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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论文

2023-08-17 08:13:3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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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论文

篇1：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论文

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论文

摘要，传播学者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传播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社会学的地位、传播学本土化的路径，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局限以及传播理论在中国新的传播语境下研究的新进路进行了探析和反思。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传播学本土化经典理论反思研究新进路

20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结语

通览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本年度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30年研究成果相对单薄的共识，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传播学知识建构及学术教育体制的诊断和批判。从更大的范围看，学者们大声疾呼的诸多问题非传播学一家独有，比如如何协调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学术的自主性追求，比如课程招生改革以及研究体制方面的种种积弊等等，而实在是与中国社会及学术界的结构性问题有着根本的关联――上述对传播学知识建构和学术教育体制的诊断和批判也是殊途同归。这不免让人对学者们关于自主性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可操作性持悲观态度：“相较于国家权力通过学术考核、国家项目、职称评定、经济奖励等手段对学术的控制和对学者的诱惑，这些批判之声零散而微弱。”但这并不是说，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改革只可能停留于“言志”阶段，毕竟传播学界已经有30年的知识累积和正负面经验可以参照。特别在一些略显尖锐的声音可以在学界权威期刊发出的今天，人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些研究社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改造现有学术生产体制的计划付诸实行。作为一个与公共性建设息息相关的学科，传播学研究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既是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需，也是传播学自身发展所必须。

篇2：交通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针对交通行业农村公路建设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大及流动频繁等特点，就农村公路资金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手段，对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文关键词：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监管措施

一、规范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管理，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农为邦本，农业是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战略产业。德州是农业大市，“三农”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实施农村公路改造，是巩固基层政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的实施，使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可以大大提升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加强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监管，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途径。通过农村公路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可以强化财务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保障农村公路资金的健康安全运行，及时有效的防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切实把农村公路财务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直接把资金支付给施工单位，减少了资金拨付环节，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防止了项目单位层层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杜绝了施工单位拖欠施工款的问题。

农村公路建设必须加强财务管理，改进管理手段通过管理出成效、促发展，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佳的使用效果，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时，我市也形成了独特的“德州模式”，既有效确保了工程质量，又有效确保了工程建设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一、延伸发展项目法人制度，为加强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奠定制度基础

德州市属平原地区，在公路建设中基本没有就地取材的优势，砂石料、石灰、沥青等主要原材料都依赖长途运输，按照四级路的路面结构标准，平均每公里的路面工程造价在12至14万元左右，除了省交通厅每公里补助的7万元（德城区每公里4万元）外，需地方每公里再配套5至7万多元。三年内实现村村通油路目标，全市需改造建设13600公里农村公路，平均每个县（市、区）每年需筹集配套资金多万元。为了充分调动各县（市、区）建设农村公路的积极性，确保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落实地方配套资金，并保证资金安全高效使用，我们根据农村公路的建设实际和工程资金管理的特殊要求，延伸发展了项目法人制度，独创了市县两级建设业主负责制度，即由市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市级业主，负责省补资金、市政府“以奖代补”资金的落实和发放；由县（市、区）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为县级业主，负责地方配套资金的筹措和落实，支付全部工程造价中除省补资金以外的一块资金。签订合同时，两级业主的法人代表共同作为甲方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工程计量支付时，两级业主同步按照计量支付文件，将省补助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足额支付到施工单位。这项制度的确立，不仅解除了施工单位“干完活拿不到钱”的后顾之忧，有效保证了施工单位的稳定性，提高了施工单位继续参与农村公路建设的积极性，而且达到了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专人管理的资金管理要求，防止了截留、挤占和挪用工程建设资金问题的发生，确保了工程建设资金的安全运营。

二、多措并举，筹集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为了确保不加重农民负担，落实配套资金，我们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六条扎实可行的筹资措施。

一是列入市县财政预算。每年由市财政列支12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年底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考核评比指标，将资金发放到各县（市、区）。同时，市政府要求各县（市、区）每年从财政列支不少于200万元，再从车船使用税、农业税及其附加中每年列支10%的资金，作为地方配套资金，用于工程建设。

二是对施工单位营业税实行即征即返。按照有关法律确定的税率标准，要求施工单位上缴营业税。所征营业税由市县两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投资比例分别代征，统一上缴同级财政，财政部门对所征税额即征即返，作为市县两级政府的财政投入，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三是用足用好农村“两工”。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经市减负办审批，把“两工”适当集中使用，并与全市各项工作统一考虑，优先用于路基土方和小桥涵工程。

四是加大市场化运作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把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看作是自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大机遇，关心、支持工程建设，并鼓励单位、企业投资和个人捐资。另外，积极督促引导各县市区设立农村公路养护基金，将社会捐助和拍卖公路桥梁冠名权、路树所有权、路边资源开发权所得资金及“一事一议”所筹资金等纳入基金，专项用于农村公路养护。

沿路土地经营权等市场化运作方式，筹集了2000多万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建设。

五是积极争取金融部门支持。对按期优质完成计划而省补资金暂不到位的，我们积极协调金融部门，贷款将省补资金提前到位。各县（市、区）政府针对财力相对较弱的实际，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贷款筹集了大量配套资金，保障了工程顺利实施。

三、加强资金监管，保证建设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为确保建设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把各项建设资金全部用到刀刃上，并保证工程资金专款专用，向人民群众交个明白账。我们从建立完善严格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入手，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根据山东省交通厅《农村公路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结合德州市农村公路建设实际，制定了《德州市农村公路资金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把资金管理纳入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切实杜绝了用农村公路改造资金建设县城、乡镇外环路、出口路和新规划的开发区街道的苗头和做法。

二是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了加强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我们从市局财务审计科和直属单位抽调了三名具备从业资格的会计人员，组建了德州市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计划财务科，负责对中央、省补助资金和市政府投入的各项资金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对各县（市、区）农村公路管理机构的财务部门进行管理、审计、监督和业务指导。各县（市、区）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也抽调当地财政、审计部门的专业财会人员，组建了计划财务科，负责地方配套资金的统一管理。通过建立健全上下统一的财务管理机构，实现了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专项管理，为确保工程建设资金安全运营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是按项目设立专户，对资金划拨和使用进行规范化管理。在资金拨付时，严格规范了资金审批程序和手续，根据施工单位完成的工程量和监理、业主及施工单位三方签字认可的计量支付证书进行拨款；工程完工后，经省市验收合格，除扣留质量保证金后，将中央和省补资金全额拨付到施工单位；缺陷责任期满后，按合同支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是进行严格审计。

项目建成后，我们从各县交通局的财务审计部门抽调专业人员，对所有项目以县为单位进行交叉审计，保证了中央和省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有效防止了套取补助资金和从补助资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做法，同时，也督促地方政府及时将配套资金拨付至施工单位，维护了施工单位正当的经济利益，提高了施工单位参与农村公路建设的积极性，有效防止了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也有力杜绝了建设单位拖欠农民征地拆迁费问题，切实做到了“两不拖欠”。

五是严格进行考核。为了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及时足额落实地方配套资金，把省奖励资金和市政府“以奖代补”资金发放得公开、公正、公平、合理，我们制定了《德州市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奖励考核办法》，对各县（市、区）的工程组织管理、规划设计、工程质量、计划执行、资金管理、养护管理、综合管理等七方面工作，按千分制进行考核，其中，资金管理占200分，重点对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和地方配套资金支付到施工单位的实际到账率进行考核。《办法》规定，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和地方配套资金支付到施工单位的实际到账率各占100分，其计算公式为：实际到位资金数额/应到位资金数额×100%、实际支付到施工单位的资金总额/应支付到施工单位的资金总额×100%。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账率乘以考核分数，即为资金管理工作的实际得分。就某一县（市、区）而言，尽管其他工作得分较高，但如果因资金“两率”较低，其总分将会大受影响，排名甚至跌至最后几名。各县（市、区）为在年终评比中获得好名次，最大限度的争取上级奖励资金，不得不加大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和落实力度，从而在客观上有效保证了工程建设需要，推动了工程顺利实施。

六是建立以审计监督为主体的立体化监督网络。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监督作用，我们在积极邀请各级审计、监察部门对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进行审计监察并向社会公布资金使用情况的同时，也积极邀请各级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记者到各工地进行检查、巡视和督导, 检查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工程建设建言献策。这种立体化的监督网络，不仅使各项建设资金处于“阳光化”的监督之中，也有效保证了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的健康稳定发展。

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富民工程。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决心不断改进工作，强化管理，提高水平，继续推动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铺路架桥。

篇3：交通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公路处于迅速发展时期，高速公路建成和投入运营，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伴随这一事物的出现，给公路建设者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高速公路的管养护问题。

论文关键词：

高速公路,养护,分析

一、高速公路路面和桥梁结构外露在地表，直接感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和湿度两方面。

特别是路面体系的温度和湿度状况随周围自然因素而变化，这些变化使路面体系的材料性质和状态发生相应的改变。材料力学性质随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将使路面设计时材料计算参数的选择复杂化。而物理状态的不断变化，则会使路面结构即使没有受到车轮荷载的破坏作用，也会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损坏；或者在车轮荷载的迭加影响下加剧和加速损坏的出现。

影响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水，造成路面破坏的关键因素也是水。所以恶劣天气出现之时，就是路基、路面和桥面大量病害出现之际；也就是养护工作应该全力以赴、紧急抢险，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之时。而且冰、雪、雾、雨恶劣天气条件下事故发生率高，并且很容易由一起事故引发另外一起或一连串的事故。路面上有冰、雪时，路面的摩擦力小；雾天、雨天、夜晚，能见度低，这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所在。恶劣天气因素客观上属于不可抗力，只能通过人为的防范措施来避免或减少交通事故。

因此按照气温的周期性变化，加强预防性养护，建立全面有效的应对办法。

①必须强调平时将各种设备保持在完好的技术状态，注意各种异常天气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后提出和制定控制方案，以备急时之需；

②在制定的控制方案中应该与其他部门全力配合，以保证各方面的安全；

③在作业时尽量避免在过冷和过热环境中长时间连续工作，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④在养护工作中要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探讨公路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结构寿命和植物的生命的养护

结构是有使用寿命的。高速公路的行车道受大车、重载和超限车辆的长期作用，路面结构已达到“临界状态”，路面病害将随时出现。桥梁方面的'伸缩缝、小桥涵的油毛毡支座，路面标线，以及一些防护设施如隔离栅等容易损坏。如何对这些设施进行更新改造，需要尽快研究安排，否则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安全隐患问题。因此合理的维护费用是必须的。

植物是有生长周期的。特别是中央分隔带植物的生长受环境因素的制约，随着植物地上部分的体积增大，需要更厚的土壤供其生长。因此，除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外，应有计划地对不适应的品种进行更新，逐步完成对不适应品种的更替，达到整体上不影响防眩效果。

高速公路养护的同时必然带来风险，假如哪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影响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这方面的养护必须做到：①应该建立各种结构的养护费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如绿化投资总额与合理维护费用的比例关系等，否则一些工作必然难以为继；②尽量减少高速公路中的非永久性结构，以减少因结构维修对车辆通行的社会影响；③对非永久性结构在其使用寿命内要合理安排资金进行维修改造，以保证结构的使用性能；④加强对各结构的实际使用寿命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组合它们的合理维修费用，从而达到合理安排养护周期计划和养护资金；⑤要建立路面结构、桥梁生命期内风险评估机制，以便对路面和桥梁是否能继续正常运营、加固、维修还是拆除做出科学决策。

三、技术标准的养护思维定势

我们无论是在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期间，还是在高速公路的管理运营期间都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但是我们知道：高速公路在使用过程中，其路面及桥梁设施、交通工程设施、监控设施、通讯设施、服务设施及养护设备等，会因行车荷载及环境因素的作用而逐渐损坏，这将造成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逐步下降。目前从高速公路的使用情况看，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年四季的变化，我们在养护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路面出现的病害与施工季节的矛盾问题。

路面病害的出现往往是不利季节，如冬季和雨季是大量病害出现的季节。此时路面维修养护施工满足不了要求，只能是临时性处理，造成养护质量满足不了使用要求。同时也是造成当年养护维修，当年发生破坏的主要原因。

当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施工气温低于10℃，不宜摊铺热拌沥青混合料。就这一条我们就很难做到。如果再加上一条“车辙”问题，规范规定车辙深度大于1.5cm时就应该对路面进行维修；还有路面结构强度、抗滑等其它主要技术指标问题。因此，在高速公路交付使用后，仍需继续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各种设施进行维护，使它们始终保持一定的稳定使用性能，以使高速公路提供可接受的水平。

应加强这方面的养护定势研究，建立危机监控和处理机制。我处在这方面的养护思维定势是：①根据调查的路面检测技术资料和病害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下一年度的路面维修计划和技术方案；②根据维修计划和技术方案，按照《招投标法》的要求认真做好招投标工作，要求中标单位认真做好施工准备；③保证在每年的施工最好季节集中处理中修或专项工程范围以上的路面维修，确保路面的维修质量；④对雨季出现的路面病害进行补充调查，争取在9-10月份的施工最好季节进行彻底治理；⑤其它时间及时修补路面小坑槽和裂缝病害，保证路面技术状况达到常年可接受的服务水平；⑥根据科学的发展，积极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目前凝固快、寿命久的铺路材料已经研究出来了，不能总是喜欢使用便宜的材料。

四、交通安全健康的养护

道路交通安全是人们关心的永恒话题，有文章称“中国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这方面的养护思维定势是：①高速公路在养护维修作业时应尽量减少养护作业点或断面；②施工时作业点附近所有的路面病害等应同时施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施工质量和加强工序衔接，避免因施工质量达不到规范要求产生重复破坏；③在进行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作业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设置：警告区、上游过度区、缓冲区、作业区等，且警告区的长度不得小于1500米，还要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有关标志，夜间施工时必须要有齐全明显的灯光标志；④应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养护设备，保证养护工程质量，减少养护职工在高速公路上的维修时间；⑤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保障职工的生产安全，满足其心理和生理要求。

篇4：―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播理论、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网络传播与新媒介等几个方面。与以前的传播学研究相比，学者们在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同时，注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和以不同取向对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但是在传播批判研究、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和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

在对200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我们是以大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重要传播学著作和著名传播学术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适当关注这两年召开的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然后依据学术价值、创新程度和现实意义，对各位专家学者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客观评判，并描述和勾画出两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轨迹和生态状况。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传播研究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传播理论与媒介、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广告与公关、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得失，指出优劣，不论是对今后的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对当前或今后的传播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理论与媒介

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所以，在新世纪的头两年，学界对传播理论研究尤为关注。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媒介神话化：从〈泰坦尼克〉神话看传播致效》（曾庆香，1/2002/2）[1]、《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2002/1）、《文化帝国主义传播模式浅析》（戴铭，11/2002/4）、《潘多拉的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潘知常、林玮，1/2001/4）、《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杨伯溆、李凌凌，1/2001/1）、《大众媒体的经济分析》（李新立，12/2001/6）、《新闻传播媒体演进的文化思考》（钟瑛，13/ 2001/4）等论文。潘知常、林玮（1/2001/4）认为，对于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的讨论，应当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角度入手。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杨伯溆、李凌凌（1/2001/1）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媒体一直起着引导和制造消费需要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扩张，也是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为先导；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现代消费社会也就不会形成，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李新立（12/2001/6）的论文同样值得关注，文章指出，大众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经济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谁拥有媒体”的问题，而且，媒体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构成媒体所有权的关键所在。

在媒介理论研究方面，张咏华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分析之概括及特点》（7/2001/12）一文中对我国大陆学术界媒介理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大陆媒介理论中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动向，指出我国大陆的媒介理论研究应该通过不断积累向纵深挺进。尹鸿、周星、胡正荣、胡智锋、喻国明等学者在一组题为《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2/2002/1）的笔谈中，论及了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整合关系，以及传媒研究的方法论和着眼点问题。还有传播学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层次的对媒介的自身效果、媒介技术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人们的影响等等的研究上。

两年来关于媒介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张国良主编的《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张咏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卜卫的《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译著方面的成果要比专著丰富一些，主要有熊澄宇等译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张毓强等译的《西方传媒与战争》（[英]苏珊・L.卡拉瑟斯著，新华出版社2002 ），卢大川等译的《媒体等同》（[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这些著作在更宽广的视野上讨论新世纪的媒介问题，对推动传播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篇5：―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在经历了至相对的热门探索后，学术界开始静下心来，重整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角度。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4/2001/4）和《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5/2001/5）的两篇论文中，从媒介生态学的交叉层面，认为人类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构造正确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管理机制，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在《传媒经济理论比较研究》（2/2002/2）一文中，梁昊光认为媒介经济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且带有明显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他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媒介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问题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经济的源引、公共领域与媒介经济、两种经济理论。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国内媒介经济研究的空白。秦志希、葛丰在《论媒介市场细分化过程中若干关系的处理》（6/2002/2）中谈到媒介市场经济理论时认为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特定公众与不特定公众的关系、个性与共性、渗透与趋同。邵培仁主编的《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是在《媒介经营管理学》出版之后进行的新总结和新探索。该书系统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战略和媒介资源等许多重要问题，将媒介管理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力图反映当代媒介管理研究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中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的开拓具有创新意义。

篇6：―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WTO与中国传媒产业

加入WTO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全面碰撞。两年来，国内传播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思考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机遇和挑战；二是探索如何进行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

11月在长沙召开的“WTO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趋势”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学界对在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和思考、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主要的成果有：一是《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杨磊、孙业，7//8、9）。该文总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省级党报在报业市场中的走势、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拓展、队伍状况、组建报业集团、所属子报发展、管理体制等基本情况。二是《未来十年中国地市报走势展望》（童兵，8/2001/10）认为城镇趋势和城乡减差，给地市报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国加入WTO，地市报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地市报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发展新闻生产力。三是《解读当前我国传播业发展中的五大强势》（吕凯文，10//2）对传媒重组、传媒与资本嫁接、传媒同质化竞争、财经媒体崛起、传媒中介服务业等我国传播业发展强势进行了分析。四是《20中国传媒回眸与展望》（21/2002/1）。该文预测：在未来5至，我国大规模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和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另外，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还有：《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周伟，21/2002/5/21）、《中国传媒发展十大趋势》（上下）（陆小华，7/2001/11、12）、《集约与整合：WTO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前景》（徐浩然，22/2002/2）、《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以省级广电集团为例》（陆晔、夏宁，2/2002/2）、《境外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与促进》（师静，23/2002/2）、《西部媒体如何应对WTO》（康文华，6/2002/1）、《WTO环境下省级卫视台的品牌生存策略》（于丹，24/ 2002/1）、《强者更强，适者生存：论中国加入WTO后市（地）级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周毅，24/2002/2）、《中国传媒走势前瞻》（郭乐天，25/2002/2）、《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戴元光，3/2002/1）、《人际与大众融合：我国当代媒介传播的新态势》（朱春阳，10/2002/1）、《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发展状况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陈亦骏，26/2002/2）、《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金冠军等，3/2002/1）。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刘建明先生。他在《WTO架构下传媒入世的杜撰》（6/2002/2）中认为轻易谈媒介“入世”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建立在虚构事实的基础上是一种悲哀。关键是我国新闻传媒沉着应对意识形态冲击。这些论文很好地反映了两年来媒介的实践与研究者在WTO背景下对迅速开放的媒介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欢欣和挑战的忧思。

在WTO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文化是国内媒体的优势所在。2001、20，研究者对中国传媒文化也进行了较多的关注。首先是对当代媒介文化的基本特质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隋岩，27/ 2002/5）、《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黄会林，28/2002/7）。其次，更多的是对现有中国传媒文化存在失真和非道德现象的反思，提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这方面，重要的论文还有《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引导》（陈雅珍，1/2001/4）、《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曾庆瑞，2/2002/2）、《略论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鸿先生商榷》（曾庆瑞，2/2002/3）等。

在中资媒介整合紧锣密鼓、外资媒介进入得陇望蜀、建章改制呼声与日俱增、新闻竞争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成为2001、2002年另一个夺人注意力的研究焦点。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对传媒有重大的影响。《论我国报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双重属性》（刘洁、金秋，1/2001/2）指出：我们必须不断突破传统报业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行为运行机制，逐步将政府行为纳入到适应报业市场化变革，能充分发挥市场行为作用的轨道中去，使报业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我国传媒产业化进程也还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陆地发表了《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24/2002/1、2，上、下篇）论文，提出中国电视产业必要条件在于产业观念转换、企业身份转正和所有制结构转型，其充分条件是彻底实现中国电视产业的跨地域、跨级别、跨产业经营，反映了传媒产业化的急切呼声。当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传媒的双重性并探讨了在中国如何实现双重性的良性互动，寻找切合中国环境的媒体发展之路。刘宏的《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一书提出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传媒政治角色的双赢策略是中国传媒市场发展壮大的根本选择。在产业化研究上，最多的成果也是在我国“入世”背景下对现有的实践问题进行的探讨。如由喻国明主持的关于“WTO背景下中国媒介产业的机遇和挑战”项目包括三篇文章《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广电媒介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全面“入世”与国家电视文化产业安全》；《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邵培仁，29/ 2001/6）、《国际电影贸易格局与中国电影产业对策》（李怀亮，30/ 2002/5）。其中《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喻国明，31/ 2002/1）对WTO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做了较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在现阶段传媒产业的发展中，知道“在哪做”和知道“做什么”是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战略思考，并就什么样的媒体投资才识有效的这一我国媒体产业现实发展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李怀亮在《作为产业的电影》（43/2002/3）论文中，呼吁作为产业的中国电影，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壮大中国电影产业。另外，《我国报业产业化与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比较研究》（梁蓬飞，32/ 2002/6）、《中小型新闻媒介运营战略思考》（金长江，33/ 2002/8）也是值得关注的论著。

篇7：―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传播效果理论研究方面，议程设置理论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张洪忠的《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11/2001/10）、孙英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15/2002/2）和刘训成的《议程设置、舆论导向与新闻报道》（1/2002/2）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文章。特别是李本乾、张国良的论文《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关系的实证研究》（2/2002/4）与李本乾的专著《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理论造诣深厚，实证研究到位，解剖中国传播实践透彻，具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另外，陶鹤山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第三人效应理论”（《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9/2001/4）的介绍和评述，对解释我国目前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有着较好的启发意义。王华的《传播的培养理论与定型观念》、刘建明的《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也分别对培养理论和沉默螺旋理论进行了探讨。

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2001、2002年，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更深入地从“要不要本土化”向“如何更好地进行本土化”挺进。这一点在以下论文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陈韬文，3/2002/2）、《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田中阳，16/ 2002/2）、《传播学研究及其中国化》（李彬，17/ 2002/4/23）、《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郝雨，18/ 2001/8）。传播学本土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是有实绩的。一方面是本土化认识的统一。祝建华的观点较有普遍性：传播学“应该追求既要理论化、又要本土化。任何偏颇的做法，无论是盲目、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抑或狭隘、排他性地追求本土理论，均是不明智的。”（《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8期）。另一方面则反映在本土化成果方面。这主要包括陈水云的《“士”与战国时期的传播艺术》（19/2001/1）、张翅、闻娱的《春秋战国传播活动初探》（20/2002/2）、哈艳秋、鄢晨的《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9/2001/5）。特别是一些发掘和整理中国传播文化和传播学本土化丛书的出版，为此做出了贡献。一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其中，戴元光的《传播学卷》、何扬鸣、张健康的《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值得特别关注。二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华夏传播丛书”。其中，郑学檬的《传在史中》、黄鸣奋的《说服君主》、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在传播学本土化上，迈进了一大步。三是由党建出版社2002年出版，徐培汀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中国1来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总结和评析，堪称佳作。

可以相信，在中国传播学者的努力下，未来传播学研究不仅会在介绍、评析和应用、创新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而且象陈国明、李少南提出的“华人传播学系统”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2002/2）或“中国学派” （《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3/2002/2），终将在深入探讨和勤奋建设中，不断成熟、完善，走向世界。

篇8：―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虽然、我国的传媒产业化研究总共有200多篇论文、15部专著，但我国学术界还是面临这样的矛盾，即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我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研究的严重滞后以及与实践的脱节。我们发现在WTO背景下，对中国媒介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战略选择上，有关环境分析、战略评价和媒介控制的研究内容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媒介战略管理的研究。

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媒介集团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向。2001、20，媒介集团化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亮点之一。集团化运作与资本运营的天然联系，加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运营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

12月6日，中国最大的新闻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以整合城市若干核心报刊而成的湖南日报集团和杭州日报集团相继挂牌。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梁衡在会上指出：报业集团的成立是报纸驾驭市场规律的能力成熟的新表现；集团成立是为了增加产出、提高效益集团内部各成员间须以经济为纽带，而不可能以行政为纽带；新闻传媒集团有别于纯经济企业集团，集团内部必须实现政治经济互补。

随着媒体集团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学者专家开始从过去侧重报业集团研究转向运营模式、广播影视集团、跨媒介集团、跨地区集团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界认为，我国广电影视集团已初步形成了三种运营模式：一是集团与省广电局合署办公的湖南模式；二是集团与广电局分离，为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领导，接受市广电局行业管理的北京模式；三是集团为市委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由文化广播影视局实行行业管理的上海模式。在上海首届传媒高峰论坛上，许多学者呼吁中国媒介要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打破区域封锁和市场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大型集团跨地区经营，真正把媒介做大、做强。林如鹏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4/2002/4）一文提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是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战略选择；应该积极促进我国媒介产业的升级，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提供统一的平台。王学丰、来丰（《论跨媒体联合》，4/2002/1）则进一步提出在组建跨媒体集团的过程中应该积聚资本，组建大型传媒集团；发展独立的特色媒体；搞好业务整合，建立完善的流通机制和高效的管理机制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王慧（《广电集团区域化战略前瞻》，4/2002/4）提出，广电集团的区域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黄升民、丁俊杰的专著《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一方面以具体的案例揭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梳理出进行集团化的核心思路，是2001、2002年媒介集团化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通过种种可行战略构建强势媒介、强势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也是传媒集团化研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陈兵在《强势媒介品牌的构成因素和特征分析》（6/2002/3）一文中分析了强势媒介品牌的三个必备因素和六大特征。范以锦则在《凭借多品牌战略打造强势媒体集团》（8/2002/12）一文从多品牌战略的选择、实施和成效等三个层面研究了强化传媒集团综合竞争力。孙进在《强势媒体经营新思路》（34/ 2002/1）中认为，要建立强势媒介，需要组建跨媒体集团、组建传媒控股公司、组建媒体咨询公司，并对组建传媒控股公司提出了组建的方式和要点。傅丰敏在《试论报业核心能力的创建模式》（35/ 2001/12）一文中主张，从变革管理体制、科学设计组织结构，新闻创新管理、实施战略培训管理、新闻网站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等方面着手，创建报业核心能力的模式。

对于集团化研究，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现状与趋势的分析上，或是实践中难点的思考上，如《试我国报业集团的产生及发展趋势》（王薇，36/ 2002/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现状和发展战略》（朱虹，24/2002/6）、《我国传媒集团的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探析》（王彤，37/ 2002/2）、《新闻传媒业集团化改革的几个问题》（陈天彦，5/2002/1）等。胡正荣的《瓶颈与出路――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进程分析与对比研究》(34/2001/11)值得关注，该文从集团化进程的政策问题，集团化的驱动力、目的与手段，集团的组织结构、集团内部的资源配置，集团化进程与全球化等方面探讨我国媒介集团化的瓶颈所在及其对策。李岚在的《略论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评估体系的构建》(5/2002/1)提出资源整合指标和竞争力指标是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的禁区、盲区与误区》(24/2002/7)是这两年内发表的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过程中存在产权多元化和上市经营的禁区和盲区，对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构筑强势文化产业――关于电影集团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何雪峰，38/ 2001/4）、《机遇•挑战•竞争：关于组建电影集团与实行院线制的思考》（赵建中、唐明生，39/ 2001/6）等两篇关于电影集团化的文章也值得关注。

篇9：―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我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速度不断加快，日益成为媒介产业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资本运作扩张规模、整合资源，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媒介的资本运营在西方巨型媒介集团觊觎我国传媒市场、国内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上市融资、国有银行授信借贷支持、域外资本的投入已成为我国传媒业吸纳外来资本的主要途径。向梦龙在《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1/2001/2）一文中，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媒体的社会资本做出分析并探讨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传媒产业化及其资本运做模式分析》（汤懿芬等，40/2001/12）、《电视产业与资本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建新，10/2001/11）等文章对资本运营的现状、模式等进行探讨。针对当前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状况，由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2001)从总体上透视了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的现状、机遇和前景，提出了许多广为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如媒介资本的法治，媒介经营人才的呼唤等等。钱晓文在《外资传媒在华经营模式及其影响》（7/2001/8）一文中归纳了外资传媒在华经营的兼并收购式、投资控股式、参股式、品牌合作、节目交换、直接进入、外围渗透的七种模式以及外资传媒对国内传媒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魏永征则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1/2001/2）一文中，针对中国传媒业在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营困境，用翔实的资料数据探讨了业外资本流入传媒业的现象，分析并回答了这个现象的合法性问题与发展途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由此而来的“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作的主体与客体进行框定。因此，段永刚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资本运作》（1/2001/2）认为应当充分认识到此类“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营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框定。孙慧英《（传媒产业+资本市场）-风险=互动双赢》（6/2002/5、6）理性地分析了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存在障碍并提出了传媒与资本市场互动双赢的解决方案。

因为媒介的特殊属性，媒介资本运作在当前还具有较大的风险和障碍。《中国媒体产业投资风险研究》（郑广声、叶培伦，4/2002/2）对中国媒体产业投资中政策性风险、资金成本风险、市场与管理风险、全球经济周期风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国媒体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王雄，41/ 2002/2）、《资本经营：大众传媒的陷阱与对策》（阮志孝，3/2002/2）、《简析传媒的资本投资及其风险规避》（段晓燕，10/2002/1）、《电视产业市场的发展与投资环境》（方舟，27/2001/11）对中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障碍和风险进行了研究。

传媒业的改革已经为吸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准备，预期将会出现一个业外资本同众多传媒合作的热潮。我国可以研究国外资本运作经验，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广告与公共关系

20初，戴承良的连载论文《新广告运动论纲》（42/2001/1、2），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长久讨论。文章提出了新世纪广告人的使命：广告运动中顾客满意与终极关怀的融合、寻求顾客满意普遍适用性和普遍规范性的终极价值，寻求顾客合乎人性真善美的长远利益。戴承良认为，新广告的起点是20世纪广告历程的反思、奥格威模式的超越；新广告运动的宗旨是商业行为；广告再造的6项主张：界定企业目标；破解广告“灰箱”；发掘广告人文；整合网上网下；参与营销服务；重建生活方式。

广告学界也在重新思考上世纪末极为热门的“IMC（整合营销传播）”课题。舒咏平在《小众传播时代广告战略的选择》（2/2002/1）一文中，认为小众传播时代到来，正引发一场广告革命；整合营销传播在冲击广告界的同时，却隐含着取消广告本体的趋向；进行广告媒体的精细化组合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成为业界的必然选择。品牌经营是近些年广告界持久热门的话题。陈一撰文《超越品牌新概念》（42/2002/1）认为，21世纪的品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唤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对话。余明阳、舒咏平在文章《论“品牌传播”》（9/2002/3）中认为，品牌研究应定位于传播学，提出“品牌传播”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李长江等的论文《零售商私人品牌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13/2002/4），从理论上分析了私人品牌在提高顾客忠诚度方面的作用。曹韫建、顾新一的《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品牌忠诚者的产品差异模型》（19/2002/4）一文，分析了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忠诚者两类特殊消费群情况下的两阶段水平差异模型；讨论了在两阶段选址――定价博弈模型中纯战略均衡存在的条件。这些从宏观战略层面的把握与中观理论模型的建构，对中国广告和公关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史”的理论性探讨与规整，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两年，在“史”的总结与规整方面的代表作有：何佳讯、王智颖的《中国广告学研究――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42/2001/4）；阮卫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9/2001/6）；程士安的《难忘广告语DD重读20年流行广告语》（42/2002/10）；王彩云（台湾《动脑》杂志总编）的《谈近十年台湾广告文案的发展》（42/2002/10）；胡晓芸、李一峰等从2001年底起在《现代广告》连续发表论文十数篇，对国际广告品牌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战略做了系统的规整。

随着中国传媒组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媒的管理高层关注企业盈利，因而也开始更加细致地深入广告经营，对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的探讨便是一例：辜晓进发表了《美国报纸广告分类及运作》（7/2002/11）、《美国报纸广告的经营特色》（7/2002/12），提出中国报纸分类广告贫瘠的主要症结：品种开发得太少，信用体系未能建立；舒咏平发表《<广州日报>分类广告的核心产品策略》（4/2002/4）一文。

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心理学层面入手。王怀明、马谋超的《名人广告效果的制约因素研究述评》（42/2001/4），指出名人广告的效果受名人可信度的影响，名人可信度包括吸引力、专业性与可靠性3个要素，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

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于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从开始有较多的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尽管网络产业在走入寒冬，网络传播研究并没有冷却，而且不断将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和拓展得更加具体、宽广。

首先，籍由研究者的常用思路，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学术网站，来大体了解2001-2002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研究概况。

在学术刊物方面，我们将新闻与传播复印资料（季刊）、国际新闻界（双月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月刊）、现代传播（双月刊）、新闻大学（季刊）、当代传播（双月刊）列为取样刊物，我们认为取样刊物基本上能体现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从粗略的统计看，这七本刊物中2001-2002年发表的网络传播方向的论文有215篇之多，从发文的年度分布来看，2001与2002基本持平，从这个方向占刊物发文总量的比例看，居于首位。网络传播研究显然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业界仍未走出低迷期，研究者对于探讨传播技术新手段、新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等的研究仍然备受关注。

在学术会议方面，国内学界、业界对于网络媒体的研讨依旧热火朝天。近两来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各行业各领域的研讨会都会涉及到网络传播的主题，另外，还有大量专门讨论网络传播的学术会议。比较大的会议有，2001年3月的“中国网络媒体运营与发展高峰论坛”和首届“全国因特网与音视频广播（网上广播）发展研讨会”，4、5月份“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6月份“中国首届网络媒体论坛”，9月份“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 11月份“中国宽带流媒体技术与应用国际论坛”等，继续举办。各个研讨会、论坛对网络媒体的方方面面，从宏观研究到实务分析，从传播理论到对策建议，从国内案例到国外海外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会议情况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

在书籍方面，2001-2002年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此以前，成果形式基本以论文为主，经过近两三年的积累，2001年已经开始以专著形式出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标志着网络媒体的研究已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较有份量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11本），作为国内网络传播及网络媒体教材，这一书系标志着相关研究已开始进入成熟期。较有特色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文笔生动而论述深入见长的集束性成果，即江潜、叶琼丰、卢小雁、程洁、骆华等人撰写的《网络传播教学辅助丛书》（共7本）。此外还有匡文波的《网络媒体概论》和《网络传播学概论》，杜骏飞的《网络新闻学》，彭兰的《网络传播概论》，张海、滕谦编著的《网络传播概论》等，可谓成果累累。2002年内，有关网络媒体的研究著作出版势头不减。代表性的著作有：孟建主编的《E时代精神－网络媒体新论丛书》（共8本），屠忠俊、吴廷俊的《网络新闻传播导论》，程栋的《实用网络新闻学》，陈绚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陆群、张佳m的《新媒本革命－技术、资本与人重构传媒业》，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网络宣传部编辑的《媒介前线－网络和电视的亲密接触》。这些著作的内容既有理论规律摸索和归纳，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网络媒体研究“热”和出版“热”固然反映了学界以联网传播的高度关注，但应引起研究者和出版社注意的是，两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出现了内容雷同（甚至连书名都完全相同）的现象，如何避免重复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创新之处，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大型工具书出版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首次出版了《中国互联网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也出了创刊卷，全面记录和反映了各领域各行业网络应用的发展情况。

在学术网站方面，2001-2002的论文成果更显丰沛。以在传播研究领域较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传播专业学术网站和科研机构所设网站作为考察对象，粗略统计其在2001-2002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中华传媒网、新闻与传播研究、紫金网这个方向的发文量为498篇。这些专业网站在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扩大同行间交流、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网络传播研究成果的特征看，在研究主题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分析现有文献，这两年的研究主题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一是网络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探讨，二是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及影响方面的探讨，三是网络传播实务，四是网络传播产业的探讨。

在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探讨方面。继续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时的活跃状态，但从以往的冲动式认识回归理智和客观，刘仁圣《网络传播的负面性及其应对策略》（2/2001/2），戴黍《网络传播的特征、问题与对策》（32/2001/4）等对此作了反思，同时这方面的探讨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独特性，杜骏飞的《网络传播新闻学》中所提“泛传播观念”可以作为一种代表；网络媒体的说法也取代备受争议的第四媒体说被广为接受。

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有了面上较大的拓展和分支的细化，方汉奇的《FLG与互联网》（1/2002/3），彭兰的《网络中的人际传播》（1/2001/2），余红等的《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32/2001/3），孟伟的《网络传播中语言符号的变异》（4/2002/4），袁立痒的《论网络文学传播特性》（4/2002/4），罗以澄等的《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丁末、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32/2002/3），祝建华的《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京穗港比较研究》（4/2002/2）等分别从网络宣传、如网络人际、网络性别、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伦理、网络法规、网络扩散及影响等不同角度对网络传播在各个领域实现的功效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一主题具有极强的学术包容性，这类文章继续保持较大的百分比。

网络传播实务研究和网络传播产业研究则是这两年研究中较以往有较大进展的部分，由于网络传播的普及、视音频技术的更新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的日益重要，对于传播实务的研究占了较大的比例，尤其是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业务的探讨，更占比重。刘学的《中国网络媒体研究》（1/2002/1），彭兰《网络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报道－从Flash谈起》（1/2002/4），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2/2002/3），苏瑞《信息的重复和缺失－对人民网的稿源分析》（2/2002/6）等大量的文章都从大众传播业务的不同角度作微观分析，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

而相应于当前传媒产业研究热潮，和网络业烧钱后的困惑，网络传播产业研究也成为当前的热点之一，考虑其赢利模式、经营形态、战略选择等等成为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李希光《网络媒体出路在何方－复兴网络毁本的九种策略》（1/2001/3），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网站模式分析及构建》（2/2001/5），《中韩互联网发展比较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9/2001/5），中华传媒网的《网站媒体的蠃利模式》（6/2002/6）等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该类主题。

从研究方法看，除一般的描述和概括外，实证分析和批判分析都有使用，这两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关注网络传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1/2002/1）使用观察法和内容分析讨论了网上舆论传播的规律，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1/2002/3）使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既有传播突发事件迅速的优势又缺乏可信度的现状，彭兰《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9/2002/1）通过抽样和内容分析法描述了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现状，匡文波《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32/2002/2）通过数据分析对网络受众进行了描述，白冰、陈英《论网络媒介的受众调查方法》（2/2002/3）是概括了不同调查方法，陶然《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1/2002/1）以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了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远离简单统计层次，观点的碰撞仍然多于实证的检验。

网络传播研究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基本上是最近间的事。九十年代初，作为一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当互联网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仍然未能给足够的关注。直到国际传播学会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研究者开始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经过九十年代末的狂热稚嫩期，穿过年的网络业寒冬的考验，近两年来的研究情况表明，已经到了网络传播发展的积累充沛期。已有的这些成果对网络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此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将是网络传播作为独立体系脱颖而出的时期。互联网本身尚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网络媒体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会更上一层楼。由此将会延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比如手机传播、DV传播、流媒体等，而且目前已有论文出现，如李一峰的《手机传播：第六次传播革命的“导火线”》（3/2002/2），章曦元《DV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3/2002/2）等。至2001年7月，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多手机数量的国家。手机的功能已由最初单一的双向语音通信工具，变成了媒体信息的接收端和个人信息的发送端。在2002年年末爆发的网站短信大战和巨额利润，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光明前景，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

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健康发展态势。传播学者们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成果注意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不同层面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或褒或贬、言之有理的分析研究；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这些都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启迪和养料，也有利于指导现实的传播活动。

当然，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态势背后，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传播批判研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宽容度的加大，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进展。其次，传播的实证研究，应是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主流。不过，大陆传播学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看依然薄弱。陈昆玉、江宇的《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9/2002/4），用统计数据论证、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令人深思，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传播实证研究亟待获得政府、社会在课题经费、协助调研等方面的资助与支持，传播研究人员也要在实证研究素养上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共同努力中解决实证研究薄弱的局面。第三，传播理论中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亟需加强。正如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9/2002/2）中所指出：“一些较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符号学，我们在准确的理解上都缺乏成果，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如果这方面我们啃不下来，研究的学术层次总是有限的。”第四，公益传播研究、媒介信用研究、广告效果评估研究、节目欣赏指数研究等反映传播学科最新进展的课题，应该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五，追踪传播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新媒体(如流媒体、手机传播、DV传播等)、新科技（如虚拟人、虚拟现实）研究也亟需唤起传播学界关注。在当今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学术界对传播科技最新发展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第六，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可否上升到象各位海外传播学者所提出的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层面来构建和打造？这个问题若能引起更深层次的讨论，也许会给中国传播学本土地化研究开辟一个崭新天地。

2001-2002 Chinse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Summarize

Communication Study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bed the fruits of Chinese mainland communication study, and found that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WTO and Chinese media industry,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This paper includes that Chines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is becoming mature and facing the worl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W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management still stays on the choice of strategy and needs to be deepened;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is just and will go on rising; the study of advertisement public relation is pretty active but should be more critical and positiv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tudy is very likely to be separat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ctuality; Review; Summarize; 2001-2002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和统稿人邵培仁，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张翼、张健康、陈兵、李一峰、叶琼丰。

注释：

[1]1为《新闻与传播研究》，1/200/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以下2、3、4……所指期刊如下：

2为《现代传播》

3为《中国传媒报告》

4为《新闻大学》

5为《新闻界》

6为《当代传播》

7为《新闻记者》

8为《新闻战线》

9为《国际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