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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原则论文

2023-03-05 08:24:46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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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原则论文

篇1：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原则论文

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原则论文

19世纪末期以戴雪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对行政法怀有一种“近乎顽固”的偏见，认为行政法与英国的法治、普通法和宪法自由是不相容的。后来日益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戴雪等人的观点显然是对行政法的一种误解，行政法在英国的存在已经基本上为英国法学界所接受。

韦德认为，行政法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P5、P6）可见，控权，无论如何，都是行政法的核心，这一点与戴雪等人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见戴雪的“偏见”全然不是谬误。不过韦德并不因此认为应当取消行政自由裁量权，对行政机关的积极行为大亮红灯，相反，人们必须正视“行政国”之到来这一事实。所以，一方面，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政府权力必须受到控制，没有绝对的、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政府要受到议会的政治控制和法院的法律控制；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又不能使政府落到“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境地（P42），行政法要保持“国家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平衡”（P7），“对自由裁量权所加的限制则有程度上的差别”，“法院必须努力在需公正有效的行政与需要保护的公民免受行政专断之间作出平衡”（P26）。

缘于英国的传统及法律特性，英国行政法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因此英国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在法治、议会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等一些基本的宪法原则之上，英国行政法派生出了对行政进行司法控制的总原则――越权原则，“几乎所有法庭敢于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P9）。

韦德分析了法院权力的宪法基础。

首先是法治原则，这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它有几层含义：一是“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即合法性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到公民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如果不能证实有法律授权，则当事人克诉诸法院，请求撤销该行为。而是“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即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现代政府不能不具备许多自由裁量权，但如若无限制的行使这种权力，则必不符合公平行政、保障民权的要求，因此，行政除了要符合合法性原则外，还必须依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进行。三是“法律必须平等对待政府和公民”，不能给予政府在普通法律上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四是“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完全有独立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既要保证司法对政府的高度独立。

其次是议会主权原则，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支柱。议会作为立法机关是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法律控制的，所有的公共权力均要从属于议会的法律，因为主权立法是不受限制的，它因自身和有效，不屈从于任何更高的权力，所以政府只能依议会的授权而行事，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不得质疑议会的立法。英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严格的三权分立，也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英国法官不具有美国法官那样的宪法地位，无权进行违宪审查。但是，由于法院适用法律，而且有权解释法律，议会也从来未反对过法院的解释，所以实际上“法律的一切问题最终总是法院说了算”，“他们的宪法服从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创造性地发展行政法原则”。

再者是政府服从法律。这也是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必有之义，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普通法的适用。法院在处理涉及政府和公共当局的争议时，通常是将公共当局视为与一般私人一样的当事人，适用普通法。公共当局超出其权力范围行事，就要向私人当事人一样对其行为负责。二是公法救济。对政府实施的一般私人不可能从事的行为，依普通法不能管辖时，法院应当对行政相对人体公共法救济，让公共当局承担公法上的责任。三是司法审查与上诉制度，这是保障征服服从法律的两种重要手段。

在这些宪法

[1] [2] [3]

篇2：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原则――读韦德的《行政法》

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原则――读韦德的《行政法》

秦旭东

韦德分析了法院权力的宪法基础。

其次是议会主权原则，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支柱。议会作为立法机关是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法律控制的，所有的公共权力均要从属于议会的法律，因为主权立法是不受限制的，它因自身和有效，不屈从于任何更高的权力，所以政府只能依议会的授权而行事，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不得质疑议会的立法。英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严格的三权分立，也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英国法官不具有美国法官那样的宪法地位，无权进行违宪审查。但是，由于法院适用法律，而且有权解释法律，议会也从来未反对过法院的解释，所以实际上“法律的一切问题最终总是法院说了算”，“他们的宪法服从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创造性地发展行政法原则”。

在这些宪法性原则基础上，就引出了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即越权原则。它几乎是法院对行政权进行司法控制的唯一和全部的法律根据，因为按照议会主权原则，法院服从于议会，无权审查议会的法律，也无权过问议会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只有行政机关超越授权行事时，法院才可以干预。这样，除了案卷表面错误着一例外之外，越权原则就成了法院进行司法控制的“仅有一种武器”，甚至新的发展似乎已经把这一里外也纳入了越权原则之中了。

在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越权时，须要确立合法的、有说服力的标准。如果议会的`授权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对某一事项的权限，则法院只须对法律进行进行文意解释，进而适用于时时，即可断定。但是，在授权没有明确界限的情形，如果行政机关有“恶意行事、不合情理或毫无正当根据办事”等等行为，从表面上难以找到其越权得根据，而实际上却违反了法治原则，法院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因为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其超然地位可以得到稳定的保障，加以判例制度“遵循献礼”原则等资源可供利用，所以对于这些情形，法院可以充分利用解释法律的艺术实现其目标，审查行政行为是否违反了议会授权失所暗含的保障，即议会从来没有授予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保障。无需每一部法律都明确写明这一原则，它是“每个法律都应该遵守的模式条件，违反之则法院可宣布其越权无效。越权可能是明显违反法律的某一规定，也可能是违反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及其暗含的应有之一。尽管有宪法上议会主权原则的限制，英国法官们却艺术性地运用越权原则，把各种应当期望的含义“拉上普罗克拉提斯之床”（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提斯是个凯黑店的强盗，他捉到人后，是身高者睡短床，截去其身体的伸出部分；使身矮者睡长床，把其拉到与床一样长）。法院通过扩大和提炼越权原则发展出许多分支，使这一原则应用到广泛的领域，有效地实现行政法的使命。这些分支原则包括：

违反明确的法定程序。在自然正义原则之外，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一些制定法明确规定的行使职权的程序，否则即构成程序越权。

不正常授权（不适当委托）。行政机关自行转授或委托权力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议会授权时明示或暗示的不得再转授或委托权力的规定，即构成越权。

违反管辖条件。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条件不具备或条件不符合时行使职权，就构成实体越权。

不合理。不合理相对于不合法而言，行政机关实施某种行为，如不符合议会授权时所暗含的对行政机关合理行为的要求，则也构成一种实体越权。

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实施行为时，考虑了与相应行为无关的事实，并以之作为行为的根据，则违反了议会授权时明示或暗示的条件，构成越权。

不当动机。行政机关实施行为不是为了实现议会授权的目的，则动机不当，构成越权。

违反自然正义。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即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违反这一原则也构成程序越权。

可以说，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而越权原则则使这种司法控制的核心原则。英国法上对权力滥用的高度警惕和对公民权利与自由保障的深厚关怀这些优秀传统在行政法的发展历程中得以深刻体现。尽管其间因一些“极端的偏向”而走了一些“弯路”，然而最终却形成了以越权原则为特色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守夜国”已成历史、行政权不断膨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韦德特别注意到，尽管议会至上、内阁责任制在英国宪法上具有持久、强大的影响力，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政党制度带来了政府的中心地位，导致的一个持续的危险是，传统的议会对行政的控制被削弱，而政府对议会的控制则加强。议案由政府部门拟订，由党魁操纵议会通过的立法方式可能危害到法律的公正性；执政党控制的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也显得软弱无力，民主可能受到损害。因此，19一位著名法官指出：“如果内阁责任制名副其实的话，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事实是，法院是防止行政侵犯个人自由的唯一武器”（P34）。尽管后来的议会行政专员制度弥补某些缺陷，但显然法院的司法审查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英国特色制度是同英国独特的法律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移植到其他土壤上难说一定能“健康成长起来”，然而其间必有一些普适的可资借鉴的东西。比如在戴雪们“可爱的偏执”强烈影响下的法治原则，比如英国法官们运用高度智慧对越权原则的“艺术化”的发挥。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我们的行政法是否也需要一点“必要的偏执”呢？处境尴尬的中国法官们是否也应该充分发挥智慧和勇气来点“艺术化的创造”呢？当然，这已经不是本文要深发下去的问题了。

阅读文献：

《行政法》第一、二章，威廉.韦德著，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

参考文献：

《法与宪法》，W.I.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版；

《外国行政法教程》，姜明安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英国行政法》，王名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篇3：试论行政法上平等原则的论文

试论行政法上平等原则的论文

摘要：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律之中，我国行政法律原则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就是平等原则，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对于基本的法律常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掌握，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法律的平等之上，遵循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位置，而平等原则所诞生的根本就是政法对于人性平等的理念的尊重，主要可以通过行政自我拘束和禁止恣意挑衅等两个方面来进行实现。然而，目前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角度来看，在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的适用情况，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因此，本文针对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从平等的概念入手，交代了平等的法律标准，并深刻的讨论了在法律关系中平等关系的体现，为日后研究行政法中平等原则的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关键词：行政法；平等原则；分析

一、平等概述

（一）平等的概念

通常情况下，对于平等的定义，就是无论是是政治地位，还是社会经济地位，都在同一标准之上，没有存在世袭的制度或是阶级的差别的一种特殊权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平等概念的理解，首先，权利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指的是在我国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所享有的义务和待遇都是相同的。其次，结果的平等结果的平等指的是每一个公民，对于社会产品的分配以及价值的索取是平等的。第三，指的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意思是对于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自身利益来说，社会会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来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机会，从而实现公民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平等，就是指的是人与之间能够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处于一个同等的位置之中，在平等的理念中，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保障条件的相同，对待方式的相同，即使在不同的条件下也会得到相同的对待，或者是说相等的情况下，绝对不允许不平等对待的情况发生，不存在任何的差别待遇。

（二）平等的种类

我们可以将平等的种类分为三个类型，第一，平等的种类可以分为权利的平等和状态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指的是我国的每一个公民，无论是在言论自由，社会发展，政治参与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这一部分平等的权利是得到国家的宪法保护。是能够获得一定的法律意义和保障的平等。对于权利平等来说，它将关注的重点是放在了公民的精神领域和人格领域之上，而与权利平等相反的一面就是状态平等，状态平等强调的是物质和经济利益的平等，指的是所有人都会获得相同的物质或是经济利益，是一种切身利益的平等体现。

第二种平等的类型是机会和结果的平等，机会平等通常指的是，人们的发展理想等方面的平等，而结果平等主要强调的.是公民按劳分配的平等，也就是说，公民和公民之间享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在按劳分配的时候也应该获得相应的平等结果，保障实质和结果的统一，从而使每一个公民所分配到的劳务财产都是同一标准。

第三个平等的种类是完全平等和比例平等。完全平等指的是在多个方面公民都享有绝对的平等权利，例如，政治、经济和思想等，不同的公民之间不会出现差别待遇的情况，而比例平等这一概念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平等学说提出的，它的中心思想指的是通过比例的方式来实现公平公正的对待，也就是要求政府部门对待所有的人群都应该一视同仁，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则来对个体展开平等的对待方式，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二、平等的法律标准

平等意味着针对相同的事物，不会出现差别对待的情况，或是针对不同的事物出现不同的差别对待的情况，然而在我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都是不同的个体，因此，在人和人之间难免存在着一些差异，面对这样的情况，要想实现简单的原则，就必须要确定不同的标准，我们对法律中的标准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

首先，我们将权利平等作为根本出发点。对于法律中的平等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自然部分有社会部分，对于种族、性别和外貌特征等等内容，我们划分到自然的范围之内，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方式来改变的，也无法以道德的标准去衡量，没有相应的善恶美丑之分。而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凭借富贵，贫贱、职业等内容，是由一些人的自主活动而造成的最终结果，因此，对于法律来说，法律上的平等应该针对不同价格体验给予不同的保护标准，从而确定这个社会的平等标准对待。

其次，是社会权利的平等标准，社会权利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它包含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对社会权利的平等标准进行认定，一方面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指的是公民有权利享受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而且国家的政治也不得对公民的政治自由产生干涉；另一方面是经济权力，经济权利指的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在经济方面作出贡献的权利，而且，社会在进行按劳分配的时候，也是以社会贡献为基础的，因此，不同的人会享有不同的经济权利，是按照贡献的比例来进行划分。

三、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关系的体现

（一）法律地位平等

在行政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之间，所产生的行政法律制度是一个较为中间性质的观点，行政客体的权力可以任意地进行扩大，因此现代化的行政法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势必是朝着自由裁量的方向发展，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自身权利的时候，会受到行政法的约束力和制约力，同时执法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应该明确自身的职责和义务，要保障客体充分地享有自身的权利，保障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例如，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必须要出示能够变身身份进行证明的证件，并且要出示违法的相关事，也可以给予当事人解释和申辩的权利。

（二）行政法律中的双方的独立性

对于国家的享有权来说，权力的真正主人就是国家的每一名公民，因此无论是社会的普通公民，还是政府的行政人员，二者之间的行政关系是平等的，而且在法律中也互相独立，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和发展，在企业中形成了一定的法人，使单位人成了有自主地位的法人，农民也成为了自由农民，不断的对公民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提升，从而体现出了行政法律中的平等原则。

（三）行政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自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就不断这次临时改变，同时我国的政府的职能也要进行转变，政府必须向公正和透明的方向发展，例如，公民日常的报警工作，公务人员的打击犯罪工作，都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要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而实现行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性，和平等性。从而确保我国行政法律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我国公民自身的权益提供一个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2]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版.

[3] 罗堂庆：《谈谈对平等法律主体的公平保护》，山东法学02期.

[4] 张恒山：《论正义和法律正义》，法制与社会发展期.

[5] 张梓太、吴卫星：《行政补偿理论分析》，法学08期.

篇4：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摘要】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提供指导思想和准则。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原则，其强调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在有利于行政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是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标尺，意在形成一种均衡的比例关系，平衡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文章拟围绕比例的内涵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两个方面，对比例原则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比例原则;内涵;适用;平衡

比例原则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德国警察法中，随后在德国行政法中得到发展，因比例原则侧重效率与均衡，其在德国行政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随着比例原则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这一行政法上的原则，并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法中。

可见，比例原则对适用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台湾地区的陈新民教授就认为，比例原则实质上就是限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因此，比例原则的适用被认为是保障行政权合理且有效地实施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我国，比例原则还未被明确提出，但对其研究逐步增多，本文藉由行政法的内涵，提出关于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比例原则的一些观点。

一、比例原则的内涵

比例原则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比例原则是广义的比例原则的下位概念。

文章以广义的比例原则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比例原则的内涵。

广义的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

第一，妥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行为时，以法律为依据。

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限于法律所预设的、所允许的目的。

即法律所保护的公共利益。

可见，妥当性原则就是需要行政机关根据立法背景、法律的整体精神、条文间的关系、规定含义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的。

第二，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少侵害原则。

是指当行政权行使的时候，应尽量把对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也就是说，当有多种行政手段可供行政机关行使时，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少的一种手段。

可见，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使用“必要的手段”，这种“必要的手段”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且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必要性原则所指的必要性是指“必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在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中对相对人的权益侵害最小，同时又能达到行政目的。

第三，狭义比例原则，又称为相称性原则。

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即要适度。

行政机关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需是相称的。

具体而言，是指某项具体行政行为虽是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实施该行政行为将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且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那么该项行政行为的行使就违反了相称性原则。

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预期目的与可能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之间平衡，只有在行政目的重于可能造成的损害时，行政机关才能实施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就要权衡，看是否有必要实施。

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尚处于较为空白的状态，多是翻译国外的著作，尤其是德国相关方面的著作。

怎样使该原则更好的运用于行政法上，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章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

(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适用

比例原则在行政权的运作上体现在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是比例原则属性的体现。

比例原则保障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依比例原则行使行政权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

因此，行政行为需要遵循比例原则。

在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中会面临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这些利益并不总是矛盾和冲突的，但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要缓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要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各种利益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比例关系。

这些冲突和矛盾包括很多，例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通常情况下，先前的利益重于后者的利益，行政目的也是侧重实现先前利益。

当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通常要求后面利益服从先前利益。

然而依据比例原则，这种服从并不是绝对的。

行政机关需要在两者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衡量这些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然后再行使行政裁量权。

在判别两个利益时，如果后者的利益远远大于先前的利益，那是否需要牺牲后面的利益作为代价，来保障先前利益的实现。

行政机关是否能在权衡的同时，探寻出一条既能实现行政权又不会损害后者利益的出路。

如果二者的利益都能最大化，那么即是行政效能的最大化。

如行政机关在处理房屋拆迁或者土地征收时，很可能会发现这些项目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更多的是空洞的，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帮助不大，甚至有些没有。

这样一来，先前利益与后者利益之间所要达到的行政目标远不成比例。

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或者个人的利益换取这些虚无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应要求相对人无条件地以弱势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服从行政机关所主张的“公共利益”吗?显然不是。

相反，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比例原则，衡量两者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取舍。

(二)比例原则在法院行政审判中适用

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追寻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是通过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来实现司法公正。

行政审判作为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一种重要调和剂，应当与相关主体相互配合，注重于保持和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那怎样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动态的平衡了?从两方面去阐述法院在行政审判中适用比例原则。

一方面从审判中所采用的司法审查审查标准来理解，而另一方面则是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去阐释。

审查标准是什么?法院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是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基本合理”，法院将“基本合理”作为审查行政案件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何谓“基本合理”，审查行政案件是否属于一般性的合理。

也就是说，法院只对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的行政行为做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判决。

换言之，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法院才能做出相应的判决，否则就只是被认为是一般性的不合理。

如行政机关可以在两种具体行政行为中进行选择时，没有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但两种可以选择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影响差别并不大，则行政机关的做法只是属于一般性的不合理;若差别明显，则属于职权滥用或显失公正。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只有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合理程度严重时或者明显违法时，法院才能作出撤销或变更判决。

否则，法院不能轻易地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另一方面，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若是将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程度是轻是重都一律予以否定，实际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没有益处，相反会对行政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违反比例原则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可能不是违法必究，而是法院在行使裁量权的灵活性和适当性。

因此，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以“基本合理”作为准绳，在司法实务中更强调法院在裁决上的适当性。

参考文献：

[1]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篇5：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

摘要：在我国的行政法中，平等原则作为行政法原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对法律常识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法律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其根源是源于人性尊严之宪政理念，主要体现在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基本要求。

但是，就目前我国的行政法来看，其司法适用仍然存在着缺失，因此本文将对行政法中的平等原则进行简要论述

篇6：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

一、平等的涵义与分类

1、平等的涵义

“平等”英文表示是“Equality” 通常的理解是，政治、社会或经济地位处于同一水平，没有或否认世袭的阶级差别或专断的特权。

笔者通过对资料的翻阅与查询，以及平日的学习积累，对平等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权利平等，所谓权利平等是指国家承认的公民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享有平等的待遇。

第二，结果平等，所谓结果平等是指全社会的产品和价值物能够实现完全平等地分配。

第三，机会平等，所谓机会平等是指针对社会成员的自身利益，能够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总之，平等就是指人与人之间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能够处于一个相同的地位。

其核心是指在相同的条件下都要同等对待，不同条件情况下给予不同的对待，反而推之，即同等情况下是绝对不可以有不同等的对待，不同情况条件下是可以有差别对待的。

2、平等的分类

第一，权利平等与状态平等。

所谓权利平等，是指所有公民在信仰、言论自由、良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平等，这方面的平等多数是被国家的宪法所记载的，是载入本国宪法体质中的，能够得到法律形式上的保障，“权利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格。

而具有争议的相反的一方面的.一种平等称之状态平等，。

状态平等”关注使所有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更加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是现实可见的“利益”。

第二，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

“机会平等”是指发展、理想、前景等方面的平等。

“结果平等”，是指强调每个公民的平等，公民在按劳分配时必须要有无差别分配，.要求“结果”、“实质性的平等，把一切都拉到同一水平。

第三，完全平等与比例平等。

“完全平等”即公民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所包含的基本权利能够实现绝对平等，不存在差别对待。

“比例平等”即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平等学说，其中心表达是指基于比例的平等能够实现是公正的对待。

也就是说完全平等要求政府机关要一视同仁不可有不平等对待;而比例平等则要求政府机关对不同的个体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和方法，以实现现实意义上的平等。

二、平等的法律标准

平等就是要求对待相同的事物不应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事物可以有差别待遇。

但是天下之大，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普遍的差异，因此，对于这样不同的情况，要想满足平等的差别原则平等，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标准。

下面笔者就简要的概括平等的法律标准

首先，基本权利与同等标准。

平等简单的说，可以分成自然的与社会的两大部分。

比如性别、天赋、种族、外貌等等属于自然的，是无法改变的，是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是没有善恶美丑之分的。

而富贵、贫贱、工资、职务、社会地位这些是由人的自主活动而形成的。

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就应该根据个体的不同予以平等的保护，对于社会的关系来讲可以有不同方式的平等对待。

其次，社会权利的平等认定标准。

社会权利是一个比较泛泛的概念，实质是指政治、经济等权利的总称。

我们认定社会权利的平等标准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政治权利与自由标准。

也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平等是指政治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能够为公民实现平等的对待而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国家政治权利不得干涉个人的政治自由。

另一方面，经济权利和贡献标准。

是指每个人在经济方面所享有的权利与在经济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决定每个人提供经济权利分配的主要依据，是按劳分配的，因此，人们享有的经济权利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经济权利与经济贡献的比例是相等的。

三、法律平等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体现

行政法中的平等观念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行政行为的平等意义，在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 行政主体与客体的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行政法律制度中是一个较为中心的观点。

将行政客体的权利自由扩大，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必然势头。

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行使其职权时，现行的行政法是约束其行使的行政权力。

同时，行政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当履行期自己的义务，对于行政客体来说也有其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举个例子说明，在行政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应出具其身份证件，并且要指出违法的事实，于此同时要聆听当事人的申辩，并予以解释，提供帮助等等。

(二) 行政法律中的双方的独立性

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是国家权力的真正的主人，与政府行政人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相互的。

双方的意志存在基础上的一致。

比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影响下，使得企业中的“官工”、“官商”、成为了“法人”;“单位人”成为了有自主地位的“社会人”;农民由“官农”成为了土地承包制的“自由农”等等，其社会地位的上升，足以体现行政法律中的平等原则。

(三) 行政主体对客体并非是单项的支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质的运行，就要求政府转变其职能，要从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职能转变，从神秘的政府向透明的政府转变。

诸如，公民日常的报警;发生刑侦案件时要求公安人员破案、打击犯罪;要求法院的法官公平的审判案件、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审计企业的税务状况等等实质上都是具有支配意义的，并非是行政客体的无条件服从和单方面的支配。

因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相互的，是双向的，是角色互换的。

?参考文献：

?[1]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2]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版。

?[3] 罗堂庆：《谈谈对平等法律主体的公平保护》，山东法学1994年02期。

?[4] 张恒山：《论正义和法律正义》，法制与社会发展01期。

?[5] 张梓太、吴卫星：《行政补偿理论分析》，法学08期。

篇7：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浅析论文

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浅析论文

在过去，信赖保护原则并未受到重视，然而近几年来，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被视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在当代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作用和地位与行政法中的合理性、合法性等原则有着同等作用和地位，那么作为当代行政法中重要的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在众多领域当中都应当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

一、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概述

在行政法当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主体之间要在诚实信用的原则下互相信任，保持自身的忠诚度，同时以诚实信用的方法做出正确的行政行为，这一内容是行政法对行政主体提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国家提高公信力的基本条件:行政相对人依赖的对象同时依赖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都在行政法保护范围内:对于相对人来说要想自身的信赖值得保护，首先就要具备信赖的利益，并以此作为信赖保护的基础内容，以实现信赖保护:行政的相对人正当的信赖利益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实现利益的保护，这一内容既是信赖保护原则最终追求的目标。根据上述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在当代的法治国家当中，在切实维护人民基本利益和正当权益的基础上，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当中形成的各种行为，且对己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不得随意变更和撤销。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的几种说法

(一)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是一项具有浓重伦理色彩的基本原则，不能把它规划到公法或者私法范围内，但同时诚信原则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所以在公法和私法范围内也都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关于诚信原则能够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的说法有很多，有人认为，从适用方面的角度上看，诚信原则的存在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因此可以说诚信原则适用于行政法，可以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然而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度不够，有些牵强。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是需要诚信原则来约束的，所以要求行政主体具有善意的行为且合法合理，而信赖保护原则主要对行政主体进行约束，这两种原则显然是平行的关系，信赖保护原则无法将诚信原则单独作为自身的法律依据。

(二)保障基本权利的原则

多数学者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来源，但是信赖保护原则是否能将基本权利单独作为自身的法律依据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在宪法中，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就个体来说的，如果撤销其法律和行政行为，也就是侵害了个人实现其法律行为的可能性，而信赖保护原则从根本上对人的基本权利有着保障的作用。基本权利并不能单独成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基于众多说法，有些说法倾向人的自由权，而有些说法倾向于财产保障，加之宪法中广泛的基本权利，并非所有的基本权利都适合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总而言之，如果将基本权利单独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是片面的。

(三)法安定性原则

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法的安定性原则，明确人与人之间的权益并划分出权利和义务的界限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法律自身的状态也就是法律中权利和义务的安定性，同时借由法律中的各种关系也要维持一种安定的状态，显然，要想实现法律本身的安定，就要先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行政法本身就是构成法律安定秩序的要素之一，同样具备法的安定性，然而单独将行政行为作为实现公益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行政法律中的关系也会因此受到威胁，可见行政行为作为法的方式之一具有一定的安定性。除此之外，行政行为受到法的安定的约束，要求法律中的相对人法律行为的效果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同时行政行为要继续维持自身的稳定性，行政主体不得对己经生效的行为随意变更或撤销。

(四)法治国的原则

法治国的理念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治国原则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法的和平、法安定、权力分立、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等。其中保护人的信赖利益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同时也是法治国的目标。然而有些人认为，从法治国的原则中可以衍生出一些潜在的法律原则，例如通过法治国的原则可以要求撤销收益行政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又可以要求继续保持这种行为，由此可见信赖保护的原则不等同于法治国的原则，而法治国的'原则确立应该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的思想。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由于行政主体的行为具有多样性，这样在行政法上适用的表现也有所不同。首先行政主体之间要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互相信任，这样才会有诚实信用的行政行为。其次，抽象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来说是不具备效力的，行政机关不可以随意制定针对相对人的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得限制和侵害相对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切实保障人的利益。要限制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分析，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要首先衡量行政合法的公共利益与人民的信赖利益是否冲突，在一般情况下，撤销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往往不发生相对人利益保护的问题。在行政法中撤销行政行为是相对于违法行政行为来说的，废止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合法的行政行为来说的，而终止这种行为之后的法律效力基于信赖保护原则，所以废止行政行为应该受到限制。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文章从当代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和地位等为出发点，对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以及适用等进行分析。在行政法当中，任何一种法律原则都不能够脱离主体单独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同样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也不能够取决于单独的原则，而是基于多项原则，可以说信赖保护原则是各种原则的综合体。

篇8：当代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论文

当代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论文

论文摘要: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该贯穿于行政行为的始末,当信赖利益遭到侵害时,公民必须能够找到有效的救济途径,即使相对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进行救济,但很多情况下,相对人无法进行有效的救济,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存在着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我国的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需要具体明确。

论文关键词

信赖保护原则具体运用行政法

一、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概述

正如“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领域中被公认是“帝王条款”一样,在当代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也已经被确立了基本原则的地位存在着。这一原则并非私法所特有的,也并非属于公法的特殊原则,而是作为公法私法的法的一般法律原理。

现代行政法已于往昔不同,在承担着保障****、维护法的安定性、实现实质的法治行政的职责的同时,也应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为之。同一法律原则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也应该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因此,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体现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原则也应该有其特殊内涵。

那么什么是信赖保护原则?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规定:“(1)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2)法令之解释或行政机关之惯例为国民普遍接受后,除对公共利益或第三者的正当利益有明显危害之外,不得以新的解释或惯例溯及而为不利致处理。”这是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典型规定。我国学者对信赖保护也有不同论述。姜明安教授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提到信赖保护原则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马怀德教授又称信赖保护原则为保护合法信赖原则或者尊重合法信赖原则,认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应当确保管理活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从而树立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管理活动真诚信赖的原则。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认为:行政行为一旦经法定程序确立,“该行政行为受到存续保护而不得任意撤废,如出于公共利益的紧急需要必须撤废该行政行为时,也应给予相对人相应的补偿,此为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基本涵义。”

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表述,但我们仍能看出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不得随意更改、撤销、废止,即使事后发现有轻微违法或不利因素存在,若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已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行政主体不得随意变动该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

其次,如果行政行为作出后,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大于行政相对人将因此遭受的损失时,可以变动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

再次,行政主体变动已生效的行政行为,不是因为行政相对人过错的,要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赔偿,如果基于公共利益变动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合理补偿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

从本质上来说,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赖而取得或者可能取得的利益,因此,行政主体不得改变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的行政法律秩序,或者在行政主体改变这种行政法律秩序之后给予合理补偿或赔偿,以此来维护行政法治秩序的安定,保障公共利益和成员正当的利益。可见,当代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是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衡平与选择。

二、信赖保护原则对于当代行政法的意义及在行政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信赖保护原则对当代行政法的意义

对于现代行政法治而言,信赖保护原则是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贯穿于行政行为的始末。不管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还是无可厚非的选择,政府都应该是诚信的,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不应该过分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服从关系,个人利益是包含在公共利益之中的,政府不应该只在乎公共利益而忽视个****利的平衡。如果行政主体只要认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就会变动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那么不止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政府的信用也必要受损。因此,信赖保护原则不但有利于建立政府的公信力,而且防止权力的滥用,其意义重大。

1.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塑造诚信政府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渐渐背离了“人民公仆”的形象,政府要取得公民的信赖,必须重新建立良好的信誉度。这就需要政府在行政行为中,依法行政,对其行为负责,既要立足于公共利益又要充分考虑到具体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确保信赖利益的实现。信赖保护原则有助于改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营造诚信政府,改善政府形象。

2.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权利救济

在我国,行政机关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擅自变动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据此产生的信赖利益受损,虽然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救济,但有时效果甚微。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就是要求政府信守诺言,改变反复无常的行政行为,切实维护公民利益。应松年教授曾说过,“政府本身应该成为整个社会诚信的示范者”。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既有利于全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改善人们与政府的关系,规制行政权力。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主要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变动过程中,既适用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抽象行政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

基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撤销,是指在成立时具有违法情形或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自始无效。这是遵循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结果。但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出现,使得依法行政原则不再绝对化,如果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这时若一味遵循依法行政原则不仅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也会使得行政机关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因此,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否,不应完全取决于对绝对合法性的维护,而必须是对行政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与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进行客观衡量的结果。

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有利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因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对相对人的利益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因此应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当为实现的公共利益明显大于相对人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才可以撤销,但应当赔偿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负担行政行为原则上可以随意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作为例外,比如相对人基于行政行为的信赖已经对标的物进行处分很难恢复等情况。

具体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不再适用新的需要而被废止。废止的是合法的行政行为,正因如此,相对人对合法行政行为的信赖程度更大,所以在行政行为的废止上,更应该重视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同样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中,虽然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但其一经做出,公民必然会基于对其的信赖而做出特定行为,这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利益,所以,在抽象行政行为的变动中仍存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抽象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也不得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实践中的具体构建

(一)何为“公共利益”

信赖保护原则是为了切实维护相对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衡量,公共利益出现在我国众多的法律当中,但是何为公共利益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在人们的思想中,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时,强调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公共利益,强调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的.,相反的,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所谓公意,或者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益,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公益,或者不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的。因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意志。”在《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公共利益不仅仅是国家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在主体上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内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对于“公共”的界定,一般采取不确定的多数人的标准,在“利益”判断方面,应以规范背后的价值为标准之外,还应该考察社会的客观事实进行判断。

(二)对信赖保护利益时效上的限制

法律规定权利的消灭时效和最长的保护期限,不是为了限制相对人的权利而是为了保障权利的有效行使。

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补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该法第48、49条规定,补偿请求权应在一年内行使,此一年期间,自官署告知关系人此项请求期间时,开始起算。我国台湾地区在借鉴德国《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不仅规定了消灭时效,也进一步规定了补偿请求权的最长保护期限,该法第121、126条规定,补偿请求权自行政机关告知其事由时起,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处分撤销或废止时起超过5年的,请求权也消灭。

我国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对信赖保护的时效,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的相关规定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制度设计。

(三)对信赖保护利益补偿的范围与数额加以规定

我国行政法对于赔偿和补偿的规定见于《行政许可法》第8条:“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第69条“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规定的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对补偿的范围需加以规定。在我国对于利益的补偿还仅限于对实体利益中的财产性权益补偿,对于政治权利等人身权利的侵害还不属于补偿的范围。

对于补偿数额的规定德国和我国台湾都有规定,总的来说对于相对人财产的补偿应当给予相当于既得利益的补偿,不得超过既得利益的范围。同时,还应该规定补偿数额的下限,在公民利益遭受损失时,补偿的数额不应该低于下限。

除此之外,在我国完善补偿立法的同时还应该确立补偿方式的启动方式,确立明确的补偿计算方式,从而使信赖保护原则得以充分的实现。

篇9：试述行政法的自然公正原则论文

试述行政法的自然公正原则论文

自然公正原则做为英国行政法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其在英国指导了行政行为的设立，实施，以及行政程序的执行，这个古老的原则在法官判案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弥补很多判例法的不足。而面对行政权日益扩张的中国，怎样才能给行政行为一个合理的约束，对于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英国的自然公共原则，对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自然公正原则的含义

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标志，它指的是公正，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中世纪的自然法理念，在传统上,尽管没有具体的成文法来界定自然正义的具体内容,但是,存在于普通法之中的正义理念实际上弥补了立法上的空白，正因为如此,自然正义反映了英国法律和道德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

(一)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的体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起先的近似于自然法的自然正义的概念也是具有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先验的概念。在不同的行政行为中也有不同的体现：

首先，自然公正原则对于行政权的设立，有议会的委任立法，这样就保障了行政权取得的前提是合法并合理的;

再次，在行政权的行使中，按照法院的一贯认定，制定法的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自然公正原则，同时，所谓Widenesbury原则。而对于英王特权则另当别论。最后，在程序正义中，自然公正原则就体现在，一方面，它给予了当事人获得口头听政的权力，即如果有关机构所要裁决的问题涉及个人行为或行为能力时，则必须要使对方知道对其不利的证据并且必须保证其拥有公正的辩驳的机会。另一个是说明理由，在英国的普通法上并没有对于说明决定的理由的一般义务。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深层含义

我们可以看出，在行政权的行使中自然则体现出英国人对与权力的一种神化色彩，它的提出使严谨的英国人相信：公正不但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更要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实现。然而这看的见的方式就是行政行为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如英国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反对偏私，当事人有公平获得听政的权利等就正式这种“看的见”的具体化。

“看的见”就要求将在法官对一个案件做出判断时，就要依据自然公正原则来保护受行政权的侵害的一方。在某些特殊时候还可以将自然公正言责作为对抗英国制定法的工具，如以下将讲到一个重要案例，在此不再赘述。

二、由自然正义原则想到的我国的行政行为的制约方式

与英国相比，我国的行政法却没有专门单独将行政行为列出，赋予其行为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法是将行政行为依据不同的标准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然而由于行政行为自身种类繁多发展迅速，任何一种分类都不能穷尽行政行为，则对于某些已经有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规定其有一定原则可以遵循，如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了便民原则，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了回避，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等。但由于行政行为种类繁多，在不属于某些法律直接规定的行政行为，而确实存在行政违法的情况下，很难给予行政行政以合理的制裁。如的“砸龙舟运动”( 端午节到来前夕，江西省鹰潭市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砸、锯龙舟运动，辖区内月湖区、余江县所有乡镇近千条龙舟悉数被毁，根据龙舟的新旧程度，每条龙舟赔付给村民1000至3000元人民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称，为此次“砸龙舟运动”，政府至少掏出200万元用于赔付款。)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几个疑问，首先，“砸龙舟”的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再次，如果它是行政行为的话，那么它的依据在何处?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对于以“砸坏龙舟”的方式来维护社会治安是否符合行政法合理性原则?最后，即使给予了赔偿，龙舟到底是否该砸?在我看来，在本次事件中的政府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并派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是属于行政行为，但属何种行政行为，尚不能做出判断。然而，做为行政行为，它的依据何在?依据我国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行政行为应以合法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前提，即行政法依据合法。关于我国的行政行为并未给出具体原则规定，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有行政合理性，行政合法性原则可勉强套用。但却并不能用于判断它的正确与否，原因是标准模糊，合法性中谈到行政行为的主体合法，遵循行政法律规范等的说法也不能完全成立，如果引用合理性原则来说明的话，那政府或许会说，我们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避免赛龙舟而引发治安事件，但这种行政手段是否适当，无从判断。

三、对于我国行政行为的启示

对于类似的事件，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行政行为究竟怎样进行约束，我认为，英国行政行为的原则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首先，英国行政法对于行政行为规定了具体原则，该原则对行政行为的实施有指导作用，如，自然公正原则的行政化就有一个经典的19世纪的案例予以说明。1863年Cooper v Wandsworth Board of Works一案中，地方当局因推倒了原告部分建成房屋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是非法侵入，原告因此从该地方当局那里取得了赔偿金。在该案中，原告未其建造这所房屋的目的，而按照制定法的规定该地方当局有权因此而推倒其建筑。但法院认为该地方当局在行使其制定法上规定的权力之前，应当为原告举行一个听政会。接下来法院有一段经典的广为引用的判词：“虽然制定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但是普通法的公正原则应当主动弥补立法上存在的疏漏。”这是抽象的公正原则的适用。这样对于判断公权力的出位与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行政行为中并无实施原则的规定，我国的制定法传统决定了在我国即使我们能感觉某一行政行为违法了，却无法给予合理的制裁。

我国将行政行为分为若干类别，而每一类分类方式都不能穷尽所有的行政行为，而对于行政行为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总的原则来约束所有的行政行为?即在大的范围内将给予所有符合行政行为特征的行为都给予约束。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中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可以有自己具体的约束方式。

篇10：行政法视角下公共政策制定原则论文

行政法视角下公共政策制定原则论文

公共政策代表了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公共政策的制定直接关系了社会和谐和社会生产，关系我国公共社会管理的稳定。就我国国情来看，公共政策制定属于行政范畴，公共政策的制定要遵循三大原则的要求进行具体的制定工作，本文通过在行政法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讨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原则，并且在行政法推行的大背景下，更加突出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也对公民参与下的公共政策制定进行分析。

一、公共政策的含义及功能

公共政策是世界上范畴较广的一个定义，是根据公共管理研究衍生出来的一种公共性质的政策。所以说公共政策是对于一般决策和一般决定而言的形式特殊的政策种类，虽然区别于一般决策或决定，但也具备相应程度的'一般特征。总的来说，公共政策是包含了公共问题、公共目标以及公共利益的意志表现，代表了公共权力的发挥和行使，具有能够分配价值的权威，其表现思想也是双重的，即存在积极意义也存在消极意义。公共政策的功能主要包括了:管制功能，针对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解决，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性和强制性，其表现形式为政策中的具体条文;引导功能，通过具体规定对公众群体的行为进行正确引导，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发挥了促进社会和谐、帮助人们规范正确行为、具有积极性功能的作用;调控功能，是对政策进行具体治理的手段之一，是公共权力机构的利用工具，在公共事务中扮演调节和控制的角色;分配功能，公共政策将共有价值和公共利益均衡的分配到政府和群众之中，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最广泛要求，也是站在社会多数人的立场上出发和考虑的［1］。

二、行政法下突出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加强公民参与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有效提升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下面针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进行探讨:(一)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途径我党在十六大中提出了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并且我国最新行政法出台后，更加体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运行思想，不仅要强化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程度，更要突出人文主义精神，那么，提升公民的参与度是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走上民主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二)公民参与能够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要想提升公共政策的制定质量，首先就要提升民主化程度，而民主化程度的就要依赖于全民参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能够体现最根本利益的需求，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的失误，更能够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制定合理科学的政策，进而提升了政策制定的质量。(三)公民参与是保障了公共性质的要求公共政策的表征是实现全民参与化的制定状态。因此，在对于公共性质的要求下，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呼声的体现，不仅符合多元化、多层次、理性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要求，更对我国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深度扩大。因此，总的来说，公民参与深深保障了公共性质的根本要求。

三、行政法下公共政策制定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合法性原则起着全局统领的作用，时刻提醒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合理、合法，绝对不能与行政法相悖、相抵触。在合法性原则的要求下，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事务内容、地域情况以及范围和时间都要进行一一排查和审核。遵循合法性原则，能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法逐步进行，更有助于行政主体能够全面实行监督职能。(二)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又被叫做适当性原则。顾名思义，合理性原则是要求公共行政机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遵循我国实际国情以及市场发展规律，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突出平等、互助、和平和信赖的中心思想。在合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公共政策制定要体现适度性和保护性，从人民群众的均衡利益入手，实现有效分配，体现人民主体的价值。(三)民主化原则从自然层面来说，民主化原则贯穿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始终。民主化原则追求人民价值的最高体现，力求实现正义和公平，并且公共政策制定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保证公众群体能够有效得到适当的权力。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在行政法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讨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原则，并且在行政法推行的大背景下，更加突出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加强公民参与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有效提升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最后，对公民参与下的公共政策制定进行详细分析，围绕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民主化原则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解读。

篇11：论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论文

关于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规定，包括行政主体之间因其共同行为从而所需要承担的共同责任，同时也包含行政主体同第三人之间所共同承担的行为责任等。行政法中的连带责任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并没有系统性的表述，对此，关于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的具体内涵，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本文就从连带责任定义出发，对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进行简要研究与表述。

1 关于连带责任的定义

首先谈及连带责任，不同的法律体系具有不同的解释。法律体系主要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其中英美法系主要是实行判例法，判案法主要是依据以前的各种案例来作为判案的依据。英美法系在进行连带责任的判定时，主要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案例中的共同行为人作为连带责任主体，对其共同行为的事件进行责任的判定。大陆法系属于按法律明文规定进行责任的判定，其中连带责任主要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关于连带责任定义，也基本认为连带责任是指具有特定法律关系的多数人都需承担的一种责任，如债务人中的任何一人均须对债权人承担违反法律规定或约定义务后所生的一种共同责任。

篇12：论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论文

2.1 行政法中的责任界定

首先关于行政法中的责任主要是指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权的行使者对自己的行为所承担的一种行为后果，其中责任的产生就包括行政权行为主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指对自己的行政行为后果负责，这就是责任。这其中的行政行为主体包括行政主体，还包括行政行为中具体履行行政职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此行政主体在进行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中责任要具体到行政人员个人，包括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后离职的人员，这就需要行政人员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对自己的行为及其行为产生的后果的责任实行终身负责制，同时行政责任也是行政权行使者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法律义务。

2.2 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的归属界定

前面明确了行政法中的责任界定，其次就是关于界定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的具体归属行为。连带责任在行政法上的定义不多，首先关于行政法中构成连带责任的前提：首先，行政连带责任的形成，是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行使的不当行为，同时行政主体包括两个及以上（包括行政主体中的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公职人员），多个主体之间的共性是行政主体职权行使不当。“行政违法的构成及客观存在是追究行为人行政责任的前提。行为人未构成违法行为，行政责任便无从发生，对尚未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人追究其行政责任，其本身便是一种行政违法。”对此，关于产生行政责任的前提就是由于行政行为本身的不合法性或者不规范性，从而导致行政主体行为的不合法，对此，就构成了行政责任，需要予以责任追究。

而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就是行为主体由多个构成，从而需要对共同造成的责任进行承担。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政法上所构成的行政连带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上具有不正当性，这是构成追责的前提条件。一旦产生不当的行政行为，则就会对不当行为追究责任，对此，是否有不当行为是追责的前提；其次，行政连带责任的成立，要求权力行使者必须有责任。就是指行使行政行为的主体同行政事件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该后果须由行政行为承担者必须有责任。其中关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指实在性，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同时行为结果对行政相对人或对社会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侵害。二指客观性，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客观的，即有一个标尺能够判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物质内涵和非物质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能否承担责任的一个实质要件，同时行政具体行为的不当性也必须是对行政相关利益造成客观的损害；第三，行政连带责任的成立，要求责任主体具有双重性，承担行政法上连带责任的主体必须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这些主体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连带责任的多个主体因为共同的事实原因或者法律原因，同时对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从而侵权多个行政主体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赔偿损害等其他责任。连带责任主要是侵权主体需要包括两个或以上，其中行政责任主体包括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机关、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连带责任则是双重主体的责任形式，是两个行政主体的各自行政行为，但行为都使得侵权人的利益遭受了损害。例如有些行政中的复议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对原结果维持原状的话，如果作出的结论对行为人构成了损害，那么可以对两个行政部门共同诉讼，两个行为主体共同行使连带责任；第四存在共同的主观性故意，侵权主体的侵共同行为存在主观上的共同导致被侵权人的利益损害的故意，同时两个或多个主体必须是共同地、分别地向行政相对人承担责任；第五，行政连带责任的成立，要求责任主体之间具有职权上的连带性。

3 行政连带责任的责任类型和实现

关于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其一是行政主体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承认其错误，同时对行政受害者进行赔礼道歉。这种责任处罚方式是最轻的一种方式；其二是为受害当事人恢复名誉，并为其消除不良影响；三是履行职责，这种责任大多数发生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下；四是指由行使权力的行政主体撤销其违法行为；五是行政主体纠正自身所作出的不当行为，即对已经作出的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其六是返还权益，如果行政主体及其公职人员剥夺相对人的权益属行政违法或不当，那么，在撤销或变更该行政行为的同时，必须返还相对人权益；七是恢复原状，即要求行政行为人恢复行政行为作出前的状态；最后一类是行政赔偿，是指责任一方对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作出济上的补偿，包括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

关于如何实现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可以采用共同诉讼或者合并审理的方式进行，这样能够减少审理的繁复性，简化案件审理，同时也能提高案件审理效率。一般关于行政诉讼案件中，一般民众同政府主体间的诉讼，老百姓较难获得胜诉，通过连带责任的方式，让责任被分担到多个主体之上，为普通民众的诉讼减少难度，提高民众的自我利益维护意识，同时也是给行政执法部门施于压力，让其更公正行事。

4 结束语

综上，关于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能够将诉讼过程简化，同时使得执法过程更加的便捷。同时连带责任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规制行政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连带责任能够让共同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规范性。

参考文献

[1] 肖泽晟，黄丽华.论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J].行政法学研究，，（1）：32-38.

[2] 关保英.论行政连带责任[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3）：14-23.

[3] 于博.论行政民事侵权连带责任及其司法认定[J].行政法学研究，，（2）：113-121.

篇13：论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论文

论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论文

摘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基本内涵进行分析，结合我国行政法的立法现状，发现我国尚未将信赖利益保o确立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此种现状，为促进我国早日将信赖利益保护纳入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些笔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信赖利益保护；行政法；法治；公共利益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初起源于私法领域，它的产生被认为与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人民越来越期盼出现一个有威信、说话算话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因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逐渐从私法领域延伸到公法领域。二战后，德国立法最先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受德国影响，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效仿。7月，我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其中虽然有个别条款涉及到信赖利益保护，但笔者认为我国尚未真正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基本理论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

从最通俗的角度来解释该原则，即政府要言而有信，人民由于信任政府所获得的利益，政府部门要加以保护。何海波指出：“信赖保护原则通常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作出一定的行为，此种行为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者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反复无常。”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一般包含以下要件：行政主体做出一定的行政行为并生效；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实施一定的行为，二者有因果关系；相对人享有信赖利益；政府对于相对人的正当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但是这种对私益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考虑到公共利益需要，政府不得不撤销或者改变先前的行为，那么由此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也要进行补救和充分的赔偿。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理论依据

一般学界有三种观点。其一是诚实信用原则。政府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要诚实善意、信守承诺，不得任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行为生效后，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社会公众根据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来行事，进一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该观点的代表者黄学贤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直接的外在表现即为信赖保护原则”。

第二，法的安定性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中，法的安定性表现为行政行为的拘束力，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都要受其约束和限制，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要尊重。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保证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朝令夕改，则将导致行政行为的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无法适从。

第三，基本权利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权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了宪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就是用权利来对抗公权力的一种表现，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保护公民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的利益不被剥夺。

（三）信赖利益保护的方式

（1）程序性保护。程序性保护是指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来弥补其相对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弱势地位，提升他们参与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法律一般赋予公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采用合理的方式事先告知利益相对人和相关人。在具体实施中，行政机关仍要依据法律规定，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

（2）存续性保护。这是最原始和卓有成效的方式。信赖利益保护的本质在于保护相对人的私人利益，因此在出现其他原因可能需要改变或撤销行政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个人利益。即使行政行为有瑕疵或者违法，原则上不轻易改变或撤销，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予以改变或撤销，这种特殊情形一般是指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并且远远小于公共利益。

（3）财产性保护。采用存续性保护方式确实能够对个人信赖利益进行最充分的保障，但却有可能大大损害公共利益。此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打破原先的信赖基础，对于因此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予以充分的财产补偿。显然，财产性保护是“备用”选择，政府在采用财产补偿方式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有可能架空存续性保护的规定。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的适用

20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第69条则明确了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的具体情形，并且规定了因撤销行政行为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应该予以赔偿。对此，一些学者振臂高呼，认为我国已经肯定了西方盛行多年的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施行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该原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次大的进步。杨临宏在《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一文中直接指出，《行政许可法》的第8条就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杨解君也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已经在《行政许可法》中得到正式确立，而该法第69条则在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同时进行了利益衡量。笔者认为，说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已经得到正式确认还为时尚早，无论是第8条还是第69条，只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体现。因为第8条表述的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对于合法的行政行为有当然的拘束力和确定力，行政机关不可随意变更是依法行政的要求，并不是基于行政信赖利益的考量。69条第一款规定直接撤销违法的和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完全没有考虑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相反却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没有进行丝毫的利益衡量。这种做法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利用公权力优势转嫁错误成本，让没有过错的行政相对人为他们的错误行为买单，明显偏离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初衷。第69条的逻辑是：出现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则予以撤销；如果撤销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失，则不予以撤销；按照第一款撤销行政行为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给予赔偿。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本质在于保护个人的利益，如果按照这种目的立法，其逻辑就应该是：出现69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不予以撤销；如果不撤销的话会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害远远大于个人的信赖利益，则予以撤销；撤销后要对个人利益进行充分合理的补偿。由此可以看出，《行政许可法》第69条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对于违法或者有瑕疵行政行为时，一律予以撤销，而不管个人因信赖政府所获得的信赖利益，如果由于行政机关过错撤销后造成个人损失依法给予赔偿。这种先撤销，再赔偿采用的是财产保护方式，并没有优先选择存续性保护方式。因此，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的规定只是轻微触碰到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边缘，并未接受该原则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不是该原则的直接应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出现6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要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分以下几种情况分别讨论。①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有瑕疵，但是不撤销对公共利益完全没有影响，此时为保护行政对人的信赖利益则不予以撤销；②不撤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是损害较小，则仍不予以撤销；③不撤销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明显大于个人所获利益，此时只能采取牺牲小利益保全大利益的方式，撤销行政行为，对个人信赖利益保护方式采用财产保护。因此，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利益衡量是不可少的。这三种情况主要涉及的是财产关系，能够有效的进行利益衡量，如果涉及人身关系等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具有不可逆转性，不能被撤销，那么就不能采用撤销的手段，而应该寻求其他补救办法。例如，如果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并取得了离婚证，后来一方反悔，以离婚证的办理存在违法行为主张撤销，那么即使情况属实，离婚证的办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予以撤销。因为这类行政行为撤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能回到最初的法律关系状态，撤销行政行为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新的冲突。

三、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完善途径

（一）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在法律领域，没有原则作为指导，规则制定得再好，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德国等西方国家，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国虽然在年《行政许可法》中涉及到信赖利益，但是规定却“囊中羞涩”，没有明确将其规定为一项法律原则。除此之外，在其他行政法中对“信赖利益”只字未提，也更别说成为一项原则了。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将信赖利益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立法上予以确认。这种立法上的确认理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序法上的规定。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各行政事项的程序规定散落于《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之中，这样做确实可以解决当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各个规定之间衔接不够，甚至有所冲突，整个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将来恰好可以借着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机，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这种在程序法中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做法并不罕见，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早已得到实现，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二）确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

首先，笔者认为，其不仅仅适用于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也应该同样适用。虽然后者不是针对个别相对人作出，但是会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只要他们由于信赖政府产生合理的信赖基础，就应该得到保护。并且，抽象行政行为相较于具体行政行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公民的私人利益产生影响，行政机关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之前更应该谨慎为之，一旦作出，在无特殊情况下要保持其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次，对存在瑕疵甚至违法的行政行为同样适用。这一点从本文的前半部分就可以看出，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最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该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审查，看其是否善意且无过错，是否诚实，判断其有没有正当的信赖基础和信赖表现。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甚至是存在贿赂、欺诈等情况，就不能受该原则的保o。

（三）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注重保护个人私益，但在法治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是什么，其界限和范围又是什么？我国现有法律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各领域学者基于不同的考量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索罗夫说它是一个神话，混同了现实和理想。这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法律漏洞，以一个模糊的概念来减损私人合法利益无疑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极大侵犯，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一些行政机关便任意解释其内涵，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个人合法权益。这种自由裁量权明显过大，且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导致“公共利益”的范围被无限扩大，成为侵犯个人私益的“正当借口”。正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作出法律规定。可以首先在宪法上框定其实质，然后在其他法律中对其范围和实现的前提、具体程序进行规定。这样就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有效的防止行政机关绕道侵犯个人合法权益，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实质落到实处。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向全面依法治国迈进，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规范政府权力行使，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大作用，理应受到高度重视。本文力图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基本理论、内涵等进行详细梳理，认清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为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提出一些建议。

篇14：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保护的必要性分析论文

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保护的必要性分析论文

合法预期保护原则在英国、欧盟法等法域中十分流行，并且已变得十分成熟。我国政府也正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因此，引入这一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论证我国引入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必要性，希望对我国诚信政府的建设给予有益的借鉴。

翻开我国行政法教材，我们根本看不到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影子。应当说，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理应是行政法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行政机关的行为——特别是在我国这种行政权力如此之巨大的国家;另一方面，在法律上规定这一原则，会给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提供更可靠的法律依据，指导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等相关行为。

从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来看，从行政法的角度论述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著作为数不少，但其大多数的分析都是关于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理论，我国是否适用这一制度，需要我们来进行论证，鉴于此，本文就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对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以冀对我国引入此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现代行政法负有双重使命：平等对待公民与促进高效行政管理。”[1]在本文的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一观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不仅可以更好的保护行对人的个人利益，更有利于促进政府管理。

一、政策变化的成本分析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A在路边挖了一个大洞，也没有任何提示措施，然后，B掉进了这个大洞，那么，A需要承担责任吗?根据侵权法的相关理论，个人的义务仅限于其能够事先预见对方将信赖其作出的承诺，并且当其不履行承诺时对方会因此而受损失。也就是说，尽管个人不能够控制他人探悉其意图的种种方式，但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愿意告诉别人其活动意图还是能够控制的。

[2]当两个无辜的人因某一事件都要有所损失时，因自身行为而致损害后果产生的一方应当承担损失。[3]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这一特点：在满足经济人将其活动的全部成本内部化这一条件后，其在充分的市场环境中将会生产出符合社会要求的数量的特定产品和服务。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上文中提到的经济人的这种特质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当其在追逐私人利益时，他会权衡由于其行为所产生的的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利弊。

出于一样的考虑，行政机关在改变其行政行为时，如若因其改变给行对人造成财产损失时，行政机关应当对此种损失予以内部化：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变化的所有的成本都应由其本身完全承担起来，只有如此规定，行政机关才有动力，积极主动的选择最优化的方案来制定法规政策。如若不然，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形：法规的制定者不顾行政行对人因政府自身改变政策而承担的可能高额成本，对自己制定法规的价值抱有幻想，出台了一些很不合适宜的法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行政行对人对政策的变化一般也不是毫不知情的。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还要注意分辨相对人主观上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变化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情况下，当“普通人”有能力预见行政机关可能改变其行为时，这时如果相对人仍预期行政机关行为具有确定性的，那么，我们此时不宜再保护此种预期，而应由其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

二、公务负担平等学说的分析

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上有这么一句话：仅由个体承担社会变迁的成本是不公平的，它应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这一句话很好的在美国的征收案件中得到了验证：禁止通过牺牲少数土地所有人的利益去实现公共利益。在其中的一个案件中，[4]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纽约州的最高等级法院)宣布一项五年内禁止某一土地所有人拆毁或者翻修房屋的政策无效。

法院重点审查了城市政策的改变：多年来，纽约市鼓励拆除或者改造房屋;许多现行房主购买房屋是为了商业开发;政府不能忽视这些投资形成的预期，更不能在未经补偿的情况下就改变多年多已经实施的政策。在Shanghai Power Co.v. United States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即使是有效的规制行为也会构成规制征收，如果政府行为将负担过重地转移到一部分个人身上，并且是以很突然和不可预期的方式作出的，以致于这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个人无法通过市场有效保护自己”。

美国的学者和法官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根据美国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政府对征收民众的财产进行赔偿时，应遵循“禁止政府只让某些群体承担公共负担，而按照公正和正义的要求，这应当是由全体公民承担的损失”这一原则。

公务负担平等学说虽然来自于法国，但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已经逐渐注意到了这一原则，并且也有一些国家也采纳了此种观点。这一学说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因而，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地分担费用。[5]所以，当行政相对人由于行政机关的某种行为、政策、惯例而产生了合法预期后，一旦行政机关要改变其行为——此处仅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相对人的合法预期因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受损失后，应当有获得补偿或赔偿的权利。

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看，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全体纳税人，政府的赔偿其实就是全社会的赔偿，从风险分担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集体承担风险的机制，它的特点在于：即便是在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免受个人特定利益的侵害时，政府仍然可以在所有公民中分摊不确定性风险的成本。我们重新看一下这一负担原则，因政府行为的变动而发生的成本，由个体承担是十分不合适的，更恰当的理应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去分担。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合法预期造成了损害，相对于个体来说，这种损害分担到全体成员时，对每一个人造成的损害十分微小，远远小于个人因合法预期受损的利益。

三、利益权衡的分析

根据法学的基本理论，从法的价值方面来说，一种合法的利益——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利益，它都应该受到保护。实际上，从我国的传统来看，我们的国人一直是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这就导致了——我们国家没有对个人合法预期保护的.传统。

在中国，应当说，主流的价值观还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种影响的体现充斥在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的各个方面，包括在我国的

法学理论

篇15：税法上的诚信原则财税法规论文

税法上的诚信原则财税法规论文

【论文关键词】税法，诚信原则

近两年，国家税务局相继提出了“诚信纳税”的税法宣传主题，由此引发了税法学界对于诚信原则与税法关系的讨论。诚信原则应用于税法关系，就要求税收关系的义务人恪守信用，遵守规则，充分披露信息，及时履行给付，不得违背对方基于合法权利的合理期待。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领域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中的必要性，对其在税法中的具体应用的探讨，能够为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完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税法适用诚信原则

(一)理论上适用的可能性

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认为，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运用信用法则的原理。【1】我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具体分析如下：

1、从公私法的融合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如何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代法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利益的冲突使得传统的公法、私法的二元结构划分遭到挑战，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私法方面，现代民法对传统三原则做出了修正，出现了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新趋势，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公法性规范不断“侵入”私法的领地，以弥补传统私法调整之不足;公法方面，国家的公共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要履行传统的政治职能，还要履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与工业的深刻变迁创设出的各种新的、政府所担负的义务” 【2】，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参与、管理和干预，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在此过程中，国家不仅要运用传统的公权力方法，而且由于权力行使的界限，国家还要借鉴和引入大量的私法的调整方法以弥补传统公法调整的不足。诚信原则作为私法的重要规范和原则也被引入到公法中，在公法领域得到广泛适用。税法作为公私法融合产物之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所谓“公法”的特征，而且还同时具有很强的“私法”色彩，当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2、从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发展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伦理在法律中地位的提高，国家对私法干预的强化，诚信原则已经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张，许多法律概念、规则、规范乃至原理、制度，均在诚信原则的冲击或影响下发生了或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例如，在行政法上，不仅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提出了高要求。因此，学者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中也应有其适用空间。

3、从税法本身来看。首先，税法的调整对象即税收关系，虽然从外部形态以及政府权力特征看，它具有强烈的行政性，但从税收关系的实质内容看，它是经济关系。其次，税收的性质是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虽然基于公法而发生，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所不同，但毕竟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相似之处。因而其适用源于私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理所当然。再次，从税收根据看。关于税收根据，西方有牺牲说、权力说、公需说和交换说。其中，交换说为现代财政学的通说。按照交换说，人民之所以要纳税，是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公共物品，而纳税就是换取政府公共物品的对价。政府之所以有权力征税，就是因为它向人民提供了公共物品，税收就是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补偿。政府和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当然适用诚信原则。

(二)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

诚信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有其适用空间，在实践中也有其适用的必要性。由于诚信原则可以弥补法律条文中的疏漏，为行为人提供一种一般行为准则，并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它作为法院处理竞争纠纷的主要准绳，可以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竞争纠纷，通过法院的善意的扩大性或限制性的解释，体现立法的意愿，实现法律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目的。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诚信原则具有观念法和补充法的功能。具体到税法中，从司法实践看，日本已有判例认为，违背信用法则这条最基本观念的违法赋课处分应属无效，在实践上扫清了阻碍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的障碍。【3】

在我国，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如何安排其行为，税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税收广泛而深入地存在着，而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是一般人所易于理解的，并且，现代社会有大量具有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的税法规范，因其政策性经常发生变动;再者，为解决税法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税法解释层出不穷，纷繁复杂，各种通知答复意见等经常发生。这些都决定了在税法上很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因此，不论从外国的司法实践来说，还是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在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都有其必要性。

二、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具体适用

法律作为利益的分配和协调规则，在民事关系中主要用来协调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在税收关系中则主要用来平衡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诚信原则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在不同的领域的作用的侧重点也有差异。税法中的诚信原则，主要体现为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税收立法中的诚信原则。即诚信原则在税法制定过程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税法的溯及力和法律变动时的利益保护两方面：

1、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法律的溯及力是指，经修改或新制定的法律生效后，对其生效之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为具有溯及力。按照法治原则，法律是指向人们的未来行为的，而不约束过去的行为，不能要求人们遵守一项还未通过的法律，也不能依照一项新的法律损害人们已经取得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于税收法律(包括各级别的法律、法规)，也应本着同样的态度。尽管我国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没有从法条上明确采取“从旧原则”，但是根据法理，这一原则的适用应是勿庸置疑的。究其实质，乃是源于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由于法令作为人民活动之准绳，人民自然会对之寄以信赖，故首重法秩序之安定，不能朝令夕改，让人民无所适从，但社会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作为社会共同生活准绳之法令，自然须配合社会变迁的脚步而调整。而人民对于法秩序安定的信赖，与法必须因社会进展而变动，两者一静一动之间，究竟如何调整配合，牵扯到法令的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信赖保护原则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4】。在税法里，就是说税收主体因信赖颁布实施的法律而进行一定的税收活动，法律应该保护这种信赖。

2、法律变动时的利益保护问题

传统的法律并不主张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随着公共负担平等观念的传播，人们开始认为如果法律的规定使特定人或少数人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失，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目前已有不少国家的立法确认国家在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过程中，造成对个人权益损失的，国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偿责任，以制约法律过于频繁的变动，维护法的安定性，保护人民对于法的信赖和基于这种信赖所产生的利益。如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规给个人带来损害时，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损害，既可能是因为行政法规命令与基本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引起的损害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行政法规、命令相矛盾而引起。当然，只有后者也即因为立法变化引起的赔偿责任，才属于严格意义上信赖保护的范围。我国目前对于立法变动造成的损害还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在税法中也是一样。如果由于国家的立法行为使部分纳税人遭受巨大损失，国家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以保护纳税人对于国家税收立法的信赖。

(二)税法实施中的诚信原则

遵循诚信原则，对信赖利益予以保护，要求征税机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纳税人的正当利益，当纳税人对征税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已产生信赖利益，即纳税人因信赖税务机关的特定行为，而据以实施无法回复的财产上处置，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征税机关不得撤销或废止这种信赖利益，或者如果撤销或废止，必须补偿其信赖利益。

当然，法律也并不禁止征税机关对税收行为进行撤销和废止，但这种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可以借鉴行政法里的相关规定，将征税行为区分为授益的税收行为和设负担的税收行为。对于授益的税收行为，一般不能撤销。因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已经使受益人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地位，依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随意剥夺这种地位。如果因为征税机关的原因导致撤废，则应赔偿纳税人的信赖损失。对于设负担的税收行为，一般可以随时撤销，因为纳税人的权利不会因此受损。但如果有特别撤销禁止，或由此会导致再次宣布内容相同的税收行为的，则为例外情形，不允许撤销。我国税法中就有类似规定，如对于依法纳税这种负担税收行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第一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这就是说，如果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三年内要求补缴，但不得加收滞纳金。即由于税务机关的行为，纳税人基于信赖而做出少缴或未缴税款的行为，税务机关不得加收滞纳金，纳税人的信赖应该尊重。

(三)税收程序上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在纳税人的参与下严格按法律程序来做意思表示，要求纳税行为程序化。由于诚信原则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税法上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只有通过税收程序才能转化为行为事实。因此，只有征税机关依法按程序征税，纳税人依法按程序纳税，才能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信任、以诚相待的良好关系。而一个公正的程序，不仅需要立法上的建构，还需要执法者的诚信执法。因为“税法”作为征纳关系的“第一次调节”，由于各种原因，不可避免会存在漏洞，需要诚信作为“第二次调节”，最终实现税法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覆盖”【5】，从而在根本上构建起一个公正的诚信执法的税收程序。

在现实的税收执法中，程序违法现象大量存在，这也是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诉讼中败诉率比较高的原因之一。【6】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税收执法中比较忽视程序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虚无主义和程序工具主义。前者认为程序纯粹是累赘、是走过场，只要税能收上来，通过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后者认为程序是针对纳税人的，只是国家用以收税的一种工具，并不认为程序也是制约执法权的一种机制。这两种认识，仍然是国家本位思维在作祟，不利于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也不利于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树立纳税人权利意识之外，关键在于建立起征税机关诚信执法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既是构建公正程序的必须，又需要公正的程序予以保障，要求把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收程序中，实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调节。

三、税法上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

(一)适用主体

在民法的法律关系中，诚信是一种相互义务，对双方当事人均应适用。在税法上，诚信原则是调整征税主体即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主要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道德规范，其核心是诚实信守税法，它要求主体主观上不存恶意，没有欺骗的企图，排除追求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这是主体应拥有的善意真诚的主观心理态势;它要求主体在客观行为上诚实守信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避免一方的作为或不作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税法实践中的主体必须在尊重对方权利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并监督对方依法履行义务。那么，对于纳税人是否也应该适用诚信原则，即是否要求纳税人诚实信用地履行纳税义务以实现征税机关对纳税人的信赖?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对纳税人违反信用法则是否也应适用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实定法中已明确规定对纳税人违反信用法则的行为适用剥夺租税特惠，纳税人行为不具法律效力、加算税行政制裁以及处罚规则等，所以没有必要再讨论纳税人是否适用这条法理”，因此“这条法理仅适用于课税厅代表国家向纳税人所做的意思表示的情形”【7】。

对于纳税人而言，诚实信用地纳税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而且也是道德上的义务。法律是一种最低的道德要求，对纳税人如何履行纳税义务法律上的确做出了规定。但是，所有行为都是由其动机决定的。在当前税收法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只要纳税人心存偷逃税款意念，总能找到逃避之法，因而不能把纳税义务的完满履行都寄托在法律条文上，只有纳税人的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纳税义务的更可靠保障。当每个纳税人都能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时，就不会有违反税法的动机，就不会有偷逃税款的问题。诚信原则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它主要是通过情感调节、舆论影响、行为示范等约束“人”、提高“人”。只有纳税人对履行纳税义务具有正确认识，认为自己有道德上的义务去支付其应付税款，若是在纳税方面进行欺骗则有犯罪的感觉，才能够表现出对税法的遵从，这种遵从不是强迫性的，而是源于一种心理的认同，从而才能自主自愿地诚信纳税。

(二)适用要求

台湾学者吴坤诚从行政法的特性出发，认为行政诚信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信赖值得保护三个基本条件【8】。借鉴之，笔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要在税法实践中具体应用，还应该具备以下几点具体要求：

1、税收行为有效成立。即信赖基础。这是税收诚信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说，税收行为应该具有有效表示国家意思的“法的外貌”，而不论其是否合法。

2、纳税人因信赖征税机关的意思表示已经做出某种行为，已经对自己的活动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即有信赖表现。若纳税人尚未对财产进行任何的处置或安排，仅仅是信赖征税机关错误的意思表示，纳税人的利益状况并未发生任何变动，这时就没有必要适用诚信原则。只有纳税人因信赖征税机关的意思表示而进一步有所行为，原有的利益状况发生变动时，才有对纳税人进行保护的必要。并且，征税机关的表示，纳税人产生信赖与有所行为三者之间必须具备因果关系。

3、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信赖必须是值得保护的。即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信赖必须是正当的。所谓正当，指人民不仅对国家的行为和法律状态深信不疑，而且主观上是善意的、无过失的。若信赖是基于当事人恶意欺诈、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而获得的，或当事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信赖基础违法;或税收行为预先保留变更权等情况均属不正当的信赖。即使这种信赖形成，也不能获得保护。即若征税机关的错误表示的做出是因为纳税人方面的隐匿事实和虚假的陈述或报告，或者征税机关所为的错误意思表示极易分辨而纳税人故意装作不知，这时候纳税人是有过失的，因而其信赖不值得保护，从而不适用诚信原则。

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以后，才能在税法实践中具体适用诚信原则。诚信原则的适用应该是补充性的，如果在满足了上述诸种要求后法律上仍然提供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和手段，则不能适用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于法无其他救济手段时而又违背实质正义的情况下才应加以援用。

【注释】

1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版，第114页

2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沈阳辽海出版社版，第51页

3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年版，第124页

4吴坤诚：《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成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版，第238-242页

5邓培文、黎安：《努力构建诚信的税收征纳关系》，《湖南经济》第11期

6参见马林主编：《税收法制理论与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19版，第199页

7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8吴坤诚：《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成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版，第199页

篇16：微博上的著作权及社会交往例外原则论文

微博上的著作权及社会交往例外原则论文

摘要:微博上发表的内容要求在140字以内，篇幅短小，但是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因此也是作品，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微博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和网络社交空间，原则上可以被合理使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交往例外”的原则，还因为是微博本身具有的性质所决定的。

关键词:微博;独创性;合理使用;社会交往例外

一、问题的提出

微博是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体和社会交往空间，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物、分享心情，充分表达对某一件事、观点的意见，在世界上传播速度很快，当然在我国也不例外。公民在微博上可以发表观点、表达意见，其中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虽然做多也只有140字，但是其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所说的作品?如果微博上的文字属于作品，其必须具有独创性，那么微博上文字的独创性要如何界定?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微博上文字的法律地位以及独创性判断的标准以及“社会交往例外”原则的法律适用。

二、微博的独创性判断标准

微博上的文字既有作者自始发表的，也有从其他媒体平台上转载、复制过来的，但是基于微博本身属性的限制，即篇幅短小，比较口语化，随意性很强。对于微博的独创性而言，学者们统一认为作品是作者的智力创造成果，但是独创性标准中的“创”对于作者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也不能过低，那么什么样的独创性才是适中的?郑成思先生认为:如果体现了本人的判断标准及选择，或者说有“个人的特征”，即满足了独创性标准。［1］李明德教授认为:作品应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不同的作品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可能是不同的［2］。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判断:

(一)独创性与表达的艺术品质无关

正如100个人看红楼梦，就有100个林黛玉。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文字、描述有着不同的观点，因为人都是具有主观意识的，有着自己的喜好，那么人与人之间就肯定会存在分歧，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判断一幅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要看其表达上品质的高低来确定，那么在司法实践上，法律中介入了审美判断，法官还有具有审美的能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司法审判的难度;同时也为艺术创作树立了一个法律上的标杆，只要符合法官的爱好就能构成作品，违反了创作自由的要求。

(二)独创性不能以是否反映作者个性为标准

作者的个性是指作者在作品上所能体现出来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作品的语句、手段、段落布局等等［3］。在实践中，模仿他人的创作风格并不侵犯他人权利，例如，李白以“诗仙”著称，其写作风格张扬不羁，在写作风格上常常以夸张的手法来描写事物，即使李白生活在当今社会，法律也不会对于他人模仿其创作风格而进行限制。同时，以是否反映作者的个性为判断标准，可能会导致艺术作品的创造受到限制。

(三)独创性不能以文字数量多少来定性

一幅作品的品质不会因为文字数量的多少而受到影响，同样，作品的独创性也不应该以文字的多少来评价，篇幅的长的在表达上也不一定比篇幅短的好，也有可能篇幅小的别出心裁，篇幅长的也可能只是添加文字而已。独创性的判断标准也不能以作者投入的人力、物力来判断，著作权法保护作品是对著作权人劳动成果的一种尊重和保护，是为了鼓励创作，但是创作作品的速度和质量不一定会和投入的劳动成本成正比，毕竟每个人的智力水平不一样，因此不能以作者投入的劳动时间的多少来认定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

三、微博中的社会交往例外原则

(一)社会交往例外原则的存在

不管我国著作权法如何规定，有一类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要远远超过著作权法律的规定，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利用行为。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中引用、谈论、评析他人作品的行为经常发生，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会担心这种行为会受到著作权的限制。为什么社会交往会突破著作权法上的.限制?笔者认为是因为一般人在进行正常交往活动的自由高于著作权的社会价值。如果抄录他人的作品来表达爱慕之意还要考虑著作权问题，那么我们的交往行为将难以进行。当人的自由高于著作权的社会价值时，在交往时可以使用他人作品，但是行使时也是有限制的，应当在法律规定内合理使用因此，在社会上应当认可这一领域的作品的使用。

(二)社会交往例外原则在微博上的适用

微博属于一种新型的日常交往媒介，在其中的信息传播理应适用社会交往例外原则。微博的宗旨是“聊天互动”，微博用户在微博上以聊天形式发表意见和观点，也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日常交往，这也就是微博的核心价值，即把我们的交往场所搬到网络空间上来，但是在本质上未曾改变。社会交往原则针对的是微博用户，但是不限于微博这一平台，因为微博平台的目的就是盈利，不是为了日常的社会交往。并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微博用户使用他人作品都能适用社会交往例外原则，比如政府、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官方微博上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笔者认为这类微博具有营业性或者履职性的，只能使用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而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自己开设的微博上使用他人作品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373．

［2］李明德．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8．31．

［3］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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