贷款公司相结合，已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
（一）小额贷款公司产生的背景
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的小额贷款试验。尤努斯教授针对穷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来摆脱贫穷现状的问题，成立了以互助组织的一种小额贷款模式。
“在深化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背景下，―2006 年连续三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先后提出“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在严格监管、有效方法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2004）。”“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 “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2006）。”1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历程
1994年，小额信贷的模式被引入中国。起初，只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NGO针对中国政府1986年开始的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尝试。
1 单玉芬.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17)
开始受到政府重视，进入以政府扶贫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底，仅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华援助的小额贷款项目资金就达300万美元。
以来，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试行并推广小额贷款，中国小额贷款发展开始进入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10月，我国在五省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
205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定义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规定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在限定范围内自主协商，最高不能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规范民间借贷以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第一文库网行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立村镇银行，以银行身份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
7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公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中《意见》第九条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中的积极作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转型都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102号），自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等。
三、我国小额贷款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小额贷款业务和小额贷款公司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形成了制约小额贷款发展的瓶颈．具体问题分析如下。
(一)小额贷款的市场定位不明确。
与“小额、分散”的原则有差距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初期，我国官方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明文规定了“小额、分散的原则，为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市场定位”，同时还规定“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
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七仍简单复制商业银行模式．目前，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普遍采取担保、抵押等贷款形式．在贷款对象上还没有按照国际小额信贷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群的模式运营。现有的运营模式有可能会使小额贷款公司逐渐走向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模式上去，没有真正发挥扶贫和支持农业发展的功能，这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相背离。这样，与其成立新的小额贷款公司还不如扩大农村信用社规模来得便捷。
(二)资金渠道瓶颈导致资金不足，市场化新融资方式探索还没成气候 现行融资制度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资金来源。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只能从以下三条途径获得信贷资金来源：自有资金、转贷资金和捐赠资金。无论哪一种途径，小额贷款公司都面临着现实筹资的困难。一是公司股东的资金实力有限。即使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一年后可以增资扩股，但所筹集的资金仍然难以满足公司贷款业务扩张的需要。二是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可向商业银行申请额度为注册资本金50%的授信，但即使得到授信这笔钱也是杯水车薪。并且由于身份不明，小额贷款公司难以像金融机构那样按利差征税，而要按照全部贷款利息收税，所得税25%、营业税及附加5.56%，无形中加大了经营风险。这点转贷资金根本难以满足客户的资金需求。三是多数小额贷款公司很难获得捐赠资金。在不能吸收存款的约束下，小额贷款公司只有收回前期贷款才能继续放贷，无法保证正常运营。在探索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资金不足的过程中，政府也在不断尝试新政策，以期带动小额贷款的发展。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资金紧张状况，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贷款资金不足的问题。再从资金使用方面看，小额贷款公司基本上承袭传统的单一放贷模式，仍然难以满足农村中一部分缺乏抵押、质押能力和第三方保证人的客户的资金需求。
(三)多头监管导致监管缺位，对小贷公司业务和融资创新的监管不到位
1.贷款合同暗藏”玄机”
利用合同漏洞来骗取高额利息， 如以下案例：
“近日，重庆某建筑公司分别向当地江北区和渝中区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50万元给员工发工资，合同规定月息2分3，贷款期限分别为18个月和15个月，
按等额本息还款。江北那家小额贷款公司约定贷款月利率为1.1%，每月另收1.2%的服务管理费；渝中区那家公司约定贷款月利率为1.3%，每月另收1%的行政管理费。春节过后，该公司分别向两家小贷公司偿还了第一期贷款本息：39278元和44833元。然而，该建筑公司老总的朋友在计算后发现，实际月利率分别是3.93%和3.96%，折合成年利率高达47.16%和47.52%，已经超过银行1年至3年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2
2.“挂羊头卖狗肉”
以“小贷”为幌子的诈骗，这种诈骗手段的核心就在于，贷款前要先付“利息”，有的甚至还要求交“保证金”、“手续费”等，从而达到骗钱之目的，“一旦他们得手后，就很难再联系上。骗术虽然不高明，但现实中却屡屡得逞，主要就是抓住了贷款人急需用钱的心理以及对金融服务知识不了解的弱点。”也有的'小贷公司虽然最后放款了，但折合下来的年利率已经远远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属于高利贷性质。
（四）社会对小额贷款的偏见
种种不良现象的发生导致全社会对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普遍的歧视，除常规的高利放贷、素质低下、管理混乱的理解外，甚至一些监管者的本能意识里还交织着对民间金融的恐惧与道德教化者的优越感。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评价监管部门为之付出的努力，新的行业对监管者提出的挑战一点不弱于市场对小贷公司的考验。
四、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困难的方法、建议
（一）针对定位不明的难题
相关监管部门应尽快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律定位,使其享受到同类金融机构的财税优惠政策。建议参考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适当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的呆账损失,报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允许有申报企业所得税时抵免或扣除。
（二）针对资金渠道问题
1.国家应大力发展针对小额贷款的扶持政策
2 贷行业成“欺诈”温床 多头监管不利行业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逋尽毕低车鞑橹二2
finance.ce.cn/rolling/01/10/t20130110_17040677.shtml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102号），自2014年1月1日至2012月31日，对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针对上述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不足的难题，6月8日，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对本报透露，浙江省金融办、省工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的有关进一步加大扶持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预计本月内获得浙江省政府审批。该文件将解决其定位、减轻税负、资金来源、扩大经营范围及服务管理等问题。按照这一政策，小额贷款企业可提前半年增资扩股，而此前规定的期限是一年。这对面临“无米下锅”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言，不啻于一场“及时雨”。
2.一是降低融资成本。给予小额贷款公司同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再贷款资格,降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成本。二是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多元化。通过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管制,增加增资扩股资本金,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小额信贷领域。
（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综合监管机制。一是完善监管制度。按照“专业化管理、综合性服务”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明确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等部门的监督服务职责,坚决杜绝“只管生,不管养”现象。二是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情况综合联网监管,通过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等方式,对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操作等业务实施持续、动态跟踪监控。
（四）树立小额贷款新形象，汲取正能量。帮助社会公众有效区分同其它类型民间理财咨询机构的差异，尽可能消除偏见与误解，无偿提供贷款合同咨询服务，避免误入合同误区，建立舆论“防火墙”。建立助学贷款系统，为被家庭条件所累的学子插上希望的翅膀。
五、小额贷款的可持续性――与P2P相结合
（一）什么是P2P？
P2P金融又叫P2P信贷。其中，P2P是 peer-to-peer 或 person-to-person 的简写，意思是：个人对个人。P2P金融指个人与个人间的小额借贷交易，一般需要借助电子商务专业网络平台帮助借贷双方确立借贷关系并完成相关交易手续。借款者可自行发布借款信息，包括金额、利息、还款方式和时间，实现自助式借款;借出者根据借款人发布的信息，自行决定借出金额，实现自助式借贷。
（二）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络贷款公司合作可以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和 P2P 网络贷款公司长期合作，不仅可以吸收大量的民间资本金来缓解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短缺的问题。P2P与小贷公司联姻，不失为一种打破小贷公司长期以来单打独斗局面的良策；与此同时，对小贷公司而言，由于长期在金融风控中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风控经验，且对风险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由小贷公司为P2P网贷平台做第一道把关再好不过！
六、总结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遇到小额贷款市场定位不明确的难题，相关监管部门应尽快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律定位；资金渠道瓶颈导致资金不足，国家应大力发展针对小额贷款的扶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多元化；多头监管导致监管缺位、对小贷公司业务和融资创新的监管不到位，相关监督部门完善监管制度并大大加强监管力度；为消除社会对小额贷款的偏见，小额贷款公司应树立小额贷款新形象，汲取正能量，帮助社会公众有效区分同其它类型民间理财咨询机构的差异，建立舆论“防火墙”。为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应与P2P信贷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吸收大量的民间资本金来缓解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短缺的问题，还可以降低P2P网络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实现1+1>2的效果，拓宽市场，达到双赢目标。
篇6：梅州市城市化发展问题研究
梅州市城市化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梅州市城市化发展的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制约因素的.分析,从人口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规划意识、政策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梅州市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作 者：罗迎新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地理系,广东,梅州,514015 刊 名：宿州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4 19(1) 分类号：F291.1 关键词：城市化 基本特征 制约因素 对策篇7：社会林业发展问题研究
社会林业发展问题研究
林业发展是山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发展林业的主要途径便是社会林业.权属问题的解决是社会林业发展的前提,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存在着矛盾,困扰着社会林业的发展,本文探讨如何解决权属与经济利益两大问题,促进社会林业的发展.
作 者：屈术群 文建林 叶华琳 作者单位：屈术群(湖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湖南,长沙,410007)文建林,叶华琳(中南林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刊 名：湖南林业科技 英文刊名：HUNAN FORESTRY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31(3) 分类号：F326.23 关键词：社会林业 发展 研究篇8：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 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 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
》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nbs p;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
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 ?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
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
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 ?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费孝通.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
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张纯元.1987.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纯元，1990年，“论人口消费结构”，载于《人口情报与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张纯元.1991.中国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毅.1993.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人口与计划生育,(6)
张翠珍.199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人口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东辉.1987.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退休金危机.山东人口，(2)
张宜霖.1992.试析推迟退休年龄.人口，(2)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
朱传一.1990.从国外趋势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口科学，(2)
Arnold S.Brown.1990.The Social Processes of Aging & Old Age. Prentice-Hall. Inc.
David A.Wise. 1989. The Economics of Ag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digliani.1975.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Twenty Years Later.in M. Parkin ed.Contemporary Issues in Econom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RB,.1994.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Schulz.1991.Borowski and Crown.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Aging. Auburn House
UN.1973.The Determin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Trends. New York
篇9：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曾经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24种缺陷（解思忠）。但中国人口素质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曾经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 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质量作用在内的”残差“的作用则只有12% ，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质量作用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 左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约为5%～6%.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转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状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 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定是上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对”知识经济“的倡导使得知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 ；文化� ；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 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 ’，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 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 ）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 ）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 纯平绦斯?幕?∏疤崾侨?褡宓目蒲Ы逃?幕?刂实拇筇岣撸?庥钟欣涤谔辶Α⒅橇Α⒔】档然?舅刂实奶岣摺R虼耍?平绦斯???刃丝平蹋豢平桃?耍?匦胂韧蹲视诿瘢?岣吖?竦淖酆纤刂省?quot;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
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 月5 日至7 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 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 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 章，前4 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 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 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 ?quot;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 ）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 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 ）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 ）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
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 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作为第三种见解如果成立的话，笔者的看法主要是：其一，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或者说带有特定质量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因此，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发展是”正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其二，”逆淘汰“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引致的。其三，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总的来看，”正淘汰“是主要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逆淘汰“也是不足为忧的。其四，”逆淘汰“现象大概可归为三种：一是自然性逆淘汰，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引发的；二是遗传性逆淘汰，是人口系统长久地自我封闭，导致通婚圈缩小，出生人口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的趋势。三是社会性的逆淘汰，这是指由于社会发育不良，教育卫生条件落后，导致对人口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威胁甚至对某些人群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研究人口素质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开放人口系统的重要性。事实上，要遏止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促进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使人口系统走向开放。人口流迁使得人口正淘汰的机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使区域人口成为开放系统。人口流迁对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但人口流迁也应当有个度，这个”度“包括向度和量度。
篇10：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 ）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q uot;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 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 “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 “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 “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 “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
quot;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 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 ”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 ；� ：”生命“和社会属性� ；� ：”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 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 ”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
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 ”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 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 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 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 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这诱人的数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人的发展是最关键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来对待（穆光宗1999）。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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