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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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论文
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论文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 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 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 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 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
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 ，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 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 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 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 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 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 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 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 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 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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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代表这一艺术趋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创作的《蜕变》(1940)。剧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战争情势为背景，通过一所伤兵医院的前后变 化，表现出中华民族应该在战争中蜕旧变新的主题。其中的第一幕对于这所医院腐`现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钦差大臣》对于俄罗斯旧官吏的讽刺，但它只是全剧 构成的第一步，旨在说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以及蜕变的现实起点。正如曹禺所说：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的阶段。我们 更喜欢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地发出 来美丽的嫩芽。(注：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 版社版，第357页。)
这里的后一点才是决定剧本基本性质的所在。《蜕变》是一部以歌颂为主的喜剧作品 ，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梁专员和丁大夫——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中最早出现的 英雄角色。
正直无私、恪尽职守的专员梁公仰，在乌烟瘴气、腐化苟且、悲观消极的恶劣环境里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医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一形象在 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证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环境、征服环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牺牲、肯努力、嫉恶如仇、团结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医又是一位母亲。作品让慈母和良医两种角色在她身上构成内在 的冲突，通过这位刚强女性自觉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母子私情之上的行为，使其个人 的品德超越了一般医德的范围。这种超常性则构成了这一形象英雄性的基础。
梁专员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雄的人可以主宰环境的一面，丁大夫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 雄的人必然具备超乎常情的崇高品德的一面，从而构成英雄化取向的两个基点。在《蜕 变》以后的英雄化走向当中，多数作品正是围绕着上述两点展开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 么把《蜕变》看作英雄化喜剧开山之作的主要原因。
就战胜环境而言，在《蜕变》以后的英雄化喜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昌霖的 《密支那风云》(1945)、成荫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粮食》(1946)、张骏 祥的《边城故事》(1941)、吴铁翼的《河山春晓》(1944)、王锐的《健飞的求婚》(194 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现抗日斗争，后三篇主要描写后方建设，两者合起来形成了“ 抗战建国”的共同主题。
在上述作品中，作家们虽然也曾描写了主人公们的种种美德，但艺术表现的重心却始 终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在人物的 行为描写中，作品突出的是这些行为同历史的进步事业与民族的正义使命之间的紧密联 系，而后者的伟大与崇高才是人物行为英雄性质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 和《粮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着纯粹个人性质的情感纠葛，但作家的主要笔力仍 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们着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伟大而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为了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所体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无疑为英雄化取向的多数作品 增添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社会实践品格。在机智化和世态化取向中，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主 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现在它育化的却是对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现力，从而进 一步开拓了现代幽默喜剧反映生活的摄取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英雄化对于现代幽默喜剧 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艺术表达上，这种内在的社会实践品格为英雄化喜剧带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故 事和情节因素的重视。这或许就是张骏祥将他的《边城故事》说成是“一个五幕的Melo drama”(注：Melodrama，在现代时期可译为“闹剧”或“情节剧”，现一般译为后者 。)的原因。在这部大型喜剧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种险象环生的情节进展中，为我们 刻画出主人公杨诚专员对于祖国的忠诚、对群众的信任和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 精神。
一般来说，在这类英雄化的喜剧作品中，为了满足表现人物英雄行为的基本要求，作 家往往要创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情节。在这种非比寻常的情节中，英雄主人公将会遇到难 以想象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不仅可以体现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 效地引发观众紧张的期待，进而构成喜剧审美心理“紧张——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 极端化的情节必然要求极端化的结局，要么是大获全胜，要么是满盘皆输。我们谈论的 既然是喜剧，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终的成功和胜利，“紧张——松 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实现。这种争取成功和胜利的情节模式，加上主人公或诙谐或 乐观的可爱性格以及某些喜剧性的穿插成分，则构成了英雄喜剧幽默性的主要内容。
篇2：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
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 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 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 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 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 ，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 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 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 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 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 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 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 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 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 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能够代表这一艺术趋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创作的《蜕变》(1940)。剧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战争情势为背景，通过一所伤兵医院的前后变 化，表现出中华民族应该在战争中蜕旧变新的主题。其中的第一幕对于这所医院腐败现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钦差大臣》对于俄罗斯旧官吏的讽刺，但它只是全剧 构成的第一步，旨在说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以及蜕变的现实起点。正如曹禺所说：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的阶段。我们 更喜欢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地发出 来美丽的嫩芽。(注：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 版社19版，第357页。)
这里的后一点才是决定剧本基本性质的所在。《蜕变》是一部以歌颂为主的喜剧作品 ，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梁专员和丁大夫――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中最早出现的 英雄角色。
正直无私、恪尽职守的专员梁公仰，在乌烟瘴气、腐化苟且、悲观消极的恶劣环境里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医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一形象在 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证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环境、征服环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牺牲、肯努力、嫉恶如仇、团结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医又是一位母亲。作品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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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论文
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论文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1]： 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一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 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 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 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 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 ；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 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档抡苎Ы彩强梢越玻??强梢匝В?墒且?莆盏米。?⒉蝗菀住U派旮?壬?畛绨萋匏兀?月匏厣?畹那榈饔胨伎嘉侍獾母竦骱苁煜ぃ??锹匏乇救说难?剩?畔壬?唇膊怀隼础K?裕?匏啬且惶渍苎?挥写?街泄?础＃ㄗ⒁猓耗膊皇遣恢?缆匏胤没??小拔宕蠼惭荨钡氖隆＃┖?手?壬???磐??墒嵌杂诙磐???⒉涣私猓??勾锊坏侥歉龀潭取：?壬??私獾亩磐?皇恰How we think"中的杜威， 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 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巳ぃ?煲璨簧睿??运??淼牟皇欠鸺业恼苎В??皇欠鸾淌罚?淙肓宋鞣降墓诺溲В?皇钦苎?档谋痉帧R虼耍?贝蟀煺苎?担??纷罹茫?ψ首疃啵?峁?匏?伞V劣谥醒氪笱д苎?担??锹以阍悖?胁患氨贝笥肭寤?恼苎?怠W艿睦此担?馊?叩摹俺删途?淮蟆薄?6]此外，除了 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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