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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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 “褐裘复絁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挚意出自肺腑之间;《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作为神策军统领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讽谕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竞至“人食人”!这鲜明的对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篇2：黄庭坚的创作主张
黄庭坚的创作主张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神宗熙宁时期，黄庭坚先后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属江西)，政令清简平易。七年，移监德州德平镇。元□时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其间苏轼知贡举，曾聘为参详官。《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绍圣时新党章□、蔡卞等用事，迫害元□旧臣，黄庭坚被劾修实录诬枉，责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后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徽宗即位，受命内迁，又因赵挺之排挤，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政治态度与苏轼相近，他不大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为人有抱负，有识见，讲操守。“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今年贫到骨，豪气似元龙”(《次韵杨明叔见饯》)，可看作他的自我写照。他身临逆境。能安贫乐贱，泰然自处，“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豫章先生传》)。一生承受了儒学思想的影响，对禅学也濡染较深。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冷斋夜话》还载有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被江西诗派奉为“创作纲领”，曾对后来作者发生过消极影响。其实，“夺胎换骨”说，不见于山谷的著作中，未必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张。而在谈论点铁成金的那封信中他还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即自有主旨;又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正因作者自有主旨，所以虽取古人陈言，只是作为供陶冶之物。所以他的论文并不忽视社会作用，认为文章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以此他赞佩杜诗“善陈时事”(《潘子真诗话》引)。对理与辞的关系，肯定“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与王观复书》)。他又认为“诗者人之情性”(《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寄晁元忠》)。黄庭坚还说过“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无斧凿痕，乃为佳耳”(《与王观复书》)的话，主张“矢诗写予心，庄语不加绮”(《次韵定国闻苏子由卧病绩溪》)，“不雕而常自然”(《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这两方面的看法自然都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
黄庭坚有“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的名言，矢志在诗歌上“独辟门户”。终于以其独特的诗歌风貌卓然自立，与苏轼并称“苏黄”。并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黄庭坚关心现实。对百姓疾苦深表同情。早年写过著名的《流民叹》，任太和令时曾深入山区察访乡农，写了《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描写人民疾苦真切的诗篇。他慨叹“民病我亦病”，提出了“年丰村落罢追胥”(《次韵寅庵》)，“要使鳏寡无颦呻”(《赠送张叔和》)的愿望，盛赞友人“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寄李次翁》)的品德，体现了怜贫恤苦的爱民思想。黄庭坚也有关注国防问题的爱国诗篇，如《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和游景叔月报三捷》等诗，热情地表彰边将战功。《送范德儒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以奋发的激情勉励友人为保卫疆防贡献才智。
黄庭坚的诗往往具有超迈的识见和襟怀。北宋后期党争剧烈，仓皇反复，黄庭坚也牵连其中，备受其害，却能破除门户之见，较为公正地看待问题。如在《次韵子由绩溪病起》、《再作答徐天隐》、《病起荆江亭即事》等诗中，曾针对党争的偏见，提出了“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开纳倾万方，皇极运九畴”，“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的可贵见解。黄庭坚政治上的升沉虽与元□旧僚连在一起，但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等诗中却能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新学，给以公允的评价。
写景、寄识、遣怀、赠答、题画等类抒情诗，最能体现黄庭坚的艺术匠心和独创个性。如古体诗《题竹石牧牛》、《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以命意新颖、笔力奇崛见称。七言律绝诗，如《登快阁》写洒脱襟怀，《寄黄几复》写友情，《病起荆江亭即事》咏时事，《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描摹江南胜景，《过平舆怀李子先》抒发思归情怀，《清明》寄托世事人生的感慨等，大都思致幽远，情趣深浓，能给人以美感享受，是历来深受赞赏的佳篇。
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诗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寻绎;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起结无端，出人意表;讲究烹炼句法，点石化金，下语奇警，使人惊异，所谓“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跋高子勉诗》)，只字半句不轻出;在语言上，“洗尽铅华，独标隽旨，凡风云月露与夫体近香奁者，洗剥殆尽”(陈丰《辨疑》)。黄庭坚长于点化辞语，锻造句法，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咏竹》)，都是下字奇警的名句。黄庭坚把杜甫、韩愈偶一为之的拗句、拗律的体制加以发展，大量运用，以音调反常、名法更变的办法，使诗格变得拗峭挺拔。如“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题竹石牧牛》);真所谓“奇健之气，拂拂意表”(刘□《隐居通议》卷八)。黄庭坚这些避熟就生、翻新出奇的`诗法，矫正了晚唐、西□的熟滑丽靡，形成了以瘦硬峭拔为主调，而兼有老朴沉雄的独特诗风。方东树对此誉为“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十)。黄庭坚《诸上座帖》黄庭坚词[鹧鸪天]《渔父》插图选自明代万历四十年刻本《诗余画谱》
不过，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的缺点，是比较中肯的。
黄庭坚写词不像写诗那样谨严用力，今存词约180余首，艺术琢炼颇不平衡。部分作品接近柳永，多写花月艳情、伤别、狎妓，有的流于猥亵，与其诗绝少写恋情大异其趣。有人曾警告他写这类词，“当下犁舌之狱”(《小山集序》)，足见其早年词风。
他的另一部分词作，以疏宕洒脱见长，时有豪迈气象。如〔念奴娇〕《断虹霁雨》、〔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写谪居生涯，〔定**〕《万里黔中一漏天》写傲兀不羁的性格，〔青玉案〕《烟中一线来时路》写兄弟间的离别情怀，都笔力峭拔。此外如“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水调歌头〕)，“平坡驻马，虚弦落雁，思临虏帐”(〔水龙吟〕)，或写塞垣风光，或写守边壮志，语言气格清壮明畅，可以看出苏轼的影响。
黄庭坚工书法，兼擅行、草。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以侧险取胜，纵横奇倔，自成风格。
黄庭坚的著述，常见的有《豫章先生文集》30卷，《四部丛刊》本，诗文兼收;《山谷全集》39卷，《四部备要》本，只收诗赋，宋任渊、史容等笺注。另还有清同治重刊《山谷全书》，乾隆庚子刊《豫章先生遗文》。诗有龙榆生点校《豫章黄先生词》、研究资料有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篇3：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
一、白居易诗歌主张的核心，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
《与元九书》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此所谓“诗道”，是指儒家关于诗歌的理论和要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是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二脉相承的。儒家论诗，从孔子开始便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论语阳货》 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主旨是强调诗歌为封建的政治、教化服务。这就成为儒家诗论的出发点。《毛诗序》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其中心内容也是阐述诗歌与封建政教的关系。它认为诗歌不仅是社会治乱、政教得失的反映，而且反过来可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为诗歌具有感染的力量，所以是封建统治者用以维护政教的有力工具。紧接着上面一段话，《毛诗序》又阐述了诗的“六义”。“六义”是儒家对于《诗经》体制和表现手法的概括，也常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指导原则。从《毛诗序》对“六义”的解释看来，不外是说诗歌创作应该通过美刺来维护王政⑴ 。而刺必须有个限度，这就是“止乎礼义”。超乎礼义的讽刺，是有损于王政的。总之：诗歌要维护封建政教，要讽谕美刺，要止乎礼义，这是儒家诗论的主要精神，也就是白居易忽忽愤发所欲扶起的“诗道”。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是这样阐述这“诗道”的：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说诗歌最能够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接下去说：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帝王如果重视诗歌这种政治作用，以六义、五音贯串其内容和形式，使之符合讽谕美刺、止乎礼义的要求，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使他们的感情和愿望得到统一，使一切社会矛盾达到调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再看《策林》六十九“采诗”: 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宜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优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
皇帝以诗补察时政，百姓以诗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而纳谏，这样就可以防止人民越出封建统治的轨道，而达到至理升平。正是从沟通君民、调和矛盾的思想出发，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提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居易看来，为君为臣与为民是统一的，没有矛盾的。可以同时又为君臣而作，又为人民而作，但首要的、关键的还是为君。《新乐府》 里确实有不少为民请命的诗篇，有的甚至很激烈，然而白居易只是要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使统治得以安定罢了。
白居易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作为一个谏官，他“有阙必规，有违必谏”⑶；作为一个诗人， 他把诗歌也当作向皇帝进谏的形式——这便是《毛诗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关于这一点，《与元九书》说得最明白：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宫，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与杨虞卿书》也说：
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
这样说来，诗歌岂不成了奏议的补充形式了吗？ 是的，白居易正是要把那些在奏议中不便直说的事情和意见，通过诗歌向皇帝委婉地提出，引起他的警惕，并作为他执政的参考。也可以说是用诗的形式来写类似于今天的报告文学那样的作品。白居易《新乐府》的最后一首诗《采诗官》，是带有总结性的。诗的最后说：“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把“广宸聪，副忧勤”、“欲其易入而深诫也”以及这首诗里所说的采诗与讽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君而作实在是白居易诗歌主张的要点。
以上分析了白居易提出的正面主张，我们还可以从他对秦汉以来诗歌的批判当中，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秦汉以来诗歌的发展做了一番评述，他所运用的标准也是《诗经》的“六义”。白居易把秦汉看作“六义”始刓始缺的时期，把晋宋看作“六义”寖微陵夷的时期，把梁陈看作“六义”尽去的时期。唐兴二百年间，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虽有比兴之作，但是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白居易在这里对南朝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文学，作了最彻底的批判，这对于纠正大历以后注重形式的诗风有积极意义。但就其批评的标准来看，却明显地表现出要求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先看他对屈原的评价吧。关于《离骚》，在汉代就曾争论过是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用的是以《诗》论《骚》的方法。白居易也是运用这种方法去评价屈原的。他说：“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所谓“他”，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礼义”。屈原“归于怨思”，而不能“止乎礼义”，只是发泄了个人的牢骚，而无补于政教，这就是白居易认为不足的地方。其实，屈原的诗歌通过抒发个人的愤慨，有力地抨击了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然而在白居易看来，这既不能“补察时政，也不能“泄导人情”，已经离开了“诗道”。即使对杜甫这样一个诗人，白居易也缺乏全面的认识。他机械地在杜诗中寻找风雅比兴，自然不能不感到失望。白居易的诗歌本受了杜甫的影响，《初授拾遗》 诗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伤唐衢》说：“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可见他对杜甫很崇敬。不过当他执着于“六义”的时候，就变得偏激了。
然而，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在当时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在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他强调“补察时政”，在客观上就有助于诗歌揭露政治黑暗；强调“泄导人情”，在客观上就有助于反映人民疾苦。白居易提出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主观上虽然是维护封建统治，客观上却有利于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无怪乎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他的创作反遭他们切齿痛恨了。所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感慨地说：“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二、白居易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作的说明，是其诗歌主张的精华。
他认为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采诗”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这就是说诗歌的基础是“事”，即客观的社会现实。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诗歌里可以体察社会治乱、人情哀乐，所以诗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在诗歌反映现实的问题上，白居易有两点主张是很可贵的。第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白居易第二点可贵的主张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⑸。杜甫以前，在《诗经》和汉乐府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
然而文人笔下所表现的多半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很少写到人民。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在杜诗里才开始占据了一席地位。杜甫写过农民、士兵、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对他们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贫困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揭示。但杜甫并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这个主张是由白居易明确地提出来的。前有杜诗的榜样，后有白居易的主张，这就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后代许多诗人正是沿着杜甫、白居易的道路前进的。
白居易能够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时代、经历和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安史乱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趋向深化，唐王朝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土地与赋税的问题尤其严重，均田制破坏，两税法实行，反映了土地急剧兼并的事实，同时也使兼并合法化。统治阶级不顾农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的境地。这就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加速着唐王朝的灭亡。当时，统治阶级中间有不少开明的人物，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危机而奋起改革政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地主阶级，早年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比较了解。他曾多次论及土地和赋税的问题，希望引起统治者重视。他警告统治者：“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⑹所以他主张抑兼并，轻赋敛，节用爱民，以利万人。希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 “以百姓欲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 “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⑺ 他认为只要皇帝体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行仁政，就可以摆脱危机，巩固统治。正是从这样一个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出发，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
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白居易总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为了使诗歌发挥社会作用，他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中，他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个思想：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就是说，政治意义和真实性强的，即使形式粗糙些也应鼓励；反之，即使形式多么华丽也应禁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他认为缺乏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的淫辞丽藻“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
然而白居易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也有两点认识是不恰当的。第一，他在强调内容真实性的'时候，没有把艺术的真实同生活的真实区别开来。他对内容的要求已不止是真实，而是所谓“核实”。《新乐府序》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也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就会排斥虚构、夸张、幻想，使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报导，甚至失去诗歌的特点，使之近似押韵的奏章了。
第二，白居易首先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艺术形式却重视不够。这可以说是从元结到皮日休整个中晚唐现实主义诗论的缺陷。元结在《箧中集序》里，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出正确的批评。可是他有意排斥近体诗在声律、对偶等方面的艺术经验，一味提倡古体，就未免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自己的诗歌，和他所编选的《箧中集》里的诗歌，多半流于枯燥的说教，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白居易并不象元结那样偏激，但也同样忽视了这样一点：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动人的形象表现出来，而不能在形象之外生硬地说教。他不能广泛地吸取前代诗歌创作中有价值的技巧，他对自己的创作，在艺术上也只提出质径、直切、顺肆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够的。他过分地强调“质”，在一定程度上把“质”同“文”对立了起来。这样固然有抵制、纠正当时不良诗风的意义，但究竟反映出他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解得不够全面。刘勰早已说过“文附质”、“质待文”的话⑻ ，可惜白居易没有把这个辩证的观点继承下来。
三、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四类中他最重视讽谕与闲适两类。这两类诗在我们看来思想内容相去甚远，像白居易这样一个要求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甚至拿诗当谏书来写的人，怎会重视那“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呢？然而白居易却有一番理论，《与元九书》曰：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关于兼济、独善与讽谕、闲适之说，也是白居易诗歌主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准备结合其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分析一下。
《与元九书》是元和十年(公元815)白居易贬官江州时所作。白居易在政治上遭到这次沉重的打击，感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很激愤，另一方面也开始采取妥协逃避的态度。“志在兼济，行在独善”，正是元和十年贬官之后，到宝历二年(公元826）免苏州刺史之前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元和十年以前，特别是任谏官的三年，白居易勇敢地向大地主集团、宦官集团进行斗争，可以说是志在兼济、行在兼济的时期。宝历二年以后，白居易官高禄厚，知足保和，标榜“在家出家”，又标榜“中隐”，可以说是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时期。可见白居易并不始终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白居易世界观的矛盾，对于他的创作有重大的影响。白居易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但是随着思想的变化，他逐步地失去了斗争的勇气，也就逐步地离开了现实主义道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反映社会、政治的内容，变为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如《食后》、《晏起》、《醉吟》、《足疾》之类。另一方面是从揭发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变为歌咏升平，粉饰现实。《序洛诗》里说得很坦白：
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 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荀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
这种庸俗的理论与早年的诗歌主张相去何啻千里！
白居易的闲适诗并非绝无佳作。如《观稼》、《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游悟真寺》等，或自愧不劳而食，或关怀人民生活，或描写自然山水，都颇有价值。但闲适诗里有大量平庸之作。白居易认为这类闲适诗表现了“独善之义”，拿它同讽谕诗等量齐观。这正是其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彻底的地方。
篇4：白居易《琵琶行》创作背景
《琵琶行》(pí pa xíng)创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为七言古诗。白居易任谏官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诗，触怒了唐宪宗，得罪了权贵。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白居易情急之中上书请捕刺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被指责越职奏事，贬为江州刺史;又进而诬陷他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再贬江州司马。江州当时被看成是“蛮瘴之地”，江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史的佐史，实际上是一种闲散职务，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弄。他的被贬其实是一桩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凄凉，满怀郁愤。次年(既元和十一年)送客湓浦(pén pǔ)口，遇到琵琶女，创作出这首传世名篇。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琵琶行的原文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不得志 一作：不得意)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六幺 一作：绿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暂歇 一作：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银篦 一作：云篦)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篇5：白居易琵琶行创作背景
白居易琵琶行创作背景
【原文】
《琵琶行》 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不得志 一作：不得意)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六幺 一作：绿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暂歇 一作：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银篦 一作：云篦)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创作背景】
《琵琶行》(pí pa xíng)创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为七言古诗。白居易任谏官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诗，触怒了唐宪宗，得罪了权贵。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白居易情急之中上书请捕刺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被指责越职奏事，贬为江州刺史;又进而诬陷他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再贬江州司马。江州当时被看成是“蛮瘴之地”，江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史的佐史，实际上是一种闲散职务，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弄。他的被贬其实是一桩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凄凉，满怀郁愤。次年(既元和十一年)送客湓浦(pén pǔ)口，遇到琵琶女，创作出这首传世名篇。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诗前的小序介绍了长诗所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琵琶女其人，和作者写作此诗的缘起，实际上它已经简单地概括了后面长诗的基本内容。左迁：指降职、贬官。湓浦口：湓水与长江的汇口，在今九江市西。京都声：首都长安的韵味，一方面指曲调的地域特征，一方面也是指演技高超，非一般地方所有。善才：唐代用以称琵琶演奏家。命酒：派人整备酒宴。悯然，伤心的样子。恬然：安乐的样子。迁谪意：指被降职、被流放的悲哀。作者说他被贬到九江一年来，每天都很快乐，只有今天听了琵琶女的演奏，才勾起了他被流放的悲哀。这种说法是写文章的需要，读者当然不会相信他。(长句：指七言古诗。)
篇6：白居易《长恨歌》创作背景
长恨歌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原文：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花开日 一作：花开夜;南内 一作：南苑)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阑 通：栏;飘飘 一作：飘飖)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译文及注释
作者：佚名
译文
唐明皇偏好美色，当上皇帝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美女，却都是一无所获。
杨家有个女儿刚刚长大，十分娇艳，养在深闺中，外人不知她美丽绝伦。
天生丽质、倾国倾城让她很难埋没世间，果然没多久便成为了唐明皇身边的一个妃嫔。
她回眸一笑时，千姿百态、娇媚横生;六官妃嫔，一个个都黯然失色。
春寒料峭时，皇上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温润的泉水洗涤着凝脂一般的肌肤。
侍女搀扶她，如出水芙蓉软弱娉婷，由此开始得到皇帝恩宠。
鬓发如云颜脸似花，头戴着金步摇。温暖的芙蓉帐里，与皇上共度春宵。
情深只恨春宵短，一觉睡到太阳高高升起。君王深恋儿女情温柔乡，从此再也不早朝。
承受君欢侍君饮，忙得没有闲暇。春日陪皇上一起出游，晚上夜夜侍寝。
后宫中妃嫔不下三千人，却只有她独享皇帝的恩宠。
金屋中梳妆打扮，夜夜撒娇不离君王;玉楼上酒酣宴罢，醉意更添几许风韵。
兄弟姐妹都因她列土封侯，杨家门楣光耀令人羡慕。
于是使得天下的父母都改变了心意，变成重女轻男。
骊山上华清宫内玉宇琼楼高耸入云，清风过处仙乐飘向四面八方。
轻歌曼舞多合拍，管弦旋律尽传神，君王终日观看，却百看不厌。
渔阳叛乱的战鼓震耳欲聋，宫中停奏霓裳羽衣曲。
九重宫殿霎时尘土飞扬，君王带着大批臣工美眷向西南逃亡。
车队走走停停，西出长安才百余里。
六军停滞不前，要求赐死杨玉环。君王无可奈何，只得在马嵬坡下缢杀杨玉环。
贵妃头上的饰品，抛撒满地无人收拾。翠翘金雀玉搔头，珍贵头饰一根根。
君王欲救不能，掩面而泣，回头看贵妃惨死的场景，血泪止不住地流。
秋风萧索扫落叶，黄土尘埃已消遁，回环曲折穿栈道，车队踏上了剑阁古道。
峨眉山下行人稀少，旌旗无色，日月无光。
蜀地山清水秀，引得君王相思情。行宫里望月满目凄然，雨夜听曲声声带悲。
叛乱平息后，君王重返长安，路过马嵬坡，睹物思人，徘徊不前。
萋萋马嵬坡下，荒凉黄冢中，佳人容颜再不见，唯有坟茔躺山间。
君臣相顾，泪湿衣衫，东望京都心伤悲，信马由缰归朝堂。
回来一看，池苑依旧，太液池边芙蓉仍在，未央宫中垂柳未改。
芙蓉开得像玉环的脸，柳叶儿好似她的眉，此情此景如何不心生悲戚?
春风吹开桃李花，物是人非不胜悲;秋雨滴落梧桐叶，场面寂寞更惨凄。
兴庆宫和甘露殿，处处萧条，秋草丛生。宫内落叶满台阶，长久不见有人扫。
戏子头已雪白，宫女红颜尽褪。晚上宫殿中流萤飞舞，孤灯油尽君王仍难以入睡。
细数迟迟钟鼓声，愈数愈觉夜漫长。遥望耿耿星河天，直到东方吐曙光。
鸳鸯瓦上霜花重生，冰冷的翡翠被里谁与君王同眠?
阴阳相隔已一年，为何你从未在我梦里来过?
临邛道士正客居长安，据说他能以法术招来贵妃魂魄。
君王思念贵妃的情意令他感动。他接受皇命，不敢怠慢，殷勤地寻找，八面御风。
驾驭云气入空中，横来直去如闪电，升天入地遍寻天堂地府，都毫无结果。
忽然听说海上有一座被白云围绕的仙山。
玲珑剔透楼台阁，五彩祥云承托起。天仙神女数之不尽，个个风姿绰约。
当中有一人字太真，肌肤如雪貌似花，好像就是君王要找的.杨贵妃。
道士来到金阙西边，叩响玉石雕做的院门轻声呼唤，让小玉叫侍女双成去通报。
太真听说君王的使者到了，从帐中惊醒。穿上衣服推开枕头出了睡帐。逐次地打开屏风放下珠帘。
半梳着云鬓刚刚睡醒，来不及梳妆就走下坛来，还歪带着花冠。
轻柔的仙风吹拂着衣袖微微飘动，就像霓裳羽衣的舞姿，袅袅婷婷。寂
寞忧愁颜，面上泪水长流，犹如春天带雨的梨花。
含情凝视天子使，托他深深谢君王。马嵬坡上长别后，音讯颜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的姻缘早已隔断，蓬莱宫中的孤寂，时间还很漫长。
回头俯视人间，长安已隐，只剩尘雾。
只有用当年的信物表达我的深情，钿盒金钗你带去给君王做纪念。
金钗留下一股，钿盒留下一半，金钗劈开黄金，钿盒分了宝钿。
但愿我们相爱的心，就像黄金宝钿一样忠贞坚硬，天上人间总有机会再见。
临别殷勤托方士，寄语君王表情思，语中誓言只有君王与我知。
当年七月七日长生殿中，夜半无人，我们共起山盟海誓。
在天愿为比翼双飞鸟，在地愿为并生连理枝。
即使是天长地久，也总会有尽头，但这生死遗恨，却永远没有尽期。
【注释】
篇7：白居易《卖炭翁》创作背景及中心思想
白居易《卖炭翁》创作背景及中心思想
【创作背景】
白居易写作《新乐府》是在元和初年，这正是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来。但是，《卖炭翁》的意义，远不止于对宫市的揭露。诗人在卖炭翁这个典型形象上，概括地描绘了唐代劳动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在卖炭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读着这首诗，我们所看到的决不仅仅是卖炭翁一个人，透过他，仿佛有许许多多种田的、打渔的、织布的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虽然不是“两鬓苍苍十指黑”，但也各自带着劳苦生活的标记;他们虽然不会因为卖炭而受到损害，但也各自在田租或赋税的重压下流着辛酸和仇恨的泪水。《卖炭翁》这首诗不但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即使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中心思想 全诗通过卖炭翁辛劳烧炭、艰难运炭上市、炭被宫使掠夺的悲惨经过。借卖炭翁的不幸遭遇，为百姓鸣不平，用卖炭翁的形象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打击中唐的弊政之一“宫市”，以及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
【中心思想】
揭露了老百姓承受剥削阶级肆意剥削的现实，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同时表现出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解读】
《卖炭翁》描写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
这首诗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到当时的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让读者看到一个烧炭的老人过着的十分穷苦的生活。“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烧炭的老翁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全部赖以为生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把斧头、一挂牛车，再加上十个被烟火熏黑的手指头。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南山上伐薪、烧炭，弄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劳动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烧炭的老人对生活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他仅仅希望有吃有穿，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按理说，一个人养活自己一个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可是就连这样一个愿望，他也难以实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木炭，本是供人取暖的东西，这老人辛辛苦苦地砍了柴、烧了炭，给别人带来了温暖，可是自己身上的衣服却单薄得可怜。衣服单薄本该盼望天气暖和，恰恰相反，被生活所迫的老人“心忧炭贱愿天寒”，他宁肯忍受加倍的寒冷，以便能多卖一点炭钱。这种矛盾的心情，深刻地表现出卖炭翁悲惨的处境和生活的艰辛。
【现实意义】
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每首诗的题目下面都有一个序，说明这首诗的主题。《卖炭翁》的`序是“苦宫市也”，就是要反映宫市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唐代皇宫里需要物品，就派人去市场上拿，随便给点钱，实际上是公开掠夺。唐德宗时用太监专管其事。白居易写作《新乐府》是在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来。这首诗的意义，远不止于对宫市的揭露。诗人在卖炭翁这个典型形象上，概括了唐代劳动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在卖炭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读着这首诗，读者所看到的决不仅仅是卖炭翁一个人，透过他，还能看到有许许多多种田的、打渔的、织布的人出现在眼前。他们虽然不是“两鬓苍苍十指黑”，但也各自带着劳苦生活的标记;他们虽然不会因为卖炭而受到损害，但也各自在田租或赋税的重压下流着辛酸和仇恨的泪水。《卖炭翁》这首诗不但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即使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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