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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老舍文化心态的影响

2023-12-26 08:47:2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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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老舍文化心态的影响

篇1：儒家文化对老舍文化心态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博大精深，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也有“官本位”的等级意识，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起到了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

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多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少情绪上的偏激：“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1】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重义轻利”这样正面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这样具有双向导向作用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体系的内容不仅作为生活理念被老舍所接受，而且其正面意义被老舍转化为了自身的内在品质和责任感。

对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体系的负向作用，老舍曾在他的作品中以犀利的笔锋给予无情的揭露：老张处理任何事情都透露着圆滑，情况一变，态度也立刻随之一变，但是老张最后仍不免陷入作茧自缚的困窘(《老张的哲学》);张大哥请客圆场样样精通，最后却自己都向不清楚为什么，屈辱地让别人把自己的儿子绑架了(《离婚》);祁瑞丰自诩在全家上下成员里最聪明，办事最周全，最后却是汉奸的应有下场(《四世同堂》);牛天赐在父母的“教导”下，高不成低不就，老舍以令人捧腹的笔调描写其笨拙可笑。

而一旦天赐靠自己的力量讨生活，以自己的见解去面对生活，处理事情，老舍又对他不吝赞美之词(《牛天赐传》);祥子在奋力追求生活，品格刚正耿直的时候，老舍美赞其为“沉默、坚忍的树”。

而当祥子一旦没有了内心的“正”，只剩下了处事的.“圆”，靠处处撒谎骗取钱财的时候，老舍对曾经赞美的祥子也毫不留情，给予了犀利的鞭挞。

对于国人将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片面演绎成“外圆内不方”的品性，老舍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彻，历来已为读者和研究者所感受到和认可。

尽管如此，对儒家文化负面作用的批判并不妨碍老舍对儒家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

老舍穷苦的出身使他一开始就习惯于站在一个平民的视角上去感知周围的事物。

母亲以身作则的良好教育，使老舍在接受儒家文化理念的时候，本能地倾向于厚重轻义的伦理取向，清雅高洁的生活情趣以及既刚且柔的文化气质。

《一筒炮台烟》中的青年教师阚进一宁愿穷困拮据的生活，也不肯失去自己清白干净的操守;辛永年突破传统伦理观念中的香火观念，劝自己的儿子从军报国，自己则毫无保留地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奉献给教育事业(《桃李春风》);《国家至上》中的教师黄子清，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心要和回族拳师张老师联合抵御外辱。

回族拳师张老师，尽管因为私人问题拒绝与黄子清和好，但是在中华民族存亡面前，终于觉醒，放弃了个人恩怨。

老舍对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价值观念的人物给予充满赞扬和敬佩的笔墨。

老舍为文如此，为人也一样。

在老舍少年时期的文化构成中，作为必修课程内容的古典诗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自少年时期起，陆游、杜甫、屈原等就是老舍最崇敬的诗人。

这不仅因为他们有诗才，更因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楷模，是一种民族气节与忧患意识的人格载体。

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己人格的心理模式。

“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一点气节”。

【2】“七七”事变之前，老舍一直过着教授兼“写家”的平静的生活，不参与任何文学上的党派的斗争。

这并不是说老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之人。

抗战爆发后，老舍显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1938年，老舍参加“抗战文协”时，在“入会誓词”上就有这样一段话，“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他人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些，我确实做到了。

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何。

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意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3】在老舍看来，作为国家的公民身份比作为文艺家的作家身份更重要，以笔为枪创作出维护国家尊严的文字比写出传世的文学作品更重要。

从1937年到1945年，8年时间，老舍跟随抗战情势的演变辗转各地。

无论在什么样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老舍都不放松以手中的笔宣传抗战和鼓舞士气的责任。

在抗战时期的120多部多幕剧中，老舍创作的9部话剧占了8%。

单从数量上说，这也是很可贵的贡献。

“中庸之道”也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中庸的哲学，造成了老中国儿女不思进取、保守落后的一面。

然而这一价值观也有正面的意义，造就了老舍“外圆内方”的性格。

“圆”是老舍待人处事随和、宽厚，“方”是老舍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立场坚定。

老舍在抗战时期不介入派别论争中，自己只坚持做“抗战派”。

这并不是说老舍没有是非原则，而是在老舍看来，各种派别、论争的最终焦点就是为抗战服务。

既然如此，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一致抗战才是最大的政治。

1938年，老舍扛起“文协”负责人的大旗。

在艰苦的物质环境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老舍不保守不冒进，顶住了来自敌人的压迫和其它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以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

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积极意义传达给老舍的为人做事的积极理念。

注释：

【1】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300页。

【2】老舍：《八方风雨》，1946年6月20日《书报精华》第18期，《老舍全集》第14卷，第375页。

【3】帅彦：《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北京：中华书局，，第225页。

篇2：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影响

影响企业管理者

影响企业管理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基础和前提。通常来说对于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而言，借助于儒家的管理思想内涵大多是十分丰富的，并且其内容往往也涉及到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诸多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对于划分“修己”和“安人”，即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两部分。其管理活动始于“修己”功夫，终于“安人”行为。即我国传统文化会使得诸多企业管理人员以实现自我管理为目标，然后在这一前提下推己及人来实施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

影响企业文化建设

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文章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通常来说，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文化的发展是其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且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良好的企业文化还能重视研究企业的氛围和发展的规律，从而能够使得企业文化和管理的发展符合客观实际。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还体现在企业激励制度的建设和企业领导风格的形成等非硬性文化指标上，即在这一指标的完善过程中中国优秀文化的渗透可以起到超乎想象的良好作用，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水平的有效提升。

影响企业经营战略

影响企业文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核心内容与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企业在每个阶段中所主张的经营战略都是不同的，这一部分是受到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企业不容忽视的是企业管理层也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以其中的经典思想作为一种依据来制定企业下一阶段的企业经营战略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论文。举例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没有产生出独立的管理理论，但深含于中国传统文化浑沌整体中的管理学问是丰富的，它影响着一代代企业家去探索企业成功经营发展之路。但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的精深武库，可唯有以当代更广阔的全球眼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创新，同时须接受现代的西方组织与科学管理的“启蒙与洗礼”，才会对企业管理学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企业经营战略可靠性和精确性的不断进步。

篇3：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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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文化作为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代表，作为主流的传统中国文化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对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延续，对创造力的发展都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基因”里对创造力的消极作用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毕竟儒家文化更多的是关注人际的和谐，而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追问与征服。

关键词：儒家文化;消极影响;创造力;积极影响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思维特性，而且在行动中彰显。作为中华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创造力之间在功能上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导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创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创造力?德国的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认为，“从词源上来看，创造力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东西”[1]14。这个定义基本体现出了创造力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展现其具体的内容。《辞海》中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新，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2]517笔者认为《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比较确切具体的。

二、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够“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的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协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确，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历史的“不衰”。这种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国人过早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为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倾向奠定了文化基础;因为，统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会再次迅速分裂。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统的时间要长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是稳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伦、尊崇礼乐;这些被后来的儒家逐渐发展成伦理纲常，更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为发展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有利于物质生产，有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才有可能。总结、改进生产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四大发明”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了。

物质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以后人们才有相对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艺术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体现了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便开始是敌人，最终也可能被我同化，成为我们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不断充实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对于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很有益的，当然也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与境界，难道这里没有创造吗?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样入世的“小乘佛教”，这也是包容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在这样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不胜枚举。

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说明潜伏在儒家文化内部的某些消极作用已经显现，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历史。

三、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1)“仁”“义”“中庸”的理念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继续对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论。渐渐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德性修养，都以正人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人对事，人们强调“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矛盾习惯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总是向外苛求他人。这种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过于关注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对自然的关注，对外在的追问。长久以往，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就会停止不前，也就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所谓“义”可以理解为韦伯那里的“价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关注“价值理性”，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没有西方那么彻底，外在的创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约。工具理性把人当成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也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总是过犹不及。这种处世方法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质。可是如此的处世方式很容易产生对知识的不求甚解。这种态度不能把对知识的渴望发挥到极致，容易把好奇心给抹杀了。果真，不走极端、不敢追问，如何能有更多新的发现。殊不知正是“极端”才产生了德国哲学的辉煌，尤其是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国;因为德国人只要一谈问题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常常无穷地追问到本体论的层面。由此可见德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认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这般，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它的影响。比如：德国人在制造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德国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国的这种在制造上面的创造力想必国人无人不知。与之相反，国人却总是偏爱“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们在制造业上的创造力才很难彰显。

“中庸”的理念直接产物就是“谦虚”。当谦虚成为美德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张。不张的个性很难产生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关键。要知道“不破不立”，创造就是“立”，没有怀疑精神去“破”，哪有创造的“立”。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三从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2)家庭伦理与耕读方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从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国家之后，家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国法、家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说并行不悖。钱穆先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讲求的伦理过于强调远近亲疏。这样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预示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所谓“家丑不外扬”，便是此理。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经验、技巧都是家传的，几乎不外传。这很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保存、推广与创造，最终导致很多技术、文化成果失传：神医华佗的重要的医学著作《青囊书》已经失传，诸葛亮的“车水马龙”也难以复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国是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本业，而商业是末业。这样长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到后期又闭关锁国，因此海外市场也没有了。没有广泛的市场交换也就阻碍人们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产生了，如果没有向外拓展的市场需求的诱导也很难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比如指南针西方用于航海，而我们用于“风水”;西方用火药研制武器，而我们却只会制作鞭炮。

说到读书，中国人自古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读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讲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学问，关注人际社会而不太精通自然学问。人际关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们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却是大大不足。为了在科举中夺得头筹，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旧思想、旧学问，可以说浪费了大批的最优秀人力资源，极大地减少了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在考试的内容上多是“本本主义”，并不太注重实践的知识，甚至鄙视劳动实践。因为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实践，创造力谈何容易。

(3)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的话似乎是在批评贬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内容无疑是对的。西方哲学思考喜欢用概念、知性范畴、逻辑来阐述分析问题;中国哲学理解、分析问题凭借的是直观的生命体验而非逻辑。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够直达知识本身。可是，没有理智的分析过程，这种知识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国文化早熟也正体现在此。这种早熟早期有优势，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势。要知道没有逻辑的演进过程，直接一步登天，虽然快，但毕竟不稳。就像盖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作为基础，自然是不能稳固的。所以，尽管开始我们成就非凡，到后来就一败涂地了。西方人虽然晚熟，可是在坚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终于建立了现代科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此“分析科学”战胜了综合的理性，中国渐渐开始落后西方了。

“风水轮流转”，虽然西方文化在创造力方面，在近现代表现出暂时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那种内在的“冲突”“异己”的特性终究不能取带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再次显现其在创造力方面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海纳特.创造力[M].陈钢林，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4：英国文化对老舍作品的影响

英国文化对老舍作品的影响

中国作家老舍是一位东西方公认的语言大师。作为一位勤奋而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和其他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一样，其创作与自己的生活、中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基督教的影响

老舍于1992年在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他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入教后努力汲取该教服务社会的救世思想。后来，他把自己的名字该为“舍予”，显然是受到基督教舍己救世思想的启迪。在其作品中，无不体现着这种伟大的精神。比如：《猫城记》中的大鹰，《赵子曰》中的李景纯都带有基督教式的牺牲精神。《大悲寺外》塑造的黄学监，又是一位极具基督的宽恕精神的人。

由于对教会生活十分熟悉，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他还刻画了不少极为生动的基督徒的形象。例如：《二马》中的伊牧师，《正红旗下》的牛牧师都是他着力刻画的外国传教士形象。他在温婉的讥讽笔调下，针砭了洋牧师的虚伪卑劣。还有一些吃洋教者的形象，他们倚仗教会的势力敲诈勒索，鱼肉百姓，作恶多端。老舍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了这些中国人中的败类。如《柳屯的》中的柳屯的，《正红旗下》中的多老大，《二马》中的马可仁，《老张的哲学》里的龙树古等。

但是，在他批判那些伪君子和恶人的同时，还刻意塑造了一些有理想色彩的人物，突出其人格的伟大。这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们的言行透露出了浓郁的基督教意味。在他们的身上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基督教的宽恕、牺牲、博爱等精神。例如：《大悲寺外》中的黄学监，《猫城记》中的大鹰，《黑白李》中的黑李和白李等。

基督教对老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物的塑造和刻画上，他在构思作品时，也巧妙地运用了基督教文化的典故。《猫城记》以寓言体的手法讽喻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国民性的病态;该小说引用了《圣经》中的“手指书文于壁”之语结构篇章。在《新年的梦想》的征文中，他写道“……糊涂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大有希望……糊涂的是永生的，这是咱们。”这里他引用了《马太福音》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用耶稣之语来抒写自己对当时国事的失望和愤懑。

老舍，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努力奋斗着。在抨击教会阴暗面，批判民族弱点的同时，努力塑造着理想的人格，这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改造民族灵魂的追求和特点。

二、英国文学的影响

老舍27岁就去了英国，当时身处异乡，处于创作初期的他，正是受到狄更斯、康拉德、萨克雷等英国文学大师的影响，借鉴了他们文学创作的许多长处，而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

老舍在创作初期对名家的模仿，主要体现在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上。

首先，在创作风格上，他像狄更斯一样，用幽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由于自幼过着辛酸的生活，他二十几岁便有了中年人所具有的'气质，对于许多荒谬之事都幽默地一笑了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当他读到狄更斯的作品时，结识了那种带有温情主义的幽默，由此，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潜心模仿狄更斯式的幽默。因而他一开始就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模仿。如《老张的哲学》便是借鉴了《尼古拉斯尼可贝尔》的结构、人物和手法。但是他的幽默并不止与引人发笑，而更是为了引导读者对那个病态的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如《二马》的幽默不再是滑稽式的，而是讽刺性的;并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悲剧成分。

其次，在创作倾向上，他也深受狄更斯等人的人道主义温情态度的影响。他也是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进行的创作，在作品中体现了人力车夫、孤儿、艺人、妖女等社会下层贫民的关怀和同情，反映出他对民族的忧患感。但他不光反映人民的疾苦，还温和而嘲讽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如《牛天赐传》中的牛天赐在落难时忽然遇到报恩的王定斋，《柳屯的》里的那个母老虎也是让县官太太给收拾了。这些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激烈的反抗斗争，而是出现了“恶有恶报”的结局。由此也反映了英国文学大师的温情主义对老舍的影响。

三、英语的影响

老舍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有丰富深刻的人性内涵，还在于其语言的精彩。他的语言可谓是简而丰，短而长，浅而深。他通过多年的文学实践与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表达体系。现代白话一经他处理，立即变的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俏皮洒脱，凝练含蓄，寓意深刻。

老舍的文章为何能写得如此动人，为何如此干脆，这是与其语言传统构成有关的。他不仅研究了汉语的特点，还兼收了外国语言的表达特长。

他在英国时直接感受和学习异域文化和语言。一直强调“吸收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在学习西方语言的过程中，他自觉地将中西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有些句法太简单，无法完整地表达思想，因此，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用了不少欧化的语句。主要表现在副词、关系从句、修饰语的运用上。

汉语中一般把修饰动词的副词放在主语之后，而老舍打破这一习惯，将这些表状态的副词放在句首，即主语之前，类似于英语动名词的表达功能。

例：很高傲自然地，他问了声“干什么?”——《四世同堂》

一直地我立到月牙儿落下去。——《月牙儿》

在运用关系从句时，出现了转折、偏正、因果的倒置现象。

例：不能承认他是“迷”住了，虽然他的理想强有力地管束着一切行为。——《离婚》

多咱洋教不灵了，他会退出来，改信白莲教，假若白莲教能给他两顿饭吃。——《正红旗下》

我们就应该更忠诚正直;他们不是人，我们还要是人。——《猫城记》

有时，在同一个句子内部，也会出现状语后置和主谓语后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