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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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民法公共利益论文
【摘要】在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际操作比较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探究，从而达成法律共同体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以指导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一、导论
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过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如曾经的“”案，社会影响很大，人们对此的争议也颇大。由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作为一种兜底条款，让法有相对的伸缩空间，操作起来更具有灵活性。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律和现代立法的基本趋势，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强。
但应当看到的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以指导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二、对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一)关于“公共利益”的立法例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上均有公共利益条款。有关的法律上的措辞有：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国家经济计划、社会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等。立法措辞上显得有点混乱，但从其他措辞的基本意义来看，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和其他国家的“公序良俗”概念是基本相当的。
世界范围内首先以法律形式将公序良俗原则规定下来的是18《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法律。”第1131条和第1133条规定:“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基于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此时,公序良俗不过是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的限制。
到了《德国民法典》,公序良俗的观点成为了支配私法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该法典第138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以后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的民法典纷纷效仿这一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2条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苏俄民法典》第49条规定:“实施目的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民主德国民法典》第68条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准则所不容的契约无效。”
(二)、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性认识及其评估
1、主观公共利益论和客观公共利益论
防止恣意决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存在着两种进路。一种是从实体出发，说明权力的'合法边界;另一种是从程序出发，以框架下的民主决策程序限制恣意行使权力。按照前一进路，客观上存在公共利益概念的合法边界;按照后一进路，公共利益概念是主观的，随参与决策程序的主体以及决策规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公共利益客观说在大陆法学上受到重视。德国学者华特克莱恩的“量广”、“质高”理论，影响颇大。华特认为，公共利益是受益者尽量广、对受益人生活尽量有益的事物。[2]此外，在经济学上的公共货物理论也提供了一种客观解释。该理论把产品和服务分为公共货物和私人货物。在私人提供公共货物的情况下，消费者将“免费乘车”，即享有这些货物而不付款。潜在的供货人会因此转向其他地方谋取利润。因此，如果私人无法提供某种公共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它就需要由国家予以实现的公共利益。公共货物说的理论大致是清晰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货物的外延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公共利益客观说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实际上并不能提供公共利益性的客观判断标准。更令人不安的是，公共利益客观说具有决定论的色彩，导致以权威损害民主。因此，另辟蹊径，假定公共利益是主观的抉择，依靠公正的程序界定，在有的时候似乎更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这就是主观说。
2、公共利益的具体表述的两个不同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具体列举哪些是属于公共利益。如粱慧星的《物权法(草案)》中第48条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是：“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走的是日韩等国的列举概括。在我国的其他单行立法中，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列举性概括的，比如，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就规定了几种类型的信托属于公共信托。这些列举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公共利用的内涵，但有在部分领域内相对确定的意义。即在这些领域只有这些情况属于公共利益。
第二种方法是，澄清公共利益的内在含义是民法学家史尚宽先生在谈到公共利益时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共利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盖以公共利益理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为强调社会性之意义，该用公共福祉字样，即为公共福利。其实，公共利益不独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亦包括在内。”这种说法，旨在表明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
而流行欧美的卢梭式的民主理论则把公共利益界定为所谓公意，或者人民的意志，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意志。还有人把公共利益界定为有关各方进行冲突和达成妥协这一过程的结果，如果政府的行为表达了这一妥协过程的结果，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是对公共利益的列举性认识，还是对公共利益本身内涵的追索，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列举性认识能够让公共利益的内涵在某些领域相对确定些。而对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追索，也使人们在考虑一项事件是不是公共利益所应当注意的几个方面。
三、对公共利益加以司法审查的几点建议
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但在实践中相当复杂,我们还有必要讲究一些寻求公共利益的基本方法，或者探索一些可以利用的规则。
(一)、可以把公共利益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分类。
一些典型的案例和国内外立法已经很好的确认了一些公共利益属性比较明显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可以在我们的立法中进一步确认，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对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分类从而以类型化的方法将当前社会中的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归纳出来,确立对实务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主要案例类型有四类[4]。我国学者史尚宽先生则认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可分为五种类型[5]梁慧星先生认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可归纳为十种类型。[6]
(二)在具体个案中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认识的时候，应当先从个案中抽象出来看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然后再回到个案中去。从个案本身看公共利益开始是只能有表面的一般人的心理层面的认识。这就有必要从个案中抽象出一般情况，来同我们以往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加以比较确定，最后再回到具体的个案中，以指导具体的解决方法。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具体的个案中，我们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应该打破传统的错误认识。传统上，这时候提到公共利益，就把他归入到很多人的范围中去，而具体的合同条款就属于合同几方的事情。但在实践当中，有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项，它所实际涉及的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并非与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在某一个合同中，合同所涉及的可能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把合同放在社会领域去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写出相似的条款。所以，每一个合同的背后都暗含着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在抽象上讲，公共利益是群体性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整体利益的。但在具体的办案中，很多时候却要把实际的公共利益和实际的个人利益看做是一群人与一群人的较量，而不是一群人对几个人的较量。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预防假借公共利益，以所谓的多数人的利益来压制具体相对人的利益。
(三)公共利益不仅仅是个法律概念，有时候还被看作是个政治概念。所以有时候在评价公共利益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国家政策、指令性计划在我国曾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我国新的合同法却没有确定这种做法。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违反政策、指令性计划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虽然他们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把他们也纳入公共利益这个框架中加以考量，避免某些人、部门打着国家政策、指令性计划之名，行谋取不法利益之实。
(四)在具体的个案中，公共利益是排除合意的。合同虽然从起初是合同各方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但是这种合意超过合理的界限的时候，即使合同各方认为他们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否真的符合，仍然需要外在的裁判者加以裁判。因此，关于公共利益的认识是不能调解的，在问题的定性上，必须由裁判者给出明确的判断。
(五)公共利益是相对保守的。看一个事情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一般应当基于就过去对这项公序良俗的共同性理解或者过去社会对这项公序良俗的一般心理认识。以个案来否定、打破既有的认识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也是必须慎重的。比如说，一个人定了个合同，把他的遗产赠与他的情妇。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
(六)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机关应该是法院。要正确处理行政机关的界定和法院之间界定的协调。鉴于目前司法机关受到地方政府很大影响的实际，有必要提高“公共利益”争议案件的审级，当事人一方是县级政府的，一审则由中院审理，以此照推，以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不被滥用。
(七)公共利益不是经营性的利益，公共利益从其本身而言决不能是经营行为，不能追逐利润。否则，不成为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服务。公共利益注重福利性，而非获利性。注意到了这点，就能一定程度上警惕有些人因为某些事项内在的获利性诱惑，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李累，《略论我国宪法财产征用制度的缺陷》，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42卷。
[2]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3]高天姿、王才亮，《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载《中国律师》第8期。
[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519-5361。
[5]史尚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6]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7]金振豹,《对一起“第三者”受遗赠案的思考》,载《法学杂志》第2期第24卷。
篇2：解析民法上的公共利益论文
解析民法上的公共利益论文
[摘要]公共利益与社会各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将从民法的角度，结合到民法的特点，对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及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公共利益；私人利益；民法；冲突；界定
一、何谓“公共利益”
（一）“公共”的定义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将“公共”解释为：“属于社会的、公有的、公用的”。从这一解释延伸到法律上的意义，可以将“公共”一词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地域范围――社会；第二，权利范围――共同拥有和共同使用。
（二）“利益”的定义
霍尔巴赫认为，利益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作是对自己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1]通俗的讲，就是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追求的客体，该客体具有一定的价值符合主体的要求，该种要求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以满足物质需要，也包括民俗、文化、宗教等一系列可以满足的精神需要。在实际活动中，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小区内业主保护绿化以满足自己对环境的追求、公民为了生活环境抵制光污染等。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主体追求客体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
（三）“公共利益”的理解
基于上述对于“公共”和“利益”分开的理解，已经能够给予公共利益下个框架，但是，公共利益的定义却迟迟不在学术界中现身，主要是因其独有的特点决定。
公共利益具有可变性。利益的可变性不可置否，个体对于利益的追求一直以来是不定的，是个变量。而确定这个变量的范围“公共”却也是可变的。纵观历史长河，不同的时期、不同社会发展的阶段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都是不同的。就拿我国来说，在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大量开垦土地，现如今，退垦还林政策已进行了数十年；在改革开放初期，追求经济增长是首要要务，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现在，环境作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已经被写入法律而加以保护。
因此可以看到，要想对公共利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困难的，即使做了定义，也不利于实际操作，满足不了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因此，给“公共利益”作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二、公共利益的界定
如一种利益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即可将该种利益归于“公共利益”：
（一）主体的非特定性
在分析“公共”定义时讲到公共的范围，即是社会的，因此享受利益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但是，这些社会成员并不能单独分开看待，而应当将他们看作一个单位。利益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某个人得益而某个人损益。公共的社会性表现为地域上的范围，实则是根据地域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划分，地域范围内存在开放的群体，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二）客体的非营利性
在公共利益中，将“利益”限定在非盈利范围内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是营利性的利益，势必对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有利而另一部分有害，必然不能在公共范围内得到认同。只有非盈利的项目，如学校、医院、水电站等，才能作为大众普遍认同的利益。
（三）范围的法定性
这一点紧接着上一点而产生。可以将一定范围内不存在公共利益可能的领域予以划出，或者将牵涉到公共利益必将引起不公的方面与以划出。由于公共利益的变动性，就如同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不能完完全全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只能做相应的排除，至少将已经出现的领域予以排除，以减少公共利益的错误适用。
（四）外延的相对性[2]
公共利益的可变性决定了其不断变幻的外延。从主体来说，现在社会一个个独立的小区已经司空见惯，那么，就小区范围内的利益，对于每个居民来说，就是公共利益而非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这一点符合上文阐述的“公共利益”地域性的观点。从客体利益来说，范围可能缩小或扩大。因此，应当本着以上四个公共利益界定的原则做有限度的、相应地扩大，增加新的共同利益要求，如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公共卫生、节能减排、残疾人保障等。
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分
所谓个人利益，是由社会成员分别独立占有、享用和支配的利益，侧重反映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是他种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相比公共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私人利益得以区分：
首先，主体的不同。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社会成员，也可以定义为一定范围内开放式的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私人利益的主体是特定的，是特定主体对客体能否满足自身需要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利益主体范围的不同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区别的首要标准。基于特定的主体，私人利益被具体化、明确化，因此具有了独立的法律意义。
其次，客体的不同。私人利益中的利益是私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不同而追求的价值，而不是社会大众共同追求的、所认可的利益，并不具有共享性。并且，对于私人利益也没有对于一定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规定。简单地说，私人利益具有个性化。
再次，权利行使和救济的方式不同。无论私权的行使还是私权救济，[3]都完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但是，若是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机构却不能推卸的职责放弃救济，相反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救济。所以，在公共利益受有损失时，公权力机构并没有选择是否救济的机会，而是必须进行救济。
四、民法中公共利益的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中，可以将《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合同法》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分为三类：一类是通则性规定，如《民法通则》第7条、《合同法》第7条、《物权法》第7条，他们将“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具有提纲掣领的作用；第二类是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55条、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这些规定将“不违反公共利益”作为维系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4]第三类是关于征收的规定，如《物权法》第42条，这类规定将“公共利益”作为私有财产向公有财产转移合法有效的前提条件。对“公共利益”做出具体细化的规定，对于维护私有财产的稳定、促进商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高民事主体经济活动的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
我国的民法体系由不同领域的单行法律组合而成，每个领域都有其特殊性。就公共利益涉及到的三部法律，可以做这样的认识：《民法通则》是普遍性的规定，是对民事活动的一般规定，规定范围较广；《合同法》出现的部分与《民法通则》有相同之处，主要是在双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规定。《物权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方面会与公权力联系在一起。基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关系具有的因素不同，因此可以将其分类讨论。
首先，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公共利益作为权利义务排除性的一个标准，由于公共利益涉及范围之广、内容的变换等不确定因素，致使公共利益的种类无法一一列举。而民法作为调整平等民事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属于私法的范围之内，尽可能详尽主体的法律义务和权利。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将公共利益以列举的方式做具体的规定是不合适的，没有详尽公共利益的种类必定造成不合法行为变为合法行为的后果。因此，在此部分，笔者认为不应当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规定。
其次，在实施《物权法》第42条过程中，处于弱势、不利地位的是私有财产所有者，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认为应当对“公共利益”作出详细概括。但是在私法领域内，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定义显然不利于实践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相关的行政法内对“公共利益”作出规定。
在公共利益是否会成为伤害私人利益的“合法性理由”问题上，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只要某个行为侵犯私人的财产或人身利益即构成私人利益的伤害；其次，只要依据法律规定确定该行为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即构成“合法性理由”。但是，在私人利益受到侵犯后，依据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等，使私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达到平衡。
五、对公共利益的限制
如上所述，民法本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大部分的法律关系，都是由双方合意达成，属于双方同意的意思表示。虽然他们达成的意思表示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但是如果过分扩大了对公共利益的适用，则妨碍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权利。长此以往，必将对公民权益造成影响。因此对“公共利益”加以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出规定。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仍没有明确公共利益的定义、解释或是界定。这导致在司法判案过程中标准不一、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对“公共利益”进行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能够明确“公共利益”的标准，防止情况滥用；另一方面，可以使各地司法实践统一标准，不至于出现同一案子两地不同判决的情况。
其次，在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并非一味地适用“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第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大多数场合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在这样的场合，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待慢了私人利益也就待慢了公共利益，否定了私人利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第二，在某些场合，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会发生冲突，但公共利益价值相对较小，而私人利益价值相对较大（如生命、自由、人格尊严或重大的财产利益等），如属这种情形，“公共利益优先”应不适用；第三，有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会发生冲突，而两者价值又难分高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只能适用“公共利益优先”而无其他选择呢？[5]
六、总结
公共利益并非私人利益，它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保护好公共利益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不能无限制地随意适用，特别是民法体系中，更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妨碍社会成员行使正当权利。因此，只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系统的法律上的规定才能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
[参考文献]
[1]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5.
[2]方明.如何界定公共利益[N].江苏法制报, -03-02.
[3]徐英.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保护的平衡性法律制度研究――经济法之解[Z].第9页．
[4]李霞.民法视角下的公共利益研究[Z].第26页．
篇3：浅谈公共利益的界定论文
浅谈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论文
近几年来，由暴力拆迁引发的群众性事件频发，由此反映出了某些政府部门为了一时的财政收入和表面政绩，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强行征收土地，侵犯公民正当权益。下面是试论公共利益的界定。
社会各界也因此对公共利益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这些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何为公共利益我国法律该不该界定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等。
1.何为公共利益
有关何为公共利益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同时，我国《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只是对公共利益做了简略的描述而并未做出具体的界定和解释。这就给我国土地征收的司法实践增加了很多困难。
我国一些学者曾对公共利益下过定义，被广泛接受的主要是公共利益，主要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饮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
由于国家规定的模糊性和学者定义的非强制性，使得公共利益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没有确定的依据可循，这就导致了无序征收和侵犯公民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
2.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
在理论上，众多学者对我国法律该不该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见仁见智，但在实践中，公共利益成了很多情况下政府违反侵害公民权利的挡箭牌，所以，界定公共利益十分必要。
2.1 社会各界对我国法律该不该界定公共利益的几种观点
在我国法律该不该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的问题上，各派学者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公共利益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对其作出具体性规定，应作为不确定的规范性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为防止商业开发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征收，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引发社会矛盾，法律应当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
在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意见中，学者们对法律应如何对公共利益进行规定持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就应对公共利益作出直接正面的规定，明确阐明何为公共利益，有的学者认为应对属于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列举，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均以此做参照，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立法中应从反面作出界定，列举出明显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将其排除在外，对社会中常见的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类型都明确规定为非公共利益。
虽然各个学派对此意见不一，但从法制，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等多种角度来看，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还是十分必要的。
2.2 深入分析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
从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和原理出发，我国公民对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和有效性充满期待，进而要求在法律规范中将法律行为的要件及形态予以定型化，甚至避免适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赋予每一概念以准确的含义，使其不具有争议性。3 更何况土地与房屋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土地和房屋的保护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对土地和房屋的征收或征用必须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和专门的司法程序。作为征收征用的基础性条件，公共利益则更应在实体和程序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相对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司法过程中严格的司法程序保障，对防止政府在土地征收中滥用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3.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在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公共利益是亟待被明确作出界定于保护的。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又采取怎样的措施对其进行保护，才会更好地规范征收秩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实施呢?综合来看，应从实体上进行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并从程序上进行严格的司法保障。
3.1应在实体法中进行详细规定
对于公民基本权利息息相关的房屋和土地进行征收，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由此，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而详细地作出。
从宏观上看，我国法律应在宪法和下位法中均对公共利益进行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的规定对所有法律部门和国家机关都有极大的统帅作用。我国应在《宪法》第十条第三款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下继续列出分项，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特征或对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列举，使今后的征收实践或法律适用能够以此为参考标准，进而使征收者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自己的行为，司法部门在解决纠纷时也有法可依。
篇4：公共管理公共利益论文
公共管理公共利益论文
公共管理的公共利益是怎么样的?恐怕我们这些没学过公共管理的人士是完全不懂的了，那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相关论文，看一看懂不懂吧!
论文1：浅析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摘要: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大多数人共享的特征，在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创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所以如何实现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中的核心目标，对公共利益的研究是公共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关于公共管理与公共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的含义及特点的界定上，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中如何平衡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利益;关系
一、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特点
(一)公共利益
要区分公共利益之前，我们首先对利益做一个简单的界定。
利益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我们可以选择不使用我们的利益，但是拥有利益却是每个人的权力。
第一，利益的需求具有普遍性。
利益的需求因人而异，但是每个人相同的是都会有利益的诉求。
不分性别、年龄或者高低贵贱，在这个各方面伟人和普通人一样需要利益。
第二，利益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不管是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来体现，在这一方面具有客观存在性。
第三，利益是人们生活中所必须的，比如生存和生活。
第四，相对于主体来说，利益算是客体，但是在需求上与主体是具有一致性的。
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看成两部分进行理解，它主要包括了公共和利益两方面内容。
由于公共这个含义比较难以理解，从而促使公共利益研究比较难以做出比较明确的界定。
第一，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的受众范围更加广泛，即全体社会人民，包含的内容十分复复杂。
通常来讲，利益和需求之间是有着相应的关系的，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并不构成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也不一定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比如，公共广场、公共汽车以及公共环境等，彰显的并非是单个人的诉求，而是尽量做到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公共利益带来的好处，因而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所显著的区别就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
第二，公共利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共享性，即建立在社会会上的每个人对自己应该享受的公共利益平等索取的基础上。
尽量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平等的享受公共利益，但是也并不排除公共利益在实际的分享中会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
例如，把社区看成是一个公共场所，社区的居民在社区中所享受到的可以当作是公共利益，但是份额可能会不一样，可能会多一点，可能会少一点，不会实现绝对的公平。
即便是某些居民已经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所分享得到的利益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要想解决这种冲突，主要由两种方式：一是为了防止公共利益受众不均，应对其中的差额进行控制，避免份额继续扩大，尽量追求公正平等。
二是在分配的过程中，若发生拥挤，可以采用收费的方式保证公平分配的顺利进行。
(二)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除了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还需要结合社会的力量，既需要法律规范的约束，也少不了道德观念的制约，再加上一些新的技术和观念在公共领域的辅助，这样公共管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有效结合，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为人民群众多谋社会利益。
所谓的公共管理就是和社会性质相关的一系列管理活动，这个过程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共同参与，共同致力于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的重要手段，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就充当着主体的作用，而政府在这其中处在一个统筹全局的领导地位，利用各种法规和权利影响着公共管理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然而随着公共管理的进程不断前进，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了轻微的变化，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很多社会保障方面的管理工作将由政府一方转移到非政府一方。
二、公共管理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的主体所做的努力是公共利益实现的保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给予充分的政策指导。
在公共管理中，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毕竟群众才是公共利益的最终享有者，政策的制定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管理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各相关方经常会在某些重大政策的制定方面出现难以协调的局面，影响整个大局的实现。
而政府在这其中应该起一个主导大局的作用，统筹全局、协调各方，从公共利益出发，避免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出现冲突的局面。
关于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公共管理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手段，也是保障，公共利益应该是公共管理需要最为核心的目标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来源
人们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利益性和导向性的，更通俗的一点说就是和经济人的假设是类似的，人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这也就是创造价值以及实现价值的一个过程，没有利益，价值无从谈起，换言之，没有利益，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才有了前进的动力，对公共事务管理就应当实现公共的利益，不能单纯管理而不顾公共的利益，那样公共管理的价值和意义从何体现呢?
(二)公共利益决定公共管理的形式
上面我们说过，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一方面是物质的，即外在需要，一方面是精神层面上的，即内在需要，即便可能不被每个人都意识到，但也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力求满足两方面的需求。
但是公共利益又不是受每个人的意愿左右的，公共管理也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政府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
政府在实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时候，保障公共利益实现自身职能。
但是，在公共领域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个人一般会选择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公共利益采取漠视的态度。
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此时就应该试图协调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就应该时刻牢记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三、关于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的思考
(一)公共利益的考量标准不全是依据需求者数目
在进行公共利益的决定时，如果所有人的趋向都是相同的，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大众的需求就是公共利益的体现。
比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对公共利益的趋同，大家一致需求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容易使人们在公共管理领域作出决策。
但是当人们的利益存在分歧的时候，是否还存在公共利益，或者说是否大多数人的需求就是公共利益?事实可能并不完全是这样。
公共利益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这种公共利益被多少人需要。
被大多数人需要或认可的自然是具有共享性的社会利益。
但是还有两种特殊情形：一是并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社会利益，可能只有少部分人需要，但是由于社会的分享性，这同样可以称之为公共利益。
二是这部分利益可能只有少数人需要，但是却对多数人产生影响，他可能由于这少部分人的接受而是其余的大部分人不得不被动接受，通过合法程序实现。
公共利益不仅仅是绝大多数人需要的，更不能以人数的多寡。
其实，公共利益的决定性特征应该是，这种利益是否具有分享性，能否通过分享性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可，并创造福利。
(二)公共利益的领域不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
传统观念认为，公共利益表现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所选取后者时所做的抉择，即公共利益其实和国家层面的利益是一样的，这样的说法就减少了各种层次的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之间的冲突。
然而，社会分享性中的“社会”不是一个泛泛的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层级性的。
在我国，社会既可以指全国范围内，也可以小到一个省市县等行政区域，这样在空间层面，社会的范围就有了区分。
篇5：本科民法论文参考
最新本科民法论文参考
1论文格式图：
曲线图的纵.横坐标必须标注量、标准规定符号、单位(无量纲可以省略)，坐标上采用的缩略词或符号必须与正文中一致。
2论文格式表：
表应有表题，表内附注序号标注于右上角，如XXX1)(读者注意：前面引号中的实际排版表示方式应该是1)在XXX的右上角)，不用﹡号作附注序码，表内数据，空白代表未测，一代表无此项或未发现，代表实测结果确为零。
3论文格式数学、物理和化学式：
一律用.表示小数点符号，大于999的整数和多于三位的小数，一律用半个阿拉伯数字符的小间隔分开，不用千位擞，，小于1的数应将0列于小数点之前。例如9,652应写成9652;.319,325应写成0.31325。应特别注意区分拉丁文、希腊文、俄文、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标明字符的正体、斜体、黑体及大小写、上下角，以免混同。
4论文格式计量单位：
论文中使用的各种量、单位和符号，必须遵循国家标准GB3100-82，GB3101-82，GB3102/1-13-82等的规定.单位名称和符号的书写方式，一律采用国际通用符号。没有相应符号的非物理量单位可使用中文(如件、台、人等)，它们可以与其他单位的符号构成组合单位(如件每秒的符号为件/S)。
5参考文献格式
论文参考文献的写法应按下列次序著者/题名/出版事项，由于论文的参考文献品种繁多，择其主要示例如下：
谭炳煌，1982.怎徉撰写科学论文.辽宁人民出版社，59GuinierA,施士元译，1959.X射线晶体学.科学出版社，18PettetssenS,191.IntroductiontoMeterclogy.NewYork,McGraw-Hill,200-210即著录书的著者的姓和名的首字母(中国人的名不缩写)，出版年，句点，书名，句点，出版地点，出版者，特定页码。李薰，196.十年来中国冶金科学技术的发展.金属学报，7：2Bachmann W , 1973. Verallgemeinerung and Anwendung der Rayleighschen Theorie der Schallstreuung.Acustica, 28 ：223-228
即著录论文的'著者的姓和名的首字母(中国人写全姓名)，出版年，句点，论文题目，句点，期刊名缩写，卷(期):页(每卷编连续页码的期刊不写期)。
多著者的参考文献标注，在著录文献的著者时，如著者为三人以内，全部著录，如为四人以上，只著录至第三著者，加etal.，著者最后的两人之间，不加、和等类似的连接词。
篇6：民法论文开题报告
一、课题题意剖析
公司合并是市场经济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企业活动，在成熟的资本市场，公司合并是企业迅速做大的有效途径之一，如美国在线(AOL)与时代华纳、惠普与康柏的合并，都因造就了行业的巨无霸而倍受瞩目。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国企战略改制等进一步的深入，我国的公司合并步伐亦进一步加快。公司合并既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司合并中，不仅涉及原有公司股东权益保护、公司员工利益，而且对公司债权入等相关利益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受到各国立法的重视，其原因在于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即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债权人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原则上公司的债权人不能对股东提出请求，只能要求公司偿还债务。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法的基本制度之一，美国学者巴特尔(N．M．Butter)说，“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蒸汽和电的发明。川有限责任在为股东带来福音，减少投资风险的同时，却给公司的债权人留下了隐患。因此在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前提下，如何使公司合并不对债权人造成不法侵害就广为关注。
我国公司合并起步较晚，又处于市场经济运行初期，所以关于公司合并相关的法律法规屈指可数。特别是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侵害债权人的现象严重。可以说，僵化的债权人保护机制与不合理的公司法相关规定，已成为了我国公司合并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如何完善公司法关于合并中债权人保护制度，改善消极僵化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建立卓有成效的债权人保护规则就成为了公司立法及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在此背景之下，笔者将从多视角对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保护机制进行探讨。
二、课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公司合并是市场经济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企业活动。随着经济改革、国企战略改制等进一步的深入，我国的公司合并步伐亦进一步加快。公司合并既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20xx年修订的我国公司法试图达到对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目的。但事与愿违，由于保护机制的消极僵化，远未达到公司法保护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的预期目标。《公司法》第一条规定：公司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护。此种保护始于公司设立之际，贯穿于公司营运之中，终于公司清算之时。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此三条规定为公司合并时对债权人保护确定了基本原则，但是从理论及实践看，我国立法和程序设计上仍存在许多缺陷。
在公司合并中没有出现而在合并后才出现的原被合并方的债务应由谁来承但？债权人的利益应如何保护？又应如何平衡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呢？这种债务因在合并时尚未显现或因条件未成就而尚未发生，直到合并后才显现或发生，这种“公司合并中的隐性债务”对于债权人以及合并后的公司而言都是极为头疼的问题。若处理不好，债权人及合并公司的利益都会受到极大损害。所以我们有必要用立法的形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除此之外，企业合并的债权人保护程序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我国公司法虽然定了债权人保护程序，但是并未明确规定违反此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仅有第两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了罚款和责令改正，惩罚幅度过小；没有赋予债权人以相应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最为严格的保护程序，但是这条规定在实践中的操作性并不好，往往成为一纸空文；没有关于公司合并的限制性规定和公司合并无效的规定；我国公司合并的概念很小，仅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对债权人的保护措施，并未规定对债权人以外的其他的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措施等。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保护应基于“对债权提供适度保护，平衡债权人保护与公司利益、合并效益”的原则，采用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相结合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对债权人利益保护范围、强化债权债务概括继承的原则，详细规定统一的涵盖一切企业合并的债权人保护程序；对债权人进行平等的保护，但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对不同的债权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明确公司未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未对债权人清偿或担保时进行合并的法律后果。同时，对债权人的保护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以求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进而体现法律平等公正的理念。
三、课题研究目标和内容
1、研究对象、目标与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通过现状阐述和研究分析，结合当下国情以期得出立法上和程序上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进一步完善的具体建议。笔者将根据不同的具体内容，分别侧重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大体说来可以包括引用、解释、量化分析、比较研究以及综合归纳等方法。
2、基本提纲（拟）
论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引言（拟用案例引出题目）
一、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概述
(一) 公司合并的意义
1. 公司合并的内涵
2. 公司合并的法律性质
3. 公司合并的意义
(二) 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地位分析
1. 公司合并中的债权人的界定
2. 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弱势地位剖析
(三) 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
1. 公司解散、清算说
2. 债务人更替说
3. 债务人公司财产减少说
二、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原则与范围
(一) 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原则
1. 适度保护原则
2. 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相结合原则
3. 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二) 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范围
1. 关于债权人保护范围的两种学说
2. 评析债权人保护范围
三、公司合并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程序设计与现实困境
(一) 告知
1. 告知的内容
2. 告知的形式
3. 告知的时间
4. 告知的效力
篇7：民法论文提纲怎么写
民法论文提纲怎么写
民法论文提纲【1】
题目：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契合探讨
摘要: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活动对于提高法学本科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至关重要，应当从教学理念、实践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经费支持、师资队伍五个方面分析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职业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寻求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的契合途径。
关键词:法学实践教学;法律职业;契合模式;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一、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职业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现状
(二)地方高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二、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的契合途径
(一)积极探讨实践教学和法律职业衔接的基本理论
(二)构建科学的法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三)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四)构建法学“双师型”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祖彤.论法律职业与高校法学教育的契合[J].教育探索，，(10).
[2]李娜，薛然巍.完善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若干建议[J].教育探索，，(8).
[3]杨积堂.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与法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创新[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7).
[4]杨佶，张玲.我国法学实践教学中法律职业培养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35).
[5]廖柏明.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探讨[J].教育与职业，，(36).
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模板【2】
题目：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探析
【摘要】如何处理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的一大难题，本文主要从法学教育的概述、目标及改革方向，还有法律职业的概述、社会作用、道德特征、职业责任以及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的影响、存在的问题和对于两者之间关系改进的一些想法来入手，讨论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在新时代下通过正确的法学教育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培养出新一代的法律职业者，让法律从业者更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的局势，从而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改革
一、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的影响
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现状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法学教育及法律职业现状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沈忠俊.《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版.[3]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出版.
胎儿权利民法保护探讨【3】
摘要:随着我们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构建法治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民法作为我们国家对民事问题处理和解决的基本依据是开展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文件，胎儿作为每个自然人生命的开端，同时也是必经阶段，对胎儿合法权利的保护是民法的责任，本文主要就是针对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展开的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对于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胎儿的合法权利，保护胎儿的生命安全有所帮助。
关键词:胎儿权利;民法保护;法治社会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会上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侵害胎儿生命安全的事件，这样的事件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程度，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胎儿和自然人一样也受法律保护，也有相应的法律权利，但是纵观我们国家的民法中关于胎儿合法权利政策的制定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制定符合我们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胎儿权利保护法律是我们国家民法相关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
一、胎儿权利概述
(一)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
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的确定是依法保护胎儿合法权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民法维护胎儿合法权利的基础。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胎儿是指从女子妊娠之日起形成的.整个过程。
而生物学家则把胚胎形成然后逐渐形变为胎儿之后的时期称为是胎儿。
法律上对胎儿含义虽然没有明确的认定，但是也没有否定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
在民法中关于胎儿的定义是指具有社会性质和社会权利的正在母体中孕育着的人的个体，这样的胎儿权利的法律定义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胎儿具有社会性质，已经属于社会中的一份子，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胎儿在母体中和母体一样受到法律保护，明确胎儿权利的法律概念有助于更加合法、公平地维护胎儿的合法权利。
(二)胎儿的人格概述
胎儿的人格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指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权利是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胎儿仍然存在于母体中，没有实际的实践能力，但是社会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民事实践牵涉到胎儿的民事权利，比如继承、遗赠、在母体中受伤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就被社会和法律赋予了民事责任和能力。
胎儿的人格的形成是胎儿具有法律权利的根本，也是胎儿法律权利得以实施和保障的基础。
我们国家的民法关于胎儿的人格的确定尽管没有明确的指示，但是在各项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已经默认了胎儿人格的存在。
总的来说胎儿的人格与胎儿权利保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明确了这一点胎儿权利才会得到更好地保障。
(三)各国对胎儿权利法律保护的实践
胎儿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法律重要保护对象，因此关于胎儿权利的保护各国在立法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按照这一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只能从出生时开始起算。
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尤为重视对胎儿的权利保护，而且这些国家的胎儿权利保护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如果胎儿在母体的孕育过程中受到伤害时有权利在出生之后得到相应的补偿。
1976年英国通过了《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对胎儿的赔偿请求权给予了明文规定。
该法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对出生前侵害民事责任立法的法律。
而美国起初认为胎儿不具备主体能力，直到1946年BonbrestVKotz一案，美国才意识到自然人就胎儿期间侵害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肯定了胎儿的权利能力。
而在我们国家胎儿的权利的确定是近几年来逐渐确定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国家的司法机关逐步意识到了胎儿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胎儿权利保护政策和措施。
胎儿权利保护仍然是未来社会管理和法治维护中的重要项目。
二、胎儿权利的民法保护概述
(一)民法中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民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胎儿民事范围认定是胎儿权利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由于胎儿不具备正常人的民事权利，也不具备自我思考的行为和能力，胎儿的民事权利认定就显得非常困难。
我国民法认定的胎儿的民事权利范围有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其中健康权是指法律充分保障胎儿的生命权，胎儿一旦形成就是一个生命的形成，任何人和事物一旦对胎儿的生命造成威胁和伤害都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不仅是对胎儿健康生命的保障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身份权则是指胎儿尽管没有固定的身份，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也需要有身份权，具体地来说是指胎儿作为人子，为人亲属的身份，这样的身份赋予胎儿的权利就被称之为胎儿的身份权，身份权为胎儿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也为胎儿维护自己权利做出了寄出的准备。
而胎儿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并且没有财产支配的能力，但是胎儿是有财产权的，这是指胎儿在母腹中由于家庭亲属之间的关系导致的财务继承和遗赠所获得的财产权，这些权利在胎儿出生后仍然有效，而且对于胎儿未来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是胎儿权利确定的重要环节。
(二)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
民法中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不仅涉及到胎儿正常的法律权利的认定，而且也需要确保在法律的保护下胎儿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
确定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首先需要确定行使胎儿合法权益的主体，胎儿尽管已经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但是胎儿没有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胎儿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主体来代替，一般意义上的主体就是胎儿的父母亲，但是也不得不考虑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以非法的名义损害胎儿，对于这样的情况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的主体作为胎儿行使自己正常权利的代表。
其次就是确定胎儿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方法，这则主要是指胎儿行使自己权利的主体在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维护胎儿正当权益的方法和手段，比如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由某胎儿继承其亲属的财产
但是由于其未出生就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胎儿的委托代理人也即父母有权利也有责任按照法律程序维护胎儿的正当权益，因此总的来说民法中胎儿合法权利的行使需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步骤开展，需要法律的支持，同时也需要胎儿监护人或代理人的主动支持和协助。
(三)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分析
任何侵害胎儿正当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侵权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而且对于母体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侵害胎儿权利的行为非常复杂多变，而且一旦产生就会严重危害到胎儿的生命。
一般情况下侵害胎儿的权利也可以区分为侵害胎儿的健康权、身份权和财产权，健康权是指某种行为对胎儿生命健康的威胁，而身份权则是对胎儿应当正常存在的身份权利的破坏或者篡改等，最后财产权则是指对胎儿按照法律程序应有的财产所有权的剥夺和占有。
这些侵害胎儿正常权利的行为严重的会导致胎儿的生命受到威胁，甚至是母体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最少的也会使胎儿应有的权利受损或者合法权利的剥夺。
我们国家民法确保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对于胎儿也同样如此。
当侵害胎儿的行为发生时法律应该根据侵权的具体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当事人和胎儿带来的影响进行法律裁定。
(四)父母侵害胎儿权利的责任划分
在胎儿权利受侵害的各种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导致的。
这样的案件在民法裁决过程中是最困难的。
因为父母对胎儿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在侵害胎儿权力过程中父母作为加害人时，应该依法对侵犯胎儿权利的父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其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
但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当胎儿在母腹中健康受到侵害时父母应该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法律的惩罚，更应该是道德的谴责。
另外一种就是当父母只是间接地对胎儿的权利实现侵害而并非直接参与时的情况，比如由于医生的错误判断导致孕妇的错误用药，给胎儿的健康造成了影响，这样的案件实际上是医生的责任占大多数，但是作为母亲、监护人没有做好对胎儿的保护工作，盲目相信医生等，这些是孕妇的责任，但是总的来说孕妇的责任比较小，属于一般过失，可考虑不必让其承担侵权责任。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父母是胎儿一生的监护人，对于保障胎儿的安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胎儿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无论父母是直接加害人还是间接加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完善我国民法对胎儿权利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一)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中不完善的地方
由于胎儿并不是正常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我们国家在设定民法的各项规定的过程中对于胎儿保护这一方面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因此我国民法中对胎儿权利保护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缺陷的存在是胎儿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事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立法的不完善。
篇8：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保障公共利益与维护著作权论文
一、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根基和基本原则
著作权法的制定以及出台是为了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基本利益，利益平衡是著作权立法得以产生并顺利实施的基石和基本原则。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复制和传播的技术也在随之进步，著作权法旧有的平衡不断被新的社会环境、政策等多种因素冲击的情况下，利益平衡被打破，针对著作权法旧有弊端而对赋予著作权人的新权利加以改进并附加相应的限制，以此来保证平衡，保证了公共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造成著作权人对于权利的垄断，以此提高社会效益。著作权立法的基础，就是国家宪政原则中的利益平衡，著作权与圣神的私权理念是并存的，著作权法立法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的原则和理念是相似的，立法目的就是打破主体之间的制约状态和封闭状态，促成近代国家各方经济、文化等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在不违背私法自由原则下创建“共赢机制”。权利等于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讲，限制自己的自然权利，亦是法律上无义务即无权利的反应。这就必然要求在著作权的对价中，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否则，一旦只有单方面的共赢触犯到公众利益，社会公众的容忍限度会被这一暂时的让渡所打破，这也会导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等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频频发生。
二、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的不同视角的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讲，著作权所体现出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辅相乘，两者密不可分。一方面，著作权法的创制源于对保障公共利益的考虑，著作权法维护了作者的个人利益，激励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则与之相反，根据公共利益的定义来看，著作权法的创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从英美著作权的观点看，著作权创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被权力所赋予的公共利益，其重点在于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合法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从理论上讲，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对智力作品的创作一样都是需要足够的鼓励和肯定的，一部完善的著作权法能带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起到重要作用。公共利益介入下维护个人的著作权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个人信息采集。公共利益所涉及到文化科学和信息的流动等方面都需要著作权法来确认。为了实现著作权法在社会群体中的利益平衡，首先就要保证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平衡，只有两者维持平衡的状态，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有不同的视角可以作以下理解:第一点，从增进民主目的的'视角认识。
著作权法的实施使民主的范围扩大化，同时也可在实现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等方面达到促进效果。为了鼓励作者学习、促进艺术发展和科技文明的传播，国家以法定形式授予创作者控制和使用处理文章的权利。由于著作权法涉及到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所以著作权与思想、信息、和知识的表达、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言论自由也是作为著作权中的权利之一，在民主社会中有重要的价值，在维护著作权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对于著作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公民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时，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
第二点，从著作权法对著作人的激励角度来看。在激励理论中，著作权法的目的是通过激励作者积极创造文学作品使其传播促进社会公众对其思想和知识的学习，其次才是对其作品价值的强调。从对著作权的激励理论分析中，可得出在定义著作权法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激励理论主张在创造性作品中的著作权利享有时要以有限的权利来激励著作人对文学的创造。这种激励制度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是有利于公众对于创造性作品的学习和“公共利益”维持的。第三点，从立法效用的理论角度谈。通过不断探究著作权法的效用经验来看，著作权立法的是为了维护作者在创作智力知识作品的专有权，体现作者个人价值，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已达到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目的。促进人民对知识文化的学习与进步，保障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效用理论的有力实施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都能得到最佳体现。著作权效用理论是对著作权中利益平衡的考虑，利益平衡既是对主体利益的最佳调整和分配，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体现。
三、总结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在维护著作权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关系探究中，发现合理使用制度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方面有特殊的功能，能平衡两者，在在保证著作权人私有权利基础上确保公众的利益最大化，是著作权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21世纪，随着世界互联网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技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越，其中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遇到了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和保障著作权法的公共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篇9：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比较与启示论文
内容摘要：公共利益评价是平衡反倾销措施对进口国不同主体利益影响的重要手段，欧盟和加拿大的做法较为典型。本文分析比较了欧盟和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标准及其实施情况，并提出我国在反倾销中贯彻公共利益原则的启示。
关键词：反倾销 公共利益 欧盟 加拿大
根据GATT/WTO规则，如果倾销产品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进口国可以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为了平衡进口国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一些WTO成员将公共利益评价引入反倾销程序，其中欧盟和加拿大的做法具有典型意义。本文考察比较欧盟和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标准及其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欧盟反倾销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欧盟将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称为共同体利益，其反倾销法第二十一条专门对共同体利益做了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共同体利益是否要求实施反倾销措施，要在评价各方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其中包括国内产业、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需特别考虑消除损害性倾销的贸易扭曲效应和恢复有效竞争的需要。根据欧盟反倾销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欧盟反倾销当局在反倾销实践中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公共利益评价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共同体产业利益
共同体产业是反倾销措施的保护对象，共同体产业的利益在公共利益评价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旦认定共同体产业遭受到实质性损害，甚至共同体产业的生存受到威胁，通常会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例如，在自印度和韩国进口PET薄膜反倾销案中，欧盟当局认为如不对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欧盟厂商无利可图，可能被迫关闭。反倾销措施将促进共同体产业的发展，被认为符合共同体利益。
（二）用户的利益
产品用户是使用涉案产品的厂商。征收反倾销税后，产品价格上升，用户生产成本提高，对下游加工业产生不利影响。共同体当局通常通过计算有关投入成本在最终产品售价中的比重来评估价格上升对下游加工业的影响，以此与共同体产业的利益相比较，往往得出有利于共同体产业的结论。例如，用户的利益在1992年自我国进口松香反倾销案中被置于共同体产业利益之上。共同体产业的松香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而松香作为原料在燃料、造纸、油漆等多个行业使用。咨询委员会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对松香用户的负面影响与共同体松香产业获得的利益严重不成比例，决定终止对我国松香的反倾销调查。
（三）消费者利益
反倾销税最终会转化为消费者的负担，增加消费者的支出，同时反倾销会限制从倾销国的进口，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对消费者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但反倾销当局一直假定消费者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共同体产业的生存和保证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和竞争格局，因此很少会因为消费者利益受损而不征收反倾销税。例如，在自中、日、韩等进口激光阅读系统反倾销案中，反倾销当局认为反倾销税将导致出口商退出共同体市场，消费者的选择将受到严重限制，失去利用技术多元化和技术进步的好处，本案中消费者利益远远超过共同体产业的利益，因此终止了该反倾销案件。
（四）进口商利益
征收反倾销税会提高涉案产品的进口价格，对倾销产品进口商的利益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欧盟反倾销当局通常认为这种不利影响不大，其理由涉及进口商进口产品和来源多元化、进口商承担和转嫁税负的能力等。例如，在自我国进口手袋反倾销案中，由于在调查期内欧盟塑料与纺织手袋产业的市场份额只有2%，而自我国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占80%，共同体当局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对进口商和经销商的不利影响与共同体产业短期内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最终裁定对此类手袋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终止调查。
（五）供应商的利益
供应商指向共同体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共同体厂商。国外倾销使共同体产业受损，对原料供应商不利。反倾销措施使欧盟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料供应商也从中获益。例如，在20自捷克等国进口钢缆反倾销案中，欧盟原材料供应商将2/3以上的原料销售给欧盟内部生产商，欧盟当局认定原材料供应商可以从反倾销导致的欧盟生产扩大中获益。
此外，除了上述各方利益外，欧盟当局还会考虑反倾销对市场竞争、就业、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可能会加强共同体产业的市场控制地位，损害市场竞争。不过欧盟当局通常会推翻征收反倾销税会减少市场竞争的观点。例如，在1994年自印尼等国进口谷氨酸单钠反倾销复审案中，唯一的共同体生产商占有70%的市场份额，针对征收反倾销税将进一步增强其市场地位和损害用户利益的看法，欧盟当局认为市场上存在多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
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根据加拿大《特殊进口措施法》第45部分的规定，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的目的是判定征收反倾销税或者按认定的倾销幅度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违背公共利益。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在公共利益调查中须考虑所有其认为有关的因素。 修订后的《特殊进口措施条例》第40。1部分明确规定了国际贸易法院在公共利益调查中应予考虑的因素。
是否可以从与反倾销裁定无关的其他国家或出口商获得相同产品。该条标准主要考察是否存在替代进口来源，避免出现征收反倾销税后国内涉案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在自美国进口含碘造影剂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有证据显示加拿大经销商可以从欧洲获得相关产品，但在价格以及供给能力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消除或大大降低国内有关产品的市场竞争。该项标准主要关注全额征收反倾销税对国内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防止出现市场垄断。在自美国进口泡沫隔热板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后，加拿大市场仍存在众多供应商，市场竞争不会受到遏制，征收反倾销税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严重损害使用有关产品作为投入品的生产商的利益。该项标准从下游用户利益的角度考察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后，相关产品进口价格上升，下游生产商成本提高，利益受损。在1995年自美国等进口食糖反倾销案中，反倾销税的征收使食糖价格上升，直接影响到以食糖作为原料生产其他产品的工业用户的生产成本。但下游用户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过程、从其他来源进口产品等方式控制成本，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会对工业用户的利益产生大的影响。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因限制获取相关投入品或技术而严重损害产业竞争力。这条标准主要是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考察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在自韩国等进口不锈钢缆线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该案涉案产品有多种类型，其中不锈钢丝绳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主要来自美国。尽管瑞典和英国能够供应相同产品，但生产不锈钢丝绳需要3―4个月时间，一旦美国进口产品在全额征收反倾销税后出现供应短缺，将会导致加拿大企业推迟生产，浪费有限的开采时间，再加上产品售后服务的不确定性，会损害加拿大石油天然气行业生产商的竞争力。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通过限制消费者的选择等方式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该条标准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考察征收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以后，进口产品价格提高，进口数量减少，消费者支出增加，消费选择受到限制，利益受损。19自美国进口含碘造影剂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含碘造影剂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医疗机构放射医师将失去对该产品的选择机会，损害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
不征收反倾销税或不按所确定的倾销幅度全额征税是否会严重损害上游生产商的利益。该条标准从上游供应商利益的角度考察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果减征或不征反倾销税，国内产业会继续受到进口倾销产品的竞争，产出水平会下降，对其上游供应商产生不利影响。在1995年食糖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指出随着反倾销税的征收，食糖的`价格将会上升，相应地对甜菜的需求会增加，甜菜生产者的回报也会提高。减征或不征反倾销税，甜菜栽培者的收益自然会受到影响。但在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基础上，国际贸易法院并未得出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结论。
除了上述标准外，国际贸易法院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考察其他一些因素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例如，在19自美国进口婴儿食品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还考虑了征收反倾销税对婴儿健康问题的影响。在年电冰箱、洗碗机和烘干机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还考虑了反倾销税对环境的影响。
篇10：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比较与启示论文
以法规形式对公共利益评价标准作出规定。欧盟在反倾销基本法第二十一部分对公共利益的评价作了原则规定，加拿大则在《特殊进口措施法》第45部分和《特殊进口措施条例》第40。1部分对公共利益评价须考虑的因素做出规定。我国在20修订的《反倾销条例》中提出了征收反倾销税须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但条例本身和其他法规并未对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作出任何具体规定。这种状况导致反倾销主管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考虑公共利益时无章可循，难免带有随意性。鉴于我国未制定统一的反倾销条例实施细则，而是制定多个配套的具体规定，商务部应就反倾销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与程序制定具体规定。
公共利益评价应综合考虑国内产业、下游用户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欧盟反倾销法规定公共利益评价要基于对包括国内产业、消费者和下游用户在内的各方面利益的整体考虑。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主要考虑全额征收反倾销税对产品供应、市场竞争、下游用户、消费者和上游供应商等方面的影响。加拿大虽未直接考虑国内产业的利益，但由于将公共利益与国内产业利益相对照，维护国内产业的利益仍是反倾销措施的首要目标。我国在反倾销程序中对公共利益的评价应综合考虑国内产业、下游用户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并且要兼顾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保证反倾销措施服务于维护公共利益。
对拟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普遍开展公共利益评价。欧盟在反倾销裁决公告中对每一项拟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是否符合共同体利益作出分析，加拿大则仅在少数反倾销案件中开展独立的公共利益调查。相比之下，欧盟的做法更能保证公共利益原则的落实。虽然我国现行反倾销条例要求征收反倾销税必须符合公共利益，截至目前，我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并未在反倾销终裁决定中对反倾销措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做出直接的认定。未来我国应该仿效欧盟的做法，对拟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普遍开展公共利益评价，将公共利益评价的结论和依据在反倾销终裁决定中做出明确说明。
篇11：浅论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论文
浅论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论文
摘要：现代反垄断法的最根本价值追求, 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但是, 要想使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得以实现, 还是需要通过立法手段, 将公共利益类型化。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 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就研究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关键词：反垄断法; 公共利益; 民主协商;
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是反垄断法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价值诉求, 在现代市场环境之中, 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可以允许超越市场的存在。而在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其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法律类型化的原因而受到制约。因此, 必须要落实切实的方法, 使其追求的公共利益得以实现。
一、反垄断法之中的公共利益
在反垄断法之中, 明确强调了公共利益这一核心的追求以及维护目标。可以说, 在反垄断法的标准之中, 公共利益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理念或者价值。而很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反垄断立法之中, 都将其纳入到了立法文件之中。但是,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是模糊的, 至今而没有一种基于反垄断法基础上的,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含义的概念或定义。现阶段, 我们只能根据现代反垄断法的法律实践以及立法经验, 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进行大致的界定。
(一) 有效竞争
这一概念内涵在日本反垄断法之中具有比较鲜明的体现, 其认为公共利益, 就是竞争自由的经济秩序本身。由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破坏了自由竞争秩序的行为, 就是违反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德国的反垄断法之中也表现出了这一观点, 其认为公共利益必须要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 才能够得到最真实的体现。这一观念的产生, 是由于市场竞争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 对竞争的保护, 也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 对竞争的保护, 就是一种追求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方法。在日本法学界, 普遍认为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为了保证自由竞争而制定的法律。而这种法律的本意, 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总的来说, 有效的竞争, 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的内容之一, 并且, 有效的竞争, 也是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的核心内容。
(二) 消费者利益
在所有的国家以及地区, 消费者的权益, 都是反垄断法重点保护的内容之一。对有效竞争的保护, 可以明确的认定为是对市场之中经营者的保护, 而对于消费者的保护, 就是将消费者与经营者二者放在了同等的保护立场。在韩国的反垄断法之中就明确指出, 反垄断法的最根本宗旨之一, 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反垄断法的角度进行分析[1]。不论是对价格的限制, 还是对销售资格的规范, 根本上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利益。而美国的反垄断法之中, 更是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了其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从本质上分析, 垄断行为的主体所获得的垄断利益, 就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利益。因此, 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也就是保证市场的有效竞争。从这一角度进行理解, 消费者利益, 也是公共利益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在反垄断法之中必须要占据核心的重要地位。
(三) 整体利益
这一观点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之中体现的较为突出。我国著名经济学以及法学专家漆多俊就明确提出, 反垄断法的最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对社会总体经济效益的维护, 其根本目的是保证社会各利益主体利益的公平性。在德国的反垄断法之中, 也强调了整体利益的概念, 其将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放到了并列的位置上, 并且认为整体利益是一种被公共利益所包围的利益内容。现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深入渗透, 所有国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出台一些保证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部优势竞争地位的法案。这一现象, 从本质上理解就是一种保证本国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的方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 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部分。
二、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
经过上述分析, 已经对反垄断法之中的公共利益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并落实了公共利益与反垄断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 必须要明确垄断法之中公共利益的价值以及地位, 通过切实有效的`手段方法, 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
(一) 落实公共参与权
在上述的分析之中, 已经明确了经营者、消费者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 都属于公共利益, 而要想落实反垄断法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 就必须要积极推进各利益主体在维护过程中的参与[2]。例如:在美国的反垄断法之中就明确规定, 在反垄断法裁决两个月之内, 必须要对裁决的结果进行公示, 两个月之后, 裁决才能够生效。并且, 在公示的期间之内, 政府积极接受广大民众的上访以及评论, 其根本目的, 就是确定裁决的结果, 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一般来说, 垄断组织都具有非常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关系。而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 其极有可能会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关系增加群众参与的难度, 提高其参与的成本。这就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通过立法手段, 构建多元化的群众参与通道, 增加民众参与的热情。除此之外, 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司法程序的公开透明, 以此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广大社会公众的听证权、知情权、参与权、申辩权、决策权等基本权利, 进而切实保证政府司法行为的有效性以及合法性。如此, 才能够切实保证反垄断法的落实能够有效维护公共利益。
(二) 落实反垄断司法审查
我国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内容, 就是对行政权利的制约以及监督, 在这一理论之下, 对行政以及司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或法律的司法裁决就可以明确为现代司法体系的精髓所在[3]。这一做法, 一方面是保证在司法或行政的过程中, 所有程序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没有受到任何外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 是保证司法以及行政行为能够保证公众的基本利益。对此, 要想实现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就必须要落实好健全的司法审查体系。如此, 才能够保证反垄断法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切实反应维护公共利益的本质核心。
(三) 健全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 发展到现代社会, 公益诉讼已经成为了现代法治体系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落实, 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真正的落实法律对公民权益的维护。对此, 应该落实健全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例如, 在美国在反垄断法体系之中, 就明确的规定了反垄断法的社会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制度的落实, 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反垄断法的覆盖范围, 增加了反垄断法的社会价值, 使其能够切实有效的保证社会公共利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反垄断法的根本核心, 也是其最本质的社会价值。对此, 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落实切实有效的手段措施, 推进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核心的实现, 促进我国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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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公共利益的扩张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与发展，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以公共利益为切入点，与个人利益进行比较分析，说明某些情况下公共利益的不断扩张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
希望理论界与立法者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防止公共利益被随意地进行扩张性解释，同时各行政主体也要认真对待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
[关键词]公共利益 个人利益 扩张
公共利益一词，最初是由群体利益发展而来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不同类型国家的出现，它的内涵、外延、表现方式和实现的途径皆各有特色，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翻开我国的法律，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各部门法律规范中，始终出现公共利益这个法律名词，尤其在公法性质的部门法当中，出现的频率更高。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谓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德国法上的用语，是指法律规范的法律要件中存在着一些内容特别空泛及不明确的法律用语。
[1]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的一种平衡，平衡点的波动引发了公共利益判断上的模糊性。
故只能从侧面来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
(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相对性
从字面上看，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社会性。
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公共”二字上。
所谓公共，即代表了不确定的多数人。
所谓综合性，是指在这个多数人的集合体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存在着共通性，通过社会媒介，把各个差异性的个体利益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较稳定的利益集合体。
社会性指公共利益是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的，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而独立为空中楼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利益也会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特点。
而个人利益即是一种简单的个体利益，具有零散性、独立性和社会性。
零散性是由作为个体的主体地位决定的，每位公民皆是国家和集体中的单一组成元素，是群体最基本的构成单位。
独立性取决于社会对每个主体法律地位的认可。
社会性则是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每个主体所有的物，需有同社会他人进行交换的可能方显示出物的价值，这种价值即为一种利益。
马克思指出：“公共利益不仅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中，而且首先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因此，公共利益反映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宏观的利益集合体，而个人利益只是公共利益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两者是相对的概念。
(二)公共利益并非多数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现代宪政理论和实践已经表明：仅仅以人数的多寡来界定公共利益是十分错误的，同样会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因此法律在规定何为公共利益时应综合平衡各种利益，包括私人之间、私人与公共之间、公共与公共之间的利益关系。
尤其在公法性质的部门法中，在注重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不能忽略私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
我国学者叶必丰教授指出：“公共利益是对个人利益的集合、分配和维护。
”[3]即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一种组合与融合，并进行有序的调整，进而独立于社会之中，有其独立存在的功能与效用。
契约论的观点认为，公共权力源于公民个人对权利的一种部分让渡。
此解释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权力是公民自愿让与的部分权利的综合体，但并不等同于这些零碎权利的简单相加。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
权利和权力之下，必有利益的存在。
公共权力之下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之下是个人利益。
因此个人权利的让渡即相当于个人利益的让渡。
公共权力经过对个人权利的综合，把符合国家正义、社会公平、个人道德的内容进行全面的融合，并重新排列组合而成，通过公共利益外在地表现出来。
(三)公共利益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
尽管在某些特别领域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存在对立和冲突，甚至有此消彼长的趋势，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相互冲突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但同时也说明，两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正在进一步地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并逐步发展，逐步完善。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利益并未压制、取代个人利益，而是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奠定基础、铺平道路，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个人利益。
因为公共利益包含着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是各单个社会主体相同或共同的个人利益的集合。
因此，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按照叶必丰教授的观点，个人利益是由单个社会成员所有合法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分享的公共利益所组成。
公共利益越多、发展得越快，需从个人利益中提取的份额就越少，可供分配给社会成员享受的利益就越多。
[4]同时，因为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冲突和矛盾，这就需要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力量来缓和冲突，维持社会秩序，而公共利益正合其意，从而为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稳定、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起到调节作用。
二、公共利益扩张的原因分析
法律经过长足的发展，公共利益这个法律名词频繁出现于各个部门法之中，尤其到了当代，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各种行政行为的“黄金理由”。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许多行政活动皆以此为依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个人利益，法院也以公共利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范围，是行政机关的合理行政的范畴为借口，不予受理此类案件，导致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条道路被封死，从而激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究其根源，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公共利益的泛化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与范围的不确定性，加上立法技术等问题，法律只能对公共利益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其范畴与内容并不明确，缺失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的标准，致使公共利益缺乏操作性与可评估性，所以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判断权实际上被各级政府所控制，而自公共权力产生之日起便有扩大与膨胀的倾向性，因此一旦公民质疑，政府基本倾向是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与诉累。
由于公民对公共权力有着天然的敬畏心理，各级政府恰好利用公民的信任与敬畏，一旦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即将侵害到公民、组织的财产和其他利益时，便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把本政府利益、本部门的狭隘利益都尽量往公共利益上解释，其涵盖的范围与内容就被无限制地扩大。
(二)程序上的不完善
按照行政法中程序正当原则的要求，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在决定之前必须告知行政相对人事实和依据，在决定过程中应该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在决定做出之后应充分告知相对人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
而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做的还远远不够，根本未实现法律的要求。
近几年在各个城市掀起的旧城改造热中，政府关于拆迁补偿标准的内容很少被公布于众，很多政府往往考虑开发商的要求进行评估、确定补偿标准，从中收取可观的土地转让费，导致一系列冲突的发生。
公民的知情权被侵害，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失。
古典宪政理论认为，在公益与私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公益，可以对私益有所限制，但在现代宪政理念下，无成本或者低成本来换取个人利益，以满足、实现公共利益的观点早已经遭到质疑和挑战，甚至完全反对。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各种新兴通讯渠道的畅通，全国人大在加快立法步骤的同时，向全国各界人士公开立法过程中的各项信息并广泛征求意见，并适时采纳其中合理合法的广大公民的意见。
三、充分保障个人利益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追求自由与民主，主张正义与公平，积极寻求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应该因追求利益而羞愧，反应以此为荣，因为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德沃金说：“社会的普遍利益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使讨论中的利益是对于法律的高度尊重。”[5]要限制某项权利，按照德沃金的观点，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理由：第一，最初被法律承认的权利所要保护的价值并未处于现实危险或者潜在危险的威胁之中，故不值得或者说不必要对它加强保护。
第二，强硬意义上的权利会与该权利相冲突，但强硬意义上的权利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之上，故需要对该权利进行限制。
第三，若不限制，该权利将会侵犯到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此时社会成本太高，故需要限制。[6]
根据以上三个标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相比，更应该受限制的是公共权力而非个人权利，因此个人利益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与侵害完全歪曲了德沃金的理论。
按照价值位阶理论，将两者进行对比，即使得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来个“奥卡姆剃刀”，只承认一个确实存在且更优的价值，凡干扰这一价值的其他存在都是无用的累赘而一律取消。
这种一刀切的武断方式只能更加凸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矛盾日益加剧。
总之，在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该充分考虑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底线利益。
当公共利益侵害到公民个人利益时，因有些利益是个人生活所必需的，除非得到替代性利益，否则，任何公共利益皆不得成为倾轧个人利益的正当理由。
因为此利益涉及到的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国家、社会正义的普世价值。
第二，充分原则或利益相当原则。
对个人利益的补偿应该与受损的利益相当，包括在质上的相当与在量上的相当。
质上的相当比如替代性住房应该与被拆迁的住房的建筑质量上的相当，量上的相当比如替代性住房的空间大小应该与原来的相当。
如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最深的即在于此，各种补偿金和赔偿金皆远远未达到受损的市值。
四、结论
诚然，公共利益的问题是疑难复杂一些，令立法者与执法者无所适从，但这并不能作为随意扩张它的理由，更不能为了小部分利益而以机构利益之名侵吞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概念的难以界定也不是规避它的借口，而应该从理论上，对公共利益进行完整、成熟地阐述和分析，在实践上，个人利益至上，同时充分考虑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其他因素。
以理论作支撑，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而不同，让公民个人不因其权利的受损而失去追求公平正义、个人尊严的勇气和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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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的民法论文扶养救济
4000字的民法论文扶养救济
论文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各位同学准备的4000字民法论文。
通俗意义上理解,夫妻一旦离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也随即消灭,不存在相互扶养的义务内容,但从传统社会生活的角度考虑,女性养育子女、照料老人、打理家务等等,其重心往往倾向于家庭而疏于事业,部分女性全职持家,从社会价值来讲,女性回归家庭对于老人、子女来说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丈夫一方也会因为后方稳定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但这一切仅存在于持续、健康的婚姻关系当中,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就会暴露出更大的问题。
广州某媒体一则新闻,事业有成的阿军要和结发妻子离婚。妻子全身心照顾家庭,丈夫则在不断进修中成就一番事业,阿军先后三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离婚,妻子不同意离婚,还请求法院判令阿军履行每天2个小时照料家庭的.义务,对以前未履行的家庭义务以每天2小时计付代偿家庭劳务费,至共计15年,10950个小时,以其时薪的1/5计,每小时200元,共计219万元。
一、我国现行婚姻立法关于夫妻离婚后扶养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
新的《婚姻法》颁布之后,在立法的层面增加了离婚后的帮助和救济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经济帮助制度。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家务劳动补偿是指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离婚损害赔偿指的是因一方有法定过错而引起的离婚案件,财产分割时,对于无过错一方,应适当多分的制度,《婚姻法》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
二、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中夫妻离婚扶养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扶养的概念
法律意义上的扶养也有区分,广义的扶养泛指一定范围的内的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互相供养、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权利义务关系,囊括了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和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三种形态。狭义的扶养专指平辈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权力义务内容。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这里的夫妻扶养制度主要是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扶养而不包括婚姻关系之外,对于离婚时存在生活困难的一方,只能请求适当经济帮助作为救济,对于全职家庭妇女来说,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消灭,离婚后必然陷入生活困难的境地,还可能因此丧失子女抚养权,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二)虽然规定了家务补偿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家务劳动的补偿限于夫妻婚前约定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夫妻分别财产制的范畴,但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本着长久共同生活的目的鲜有夫妻会约定婚后财产的所有形式,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夫妻采用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这个范围的夫妻不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像案例里的情形,妻子全职家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采用分别财产制,婚姻关系一旦消灭,无法获得家务劳动补偿,妻子的生存技能仅仅是抚育子女、照料老人,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其次,家务劳动补偿标准不够明确,如何确定付出义务较多,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问题全由法官自由裁量,显然缺乏合理性。
篇14：论文:独特的民法原理
论文:独特的民法原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传统民法的大多数……
实体特殊性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如果走相反的路子，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传统上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现较大的谬误。
知识产权客体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品（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版权领域中的作品）。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一般是可以被特定人占有的，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方案、商标标识或作品，则不可能被特定人占有——它们可能被无限地复制，因此可能被无限数量的人占有。照着一幢房子盖了又一幢房子，就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物；照着一部作品复制出又一部，则决不产生新的作品。
经典的史尚宽老先生的《物权法论》中错误地认为“准占有”适用于知识产权，从而可以推论“取得时效”也适用于知识产权。史先生认为诸如股东权之类权利物权适用准占有并不错。特定的股东权及其客体不可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而特定的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之类及相应作品，则可以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中国当代物权法领域里有的学者则比史先生更大胆地断言：“取得时效”完全适用于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等等。由于无体，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可能被单独占有，因此以占有或准占有为第一要件的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就决不可能适用于知识产权。设想一项专利权的所有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版权。他们无视欧盟已在认定时间表（包括广播节目时间表）之类汇编作品不享有版权的基础上，制定了专门指令，也不论美国至今仍难通过类似专门指令而根本不保护这种汇编，更不论中国《著作权法》在修订之前连有独创性的数据汇编都不予保护、根本谈不上保护无独创性的汇编。
责任认定虽然德、意、俄民法中直接或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绝大多数国家民法典，均不涉及知识产权，而由专门法去规范。在维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基本上未引入传统民法的侵权法与物权法理论，所以未遇到太多的困难。90年代初，被侵权人难以证明侵权人过错的知识产权纠纷、被侵权人难以证明自己实际损失的纠纷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试图完全撇开民法的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领域独树一帜。例如，论述“物权的客体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的客体也不能是作品或技术方案”、“复制权中的‘复制’、销售权中的‘销售’才是客体”；“凡有权利限制的权利均不是专有权”、“债权不受权利限制，因此无例外地属于专有权”等。另一部分知识产权界人士，试图引入传统民法原理，探讨“无过错者无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第106条的适用问题。他们认为：专利管理机关、工商行政机关在多年的查处侵权商品的活动中，大都是违反民法原理或《民法通则》的。例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一旦查到带侵权商标标识的商品，绝不会先去了解商品所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有民法学家解释，《民法通则》第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仍未能将问题解决。
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物权相比，新问题较多。目前应主要研究知识产权特殊性，并将其抽象与上升为民法的一般原理。
第一，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前提，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则失去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许多人反对以德国版权法97条与101条相比较来说明制止侵权无须考虑主观过错，原因是其中无过错而可禁止的，是物权上的“侵害”；需要作损害赔偿的，才是债权上的“侵权”。但这两条无论在德文本还是英文本中，都使用的是同一个“侵权”概念，决无“侵害”概念。
第三，切勿忘记知识产权侵权中，有时一并涉及侵害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例如侵犯作者的“发表权”。在这种情况下，“物上请求权”不足以弥补原有中国侵权法理论的缺，还欠一个“人身请求权”。
实际上，所谓“侵权”，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9月
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终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这种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你与电信局签订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5000元的电话费，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
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英国的Lumleyv.Wagner一案。原文是apieceofthatboybelongsto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与抢走我的财产一样。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为怪。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
损害赔偿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根本不同。
此外，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
进一步讲，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
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况且，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是明明白白地放在物上请求权之中的，又是明明白白地要求以过失为前提的。再如，“返还原物”之诉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也必然以过失为前提。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它们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界线。例如：在下禁止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在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关系时，现有的不少论述颇值得商榷。例如：在讲民法一般原理时，“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在讲物权原理时，“财产法”又包括规范财产归属的物权法与规范财产流转的债权法。这两句话怎么能协调，可能是个难题。说“物”是财产问题不大；说财产的“流转”（即“债”）也是财产，就有些费解了。过程本身怎么变成了财产，至少从语法语序——及逻辑上应找个出路。而且，既然债也是财产，那么规范财产流转的债权法是否也规范债的流转呢？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分析地一概放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代理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须经济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原则适用在讨论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发展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又如公平原则，“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
就普通法而言，禁止反悔法则不仅仅适用于“对某一事实作过某种不真实的陈述”的情况，同时还适用于对某个事实作过某种真实陈述的情况，而且主要适用于后者。专门适用于“不真实陈述”的，是另一个法则，称为misrepresentation。禁止反悔法则在适用时有个前提条件，即：对方已经按照陈述者的陈述开始了不可挽回的行动。例如合同的要约人在要约条件中讲明自己有船，对方若将货物运抵港口，要约人就将承担装船的责任；如果后来要约人表明“我没有船，不负责装船”，否认原来的陈述，法院就将以此作为estoppel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承诺人还没有开始把货物向港口运送，要约人后来的声明有可能被法院判为“补充陈述”，而不被视为“反悔”（虽然它实质上是推翻了原有陈述）。这里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
与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estoppelincommon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意思为“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
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得到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深化。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更适用。
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
“形”、“体”关系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再度研究。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法哲学领域间又发生历史上曾有过的两种议论。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有些哲学家感到版权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其专有性要被淡化。有些哲学家则感到不仅版权、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乎都失去意义。因为从“质”上讲，“物质不灭”，人们能创造的只是形式；从“形式”上讲，一切形式又都归结为数码，其差别又何在。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当今，也有些人把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相混淆。Dietz&n
bsp;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如今，也应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来说的。
程序不宜“一刀切”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及程序法上，完全套用适用一般民事权利的法律或程序，同样会产生不当。例如，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而物权的被侵权人、人身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多数情况，则侵权已经停止。因此，侵权诉讼的核心或首要问题，是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还是停止侵权，对知识产权与对物权或一般人身权，是绝不会完全一样的。相应地，诉讼时效的适用，也绝不会完全一样。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将本来即应属于民事领域的原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均归入民事审判庭，是完全正确的，从总体上理顺了民事审判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顺应了国内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与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所要求的执法体系（结构）更加靠近。
知识产权审判毫无疑问主要是属于民事审判。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中的独有特点（例如，一部分重要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多数知识产权保护较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乃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绝不会仅仅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或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一般的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去做。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把具备这种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集中在特定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中，一是节省人力财力，二是避免出差错。
在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主要规范“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条款涉民事程序的同时，也涉及行政、刑事程序，尤其把“行政机关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要求的司法复审”，作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不可缺少的补充。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围，一并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如果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改革后，“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被“一刀切”地定为与其他几个民庭一样，只审理民事案，凡进入行政、刑事领域，案件即转归行政、刑事审判庭，那么，在整个改革向国际惯例靠近的进程中，民三庭的改革就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了。近几年，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已尝试受理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主要是当事人诉专利局），效果明显好于将这类案件转给并不熟悉专利的行政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甚至更大胆地尝试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刑、行政案均由知识产权庭受理，这实际已经与国际接轨。
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国内原有审判经验中的得失，认真研究是否民三庭（及各级法院相应的知识产权庭）可以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机构的一个极特殊的庭（亦即国外较一般的并非只审民事案的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以不搞“一刀切”为宜？辩证法一般承认“非此即彼”，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亦此亦彼”。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多次强调的。在1979年有刑法而无商标法时，刑法中的商标专用权保护条款就曾使商标权在1979年至1983年成为一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最近一段时期经常谈到“入世”以及与WTO接轨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完全处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旨在规范国际领域财产流转制度的WTO，却在（而且仅仅在）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对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民事、刑事、行政不同程序，统一作出规定。从法理来看，民商事国际条约却涉及行政、刑事，是不是“文不对题”或“名实不相符”？实际上这正是国际条约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因名废实”的例证。
篇15：环境物权民法论文
近代民法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为内容的私法自治原则，并将所有权绝对自由作为其首要原则加以确认。 所有权绝对曾有过历史的贡献，不容置疑。然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承认与尊重毕竟是以个人利己主义的创造精神和自然法理论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财产制度的各种弊端不断暴露出来：
第一，所有人不仅对所有物可以直接任意地支配而且可以凭借其财产上的优势对他人间接的发挥其威力，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第二，所有权既然是一种绝对的，不含任何义务的权利，其行使与否均由所有人任意决定，很容易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第三，所有权绝对原则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利己主义的创造精神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但一切均由个人意志决定，则容易造成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因此，强调所有权绝对原则既不利于他人的利益，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种情况下，产生了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想 。 德国学者耶林首先提出了“社会性的所有权”的主张，他指出：“法律家及外行人均会认为，所有权的本质及所有权者对于物之无限制的支配力，若对之加以限制，则会与所有权的本质无法两立。然斯乃根本错误的观念，所有人不仅是为自己的利益，同时还适合社会的利益，行使权利方能达成所有权之本分。惟有在这种范围内，社会对于个人不予干预。若对于广阔的原野因所有人之怠慢不予开垦地把它放置，能够结谷的场所让之生产茂密的杂草，或为享乐而用之为狩猎之地时，社会对此怎能安闲视之。因此，可耕作使用而不为耕作时，社会须使更有益于土地之利用者来代替之。
所有权，它的理念与社会之理想冲突时，到底还是不能够让它存在的。 ”这里对于绝对所有权加以限制的思想已非常明确。19《魏玛宪法》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使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想在立法中首次得以体现。瑞士民法典也规定：权利人应以诚实和信用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及履行自己的义务，权利显然滥用的，不受法律保护。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的多次修定正是基于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折中，力求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平衡的结果。 物权的社会化直接导致了法律对所有权由绝对保护转变为相对保护。所有权人无论在享有的权利上、还是权利的行使上都受到法律的限制。同时，也使得所有权由绝对自由发展为禁止权利滥用。
1．对所有权的直接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各个方面： 在法律调整上，不再仅仅只是民法典及单行民事法等私法规范涉及所有权的内容，而是在宪法及行政法等公法的规范中也直接对所有权的限制作出规定。如日本宪法规定对所有权可由法律进行限制，所有权伴有义务、所有权的行使须符合公共利益等；在民法上也以财产利用为中心替代了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确认土地所有权不及于与权利人毫无利益的高度和深度，确认了不动产租赁权的物权化。 在规范类型上，普遍设置了所有权的义务性规范，立法加强了各类义务规定以限制所有权的行使，如容忍他人合法侵害的义务，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的不作为义务以及某些作为义务等等。 在权利的范围上，对所有权主体、客体、内容、目的等进行了全方位限制。 在利益保护上，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第三人利益而限制所有权。所有权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可以存在。 这些限制已充分显示出现代立法不再将所有权视为个人绝对意志自由的领域。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发展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当然也是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
2．对所有权的间接限制
对所有权的间接限制集中表现为他物权优位化。传统民法中的他物权本身是对所有权限制的体现。但在传统民法中，他物权始终是作为所有权的附属性权利而存在，立法及其保护的重点在于保障所有人的占有和处分权，将物的利用或收益权能放在次要的地位，在所有权与利用权的关系上强调所有权优位，法律偏重于所有人利益。
20世纪以来，生产的社会化所要求的资源配置的社会化要求强化物的利用功能，在法律上为促进物的充分利用必须将立法重心转移到利用和收益权能。在保证所有人的所有权不受侵犯这一基本原则下，为平衡资源的私人占有和资源配置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他物权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物权对所有权的限制也日益加强，他物权的利益更受到法律的重视，出现了他物权优位与所有权虚化的倾向，物权法也由“以所有为中心”转变为“以利用为中心。”这种以利用为中心的民法新观念主要有如下表现： 第一，现代各国物权法均以促进土地的利用，充分发挥物的效益为最高指导原则，如所有人若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国家可以依法对其权利进行限制。 第二，物权法从着眼于维护静态的所有关系，逐步向注重调整动态的利用关系发展，对物的现实利用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如在不动产物权法中，土地利用人不论是对自己所有的土地，还是对他人所有的土地，其使用和收益受到社会和法律的全面保护。所有人仅凭观念上的所有权收取租金，原来那种绝对强大的支配权因此退让。与此相适应，土地利用人的法律地位得到提高和巩固，在土地利用和土地所有发生冲突时，法律将优先保护利用人的利益。 第三，权利人可依法设定他项权利，充分利用其所有的资源。 物权法这种“从所有到利用”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是为环境资源的物权性内容的构筑提供了理论基础。
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复兴
在古罗马就有这样的法谚语，行使自己权利不得有害于他人，即权利行使原则。另外，还有权利滥用禁止的概念，即存有加害于他人目的的权利行使被看作是违法的，不被承认为正当行为。“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其所包含的“不以损害他人财产之方式使用你自己的财产”、“不允许没有补偿的损害行为”等观念对于环境保护都是十分有利的。但是这些体现古代道德的法律原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功利主义思想的“效用比较”原则 。 所谓效用比较是一种判断或衡量价值的方法，它要求将污染者带来污染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用或价值同污染受害者（包括社会）所受损害的社会效用或价值作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表明带来污染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用超过了受害者的受损害的社会效用，那么，该生产活动就被看作合理的和合法的行为，不得为法律所禁止和取缔。“公害责任要成立，被告的行为应该是不合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的，但如果符合其他更重要的利益，而且行为是合理的，那么，公害责任将不成立。比如，化工厂排出废气，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健康，如果这个化工厂是本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工厂对废气进行了合理的处理，如降低废气的污染程度等，那么，该厂就不能被下令停止生产。” 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允许企业把工业污染转嫁给社会。它为各工业化国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法律观是排他的、为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辩护的理论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消除环境危机就必须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改变现代工业把损害环境资源所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社会的状况，使污染者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为此，必须改变“效用比较原则。” 人们发现，古代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是可以适应当代社会对付环境危机需要的。“同19世纪的冷酷态度相比，这个古老的习惯法原则（即权利不得滥用——作者著）显得高尚和人道。效用比较原则……允许工业利用者将其污染代价外部化。这种法律原则对活跃的财产利用者开发能够防止这种副作用的技术提供不了任何经济刺激。……它是一种不顾公众的愿望，迫使公众投资于工业发展的不正当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重要的民事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又回到了其应有的位置。“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因为任何权利的规定，原则上只在确定一种规范，而不是具体规定权利主体如何行使权利以实现权利的内容，这就为权利人滥用权利留下了空隙，所以滥用权利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在个人主义思潮之下，权利绝对自由行使，法律不得加以干涉。
直到19世纪末，法律的中心观念由个人移向社会，其最终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并同时兼顾整个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生存。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权利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从而使权利滥用在权利社会化思潮下成为所有权得以限制的一种表现。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之一，是须有正当权利的存在。如果不存在正当权利，而加害于他人，属于侵权行为。环境损害大多是基于正当权利的行使，如对自己所有权、利用权的行使等。民法的这种变化则恰恰为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物权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篇16：环境物权民法论文
物权的社会化运动导致了社会性物权的出现，即出现了“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摄入物权概念内容之中 ”的物权。但这种社会性物权所指的公法义务，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条件下，仅指对社会的义务，并不包含对环境的义务。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性物权还不是生态性物权 。但是，这种观念却为生态性物权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思路。 现代民法上所称之物，主要是指有经济价值的物。在物的范围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环境资源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物权与环境权所指向的客体是同一的，但是，这个同一客体的形式与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作为环境权客体的环境资源以生态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为内容，物质形式只不过是它的价值载体；而作为物权客体的环境资源以其物质形式为内容，其经济价值蕴涵于物质形式之中。物权法是关于物的经济价值的归属、利用所进行的权利配置，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功能，环境功能是没有纳入其视野的。但是，物权法所设定的各种权利使得人们在利用物的经济价值时必然会对其环境价值产生影响。现在，如果要将两种价值加以协调，并且将物的生态价值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就必须解决物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也就是其物质表现形式与生态价值内容的冲突。构建生态性物权，就是要解决这种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
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其物质性不容质疑。人们通常将对于人类有一定利用价值的物质称之为资源。环境因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成为资源也是没有异义的。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环境的资源属性与人们传统观念所认识的资源属性的差异性或物质形态的双重性却很少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从对环境的资源属性全面把握的角度，深入剖析环境资源物质形态（在此我将其简称为物）的不同表现形式，是确认生态性物权的一个关键所在。 第一，经济形态的物。通常，我们将对于人类经济发展有用的环境要素称为自然资源，其表现形式为资源性的物。在此，物是经济资源，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理解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森林可以提供木材、水流可以航行、矿藏可以开采加工……，并且这种意义上的资源还存在着稀缺性和多用性。正是由于资源在数量和品种上是有限的，资源在用途上是多方面的，才存在将有限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上进行最优分配的问题。如果资源不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大自然任意索取，那么就不必研究配置资源问题，任何一种生产过程的投入需求都可以随意获得和得到完全满足。如果资源不具有多用性，每一种资源只能作为某一种生产过程的投入而不能同时作为其它生产过程的投入，那么也不会存在配置问题，因为这时由于资源用途上的单一性已经固定了资源的投入方向，配置的前提已不存在了。因此，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多用性产生了多种利益的冲突，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则定分止争，这种“以使互不相侵而保障物质之安全利用 ”的规则就是物权法。
第二，生态形态的物。从生态学的角度，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与人类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其表现形式为环境资源性的物，其价值表现为资源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言的效用。在此，物是生态资源，我们对其理解具有生态学上的意义，森林、水流、矿藏都是生物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森林可以净化空气、涵养水源、改善局部气候；水流则为水生生物提供生境、参与生态系统的水循环；矿藏是生态系统中岩石圈的组成部分、也是物质和能量的储存库，它的存在对于生态平衡极为重要。作为生态性物的自然环境，具有整体性和自我调节性。首先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人不能独占，也不能进行排他性消费；其次，环境资源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这一系统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对来自外界比较小的冲击能够进行补偿和缓冲，从而维持其稳定性。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使得人们必须考虑它的生态属性，通过建立一定的规则使其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生存将受到直接威胁。这种以保护环境资源的整体性、自我调节性为目的的行为规则系统就是环境资源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性物的双重形态导致了其对于人类的双重功能，并且其价值形态及其构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民法上的物权与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分别对资源性物的不同功能及其价值予以承认并提供了保护，民法保护的是其经济属性，环境法保护的是其生态属性。过去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以及保护的重要意义，物权法没有涉及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的问题，而是由后来建立的环境法弥补了这一不足。但是，环境资源的双重属性在理论上的分类可能成立，而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民法注重环境资源的经济形态而忽视其生态形态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现在虽有专门的环境立法解决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保护问题，但它的目的实现，却必须有赖于两个前提：一是法律对环境资源双重形态的承认，二是对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协调机制。因此，仅有环境法的实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环境法与民法的协调与沟通；也还必须有物权法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承认。目前，物权法社会化已为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承认建立了通道，并且在物权社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但目前在立法上表现为限制所有权行使的消极承认。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属性承认的积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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