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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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
三
社会主义激情，在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图像没有人能够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时代出版发行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初期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和语言，这些经典的画面和语言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国官方传媒的宣传报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记者李普的电讯稿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参加这个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30万人。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列满群众和飘扬着红旗的人民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14
1951年10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了一则报道，他报告说：“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阵地欢度祖国的国庆节。10月1日，天还没有亮，前线阵地上就沸腾起来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战士，一起床就欢乐地说：‘这时候我的妈妈该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门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里，战士们在壁上挂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点多钟，有些单位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便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祝典礼的实况。他们的心情像亲临天安门广场一样的愉快。15
这些报道，都有热烈的场景描写和情绪渲染，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新国家都怀有无比热爱的激情。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人民和“大救星”的关系、战士和祖国的关系，其水乳交融，不能分离，在这样的报道中都给人以出自内心的迸发感。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传播过程中的感染，它所叙述的场景不能说不是客观和真实的，但一经语言的渲染，它便具有了真实场景所不具有的诱惑，它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并在传说中演变为神话。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象征的场所，人们一想起它，就联想到庆典、狂欢、红旗招展、人潮如涌，领袖虽然远在城楼云端，俯瞰着人群招手致意，但人民并不觉得这是距离和等级，仍然会感到幸福，感到领袖和自己在一起并向他发出狂热的欢呼。这就是“广场文化”的魅力所在。“广场文化”不只是对亲临者产生魅力，对不能亲临的人来说，因传说而产生的魅力更会成倍地被放大。在朝鲜战场上，对天安门广场的想念由那位北京籍的志愿军战士说出，就更具有了不同语义：一方面，他的“出身”使他具有了话语的优先权，他的出生地就是天安门的所在地，他言说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倾听者”在言说者并非刻意的表达中，调动了更多的想象，而想象的模糊进而演化为神秘和崇拜。因此，话语权利的拥有者和倾听者之间——传播和接受之间，是存在着心理学意义上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
天安门的欢乐场景、翻身农奴欢迎解放军、远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怀念，就是传媒中的社会主义的经典形象。但是，如果说这些形象因其政治意义还多少具有“象征性”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形象，则以更感性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实施。《土地改革法》从颁布实施到1952年，除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部完成。农民参加了斗争地主分田到户的运动。他们焚烧了租约、地契、高利贷，拔掉了地主界碑，丈量的是分给自己的土地。他们领到了土地证，领到了耕牛和农具的同时，也领到了对社会主义无比感戴的心情。8月26日，新华社特派记者报道说，“在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山西太行山区，经过了土地改革和初步的建设工作，广大乡村改变了过去的贫苦面貌，千万个富裕的家庭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报道进一步叙述说：“记者进入山区正值春末夏初的时候，一个农民指着村边的树木说：要是在土地改革以前，现在这时节树上的叶子早被吃光了。但现在在这个所谓青黄不接的季节吃糠咽菜的已经没有。平顺县川底村去年是个歉收的村庄，村上保存着八石义仓粮，准备接济缺粮户，但粮食一直保存到新麦登场，一升粮食都没有借出去。许多农民用下面的谚语来赞美他们今天的伙食：‘早晨金皇后’(一种新推广起来的玉蜀黍)，晌午169(一种品种优良的小麦)，晚上玻璃秀(一种小米)。这样一个食谱，在过去，在土地改革以前只有占乡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可以享受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简直是不敢想象的。”16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到处是一片升平美好的田园风光，在传媒中得到了突出的表达。
1951年2月，政府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工人开始享受劳动保险。上海国棉12厂的一位62岁的老工人领到保险金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年62岁了，已经做了50年工，本厂也做了30年。从前工人像当牛马，解放后，样样事情都好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老工人有养老金。这是毛主席领导得来的。我一定在生产上加劲。打倒美帝国主义，保住我们的好日子。”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城里的工人开始用“铁饭碗”吃起并不丰盛的“大锅饭”。17
这些报道并不是个别的。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变革的弥漫性展开，新生事物和新的景象被不断播散开来：“全国日用品价格降低”、“陇海铁路全线修通”、“玉门原油开始东行”、“鄂伦春人第一次看电影”、“我国自制飞机成功”、“上海市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向秀丽舍身救工厂”、“西藏木犁即将绝迹”等等。这些消息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带来的都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消息：工业战线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社会主义将以神奇的创造力改变中国的面貌；人力车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等级和身份在新社会的消失；西藏木犁的绝迹所要诉说的是，即便在遥远的边疆，陈旧的生产方式也即将成为过去；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英雄可以以身许国。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消息，不仅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形象，同时，它在不断传播中演变为“人民记忆”。他为人们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才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欢乐。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比现实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激进理想和改变现实的急切诉求。
我们还发现，传媒在塑造社会主义形象的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新的言说方式集中地体现在它的修辞方式上。现代修辞学特别注意研究倾听者和读者，它关注语言创作或发生的过程，也关注话语分析或解释过程。它要求通过语境来考察话语，把话语内容看作时间、地点、动机、反映诸要素的综合。按照修辞学派的观点，修辞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言语说服对象并激发或增强人们对某些论点的同意。社会主义的传媒并不回避自己的功利诉求，在实现这些诉求的过程中，包括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会议报告、社论等不同文体形式的主流，事实上都在没有宣告的规约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修辞方式。这一方式的来源于中国说来，就是毛泽东文体。但是，毛泽东文体中存在的象征、对比、承诺以及对未来事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和鼓动性，我们在无产阶级导师的经典作品中同样可以读到。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列宁《纪念赫尔岑》)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欧仁·鲍狄埃》)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只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中，类似的表达随处可见。他们的文章充满了澎湃的激情，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现实的肯定和自信，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也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写作”。这一文体对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者和农民阶级来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被这种激情所点燃和激励，于是，他们不仅纷纷参加、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随之产生了对革命的认同和献身的冲动。后来，我们在许多不同文体的写作中，特别是在社论、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新事物、新人物的热情的倡导或诗性的礼赞，这些人与事都被赋予了极其壮丽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义，它们在传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敌对势力的腐朽、堕落、绝望，在对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记者这样描述了岛上的情形：“我们走进了一个像披瘟疫劫掠过的世界。一只惊慌的猫，突然从我们面前跳过。裸体女人的照片和光头的蒋介石的画像，出现在塌了顶的阴暗的屋角处。在一个拐弯处，我猛然看见在一块白屋墙上画着一个被头散发的女人，她手里捧着一个大酒瓶子。我们从飘飘的白纸堆里，看到有的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残酷的光阴哪，度过了我青春的光阴!’‘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闷、忧伤、孤岛飘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这一景象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传媒受众选择什么，就已经不是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体策略和修辞风格深刻影响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传媒中不断地普泛化。因此社会主义的进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满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形象，就在传媒中被塑造出来。
①②③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版4-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82-83页。
⑤⑥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1月版262页，264页。
⑦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页。
⑧约·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41页。
⑩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07页。
11?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数字，他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国民收入在1958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见该书486页。
12?同上，489页。
13?14?15?16?郭超人《国内新闻选1949-》，新华出版社19版1页，20-21页，22页，6页。
17?《读图时代》第三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6页。
18?同注13?，53页。
篇2：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20世纪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国际共运也因此跌入谷底。这一事件，使西方主流理论家获得了重述历史的可乘之机，弗郎西斯·福山幸灾乐祸地断言：“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切，或许不仅仅是冷战或是一个战后历史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束，而根本上就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已经开始适用于全世界。”①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在美国肤浅的记者那里被成倍地放大为“我们能够回答柏拉图的提问”。这位名叫查尔斯·克劳特哈摩尔的人声称：“自柏拉图时代就困扰着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说：“几千年来，人们实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结束这一千年了，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已经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这位记者对社会主义的判词显然宣布得太早了。他们不仅遭到了仍处于社会主义政体的中国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同样的怀疑。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理智地回应说：“实际上人们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人们自问，是否我们的现在就是历史老人脑中下一个荒谬的念头呢?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拯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完全不可想象。”玛利昂接着指出：“确实，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古老的人类理想的集合体：社会公正，团结与共，解放被压迫者，帮助弱小者，社会主义是不会消失的。”③这样的声音，与西方主流的“历史的终结”或者西方不战自胜的神话，以及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起的趾高气扬的新意识形态相比，显然要冷静和理智得多。
玛利昂对西方主流理论家的回应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的想象，虽然不能替代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会主义已经出现的失误和闻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描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怀忧虑和深刻的不信任，为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激情时代的回顾和检讨，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
一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国民党政府已经形存实亡；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统一认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对新中国未来的构想，事实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主要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各阶级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要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属于人民的范畴。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他根据中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接受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建国纲领的政策基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时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纲领还规定了建设新的思想文化的目标，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它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允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只有“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④这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路线阐释，基本上确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对于刚刚迈入共和国的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民族和阶级的斗争中，民众理解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是切近并且切实的目标，革命就是翻身解放。但是，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并不熟悉的生活秩序中，社会上的人与事还未形成一个明晰的“分类目录”。因为“政体的分化也意味着一个独特而鲜明的政治行为文化模式的分化，因为旧有的、非专门化的模式要么太含混，要么太具体，不能提出一个政治体系所要求的那类指导。它们或是用先验的意义来束缚政治行为，或者用习惯判断的空洞现实主义压抑它的政治想象。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最普遍的文化导向和最切实可行的‘实用’导向都不足为政治进程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时，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及态度来源的意识形态才开始变得分外重要。”⑤民众作为一个散乱的群体，他们传统秉性是选择自己利益的“代言者”和保护者，并以无言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统治者“代行”。在他们尚不明确如何迈向未来时，普遍的“迷失”就会发生。“面对这种迷失，原来接受的权威、责任及民权目标似乎极为乏力。寻求一个借此对政治难题作出分析，思考及反应的新的符号框架，无论其形式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君主专制主义、折衷主义，或是各种重建的传统主义(或者更普遍的是，以上几种的混合物)，因此就变得极为迫切。”⑥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
这个新的道德首先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平等，而且这一平等的解释始终是面对工农大众的。平等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对未来的许诺，使初建的共和国如千年盛世般地充溢着社会主义的激情。它也因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进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比较工业化的国家。”⑦这种巨大的成就不仅为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量，提高了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民族带来了自信力和自豪感。社会主义道路的效率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显示了它无可限量的光明未来。因此，有了民族向心力和平等感的广大民众，就不能不认同共产党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因。
经济上的成就，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极为现实的一面，“五年计划”的不断制定，标示了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但毛泽东同时还有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强烈期待，这一期待不仅难以制定像经济现代化的“五年计划”一样的时间表，同时它也是一个不断被修订中的想象。这就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工程一再延宕以至遥遥无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总是以“运动”的方式出现的。而每一次运动又总要以“淘汰”部分人作为代价。但是，无论涉及那一领域的运动，民众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运动的对象。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党内官僚、腐化分子、右倾分子、知识权威等，都是在号召者有目的的引导和民众呐喊声中灭亡的。不断的运动不仅实现着“社会主义新人”的进程，同时也不断地刺激、激发了社会主义激情的高涨。民众在高昂的参与情绪中找到了“当家做主”的体验。因此，普通民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与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比较起来，即使到了90年代仍然要强烈得多。当然，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民众那里的认同，不止是对经济平均主义的怀恋，也不止是对虚幻的“当家做主”的怀念，那里既有他们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最初印象和集体记忆，同时也隐含着对已逝岁月远为复杂的想象性建构。在90年代，与迎合怀旧思潮相关的大量“红色文化”印刷读物的出现及影视节目的重放，虽然具有明确无误的商业诉求，但同时也是消费和需求的社会心理基础呼唤出来的。?
二
民众普遍高涨的社会主义激情，不仅与蓬勃发展的现实中国有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背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成功地示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可能性。它不仅在欧洲、亚洲引起了争相学习的冲动，而且也同样引起了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的景仰和热爱。以至于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于1960年12月访苏期间，发表了如下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的言论：“我们在这个国家渡过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个国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没有一天不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经胜利了43年以后，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苏联的公民，竟没有一个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有高度的政治修养。这是我们在各地切身体会到的。”在格瓦拉的心目中，“苏联……。使得拉丁美洲各国，即使不是它们的政府，至少是它们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苏联这个国家才有，并且是从这个国家传播开去的。”⑧格瓦拉6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与前中国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如出一辙。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情，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仅是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同时，苏联文学艺术所建构的苏联形象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称苏联为“老大哥”，年轻人崇拜左姬、舒拉、保尔，以及托尔斯泰以降的所有俄罗斯／苏联的文学艺术巨匠，而且，女青年穿“布拉吉”，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羡慕“集体农庄”和“喝牛奶吃面包”，《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北京美专的学生们在北京街头悬挂起巨大的招贴画，上面写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北海溜冰场上，青年们欢乐地打闹并用俄语大声地交谈。苏联是那一时代无可替代的榜样，以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制定的。但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不为民众所知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的趋势，反而导致了公开的决裂，中苏蜜月终于结束。
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划分，以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对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使不同角落的人民相信苏联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性。两个阵营的划分，不止是社会道路，意识形态的明晰界限，它同时还隐含着具有民族独立屏障的巨大功能。事实上，维护民族的独立性，一直是社会主义激情最具活力的泉源。这不仅是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民众动员的可靠情感话语资源，同时也是在国际共运内部斗争中，在国内获得文化领导权的最具号召力和点燃激情的口号。事实上中共同苏共的分歧早已存在。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着重强调了苏联的教训，并重述了苏共留给中共的不快记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⑨苏共对中共历史上的轻慢以及在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要求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权，在确定双方货币比价时，强行压低人民币比值提高卢布的比价的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国际关系的问题：“苏美1955年在日内瓦和1959年在戴维营的最高级会谈，与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缺乏外交承认形成对照。伴随苏联强调‘和平共处’而来的，是对核时代的战争冒险的警告。这以为着苏联默认美国对台湾的防务义务，它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同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免于最后失败。在南亚，正当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端爆发为与西藏叛乱相连系的武装冲突时，莫斯科却向新德里求爱。更远一点说，中国自命亚非会议的领导，而苏联则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怀有野心。甚至苏联花相当大的代价获得的缓冲地带东欧，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别是在1956—1957年，有的东欧国家领导把寻求中国的帮助作为向莫斯科讨价还价的手段。到60年代初，这导致北京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克里姆林宫。”⑩意识形态裂的同时，苏联撤回了全部专家，停止了对华的一切援助，在中国惨遭自然灾害的时候，苏联的这一手段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也同样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反对“修正主义”是那一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它从反面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强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空前热情。
当然，社会主义激情和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普遍存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主义在共和国童年时代的胜利。无论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多少不同的评价，很少有人对1949—1978年间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发展提出有力的批评。即便有人认为这一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损害或起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数字表明，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1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段取得的成就，是在没有多少外援和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力更生实现的。莫里斯·梅斯纳引用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功能的巨大成就。”莫里斯接着指出：“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杀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12莫里斯的这一劝导，对于我们重新评价曾经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
篇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与正义的学习心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与正义的学习心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与正义的学习心得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不懈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公平正义的朴素含义包括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处事公道、态度公允、利益平衡、多寡相匀等内容。作为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涵，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与西方国家公平正义不同的是，我国是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
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法治的全部，法治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实施，在执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只有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在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成为吸引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所有这些都是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标志。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只有致力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和谐。
三、公平正义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迅速增长。但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够维护公平、彰显正义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如果漠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对各种社会不公听之任之，不去努力改善和消除，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
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重任，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政法工作是各类社会关系、矛盾、纠纷冲突的调节器，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窗口，也是实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通过执法活动实现、维护公平正义寄予厚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此相比，政法队伍在思想观念和实际工作中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公正执法，理念先行。必须大力加强公平正义理念教育，引导和促使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更好地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一方面，在立法上，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另一方面，在执法与司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到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实施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可以感受得到的结果。
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去执行，再好的制度也会打折扣，还可能走向反面；而如果执法不公,再公平的法律制度也是空谈，只会离公平正义越来越远,而不可能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要求我们每一名司法行政干警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
一要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品质。践行公平正义理念，首先要在思想上、情感上想公正。这种对公平正义的诚挚追求，是肩负起公平正义使命的动力源泉。公平正义又是善良和爱心的艺术，要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工作中体会到公平正义的温暖，不仅需要我们有一颗公正之心，而且要有一颗善良之心。
二要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勇气。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司法环境虽然有很大好转，但许多方面还不很理想，执法中时刻面临着来自权力、金钱、物质的各种诱惑，经受着权与法、钱与法、情与法等各种考验。作为一名干警，在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中，要始终把社会利益放到第一位，树立为公平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职业和人生价值所在。只要具有为公正献身的精神和敢于公正的勇气，就能把自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贯彻到实践中。
三要有维护公平正义的智慧。公平正义是智慧的艺术，司法行政工作是一个综合运用社会学、法学等各学科知识的过程，是集政治意识、法学知识、专业技能、社会阅历等综合素质于一体的高层次创造性劳动;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条文，而是要在办案中融入我们的法律思想、法治理念和工作经验，实现法的终极关怀和内在价值。所以，作为一名干警要养成良好的学习研究习惯，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勇于实践，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熟悉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这样才能真正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
公平正义的理念，内容十分丰富，内涵博大精深。需要政法机关、政法干警不断学习，加深理解，掌握其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能在执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自觉弘扬和坚定践行，就能使公平正义的理念深入人心、惠及社会。
篇4：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
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注1)。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拉萨尔、J.S.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劳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 “中产阶级”的不同处. 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注2)。”
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注3)，是不可能存在的(注4)。换句话说 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中国农村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村庄集体所有。现行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农业土地租赁（30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家庭得到多少租赁的土地，这是和家庭的人口数量一致的。村庄的每个成员，不管年龄和性别，都可以分得相等的土地。土地由村民委员会(注5)租给家庭，在80年代早期租期是5年，1984年延长到15年，1993年延长到30年。因为家庭的人口随着时间过去，婚嫁的进进出出，出生和死亡，而不断变化，村民通常每3年对土地的.租期进行小的调整，每5年进行大的调整。
相当一部分西方左翼人士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放弃人民公社以后，“农村”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一种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带有它的希望和内在矛盾．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试图在巩固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加速城市化. 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之一就是在不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这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农业观的突破.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1899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1895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1919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1920和19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穆勒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
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语。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竟然处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的核心。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穆勒(注6)，却是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关键人物。y? :d @_ 5~i]:2X NrFaG 6v Iee“e, 学位论文I@ qZ .G -*r= NOiZ?}3”[s^ 3
出于对他同时代的工人合作社发展的关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开始研究有限责任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合伙企业（PARTNERSHIP）中所谓的“两合”（EN-COMMANDITE）形式。在英国，这种特殊的合伙企业形式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根据这种组织形式，积极的合伙人坚持把责任和其职责联系起来，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昏昏欲睡的”合伙者则承担有限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对企业的经营负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鼓吹这种合伙企业形式，因为它可以允许工人组成协会“来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商业活动”，它也同样允许“富人贷款给穷人”，因为富人在此是“昏昏欲睡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者。穆勒指出：
“没有人能逻辑一致地谴责这些合伙关系，因为这就如同说没有人可以凭借钱从事商业活动。换句话说，在商业和工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否定劳动者的合伙制，就是主张商业利润应该整个地被那些有时间积累的，或者有好运气继承资产的人所垄断，很明显是荒谬可笑的(注7)。论文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1850年，穆勒在英国国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储蓄投资特别委员会上作证。他建议为股东建立一种承担一般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因为它可以促使财富更加自由地借贷，以支持穷人的事业。而穷人由于有机会把他们的储蓄投资于生产者或消费者合作社，也从中得益，而不必担心无限责任的倾家荡产的风险。由于穆勒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努力，英国国会通过了《1855年企业一般有限责任法案》。
有限责任的系谱几乎为当代经济学家所遗忘。重申这经济史上被遗忘的一章的意义在于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股东仅仅具有“有限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作为“私人业主”并不承担期望要他们承担的全部风险，因此他们并不能享有公司全部的利润(注8)。换言之，股东并不是唯一的风险承受者。职工的仅与公司挂钩的人力资本也在经受风险。此外，股东可以通过让不同的公司分享其有价证券来使他们的股权多样化，但是单个的工人却不能同时在几个公司工作。据此可以说，职工的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多样化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工业广泛开展的制度革新――“股份合作制”――开启了大门。
詹姆士・米德和中国的“股份合作制”
詹姆士・E・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现代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GNP）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凯恩斯的学生，米德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的启发。 (注9)他总是把他的纲领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米德的纲领旨在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好特征结合起来。在制度设计上，它主要有两个部分：“劳资合股企业”（“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S”）和“社会红利”。
劳资合股企业
根据米德的设计，外部的股东拥有资本参股证（CAPITAL SHARE CERTIFICATES），内部的工人拥有劳动参股证（LABOR SHARE CERTIFICATES）。这个计划的运作机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
“在劳资合股企业里，工人和风险资本家作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股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业中则拥有劳动股。劳动股有权和资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红，但是它们依附于每一个单个的工人合伙者，当他或她离开企业时被取消。如果劳资合股企业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没有分红而是用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本股，其价值等于他们牺牲的红利，将分配给现有的所有资本股和劳动股的持股者。劳资合股企业的协调极大地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通过提高其持股者红利比率以提高某个团体境况的决策都将自动提高其他团体的持股者的红利比率。”（米德:《自由、平等和效率》（LIBERT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纽约大学出版社，1993，85-86）
除了有利于调整外部股东和内部工人的利益外，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在把灵活性引进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另一重要优势。现行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工人的高工资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为代价，而这意味着产量将因低效率而减少，就业水平则低于潜在的充分就业。当劳资合股企业用劳动参股证来代替固定的工资分配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就引进了劳动力市场，而后者在这以前是以工资的下降刚性为特征的。
在中国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进步”力量不去模仿西欧施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很重要。西欧社会民主党早已失去激进的灵感。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去挑战和改革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式，而仅仅致力于缓和结构性分割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许多如劳资合股企业这样的激进的体制改革，以弥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不足。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仅仅是说明这一普遍观点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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