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的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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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江西诗派的名词解释
江西诗派的名词解释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详见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文学遗产》1985年第三期)把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宗“一祖三宗”之说，形成了诗歌流派。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且诗派成员大多受黄庭坚的影响，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
江西诗派的发展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灭辽，第二年就攻陷汴京。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刻画了人民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金兵退后，吕本中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29首以抒愤，其一写道：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
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
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
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沉郁悲壮，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其他经历了靖康事变的江西诗派人也有一此类似的作品，例如韩驹的《陵阳先生诗》中就颇多呼吁抗金的诗。即使在咏物、咏史一类传统题材方面，也时而可见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思，如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和徐俯的《咏史》：
惊雷势欲拔三山，急雨声如倒百川。
但作奇寒侵客梦，若为一震静胡烟?
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
拟扣九关笺帝所，人非大手笔非椽。
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
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前一首表示了对沦陷山河的怀念。后一首借古讽今，联系到徐俯在张邦昌僭位时故意名婢女为“昌奴”之事，诗中肯定寓有提倡民族气节的意思。随着宋金和议的签订，江西派诗人又渐渐地恢复了早期的题材内容，但他们在靖康事变后的一度振作毕竟是值得重视的。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在艺术风格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庭坚的诗论中本来就包含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江西诗派中几个比较杰出诗论家都理解并继承了这种精神。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指出：“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的确，从陈师道、徐俯到吕本中、韩驹，江西诗派成员的诗学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黄庭坚诗论基本精神的首推吕本中的“活法”之说。
江西诗派的特色
到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就把黄、陈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江西”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的洪炎等十一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本为禅宗术语，因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宗派图》尊杜甫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的性质特色有三：一是此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依据，而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者并非都是江西人;第三，江西诗派是元祐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关系。
除了《宗派图》中的人，吕本中、曾几、赵蕃等也被认为属于这一诗派。南宋的很多诗人虽然自成一家，但在早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江西诗派的文化影响
“点铁成金”是其对杜甫重要的继承。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他们反对西昆派讲究声律和词藻，因此努力在艺术技巧上进行新的探索，走上了脱离现实的新的形式主义道路。
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篇2：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新月社成立于1924年，是五四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团体。新月社的活动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包括胡适、梁实秋、闻一多、陈源等，多系英美留学生。
新月诗派的发展历程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 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爱的灵感》)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2月11日，年仅19岁的作家、诗人程杰公开发文《呼唤第二轮新月》，正式标志消失了80年的新月诗派以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中国文坛。
篇3：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1)新月诗派的新格律诗理论出现在中国新诗艺术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新月诗派主张新诗创作态度的理性和严谨，倡导新诗格律化，化解了白话诗的生存危机和新诗坛的混乱。
(2)新月派在新诗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新诗理论，并在创作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验，应当说新诗艺术的真正建立是自新月派开始的，尤其是“三美理论”是在充分研究和尊重诗歌艺术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新诗的美学标准，是对新诗发展问题的最早的、系统的、科学的认识。
(3)新月派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产生了像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等诗坛上耀眼的星辰，更在于催生了新的诗派——现代主义诗派 。
(4)新世纪，以程杰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必将在中国文坛再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篇4：七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七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七月诗派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崛起于抗战烽火之中，跨越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是这一时期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广大的文学流派。
七月诗派的形成
七月诗派以艾青、田间为先驱诗人，在胡风的理论引导和组织下，聚集了一大批诗歌写作的“初来者”，因《七月》杂志而得名。《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刊物也是他们重要的“半同人杂志”和发表园地。这些青年诗人人数众多、散落各地，其骨干成员有阿垅、绿原、鲁藜、冀汸、芦甸、牛汉、曾卓、邹荻帆、彭燕郊、孙钿、方然、杜谷等，他们的诗作大多先后收集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第一，二集和《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的诗集中。
七月诗派的发展
七月诗派经过一个深化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前后相连的阶段。从1937年9月至1941年9月是第一阶段，以《七月》的创办和终刊为时间标志。七月诗人与全民族同仇敌忾，着重抒发了渴望战斗的激情和目睹祖国、人民惨遭蹂躏的悲愤，昂扬有余而沉潜不足。从皖南事变后到1945年初《希望》创刊为第二阶段，此时期国统区作家处境极为艰难，七月诗人主要在桂林、重庆的《半月文艺》、《诗创作》、《诗垦地》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胡风也积极组织出版丛书。在困难的条件下，七月诗派对诗艺作了更多方面的探索。1945年1月《希望》创刊，七月诗派开始了第三阶段，《希望》于1946年10月停刊后，成都的《蚂蚁小集》、《呼吸》、《荒鸡子集》成为诗派重要的外围刊物。在政治低压下，这时期的作品从歌颂、希望为主转换为讽刺与揭露。该派诗艺风格在不同时期虽有发展变化，但基本创作倾向始终一贯，坚持诗与人民结合，立足时代现实，创作富于历史感、责任感和力之美的作品。
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
七月诗派是受艾青、田间创作的影响，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形成了一个青年诗人群，主要代表诗人有绿原、阿垅、鲁藜、孙锢、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苏金伞、邹荻帆、朱健、朱谷怀、艾烽、雷蒙、鲁沙、罗洛、天蓝、庄涌、姚奔、贺敬之、袁勃、公木、方冰、侯唯动等。
七月诗派的特色与风格
以抗战为背景，描述民族的历史灾难，抒发爱国激情进而表现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志成为七月诗派创作的重要内容。胡风《为祖国而歌》写于1937年8月，诗先刻画“在黑暗中/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是我底祖国/是我底受难的祖国!”接着表示为了祖国的明天，不惜用“热泪”与“活血”来尽情歌唱，深情激越而沉郁悲壮。
篇5：白洋淀诗派的名词解释
白洋淀诗派的名词解释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白洋淀诗派的形成原因
现代诗歌群落在白洋淀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各种政治、文化因素和自然条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白洋淀有三部分知青，当地回乡知青、天津知青和北京插队知青，共约合600人。其中北京知青有300人，占总数的一半。北京知青诗歌圈子在当地约有60人，相互间有密切往来。这部分北京知青不同于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显然有着冷静的分析和判断，经过对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诸方面的考察，才决定结队到此地落户，是有选择，有准备而来。他们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二流社”成员，许多人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思想和文化素质比较高，是北京中学生中思想比较敏锐的一批分子。他们在知青点中相互交流、切磋，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思想。
白洋淀方圆几十里水荡阻隔了渔民与社会外部的联系，港叉纵横如同迷宫，形成独特的经济、生活区域。水荡使各庄相互独立，却并不妨碍淀内人们的交往。白洋淀有大小三百多个淀子，大淀子有烧车淀、荷花淀、藻乍淀。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分散在寨南到淀头一线，相距不过十几里水路。在邸庄的女知青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三个师大女附中的女生，都是“二流社”的成员，她们和陶雒诵、夏柳燕在1969年一同结伙到白洋淀插队。男知青在李庄子有周舵、赵哲，寨南有宋海泉，端庄有岳重、多多、芒克。几个庄水路相距很近，他们经常乘着队里的船相互“串庄”。在各知青点“走串”都是白吃白住。乘船走水路速度较慢，有急事可以走千里堤，骑车绕过淀子较快地到达。
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知青生计可以无忧。在邸庄潘青萍等女知青只要每天在队上干活，月底就可以开30元钱。当时的物价很低，鲫鱼是二角五分一斤。1967—1969年当地发生武斗，直到1975年派性斗争仍然很激烈，公社无暇顾及知青的思想和文化活动。白洋淀形成一个政治上相对宽松自由的小生态圈。
白洋淀在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图书。知青们带来了成箱的书籍，相互间进行传阅。由于离北京很近，沙龙中流行的书也流传到白洋淀。潘青萍从北京带来一批“黄皮书”，其中有《凯旋门》、《带星星的火车票》、《新阶级》，特别是《新阶级》在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书被知青们秉烛阅读迅即消化。
白洋淀地理位置适中，不仅知青可以经常回北京，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等地的知青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形成大文化交流圈。白洋淀兼有乡村和城市两方面的优长，又避开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许多不利因素。诸多有利条件综合起来，使白洋淀形成一个适于诗歌活动的文化区域。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外国译诗有力地推动了白洋淀诗人的创造。“”前译介的西方现代诗很少，布德莱尔仅翻译了7首，艾略特翻译不超过10首，还有叶甫图申科、沃辛斯基的片断，经过“”焚书，西方现代诗就更是物以稀为贵了。诗群在当时很注意搜寻译诗。多多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这个大本曾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的启发。林莽回忆说，当时在白洋淀流传的译诗比北京沙龙还要多。他在1971年借到了洛尔迦诗集，并看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芒克说，他在1972年读到了洛尔迦、马雅柯夫斯基。在白洋淀流传的诗歌还有：聂鲁达、阿拉贡、聂利亚以及方平译的十四行诗。其中洛尔迦和聂鲁达对白洋淀诗群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洋淀诗派的主要成员
岳重(根子)(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1月和芒克、多多、卢中南等人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2年以歌手的身份加入徐浩渊沙龙。先后创作了震动沙龙的现代诗《三月与末日》、《桔红色的雾》、《白洋淀》、《深渊上的桥》等。后成为中央合唱团歌唱演员。
姜世伟(芒克)(1950—)：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0年开始写诗。创作有《心事》(诗集)、《旧梦》(诗集)、《阳光下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中曾一度流传的诗有：《致渔家兄弟》(1971)、《城市》、《十月的献诗》等。芒克后来成为《今天》杂志的主持人。
栗世征(多多)(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首)、《密周》(1972)、《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1972—1973)、《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同居》(1976)、《感情的时间》(1973—1980)等。1972年加入徐浩渊沙龙。
孙康(方含)(1951—)：北京35中初三学生，“二流社”成员。1968年11月到河北徐水(紧靠白洋淀)插队。1969—1970年写有纪念巴黎公社的长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1973年写《在路上》。1974年病退回京，继续创作，写有《谣曲》等。
张建中(林莽)(1949—)：北京3中学生，“”中转入北京41中，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是白洋淀诗群中坚人物。有诗集《林莽的诗》(1980年出版)。
宋海泉(1949—)：北京清华附中高一学生，“二流社”成员。1969年到白洋淀寨南插队。白洋淀诗群的中坚人物，写有《海盗船》、《流浪者之歌》等诗。
白洋淀诗群的重镇是在大淀头，在这个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个重要诗人。其中岳重在1971年夏写作的《三月与末日》，成为白洋淀诗群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之作。
岳重、多多在1970年冬进入徐浩渊沙龙。岳重的《三月与末日》在沙龙发表后，造成巨大的冲击波，当多多坐在北京的马桶上读《三月与末日》时，感到了一种侵犯和亵渎。他评价岳重是“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徐浩渊立即在沙龙中宣称，“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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