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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提案权初论上

2023-06-02 08:21:2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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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提案权初论上

篇1：修宪提案权初论上

修宪提案权初论（上）

内容提要：在宪法修改中，先有修宪提案，后有修宪行为。因此，修宪提案权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大致范围并进而奠定了修宪权的基础。对宪法修改以及修宪权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修宪提案权的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我国宪法第64条和美国宪法第5条的分析比较，从提案机关和批准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入手，讨论了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批准时限问题以及修宪提案的撤回问题，并对我国宪法中修宪提案权运行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修宪权，修宪提案权，修宪程序

一、导言

在某种意义上，宪法的修改可以大致分为提案与批准两个阶段。在实在法上，各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笼统的“修宪权”，也没有把它赋予某个单一的主体。相反，各国宪法大都分别规定了修宪提案和对提案的批准，并为它们确立了不同的主体。[1]从程序上看，先有修宪提案，而后才有对提案的批准。在这个意义上，修宪提案权的行使对于宪法修改而言似乎更为重要：正是修宪提案权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大致范围并进而奠定了修宪权的基础。因此，对宪法修改以及修宪权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修宪提案权的进一步探讨。这是研究修宪提案权的理论意义之所在。同时，各国宪法实践也就修宪提案权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修宪提案一经提出，在未获有效批准之前是否永不消灭？[2]提案机关能否撤回修宪提案？[3]一个提案机关能否对另一提案机关的修宪提案再提出修正？[4]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示了研究修宪提案权之实践意义。

本文认为，解决修宪提案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修宪提案权的性质。因此，本文将以修宪提案权的性质为主线展开论述。基于此，本文的结构将大致安排如下：首先，从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出发，对修宪提案权的性质作出界定。其次，根据对于修宪提案权性质的界定，讨论修宪提案的“时效”问题以及修宪提案可否撤回问题。再次，对我国宪法中修宪提案权的相关问题予以探讨。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二、修宪提案权的性质

通常所谓“修宪提案”的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三种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含义。一是指提案机关向修宪机关提出的物理性质的提案文本；二是指提案机关提出提案的行为；三是指通过提案行为而在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形成的特定法律关系。修宪提案权的性质，就表现在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的法律关系之中。

（一）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

在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其产生的主要基础就是法律规则的存在，社会关系正是经过法律的调整才上升成为法律关系。在宪法上，提案机关与修宪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宪法所确认和认可，因此，对该法律关系特征的归纳不能离开对于相关宪法规范的分析。现以美国宪法第5条和中国宪法第64条为例进行说明。

按照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当国会两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在得到四分之三州议会或州宪法会议（各州以何种方式批准宪法修正案，取决于国会的决定）的批准后即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而生效。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修宪提案权，而将批准权给予了各州，显示了其浓厚的联邦国家色彩。按照宪法的规定，国会具有修宪提案权，以及决定各州采取何种形式批准修正案的权力。不过，在美国宪法实践中，国会在宪法修改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要广泛得多。在实践中，国会可以规定宪法修正案的批准时限，也可以判断一项修正案是否得到了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生效，还可以裁断各州是否可以有效地撤销其先前的批准行为。[5]在19著名的Dillon v. Gloss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称，由于宪法授权国会可以提出修宪提案、安排全国宪法会议以及决定修宪案的批准方式，因此，宪法实际上赋予了国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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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宪法权力

论宪法权力

秦前红* 程关松**

内容提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公共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在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将公共权力转化为宪法权力不仅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是人类政治行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公共权力宪法权力

一、公共权力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中，人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物，人总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人，即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不断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内化为个体的特质并将这种特质对象化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调节社会行为规律性的实际存在的机会”②首先表现为习惯，约定俗成之后则转化为习俗。“习俗的稳定性基本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③然而，习俗“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④在由习俗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融为一体，主体权利尚未出现，个体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

随着分工的发展和财富的不断积累，财产观念、占有意识和主体权利开始出现。⑤原来的习俗已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的需要，社会规则必须经过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用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①利害关系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调节规则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谁要是不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行为的取向――没有‘预计’到别人――，惹起他们的反对，或者得到一种他本来不想得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效果，因而就有损害自己利益的危险。”②尽管以利害关系调节社会关系比以风俗调节社会关系更具约束力和有效性，但其只以个体权利为指向，义务并不是这种调节方式必需考虑的维度。一旦个体偏离这种规则，权利冲突开始出现，停滞或“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③状态将形成。人类行为“理性化”的.过程要求人们“在相互之间发展和维系双赢关系的路数，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秩序”。④未来的规则既要有内在的约束，又要有外在利害关系的形式，同时还必须有一种有效的保障，以使人们在实现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到义务的普遍履行，否则，将产生不利于己的现实后果。这种规则就是法。“文明时期开始以后，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最初的法律，主要是把由于前辈经验而体现在风俗习惯里面的东西履行一道法律手续而已。”⑤至此，社会规则获得了它的普遍形式。为保证这种规则的适用，必然从社会中分化出一种特定力量以保障人们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维持这种力量的主体必须居于超然地位，同时又须有足以维护权利义务的社会权威。因为，“没有一个人被准许审理他自己的案件，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使他的判断发生偏差。”⑥为保证法的适用，社会便分化出一种特殊的力量――公共权力。重复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共同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⑦“‘法’这个概念，有一个强制班子的存在，是决定性的。”⑧

自从公共权力出现以后，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利益行为模式开始转化为权利――权力――利益行为模式，个体――社会关系转化为个体――公共权力――社会关系。在权利――利益行为程式中，权利的行使表现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实践关系，其遵循一种内在自我约束的方式而对个体行为进行调节。这种法则可以表述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这无疑是把责任加于我的一条法则；但仅就这个责任而言，它根本不能期待我，更不是命令我应该用这些条件来限制我的自由。”①然而，公共权力的出现，使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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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修宪与税收入宪

论修宪与税收入宪

摘要：税收促成宪法的产生，税收奠定了西方宪政的基础。现代国家是租税国家，国家与公民的基本经济关系即为税收关系，税收牵涉到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宪法是规定租税国家的税收方式和使用方法的法律规则。因此税收应当入宪。税收入宪既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税收未能入宪既有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受税收观念的影响。税收入宪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模式选择，宪法对税收规范的内容设计应当采用集中加分散的模式。

关键词：修宪税收宪法入宪

2004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完成了新一轮的修宪。这次修宪《宪法》作了14处修改，其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包括：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等。但其中并无税收方面的内容。税收关系是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基本经济关系，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主要地位，税收在世界宪政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在现代租税国家，税收越来越受到制宪者的关注，但税收在我国宪法中却倍受冷落。

一、税收入宪的理论根据

所谓“税收入宪”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中没有税收方面的规定，而是指宪法中关于税收的内容不完善需要补充。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税收方面的规定只有作为公民基本纳税义务的内容，不仅过于简单而且也有失片面。因此，在我国宪法中增加税收规范尤为必要。可以说，税收与宪法的关系不但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还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首先，税收促成宪法的产生，税收奠定了西方宪政的基础。

税收是伴随国家产生而出现的，长久以来人们将国家征收赋税的行为视为天经地义。但正是人们对国家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的质疑，从而主张对国家征税权力的限制催生了宪政的萌芽。在封建社会的欧洲，采用“国王自理生计”的财政原则，13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对于英王的苛税重赋及征税的中恣意枉为忍无可忍，奋起抗议，英王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与贵族们谈判，接受贵族们要求国王在征收税赋过程中权力的限制要求，于是在英国历史上成就了著名的《大宪章》。不仅是在英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宪章》也堪称最早的宪法性文件，此文件奠定了英国作为宪法母国的地位。其中重要内容包括，贵族们对国王征税的权力行使监督权；未经由贵族代表组成的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征收兵役免除税和传统的封建三捐之外的助捐。[1] 其结果是在英国形成了“国王在封建的体系之外，建立了非封建的收税系统”。[2]对国王税收征收权力限制只是民众对国家权力监督的一种要求，以此为契机，此后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宪政在西方国家得到的普遍的确认和发展。为了抵抗英国殖民统治者对美洲殖民地的租税掠夺，在将税收课征视为宪法问题的争议中，美国最终形成了“无代议士则不纳税”的原则。此后，在欧洲各国的宪政实践中，税收都作为重要内容载入宪法性文件。法国《人权宣言》规定：“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分摊。”“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比利时宪法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省、城市、市镇联合体和市镇地方税，非经各自议会做出决定，不得征收。”日本宪法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3]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文化基础和制度传统并未自然演生出宪政，所谓中国的宪政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我国从清末修宪以来，宪法性文件中都曾有过税收的内容，从清末、北洋政府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宪法性文件中不乏“人民（臣民）有依照法律纳税之义务”的规定并且有强调其合法性的条文。而自新中国建立至今先后制定和修改的宪法性文件中，关于税收的内容也只不过上述规定而已。从清末第一个宪法文件制定至今已历经一个世纪，尽管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宪法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仅就形式而言，关于税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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