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字红军长征的小故事
“早睡早起冰激凌”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200字红军长征的小故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后的200字红军长征的小故事，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征中的爱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考验，有时候一转身就是永别……
篇2：红军长征经典小故事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篇3：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
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
长征胜利多年以后，贺子珍曾哀伤地回忆：“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二)
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三)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垠，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
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
在甘肃峨州时，政治部主任傅钟代表组织劝李金莲：“战争环境带小孩很不方便。为了行军、作战，组织上希望你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吧。”
李金莲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经过了多么大的痛苦，才生下孩子，面对自己的亲骨肉，她如何能舍得把他送人。
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她别无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只好含泪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把心头肉舍掉的那种痛，比流血割肉更要疼上百倍!
篇4：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
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
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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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红军长征经典小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篇6：红军长征经典小故事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境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2月18日下午2时，红1军团前卫2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2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19日，红3军团两个先锋团———红12团和红13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架设浮桥。二郎滩东岸制高点有黔军两个团把守。红军在渡过了一个营之后，又迅速渡过了后续两个营。尽管这是一个背水阵，但红军渡河之后仍果断地向敌人发动了冲锋。敌人似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至20日，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国民党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
2月24日，红1军团先头团突然进攻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下午，红1、红3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余敌仓皇夺路南逃。
27日，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1、3军团，遵照中革军委“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薛(岳)部敌唐、韩两师”的命令，迅速逼到遵义城下，黔军将领王家烈命余部3个团退入遵义守城，另把一个团部署在城外阻击红军前进。
这时，向遵义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93师已进入忠庄铺，第59师也正向忠庄铺开进。王家烈立刻借口到吴奇伟处求救兵，于下午3时带手枪兵一个排跑去忠庄铺。
27日下午5时，吴奇伟的前部已到忠庄铺，他派100多人至遵义协防。此时城里的守城黔军都是从前线退下来的部队，已经和红军交手多次，子弹平均每枪还剩下10颗。但他们仍然拒绝“中央军”入城。在吴奇伟的严厉命令下，虽让“中央军”入城，黔军仍坚持各自防守、互不干涉。
红3军团主力抵达遵义城下后，立即发起了猛攻，国民党守军稍作抵抗后弃城向南溃逃。2月27日深夜，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并于28日晨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此时，吴奇伟对于是否反攻遵义举棋不定，于是召集师、团长开会，商议对策。会上，各位“中央军”将领都认为只要发动攻势，红军就会撤离遵义，因而一致主张攻击。吴奇伟听后当即决定向遵义进行反攻。28日上午8时当王家烈赶到时，会议已经开完，吴奇伟仅告诉王家烈：“现有两师兵力足够反攻。”上午10时，吴奇伟部两师全员到达，随即开始进攻。经过6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阵地丝毫没有被攻克的迹象，吴奇伟却得到报告说，红军两支部队向他的指挥所迅速袭来。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让王家烈、吴奇伟仓皇逃走。前方的国民党两师闻讯后立即溃败，红1军团主力乘胜追击，一支部队插至乌江北岸，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吴奇伟急令在江南的一师国民党军过江救援，但该师师长却回答：江北已经兵败如山倒，救援已经没有意义，巩固江南阵地才是当务之急。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红军在5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此役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士气大振。蒋介石称此战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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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200字红军长征的小故事
张思德“尝百草”
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由于缺衣少食，不少红军长眠在了草地上。眼看掉队、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总司令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以使大家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这却是要冒中毒的危险。
据张显扬回忆：“有一回，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水塘附近长着跟萝卜叶子差不多一丛野草。小战士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张思德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
一袋干粮
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把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朱德的扁担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1928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委员和朱德军长向根据地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斗争。毛委员和朱军长同战士们一样，亲自参加挑粮。
当时，朱德同志已经40多岁了。战士们见他为革命日夜操劳，在百忙之中还和大家走山路过小河挑粮，便劝说朱德同志，战士们见劝说不起作用，就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以为这样朱德同志就挑不成粮了。谁知朱德同志又用竹子削了一根扁担，第二天又照样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战士们见朱德同志又有了扁担，晚上又把它藏起来，没有想到，第三天他又照样出现在挑粮的队伍里，而且他在新削的扁担上，特地刻上了“朱德记”三个字。朱德军长笑着对战士们说：“你们以后谁再‘偷’我的扁担，我可要批评。”朱德同志的一席话说得战士们都笑了。
篇8：关于红军长征的小故事
借道“南天王”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匆忙赶赴南昌，在红军西征路上部署封锁线。
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构成，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防守这道封锁线的，是被称为“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粤军。让蒋介石料想不到的是，早在1934年4月，陈济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已经开始寻求同红军的联系。9月，周恩来派专使秘密与陈济棠取得联系，向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济棠巴不得红军不进入广东，使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追进广东、乘机侵占他的地盘的借口。红军与陈济棠达成了借道通过的协议。这样，红军除了与粤军个别部队有零星交火之外，几乎兵不血刃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11月初，当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是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后，立即命令薛岳率中央军追击，同时命湘军何健部入湘南布防，陈济棠率粤军主力进至乐昌、任化、汝城间截击。但何健的湘军还没来得及部署，红军已经扑向第二道封锁线。此时，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仍是陈济棠的粤军。粤军一个团意外地与红军打了一仗后，11月8日，红军在横列于任化、乐昌之间的粤军重兵检阅般的注视下，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湘军也打“小算盘”
红军顺利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后，迅速扑向湘南。前进的路上是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郴州、宜章之间，守军为“湘军悍将”何健的部队。但何健太了解红军的战斗力了，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要他阻止红军西进的命令时，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能侥幸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深怕与红军拼掉了老本，回头再被老蒋收拾掉。这种想吃怕烫的心理最终还是让何健效仿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主，追堵红军为次，想让红军早些离开湘境。于是他把重兵集结于湘西北，在湘南与广东的结合部兵力配置则较弱，指望陈济棠能帮上一把。可是陈济棠又怎么会帮他呢!至11月15日，红军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虽然通过三道封锁线，但也暴露出弱点
红军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暴露出三个弱点。一是行动迟缓，部队采取难以机动灵活的方式作战。由于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的物资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部队行军长达160里，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同时，总是采取两个军团在左翼，两个军团在右翼，一个军团殿后，中央机关居中的方式，被称为“抬轿子”式转移、“甬道式”行军。二是暴露了转移的战略意图，让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要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三是优柔寡断，不善于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转变作战方向。当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毛泽东曾建议红军组织力量反击，趁国民党军各路立足未稳之际，寻歼其一路或一部，改变被动局面。彭德怀亦提议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避免陷入绝境。但是，只顾得消极避战、一味西进的博古、李德，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
血战湘江，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进入湘南，前面横亘着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继续向前就等于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蒋介石认为围歼红军的机会到了，令湘、粤、桂及中央军共约40万人对红军形成追堵合围之势，企图把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后最大的一场恶仗开始了。
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顺利突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28日，红3军团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以南部分地区。侧翼的红8、9军团业已占据有利地区，殿后的红5军团则扼守要地，迟滞追击之敌。英勇的红军主力军团，已经搭好了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的安全通道。此时，中央纵队距渡江点仅有80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即可迅速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抛弃从苏区带出的笨重家当，在路上足足耗去4天宝贵的时间。此时朝湘江急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已迫近江边。为了保证中央纵队的安全，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打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境地。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奋战，其惨烈程度难以言表。战至12月1日，中共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但是，因担负掩护任务而被阻于湘江以东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大部壮烈牺牲。
至此，蒋介石精心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均被英勇的中央红军突破，对于其重大意义，正如当年亲历其事的李聚奎后来所说：“在赣粤湘桂边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和第四道封锁线，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阶段的战斗,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历时一个半月。在这个阶段中，红军以‘久困之师’，连续打破了粤军、湘军、桂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重封锁，渡过了湘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粤湘桂边境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经湘江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对比，各级指战员逐渐觉悟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部队中对现行路线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长征究竟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战果是多少?根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时，由彭加伦记录、肖向荣填词的《远征曲》这样总结：“大小五百余战，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这还只是中央红军的情况。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湘江之战前红军折损大将损失2万余人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
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着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并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场面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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