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路径选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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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路径选择的思考
一、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发展现状
国有银行作为一种银行制度,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在欧洲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也存在相当比重的。国有银行的存在一般与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联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轨,国有银行承担了为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等政策性负担,而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经营绩效的恶化导致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大部分转化为不良资产。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没有合适的方法区分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和商业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也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用政策性不良资产掩盖商业性不良资产,因此,国家只有对国有银行全部的不良资产承担责任,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
事实上,国有银行改革从1979年改革开放即拉开序幕,先后经历了国有专业银行分设(1979—1993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1994—)、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阶段(至今)。中国国有银行因长期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独立成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而且为此背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为了使国有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1994年国家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家政策性银行,将四大国有银行的政策职能剥离出去。,财政部发行2 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对应于四大专业银行国家分别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为其卸载历史包袱。
遗憾的是,仅过了几年,到本世纪初这四大银行又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平均不良率高达25%。至此中国银行改革处在了十字路口前,银行业改革怎么走?经过深入的反思,理论界与决策层形成共识,均认为仅依靠注入资本金、剥离不良贷款等外力,改革难以取得成功,只有通过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进行再造,使银行自身内生出提升管理水平的能力。最后,20改革的思路确定为: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而且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等重大改革措施已经悄然启动。
随着银监会20末颁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可以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接着银监会又于1月12日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该办法中规定,中资商业银行在设立时,其发起人中应包括境外合格战略投资者。在这样的监管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纷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也引入战略投资者(如下页表1所示):
二、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原因
1.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使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成为必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为了与国际金融业接轨,中国实行了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不能只依靠国有企业的自身机制转变来完成,考虑到国内的战略投资者难以引发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因为目前国内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战略投资者,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这方面的缺失将影响其作为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能力和监督的效率。在现实体制下,国内资本还很难有效避免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因此国内战略投资者对于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作用有限。因此,引入战略投资者是较理想的改革途径。
2.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外部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及管理层的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国商业银行的限制,开始尝试引入战略投资者。年银监会正式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银监会管理层曾多次表示,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的变化是外资银行给中资银行带来的催化剂,银监会欢迎鼓励合格的境外投资者与中资银行开展各种股权形式的'合作,提高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到20中国才基本上解决国内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商业的法律障碍。
3.银行自身的改革促使其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业为主,而银行的资产又以贷款为主,存在债权人控制力乏力,其机构的性质导致其是高风险的行业,再加上中国银行长期存在“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进而带来职务消费居高不下、银行运营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其最终的表现就是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面对国有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考虑到通过引进资金雄厚的国际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获得亟须的资本金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扩张能力,还可以改善资产质量以及财务状况,因此更多的中资银行便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改善目前状况的首先方案。
4.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国有银行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无外乎两种渠道:国内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国内私人资本进入银行的渠道有两个:一是私募形式,以企业法人或自然人的名义投资;二是公开上市,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资本。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私人经济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但其生长的商业环境欠发达加上自身规范的市场行为不成熟,导致进入国有银行后,治理能力弱,对银行的智力水平的提升要弱于境外更熟悉市场规则的战略投资者。
相对于国内投资者,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更强的专业背景和资本实力,拥有更高的商业银行治理能力和成本优势,境外投资者通常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较高的投资水平,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而且能够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由于利益的驱动,境外战略投资者更关心自己的投资是否获得预期的收益,会积极参加公司的治理,有效地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当然这也是中国银行的主动之举,在选择投资者即已考虑的。商业银行在经济运行中起到金融中介的作用,“存短借长”决定了商业银行在正常运作中必然要承担风险。可以说,银行管理的核心就是风险管理,银行就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风险之于银行等于产品之于企业。国际上通行的《新巴塞尔协议》对世界各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要求。尽管中国现在暂时不执行《新巴塞尔协议》,但银监会年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国际业务占比高的大型商业银行应从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因此,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风险管理与国际接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境外战略投资者有能力助我们一臂之力。
三、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风暴”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影响
不难发现,中国历次银行业主要是国有银行改革,无论是注资,还是剥离不良资产,其改革的方向是银行资产的质量问题,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从这一角度上讲,银行资产的质量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其资产质量问题一直是银行经营的核心问题。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一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如下页表2所示)。在对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现金银行接轨,加快建立现代化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过程,提高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底,瑞士银行首先拉开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股权减持的序幕。境外战略投资者大幅减持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权,对中国股市造成了一定的震荡和恐慌,拖累了股市的走势。
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股份改变了现有股权结构,削弱了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也增加了监管难度,将导致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减持股权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话语权受到削弱,新股东对国有银行的影响进一步弱化,由参与公司治理战略投资者转为纯粹的投资者。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海外不同金融制度下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即使不是一个投机者,也可能因为其自身的因素或是国有商业银行单方面因素而引发所有者所持股份的减持,而这个结果往往转化为经营风险,影响双方的合作。
篇2：我国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现实选择
我国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现实选择
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应该采取何种行业战略，国内投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应是以资源开发、承包工程作为突破口，以制造业和贸易业作为投资重点，以服务业和高科技研究开发业投资为辅；另一种观点认为，境外投资应采取以高技术开发部门为主，辅之以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适当发展资源开发部门的结构战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应该是资源开发、基础原材料和高科技产业并重。这些观点各有一定的道理，但用于指导我国境外投资实践都有不够全面、不尽完善之处。根据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和世界各特定行业市场的竞争状况，同时考虑到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及其进行境外投资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境外投资重点，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采用这种行业战略，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有利于优化我国境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大幅度提高境外投资的综合效益。以下对这种战略的要点展开分析。一、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首要行业。这个行业门类众多，辐射面广，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因而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而言，将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制造业生产规模已很可观，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次，我国制造业拥有大量成熟的、标准化的适用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需要，将其用于境外投资不仅容易找到立足点，而且能带动本国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发挥我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获得比较经济利益；再次，目前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限制日趋严格，依靠扩大出口来发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潜力有很大难度，而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绕过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我国制造业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滑坡，通过境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既可使富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长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层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术简单的初级加工制造行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和庞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很不相称。因此，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制造业的境外投资进行重点扶持和政策引导。尤其是在机械加工、轻工纺织、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扩大其对外投资规模，并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以家用电器为例，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产品制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其在国内的市场已趋饱和甚至生产能力过剩，亟须拓展国外销售渠道。然而，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国（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供给竞争和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双重限制而不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就成为这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谋求实现的最佳形式。当代国际投资经验表明，这类投资不仅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二、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
资源开发业投资是用于上游部门的投资，故又称为前向垂直性投资，其目的在于生产和输入那些国内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资源，从而替代该资源的进口贸易。任何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资源约束的问题。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发生短缺，或由于数量、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不能保证供给，而进口资源又在成本及稳定供应等方面受到限制时，在资源所在地直接投资办企业就成为弥补资源缺口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资源短缺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单纯着眼于国内，这些资源的供求矛盾将难以解决；而大量进口又面临外汇紧缺、国外供给渠道不稳定以及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等问题。因此，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开发我国急需的资源就成为现实的出路之―。
根据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境外开发的可能性，今后应将境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业。我国矿产资源总储量固然较大，但许多矿种的品位较低。在我国已探明储量的铁矿资源中，贫矿高达95%以上，平均含铁率仅为30%，加上交通和开采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铁矿资源却相当丰富，供过于求，利用直接投资开发国外铁矿资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经济、合理的。二是石油业。我国石油资源比较匮乏，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国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已形成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发挥这种能力优势，在境外投资开采石油，既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留较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三是林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林木资源受到了过度的开采和破坏，使本来就不丰富的林木资源进一步锐减，现有人均林木蓄积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为了弥补国内林木资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境外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型项目所需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较大，一旦东道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投资不易转移，因此对这类投资项目应加强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风险预测，同时要有雄厚的资金和政治上的保证。
三、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
所谓高新技术是指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一个新兴技术群，包括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这些高新技术正在呈现产业化趋势，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为了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国家纷纷向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在那里新建高新技术子公司或收购兼并当地的高技术公司，借以进行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设计，实现高新技术的输入和回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
我国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虽然已经起步，但投资规模明显偏小，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大。为了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和层次，很有必要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首先，我国已有较强的高新科技研究开发能力，在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超导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境外投资；其次，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高新技术产品很畅销，其附加值也相当高，对该领域投资不仅有利于获得丰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符合我国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再次，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境外投资，能打破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封锁和垄断，获得一般的技术贸易、技术转让许可协议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级技术和最新科技信息，从而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以技术回流为主要目的，即针对高科技发达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举办合
资合作企业和参与科技联合开发等，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输回国内运用；另一类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目的，即在国外组建高科技产品开发和经营公司，就地生产和销售，或者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四、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用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咨询和旅游等服务业的投资额大幅度增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服务业约占25%，到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为止，用于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呈现增长趋势。国际服务业领域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精细，要求把为生产和管理服务的若干职能分离出来，实行专业化。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方便了资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也有利于产品、人员和技术的国际交流，从而大大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从东道国来看，在第一、二产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会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尽快增加这部分项目和设施，提高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旅游服务的效率，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取消了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也促进了服务业国际投资额的增长。
在我国非贸易性境外投资中，目前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仅为19%，这一偏低的比例与国际投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投资风险较小，投资回收期较短，而且资金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容量较大，发展服务业的境外投资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同时，只有加快对服务业的境外投资，才能配合其他行业的投资，增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特点，目前应大力对外开拓发展的行业有：一是金融保险业。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融通资金，增加境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对我国境外企业的成长发展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二是建筑承包业。它是建立在人力资本输出基础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又能带动国内设备和材料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三是交通运输、医疗保健、餐饮服务业。在这些行业领域，我国不少企业已拥有一定的境外投资经验。其中远洋运输已在不少地区取得了较为巩固的市场地位，以我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疗保健服务业也受到不少地区居民的欢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餐饮服务业则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继续向有关国家的'这类市场发展，是有深厚基础和较大潜力的。
在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战略时，不仅应考虑各行业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程度，而且应该与投资区位战略结合起来考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技术层次与特点、外资政策与法规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我国境外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亦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业选择应以制造业为主，向其提供适用技术，这对双方均有利。与此同时，注重开发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弥补我国人均资源的不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具有广阔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我们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务输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动。在发达国家，我国投资行业选择应以高科技产业为主，旨在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回流，而利润目标退居其次。我们还应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以便利用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此外，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进行投资，可以选择的主要行业有资源开发和消费品行业等。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开发资金和技术，而我国的资源开发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其共同开发当地自然资源。至于消费品行业，目前正是这些国家的“瓶颈”环节，产品严重短缺，这为我国企业在该行业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以上是就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行业的总体战略而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境外投资行业战略亦应适时加以调整与完善。我们应把境外投资行业选择战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紧密结合起来，使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及时制定和颁布《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便加强对境外投资活动的政策导向与宏观调控，使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了确保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有效落实，国家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对鼓励发展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税收、外汇、信贷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许其按国际惯例在境外以灵活的方式筹集资金，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同时应建立健全各类行业协调和咨询组织，对属于同一行业内的境外投资进行统筹协调，避免投资分散和内部过度竞争，以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收稿日期：-01-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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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我国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现实选择
我国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现实选择
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应该采取何种行业战略，国内投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应是以资源开发、承包工程作为突破口，以制造业和贸易业作为投资重点，以服务业和高科技研究开发业投资为辅；另一种观点认为，境外投资应采取以高技术开发部门为主，辅之以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适当发展资源开发部门的结构战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应该是资源开发、基础原材料和高科技产业并重。这些观点各有一定的道理，但用于指导我国境外投资实践都有不够全面、不尽完善之处。根据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和世界各特定行业市场的竞争状况，同时考虑到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及其进行境外投资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境外投资重点，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采用这种行业战略，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有利于优化我国境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大幅度提高境外投资的综合效益。以下对这种战略的要点展开分析。一、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首要行业。这个行业门类众多，辐射面广，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因而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而言，将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制造业生产规模已很可观，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次，我国制造业拥有大量成熟的、标准化的适用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需要，将其用于境外投资不仅容易找到立足点，而且能带动本国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发挥我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获得比较经济利益；再次，目前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限制日趋严格，依靠扩大出口来发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潜力有很大难度，而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绕过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我国制造业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滑坡，通过境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既可使富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长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层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术简单的初级加工制造行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和庞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很不相称。因此，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制造业的境外投资进行重点扶持和政策引导。尤其是在机械加工、轻工纺织、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扩大其对外投资规模，并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以家用电器为例，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产品制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其在国内的市场已趋饱和甚至生产能力过剩，亟须拓展国外销售渠道。然而，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国（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供给竞争和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双重限制而不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就成为这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谋求实现的最佳形式。当代国际投资经验表明，这类投资不仅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二、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
资源开发业投资是用于上游部门的投资，故又称为前向垂直性投资，其目的在于生产和输入那些国内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资源，从而替代该资源的进口贸易。任何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资源约束的问题。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发生短缺，或由于数量、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不能保证供给，而进口资源又在成本及稳定供应等方面受到限制时，在资源所在地直接投资办企业就成为弥补资源缺口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资源短缺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单纯着眼于国内，这些资源的供求矛盾将难以解决；而大量进口又面临外汇紧缺、国外供给渠道不稳定以及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等问题。因此，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开发我国急需的资源就成为现实的出路之―。
根据我国经济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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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国山茶油品类战略思考
特别说明――原文仅作内部品牌定位报告梳理中的一部分，其文名以《鹤不立鸡群》为题目，原文是以市场细分为切入点，而经过两余的市场调查和分析，认为中国山茶油亟解决的是品类认知问题；由于考虑到发布于专栏，涉及到公司机密等问题，故针对以品类&牌行销切入点为本文的聚焦点，其最后的结论由各位看者作己之思，
中华茶油品牌行销系列，本文为其一。
中国山茶油背景之白宫营养研究委员会：
美国白宫人类营养研究委员会主席――阿特米斯•西莫普勒斯博士经过对一系列油品的数据比对后，发表权威结论性公告：“目前全世界完全符合国际营养标准的保健油只有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比较接近的是地中海的橄榄油。”另外阿特米斯博士还说――中国山茶油才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用油。
为什么这么好的油，在消费者心智却并不高端呢？为什么如此权威的认可，消费者却并不买账呢？基于小范围内的市场调查，以下从品类的角度试分析――
中国在欧洲橄榄油一阵西风袭来后，东风也渐起――中华茶油，作为列名于《山海经》，古之贡油，流传已23历史的中华国油，其后有人将之称为在历2300年来所从未有过的名称“东方橄榄油”。
当然也有人用“被誉为”来形容对中华国油的这一比对，似乎这并不恰当的比对为中华国油抬了不少身价，
从市场行销来说，这一“被誉为”多少有一些像是品类定义――然而却正是这一“错误的比对”，将中华国油品类在市场认知中推向了万劫不复境地。
中华古语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观中华国油，被称之为东方橄榄油，这一比对从品类的角度来看，一不具差异化；二不具识别性。
正是“东方橄榄油”这一标签，造成了品类在终端处于两难的尴尬局面。
其一，从企业层面来说：中国企业无一不以东方橄榄油来比对（更专业的说是，品类描述）。说浅显一些就是比喻。
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中国山茶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类认知。而用“山茶油”又似乎上不了档次，显示不够高端。而中华国油这似乎又显得有点王婆卖瓜……同时也解决不了消费者的认知问题。而用东方橄榄油，似乎自抬了身价，又貌似解决了认知。
而真相是――这一对比不仅没有抬高身价，反而是降低了自身本钱。不仅模糊了消费者对于东方饮食文化的认知，消费者来看，另外中国山茶油企业喜欢与橄榄油进行数据对比，而在这一些并不相上下的指数中，消费者并不卖账。暗示显然是失败了的，这是为什么呢？
其二，从消费者层面来看，“东方橄榄油”这一别称，让消费者认知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暗示失败的原因。当中华国油自称为东方橄榄油时，首先是给消费者一种心理暗示，橄榄油是我的参照标杆。从而变相的为橄榄油在消费者心智中构建了认知――橄榄油是最好的。因此中国山茶油才拿它来比。那为什么我不买橄榄油呢。
对比错了吗？比对是没错的，然而错就错――当你在自称东方橄榄油时，来自西方的橄榄油就在安静陈列你的隔壁。甚至消费者手中拿着一瓶来自欧洲的橄榄油――或许是正拿橄露“月光级”橄榄油呢。作为同业竞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类，拿同业竞争的品类进行比对的情况是罕见的，从品牌行销来说既不科学也不明智。
篇5：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与路径选择--湖北省荆门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与路径选择--湖北省荆门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结合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的特点,阐述了湖北省荆门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新化;分析了其调整的`重点及其主导产业的选择路径;实现传统优势工业企业的改造与升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第三产业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作 者：杨泽柱 Yang Zezhu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4;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湖北・荆门,434500 刊 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 分类号：F4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 目标 路径 荆门市篇6：王竹立: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战略思考和路径选择
王竹立
（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广州，510275）
摘要：我国教育信息化走的是一条重效率轻公平、重城市轻农村、重锦上添花轻均衡发展的道路，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制约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进步。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存在两大迷思：信息技术变革教育迷思和建构主义万能迷思。前者导致“技术崇拜症”，后者导致“模式崇拜症”。事实上，信息技术对变革教育教学形式、内容，提高教育教学效率虽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仅仅将信息技术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并不足以解决当前教育教学存在的根本问题。我国教育信息化应该贯彻均衡优先、视频优先和开放共享优先的“三优先原则”，把教育信息化的重心放到农村去，分三个阶段实现全社会教育信息化目标。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数字鸿沟，教育公平，义务教育，城乡差别
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相似，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的指引下，我国教育信息化走的是一条重效率轻公平、重城市轻农村、重锦上添花轻均衡发展的道路。在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里的重点中小学，大家竞相攀比不断更新自己的电脑和网络设备，争先恐后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而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甚至同一城市里的一般学校和打工者子弟学校，则连最基本的电脑和上网条件都不具备。笔者曾到位于广东雷州半岛的一所农村小学扶贫，那里的小学不要说电脑，连一间大一点的教室都没有，以至于我不得不站在操场的榕树下给孩子们讲话。而在广州某些重点中小学，课室里几年前就配备了全套的平板电脑和电子白板。这些学校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校长最焦虑的是，有了这些设备后，怎样才能弄出点新模式、新案例、新成果，好向上级和评审专家汇报。这种鲜明的对比让笔者感触良深。
美国专栏作家汤马斯・佛里曼曾在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预言，由于网络、手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平坦化，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地球将变成一个村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如果信息化政策选择不当，世界不但不会变得更加平坦，反而会加深数字鸿沟，产生更多的人为障碍，变得更加凹凸不平。
一、数字鸿沟及其主要危害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特别是指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有人直接把数字鸿沟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信息拥有上的差别。[1]
关于数字鸿沟的本质，目前主要存在4 种观点：①数字鸿沟是经济鸿沟。②数字鸿沟是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的不平衡。③数字鸿沟是知识鸿沟。④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差距。[2]
李葆萍对我国―十年来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信息化主要建设指标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在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信息化指标差距依然显著，尤其以小学阶段的差距最为突出。若单纯从绝对数量衡量，在“教学用计算机”“电子图书藏量” 等指标上农村地区特别是初中阶段建设规模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地区，然而以人均或者校均数量衡量则处于不均衡甚至极不均衡状态。其中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化指标上升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我国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时制订的相关财政政策和运行机制设计产生的成效，而是由于农村和城市在学校布局、学校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别引起的。农村义务教育在校生数的缩减使得各项生均指标有了极大程度的上升，甚至超过城市生均水平，但这并不是我国义务教育信息化的真实水平。这还只是考虑硬件方面的指标，如果将网络课程数量、信息技术综合教育平台数量、信息技术课程整合率、教师教育技术达标率等切实反映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及信息素养教育的数据考虑进来，城乡之间的教育信息化差距可能更大。[3]
数字鸿沟的危害性通常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助长信息和知识贫穷，引发“新式文盲”；二是诱发新的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使信息差别成为继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脑体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延宕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是危及社会公平，使落后方居民、企业无法充分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民主权、发展权、生存权等方面无法保证；四是弱化整体竞争能力，限制经济增长。因此，消除或缩小数字鸿沟已成当务之急。[4]
二、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中的两大迷思
根据笔者的观察，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存在两大迷思或曰两大误区，一是信息技术变革教育迷思，二是建构主义理论迷思；前者容易导致“技术崇拜症”，后者容易产生“模式崇拜症”。
1. 信息技术变革教育迷思
技术是导致教育变革的革命性因素，几乎成为大多数教育技术专家的“共识”。例如，余胜泉教授认为：“在教育领域，技术绝不是仅仅用于完成现有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推动技术时代的教育革新。技术的革新必然要对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组织体系等都发生意义深远的颠覆性的影响”。[5]对技术的过度推崇，容易使大众产生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以为只要将信息技术引入教育教学之中，就必然会导致我国教育教学发生革命性变化，就能解决今天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学校师生，大家争先恐后不惜成本购买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不断追逐新技术新产品；精明的商家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也利用宣传和广告推波助澜，制造“需求”从中牟利。然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使各地教育管理部门捉襟见肘，为了做出所谓有显示度的政绩，只有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少数“重点学校”，用于购买价格相当高昂的最新电子设备。近年来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的电子书包热、电子白板热就是一个例证。
2. 建构主义理论迷思
建构主义理论被引入我国后，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众多专家的阐释发挥下，建构主义理论被很多人视为当今最先进的教与学理论，几乎成为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南。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冲击下，传递-接受性教学模式成为一种应该抛弃的传统模式，一些教育技术专家不断要求老师少讲甚至不讲、而应该创设情境让学生自己去上网学习或探究，以实现意义建构。不管这一倾向是由建构主义理论自身缺陷造成的，还是如一些人声称的那样，是对建构主义理论误读的结果，其客观效果就是如此。作为众多教与学理论的一种，建构主义自有其合理性和适用范围。然而，当把它作为一切课程一切教学活动的行动指南的时候，其不适应之处就暴露出来。近年来，各种被冠以建构主义的新模式轮番登场，许多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成为新模式的试验场。有人把我国以建构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课改试验讥为“满堂动、满堂问、满堂放（课件）、满堂夸”，是“方向迷失的危险之旅”，[6] 这种说法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上述两个迷思结合起来的结果是城市里的重点和试点学校不停地试验各种新技术新模式，而大部分普通学校尤其是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学校则被关在了教育信息化大门之外。事实上，即使在那些重点和试点学校，各种新技术新模式也只是在教改试验和公开课中向领导和专家展示时才使用，并没有真正得到普及与推广，一些高端设备长时间被闲置，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人类从古到今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不可能都需要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来重新“发现”，许多知识还是需要通过教师的高水平讲授来传递的。建构主义倡导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与研究性学习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长处，但在学校教学中只能作为辅助形式，不可能成为主流（在学校外的非正式学习中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因为它耗时费力。在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还是以大班教学为主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还存在诸多限制。移动学习更适合于课外的非正式学习而不是课内的正式学习，翻转课堂也并非适合全部课程与所有内容。讲授不能简单等同于灌输，高水平的讲授是包含互动、交流、展示与启发的，不失为一种高效的知识传承和思维练习方式。班级教学制在学校教学中还是有其合理性与优越性的。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探讨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不宜夸大其效果，它们更多时候是补充、丰富传统模式，而不是取代传统模式。
城市里重点学校有较多的高水平教师，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课堂教学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最好的互动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而不是人机互动。那种在课堂上放着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不用，偏偏要学生和老师通过计算机和网络的中介来互动的所谓“改革”是荒唐可笑的。农村和落后地区学校缺少高水平教师，更应该让他们通过网络和视频技术分享城市优质的教学资源。
笔者在《知识嫁接学说：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教学理论》一文中指出，建构主义只是众多的知识嫁接技术中的一种，不是所有知识的学习都是意义建构过程，不同类型的知识与技能学习需要不同理论的指导。例如，对于动作技能的学习用行为主义理论指导更加合适；对于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来说，模仿与复制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7]在网络时代，我们并不总在建构，对于与个人关系不太密切的知识，只要连通就可以了。今天，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要从建构主义理论的一元化指导转变为各种理论的多元化指导，从以技术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转变，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折腾、破坏与浪费。
三、信息技术到底能变革教育的什么？
1. 信息技术可以变革课堂教学的形式吗？
主张用信息技术变革教育的学者们认为，将信息技术及其产品引入课堂，必将导致课堂教学模式发生改变。以前课堂主要由教师主导，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学改革就是要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应该少讲甚至不讲，让学生借助网络和信息技术开展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然而实施的结果并未如专家学者们所愿。
不错，以前上课用粉笔黑板，现在上课用电脑投影与电子白板；过去学生读纸质教材，现在提倡读电子教材和网络；从前上课主要是老师讲学生听，如今要求老师指导学生上网自学与探究；过去课堂上主要是传授知识，课后练习巩固，现在提倡课外看教学视频学习知识，课内交流练习巩固提高。从这些现象来看，教育教学方式确实改变了不少，尽管这些变化目前还只是发生在教改试验与公开课中。
然而仔细分析，这变中又有不变。教学媒介的变化是可以预期的，只要技术足够成熟，价格足够低廉，在不远的将来，用电子白板取代粉笔黑板，用电子教材取代纸质教材，是完全有可能的；学生们学习的渠道也会越来越多，获取知识的途径不限于课堂与老师的讲授，还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方式获取。然而老师讲学生听这一基本的教学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只不过老师的讲授会越来越多地从课室讲台转到电脑屏幕，面对面的讲授会被越来越多的远程视频教学取代，单纯的`讲授会插入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伴之以更多的示范和展示。那种认为今后不需要教师讲授，教师讲授是落后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完全退居幕后的观点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即使在最近最时髦的翻转课堂模式中，教师的讲课视频仍然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只不过把讲授的时间与地点做了调整罢了。教师作为专家和有经验的学习者，其讲授对学生的学习和意义建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网络时代，越是优秀的教师越应该多讲。技术的作用不是为了取代教师的讲授，而是要让优秀教师的讲授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网络视频公开课的风行就是最好的例证。好的教师讲授并不是满堂灌，而是带有启发性的。因此，与其说信息技术可以对教育教学形式产生革命性影响，莫如说信息技术可以极大地丰富教育教学形式来得贴切。
2. 信息技术可以变革教育教学内容吗？
信息技术加快了信息的流通与知识的生成，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半衰期缩短，这必然会导致教育教学内容发生改变。然而也应该看到，学校里的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基础性知识和经典性知识，如基本的读写算，常识和定理，核心理论与核心概念、自然科学中的基本事实等，这些知识是相对稳定、较少变化的。如果我们把网络时代的知识视为一条流动的河流，那么处于上层的是流动较快的知识，中间的流动较慢，而下层的流动最慢。流动最慢的那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信息技术只可以部分改变教育教学内容。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主要是位于知识流中下层的基础性知识和经典性知识，当然也会涉及少量的前沿性知识。这些基础性知识和经典性知识用常规教学手段也可以教。当然，有些知识如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类知识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教会更好一些，但要注意这些信息技术手段的恰当使用。因为技术本身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新知识，而且这类知识更新最快，半衰期最短，位于知识流的最表层，很不稳定，在今天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更是如此。如果让学生把过多精力投入到技术知识的学习上，反而可能影响学生对基础性知识和经典性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得不偿失。因此，引进新技术新产品不是越多越好、越新越好，而应该注重其实用性与适用性，并考虑它的性价比。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学校和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3. 信息技术可以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吗？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最复杂、争议最大、不能够一概而论的问题。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教育技术教授罗塞尔(Russell，)的“无显著差异现象研究”。罗塞尔核查了从1928 年到七十年间的355篇远程教育比较领域的论文、专题报告和教学试验总结，希望能够找出技术手段与教学效果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技术手段的采用，并不一定必然带来学生学习效果上的差异。无论远程教育课程采用何种技术手段，结果是一样的，即学生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的不同。[8] 但也有不少研究证明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仔细分析这些研究报告可以发现，信息技术主要通过下列几种机制提高学习效率：①多媒体技术通过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直观化和形象化来促进理解；②技术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知识可以调动学习兴趣；③网络的互动功能强化了远距离交流与协作；④ 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使学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信息与知识的获取速度大大提高。从这些方面来看，在适当的时候应用适当的技术传递适当的内容，的确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技术在为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困扰，在降低认知负荷的同时也提高认知负荷。前文已经说过，技术及其产品本身也是需要学习的，尤其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初级阶段，其技术壁垒和价格壁垒往往很高，让普通大众难以接受，其性能也不太稳定，而技术及其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也是最快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断追随技术前进的步伐将耗去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随着技术的更新又不得不放弃刚刚掌握的技术，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明智的。
日本学者中西辉政在《看懂世界本质的思考术》一书中指出：在“思考变化之前，先观察不变”，“如果只盯着各种变化，就看不到下面更为重要的不变… …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否能把握住事态的变化，只在于你能否看到其中的主流。” 在变化迅速的网络时代，什么是不变的呢？那就是我们学习仍然必须通过我们的感官来进行，外界的所有信息与知识都必须通过我们的眼睛、耳朵等器官才能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的工作记忆容量依然有限。无论外界的信息总量如何增加，信息呈现的方式如何改变，信息进入人体的通路始终未变。既然如此，那我们单单靠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媒介及传播内容，来提高学习的效率，其效果也是有上限的。
这里我们不妨拿饮食技术进步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做个类比。与人类的学习需要经过感官的接收与大脑的加工一样，人类从外界获取水和食物正常情况下也要经过消化器官的消化与吸收。古代人类茹毛饮血，基本没有饮食技术，虽然可能因为饮食不科学产生很多疾病，如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食物中毒、胃肠感染、寄生虫病等，导致当时很多人生活得不太健康、寿命较短，但那时人的肠胃功能也比较强，能消化生的食物。后来，人类发明了火，能煮熟食物和烧开水，食物更容易消化吸收了，病菌也大大减少了，人类的寿命也大大提高，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但随着饮食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人类吃得越来越精，越来越讲究，然而此时人类的生活健康质量的提高还是不是还与技术的进步成正比呢？事实证明不一定。医学研究发现，今天人类的疾病有很多都是因为饮食过精和饮食过度造成的。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病、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维生素缺乏症和胃肠功能减退等等。今天医学专家已经开始呼吁大家节制饮食、多吃粗粮了。人类在饮食方面的变化过程对我们应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教学是不是有所启示呢？
那种一味追求新技术新模式的主张是不是跟饮食方面一味追求新厨具新吃法、以为新就是好贵就是营养同样可笑呢？那种一味强调用最新电子产品取代传统教学设备的做法是不是与用微波炉电磁炉取代煤气炉火炉一样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上而非本质上的进步呢？那种一味贬低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主张完全抛弃讲授-传递式教学的观点是不是跟饮食上反对吃粗粮蔬菜认为火炉就不能煮熟食物一样不够客观呢？
笔者在《技术与学习关系新论》中提出，在信息匮乏的年代，通过技术的进步使信息的产生与传播大大加快，的确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然而当信息爆炸时代到来之后，技术的进步未必一定能提高学习的效率，还有可能对学习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此时人类的感官与大脑接收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已经饱和，过多的信息只会增加选择的困难，提高认知负荷，导致信息超载。[9] 当前，对大中城市的学校师生来说，确实存在信息过剩的问题；而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师生来说，则依然是信息匮乏问题，农村比城市更需要优先发展信息技术，实现教育信息化，这个道理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四、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主战场到底在哪里？
笔者在1月17日的一篇名为“把教育信息化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博文中提出，“教育信息化的主战场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与其锦上添花，莫如雪中送炭”[10]，这一主张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焦建利教授在《教育信息化的主战场在哪里？》的博文中，针对笔者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既要锦上添花，也要雪中送炭。教育信息化的战场在课堂，在学习发生的任何地方。它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问题（并且必须按照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基础设施）和人员培训问题，并最终通过这些措施实现教育公平。”“城市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是提升质量与效益。城市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投入相对充足，但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11]
焦建利教授的观点无疑比笔者的表述更全面、更深入，笔者原则上表示赞同，但还有个资源分配和优先顺序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是如何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以期发挥最大效益的问题。至于城市与重点中小学的教育信息化问题，笔者认同一位名叫“zhguoq”的网友在焦老师博文后留言中表达的观点：“对于‘城市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是提升质量与效益’这一点，我认为在当前公办院校占主体，缺乏竞争，仍然瞄准升学率的情况下，质量与效益都达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提升了。”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基本上符合事实。
深入思考我国教育问题的人可以发现，今天城市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办学模式问题，而不是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模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办学模式造成的。例如统一高考制度带来的应试教育问题，学校缺少办学自主权带来的教学模式化、没有特色与个性问题（农村和落后地区中小学当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它们面临的教育不公信息匮乏问题更为突出），这样的问题恐怕不是引进信息技术能够解决得了的。信息技术既不能减轻应试教育造成的学生课业负担（如电子书包在减轻学生身体上的重负的同时，很有可能增加学生学习内容上的负荷），也不能解决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在一个需要统一标准统一答案的考试指挥棒下，所有的创新思维火花都会很快被掐灭），只能在扩大知识与信息来源与加快信息获取速度上有所助益。因此，那种希望通过用技术转变城市中小学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益的想法，可能过于理想。事实上，城市重点中小学在提高考试成绩上所达到的水平，已近炉火纯青的程度。笔者曾打过一个不太精当的比喻：让一个考90多分的孩子再提高分数比较困难也意义不大，但让一批考30-40分的孩子提高到70-80分则价值要大得多。笔者认为，城市重点学校教育信息化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开放共享优质的教学资源，帮助城市普通学校和农村学校培养信息化人才，让本校在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信息化方面的经验与成果辐射到一般学校和落后地区去。
李芒教授在其《学与教的基本理论》精品课程网站的“视频一言堂”中，也就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信息化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落后是整体的落后，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落后；技术的落后是结果而不是根源，根源就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的落后上。那种认为只要将信息技术引入农村和落后地区，就可以改变它们的落后面貌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他认为越是发达的地区越需要信息技术，对发达地区信息技术投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因为发达地区有基础有条件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而落后地区反而不那么需要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上起不了什么作用，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落后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比如可以把钱花在对每一位农村教师的外出参观与培训上。[12]
李芒教授看到了农村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和高明的建议，但也不无偏颇之处。笔者完全同意李芒教授关于农村信息化绝不是单单靠花钱买设备搞硬件建设就可以成功的观点，一定要同时重视培养农村的信息技术人才、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实，在城市里不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城市和发达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先进的，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摸索过程，在城市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也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设施轻应用的现象，城市信息化过程中也出现过重复建设和浪费现象，这些是我们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应该尽力避免的，但不能因噎废食。李芒教授看到的农村地区整体落后的现象，恰恰说明农村教育信息化欠账太多，将教育信息化重心放到农村去刻不容缓，否则以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那时再补救就更加困难了！想象一下，未来中国如果只有一些中心城市实现了全面信息化，而广大农村地区还处在上一个世纪甚至更上一个世纪的落后阶段，中国能说是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吗？中国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政治民主吗？李芒教授过于低估了信息技术的价值和作用，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有效交流与思想的沟通碰撞，而信息技术恰恰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城市里的重点中小学固然有信息化程度较高基础较好的优势，但由于有较大的升学压力，以及更容易受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要进行真正彻底的教育教学改革反而比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学校来得困难，因为各方面的阻力更大。这可以从近年来许多较彻底的教学模式改革往往出自杜郎口中学这样的边远地区农村学校，而不是大中城市里的重点中小学中得到佐证。城市重点中小学的改革往往更多地停留在试验与公开课阶段，很难推广与普及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如果把信息技术转变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试验放在农村学校，也许更容易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路径选择与优先原则
加拿大学者乔治?西蒙斯提出了网络时代的学习理论－－关联主义，其核心思想是网络时代知识像河流和石油一样在网络中流动，学习就是建立网络的过程，连通比建构更加重要。[13] 按照这一理论，建立可以让知识与信息快速流动的物理网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网络覆盖范围越大，信息流动的范围就越大，信息来源的渠道就越多。信息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发挥作用，不流动的信息没有任何价值，信息在流动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增值，并产生出新的信息与知识。如果网络只局限在少数地区和少数人群中使用，其价值不会太大。网络的价值就是把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连通起来，使地球变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村庄”。
而笔者提出的另一个网络时代的学习理论－－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将网络视为知识银行，个人可以在这个虚拟的银行中开设“账户”，通过零存整取、不断重构的方式进行学习与创新。[14] 这同样要求网络覆盖到各个地方，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因此，让网络连通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消除数字鸿沟，是教育信息化的最大目的。
笔者还在《技术与教育关系新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关系，将技术分为革命性技术和过渡性技术两大类，指出未来的革命性技术将是成熟廉价功能强大的视频会议系统。当这一技术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普通大众的日用家电时，学校的围墙将被推倒，实体学校将大量消失，虚拟学校与虚拟班级将大量涌现，那时的教育面貌才会发生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15]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发现，我国上阶段的教育信息化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我国教育信息化虽然是采取一种由上至下的方式推动的，但却采取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做法，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基本上是以学校或一个较小的地区为单位，关起门来各自搞各自的教育信息化，开放与共享意识非常薄弱。这必然会导致重复投入和重复建设。以笔者自己的经历为例，笔者在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期间，广州另一所大学的医学院已经建立了一个较好的医学教学资源库，但并不对外开放，笔者只好在自己的学校重新建设了一个医学资源库。这种现象在当年屡见不鲜、见怪不怪。我国的数字化教学平台也大都是基于校园局域网的，外校师生一般很难访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的教学资源往往只供很少一部分人使用，造成了不小的浪费。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精品课程，共享程度也不高。此外，我们还忽视了视频资源建设，有一段时期甚至认为拍摄教学录像是一种过时的模式，应该让学生通过网页自主学习。直到国外名校的视频公开课打开了我国网络教育的大门，我们才如梦初醒，开始大规模建设自己的视频公开课。这里面既有人的思想观念问题，也有行政管理模式问题，还有政策措施不得力的问题。
在此，笔者提出我国现阶段教育信息化应该贯彻的“三优先”原则和今后长远发展的路径选择，供大家参考。
1.均衡优先原则。是指应该首先解决城市普通学校、农村和落后地区学校信息技术基础建设和人员培训问题，缩小我国各地区各学校之间的数字鸿沟，用3-5年时间实现教育信息化基本均衡目标。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个路不仅仅是指普通的高速公路，还应包括 “信息高速公路”。如果我们让所有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学校都连上网，让学校的老师和孩子都懂得利用网络获取信息与知识，让学校成为当地信息技术人才培训中心，从长远看，必然会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发挥较大的作用。至于城市重点学校购买高端电子设备的需求，应该适当控制。因为电子书包、电子白板等新技术新产品还处于发展与试验阶段，其性能还需要改进与完善，价格还有较大的下调空间。在少数学校进行试点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避免一哄而上、互相攀比。对其功能的宣传应该客观、理性，既要看到其优点长处，也要看到缺点和问题，不要一味叫好。尽可能腾出更多的经费和资源来解决教育均衡问题。
2.视频优先原则。是指在网络教育资源建设上突出视频资源建设，多拍摄优秀教师的讲课视频，多制作一批教学公开课，多拍摄教学改革成果等，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的视频公开课还不是最理想的教学模式，因为还缺少有效的互动，缺少必要的支持服务体系。解决之道是大力发展视频会议技术。现有的视频会议系统技术还不够完善，功能还不够强大，价格还过于高昂，还不适合作为一项日常的教育技术产品普及与推广。政府和企业应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破视频会议技术的瓶颈，让视频会议技术尽早成为一种质优价廉的技术，让视频会议产品进入千家万户，为下阶段教育信息化做好准备。
3.开放共享原则。是指所有的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信息化项目都应该开放给全社会共享，对那些开放共享程度不高的项目不予资助或只给少量资助，开放共享程度越高的项目则资助越多。应该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教学平台，逐步取代基于校园局域网的教学平台，让学校的优质课程都能为大家共享。同时还应该探讨如何给资源建设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或通过互利互惠的交换原则促进资源的共享。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减少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将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低效和浪费降到最低。对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贫困人群，应该实行免费上网政策，让信息成为公共资源。
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是：第一阶段，实现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校际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阶段，以视频会议系统为突破口，让学校的课程突破学校的围墙，实现真正的远距离互动教学；第三阶段，全民在线教育阶段，让所有国民都可以通过网络和视频接受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实现终身学习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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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竹立. 技术与教育关系新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J]. 2012，（2）：26-32
篇7：试论中国高档白酒战略发展路径
高端白酒的崛起 一、国窖1573
国窖1573的名字一映入脑海，就给了人们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承的浓重并且深谋远虑的定位，国窖1573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系列酒形象产品之一，其公司拥有我国建造最早（始建于公元1573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保护最完整的1573国宝窖池群，经国务院批准为行业首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作为川酒和我国浓香型白酒的唯一代表，于20 5月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行业唯一拥有“双国宝”的企业。这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具有厚重积淀的业绩，是泸州老窖人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并传承着希望与未来，激励泸州老窖人用时代的精心打造这一品鉴赏级白酒品牌，也助其历久弥新打造出一把利剑，成为抢占高端白酒品牌这一战略制高点的擎天利器。
国窖1573在3月糖酒会上推出，同年6月首批国窖1573在泸州隆重上市，半年销量达到800万（仅泸州），8月全国上市。
二、水井坊
水井坊旨在成功打造中国白酒业“奇迹”。自208月在广州首次公开上市以来，势如破竹，迅速拓展了华南市场，并成功导入了北京、上海、山东等重量级市场，进一步扩展了海南、湖南、广西、云南、河南等区域市场，还成功登陆港澳台、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其拓展之势令人振奋，也引起了酒类尤其是高端酒类销售相关人士的无限思考。究其原委，是其成功的运用了深厚的白酒文化的内涵来打造品牌。
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酿酒的历史就有多久。酒本身就是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在没有可乐、洋酒的古代，它是诚邀宾朋、馈赠亲友的佳品，蕴含了对于亲情、友情的祝福，而源远流长。
水井坊在高档品牌打造方面可谓是准备充分，做足了文章，给人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凝聚感，水井坊的品牌文化核心点主要是：
1、川酒文化。 四川自古就是中国的酒都，名酒层出不穷，它位于西南大酒杯的瓶口，历史的积累形成了川酒霸气的文化内涵，水井坊坐落于酒都的中心地带成都，无疑先天有优势。
2、窖址文化 。“中国最古老的酒坊”、“中国浓香型白酒的一部无字史书”、“中国白酒行业的‘秦始皇兵马俑’”、“中国白酒第一坊”。由于她填补了我国酒坊遗址专题考古的空白，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就具备了这种优势的文化根源。
3、原产地域文化。 “水井坊”是中国白酒第一坊，是中国第一个浓香型白酒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品质和文化。并且通过浓香和酱香产品异化宣传，使之成功避开茅台的原产地域文化的影响，发掘了自身的酒区域文化。
三、剑南春
多年以来，剑南春一直位列白酒行业三巨头“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之列；作为中国白酒第一阵营的一员，剑南春集团一直以“稳健”著称。并且无论是在经销商还是在消费者当中，剑南春都拥有素以养成的良好口碑；这种口碑来自于其一贯稳健的营销政策和物超所值的价格定位。
同样，剑南春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是距今历史最为久远的有据可考的皇室御酒，“剑南烧春”的名声早在盛世唐朝就已经誉播华夏。
不可否认，剑南春以往的脚步是稳健的，但也稍显审慎；是前进的，但也略微保守。但今时不同往日，集团已经提出了品牌拓展战略的构想，期待着更上一层楼!
四、郎酒
3月10日，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宝光集团一手导演了中国名酒改制第一案，成为扭转郎酒败局的战略转折点。改制后，郎酒由国有变为民营，机制的灵活性为郎酒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长达两年时间的市场摸索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郎酒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战略调整和产品结构梳理，并在品牌和营销方面大胆创新，提出了以“中国郎”概念为核心的品牌战略和整合营销新主题，并凭借与其它名酒相比拥有的明显机制优势，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市场推进策略，以最终将郎酒打造成行业领袖品牌。
五、舍得
在水井坊、国窖推向市场之后，四川沱牌集团也在20推出了舍得这个文化酒品牌，在东北、西北、华北一些城市都能与五粮液、水井坊、国窖等品牌抢夺市场份额。
舍得酒市场营销定位：一是中国白酒的高端市场；二是放弃一般白酒的区域市场策略，在全国梯度开发重点白酒城市，做到开发一个重点城市，赢得大片成功市场。其目标消费群体锁定在：35―55岁的中青年男性白领、社会精英和成功人士。其核心经营策略是：以沱牌集团成熟的经营实力和优质的酿酒技术，支撑高端白酒品质；同时以舍得丰厚（厚重）的文化、智慧为品牌个性推动品牌建设，构建舍得酒有别于五粮液、茅台酒的高档形象。
从上述五种品牌崛起来看，中国白酒走向高端的时间段应该是在-，这是一个集中爆发期。这跟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中低价位酒，尤其是低价位酒采取高强度挤压不无关系。有实力的中低价位酒经营者开始市场突围，开辟高端白酒市场。从而真正吹响了向高端品牌进军的号角！
篇8：中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国力逐步强盛,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科技教育取得了重大成绩,社会安定团结.中国加入WTO将会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21世纪的中国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
作 者：吴光辉 作者单位： 刊 名：决策探索 英文刊名：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F1 关键词：篇9：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战略选择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战略选择
当前,中国正处于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的过程之中,本世纪前50年,将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将遇到许多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城市如何吸纳农村移民等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在分析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和将会遇到的若干问题,并对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取向问题提出了笔者的观点.
作 者：乔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刊 名：经济前沿 英文刊名：FORWARD POSITION IN ECONOMICS 年，卷(期)： “”(7) 分类号：F1 关键词：中国 城市化 战略选择 大城市篇10：中国汽车业战略分析与思考
中国汽车业战略分析与思考
导言1999年4月至9月，作者对中国汽车业进行广泛访谈和调查研究。曾先后到国家计委经济预测司、国家外经贸部机电司、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统计司、国家打私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长春一汽集团、一汽--大众、天汽集团、广州本田、重庆长安铃木、嘉陵-本田、上汽集团、上海别克、合肥凯斯鲍尔等部门与企业，同100余位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领导、中国加入WTO谈判小组成员、中国汽车业高层决策者、专家、各汽车集团中、外总裁、总经理、生产、购销公司管理者、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汽车用户进行了访谈，并到各企业汽车生产车间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对有关资料作了较为充分的阅读和分析，经系统定向研究，最终结果便是本报告。作者还于1999年10月到12月间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有关文章10余万字。希望本报告能对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起一点作用。
目 录
导 言
第一卷 中国汽车业发展研究的战略观与方法论
第二卷 中国汽车业生存发展时空的调查分析
第三卷 中国汽车业主、客体性的调查分析
第四卷 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的三个重大认识问题
第五卷 中国汽车业战略理念和决策行为系统
第一卷 中国汽车业发展研究的战略观与方法论
第一篇 中国汽车业发展研究的战略观
战略，在商界一般指指导商战全局的计划和策略。首先要确定战略目标和最终的竞争对手，才能依据竞争双方经济、政治、心理、地理等因素，照顾商战全局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规定无形、有形力量的准备和运用，诸如决策、管理、经营、销售力量的建设,设施装备和商品的生产储备，战略动员，基本作战方向的确定，战区的划分，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制定之类的问题。战略和战役之间的关系,战役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作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受到方法论的控制。随着竞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商战发展的进程，战略需要进行阶段性转变。 中国汽车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中国汽车业的最终竞争对手是谁？
加入WTO在即，中国汽车业准备是否充分？
面临竞争发展课题的今日中国汽车业，对上述问题是不太清晰的。
美国曾经以控制石油为目标，以伊拉克为最终竞争对手，为海湾战争制定战略；海尔则以参与国际竞争取得胜利为目标、以国际名牌为最终竞争对手制定战略。众所周知，这种目标和竞争对手清晰的战略的确卓有成效。
作者给战略的定义是：战略是对战略主体的未来所作的系统性决策，是关于设立目标和控制目标实现全过程的系统性决策。
军事上，战略具有不同的种类，如连续战略和积累战略，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威摄战略和实战战略，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和打击社会财富战略等。战略尽管不同，但如博弗尔将军所说：“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争取行动自由。”
什么叫“行动自由”？“行动自由”是指达到最终目标的自由。也就是说，研究制定行业或企业竞争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运用行业或企业从今天到未来某个时间内的全部力量，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满足可持续发展并获得最大利润的需求。 “战略是一门进行抉择的艺术和科学。”（约翰・柯林斯）中国汽车业要有效应对挑战，究竟应该把战略重点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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