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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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论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试论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试论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刘长秋
法律责任是立法者实现其立法目的的最后保障手段，因此在立法体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任何法律基本上都是围绕法律责任的根据、范围、承担者、法律责任的认定、法律责任的形式与实现而展开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脱离法律责任来谈立法的目的、法律制度与措施。[1]当前，随着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国内理论界有关环境刑事责任的探讨也越来越多，然而，对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表达则相差甚大。笔者以为，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环境刑事责任以及理解环境刑事责任的适用，并也会对我国国内环境法学尤其是国内环境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带来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就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问题略加探究。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一般表述
从国内学者就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研究和表述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比较典型观点：
（1）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2]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环境刑事责任是指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已经构成犯罪所要受到的刑事制裁。[3]
（2）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4]
（3）认为环境刑事法律责任是指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严重破坏了法律上的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和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5]
应当承认，上述种种定义，都从某一个侧面对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或外延进行了揭示，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但另一方面，这些定义又都分别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评述和指正。但在评述和指正这些定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方法问题谈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应当采取“就简弃繁”的原则，尽可能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准确表述出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及外延，就是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尤其切忌将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表达得过于抽象和复杂，否则，将只会给人们理解环境刑事责任的准确含义带来困难。其次，任何定义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企望一个定义里揭示事物的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一真正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所以，我们界定一项事物时，没有必要追求一个绝对适合该事物的“恰当”定义。以此为基点，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我们只需要揭示该定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其能够与其他法律责任（如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军事犯罪刑事责任、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等）区别开来即可，而没有必要将其界定得过细、过精。立足于上述两点看法，我们来评述一下上引三种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表述。
二、对以上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评述
首先，就定义（1）而言，该定义是当前国内法学界尤其是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刑事责任最常见的表述，但事实上，这种定义方式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依据该定义，我们不难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只有在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可以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我们不仅要产生疑问，假如行为人所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是否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呢？假如从该定义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答案似乎只能是肯定的'。然而，事实上，刑法在规定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并没有以“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作为要件，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也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废物罪”、[6]“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7]“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等，都没有以“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为犯罪构成要件。从这一点上来说，该表述对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界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不宜以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其次，就定义（2）而言，该定义尽管看似较为全面，但却容易给人以混乱的感觉，导致人们对环境刑事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因为该定义中内含了五个限定条件，即：“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但该定义却并没有明确这五个限定条件的关系如何，是递进关系呢？还是并列关系？而从法理上来说，这五个限定条件关系如何将直接导致环境刑事责任内涵的不同。例如，假如是并列关系，则环境刑事责任显然就是指包括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严重破坏环境资源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等在内的法律责任。而假如是递进关系，则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致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显然，在并列关系与递进关系的不同情况下，人们根据该定义会对环境刑事责任有不同的理解。基于此，我们认为，定义（2）有画蛇添足之嫌，也没有对环境刑事责任作出相对科学的界定。
再次，就定义（3）而言，该定义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环境犯罪在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上的影响，并且从环境民法、环境刑法及环境行政法三个角度对环境犯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全面界定。这种定义方式是较为新颖和有突破精神的。但在具体表述上，该定义也存在明显问题。()例如，该定义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及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但实际上，环境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国家与犯罪行为人（包括单位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单位、个人与社会或单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将环境刑事责任表述为“对国家、社会与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还说得过去，但如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对人、单位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则是显然不正确的。此外，从法理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性的保护性法律关系，其主体一方必须是国家。但定义（3）却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应承担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则作为环境刑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国家也将是这类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之一，而国家作为刑事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依法理是不可以作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定义（3）也没有很科学地表述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也不是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
三、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科学表述
我们认为，对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界定应当把握以下三个要点：首先，环境刑事责任是一种只能够由单位或个人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国家不能够作为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其次，环境刑事责任必须是行为人因实施环境犯罪（或因实施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而构成犯罪）而应承担的一种否定性法律后果。再次，环境刑事责任还必须是行为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违法性应当被作为承担环境刑事责任的一个基本要件。[9]以此为基点，我们认为，所谓环境刑事责任就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从而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或者表述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环境违法行为人因实施环境犯罪行为而应当承担的必须受到刑事制裁的法律责任。[10]
篇2：论企业的环境刑事责任
论企业的环境刑事责任
摘 要： 对于企业的环境形势责任进行研究，可以概括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对不利后果的应当性的承担，这种应当性也是对观念性存在、社会群体的评价。法律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责任后果，又可称为制裁方式。本文对环境法律责任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文章针对有关环境责任问题的特殊性，分析得出有关环境法的特殊的法律责任理论。 关键词： 法律责任 环境法律责任 应当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对这种情况应当予以重视，社会风险不断增加，并且有人把当前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在这个技术发展迅速的时代，技术带来了更多环境风险，根据情况，我们应该视情况作出对环境的思考。对环境的思考一般是技术、自然、医学或经济角度思考引起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试图从多角度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 一、环境保护问题的特殊性 这里指的环境保护问题，不单单是指因为环境侵权导致的公民财产、个人生命等个人权益受到损害，还包含因损害环境、未伤害到具体公民的个人财产、生命等权益的环境问题。从伦理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我们要讨论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以“人类”为主体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其中不包含以“生态”为中心产生的环境问题。 （一）环境保护与科技发展 事实上，不仅是科技水平与环境侵权行为紧密联系，科技发展也与环境保护和环境破坏密不可分，紧密相连。 某种物质或某一行为，是不是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这就需要科学技术予以检验。甚至可以说，某种物质或某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以内对环境造成了损害，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当然这些都需要利用科学技术进行鉴定，并且应该有具体标准。环境遭到破坏后，为了恢复和治理受损的环境，我们一定要以科学技术手段为前提，加强对受损环境的治理。环境品质的良好及设定标准都需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鉴别。 （二）环境保护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环境遭受污染后，一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会涉及人们的财产、生命、身体健康等，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权益造成了损害。某种意义上不侵害财产权、生命权等“自由权”并不是说此类环境破坏同样不会侵害人的发展权、生存权等“积极人权”。环境遭到破坏后，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土壤的污染同样会影响到几代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造成损害后果 （一）环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长期性 因为环境侵权造成的后果，具有以下两种特征： 第一，环境侵权行为的后果是社会性的，对社会的危害亦是不可估量的，往往涉及的范围面广，污染的地区大，所以，因为环境破坏造成的受害人是多数的，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损害。 第二，环境侵权行为的后果危害性是长时间的，有时候甚至会危害到几代人的生命安全，主要原因是环境侵权行为直接的影响对象不是个人，而是我们的生活环境，首先导致的是环境要素的破坏，其次是生态系统的破坏，最后才是对人体生命健康甚至下代人或者几代人的生存环境的侵害。环境侵害导致的后果具有间接性，对人体健康的侵害除了间接性还具有潜伏性。 （二）违反法律义务未造成损害后果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环境损害的行为中，有些是造成危害后果的，有些是违反法律义务的，无论哪种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环境法的立法根本主要以预防损害发生为前提，在预防的原则下，法律根据不同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法律条文，对于仅违反法律义务未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也设定了相应的制裁手段。虽然损害并未造成一定的后果，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所以对这类行为也要进行制裁。 （三）损害后果的滞后性 在环境侵权的行为中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因果联系但又非常隐蔽。这种情况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 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些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和环境的损害结果之间有较长时间的间隔，当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容易被重视的'。环境破坏是技术发展的结果，然而科技的发展又是之前环境破坏行为的终结者。由于损害结果和环境损害行为之间关系不明显，导致了环境损害后果滞后于环境损害行为。甚至会由于上述原因，出现损害行为者已经不存在才发现损害的后果的现象。 三、承担不利后果的应当性 （一）第三方的判断 依据法律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到因为承担后果造成的应当性其实是一种观念，因为观念本身存在于群体的第三方判断和评价。或者说，第三方主要的评价和判断是因为行为人之前的主要行为，依据行为人的主要行为，视情况判定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具体的不利后果。这种判断情况，是融合了人们理性和良知的共同作用。根据人们良知上的应当，还是基于人的恻隐之心，人们本身对一些人和事物存在同情心，更别说对于受损害者。 （二）理性的判断 理性的判断主要是指第三方应该需要从社会效益进行考量，并不是依照个人感情而定，基于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衡量，使二者做到相互协调。所以，第三方应当进行例行判断，对于违反环境法律的行为者进行相应后果的承担，主要是对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进行优先选择。 四、设定不利后果 因为环境法律责任没有专门的责任形式，根据此情况应该对行政责任形式、民事责任形式和刑事责任形式进行综合采用。也有人做此类判断说环境法律责任并不是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看法不是完全被否的，还是有待研究的。环境法律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采用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种责任制裁方式，然而因为环境的独特性，决定了环境法律责任是一种独特性责任，它区别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只是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罢了。 具体来说，环境法律责任包含行政责任方式、刑事责任方式及民事责任方式。 （一）民事制裁手段 环境侵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造成的损害众多，其中主要包含三种方式：环境损害、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在制定《侵权责任法》以前，我国财产损害的赔偿范围主要包含两种：一种是间接损失，一种是直接损失；对于人身损害的赔偿，赔偿的范围只是赔偿相应的财产损失，对精神损害是持否认态度的。环境侵权最主要的表现是对很大一部分人的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精神状况的影响，比如烟尘、噪声、恶臭等污染。这种污染会使人体功能早衰、减退，甚至会危及后代健康，主要是会通过遗传因素影响健康。根据此类情况，因为环境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不比侵害人格尊严所受的精神损害轻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应扩及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 （二）刑事制裁手段 我国的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包含两种方式：非刑罚的处罚方式和刑罚的处罚方式。对于我国而言，刑罚的处罚方式分为附加刑和主刑两种。附加刑又被分为资格刑和财产刑（没收财产和罚金）两种，主刑包括拘役、管制、死刑、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环境刑事责任当中的非刑罚又分为：行政性的非刑罚处罚（由主管部门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经济性的非刑罚处罚（责令赔偿损失）、教育性的非刑罚处罚（训诫、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三种处罚方式。对于我国法律，环境刑事责任方式的规定主要是短期的自由刑和财产刑。从司法层面分析，环境法律责任的研究更有利于受害者获得更好的救助，保障我国环境，使环境侵害行为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时军.环境规划法律制度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2）：24. [2]宋国君.环境政策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9）：34. [3]张建伟.政府环境责任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14. [4]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103.
篇3：智力障碍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是否有现实基础
犯罪动机是判断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故意或者过失最直接的依据，很多案件正是因为司法人员对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产生疑惑而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有学者指出可以依据动机判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可见犯罪动机的重要性。动机是指行为人满足某种需求的意愿和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只有出于现实动机作案的智力障碍者才有刑事责任能力。
(1)动机不明。正常人实施犯罪行为总是存在一定的动机，例如谋财、满足性欲等。对智力障碍者来说，如果智力缺损严重到使行为人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或者不能意识到自己真正在做什么，即属于无作案动机，或者称为动机模糊、动机不明，多表现为行为人不能说明自己作案的原因，或者所说的原因十分奇特，与现实情况完全背离。
(2)病理性动机。此种情况在单纯智力障碍者身上比较少见，但有些智力障碍者合并出现其他精神障碍，如智力障碍并发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病等，就可能出现幻觉、妄想等知觉、思维障碍，虽然此类行为人存在明确的动机，但他们的动机是出于虚幻的需要，正常人无法理解，正因为此种动机无法被人理解，比较容易识别。
(3)现实动机。此种动机与精神正常者产生的动机区别不大，都是出于生理、社会、心理等需要，即便这种需求不是合理、合法的需求，也属于现实动机，对智力障碍者来说，他们有可能不能采取正确、恰当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从而实施犯罪行为。对基于现实动机作案的智力障碍行为人需要仔细甄别，与普通人的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低下区别开来，防止将严重智力障碍者视为普通人犯罪。有些智力障碍行为人由于思维能力差，推理判断往往不符合逻辑，虽然他们的动机是现实的，但多多少少显得荒谬可笑，对基于现实动机作案的智力障碍行为人的审查，不在于行为的动机方面，而在于行为的控制、行为方式上面，即行为人是否能支配自己的情绪、行为，是否能以正常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例如，有的智力障碍行为人不能对强奸行为作出合法与非法的判断，他们不能理解性欲的本质，不清楚法律、社会规范对性行为有何限制，因为不能通过正常、合法的方法解决性欲冲动而实施强奸行为，其中比较严重的智力障碍者甚至可能不加选择的侵犯亲人、邻居等，而对于辨认能力正常的人而言，他们一般会对犯罪对象有所选择。
(4)混合动机。即病理性动机和现实动机的混杂，其中某种动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审查时要特别注意行为人作案是否具有深层次病理性的原因，而不能仅仅根据直接的、现实的原因认定其作案动机。有的智力障碍行为人归案后所供犯罪动机看起来合乎情理，但深究下去可能发现该动机受到其他精神障碍的影响。
作案后的表现
作案后的表现是判明行为人对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对智力障碍行为人来说，犯罪前后智力障碍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可以通过归案后的变现确认其犯罪时的辨认、控制能力。
犯罪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亮点：
(1)自我保护行为。自我保护是指犯罪人为逃避惩罚和追究责任，有意识的向司法人员回避、虚构事实，或者负隅顽抗、毁灭证据。对自我保护能力欠缺的智力障碍者来说，他们由于智力受损，往往采取的手段比较幼稚，很难取得他人信任，还可能暴露自己;有些严重的智力障碍者由于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完全不存在自我保护能力。自我保护行为反映了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认识，较好地体现了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强弱。但也要看到，具备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为不能说明被告人一定没有精神障碍，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为只是衡量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还要结合其他依据综合判断。
(2)对犯罪的认识。对犯罪的认识也体现出行为人对犯罪后果的认识和对自己行为合法性的认识。精神障碍者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有多种情况，如坦然承认、无动于衷、固执已见、屡教不改等。智力障碍者较为常见的情形是认罪伏法，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可能缺乏深入的认识，对司法人员的讯问通常有问必答，有的轻度智力障碍者甚至会夸大自己的犯罪行为;较为严重的智力障碍者对自己的犯罪细节通常不能完整的回忆，有时对犯罪后果表现出冷漠、无动无衷等情绪。
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是对被鉴定人的职业工作、婚姻家庭、社会交往、个人生活能力、对外界的性趣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评价。由于精神病鉴定对智力障碍者的智力水平评估通常是一次性测试，难免出现不准确的情况，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且社会适应能力的评定具有客观性，往往比智力测试更为可靠。特别是评定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和边缘智力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时，智力水平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们对犯罪行为的认识程度，而社会适应能力是具有价值的评定标准。评估行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需要考察行为人的成长历程、学习经历、工作能力、人际交往情况、兴趣爱好等内容，其中大部分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公安机关取证时往往不会全面进行调查，这需要审判人员根据案件材料全面掌握与被告人社会适应能力项目相关的证据，必要时可亲自进行调查取证，以正确评估被告人的社会适应能力。
篇4：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一、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法律责任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首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一般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结合侵犯商业秘密案件自身的特性，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一般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1、停止侵害
停止侵害主要是为了防止侵权行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更大的损失，一般是在法院对侵权诉讼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以后才采取的救济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2条的规定，对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如果商业秘密的权利人能够证明以下几点，法院也可以应权利人的申请在诉讼前诉讼中先行作出停止侵害的裁定：原告初步证明被告侵犯了其商业秘密;如不停止侵权行为，将对权利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停止侵害不会给被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要求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的权利人应当提供担保。
2、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补偿方式，要求商业秘密侵权人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对权利人的损失予以补偿。《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一般不适用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方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苏高法审委[]3号)第十九条中规定，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一般不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形式。
二、侵害商业秘密的行政法律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违反本规定第3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时，对侵权物品可以作如下处理：(一)责令并监督侵权人将载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返还权利人;(二)监督侵权人销毁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流人市场将会造成商业秘密公开的产品。但权利人同意收购、销售等其他处理方式的除外。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对被申请人违法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将给权利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应权利人请求并由权利人出具自愿对强制措施后果承担责任的书面保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停止销售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第八条规定，对侵权人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继续实施本规定第三条所列行为的，视为新的违法行为，从重予以处罚。
根据上述规定，侵害商业秘密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有：
1、停止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是一种重要的行政处罚形式。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纠纷而言，其具体要求商业秘密侵权人停止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使用、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行为。其中责令侵权人停止使用商业秘密包括停止正在使用该商业秘密进行的商品生产行为和停止销售该类商品。
实践中，许多侵权企业或个人拒不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为了提高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率，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如果侵权人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继续实施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视为新的违法行为，从重予以处罚。
2、行政罚款
罚款，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对被处罚人作出的让其承担金钱支付义务的行政处罚形式，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裁方式。罚款是目前行政处罚中应用最多最广的一种财产罚。我国现行立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罚款数额规定了罚款的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罚款数额，既不得低于一万元，又不得高于二十万元，只能在一万元和二十万元的幅度内自由裁量。
但是，并非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必须对侵权人处以罚款。我国法律仅仅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情节决定是否给予侵权人以罚款处罚，至于科处罚款与否的标准，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进行自由裁量。
3、对侵权物品的处理
为了更加彻底地禁止侵权人继续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时，对侵权物品可以作如下处理：(一)责令并监督侵权人将载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返还权利人;(二)监督侵权人销毁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流人市场将会造成商业秘密公开的产品。但权利人同意收购、销售等其他处理方式的除外。这项规定销毁了侵权的硬件设施，从具体上杜绝侵权人继续侵犯该商业秘密。
三、侵害商业秘密的刑事法律责任
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给权利人造成五十万元以上经济损失时，除了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外，必须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刑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第七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侵犯商业秘密应负的刑事法律责任包括有期徒刑或拘役，单处或并处罚金的附加刑，主要有两个量刑幅度：
(一)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特殊主体，法律单独对其作了特别规定：
单位犯本罪的，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以个人犯该罪应罚金数额的三倍来确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作者唐青林律师简介
作者唐青林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从业的丰富经验。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办理过大量案件，曾在最高法院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并获胜诉;论文曾发表在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商业秘密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商业秘密百案评析与企业保密体系建设指南》等著作。多次就商业秘密问题接受人民网、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等媒体采访报道。受邀在清华大学等高校或大型企业举办《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实务》讲座。
唐青林律师出版著作
唐青林律师在商业秘密领域是专家型律师，不仅业务实践精湛，还注重理论升华和经验的总结，在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两本商业秘密专著，分别是《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出版)和《商业秘密百案评析与企业保密体系建设指南》(出版)。欲购买该书，可以在当当或京东或淘宝购买。
商业秘密领域服务范围
在商业秘密领域，我们提供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1)代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原告或被告;
(2)协助企业追究侵犯商业秘密人员刑事责任(指导组织证据、协助配合司法鉴定等关键步骤);
(3)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刑事辩护(根据案情组织有效的罪轻、无罪辩护证据和法律依据);
(4)为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体系(采取保密措施、预防商业秘密泄露)。
篇5：浅析醉酒人刑事责任之中外理论
浅析醉酒人刑事责任之中外理论
论文摘要醉酒人刑事责任是一个在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古代到近代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都有对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和探讨。本文拟对中外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学说进行系统介绍，以期对醉酒人负刑事责任进行合理解释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醉酒人 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
一、引言
从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古代、封建时期、近代时期均有规定饮酒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并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总体而言，对饮酒、酗酒、醉酒及醉酒人犯罪的处罚处于日趋轻缓趋势，这是一种进步，是罪与刑远离残酷和非人道的表现，是人们对罪与非罪认识日趋科学的表现。然而，当醉酒行为本身与犯罪行为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其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上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刑罚措施对其进行打压。
醉酒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刑事责任根据是刑事责任核心问题，是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理由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以及国家基于何种理由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有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指法律上对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规定刑事责任以及具体的行为人据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被刑法规定为违法，是刑事责任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为什么能够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就是刑事责任根据所要回答的问题。它旨在说明“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原则的理由，从而揭示刑事责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样它也是解决醉酒人于醉酒后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刑法规定其应负刑事责任以及醉酒人据以对自己的行为承受刑罚处罚的理由。
二、域外醉酒人刑事责任学说的发展及刑法规制
在古罗马法及日耳曼法时代，多数学者皆认为，醉酒可以成为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的事由。到了中世纪教会法时代，由于教皇极力反对饮酒作乐，因而对于因酗酒而犯罪的，认为是加重刑事责任的原因。这种思想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英法等国的刑法理论。
18世纪中叶，德国学者主张应区别因酗酒而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形，分为可归责于行为人与不可归责于行为人两种，以确定其应否负刑事责任。这种学说很快对德国各邦的刑事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邦的刑事立法仅规定可归责于行为人之酗酒的刑事责任。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规定逐渐从立法中消失。
近代刑法关于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理论上主要有“无责说”与“有责说”两种：
无责说认为，刑罚应加罪于有责行为，醉酒人在醉酒之时，往往处于心神丧失状态，即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的状态，对于在这种状态下实施的危害行为，不应该让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
有责说则认为，酗酒者于实施危害行为时，确实处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状态，但之所以陷于这种状态，是完全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可见，在陷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状态以前的饮酒行为本身就具有可罚性。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为维护社会秩序，对酗酒者的危害行为也应予以处罚。这种主张由于得到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迈耶、巴尔等人的支持，到了20世纪初期，有责说逐渐占了上风，为各国刑法理论和立法所采纳。
在当代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醉酒人应为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有关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学说有三种：
一是预先故意说。这种学说认为“对偶尔或者经常饮用酒精并处于醉酒状态的人，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因为这些人是有责任能力者，他们并不具备无责任能力医学和法学的特征”;“一个故意饮用酒精并一直喝到意识模糊的人能够预料到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法律后果，这是他们对酗酒和在这种状态中实施的犯罪负责任的根据”。 这种学说注意到了醉酒人不同的精神状态，并着重指出在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情况下，醉酒人对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在于行为人对后果的预见，但问题是，根据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行为人在醉酒前预见的心理态度并不能等同于构成要件的故意和过失，也无法说明一般责任原则在此种情况下排除适用的根本原因。
二是公共利益说。这种理论认为，从生理及心理角度看，醉酒虽不是精神病，但它能在一定时间内导致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甚至丧失;从社会角度看，醉酒之中又干坏事，则是错上加错。显然心理能力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只能以公共利益、社会政策为主，一般的刑法原则服从根本的社会利益。 这种理论试图从社会利益角度揭示醉酒人犯罪负担刑事责任的原因，但却无法说明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本身具有可罚性，有忽视个人合法权益保护之嫌，并且其立论基础在于刑事政策优于立法而为司法实践所选择，更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倾向。
三是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提出，其目的在于设法提供对因故意或过失而招致精神障碍的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予以处罚的依据，而避免和传统的责任原则发生正面冲突。其基本内容为：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即在自由意志支配下，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行为人应视为完全责任能力的人，负担故意或过失的责任。将此学说运用在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上，一般应理解为：由于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致醉酒、进而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醉酒是由于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如不可抗拒的原因，便应按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实际状况，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可以看作是预先故意说的'一种进化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大的理论诱惑力，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在理论上长期难以达成共识。“既然行为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是犯罪成立要件，为什么可以将在无辨认控制能力状态下实施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处罚的根据是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抑或同时包括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辨认控制能力及故意过失存在于行为之时，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上的‘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追究原因自由行为的刑事责任，是否违反该原则?” 为了解释这种理论困惑并进一步论证原因自由行为学说的科学性，有学者指出：原因自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亦具有支配力，应把原因行为理解为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含前后相继而不可分的原因阶段与行为阶段。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精神障碍状态下，从而实施危害行为，即使原因阶段与行为阶段行为人在心理上没有任何联系，也应认为行为人对行为的结果具有支配力。因此，刑法对于这种行为的阶段自然不能以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瞬间系在精神障碍状态下，而认定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或只有限制责任能力。 这种理论现今得到广泛支持，成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通说。
三、我国刑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规定的理论解释
我国刑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刑法》第18条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由于立法对醉酒人的类型未做划分，也未对醉酒的原因做出细致分析，“是否所有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都要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对醉酒及其后实施危害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醉酒人，究竟应负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20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飙车、醉驾列入犯罪行为，并规定了量刑标准。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八)同时规定，有飙车、醉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
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教授曾说过：“在解决刑法上的问题时，要仔细观察社会的实际，提出符合社会实际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刑法理论必须是能够给社会带来妥当结果的现实的刑法理论”。基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为了对立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醉酒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理论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学者认为：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有三点：首先，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没有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次，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最后，酗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理应加以制止。 由于这种论点多数论据并不科学而逐渐淡出理论争论之列。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观点不断丰富，影响较大的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运用严格责任理论来解释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醉酒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一种严格责任。 由于我国刑法理论贯彻主客观相结合的一般原则，并无英美国家刑法中所支持的严格责任存在的余地，因此，这种观点更多地受到了批判。
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实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这是一般原则，而以实行行为的原因自由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实行行为视为原因行为的自然延续，则是一般原则的例外。 这种观点基本得到了学界认同，但由于在借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解释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时，只注意到了客观行为的界定，并未涉及相应的主观要件及责任能力认定的原则而略显不足，有些学者的论述恰好能为之补足，“在认定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时，不能单纯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时分析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是否存在，还要考虑行为人醉酒前的责任能力与状态和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甚至要把醉酒前的这种状态，作为认定实施危害行为的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是否具备的主要依据。”
第三种观点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同时“除说明醉酒人的危害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可以从刑罚目的及立法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再作些论证，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把握法律关于醉酒人对其危害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及立法精神。” 这种观点以我国刑法基本理论为研究工具，并注重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间的辨证关系，论述较全面，有成为通说之趋势。
四、结语
虽然原因自由行为学说还存在争议，但在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接受过程，至今为止，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已得到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学者的认同和刑事立法、判例的肯定。 当然，应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我们同样面临如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解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以“责任原则维持说”为立足点，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并未违背“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的一般责任原则，试图在没有实行性的原因设定行为中寻找实行性，将实行行为提前到原因设定行为阶段，导致实行行为过于宽泛，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有理论媾和之嫌，为我们所不取;责任原则例外说则克服了这种困境，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现实危害性不容否认，如不处罚，则不合法理。为此，应在坚持一般责任原则的前提下承认有例外情形的存在，正如我国学者所言“之所以确认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是为了防止客观归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的立场。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并不违背设立原则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因此，与其对实行行为作牵强的扩大解释，不如迳行承认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 这就是说，以原因自由行为解释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问题带有一定的限度性，它不能替代一般责任原则并排斥其在一般场合下的应用。
原因自由行为学说，本身是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规范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并不与犯罪构成理论相违背，也不与刑法上的一般责任理论相冲突，它只是二者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与修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解释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应在犯罪构成理论框架之下，以一般责任原则为基础、以原因自由行为为例外。具体而言，如果醉酒是因为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所致，对于在醉酒期间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并应区别对待：若行为是在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的情况下所为，犯罪的主观要件以行为人对醉酒本身或醉酒后实施犯罪的心理态度为确认依据，若行为是在行为人未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所为，犯罪的主观要件以行为实施时行为人的心理态度为根据;如果醉酒是因为不可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对于醉酒期间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应根据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所处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是无责任能力的人或者是限制责任能力的人，负担减轻的刑事责任。
篇6：论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摘要】共同犯罪不仅是刑法学中的重点研究对象，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犯罪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共同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共同犯罪的形式、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和刑事责任等方面，但对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研究的比较少。本文从共同犯罪的概述、特殊共同犯罪的认定这两个部分进行论述，并主要通过结合相关案例来分析共同犯罪中的特殊问题的。
【关键词】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特殊共同犯罪
一、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的概述
（一）关于共同犯罪的概念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相对于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复杂：首先，共同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更大；其次，各个共同犯罪人在整个共同犯罪活动中的作用不同，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需要区别对待，处以不同的刑罚，这就需要规定不同于单独犯罪的处罚原则；第三，有的共同犯罪不能直接适用以一个人实施犯罪为标准而制定的.《刑法》分则条文，而需要另行加以规定其行为形式。
（二）认定共同犯罪的特征
1.犯罪主体方面
共同犯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在二人以上，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单位，均可以构成共同犯罪。（1）在我国各个部门法中，单位的法律主体地位都得到了认可，《刑法》亦如此。《刑法》条文中的单位犯罪的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2）作为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则不构成共同犯罪。
2.犯罪客观方面
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这里所称的共同犯罪行为是广义的，既包括实行行为，也包括组织、教唆、帮助、共谋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活动有机整体。
3.犯罪主观方面
是指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互相沟通联络，认识到他们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并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二、特殊共同犯罪的认定
在认定共同论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问题犯罪中，重要的是要真正把握有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因为共同犯罪故意的部分瑕疵而导致欠缺某些必备因素，共同犯罪所必备的共同犯罪故意不成立，因此，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不成立共犯，不应当作为共同犯罪：
（一）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按照他们所触犯的罪分别处罚
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缺乏相互间的意思沟通联络，各犯罪人的行为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不具备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例如，甲乙两人上山打猎，看见远处有黑影，以为是猎物，便同时开枪，结果将经过此处的丙打死。本案中，
篇7：雷锋精神定义是什么
雷锋精神定义是什么?
雷锋精神内涵之一：奉献精神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雷锋精神内涵之二：“钉子”精神
雷锋对待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和“钻”劲，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
雷锋精神内涵之三：“螺丝钉”精神
雷锋谦虚待人，甘于平凡，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他把自己生命溶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之中，立志在平凡中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乐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内涵之四：艰苦奋斗精神
雷锋出身贫苦，在旧社会，哥哥、弟弟都因负伤、饥饿，病死了，他自己也走近了死亡的边缘，他深知生活的艰辛。因而，他工作和生活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雷锋精神意义
一、弘扬雷锋精神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要求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坚强核心，归根结底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相比较，当下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却不能抵制各种利益的诱惑，以权谋私，奢侈浪费，理想信念淡薄，工作作风漂浮，漠视群众利益，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弘扬雷锋精神，是解决党风廉政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通过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觉以雷锋为榜样，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有助于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政绩观，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我们要以开展学雷锋活动、弘扬雷锋精神为契机，不断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把是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考量党员领导干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试金石。
二、弘扬雷锋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本质的集中体现，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彰显。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蕴含的科学理论、理想信念、主流价值和道德追求，通过雷锋这个有形的人物载体，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这种具体的途径，传递给人们、传导给社会，并转化为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行动。把科学抽象的理论转化为有声且立体的人物承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增强人们对理论亲近感的可行手段。通过雷锋这一人民群众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榜样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具有了人性化的生动色彩。所以说，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并使其常态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雷锋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有效形式。雷锋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之情;“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的高尚品德;“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儿拿取”的奉献精神;“愿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工作态度……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
三、弘扬雷锋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对于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倡导文明新风，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引导人们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实践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者;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于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新时期的任务更加艰巨、环境更加复杂，仍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每一个党员都要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坚决抵制骄傲自满、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想，把艰苦奋斗精神体现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氛围。
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雷锋精神已经成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全社会共同珍视的价值追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时期，我们要把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扩大社会认同，不断巩固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使雷锋精神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雷锋精神重要性
1、从精神层面上讲，弘扬雷锋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人道德水平和公民素质。摔倒的老人扶不起，被撞的路人不敢救，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社会道德的缺失导致的，因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此，在当下弘扬雷锋精神不仅不过时，而且显得十分必要!
2、从经济层面上讲，弘扬雷锋精神有利于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与富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时刻不忘初心，诚实守信，不违背道德，不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繁荣，让全社会都充满正能量，雷锋精神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
3、从社会层面上讲，弘扬雷锋精神它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上存在的坑蒙拐骗，不守诚信，敲诈勒索等不好不和谐的行为，就是因为人们缺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不能与人和睦相处，乃至坑骗他人。
篇8：定义幸福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有个幸福的家庭是幸福的；有的人认为，看到风景就感到幸福；有的人认为，衣食无缺是幸福的；有一个能够思念的人，也是一种幸福。幸福是大家能掌握的，也是大家创造的，有了幸福，大家的心情变得更愉快。幸福是快的吗？幸福是消夜吗？幸福是慢的吗？生命中只有一种幸福，爱与被爱。
每天清晨，我都好兴奋地起床，用完早餐，期待到学校时和同学互动和微笑，这就是幸福；中午钟声响了，和三五好友倚靠栏杆，看着湛蓝的天空，吃着美味的食物，这就是幸福；放学回家，和爸爸妈妈聊天，共用晚餐，这就是幸福。最幸福的，似乎是那些并无特别原因而感到快乐的人，他们仅仅因为快乐而快乐。幸福是大的，因为每一天的我，都有幸福，一直累积，才变大的，幸福就是我可以快乐地过生活。
幸福像生活，像是一场团体接力、拔河。团体接力，能够完成或拿到第一，都是幸福；拔河也一样，都是幸福。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直走或拐弯，都有选择，要付出努力，这就是幸福；走在桥上，看到来来往往的车，彷彿在玩卡丁车一样，这就是幸福。幸福的本身能长期忍耐，那么地厉害又形形色色。
真正的幸福，双目难见；真正的幸福，存在于不可见事物之中，这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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