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辞官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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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陶渊明辞官归隐
陶渊明辞官归隐
时代背景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主人公简介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1] 到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后，反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去来辞》、《归园田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文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一个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世、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
陶渊明的诗文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篇2：隐居后的陶渊明
隐居后的陶渊明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煮”(《杂计》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仕。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辞归的想法，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阳居丧。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4，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次年篡位，改国号为楚。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于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彭泽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归隐了。
辞彭泽县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的谥号曰 “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
篇3：陶渊明辞官原因新探
陶渊明辞官原因新探
王青
陶渊明的辞官原因，据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 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美谈。应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很符合晋朝上层社会以门第自高的风气。稍有疑问的是，此事发生在义熙元年（405），距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泽令之前，陶渊明还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职，对官场应酬应该早已习惯；而且诸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样的军府僚佐，晋见上司的礼节要求更为严格，不要说束带见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顶头上司如刘裕、敬宣，也不是什么门第高贵之人。刘裕年轻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宋书武帝纪上》），刘敬宣也是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两人都是一介武夫，与乡里小儿相去不远，不耻于成为他俩之僚佐，却耻于束带见督邮，何也？更为可疑的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之序中，却对辞官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云：
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本来准备干一年，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辞官呢？在这段记述中，绝口不提是因为督邮将至，而是说立即辞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丧。这个理由非常牵强。汉晋常例，是为父母守丧而辞官，从未有为妹妹奔丧而辞官的。实际上，陶渊明也并没有去武昌奔丧，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当时写的《归去来兮辞》中，也并没有丧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愉悦。所以，我觉得陶渊明辞官，肯定有难以告人之隐衷在。
除了督邮将至、性格不适合为官、奔程氏妹之丧三因之外，前人对渊明辞官还有如下一些猜测。第一是说渊明辞官是悯晋祚之将移，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乱之外，全其后节。王B《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说，义熙三年，“刘裕实杀殷仲文，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以去，若将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对此说深表赞成，他在注中说：“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节。”（《陶靖节集》陶澍注语）此说不值一驳。刘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距陶渊明辞官之年（义熙元年，405）有之遥。此时刘裕篡逆之迹未彰，陶渊明逆知后事岂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说，渊明曾仕桓玄，玄篡晋失败，余党率受牵连，渊明或亦因之蒙耻受谤；加上“质性自然”，“违己交病”，适值妹丧，便托辞远遁[①]。此说也不可信从。桓玄之乱甫一平定，陶渊明旋即进入刘裕和刘敬宣幕府，二人均为桓玄死敌。这说明，刘裕、敬宣全不介意渊明曾入桓玄幕府。据龚斌自己考证，桓玄篡逆之时，陶渊明正居家守母丧，完全没有参与谋逆之事，谤从何起？更何况，陶渊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此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中，对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关系丝毫不加避讳，相反却有夸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与桓家有关系而蒙耻受谤的痕迹。如果是因为与桓玄事有牵连而辞官，应该是深思熟虑，早有准备，但渊明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敛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所以此说也很难站得住脚。
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其次，我们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顾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同样是请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傣禄高，而是因为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仕之前十分贫穷，“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年《陶征士诔》），“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归去来兮辞》序）。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根本性的好转。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此时是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渊明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无论是江州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都不是肥缺，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肯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在陶渊明任官期间尚未合法化，这也就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那就要真的成为严霜之诛的对象，受乡里小儿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陶渊明为何不就。因为著作佐郎同样是工薪阶层，无助于彻底脱贫。
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在汉晋之时比比皆是。如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列传》）“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李膺列传》））范滂任清诏使至冀州时，“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而去。”（《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范滂列传》）晋朝时，王F任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晋书》卷四十二《王F列传》）刘毅“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晋书》卷四十五《刘毅列传》）所以，我很怀疑，陶渊明辞官可能是因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邮来县之前，望风挂印而去。我承认，这种推测不厚道，有厚诬古人之嫌，但如果我们对人性不抱太高的期望，就会遗憾地发现，这种推测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
篇4：陶渊明为什么辞官归隐？
在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时，有的同学问：“陶渊明怎么就不喜欢做官呢?真奇怪!”有的同学说：“陶渊明因为厌恶官场的黑暗才辞官归隐的。”现在学习《归去来兮辞并序》了，学生对课文注解上的“一直厌恶官场”之说及课文中的相关内容仍旧大惑不解。这既反映了学生受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之深，也可见出学生对陶渊明所作所为及所处历史时代的隔膜与陌生。下面拟就此谈一些最基本的情况以帮助同学们理解课文并就教于大家。
首先应该肯定地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并不是陶渊明本人不喜欢做官。第一，从家庭背景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所谓将门出虎子，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不可能不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第二，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等诗作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青年时期就曾立下“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第三，从陶渊明的个人经历看，陶渊明出生时，陶家已经衰落，所谓“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好酒的陶渊明除了必须解决全家人的口粮问题吃饭问题外还得解决酿酒用粮，而出仕前陶渊明已经“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了“酒计”、生计，出仕做官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禄米无疑是最佳途径。因而，有如此形势，再加上“亲故多劝”，陶渊明在他二十九岁时便毅然走上了仕途且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几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自觉着“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归去来兮辞并序》)，便毅然出任彭泽令。只是在任职八十余天时，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又恰逢郡里派督邮来县里巡视，听到县吏“应束带见之”的告诫，陶渊明才发下了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萧统《陶渊明传》)”的惊天大誓并于当天解绶辞官回乡。
篇5：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作文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篇6：市长为何要辞官
市长为何要辞官
温州的朋友和吴敏一告别，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吴敏一，他也不会继续他在温州官场中的“游刃有余”。
实际上吴敏一也是把升任市长作为第一目标，在这个目标变得不可能后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下海经商。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敏一等人的辞官仍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社会的变革发展到今天，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有了更多的可能。
吴敏一去意已决，转身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眼镜几乎掉下来。一位企业家握着他的手，“吴市长，保重！”这个中年男人也把脸转过去，眼圈红红。
温州的朋友和吴敏一告别，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吴敏一，他也不会继续他在温州官场中的“游刃有余”。
4月20日，这位原浙江省领导主要智囊之一，有着“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被当地政界人士称为温州施政史上高水平的、前卫的副市长，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彻底告别了政坛。
“世界上哪个正常国家把当官看作惟一甚至主要的价值取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辞官），打破那种认为当官是社会惟一价值取向的看法，‘上台为官，下台为民’，这应该是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方向。”吴敏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吴敏一辞官的同时，温州市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以及温州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也提出了辞职。温州4位要员的同时辞官立即在温州以至全国引起了震动，联想到近段时间以来江浙一带接连发生的“辞官下海风潮”，人们隐隐感到，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政商观念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个人的选择途径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单个的辞官现象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宏大而急剧的变迁。
一不小心步入政界
吴敏一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从政，“研究生毕业后，我更想在大学当一个老师或者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去当官。”
天拂人意。1984年，吴敏一在复旦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即被分到浙江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我当时有怨气，因为我当时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而且导师也很喜欢我，我真的希望当时能够留校，做教书育人的工作。”
一位熟悉他的人认为，吴敏一有学术方面的天赋，当时中国的管理学、经济学研究尚在襁褓之中，而吴显然看到了这方面的前景。
尽管不想当官，但仕途之路还是不断向他招手。在经济研究所期间，学术上的见识使他崭露头角，1989年升任副所长，1993年升任所长，1995年调任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副厅级。
对当官没有兴趣的吴敏一身不由己地接触到了政界，在1980年代中后期，吴敏一逐渐成为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经济决策智囊之一。当升任计经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之时，吴敏一更是感觉到向官场靠拢的好处。
“我在经济研究所时，最初还是想当一名学者，对当官没有兴趣。后来当了副所长发现，原来学术上的水平如果和职位联系在一起，可以有更积极的影响。”
这种积极影响体现在他可以成为省领导的座上宾，成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决策的核心智囊。时年，浙江省涉及经济改革的主要决策和重要文件不少有吴敏一参与。
浙江省“八五”规划，吴敏一便直接参与起草，“九五”规划更改由他主笔，其关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方面的见解得到浙江省高层认可。
尽管可以参与决策，空间也很大，但是吴敏一感觉到一直做智囊或者政府咨询人士，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很大的局限。“只能看见自己的想法由别人去实施，你提得再好也要有领导来采纳，采纳了还可以，如果不采纳呢？”熟悉官场规则的吴敏一显然知道，如果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走到决策前台，弃学从政。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吴敏一向领导“要官”，“换一个舞台。”不再临渊羡鱼，而是退而结网。
温州为官4年半
，年届不惑，吴敏一出任温州市副市长，40岁在中国官场绝不是“洗了睡”的年纪，如果仕途顺利很可能有一番作为。
吴敏一承认，他当时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所谓抱负在他看来就是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在官场中“周旋”，利用这个平台实现其“人生价值”，即当官就要做出点事情来。
吴敏一说他几乎看遍了中国的官场小说，他希望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为官之道。
一位官场中人分析，看过官场小说的人不外乎两种：把当官看作一种职业，当官的目的.就是向上升：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
另一种人可以从那些小说中学会排除“干事”障碍的方法，在这个体制中尽量做到游刃有余，不因“干事”而使自己处于不利位置，温州一些政界人士把吴敏一看作后一种。
熟悉吴的人称，吴敏一其实在官场中已使出了浑身解数，既不至于与众不同，又把自己的知识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到了极致，“在一定意义上，他是新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信息化和IT理论在温州的传教士。”
温州一位政界人士总结吴敏一的几大政绩：温州数码城、建设信用温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促进民营企业提高层次、创名牌、帮助温州部分民营企业进行体制创新，走科技发展之路、创建社会保障体系等。
而吴敏一最为得意的便是至今能够为温州上至政府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称道的“温州数码城”和“信用温州”。吴敏一使一个传统产业有强大力量的城市步入信息化时代，并奠定了温州今后几年不至于落后于其他城市的基础。F* ~Tj=z8[2aPKTAy p]w@|z?%pUf-D3c ~2 电子商务论文 ;q !fUIE}+ t Yu^& N (u9 Y
在和记者谈话中，吴敏一毫不谦虚地说，在信息化和IT理论方面，自己是国内的一个权威，他也认可了自己是“温州数码城的总设计师”的说法。
吴敏一也承认，数码城和信用温州建设得到了温州各界的支持，尤其是市领导和市人大，在其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自己既是发动者之一，也是忠实的执行者。
此外，吴敏一和前市长钱兴中等人在推出适度政府方面功不可没，“把政府的积极有为和市场的无为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吴敏一真正为官也只有四年半，吴敏一认为官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有在官员的位置上才能干，官员如果干事能够为好多人谋利益，而官员如果不干事或做坏事，倒霉的是老百姓，而现有的官员体系中，又缺少制衡、监督和客观的评价体制。论文市长为何要辞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人生第三步
就在吴敏一被人们一致看好时，他却在今年2月突然递交了辞呈。
在给浙江省有关部门的信中吴敏一说：“考虑到自己各方面的因素，我决定辞去一切行政职务，离开行政部门，感谢党组织多年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我还会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积极的贡献，恳请组织予以批准。”
吴敏一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希望成为下一届市长候选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如果能够成为市长候选人，就全力以赴为温州百姓多干些事情。“当得知自己不再有这种可能后，决定辞官下海。”
“我能不能当市长，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有很多方面因素在里面，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怨言，当不了就不当。”
吴敏一今年45岁，这个年龄即使这次升不了，等过几年仍有机会。吴敏一为什么这么急迫地选择了人生的另一条路？他说，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官场中体现，如果等到50岁再辞官，“从做事情的角度，50岁在心理上是一个大限，到时候精力不容人，想做事情恐怕也没有时间了。”
吴敏一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三步曲是求学、从政、经商。他决定，提前进入第三步―――经商。
尽管浙江省有关领导几番挽留，让他再考虑，甚至提出可以在省里给他安排职务，但吴敏一去意已决。
温州市原市长钱兴中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讲了三点，“第一，我也劝了他多少次，希望他留下；第二，我觉得一个人的出路不一定只有当官，所以他离开，我很理解；第三，这是打破官本位的一次很好的努力。”
钱兴中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温州的官员都怎么样了似的，“温州经不起别人的非议了！”他恳请媒体不要对此进行炒作。
尽管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此次辞官涉及两个副市长、两个政府秘书长，在温州政商各界还是引起不小震动。
“以前是一个一个的走，而这次一下子有四个人辞官，所以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温州政商文化研究者洪振宁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他断定，“这将形成一种风气。”
据记者了解，温州官员辞职经商实际上早有先例，1990年代到现在温州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已有多宗，这一名单可以开列很长：
温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国林，温州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邹丽华，平阳县委原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洞头县委原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经委原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永嘉县委原书记谢炳清，温州市委原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
洪振宁认为，辞官现象之所以在温州如此之多，首先是因为温州能提供较多的机会，其次是温州有它特有的重商主义传统，官本位意识相对淡薄。
“连有发展前途、如此年轻的吴敏一都可以不把当副市长‘当回事情’，他的辞职就有示范意义。当官、当大官不应成为一个人的努力的惟一方向。”
与吴敏一同时辞官的温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王运正，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这是可喜的现象，“我在辞职报告中就讲了打破官本位的想法，而且我也说，我这也是为机构改革做贡献，腾出了位子，二十几个老百姓就要养一个官，不需要。”
然而温州市体改委原主任马津龙并不认为辞官事件意味着官本位的观念得到了根本转变，虽然温州民间力量和市场经济发达，但“温州官本位意识并不比其他地方要弱多少”。他说，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谁也不会离开官场。
实际上吴敏一也是把升任市长作为第一目标，在这个目标变得不可能后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下海经商。显然，在仅仅只进行了20多年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中国，要根本扭转“官本位”的影响不是易事，即使在重商氛围浓厚的温州也是如此。
篇7：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故事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故事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 ，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这个小故事讲的是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
淝水一战的胜利，谢安虽然为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但是，从此东晋王朝更加急剧地衰落下去，内乱不止，动荡不安.公元4，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发兵攻入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三四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从此，东晋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但到了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后，反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去来辞》、《归田园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文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一个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世、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
陶渊明的诗文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篇8：陶渊明故事新编:陶渊明辞官以后……
话说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结果“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官场十几年的打拼，尽管在物质生活上过的比较优裕，但恶浊的官场氛围和黑白不变是非颠倒的官场游戏，把陶渊明原本对现实寄予的最后一点希望击的粉碎。终于，他痛下决心，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述志歌，一口气回到了自己山明水秀的故乡，旧活重操，当起了地道的山野村夫。
他把故居的八九间茅屋做了大体的收拾后，在房前檐后又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然后在南山脚下开垦了十余亩土地，就开始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农民日子了。谁知农民的日子决不是想象的那样自在潇洒，一年奔波于田野，有时秋天的一场冰雹就会使你颗粒无收，陶渊明本来没有真正从事过农业生产，所以他尽管也和其它农民一样在田里辛勤耕作，但秋天的收获总是令他失望，两年过后，他当官时的一些积蓄渐渐告罄，而粮食却几乎没有任何库存，家庭生活逐渐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悲惨状况，有时甚至得去和邻居告贷。
他从官场退出的时候，本来就没和家中的任何人商量过，所以回家之后遭到家里大小人的一致炮轰，但既然事已做成，家里人也只能勉强迁就他了，跟着他过起了普通人家的生活。没想到现在日子竟然过成了这样，于是家里再一次掀起了**。全家老小一致把毛头指向了他：七十岁的老母亲每天哭哭啼啼地数落，说我们家想当年是何等的威风，你的太爷官居一品，后来时气不顺，一代不如一代，你父亲早早过世，我费劲心血供你读书，本指望你来恢复我们家族的荣耀，你可有出息，好好的官不做，偏要做农民，农民没做好，我临死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了，我跟着你丢人啊!妻子连着好多天，农活不干家务也不理，甚至以绝食相要挟，哭着闹着要和他离婚，说几十年跟着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看看有了一点希望，却被他像扔一件破衣服似说扔就扔了，跟着这样的人太憋气，太窝囊，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实在难以在外人面前抬头。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本着脸，连着十天半月不和他说一句话，有时甚至也指桑骂槐地来嘲讽他，再加上街坊邻居的风言风语嘀嘀咕咕。陶渊明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连“乘风西归去，托体同山阿”的心都有了，就在他们家长时间陷入冷战的时候，已经退休颐养天年的叔叔再一次光顾了他们家，看着拥有满腹经纶侄儿家过着如此恓惶的日子，叔叔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先是附和着陶渊明母亲对侄儿进行了一通狂轰乱炸，并对侄媳妇的怨言表示深深地理解，接着对嫂子、侄媳妇和各个侄孙和侄孙女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说他保证说服陶渊明再次做官，而他们也一定不能再次以“冷暴力”甚至其它方式威胁陶渊明，然后就为侄儿的未来做起了筹划，那就是再一次做官，在陶渊明答应可以考虑做官的承诺声中，叔叔临走时给陶渊明留下了五斗米的钱，摇着头叹着气蹒跚而去。
怎么办?再去做官?自己把官场的同事朋友都得罪光了，谁还愿意引荐自己呢?更何况自己为了不走回头路才写了《归去来兮》，那可是自己痛下决心和官场决裂的标志啊，现在早流传在外，再回官场，自己的脸往哪里放?唉!生性洒脱达观的陶渊明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自得的神情，终日只是唉声叹气，而母亲和妻子在不停地催他启程。去找谁呢?他猛然想起了现在官居征北大将军的檀道济，想当年檀道济非常欣赏他的文才，曾一再要他留在身边，被他婉言谢绝了，也许到他那里还能谋个差事。陶渊明于是起身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北部边疆的前线打听到了檀道济的消息，经过层层审查在一个很大的军帐里陶渊明见到了檀大帅，檀早不是当年的小将领，现在手下有精兵十万，正在和柔然交战，对陶渊明早没有一点印象，当陶渊明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时，檀拍了半天脑袋才哈哈大笑，说终于想起来了，没过现在战事紧急，每天刀光剑影，在这里文人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另外，军粮也很吃紧，想留在这里最少也得捐献200石粮食。陶渊明心想我有这么多粮食用得着来寻你吗?之后客气了几句，走出了檀道济的大帐……
在返家途中，陶渊明终于又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最知心的朋友嘉正重，想当年嘉是他的副手，两人经常一块喝酒，大骂官场的黑暗，并发誓一同离开官场返归田园，可在最后嘉临时改变了主意，又留在了官场接替了陶渊明的职位，听说后来因为政绩突出现在早升任了六安郡守，到那里也许能谋到一碗饭，想着这些，陶渊明早不顾什么颜面急急向六安赶去……
到了六安的郡守衙门正赶上了中午下班，他在衙门口窥视了半天也没看到嘉的出现，一打听说前几天就去道里开会了，三五天可能就要回来，陶渊明在一个小店里勉强住了下来，每天不定期到衙门里打听，第五天的下午终于听说回来了，他高高兴兴地去拜见了当年的这位好朋友，一见面嘉差点把陶渊明拥抱死，说这几年可把他想死了，说着就让衙役把好烟好茶端了上来，晚上就在郡里最豪华的酒店招待了陶渊明，饭后还要请陶渊明洗桑拿，陶渊明说不必了，于是回到了嘉的单人宿舍，渐渐地陶渊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嘉的谈话兴头一下减了许多，变得支支吾吾……第二天他说自己还要出差，给陶渊明带了二两银子的路费，急匆匆地派人送走了陶渊明。
陶渊明骑着一头羸弱的毛驴垂头丧气地向家的方向走去，三天三夜后，来到了当年做县令的彭泽，景象比当年更加不如，一群人正在一面墙上挤着看，原来是由于前线战事吃惊，政府紧急招兵的告示，所招兵的年龄限定在12---70岁，自愿参军者家里可得到政府一年补贴的三石小米，看着这些陶渊明的眼睛湿润了，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咬了咬牙，在街上五两银子卖掉了毛驴，在招兵处填写了档案资料，托在这里开店的乡人把三石米和六两银子捎回家里，自己跟着军队开向了前线……
作者：王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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