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散文有什么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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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韩愈散文有什么特点呢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师说》看韩愈
散文的特色(肖旭)
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
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
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进步。
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韩愈是个复杂的人，在他思想中，既有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师说》所体现的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的。
一，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求师原则，强调能者为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只能墨守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把师和弟子关系社会化了。
二，明确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弟子可以后来居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些表明，韩愈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当然，《师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不起有技艺专长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他的。
在强调文章要有“明道”作用的同时，韩愈又非常重视文章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辞不足，不可以为文。”(《上襄阳于相公书》)那么，《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严谨的结构《师说》按文意，可分四大段：
第一段，论述求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真理和知识：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耆，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的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除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而不去请教老师，那种疑惑就永远解决不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电该跟他学习。我拜老师是学习他懂得的道理，何必
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
第二段，批判世人耻于从师风气的种种表现，这段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着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共可怪也欤！”
这一段的大意是：人们爱自己的子女，选择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可是对于自己呢，却把从师求教当作耻辱，这太糊涂了。孩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除疑惑的人。不会断句，去请教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却不去请教老师，这正是学了小的而放弃大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羞耻，而士大夫这类人，一旦有以“老师”和“弟子”相称呼的，有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把地位低的人称作老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地位高的人称作老师则近于谄媚。从师求学的风尚得不到恢复，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的。如今，土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第三段，征引孔子言行，说明人皆可以为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子弟子”的道理。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木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段的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宏、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能力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作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只是懂得道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上各有专长罢了。
第四段，说明写此文的原因。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最后一段的大意是：李家有个孩子叫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以及它们的注释全学习了。他不受时俗的影响，来向我求教，我赞许他能行古人求师之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从上述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先是正面阐述师者的职责、功用，并开宗明义亮出自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点，十分简明扼要，为全篇立下了主旨。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上耻于相师的陋习，反复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其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最后，又引经据典，用人们崇拜的圣人孔子的行动和言论，再回过头来正面阐述学无常师、学生可以超过先生的道理，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文章有事实，有道理，有立论，有驳论，立论坚定稳固，不容置辩；驳论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全文围绕着主题，思路层层演进，自然合理；逻辑完密严谨，无懈可击，故虽只有四百六十多字，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凝练的语言语言上力求创新，是韩愈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有句名言：“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是说，当要把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倾注于笔端时，最重要的是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熟词套话。他用词力求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比如，他只用了“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就把老师的职能包举无遗。他十分注意文字的口语化，力矫骈文玩弄典故、诘屈聱牙之弊。《师说》全篇浅易晓畅，明白如话，没有用过一个典故。他主张“因事陈词”，“辞事相称”(《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遣词设句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长短错落，竭力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他在嘲讽某些人为自己子女慎重择师而本人却不虚心求师的矛盾现象时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兀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理条清楚，词约意丰，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他们舍本逐末、愚昧可笑的面目。又如他在描摹世人耻于相师的心理活动时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些人浅薄无知而又自鸣得意的神态，跃然纸上。作者的刻画是如此入木三分，而用词又是如此经济凝练，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半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上襄阳于相公文》)的高妙境界。在文章的句法上，《师说》根据论证过程中的不同需要，相应地采用了判断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反诘句(如“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感叹句(如“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及陈述句等多种形式，使文章气势多变，跌宕有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精当的修辞在修辞方面，《师说》也很有特色。首先，它运用了许多对比的手法。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接连把三组对立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
一，“古之圣人，其书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
二，“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这三组对句，把人们对待从师的态度归成两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从情理上把耻于相师的人驳得体无完肤。《师说》还注意内容上的前后呼应。在
第一段，作者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在后段，他就批判了“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错误论调，前两句是承前段“无长无少”而言，后两句是对前段“无贵无贱”而发。这样前后照应，加强文章内部的有机联系，才能在短短几百字里把道理说清说透
。顶真是论说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师说》也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写法，可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缜密，读起来有一种明白流畅的快感。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们今天读他的《师说》，仍然可以从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一定的教益。
篇2：韩愈散文有什么特点呢
韩愈的创作风格与人格
韩愈（768—824），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中唐诗坛上一位别开生面，用于独创的诗人。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创新，以纠当时平庸的诗风。韩愈是我国唐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当时的古文运动中所建立的功绩受到后人普遍的赞扬。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不可抵挡的。韩愈的诗歌有四百来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称不上是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些面影，听到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声，从那些怀才遭冤的怨言中，人们看到封建专制压制人才的某些侧面，从而加深了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韩愈诗歌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文评注》上说：“唐文惟韩奇。”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韩愈的诗，也引入了韩文的风格和章法技巧。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韩孟诗派作为中唐诗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艺术创新流派，在对诗歌艺术的创新上，更是表现出异常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韩愈在歌创作上，反对因袭，力求创新。韩愈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崛险怪”，主要表现为想象的特，夸张的大胆，意境的奇幻。
提起韩愈，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多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立了新的流派。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
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并不都以奇险见长。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总的来说，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用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这里主要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韩愈的创作风格。
韩愈的一部分诗拈取鬼怪，离奇之题材入诗。如《陆浑山水》，《月食诗》，《嘲鼾睡》均以题材之鬼怪，离奇著称。此类诗题材特殊，大量引用稀奇古怪之事物，设想之奇特，造语之险，堪称一绝。韩诗之奇险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韩愈另有一些作品，以内涵违情，或意念悖理，而呈现奇险之风格。如《鄭群赠單》云：“身甘寝百疾愈，卻願天日魱炎曦。”再如《双鸟诗》更是一首奇诡费解之作。
作为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韩愈为诗作文，能够摆脱拘束，
自僻蹊径。韩愈不断探索诗歌的新形势，新风格。韩愈诗力求新奇，自成一家。诗中多神奇的想象，每借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正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在《听颖师弹奏》中，诗人之奇思，或在天，或在地，或挟雷电，或跨天宇，雄阔壮丽。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丽奇伟的事物，都用来设喻，使诗歌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以充分表现。韩愈为适应险怪追求的生新，在词语的选用上也很重视，他很少写香艳题材，其词语的选用往往以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为主，从而营造光怪陆离、狰狞震荡的怪异风格。
在《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中，一开首写衡岳的形势和气象，起笔高远。先总叙五岳，再转叙衡岳，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崇高地位，显得气势磅礴。写衡岳诸峰，“仰见突兀撑青天”，仰面看去，高峻陡峭的山峰，好比擎天柱支撑着天空，给人以奇险明快之快感，“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令人“森然魄动”。
《山石》：“山石确径安徽，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如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这首记游诗意境雄浑，语言流畅，风格清新，在韩诗“奇崛险怪”的诗风中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称誉于后世。
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写道：“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畏药，诲气湿蛰熏腥臊。”这首诗写在中秋之
夜，两位诗人在一起赏月喝酒，回望几年来坎坷的命运，感慨万千。这首诗开头写中秋夜景，中间借张之口用大段笔墨叙述自己被贬谪之苦，虽然心中苦涩，但好强的性格使他又不肯示弱，便写的虚虚实实，含蓄悠远，使得全诗结构上起落多变，让读者觉得奇崛险怪。
在《南山诗》中，诗人先写南山在四季变化中的不同姿态，接着写它的大致轮廓走势，然后写自己的两次游历，到处是铺张扬厉的形状神态。其中写第二次游历的一段，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形容南山众多山岭各个不同的形状神态，尤为奇绝壮观。
在《李花赠张十一署》中，诗人以遒劲之笔描写绮丽的景物，发掘出常人所未曾领略到的自然之美，诗中的奇思壮采，浪漫情调，宏阔意境和难以捉摸的纷繁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用翻空的波涛形容李花林，写白花倒映得天亮而使群鸡惊鸣，精妙奇丽，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一句想象怪奇，把李花的“缟夜”渲染到极致。
韩愈的诗作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的几首，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探险入幽的奇思幻想，拗折排的布局结构，诘屈聱牙的僻字晦句，有意违背常规的险韵重韵，以及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幅，是构成的那宏伟奇崛风格的艺术因素。
那么韩愈“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有以上的艺术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我们知道，影响艺术风格的最直接的便是艺术家本身。艺术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其人格力量在艺术风格形成中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人格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种心境，一种
气度。我国古代有所谓的“文如其人”之说，讲的就是创作风格与人格的关系。心理学认为，人格是一个具体的人所具备的重要而持久的心理特征的综合，而人格的形成一般受个人因素，时代背景，家世，个人经历及教育的影响。
“要了解一件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同时，在对韩愈人格进行探究之前，首先要客观地把握一下中唐文人的社会生存方式及他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
韩愈的人生经历较坎坷，小时候凄凉孤苦，颠沛流离。韩愈，河阳人，三岁而孤，童年曾一度随长兄播迁韶岭。兄卒，从嫂郑氏归河阳，即由兄嫂鞠养。此后，他发奋苦读，进士及第，在朝任职，锐意进取，但他的仕途之路坎坷不平，一生多次遭贬。韩愈政治生活和人生经历的挫折和不幸，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终成一代大师。
韩愈研究是中唐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韩愈本人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时局，古往今来，人们对韩愈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贬或褒，众说纷纭。
“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附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服而丧失其人格。”由此可见，时代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复杂性使理想人格的实现成为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韩愈尤其如此，作为儒学的坚决倡导者，他有着对孔孟建构的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而自身人格的形成发展则带有异乎寻常的复杂多
篇3：韩愈散文有什么特点呢
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唐文坛上的韩愈和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并世而立的伟人。二人在散文创作宗旨上有相同的认识,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变革和创新,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习气,创立自由流畅的新散文,而且都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他们不仅为唐代文学的繁荣,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韩、柳二人的散文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有相同之处,然细而论之,又是各有千秋的。由于二人的生活地位与思想接受观念不同，他们的创作主张的侧重点也不同。下面就其在散文的文体、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韩愈和柳宗元散文的风格的异同。
纵观韩、柳文集,二人散文总体风格之差异是存在的。韩文内容广博、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气盛言宜,虽然文章具有多样性特点,但共同的特色是雄奇奔放。柳文对现实无不带有一种强烈、抑郁而激愤的色彩,而立意新颖、结构细密,语音简洁精美,形成浓郁而峻洁的风格特色。
一、散文的'文体
韩愈散文，内容复杂丰富，涉及面颇广,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论说文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韩愈的论说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马说》，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
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
2、叙事文
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
3、抒情文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4、书信和赠序文
赠序文是一种文体，指古人惜别赠言的文章，内容多推重、赞许和勉力之辞。序的意义和原意不同。韩文中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
柳宗元的散文内容丰富，主要有：
1、柳宗元的议论文，主要是对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的冷静思考。如《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
2、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如《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
3、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如《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4、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这类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藉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是作者悲剧人生
的审美情趣的结晶。其代表是《永州八记》。
二、散文结构
在结构表现上,韩文巧于构思，善于变化；柳文则平中见奇,层见迭出。
韩愈论文主张脱落陈意陈言,力求翻新出奇。其文或诙谐滑稽、妙趣横生；或坐而论道，雄肆逞辩；抒情或委婉细腻,或淋漓倾泻。无论是精细入微,还是精笔勾勒，总能因文而异，各施其宜。韩文构思最独到的地方是善“变”。如《送董邵南序》是一篇很难写的送别文章,将自己大篇的议论,难以明言的本意,蕴藏于冠冕堂皇的送别文字之中,既无损友道,又不违己意。韩文在结构上的变化,没有定格,而又极富独创。从文章的开头到行文和结尾,都有自己的特点,孙昌武先生说韩愈散文开头的特点有三，一是雄肆，二是蓄势，三是孤起。文章收结因势而成，包含着强大的鼓舞力量。
反观柳宗元的文章构思表现，则以平起而为，却又能从平凡的、人所常见的事实或历史资料中出人意料地引发有意义的主题。永州山水在南方之景中并无独特之处，而柳宗元的行文构思却能独具匠心。如《永州八记》合则似山水长卷，分则为八折屏风，既各自成篇，又前后连贯，互相映衬，为一整体。柳文结构的变化，无论是像《封建论》那样的长篇，还是象《三戒》寓言或写山水的短制，都能巧于构思，严于组织，使作品各极其妙，具有不寻常的表现力。
三、散文语言
在语言运用上,韩文尚奇好异,文从字顺;柳文则简悍凝敛,古峭峻洁。韩愈非常重视语言创新的作用,力求把造语的新奇和顺畅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以秦汉散文语言为基础,并结合当时口头语言的新的散文语言。如《师说》、
《论佛骨表》、《祭十二郎文》等文章,都写得通俗明白,如同口出。他还注意到
文章语言与所表达内容的一致性,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均随内容需要而自然变化,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短相间,明快流畅。
韩文亦重视语言的锤炼,力求精炼、准确,语约意丰。如《师说》中用“传道、授业、解惑”来概括老师的职责,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来概括择师的标准,用“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来说明师弟之间的正确关系。在《进学好》中用“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来总结进德修业之道。韩文还大量运用虚词,使文章灵活多姿,情致丰富。如《祭十二郎文》、《马说》等文,用“邪”、“乎”、“矣”、“而”等虚词,不论抒情,还是议论,都使文章气势雄壮,含义丰富。韩愈能根据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使其丰富多采的语言与其深厚广博的内容、多种多样的文体取得和谐一致,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色彩和表现力。
柳宗元的散文语言以峻洁峭拔而著称。他竭力提倡为文要峻洁,要求在语言上要求不拖沓,不含糊,无赘语,无泛笔,言约事丰,干脆斩绝。柳文篇幅都不长,但内容十分深刻隽永。即使是写山水景色,也显得凝敛沉郁,如《小石潭记》。
柳文的峻洁还表现在行文不拖泥带水,干脆明白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如《封建论》。
柳文语言还善于用瘦硬语和奇字,显得奇崛峻峭。在《愚溪诗序》末尾写溪水和自己之“愚”时所用文字亦甚奇诡、凝重,所作的描写独特别致,显得峭拔劲健。此外,他的《乞巧文》、《三戒》等文都能显出其独特的语言个性。林纾说:“柳州敕峭,每于短句见长技,用字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人人笔下所无。”
总的说来，韩长于议论，雄肆奔放，柳长于记事，缜密精奇。韩柳的散文既有同也有异，有人增对其评价“韩文如潮，柳文如江”。韩文跌宕起伏，柳文思绪流动不绝，韩雄大而柳精悍。在中国唐代文坛上韩柳的古文创作开创了一代文风，大大扩展了散文的实际功用，为后世的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篇4：韩愈的散文特点总结
韩愈的散文特点总结归纳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韩愈散文风格从总体上说体现了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特点。皇甫湜说他：“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韩文公墓铭》）苏洵说：“韩子之文，如大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文的风格来自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学主张，人格的浩然正气使其文章理直气壮；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使其文章情感强烈。此外，韩愈还有奇崛排奡和文从字顺的特点。
韩愈散文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说理、叙事、言情上，三者在不同文体中虽有偏用，却也常有交融。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辞锋犀利，气势宏伟，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张中丞传后叙》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其抒情文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韩愈散文突出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语言艺术上。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他曾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弱肉强食”、“痛定思痛”等等。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篇5：散文有哪些特点
散文有哪些特点
短小优美，生动有趣。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是和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它包括政论、史论、传记、游记、书信、日记、奏疏、小品、表、序等各体论说、杂文，是语言艺术文学体裁的典范，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它浇灌了各个时代的文学园地，也灌溉了历代文人，至今仍使人们受益。
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文学是表达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通常来说，小说、诗歌、戏剧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格律、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却可以自由些，看起来只是不经意地抒写着一己的经历和感受，所表现的多是零星杂碎的片段人生。
散文主要分叙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议论性散文。
它不刻意雕饰而不乏文采，不有意追求而自得其意蕴。而且，散文的语言经过情感的陶冶、锻炼，又有很强的抒情味和感染力。常一篇散文具有一个或多个中心思想，以抒情、记叙、论理等方式表达。
篇6：韩愈作品特点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篇7：韩愈作品特点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1、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2、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3、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
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篇8：什么是散文？散文有什么特点？
什么是散文？
散文，文学的一个种类，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栽。
“散文”一词出现在太平兴国时期。《辞海》认为：中国六朝以来，为了区别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统称“散文”。后又泛指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
随着时间的发展，散文的概念由广义向狭义转变，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现代，散文是指与小说、诗歌、戏剧相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即指用凝练、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写成的叙事、记人、状物、写景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散文按按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小品、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近年来由于报告文学、杂文等已经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文体，人们又仅把文艺性的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称为散文。
叙事散文，指以写人叙事为主的散文。以对人和事物的具体叙述和描绘为其突出特色，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鲁迅的《滕野先生》和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就是优秀的以写人记事为主的叙事散文。
抒情散文：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散文。这类散文虽然也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而强烈的抒情感为其突出的特点。它或者直抒胸臆，或者触景生情，一般都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即使描写的是自然景物，作者也赋予它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茅盾的《白杨礼赞》、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是抒情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下面说说散文的特点：
一、形散神聚。“形散”既指题材广泛、写法多样，又指结构自由，不拘一格。“神聚”既指中心集中，又指有贯穿全文的线索。散文写人写事都只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写的是情感体验。换句话说：人与事是“散”的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形”，而情感体验就是“不散的神”。
“形散”主要是说散文题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也不拘一格，可以叙述事件发展，可以描写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发表议论，而且作者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自由调整，随意变化。“神不散”主要是从文章立意上而言，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而服务。
二、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強，情感真挚。
作者借助想象和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虚而实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景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以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更加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三、语言优美、凝练。所谓优美就是指散文的语言清新明丽，生动活泼，富有音乐感，行文如涓涓流水，叮咚有声;如娓娓而谈，情真意切。所谓凝练，是说散文的语言简洁质朴，自然流畅，寥寥数语就可以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勾勒出动人的场景，显示出深远的意境。散文力求写景如在眼前，写情沁入心脾。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因为它除了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常读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技巧，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篇9：浅谈韩愈的诗词的特点
浅谈韩愈的诗词的特点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
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
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发端有云：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篇10：韩愈散文选集
古往今来，有多少精美的散文象珍珠般在熠熠生辉!《百花散文书系》不敢说已将它串成珠联，但它们在这里总已不再是散珠而更便于阅读、欣赏了吧。所选篇章侧重于抒情、叙事性散文;题材大至社会、人生，小至离情、花草;风格既有雄浑、酣畅，亦有委婉、含蓄;广采博取，兼容并包。
【诗人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篇11：韩愈散文选集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有《韩昌黎集》传世。《韩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文学创作理论】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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