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周易》阴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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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苏轼与《周易》阴阳观
苏轼与《周易》阴阳观
《周易》阴阳观不仅对苏轼的处世态度、性格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他文艺创作中的审美追求也产生了极大启示。
阴阳观是《周易》中的重要哲学思想，学界对此已做过许多论述。要言之，阴阳观的核心精神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一阴一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阴阳之间的对待，二是指阴阳之间的流行，天地人物，莫不有阴阳，莫不受一阴一阳的支配，因而易道就是通贯天地人物的总的规律。”宇宙万物只有遵循这种既互相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规律运行才能获得顺畅完美的发展。否则，则可能引起各种祸乱。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周易》认为整个世界是以‘一阴一阳’为始基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在《周易》看来，只有在互相反对的双方贯通、联结、合作、平衡、统一的情况下，事物才可能得到顺利地发展”，“只有这种平衡统一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宁和快乐。相反，平衡统一的破坏必然要引起各种祸乱。”终生服膺易学且有易学专著传世的苏轼对这一哲学思想深所认同，在自己的处世态度、性格修养、审美追求等方面自觉加以实践运用。可以说，这一观念是成就他人生、文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一、苏轼的处世态度与《周易》阴阳观
依据儒家的观点，“君子”与“小人”之间似乎应泾渭分明、势不两立，但《周易》哲学则主张“君子”与“小人”之间应彼此接纳、和谐共处。总的说来，苏轼尽管对小人嫉恶如仇，但其处世态度却更多地汲取了《周易》哲学的处世智慧。
《周易》“阴”、“阳”两个范畴应用于社会伦理领域中时，其象征意蕴之一即“君子”与“小人”。从卦、爻辞中可以明显看出，《周易》有推崇君子、贬斥小人的倾向。如《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象》日：“‘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言开国承家，需用君子，勿用小人;若用小人，必乱邦国。又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说明使国家中兴，……只有具备文明之德、刚武之威的殷高宗那样的人才能担此重任。……不要任用小人，若任用小人，国家不但不能既济，反而会更加丧乱”，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有关开国承家、治国安邦、外交征伐等重大事情，《周易》主张重用君子、勿用小人。
但这并不是说小人就应该被憎恶弃绝、不予重视。作为阴阳象征意蕴之一的君子与小人之间同样应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宇宙规律。因此，《周易》尽管更看重君子，但并不忽视小人，而是强调两者应彼此包容、和谐相处。如《遁・象》：“……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遁卦象征退避。君子应当远避小人，不显露憎恶之情但应俨然矜庄。余敦康先生阐发日：
由于君子与小人共同生活于社会的统一体中，鱼龙混杂，不可分离，所谓遁世，并不意味着弃绝小人而离群索居，退隐山林，……而是指一种如何在乱世正确处理与小人的关系明哲保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小人得势的社会。君子应当采取明智的做法避免小人的迫害，但也不必憎恶小人，断然拒绝与小人交往，只是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保持严肃的态度
可见，《周易》对待小人的态度相当通达。又如《睽・初九》：“……见恶人，无咎。”为什么接见恶人反倒没有咎害呢?孔颖达疏日：“若标显自异，不能和光同尘，则必为恶人所害”，余敦康先生日：
对于作为对立面的恶人，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做到异中求同，不可偏狭固执，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而要主动接纳，扩大交往，因为只有通过交往的过程，才能捐弃前嫌，达到谅解，避免因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咎害。
为避免矛盾激化而产生不堪设想的祸害。君子与小人均不可偏狭固执、相互排斥，而应求同存异、彼此接纳。所谓“保合大和，乃利贞”(《乾・彖》)也，宇宙只有维持至为和谐的状态，才有利于万物的正常运作。正如刘纲纪先生所说：
《周易》认为美在生命之中，生命即美，而这种美的最高表现即是“大和”。因为只有在“大和”的状态下。生命才能获得最顺畅、最理想的发展。……以“大和”为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以生命合规律的、和谐的发展为美，而且以各不相同的个体生命都能共同和谐发展为美，以整个大自然和人类全体生命的兴旺发达为美。
既然生命只有在“大和”状态下才能获得最理想的发展，而“大和”不仅包括个体、更包括整个大自然和全体人类的共同和谐发展;那么。君子与小人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宇宙规律的必然要求了。《周易》中所蕴含的这些思想对苏轼的处世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秉承儒家孔孟思想传统的熏陶，苏轼自小养成了刚直不阿的君子人格，对损人利己的小人嫉恶如仇。但在深入研治《周易》的过程中受阴阳观启示也洞悟到：君子与小人两种势力只有平衡和谐，且君子占据主导地位，才有利于社会的安泰稳定、个体的顺畅发展。这种认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泰”卦的阐释中：
“泰”而后为“大壮”，“大壮”而后为“”。“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夹”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独安夫“泰”者。以为世之小人不可胜尽，必欲迫而退之，使之穷而无归，其势必至于争，争则胜负之势未有决焉，故独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为无措，然后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为最安也。
泰卦只有三阳爻，而大壮卦与央卦分别有四、五阳爻，象征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依常理，“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央”之世。但在《周易》中，“泰”却象征最安泰稳定之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周易》看来，世上的小人是不可穷尽的，若必欲逼迫驱逐之，使之走投无路，必将激起小人的致死反抗，两者争斗则胜负难料。而泰卦是三阳爻居内，象征君子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控制权;三阴爻居外，象征小人拥有安身立命之地，不会因无所措手足而铤而走险，这样祸患便无由而起。这就是泰卦之所以象征最安定的原因。其《罪言》一文也表达了类似思想：
万夫之望，万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宁我容汝，岂汝不可，神之听之，终和而同乎?……疾恶过义，美恶易位;矫枉过直，美恶同则。……乃阴乃阳，神理所藏;一弛一张，人道之常。
在苏轼看来。能成为众人所望所依的人并不在于才华超群绝伦，而在于具有包容众人的宏大气量。从终极观点看，众人其实是相济相成、殊途同归的，根本没必要相互敌对、排挤。正像“疾恶”、“矫枉”若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一样，宇宙万物只有保持均衡和谐的关系，才有利于各自的完美发展。因此，君子与小人彼此包容、和谐共处实乃理之当然。
另外，苏轼还深切体悟到，小人的存在对君子的发展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阻力，不如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促进力。如苏轼解大过卦彖辞日：
《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阴，不贵乎阳之陵阴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阴之过乎阳之为祸也，岂知夫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也哉!立阴以养阳也，立臣以卫君也，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
《周易》所贵尚的是阳能控驭阴，而不是凌驾于阴而忽略之。人们一般只知道阴的势力过
盛会带来祸害，却不知道阳的'势力过盛也不为福祥。因为设立阴是用以奉养阳的，设立臣是用以护卫君的，“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这种见解在苏轼对《无妄・九五・象》“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阐释中也表达过：
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尽丧。无妄者驱人而内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日：“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会以一种尺度去苛求芸芸众生，若这样去要求必将尽丧天下。无妄卦象征不妄为，所有人都应遵循正道而行;但君子对于“正”有一个标准――“全其大而已”，保全大节即可，不必苛求于细枝末节。无妄之世有疾，象征在“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而这些“小不正”是用来养“大正”的，因此无须药疗。若以“不妄为”为药来疗治这些“小不正”，则是以“至正”荼毒天下，天下必将永无宁日。所以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这里的“大正”、“小不正”其实就是阳与阴、君子与小人的另一种指称而已，其所表达的宗旨仍是强调阴的存在对于阳是有利的，不可除去。
正因有以上洞见，所以在面对小人们的攻击诋毁时，苏轼依然能保持乐观旷达的处世态度。如《韩退之孟郊墓铭云以昌其诗……》：
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
从辩证的角度看，小人的谤谗正是激发自己探讨宇宙之谜、参悟人生大道的资源。就像淤泥里生出洁净的莲花，粪壤中长出肥嫩的菌芝一样，负面因素往往是促成正面事功的必要基础。这种辩证思维可说是苏轼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乐观旷达处世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二、苏轼的性格修养与《周易》阴阳观
苏轼是一个善于学以致用的智者，当他以《周易》阴阳观反照自身时，便找到了导致自己屡遭祸患的内在原因一胜格缺陷。
苏轼天性刚褊率直、是非分明，这种性格给他招来了无尽的祸患。所谓“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他与洛党结怨便导源于此。“臣与贾易本无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可见，苏轼与程颐、贾易等洛党人士结怨并非为了什么重大事情，仅仅是由于他刚直偏激的性格所致。苏轼晚年被贬海南遇赦北归时曾总结说：“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刚褊自用，可谓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难。皆臣自取，不敢怨尤。”在遭受了7年濒临死地的贬谪之后，苏轼没有一句怨天尤人之言，而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性多忤物”、“刚褊自用”、“猖狂妄行”的性格之失。可以想见，这种刚褊之性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多么沉痛的伤害。
正因有这种痛楚体验，所以苏轼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深蕴就体悟得更加透彻。如其解《贲卦》彖辞曰：“刚不得柔以济之，则不能‘亨’;柔不附刚，则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刚’，刚者所以‘亨’也;刚之‘文柔’，柔者所以利往也。”刚若没有柔的相济，就不能亨通;柔若不附着于刚，则不能有所前往。只有刚柔相济，刚才能得以亨通，柔才能有所前往。同理，只有遵奉阴阳刚柔相济相成之道，天下之人才能成为有用之材，天下之道才能成为可行之道：
阴不得阳，则终不得而成也;……阳不得阴，则无所附而见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阴阳之相加;……苟不相加，则虽有阴阳之资而无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浑沌朴鄙不入于器;易则开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术自以为至矣，而支离专固不适于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刚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则天下之物皆弃材也，天下之道皆弃术也。
“独阳不能自生，独阴不能自成，是必阴阳相须，然后可以生成万物。”不管是人还是道术，都必须经过“一阴一阳”之易道的陶冶、整合，才可成为有用之材、可行之道;否则，“天下之物皆弃材也，天下之道皆弃术也”。易言之，阴阳刚柔相济，是成就人才、推行道术的必备前提。这种观念苏轼在《叶嘉传》、《谢制科启二首》之二、《谢王内翰启》等文中也表露过，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在这种认识启示下，在对“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历史事实的观照下，在对自己屡遭祸患根由的反省中，苏轼醒悟到，必须对自己的刚褊性格加以修正。如《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
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此诗是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刚从狱中出来、苏辙来看望他时写的。苏轼前因激烈反对新法而被新党诬陷入狱。经过近半年牢狱生活的摧折、磨炼，苏轼认识到灾祸的引起主要源于自己那骄狂浮躁、冥顽偏执的个性;因此决心要把平时那种种骄狂之气、刚褊之性消磨掉。此种悔改意识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及《与叶进叔书》等诗文中也透露过，应是他的肺腑之言。因自己深受性格刚褊之祸，所以，苏轼谆谆告诫晚辈们性格一定要修炼得宽和平易些。如《龙尾石砚寄犹子远》：“伟节何须怒。宽饶要少和。吾衰此无用，寄与小东坡。”此诗是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60岁时写的。“伟节”指东汉末年的贾彪，“彪兄弟三人……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日‘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宽饶”指西汉的盖宽饶，“宽饶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而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数上疏谏争。太子庶子王生高宽饶节，而非其如此，予书……宽饶不纳其言”，后竟被害。与其说苏轼在劝诫为人类己的侄子“小东坡”性格要和顺些，毋宁说是在警戒自己。我们从苏轼的两则杂记中即可证实此点。如《刘沈认屐》：
刘凝之为人认所著履，即与之。此人后得所失履，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著履，麟士笑日：“是卿履耶?”即与之。邻人得所失履，送还之，麟士日：“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何人所在。……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唏使人召之。安道对使者破琴日：“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余以谓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
从苏轼鲜明的褒贬态度“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中，即可看出苏轼对宽容通达、冲和恬淡性格的追慕之情。实际上，苏轼在有生之年的确也修炼到了这种境界。据《说郛》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诲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日：眼前见天下无一个
不好人。”正可作为他宽和通达性情的最佳注脚。
三、苏轼的审美追求与《周易》阴阳观
《周易》阴阳观不仅对苏轼的处世态度、性格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他文艺创作中的审美追求也产生了极大启示。
就苏轼的秉性来说，他更推崇富有气势力量的刚健之美，而不太欣赏娇弱无力的阴柔之美。这种审美观其《黄州春日杂书四绝》之二中即可看出：
中州腊尽春犹浅，只有梅花最可怜。坐遣牡丹成俗物，丰肌弱骨不成妍。
在苏轼眼中，只有那傲骨凌雪、不畏严寒的梅花最值得爱怜;而那骨骼柔弱、肌肤丰腴的牡丹则俗不可耐。这种审美倾向在其诗文中也多有流露：“六郎亦不废学……作文极峻壮，有家法”，“笔力奇健，深增叹服”，“诗笔计益老健，或借得数首一观”，“大篇璀璨，健论抑扬，盖自去中州，未始得此胜侣也”等等。刚健之美在苏轼心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位深得文艺创作三昧，且有深厚哲学理论素养的大家。尽管他更欣赏刚健之美，但在《周易》阴阳观的启示下也透悟到：文艺创作要想取得最佳审美效果，必须把各种对立元素浑融无间地统一于一体，而不能偏于一端。所谓“文生于相错，若阴阳之专一，岂有文哉”，凡能给人以美感的文采。必是各种元素相互交错而成;若只有一种元素，岂有文采可言?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是也。这种审美观念最典型地体现在苏轼的《和子由论书》中：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体势本阔略，结束入细么。……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
在苏轼看来，只要通晓书法之意，既使不学书法技巧也可以。那么，书法之“意”是什么呢?“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端庄之中夹杂流丽的笔法，刚健之中蕴含婀娜多姿的形态;即把对立因素和谐完美地统一于一体。“体势本阔略，结束入细么”、“守骏莫如跛”等正是这一审美观念的具体运用。这种观念在苏轼文中多有表述，又如《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书砚》：“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万事无不然。”世间万事万物大都是“二德难兼”，文艺创作也不例外，但若把“二德”完美地兼容起来则必为至品。
这种富于辩证色彩的审美观念可说是苏轼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尺度。在这种尺度衡量下，古今诗人中符合他标准的就屈指可数了。如《与子由六首》之五：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
苏轼平生唯一喜好的诗人就是陶渊明，景慕之至，竟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陶诗究竟有什么魅力令苏轼如此心仪呢?“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连“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不能企及的陶诗的特点是：诗歌外表质朴而内涵绮丽，表面清瘦而内蕴丰腴。“质”与“绮”、“癯”与“腴”这两对看似矛盾的审美风格达到了完美统一。又如《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枯”与“膏”、“淡”与“美”实即“质”与“绮”、“癯”与“腴”的另一种表达而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其实也正是苏轼自己文艺创作的审美追求。如他曾教导侄子云：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
照苏轼看来，无论是学写文章还是学习书法，尽管最高的追求是平淡，但少小时应使气象峥嵘，采色绚烂，等到年老手熟后才能达到平淡境界。但这种平淡不是浅薄的平淡，而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苏轼的文艺创作确已达到了这种境界，明代茅维曾予高度评价：
盖长公之文，……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淡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毕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
茅维几乎把文章中可能出现的对立元素都列出来了，但苏轼的文章却把这些看似不能兼容的因素都恰到好处地统一到了一起。若没有深厚的理论认识，没有自觉的审美追求，能达到这种境界吗?可以说，苏轼的各类文艺创作之所以都能达到千古独步的境界，与他精湛的哲学理论素养及对这些理论融会贯通的运用有密切关系。
篇2：周易阴阳符号与二进制算术符号比较
周易阴阳符号与二进制算术符号比较
周易符号和二进制算术符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代码及其规则．它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最深层的文化构造原则和最高的集体智能。本文试运用符号学的'观点．通过对这两种符号的比较。概括出有标记和无标记、约定性和选择性两种文化代码规则范畴，并进一步揭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作 者：孟华 作者单位：青岛海洋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刊 名：周易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ZHOUYI 年，卷(期)： “”(2) 分类号：B221 O1-0 关键词：周易 阴阳符号 二进制 符号学篇3：《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
作为源头活水,<周易>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和谐思维的特色.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它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古代先民“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对其后中国哲学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作 者：刘玉平Liu Yu-ping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2(3) 分类号：B221 关键词：<周易>的知识脉络' > 阴阳 和谐 思维模式篇4：阴阳平衡与现代科学物质观
阴阳平衡与现代科学物质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是物质运动状态或构成成份相对于自组织系统最佳有序状态正负偏离的.哲学抽提,偏快或构成成份增加属阳,反之属阴.几千年来的中医实践和几十年来的中医证实质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给出了有力的证明.
作 者：赵国求 李锐锋 Zhao Guoqiu Li Ruifeng 作者单位：赵国求,Zhao Guoqiu(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武汉,430080)李锐锋,Li Ruifeng(武汉科技大学,武汉,430080)
刊 名：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ENGINEERING INSTITUTE 年，卷(期)： 13(4) 分类号：N03 关键词：阴阳 最佳有序状态 中医证实质篇5：《周易》 阴阳变化中的大学问
《周易》 阴阳变化中的大学问
《周易》又称《易》或《易经》，其学术地位，高居儒家十三经之首。读点《周易》大有好处，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于修己、治人的人生之道也有所助益。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中指出：“《周易》爻象，太半言修己之道，故孔子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夫修己之道，古今无二，经籍载之，儒家阐之，时有不同，理无二致。”其实，不仅如此，读点《周易》，对于人们探索天道自然，扩宽人生视野，同样是大有好处的。
但现在有许多人，误认《周易》只是一部占筮算命的迷信的书。从局部看，这一说法也有道理，《周易》原是殷周之际中华古人的占筮问卦之书，它是当时巫史在算命时用来判断吉凶悔吝根据的参考记录。但如从《周易》发展的全局视域考察，则上述观点是以偏概全、大错特错。因为《易》卦除了算命功用外，又另有其丰富内涵和特殊价值。自《易》卦问世后，经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道二家积极阐释开拓，已日渐减弱其算命迷信成分，而逐步提高了人的理性思辨因素，终于站在哲学高度，成为古代一部特殊的小型百科全书，《易》道广大，其中不仅有知识积累，同时又有智慧开悟的闪光。
《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筮算命，不过是其四大功能之一。“以言者尚其辞”，历代语言修辞及文章文学受其影响，《易》称“修辞立其诚”，提倡外在语言艺术与内在真情实感的统一;“以制器者尚其器”，通过“观物取象”，启发了后世生产工具及科技的发展;“以动者尚其变”，阴阳变化，矛盾运动，日新月异，生生不息，表现了中华古人深邃的哲学思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上述诸多智慧结晶和优良传统，为什么不去学习，却偏取其算命占筮功能而食其糟粕弃其精华呢?而即就《易》卦算命功能而言，生于科学昌明之世的今人，其迷信大大超越古人，岂非咄咄怪事!上古夏、商、周三代，巫风流行，当时生产发展与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在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解不开的谜，一时难以索解，因而转向神秘之天和祖宗鬼神求卜问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社会文明的时步，古人已在算命占卜活动中，日益加重了人的理性思考因素。据《周礼》，古代有龟三卜筮三占的制度规定。三卦问疑，力排偶然性，而取其较为接近生活实际的卦爻之象来作决策参考。这已与盲目算命的迷信，不知不觉拉开了距离，而与人的理性思考靠近了一步。
另外，上古三代，学在王官，巫史掌握了占筮的解释权。当时的巫史，是学术精英，地位很高，是高级知识分子。古代帝王专制，“朕即国家”，谁人能制?帝王自称天子，代天行事，所以只有“天”才能对帝王行为有所警示约束。而巫史占筮问卦，沟通天人，并以此来影响帝王意志及国事决策。《尚书》保存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官方文件，其《洪范》明确说明，当时参与国事决策的主要有四种人：一是代天行事的天子，一是代表奴隶主贵族权益的卿士百官，一是庶民(相当于自由民)，一是掌控占筮问卦的巫史。在决策过程中，如果四种人意见不一，又将何去何从呢?《洪范》规定：“汝(按：指天子)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从，赞同;逆，反对。)文件把决策过程中三种不同情况中四种人的争论和较量，指述得很清楚。在国家决策中，巫史的占筮问卦，因是代天传言，因而与天子发言一样具有某种权威性。因此，无论是天子或卿士、庶民，都会主动争取巫史的支持，于此可见巫史占筮的重要性。巫史若思想反动，必然逢迎帝王，为其独裁统治推波助澜;反之，若巫史思想进步，则可协助明君改革，或借天来伸张民意，限制君权，防止独裁以清明政治。因此，只要古代巫史思想开明，则其占筮问卦，可在迷信的形式之中，寓有一定的积极因素。这与今天那些瞄准人们钱袋的'所谓“《周易》预测术”者大异旨趣。
《周易》四大功能及其百科知识，因篇幅所限，难以尽述，但仅就其“尚变”的哲学功能而言，于思想学术发展大有裨益。《易》有阴阳之道、八卦、六十四卦诸项，它以卦爻符号及其卦爻辞，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文化象征殿堂。一旦揭开其神秘外衣，则其思想体系，启迪后人，惠泽千秋万代。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概括地说：“《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人们因此称“《易经》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也就是说，《周易》以其独特的符号象征体系，向后代人类子孙，描述了中华古人对于宇宙奥秘和生命密码的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首先，影响最大的是其阴阳矛盾观念。古人以一画(一)符号象征阳，以二断(--)符号象征阴，明白无误地构成了阴阳矛盾变化的文化观念。《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周易》理论体系的核心纲领。阴阳之道，无形无迹，但却无所不在，其他如八卦、六十四卦等范畴均围绕阴阳矛盾对立的观念来展开。如天地、乾坤、男女、父母、雌雄、昼夜、冷热、春夏与秋冬、升降、出入、生死等，甚至连树叶向背，也有阴阳之别。如果没有阴阳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世界就会因失去生命源泉而死亡。
其次，肇源于阴阳矛盾观念，《周易》具有朴素而丰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内在的矛盾运动。而《周易》的思维方法，是一个以感悟为特色，在对事物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承认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进一步确认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同时又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相互转化。比如天地、男女，没有地，岂有天?没有女，岂有男?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运动变化。六十四卦中有所谓正对卦、反对卦，如《泰》卦与《否》卦，卦爻之象相反，《泰》象征安吉通泰，《否》象征否塞多灾，彼此矛盾对立，但又相互依存而转化，乐极生悲，由《泰》化《否》;否极泰来，脱《否》转《泰》，矛盾运动，生生不息，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仅如此，《周易》更指出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阶段性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按照卦序，《既济》与《未济》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二卦。《既济》象征已经安全渡河，事业成功;《未济》象征尚未涉险渡河，事业未成。按常理应是《既济》到最后一卦。但《周易》作者却置《未济》为最后一卦。此卦序排列自有辩证法，《未济》后于《既济》的卦序显示，象征事业成功的《既济》卦，只是取得阶段性的暂时胜利，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应该再次卷起裤腿，准备重新涉险渡河，开始新的征途。这说明了矛盾运动，辩证发展，旧阶段虽然完成，但新阶段的长征却又开始，人们在高歌猛进而自强不息的矛盾运动中，又继续前进，并上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显示，运动变化永无止息。这就是《周易》重“变”的辩证法，它启迪人们，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永无止境。
篇6：内经与阴阳
内经与阴阳
知道者必须要效法阴阳，阴阳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中医的一个大问题，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的问题。阴阳是什么?可以说阴阳包罗万象。所以《内经》里面谈到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讲的是天地之道。所以中医为什么要效法天地，为什么老子要讲道法自然，就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了我们跟天地跟自然乃至跟日月是息息相通的。
如果谈中医的基本特性或者定位，我觉得现代科学对中医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提出了中医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什么是整体观念?不是说人是一个整体，人是一个整体西医也是这样认为的，没有说西医不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像内分泌、神经系统揭示的人就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个整体观念并不是人身是一个整体，而是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天地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人必须顺从、效法这个整体的变化。也就是我们都要服从中央的领导，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至少你与中央保持一致你的政治才有前途，政治又决定经济，你的经济才有前途，你的身家性命才有前途，都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跟天地保持一致。这就是法于阴阳，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所以对天地要有一个认识、对自然要有一个认识。
拓展阅读：养生 《黄帝内经》中的至理天规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在黄老道家的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我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天人合一，顺应天地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自然之中，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合，万物滋生，人类为万物之中最为贵重的成员，是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存的。因此天地自然的变化，必然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存在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比如，在一年四季之中，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发展变化，而人体的生理功能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与此同理，在一日之中随着昼夜晨昏的阴阳变化，人体的生理功能也相应出现节律性的变化。中医养生重视顺应天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强调人体必须与天地自然界保持高度的和谐、协调、统一，这样才有可能保持健康长寿。
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不单是四时气候变化必须适应与顺从它，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水质空气等，包括人体也必须很好地加以保护并顺从它、适应它。这些都是养生防病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气”(“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老子在《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认为构成世界的原初物质是形而上者的“道”，宋钘、尹文将这种原初物质称之为“气”。
《黄帝内经》受这些学说的影响，也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在天地未形成之先便有了气，充满太虚而运行不止，然后才生成宇宙万物 。这其实是揭示天体演化及生物发生等自然法则，在宇宙形成之先，就是太虚。太虚之中充满着本元之气，这些气便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开始。由于气的运动，从此便有了星河、七曜，有了阴阳寒暑，有了万物。阴阳五行的运动，总统着大地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发生与发展。
食饮有节，起居有常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上古知道养生之道的人，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安排生活，养生之法就是让自身的阴阳保持平衡(人体内的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就会产生疾病)。
饮食上要有节制，不能饮食单一，暴饮暴食，大鱼大肉，酒足饭饱等。在起居作息上同样要有规律，不要熬夜，经常熬夜会造成人体内生物钟紊乱，内分泌失调，不能过于让身体疲劳透支。如此，人的外形和体内的元气就得到了养颐，所以懂得养生之道的人能活到百岁。
而如今的人，对养生不已为然，饮酒无度，以消耗和糟蹋自己的身体为正。有人经常醉酒行房，为所欲为，无节制地耗散先天之精气。性欲无度就是在消耗生命的本源，节制性欲，固精保气，为养生之道。当今的'人不顾身体得状况，过分使用精力，满足一时之快，寻欢作乐的方式都是有悖于养生之道的，所以到了五十岁便提前衰老了。
清静内守，调和情绪
道教主张以调养精神思维活动，作为主要途径来保养生命、益寿延年。认为精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神静则对抗衰老、延年益寿。人的思 、虑 、智 、志、急、魂等，均由精神所主。主张神气清静内守，不宜躁动妄耗;强调清心寡欲，抑目静耳，调摄神志，顺应四时，常练静功，以保持神气清静，促进健康。
养三宝：精、气、神
人，从本质上说，只有三样东西：精、气、神;养生，从根本上说，只有也只需养精、养气、养神。把握住“精气神”的养生，是最本质的、最有效的更是最正道的养生。养精是养生的基础，养气是养生的路径，养神是养生的关键;只有精气神一起养，用“气”来连通“精”和“神”，我们的身体才能“阴平阳秘”，我们的健康才能持久。
形劳而不倦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要运动的适度，即“形劳而不倦”。人身的气血要流通运动，就像江河里的水，日夜奔流不息，如果停滞了，水就会发臭、腐败，或者由于淤积而冲开河堤泛滥成灾。因此人不能贪图安逸，运动不足。另一方面，运动不能过度，即是其言“劳而不倦”;若是劳累过度，则容易引起“劳伤”。
谨和五味、食饮有节
《黄帝内经》的“谨和五味”、“食饮有节”等饮食调养。此学派主张饮食调养，补益精气，纠正服腑阴阳之偏，以达到调治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是这个学派的一代宗师，其主导思想是节制饮食，以食疗痛，养老益寿。饮食宜清、淡、软、简，忌腻、厚、生冷。
《黄帝内经》认为，影响人体健康是由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除了天时气候、地理环境等外界因素外，人的精神状态、生活起居、饮食习惯等内在因素也十分重要。
因此，要想防病健身、延年益寿，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摄。正如《灵枢·本神》所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这充分说明，人体养生必须是全方位的，只孤立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成的。既要强调顺从天地自然外界因素，又要强调调和情志、安定居处、节制房事、调节饮食等来保养身体。在具体方法上，要根据自身各方面条件及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各种养生术，综合调理，全面摄养，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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