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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人文的宏大叙事论文

2022-05-28 06:27:30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怪怪泥星球”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20篇审美与人文的宏大叙事论文,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审美与人文的宏大叙事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也相信能帮助到您。

审美与人文的宏大叙事论文

篇1:审美与人文的宏大叙事论文

关于审美与人文的宏大叙事论文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论文关键词】人文 审美 新闻作品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wwW.133229.COm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篇2:人文与启蒙论文

人文与启蒙论文

一、汉语“人文”的含义

在中国文字中,和Human对应的概念是“人文”“人道”,即人的,人类的东西。在这里,没有善与恶的区分。只要是人的、人类的,都可以称为“人文”“人道”。

与人文对应的概念是“天文”。“人文”是人的、人类的;天文就是非人的,自然的,也就是通常说的“自然现象”。在和人文对应的意义上,天文指一切自然现象。

“人文”“天文”的概念首见于《周易》。在《周易》中,无论是天文还是人文,都是“观”的对象。观,就是观察和研究。也就是说,天文和人文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观,是要人去观,所以科学也是人的、人类的,也是人文的一种。

Humanism在中国被译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有时也被译为“人本主义”。Humanism在英语中大约就包含了这三种意义,但是在汉语中,这三种意义的差别有时是十分明显的。“人文主义”是在和宗教有神论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其意义是说,人不应该把一切献给神。不献给神,就是要献给人;不听神的,就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这种观念是以人的真实幸福为基础,所以又被译为“人本主义”。

中国有些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往往把人本主义看作古代的“民本”思想,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说人民群众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只有善待民众,统治才能巩固。这种观念,和从翻译Humanism中产生的人本主义,意义是不同的。

人道主义指要用善良的心肠去对待一切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出于摆脱落后愚昧、建设新生活的需要,中国主要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并且特指欧洲文艺复兴及其以后所产生的与宗教有神论对立的启蒙观念。

二、“人文主义”含义的转向

从和宗教有神论对立的意义上,人文主义和科学是站在同一行列中的,因为科学在它迈向近代的转折关头,曾经遭受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严重迫害。

然而近些年来,“人文”在中国,成了和科学对立的概念。因而在“科学精神”之旁,又出现了一个“人文精神”,以代替人文主义。并且由于宗教有神论也是人的,人类的,因而宗教有神论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种种观念,就也成了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间,则认为科学应该受人文的指导。由于宗教也是人文的,于是认为科学应该受宗教指导的说法也出现了。

这种说法的前提,就是认为科学是冷冰冰的、非人类的,或者是不关心人类幸福的东西,而“人文精神”则是善的、关心人类幸福,并且也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东西。这是一个双重的错误。

第一,科学就是人文的一种,也是人的、人类的东西。而人类从事科学,目的就是人类的幸福。科学从产生以来,可说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科学带给人类的知识,是人类一切幸福的源泉。原始人类产生不了优美的诗歌,因为没有知识的基础。把当代的环境破坏、军备竞赛等人类面临的灾难归因于科学,是错误的。这些灾难不是由于知识,而是由于对知识的不正确利用,而且往往是在少数人的甚至个别人的利益驱使之下的对于知识的利用。

第二,把科学获得的知识用于少数人的甚至个别人的私利,也是所谓“人文对科学的指导”。统一的科学精神是存在的,那是一种使科学能够达到自己追求确切知识的目的的精神。但是统一的人文精神是不存在的,因为善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恶的精神同样也是人文精神,它们同样都是人的、人类的东西。

三、新蒙昧主义的兴起和新启蒙运动的必要

把与宗教有神论对立的人文主义转向为包括宗教有神论观念在内的人文精神,不仅是理论上的错误,也是现实中一系列事变的结果。这些事变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类理性的背弃和蔑视,向蒙昧状态回归。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世界各地。

回归蒙昧状态的程度,有轻有重。轻者表现为某些地区传统宗教有神论的复兴,希望借助传统宗教的有神论来拯救目前的所谓道德滑坡,来消解国际国内层出不穷的种种冲突。重者则是对超自然力的追求和迷恋,各种连宗教有神论也不齿的巫术迷信,被说成 是最新的科学。

自从人文主义诞生以来,宗教有神论的阵地是一天天地缩小了。虽然信仰宗教的人数还是要大大超过不信仰者的人数,但是在事关国计民生、人类幸福的重要社会生活领域,则大都排除了宗教有神论干预。比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不得干预教育等等。各种巫术迷信也从来没有绝迹,并且和宗教有神论也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但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巫术迷信是排斥的,所以巫术迷信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影响人们的思想。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宗教有神论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复兴的势头,长期被摈弃的巫术迷信又大面积的流行起来。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和人们身上,而且有许多知识精英在鼓吹。我们时代的人类精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障碍,用中国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脑袋里进水”了。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美国需要,中国也需要。所以我们非常赞成美国“对于声称超自然现象探索中心主任”保罗・库尔茨教授关于新启蒙运动的主张,并且愿意在这一方面,和全世界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共同努力。

篇3:论文:科学与人文

精品论文:科学与人文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第140页。

篇4:高职院校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探讨论文

高职院校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探讨论文

在当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部分高职院校的教育观念落后,对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的重视力度低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各高职院校应该正确认识培养院校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及时转变教育观念,提高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从而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

一、高职院校提升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的意义

人文素养是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体现。高职院校的人文素养教育有利于丰富院校学生的文化底蕴,帮助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推进院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院校学生通过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可以塑造自身良好的文化气质,陶冶高尚的情操以及树立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1]。同时,人文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院校学生的行为素质。所以,高职院校应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提升院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让院校学生在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提高他们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高职院校的审美教育就是对院校学生进行艺术教育,通过对学生的艺术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进一步的对院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和内心情感进行教育。帮助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审美观念,使院校学生以良好的心态去提升审美,融入审美,从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院校学生还可以在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学习表演、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加强院校学生们的交流互动,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以及在训练的过程中增加身体锻炼,使院校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的升华。

二、高职院校在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对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工作重视力度低下

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对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工作重视力度低下,导致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在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方面存在失衡现象。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过于重视对学生专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忽视了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对院校学生发展的作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认为较高的就业率才是学校发展的重要目标,只要着重培养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就行了,而思想上的东西看不见、抓不到,对学生未来发展的作用不大,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二)应试教育模式限制了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的提升

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院校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的发展。高职院校的学生在进入高职生活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模式仍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学生们为了考试而学习,对于人文素养和审美方面的知识学习效果有限,很难将所学到的人文知识转化成自身的文化素养。而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减弱了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方面的课程,导致院校学生在人文素养和审美方面的知识相对匮乏,缺乏对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院校学生的个性化发展[2]。

三、提高高职院校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的措施

(一)提高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工作的重视力度

当前,高职院校想要提高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首先就是要提高高职院校领导对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工作的重视力度,更新院校领导的教学理念。只有高职院校领导的重视力度提高了,才会针对院校在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方面的工作提出相应的措施,开展各种活动来提高院校学生对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的认知。同时,高职院校要将人文素质和审美教育工作摆在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同等重要位置,促进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以及审美教育协调发展。

(二)提高高职院校教师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

高职院校教师在提升院校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方面,起到一个带头引领的作用。老师的行为举止、性格修养等方面都对院校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高等院校在提升院校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提高院校老师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这样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将人文精神和审美艺术融入到专业知识中去,让院校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可以提升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

(三)营造良好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氛围

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的校园氛围,对于培养院校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很重要[3]。首先,高职学校可以开设人文素养和审美方面的课程,例如,文学、史学、审美艺术等方面的选修课程,增加院校学生的知识面。其次,要做好班级环境和校园环境在人文和审美方面的建设,例如,在班级的墙上挂一些关于人文和审美的图画,在校园建立文化长廊和人文景点,粘贴宣传海报等等。最后,高职院校要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来进一步提升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让院校学生在参与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将所学的人文知识和审美艺术很好的转化成自身的文化底蕴,从而实现院校学生自身的个性化发展。这样不仅可以让院校学生提升自身的文化气质、陶冶情操、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还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实现院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总之,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高职院校应该提高对人文素养和审美教育工作的重视,充分认识到人文素养和审美观念对学生发展的作用,让院校学生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同时,高职院校要为院校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审美艺术氛围,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使院校学生可以更好的提升自身的文化气质、陶冶情操,从而实现自身的个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冷和平.高职医学院校人文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

[2]秦力红.高职院校人文素养教育的现状及策略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07:157-158+165.

[3]许韶平.高职院校审美教育探研[D].河北师范大学,.

篇5:科学与人文价值论文

科学与人文价值论文

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概念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 c ·D r p

其中 D c 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1991, p. 39.)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 Qx)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遇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 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 《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不必斤斤于复述西方的理论,亦应以严格的形式化方式,创建新式的科学方法系统。中国的科学家,亦应汲取中国文化理念,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一二西方科学家已经在如此尝试。将人文理念,以自觉前提方式纳入科学理论的尝试尚属少见,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如玻姆的量子力学理论便是。(见David Bohm,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这里便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文与科学分离的问题。不论外部抑科学内部,对此种分裂现象,提供解决的途径,皆离不开教育的改进。中国的科学家,在其教育培养中,应接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其实,一般受教育的人,皆应接受此种陶冶,同时接受科学的洗礼。中学,至少高中,应设逻辑演算课程,以及初步的科学思想概论。其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比例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辞,以使少年早日窥见中国的宝贵思想,不致处处低伏于外来的无根思潮。大学低年级应设文理科共读的,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以及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思想简史。加之舆论的正确倡导,或可培养出一代新人。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之类的高论,或者稍有实践的基础。

篇6:科学与人文的论文

科学与人文的论文

提要: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篇7:高校京剧音乐教育与审美探讨论文

高校京剧音乐教育与审美探讨论文

一、开展京剧音乐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京剧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它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相传的精神纽带。京剧唱腔宣传忠孝节义、大公无私、积极向上的内涵,唱腔反映出民族是非观与道德标准,剧中人物形象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中起到楷模作用,具有民族美学意义。京剧音乐旋律来源于各地民间民歌,受南北音乐文化流通影响,也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在“西皮”“二黄”声腔基础上,吸收昆曲、秦腔、地方小戏及民间小曲的腔调,从而构成京剧音乐综合、多重的特点,京剧音乐的形成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京剧音乐审美教育课程将对学生认知民族文化及戏曲音乐起到重要作用。

二、京剧音乐风格的特殊性

(一)京剧音乐的“程式性”

“程式性”是京剧音乐的突出特征。京剧乐队按听众的审美需求建立了“文武场”,并在百年实践中积累出有关声腔、板式过门、伴奏、曲牌运用的规律。京剧声腔以“皮黄”为主,西皮腔明朗欢快,带有喜悦激动的特色。二黄腔平和舒缓,适用于叙事、抒情等情绪。两者相互和谐,形成“西皮之清丽缠绵,二黄之神味隽永”之韵。京剧是戏曲中最成熟的“板式变化体”,其有完备的板式体系特征,如“慢板”:4/4节拍,一板三眼,旋律迂回复杂、拖腔较长,用于人物内心矛盾、忧伤、感叹之时。京剧音乐板式多达10余种,每一音乐结构、过门、锣经及适用情绪各不相同,其规律高度体现了“程式性”。另外,在京剧传统演出中,常由乐师演奏曲牌为剧情衔接、渲染气氛进行处理,因此曲牌在应用场合与功能意义上有一定基调与程式,如曲牌“小开门”用于皇帝出场;“榜妆台”用于酒宴聚会;“哭皇天”用于灵堂祭祀;“工尺上”用于迎送宾客。可见,曲牌具有稳定严格的程式框架,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有着巨大的民族意义和审美特征。

(二)京剧音乐的“即兴性”

京剧形成之初,“口传心授”是唱腔音乐传承的主要方式,并无乐谱记录。唱腔旋律经由几代人或地域间的传习,难免会发生变化。相同传统剧目的相同唱段,由不同地域或不同演员来演唱,旋律“过门”也是各不相同、千变万化的。而中国京剧音乐与西方交响乐截然不同,我们不会找到两段完全相同的唱腔、板眼或是“过门”的旋律。一方面,由京剧传统伴奏中没有统一、标准、固定的乐谱所决定;另一方面,与乐队琴师常需根据舞台突发情况,因地、因时、因人的变化而作“即兴”演奏也有一定关联。

(三)京剧音乐的“趣味性”

欧洲戏剧的表演舞台,需布置出符合剧情的真实场景及道具。演员通过在实景中的表演加强观众对剧情的理解。而中国京剧表演舞台布景不采用实物道具,剧情变化由演员的表演塑造出来。首先,京剧乐队承担着许多描绘舞台环境的任务,如在呈现风雨雷电、婴孩啼哭、马嘶雁鸣等效果时,由乐队“文武场”来模拟特定环境。其次,乐队中各乐件音色不同,展现的音效及趣味也不同,如小锣运用特殊音色,常配合小花脸、小花旦等诙谐活泼的人物出场;大锣声音低沉,常配合沉着干练,有社会地位之人出场;铙钹与某些节奏结合之后,可暗示人物勇敢机警或急促的赶路。再次,音乐中有诸多有趣的“锣鼓经”:“急急风”用于敌我双方交战的场景;“圆场”用于行走或翻山越岭;“四击头”用于亮相等。

三、高校审美教育现状及实践方案

笔者针对辽宁省5所高校学生进行调查,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喜欢流行音乐者高达71.8%,其中12%的学生狂热喜爱韩国、日本明星,9%的学生偶尔会听流行音乐,50%学生熟知当下流行歌曲。而调查中喜欢中国京剧者比例为28.2%,其中11.2%的学生听过但不懂,4%的学生会唱,2%的学生受家庭熏陶了解一些,11%的学生则从没听过京剧。当了解学生是否学过京剧音乐课时,仅有4%的学生选修过,其余学生表示没有学习过,至今不懂何谓京剧音乐。以上数据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及音乐素养的严重匮乏。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发展关乎国家未来的.建设以及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于如何向大学生传达积极向上、具有传统思想内涵的音乐知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途径:第一,增设京剧音乐审美课程,编入高校教学大纲。在高校开设京剧表演艺术综合课,使京剧表演、音乐赏析成为普通高校的必修课及选修课。将原有欧洲古典音乐欣赏课改为中国京剧音乐欣赏,教学内容侧重民族音乐,从根本上保持中华国粹的传承与延续。第二,组织开展高校京剧社团及比赛演出活动。高校社团是校园文化与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引领着大学生的思想潮流。开展京剧社团,组织学生演出、打擂比赛,以及与专业人士交流心得,将会有效提升学生对于京剧的兴趣与爱好。第三,夯实高校京剧音乐基础理论教育,制定教科书。开设京剧唱腔分析、基本乐理等基础理论课程,是提高大学生音乐审美教育的必经途径。同时,针对高校现状,需由专业教师制定一套适用的京剧音乐教材并标明课时与要求。第四,培养京剧音乐专业教师队伍。加强对京剧音乐专业教师的师资培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教学机制。目前,我国教师中从事京剧教学者为数不多,从事京剧音乐教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这严重制约京剧国粹艺术的传承发展,以及人才培养与审美教育的良好发展。审美教育将伴随大学生的健康审美能力一同茁壮成长。笔者认为,只要提供丰腴的土壤与良好的发展环境,审美教育之花定会盛开出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饱满果实。而高校开展京剧音乐审美教育是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我国京剧优秀人才的必然途径。

篇8:当代英语教学与审美教育论文

当代英语教学与审美教育论文

一、引言

少年强则中国强,教育必须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飞速发展的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学习兴趣的高低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学习效果。作为引领者的教师的作用不可小觑。教师不仅要掌握本学科领域的知识,而且要了解相关学科,在强专业的同时加强艺术修养,这样才能在课堂上专业的、富有技巧而又艺术的实现教与学的双赢。英语学习素来是各大院校学生的弱项,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进行美的挖掘和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语言本身和教材中美的因素,让学生在感受和体验作品凝聚的生活美、情感美、意境美、形式美、社会美的同时,不断提高审美鉴赏力和审美创造力。

二、语言本身的美

英语语言的美体现在多方面,从文字上看,有由几何图形构成的文字美;有文字的书写美;从思想内容上看,有中心思想美,意蕴情境美,人物形象美;从篇章句法上看,有结构紧凑美,句子平衡美等;从语言特点上看,有音色美,韵律美,节奏美等;从题材上看,有地理环境美,风俗习惯美等;从表现形式上看,有小说美、戏曲美、诗歌美等。在教学中,老师要用好的教学艺术,教学手段展现教学内容美,让学生在充分领略英语语言魅力、体验文学作品带来的形象感染功能和意蕴浸润功能的同时,在环境中鉴赏美,在教材中感悟美,在情景中感受美,在音乐中欣赏美,在生活中体验美。英语本身有这么多美的方面,在英语教与学中,特别需要培养的是哪些美呢?就我和学生的沟通来看,我觉得学生急需提高的是英语文字的拼写美,教材内容的审视美和语音语调的韵律美。接下来,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1.英语文字的拼写美。英语的字母是由几何图形构成的,这些图形大致可划分为方、园、三角形等,将这些图形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非常好看的英语单词。当这些流畅、圆润、快捷的书法展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会由衷的感到字母的线条美,特别是英语斜体字让人感受到了线性艺术的美妙。然而在批改作业和阅卷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的感到学生英语单词拼写美的匮乏。他们中有的不会拼写单词,有的写得毫无章法,在彰显英语单词的错落有致和流畅性方面差强人意。我总觉得大学生的书法应该有模有样,可这样的书写还是有碍观瞻。为此,我鼓励学生练书法,把好的英语书法作品进行展览,鼓励学生写作文并及时批阅,我认为学生可在写作中展现英语文字的美并且创造美。多给学生讲一些英语趣闻,可提高他们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和活力。如:含有5个元音字母的最短的英语单词是dialogue;不含任何元音字母的英语单词是rhythm;单词中使用最多的元音字母是e;用英语从1数到100,从不出现的元音字母是a.有些单词与字母的发音完全相同,如:pea(豌豆)=p,why(为什么)=y,eye(眼睛)=I,you(你)=u,bee(蜜蜂)=b,学生对这些感兴趣,也乐意听。2.教材内容的审视美。现在的教材内容丰富多彩,体裁不拘一格,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崇尚美”、“优美”和“形式美”的挖掘与教育。在教材中,以语言符号为工具,通过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法加以润色的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象极具意蕴美。学生通过阅读这些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如:《TheRightSonattheRightTime》一文中,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儿子”的名义陪伴了病重的“父亲”整个晚上,直到天快亮时老人去世才离开。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父子,只是军中恰好有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同名同姓,且编号相近,人事部的官员拿错了档案,通知错了人。这位军人展现出来的孝道和大爱正是现在年轻人需要养成的道德品质。又如《ValleyatSunset》一文呈现出的大自然的美好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画面让人心平气和,忘却一切烦恼。人们流连于优美的风景之间,自然会明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一首《Rain》(byR.L.Stevenson)的英语诗歌我很喜欢,文字简洁,意境幽远,整首诗描述的情景非常有画面感,很清新的诗。在这儿写出来与大家共享。Rainisfallingallaround,(雨儿在到处降落)Itfallsonfieldandtree.(它落在田野和树梢)Itrainsontheumbrellahere,(它落在这边的雨伞上)Andontheshipsatsea(.又落在航行海上的船只上)所以,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忽视审美教育,而是要发展审美教育,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以达到以美求真,以美激情,以美育人的审美目的。3.语音语调的韵律美歌曲要有韵律、有乐感才好听,英语也是如此。悦耳的'音色加上好听的节奏会给感官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首先从英语音标来说,英语共有26个字母,它们的发音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发[ei]音(AHJK)、[i:]音(BCDEGPTV)、[e]音(FLMNSXZ)、[ai]音(IY)、[iu(]UQW)音,这些发音各具特色。其次在单词中有重读音节,次重读音节和轻读音节。再次英语句子中有句子重音,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要重读,冠词、连词、代词和介词要轻读。最后整个句子有升调和降调。如果把说好英语当做弹一首乐曲来对待,自然能说出悠扬婉转的英语了。我的大学音乐老师曾批评说《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没一点乐感,不值得人们大肆吹捧,对此,我深有同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说Yes,如果把它读成降调,表示肯定,赞同;如若读成升调,则表示不清楚,有疑虑,需要答疑解惑。再比如,学生上课常会说pardon,读成升调,表示“再说一遍,好吗”;读成降调,成了“对不起,请原谅”的意思。作为英语老师,说一口有节奏感、韵律感的英语能极大提升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在践行韵律美的同时让学生感受和欣赏到英语语言的美,从而去创造美。

三、教师的审美与英语教学

教师是课堂上学生们的审美对象,教师的审美观会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学生都愿意看到有精气神的老师,他们希望老师能干练利索的出现在课堂上。因此,老师在课堂上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课堂组织能力,还要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风度和神情,包括肢体语言等等。教师在课堂上的审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的形象美教师形象美包括仪表和人格魅力两方面。教师的着装要端庄,大方,得体,要符合教师的身份和气质。教师应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来丰富人格魅力。作为教师,要有爱心,有责任感,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健康的情感。大学英语教师比较难当,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不浓,常会出现在课堂上睡觉的情况。这时教师要有耐心、有韧性的劝导,弄清学生睡觉的原因,并从教学手段和方法上多想办法,提高学生课堂关注度和参与程度。这就涉及到教师课堂美的第二个方面:2.教师的课堂艺术美教师扎实的专业知识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然而上课并不是机械的灌输和填鸭,良好的艺术表现形式能让学生更轻松愉悦地投入到学习中,教师的教学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英语是语言的学习,是注重听说的训练,教师的语言和板书能给学生带来直观的听觉和视觉上的冲击,不仅展现了教师的自身形象,而且影响着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的发展。语言美不仅仅是指教师具有韵律感的英语诵说能力,还要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归纳能力。如:在英语中有以-f,-fe结尾的名词单数变复数时变-f,-fe为-ves的情形,这样的单词常见的有9个,分别是:wife,knife,wolf,life,thief,shelf,self,half,leaf。教师可把这9个单词编成顺口溜方便学生记忆:妻子持刀去宰狼,小偷吓得发了慌;躲在架后保己命,半片树叶遮目光。这样就能化枯燥的记忆为故事情景,学生更易接受。现代社会科技越来越发达,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能让教学过程更多彩多姿,教学内容更丰富,学习效果最大化。如在锻炼学生听力的方面,可以剪辑一个电影片段让学生进行单词或短语的填空练习,这样有了音乐的调剂,学生精神会为之一振,做起题来也更得心应手。画面感十足的,养眼的课件是教师很好的教学伴侣,也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一个好的课件须画面颜色和谐,教学内容布局结构合理,要恰当地配以插图,音像资料等来丰富教学内容。

四、结束语

审美意识的培养和创造在英语的教与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感知美、鉴赏美,并在现实生活中创造美。有了美的仪表,美的情操,美的创造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我们必定能更好的服务于民。

篇9:道与审美之举隅论文

道与审美之举隅论文

从道家的思想出发,道教在对人进行审美观照的时候,将人分为形体、气质、精神三个不同层次的美。首先,从元气学说出发,认为人应当注重修炼身形,实现对肉体的美化塑造。同时,从形神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认为形神共存,神的地位更重要,因此也强调了人的气质美。除了形体和气质之外,透过观照人精神层面的超脱与升华,观照整个自然世界,也就是精神美。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三个层次来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一、形体美。

在人的审美层次中,最为基本的就是人的形体美,通过“修身”、“养心”等修炼方法获得人的形体美。如果自身修炼到位,就可获得一种长久性的形体美,像八仙中的“何仙姑”那样的容颜永驻的美丽。容貌美丽又让人获得审美享受,反过来又提高自己养性的修为。

在实践上主张修养元气、锻炼身形,追求肉体长生美丽的效果。包括了养生之术、修仙之道,如呼吸吐纳、吞服丹药等具体操作方式,调节身体各个部位;同时要求人的内心达到清心寡欲,再辅之以修炼宗术等,从而对身体进行调整,通过这样的修炼,达到身体气息运化上的提高。

通过对身体上各个部位的锻炼,肉体将不仅停留在最本初的容貌上,而能提升到更加美丽的容貌外表。将自己的容貌外形进行修炼、改进、提高、美化,五官形体都是美的或者比之前更美丽,从而得到一种容貌上最大化的美感,获得一种最长久化的美丽容貌。原来不美的地方能转化为美的形象,整个人的容貌形体都有引发美感的触点,获得能够随着人的修为水平提高而不断升华的形体美。

二、气质美。

人的审美第二层次就是获得自身的气质美,比起之前“形体美”层次,“气质美”是从外面进入到了人的内心、本质,对骨气、神思的审美关照。魏晋时期,人们崇尚人物的品藻,实际上就是在关注人的气质美。主要是指对人的`风韵、风姿、风采进行审美的评价。比如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到了“文以气为主”,就是在强调作家个人的气质风度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提倡“以形写神”的东晋画家顾恺之,明确将神韵、气质作为绘画得失的判断标准。《古画品录》中南朝谢赫提出了所谓“气韵生动”,认为绘画应当表现出人物的气质和韵味,画面才会有流动的真气。在书法方面,南朝王僧虔提出了“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同样是在强调人们自身的气质美的修炼。

这里所说的获得自身的气质美,落脚点是在气质本身和孕育这种气质的“内涵”。在达到一定层次的审美修养水平后,所获得的美丽转化深入到内部去,即形体美的延伸。最根本就是要做到修炼自己的性格,直率地表现性情,进而获取气质美:比如“秉性”,应该秉承自己的天性,能够按照自己真实的情感来抒发。再比如“徇情”,遵循真情实意来表现言行;又比如“任意”,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愿来采取行动。引申一层就是要修炼人的“心体”,也就是人之性情的“本真”,不会为外物所左右的“灵魂”,将遮挡自己的东西去除后表现真实的知情意,提高审美水平、修为,人既能获取容貌的美化,还会实现“气质”的美化,就随之获得“气质美”。

三、精神美。

在审美方面,道家认为的最高层次是精神美。这就需要做到天人合一,主体和客体融二为一的修炼境界,达到物我两忘的修养层次。因为,就内心“清修”来讲,要想极大解放获得“精神美”,就需要修心、修养、修思、修神等进行身体修炼;就需要心斋、坐忘、守静、去聪明、堕肢体,修心炼神提高自己的思想修为。这就是心性之修养的最高层面――虚静!所谓“涤除玄鉴”、“心斋坐忘”,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进入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抛除利害得失,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也就回到对世界本来面目的认识,对自己的本真进行观照,这也是道的基本精神。所以,虚静的核心就是存思、守一。“这种境界,能实现对‘道’的关照,是‘至美至乐’的境界,是高度自由的境界。”[1]115这样对内心修养的提高,对“道”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

为了得到精神美,就必须进行艰苦的内心修炼,要求超越内心的樊笼,实现内心解放和自由,从而进入到“逍遥”的境界得到“精神美”。所以,要想实现内心的清静无为,就要坚持除了内心“本真”之外,没有对功利欲望的追求,让内心始终处于虚静的状态之下。这样人才的内心才能极大自由,才能“修仙练道”,让自己与宇宙万物共存共生,天与人合而为一。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18所以说修炼“精神美”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而得到“精神美”,也才能够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进入到精神极大解放的逍遥境界。

篇10:浅谈道教与国人审美趣味论文

浅谈道教与国人审美趣味论文

摘要:道教对艺术审美领域有着很深的影响。道教思想,既指导着艺术创作,也对艺术美的评价标准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截取魏晋、唐、元、明几个时代片段,领悟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心理与道教思想融汇而来的美学品格。再现道教在国人心目中的特有魅力。

关键词:道教审美心理美学品格

一、道气淋漓:魏晋名士—潇洒俊逸的人格美

道教的影响早期可以追溯到魏晋。魏晋名士多为玄学家,又是道徒。他们架炉炼丹,访神问仙。不论是平常生活还是文学作品,都体现出一股仙气。正如刘勰载“正始明道,诗杂仙心”①,可见当时道教思想与文学创作已有了初步结合。

魏晋名士的重要活动—人物品藻,更鲜明地体现了道教思想对时人审美心理的影响,反映出道教人格美的基本要求和准则。所谓魏晋风度,在人的觉醒中最受关注的是人的内在气质之美。魏晋名士最看重人的风神,风度。其这种评价标准的形成,是人自我意识的自觉和觉醒,它表明魏晋士大夫要打破汉代以来的纲常名教的束缚,冲击那种以政治伦理道德评定人的限制,而从审美的角度肯定人生,肯定人的尊严和美。其文化源于道教,即“命不在天,在我”的主动与昂扬。此时,人物外在的仪容、举止、风度是人物品藻不可忽视的。如王右军对杜弘治的赞叹“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②。虚幻的神仙形象构筑起了现实生活中人格美的评价标准,给世人带来了兴奋与喜悦。曹植名篇《洛神赋》就是把一个少男心目中的仙女写进瑰丽的文学世界的典型,可见,世人按照虚验得出了一种异于儒家的人格范式。再者,人物品藻甚至是沟通现实审美与艺术审美的桥梁。“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③此刻的自然美有着独特的审美内涵,是现实的也是超现实的。

二、道神畅然:唐代诗文—神奇绚丽的境界美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唐朝文学整体的美学风貌有着深刻的影响。唐代文人虽多有宦游经历,但是其范围多限于长安、洛阳这些大都市,他们没有机会去实现“行万里路”的个人梦想。而且唐诗人常与道徒唱和,或者本身就是道徒。因此道教思想自然地流露出来,形成了唐诗奇彩绚丽的美学境界。道教讲究“存思”修炼,把人们带入幻境之中,任人自由驰骋。道教理论体系构造了众神狂欢的上天世界。云雾飘渺的海中仙山、花香四季的洞天福地,得益于道教丰富的题材。文人在诗作中创造新生活,寻求新乐园。道教对唐代美学风格的影响就可以从此类游仙、布虚之作中看出来。

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道教徒诗人。龚自珍言“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④李白的天才诗情,就来自于他的道教信仰和道徒生活。李白对道教浸染颇深,他不仅读道书、炼内丹,访仙踪,更重要的是其形成了“道仙”的人格品质,这就使他的诗歌有着道教徒式的飘逸与俊秀。他的洒脱与不拘、豪气与超迈,实际上是他对道教生活的顿悟与践行,他能够在作品中任意驱策成群结队的神仙人物和光怪陆离的灵异世界,造就了其诗瑰丽和奔动的美学特征。道徒眼中的大自然永远是那么深沉宁静,世外郊野似乎一层不染。唐诗这种风格虽然悄然淡去,可是它在另一个领域—元明山水写意画中,却有了进一步发展。

三、道韵生动:元明画卷—造意潜伏的格致美

元明时期的山水画由唐宋文人画演化而来。“员外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风戾天,摧挫斡掣,霍瞥列,毫飞黑喷,掌如裂,离合堂皇,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林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风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⑤道教人物之神态从唐画家张璪的画态中可见一斑。道教在元明时期对绘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许多道教徒提出了别具一格的画论思想,或是总结了前人的绘画精髓。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全真教徒黄公望。“…公望,天资孤朗…尝月夜棹孤舟,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返舟行至齐女墓下,牵绳取瓶。绳断,抚掌大笑,声震山谷,人望之以为神仙也。”⑥正是这种生而无伴的道徒性格,使黄公望阐述的绘画之美学标准有着一股浓烈的道家道教意味。黄公望将画作品味高下分为四格:逸、神、妙、能。逸是画作的最高境界。“画之逸格,最难其铸。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淫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曰之逸格尔。”⑦

黄评书画,以“逸”为最高,这是中国画审美意识的自然结晶。中国山水画尊意重神,画家不是简单地将事物形体加以精致的重现,而在于对具体形象之外的意境开拓。而“逸”的品格就是道教教徒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标尺。其特点就是“得之自然。莫可楷模”,他们的人与画都不再是简单地把握自然,而是“自然”与“自我”合二为一。这也只有道教徒才能把中国的山水画推进到一个能够自由审美的天地。元画家的这种审美品格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他们完成的是中国特有的`审美趣味的对象化,又以成功的艺术创作阐释着这种审美趣味。道教追求“真性”、“真意”的教义从此进一步传播开来。明代徐渭的写意花鸟,扬州八怪的山水图卷,都吸收道教“法心源”、“重造意”的创作倾向。

道教对国人审美趣味的影响是多方面。在于它始终不是以一种纯宗教的角度进入国人思想领域,提供的也并非是一种完全乞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方式。如在中国的园林艺术中,道教就是一种以自然的物质形态表现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境界。假山暗流、平湖秋柳、这种人工开凿的东西因为以道教独有的布局特点和格调搭配,不是自然却胜似自然。其实,道教的影响已经不再是那种极为神秘的巫术所带给人们的怪异体验,而是通过与道家思想的融汇,把它变成上层知识精英的精神食量,再通过他们的自觉传导,影响着整个华夏族群的审美趣味。

注释:

①文心雕龙.明诗

②《世说新语.容止》

③《语言》

④《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54页

⑤《唐文粹》卷九十七

⑥《海虞画箢略》

⑦《益州名画录》

参考文献:

[1]梁一儒、户晓辉、宫水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2]李泽厚.华夏美学:修订插图本.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

[3]唐那碧.道教的故事彩图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版.

[4]云告.从老子到王国维—美的神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篇11: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论文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论文

提要: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科学与人文论文。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哲学论文《科学与人文论文》。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

篇12:浅谈高职医学生与人文阅读论文

浅谈高职医学生与人文阅读论文

内容摘要:高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除了需要设置相关的人文课程来实现之外,课外人文阅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但目前,高职医学生的人文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阅读功利性强、人文阅读缺乏针对性、阅读时间少,甚至是浅层次阅读的现象。高职医学院校应引起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阅读兴趣,做好人文阅读引导,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高职医学生;人文阅读;人文素质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医学教育者已意识人文素质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职医学教育作为我国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教育和医学教育兼备的双重特性,决定了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是职业技能和人文素质并重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除了需要设置相关的人文课程来实现之外,课外人文阅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但目前,高职医学生的人文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其存在的问题令人担忧。

一.高职医学生人文阅读现状

1.人文阅读率持续走低

为了解高职医学生人文现状,笔者以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的学生为调查对象,以调查问卷和随机访谈为主要形式,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52份,有效率98%。调查显示,高职医学生课余时间从事的活动依次为上网51%、学习30%、文体11%活动、课外阅读8%,而人文阅读只占2.6%。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的结果显示,学生上网主要是看微信、聊天、看视频、玩网络游戏、收发邮件等,也有少数同学会在网上查找学习资料。高职医学生缺乏人文阅读、专业知识面较窄、知识结构不合理、人文素质不高的情况令人担忧。

2.阅读的功利性较强

高职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医疗卫生相关岗位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强调熟练的操作技能、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多一个证书就多一条出路。因此,学生在课外阅读的大都是与医学专业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外语、计算机方面的资料,而不会在人文阅读上花一些时间。46%的同学反映,没有时间阅读人文经典著作,而且人文经典著作思想性强,令人望而生畏。这些现象均显示了高职医学生的务实追求,同时也显露出他们急功近利的读书心态。

3.人文阅读缺乏针对性

在“你比较喜欢哪一类书籍”问题的回答中,学生的选择按所占比例的多少依次为:娱乐休闲类、生活健康、历史传记类、文学名著类、自然科学类、经济管理类、哲学宗教类等,2.52%的学生选择了“比较盲目”。在随机访谈中,很多学生反映“看到什么,就读什么”,或者“想到什么,就读什么”,阅读没有明确的目的和计划。这表明高职医学生的人文阅读缺乏针对性,尚不能认识到人文阅读在内化成知识修养、提高个人人文素质方面的作用。

4“.浅层次”阅读现象普遍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网上阅读是高职医学生阅读的主要方式。网络文学以其文字轻松、时感强、又善写同龄人的故事而深受高职医学生的热捧;而且在现今的读图时代,高职医学生似乎更钟情于以平面艺术为特征的所谓读物,对思想深沉、哲理丰厚、需要咀嚼回味的人文读本不自觉地进行了疏离。这便很自然地降解了高职医学生获得思想乃至分辨是非的能力,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不仅如此,在具体阅读的过程中,很少学生能做读书笔记,或对自己喜爱的书籍有二次或多次阅读的习惯。

二.高职医学生人文阅读的必要性

1.医学发展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以恩格尔等人为代表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要全面、综合、整体地看待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要治疗人类各种疾病,还要关注人类精神健康,减轻人类心灵痛苦。加强人文阅读,使医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才能让他们深入研究社会的需要、个人的要求,领悟生命的真谛与价值,正确理解人与社会、生理与心理、医生与患者等各方面的关系,在医学实践中更好地履行医务工作者的责任,适应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2.医德修养的需要

医乃仁术,无恒德者不可为医。医疗卫生事业是造福于全人类的事业,高职医学生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后备人才,担负着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神圣使命,其服务宗旨和行为特征显示出医学道德的特殊重要性。人文阅读可以潜移默化地对高职医学生以正确的道德引导,陶冶他们的品格,使他们更深刻地体味医学生的誓言,明确医务人员对他人、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从而在灵魂深处形成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和高尚的医德良心,使他们真正成为医学事业的专门人才,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和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3.和谐医患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频频发生,不得不让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医患人文价值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医疗纠纷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违背医学人文精神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化解医疗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而我们的医学培养体系中恰恰缺少人文教育。所以,高职医学院校应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通过人文阅读将人文思想根植于学生的心中,将人文精神融入到医疗服务中,以人文关怀之心去对待患者,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4.高职医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人文阅读,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培植,是个体精神经验的丰富,个性生命的成长及文化内涵的加深。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统一的学科,涉及社会、心理、哲学、伦理等众多问题。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医学生必须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厚的文化底蕴,灵活的创造思维,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不仅能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医学问题,也能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为健康服务。医学生只有通过人文阅读,在传统文化积淀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拓展知识,增长才干,陶冶情操,健全人格,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高职医学生人文阅读能力的对策

1.培养人文阅读兴趣

高职医学院校的师生都应该懂得人文阅读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良好的阅读动机,培养阅读兴趣。人文类书籍,特别是哲学类书籍往往比较抽象。对哲学类书籍,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哲学对塑造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意义,激起他们阅读的欲望;再让他们从最易懂的哲学书开始,一步步走进神秘的哲学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化著作,可先让学生阅读文白对照读本,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进而再去读原著。对外国文学名著,可对学生进行审美、情趣方面的指导,然后再让其一步步地走进世界文化的精神殿堂。

2.做好人文阅读指导

首先,要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阅读习惯。如合理安排课外人文阅读时间,制定课外人文阅读计划,并按计划主动去阅读。其次,要给学生开列一些人文阅读书目。学生的课外阅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有很大一部分同学反映,想看人文书籍,但又不知道该看什么样的人文书籍,所以,这就要求教师筛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文书籍提供给学生。再次,要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教会学生结合自己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对待不同类型的书籍。如要精读,则需研读、复读、展读、写读;如要泛读,则需跳读、速读、略读。高职三年一晃而过,要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更具效率性。

3.提供人文阅读的条件

首先,要创设良好的人文阅读环境。高职院校的图书馆建设是推动学生课外人文阅读的大平台。医学生课外阅读还是依赖于图书馆的,因此,图书馆要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要有足够的资源满足学生人文阅读的需要。其次,要推动一系列人文阅读工程。人文阅读是校园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学校可结合高职医学生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通过多种形式的人文阅读,如:校园文化读书节、有奖征文、选拔阅读之星等活动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再次,要营造良好的人文阅读氛围。校园内可开设一些“读书角”、“读书廊”、“读书园地”等增强文化氛围;也可定期开设“流动书架”、“书市”等,为学生选择人文书籍提供更大的空间。

4.注重人文阅读的反馈

人文阅读交流是学生在阅读中的所思所得进行再加工、并转化成语言的信息并输出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人文阅读的深层次反思。学校应注重这种信息的反馈,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人文阅读交流活动。如演讲比赛、辩论赛、有奖征文等。在网络阅读成为高职医学生阅读主渠道的情况下,学校图书馆还可成立专门的人文阅读交流网站,开设人文阅读交流论坛,让学生在论坛上交流自己喜欢的人文书籍和读后感;并适时请专业教师进行点评,对学生的阅读给予正确的评价和指导。人文阅读不仅是丰富高职医学生精神世界、提高个人人文修养的重要途径,而且对于培养他们高度的责任感、深切的同情心具有重要的意义。高职医学生的人文阅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人文教育问题。既要让高职医学生有书读,又要做好人文阅读引导工作,是我们每一个高职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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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语文能力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探讨论文

语文能力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大学语文作为母语的高等教育充满了发展的契机,又面临诸多窘境。大学语文应转变以教育方为主的教学改革思路,而应以受教育方的需求出发,淡化大学语文工具性特点,强化语文能力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进一步明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办法。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能力教育;素质教育

1978年,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徐中玉先生和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共同倡议下,中断了30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得以重新开设。但大学语文既没有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又没有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尚方宝剑,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课程遭遇尴尬。本文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现状与教学对象需求的详细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办法,试为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探索一条新路。

一.大学语文的契机与窘境

从中学到大学,没有了高考的指挥棒,大学语文拥有许多发展的契机:

一是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受到国家层面及专家越来越高的重视。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此外,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二是大学语文相比较于中学语文,无论教与学,都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中小学语文应试教育的弊端、痼疾是显然的。受限于书本和考试,语文的教学和学习都变得枯燥无聊。过于重视成绩,忽略传统道德修养的应试教育,在人格的养成上也是有缺陷的。大学语文在丰富课堂,活跃思维,健全大学生的道德、人文修养上,无疑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相随的,大学语文也面临尴尬处境。窘境之一是从重视到忽视,从主要到次要。语文作为母语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基础学科和主要学科,无论中考还是高考,语文都是重要的一科。进入大学后,作为中学语文的延续,大学语文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课时比较少,一般就是一个学期(不到英语课的五分之一),主要是针对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而设,课程性质有的设为全校性公共基础必修课,有的设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一般是几个小班的合班,在多则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上课。大学语文虽然还会安排考试,高分虽不易,及格应该是没问题的。从课时安排、课程性质、上课人数多上都能体现大学语文课的边缘化。窘境之二,大学语文教什么?课程名称是对课程本质属性的揭示,作为概念的课程名称应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和外延。“语文”的直接语源是“语言文字”(“言语文字”)。“语文”之“语”指口头语,“言”和“语”所指有异,所谓“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虽都属口语,但涉及交流则多用“语”;“语文”之“文”则指文字,一般指书面语,但深究之,此“文”,包括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以及“连缀成文”的文字,而“连缀成文”的文字通常指文字的一般运用(即“文章”),所谓“集诸句以记事物之状况,表现其意思而使之成为篇段者,谓之文。[1]亦即:语文=口头语言+(文字+文章)。但语文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教学科目,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学科定义。叶开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实际上指母语)教育思想的最大问题是把丰富的语言、文学内涵抽空,干瘪成一种粗糙语言文字工具。”[2]从“语文”成为我**语课程名称之日起,对这一课程争议不断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这也是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不明确的主要缘由。于是,大学语文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的侧重中国古典诗词;有的侧重西方文学;有的侧重语言学;有的侧重应用文写作……

什么都可以教,仿佛大学语文就是一个大杂烩,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窘境之三,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为了推进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少大学纷纷行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武汉大学组建了国学班,东南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网络课程,湖南城市学院开发了中国大学语文教学网,设有“语文常谈”、“实用写作”、“教研基地”、“名作欣赏”、“在线作业”等栏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边缘化的大学语文,教改研究亦积极踊跃。迄今有关大学语文教改的论文就有上百篇,硕士论文也有15部之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大学语文”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提出大学语文应“兼顾工具课,突出理论知识性”,打破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学语文大同小异),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模式。[3]史灿方《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大学语文改革的理念反思》,要求从大学语文课程开设目的、大学语文如何开、大学语文如何考上,理清大学语文改革思路。他认为大学语文开设目的重在解决语言文字的基本功和学生的语言知识(主要是运用语言的背景知识)修养。大学语文如何开上,教材方面,选文要在“精”字上做文章,须注意一要避免与中学篇目的重复;

二要考虑经典性、思想性和时代性;

三要考虑可读性和效果性。

教学方面,首先是基本功的训练要加强;其次是思维能力要培养;再次是强化说和写的训练。大学语文如何考上,应该建立大学语文水平测试标准化的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字词句运用、常用文体写作能力、阅读鉴赏能力、选文内容知识、思维能力(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一般演说能力等。可以综合测试,也可以分模块测试,如汉语基础能力测试、阅读与写作能力测试、口语表达能力测试、语文知识修养测试,或者分书面测试和口语测试两部分。[4]两位专家的教改思路可谓周详细致,虽有差异却都十分注重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和修养性。但对于理工科专业学生来说,这样的教改思路,显然承载太多,要在短短的一学期完成,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国内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不乏热烈,但至今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模式仍争议不断,教改效果收效甚微。

二.大学语文教学需求分析及改革尝试

面对大学语文课及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契机与窘境,如何抓住契机,摆脱窘境,笔者以为,教学改革不能从教育方单方面出发来制订计划,而要更多兼顾受教育方的需求与接受。针对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而言,结合笔者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他们对大学语文课程的需求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点:大学语文应该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学语文课堂应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思维开放,百家争鸣的课堂;大学语文不应脱离实际,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爱与美的教育以及哲学教育都是他们感兴趣并迫切需要的,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和提高应用文写作能力也是他们对大学语文课的内在需求;教学方法上,延续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强调字、词、句、篇的常规教学方式是不受欢迎的,应从以教师为主型转到学生为主型,学生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这几点都鲜明反映了新一代大学生对刚刚过去的中学应试教育模式的厌恶,对未来大学学习的期待,充分体现了处于青春期大学生对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的要求以及对中学教育空缺的情感教育人生教育的需求。从大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的需求看出,对语文人文性的需求远大于对工具性的需求,与专家对工具性的强调形成强烈反差,可见学生对长期语文教育强调工具性的逆反心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脱离语文的工具性这一基本特点。大学语文应是人文性与工具性并重的课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中对大学语文开设的目的和意义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能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依此思路,笔者以为,大学语文应进一步明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办法。针对非中文专业理工科学生主体,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列为全校性公共必修基础课,教学目标是培养非中文专业人才的语文综合能力素质与人文素养。在短短一个学期时间,目标不能订得太高也不能太低。语文综合能力素质简单可概括为书面表达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包括抒情能力、描写能力、叙事能力、论理能力和说明能力五种能力,对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可能在短期奏效,课堂教学主要是文学美学启蒙,引发学生对文学、美学、哲学的兴趣,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学会爱,学会思考人生。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以往单纯的语文教育,取而代之是能力教育、人生教育。教材内容设计上,侧重文学美学启蒙及相应的五种语文表达能力的训练。在文学写作中存在五种表达方法,分别为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和说明,相对应的能力即表达感情、表达形象、表达事件、表达理论和表达知识的能力,相对应的人生教育就是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以及应用实践。在理论讲解上,通过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来思考人生与哲学,进行文学美学启蒙,从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实践训练上,通过相应的抒情能力、状物能力、叙事能力、论理能力及说明能力的训练培养语文表达能力,在人际交往中实现正确和流畅的表达和沟通,在文学写作及应用写作上掌握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结构成篇的能力。在道与技、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实现知行合一,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同时,训练大学生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依此思路,教材内容可分为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哲学教育和应用写作实践五大部分,每部分体例,大体上,除导入与结语外,主体部分可分为理论导引和范文解读两部分,并辅以延伸阅读和写作实践。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哲学、美学、文艺学。当然所有内容的讲解都建立在文学篇目讲解的基础上,不会脱离语文的范围,而混同于思想品德修养课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以情感教育为例,理论讲解部分,需解决情为何物、情分几种和如何抒情几个理论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爱是什么”引发的课堂讨论,可以从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千古之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讲解基础上阐发。不同于政治或哲学课,理论部分的讨论对每一个同学的回答都采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原则,只作引导,不设定标准答案。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往教师填鸭式教学,以讨论式教学为主,将课堂交给学生,一次课设定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讨论,不断深化,变教师唱主角模式为学生为主、师生互动模式。以审美教育为例,从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美呀,请为我停留”引申出“什么是美的”这一主题讨论,并进而讨论男性美与女性美的标准,在讨论结束后再由教师对哲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作一简单介绍,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自然会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手段上,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适当播放音乐、视频对丰富课堂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有着显著作用。考核办法上,考核方式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向形成性评价转变。加大平时分权重,尤其是出勤、课堂发言、课堂作业情况。可以总成绩为平时、期中、期末成绩各占20%、30%、50%来计算。期末为开卷考试,主要为应用文写作和文学写作。相应于教学方法的转变,尤其需要鼓励学生平时多发言多参与,可要求学生至少发言5次,一次2分,5次就可以拿满10分平时分。出勤分满勤为10分。另外,以课内考核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考核转变,鼓励学生,尤其是课上不愿意发言的学生,参加各种人文类竞赛或活动,如校园十佳歌手、主持人大赛、新闻摄影竞赛、读书周、话剧周活动等,无论参加还是拿奖都可以加平时分,但总分不超过5分,仍鼓励课堂多发言。期中的考核以小组合作分工表演为主,演绎经典影视剧或话剧桥段,通过表演,加深同学之间互助合作,交流感情,也锻炼口头表达与肢体语言表达能力。

注释:

[1]吴瀛中国国文方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1

[2]叶开.百年母语教育一直走在歧途上[N].东方教育时报,.10.29.

[3]温儒敏.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N].中华读书报,.6.18.

[4]史灿方.大学语文改革的理念反思[N].光明日报,.8.8.

篇14:茶艺美学与美术审美教学探讨论文

茶艺美学与美术审美教学探讨论文

摘要:茶艺美学是茶文化美学价值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艺术文化色彩,是在饮茶活动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本文以茶艺美学为切入点,对美术审美教学进行了简要分析。在论述了茶艺美学的含义与特点后,着重分析了茶艺美学在美术审美教学中的应用表现之处,并据此提出了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茶艺美学;美术审美;符号标志;情感教育

1茶艺美学的概述

1.1茶艺美学的含义

茶艺美学是茶艺文化中渗透出的一种美学元素,是从选茶、煮茶、品茶以及论茶等一系列活动中所升华出的一种美学艺术。茶艺的美学元素不仅包括物质形象上的茶叶、茶具、茶技,还包括心灵精神上的茶德、茶思想、茶文化,其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

1.2茶艺美学的特点

1.2.1符号标志茶艺美学是在一系列茶艺活动的基础上而衍生出的一种美学艺术活动,其因独特的美学价值而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美学符号标志,从形这一方面对茶艺美学的符号性进行了完美地诠释。茶艺美学的形象符号是茶叶、茶具以及茶技这些外在可见的物质形态,其穿插于茶艺表演的始终。例如,茶叶在冲泡过程中,随着沸水浮浮沉沉,在飘渺的烟雾中,如花朵一样慢慢绽放,片片芽叶儿如婴儿般舒展开身体,活灵活现的样子,颇为赏心悦目。而茶具之美主要是指盛茶饮茶的器具,古朴的茶坞、精致的茶鼎、奇特的紫砂壶,各种巧夺天工的茶具制品,进一步凸显了茶艺表演活动的美学性。此外,技艺精湛的茶技也是茶艺美学的核心,沏茶者通过神态、动作以及风宜态势等将煮茶、泡茶、冲茶等动作于一气呵成中尽现茶艺表演的艺术性。

1.2.2情感表达茶艺美学传递给人的是一种形态物质美学感受,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美学享受。金玉其外内在其中,茶艺美学所透露的情感价值更让人值得回味。同时,茶德、茶学、茶文化作为茶艺美学的内在符号标志,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茶艺美学的精神美学内涵。茶德中的“廉”、“美”、“和”、“静”的思想从精神层面渲染出了茶艺美学的文化性意义,给予饮茶者以愉悦舒畅的精神美学享受。茶学中所蕴含的“中庸尚和”的思想,对于饮茶者心境的营造也具有一定的净化洗涤作用。同时,茶文化中的“自然空灵”之意,所传达出的豁达淡然之情,使人于慢节奏中思考人生。从不疾不徐的茶艺表演中享受此刻的静谧,引起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共鸣,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

1.2.3审美艺术茶艺美学是集茶文化美学元素于一体的一种特殊茶文化艺术形式,其是茶文化美学因子艺术性的具体体现。因此,茶艺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茶文化现象,带有浓厚的审美艺术性。一方面,茶艺美学从茶叶、茶具以及茶技等方面对茶艺美学的外在形象美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以婀娜多姿的茶叶、匠心独特的茶具以及炉火纯青的茶技来烘托茶艺美学的物质形态的审美艺术性。另一方面,茶艺美学融合了茶德、茶学、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将其以不同的形式注入到茶艺表演的方方面面,动中含情、情融于动,营造一种情景交融的气氛,从而衬托出茶艺美学的内在之美,使茶艺美学的情感艺术萦绕于每一个人的心间。茶艺美学通过对茶文化美学元素的深刻挖掘,充分地阐释了茶艺美学的秀外慧中之美。

2茶艺美学在美术审美教学中的应用存在不足之处

2.1茶艺美学在美术审美教学中的运用与审美教学的本质不相符合美术审美教育的本质是以审美为核心,通过各种艺术手段运用一切美学形式对大众进行美学教育。美术审美教育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化艺术教育,其主要是通过耳濡目染的艺术熏陶来美化大众的心灵精神世界,从而促进其审美意识的提高。但是,我国美术审美教学在应用茶艺美学这一元素时,没有立足于美术审美教学的本质,进行茶艺美学美术教育。简而言之,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学中没有充分把握美术教学的审美实质。我国美术审美教学历来不被重视,大部分学校所树立的教育理念是“重文化轻艺术”,这种观念下的校园文化对于美术审美教育的关心只停留在应付文化课考试的阶段,更遑论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的地位,亦是不受待见,不为人所注意。所以,也导致了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的审美性被忽视。

2.2美术审美教学中的茶艺美学元素的应用不够充分我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艺表演也是由来已久,茶艺美学是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与美学沉淀而成的一种艺术文化现象,其所潜藏的美学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是我国美术审美教学中在应用茶艺美学元素时,对于茶艺美学元素缺乏深入地剖析与探究,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浅尝辄止的层面,极大地抑制了茶艺美学元素的审美艺术性发挥。一方面,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学专业教师对茶艺美学元素的认知程度过于浅薄,甚至对于茶艺美学的基本艺术内涵都不曾知晓,更别指望其能对茶艺美学美术教学进行实质性授课。另一方面,茶艺美学元素体系结构过于庞杂,其第一次走进美术审美教育的课堂,由于茶艺美学知识的匮乏,大部分教师对于其在美术审美教学中的运用是一筹莫展,完全无从下手,从而也导致了茶艺美学元素在审美教育应用中的尴尬境地。

2.3美术审美教学中茶艺美学精神情感融入不足美术审美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情感的渗透,通过揣摩与传达内心的思想感情,来达到一种主观与客观相融合的艺术境界。茶艺美学中的.美术审美教育能帮助学生树立情感意识观念,激发学生的想象创造力,表达内心深处的渴求,甚至也能促进其思维方式的转变。茶艺美学在被引进到美术审美教学中所折射出最大的障碍问题是情感文化的缺失,即茶艺美学的精神实质并没有被深刻地融入到美术审美教学中。茶艺美学的精神核心所包蕴的情感艺术被忽略,其人文内涵艺术价值并没有被广泛地认同与接受。教师在进行美术审美教学中对于茶艺美学的情感因素并没有进行过多分析,抑或者对茶艺美学的情感因子是直接漠视,从而导致了学生创作的茶艺美学作品大多缺乏灵性。

3解决茶艺美学在美术审美教学中应用不足的措施

3.1立足于美术审美教学的本质对茶艺美学进行探析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学对于学生的心灵、品性以及人格具有良好的塑造作用,意蕴深厚的美学元素、广博的文化内涵,能不同程度地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极大地提高其文化艺术的感知力,缓解其繁重的学业压力,是以艺术化的方式于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因此,应以美术审美教育的本质为出发点,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融入茶艺美学元素。首先,应转变“重文化轻艺术”的教育观念,以“文化与艺术并重”作为核心教学理论,将语文数学英语文化课程与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置于同等的重要地位。其次,从根本上对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的本质进行全方位探讨,结合茶艺美学元素的“形神兼美”的特征开展美术审美教学活动。

3.2将茶艺美学与美术审美教学进行相得益彰的结合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对于学生文化艺术细胞的培植与人文主义情怀的培养具有鲜明地促进作用,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意义。因此,在进行美术审美教学过程中不容小觑茶艺美学元素的潜在性价值。一则,美术审美教学教师应该不断加强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对茶艺美学进行深入性研究,从观察茶艺表演开始近距离地接触茶艺美学,对茶艺美学的美学性从物质形态的探析拓展到精神层次,不孜不倦地将茶艺美学思想钻研透彻,从而提高其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的专业素养。二则,在进行茶艺美学元素的引入过程中,要先从茶艺美学的体系结构入手,构建完整的茶艺美学思想框架,而后将茶艺美学思想的基础知识逐步渗入到美术审美教学活动中,以知识层层递进的形式进行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

3.3充分挖掘美术审美教学中茶艺美学的情感元素任何美术作品的创作都需要融入一定的思想感情,其必定是作者最原始诉求的一种表达。目前,我国茶艺美学在美术审美教育中的应用已屡见不鲜,但是其教学仍然停留在最初的茶艺美学形式教学阶段,没有上升到茶艺美学情感教学的高度,无论是基础美术审美教育还是高等的美术审美教育,始终处于茶艺美学的最基本阶段,鲜少有涉及到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情感教育的内容。而情感教育才是美术审美教学的关键所在,缺乏艺术情感的美术教育是对美术审美教育本质的一种亵渎。因此,教师在进行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育过程中,应该以茶艺美学情感为主,对学生进行情感式启发教育,综合运用情感教育的各种手段体验茶艺美学的情感之美,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机能。

3.4不断发挥自主创新精神对茶艺美学进行突破性创造茶艺美学在应用到美术审美教学过程中时,缺乏创造性元素的注入。大部分学校对于茶艺美学都是简单地添加到美术审美教学中,完全没有根据美术审美教学的特点对茶艺美学因子进行创新性发挥,从而导致了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学课程的枯燥与单调性,更是直接消退了学生对于茶艺美学的研究兴趣。因此,茶艺美学作为一种新元素被运用到美术审美教学课堂,应该以一种新姿态进驻到美术教学活动中,从茶艺美学美术审美的教学方式与内容上进行突破性创新。在沿袭传统美术审美教学手段的基础上根据茶艺美学的艺术性,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茶艺美学美术审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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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声乐审美与声乐教学融合研究论文

声乐审美与声乐教学融合研究论文

一、声乐审美和声乐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声乐学习是一个漫长、复杂和艰苦的过程,学生在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中很容易产生枯燥和乏味之感,只有将其与声乐审美有机联系在一起,才能让学生在一种愉悦的状态下完成学习任务,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以高音的演唱为例,如果仅是单纯的、反复的技术联系,既难以获得成功,还会让学生心生气馁,甚至使发声器官受到损害。而如果将演唱高音的训练和审美相结合,让学生明白高音所特有的音色美感,并引导学生去体验和表现这种美感,那么就有效避免了单纯训练的弊端,让学生在一种自然、愉悦的状态下掌握这种演唱技术。所以说声乐审美和声乐教学的融合,既是声乐艺术的本质特征使然,也是提升声乐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理应得到声乐教师的充分重视。

二、声乐审美和声乐教学的融合途径

(一)声乐审美和声乐作品的融合

声乐作品是声乐艺术存在的基础。演唱好一首声乐作品,固然要以扎实和娴熟的演唱技术为前提,但是从审美视角下感知和体验作品,则是使演唱质量更上一层楼的关键环节。现实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即演唱者的技术运用十分娴熟,演唱效果也是四平八稳,可以算是一次成功的演唱,但是总给人以不尽兴之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以审美的目光来对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所以应该将这一环节予以突出强调。具体来说,首先要引导学生全面地了解作品,了解词曲作者的个人信息、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地域风格、作品主要表现的内容和情感,以实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再对作品进行试唱。在这个过程中,要将之前的一些感悟和心得进行验证,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调整和完善。此后的每一次演唱中,都要坚持对这种体验的丰富,直至形成对这首作品的个性表现,表现出了个性,也就避免了“千人一面”和“千人一腔”,就会获得观众的认可。父亲是各类艺术作品中常见的表现对象,但是刘和刚演唱的《父亲》却让很多人都潸然泪下。在谈及为何能演唱得如此动情时,刘和刚表示,自己一听到歌曲的前奏,父亲那质朴的面容就浮现在自己的面前,这张面孔亲切、感人,是一种泪中有笑的感觉。这就是对作品深入体验的结果。也就是说,声乐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产物,其并不是声乐演唱的工具,而是一个审美对象。仅仅掌握了演唱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入了解和体验作品,被作品的情感所感染,才能获得声情并茂的演唱效果。而在这种状态下,演唱技术也能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很大的提升。比如平时练习中很难唱上去的高音,如果有了充足的情感体验,则很有可能毫不费力地唱出。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以审美的目光重新认知和审视作品,尊重作品,才能获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演唱效果。

(二)声乐审美和技术训练的融合

技术训练是声乐教学的重要内容。前文中提到,整个学习过程是较为复杂和枯燥的,很容易产生畏难和厌烦情绪,学习质量也无从谈起。而如果从审美的角度对这个过程进行审视则会发现,技术训练的多个环节都是具有审美特征的,如果能把技术训练建立在审美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拿呼吸来说,呼吸对歌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传统教学中,教师多采用讲述和示范的方法,让学生明白歌唱中呼吸的原理。吸气时,由于吸气肌群的收缩,胸廓扩大,空气进入肺腑;呼气时,在胸廓的弹力和重力作用下,加之呼吸肌群的松弛,空气得以排出。呼吸本身是一种生理活动,而多数学生是没有生理学基础的,只能机械地聆听和记忆,并没有形成本质的认识。其实整个呼吸过程,乃是一种生理之美的展现。人体的器官构造是十分精妙的,每个器官各司其职,又有机联合,不但保证了人的生存,更能够使人从事多种活动。教师可以借助于图片或视频,让学生亲眼看到歌唱中呼吸器官的变化,感知各个器官之间完美和神奇的融合。在之后的呼吸练习中,学生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各个呼吸器官处于最佳合作状态时的画面,如为了获得饱满的气息,呼气肌和吸气肌肉之间的对抗状态以及发力的支点等,都会映现在学生的脑海中,获得了较高的训练效果。又比如在咬字吐字训练上,要求依字行腔,字正腔圆,应该使学生在对中外多种语言精准把握的基础上,着重感受语言的'音乐美感,如果唱出了这种音韵美和声韵美,准确的咬字吐字也就不在话下了。从宏观上来说,音乐情感较为饱满和炽热时,歌唱喷口应该是较为有力的,有一种“一字一音”的感觉;而音乐情感较为细腻、柔和时,字头声母的咬合则较轻,意在获得一种灵活、具有弹性的歌唱效果。又比如在中国歌曲的演唱中,多数歌词都是合辙押韵的,每一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如果能够予以合理的强调,就能够唱出这种特有的韵味感。也就是说,树立起了这种声韵美的追求后,能够使演唱者从单纯的技术表现中解脱出来,以一种轻松和愉悦的状态歌唱,反而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如果能够感知和表现出这种美感体验,整个技术训练也就完成了一大半。

(三)声乐审美和声乐实践的融合

声乐实践主要是指声乐的舞台表演,这既是声乐艺术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属性,也是当下高校声乐教学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多数学生都在课下的练习中表现得十分熟练,但是一到了公开演唱,就会出现紧张、怯场等现象,难以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这显然是不符合声乐教学基本要求的。其实,舞台表演知识的学习是必要的,丰富的舞台表演实践也是必须的,但是除了这两者,从审美的角度来认识和体验声乐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声乐舞台表演之美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优秀的演唱者,不论其演唱的是何种类型的歌曲,他们在舞台上的形体表现都是十分完美的,双脚均匀受力,挺胸收腹,颈部挺直而不僵硬,头部、后背和腰部始终都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以松而不懈,紧而不僵的感觉。而在神态上,多是轻松自信,精神饱满,目光集中而有神,既能够表现出对观众的尊重,又能够根据歌曲的内容和情感而变化。所以很多演唱者一上台还没开口,就已然带给了观众以美的感觉。与其进行理论上的讲解,不如通过鉴赏的形式使学生切实体会,见得多了,学生心目中就会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和状态,并主动朝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多进行示范,以饱满的歌唱情绪、得体的歌唱姿态来感染学生,让他们近距离地感受歌唱美感,产生登台演出的欲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学生会主动参与到舞台实践中,而不是过去的惧怕,并有着得体、自然的舞台表现。所以将声乐审美融入到声乐实践中,正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

篇16:艺术审美特征与高校艺术教育论文

艺术审美特征与高校艺术教育论文

[摘要]大学生艺术修养是大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方面。随着信息传播的快速和广泛、流行文化不断变化,青年学生的艺术审美倾向呈现出多元化、生活化、感官化等趋势。高雅艺术与草根文化、“神曲”等时尚文化一起挑战者传统艺术审美观。分析当代青年大学生的艺术审美特征,从而对加强高校艺术教育提出一些建议。以期通过有效艺术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高雅的艺术审美情趣,有效提升其综合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艺术教育;审美价值观

健康的审美情趣是构成大学生优秀综合素质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艺术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手段。当代大学生在社会文艺思潮和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形成了特有的艺术审美倾向,我们应该通过艺术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的审美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和全面素质。

一、重视艺术审美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作用

(一)美育的重要作用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高校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工作中重要的一环,美育通过引导大学生了解和领悟艺术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想,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陶冶高雅的情操,从而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

(二)艺术修养是美育的关键部分

良好的艺术修养对人格魅力的提升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我国杰出的科学家、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为世人所赞颂的不仅是他取得的崇高科学成就,还在于他淡泊名利、报效祖国的人格魅力。他超凡的人格魅力与他所具有的良好艺术修养不无关系,他学习音乐、绘画,并在这些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曾在一次授奖仪式上说:“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可见艺术教育能够以美怡情,以美启智。艺术美是美的典型形态,事实上,美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大多是就艺术探讨审美问题。

二、当代大学生艺术审美倾向分析

(一)艺术审美生活化

在人们心目中,总是将艺术独立并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崇尚高于生活、甚至脱离真实生活的虚幻、缥缈的艺术作品。而如今的时代,艺术越来越走近生活并融入其中,艺术形式上的高雅与通俗不被严格地区分,“艺术更加生活化,生活也更加艺术化”。如今大学生中最流行的舞蹈莫过于街舞了,这种源于美国黑人的街头舞蹈,肢体动作自由随意,同时学习者不需要任何专业基础,相比芭蕾舞、民族舞要通俗易懂得多,实践起来容易得多。小说及同名电视剧《奋斗》《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青年》等等,在大学生中颇受欢迎。究其原因,在于当今高度自由的时代,大学生面对升学、择业、择偶等选择时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这些影视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和他们同龄同时代的普通人,反映的都是他们这代人最迫切最真实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为困惑中的青年指引了一个前进方向,树立了一个理想目标。艺术的现实指导性在无形中影响了大学生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二)艺术审美多元化

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使他们所获得的艺术审美感受、审美价值不断趋于多元化,同时“审美疲劳”的产生改变了传统审美观念,带动了审美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中性美、神曲、草根等社会文化现象几年前还不被大多数青年人所认同,被认为是媚俗低俗,如今大学生们已抱着宽容、接纳的态度,审视这些表面现象下隐藏的内涵与本质。近年来,选秀歌手、电视选秀节目在大学校园颇为流行,各具风格特点的歌手、演员在大学生群体中虽然拥有各自阵营,但大学生们大多有着求同存异的成熟态度,不诋毁、不盲从,自认为可以接纳更多样的美。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技巧本就千姿百态,青年大学生们在这些复杂、隐蔽、曲折的艺术作品中探索、回味,渐渐确立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观。

(三)艺术审美感官化

审美过程分为“感性直观的美”和“精神升华的美”,前者简单、直接,后者持续、久远。高尚的艺术审美趣味不应只停留于感官愉悦的层次,而应追求精神的愉悦,以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净化人的心灵、振奋人的精神。正如德国哲学家、古典美学的奠定者康德说:“吾人一切知识始自感官进达悟性而终于理性,理性以外则无‘整理直观之质料而使之隶属于思维之最高统一’之更高能力矣。”而当代大学生因为学业、人际交往、就业的压力,更倾向于选择简单快乐的文娱活动,强调直观感受。通俗性的艺术形式直观易懂,容易让人赏心悦目,使心灵很快得到放松,如听流行音乐、唱卡拉ok、看通俗小说等等。而如果在课余再听上一场严肃的音乐会,或是欣赏一场京剧,可能无法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疲劳。对艺术审美的感性化导致了审美趣味的通俗化,使许多大学生只关注于艺术的形式,而不在乎其精神内涵和艺术灵魂。

(四)艺术审美非主流化

当代大学生艺术审美的另一大倾向是以独特为美,强调非主流化。他们将主流等同于俗套,将非主流等同于时尚,他们求新求异,希望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在服饰打扮、自我形象和文化品位的定位上,他们力求自我个性,在艺术实践与创作上,他们追求别具一格、另辟蹊径,如越来越多的原创校园歌曲、原创校园话剧等等,大学生们用自己的旋律和文字表现青年人的思想。但同时也有一些创作作品,刻意将作品表现得扑朔迷离、似懂非懂,认为看不懂的就是高雅,比如一些所谓的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如果一味地摒弃传统、逃离主流并不可取,但果能将这种自我意识强烈的艺术审美观转化为在艺术实践上的创新意识却是值得鼓励的。

三、加强高校艺术教育,提升大学生艺术审美情趣

(一)呼吁建设健康的大众传媒环境

大众文化是大学生审美观形成的天然土壤,而媒介人好比是大学生审美观的塑造者。当代大学生通过网络、电视、电影、书刊杂志等各种媒介接触艺术作品,大众传媒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审美观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一些媒体为博人眼球,不惜扭曲现实、追捧绯闻,将各种奇人轶事不论真假是非一律推上风口浪尖。造诣颇高的作家默默无闻,经典的艺术作品难得一见,取而代之的是空洞浮夸、内容低俗的快餐文化。大众传媒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将导致大学生们接受“只有怪异、个性、突破传统才能得到关注”的错误思想,进而思想流俗,审美趣味低下,离真善美越来越远。因此,我们呼吁媒体各界以健康积极的主流文化艺术来引导和鼓舞年轻一代,以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作品占领文化市场。只有健康的传媒环境才能引领大学生们脱离低级庸俗的审美趣味,才能树立崇尚热爱生活、关注社会、格调高雅的审美理想,才能对优化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生态环境起到积极影响。

(二)循序渐进地提升大学生审美能力

审美能力主要由审美感知力、审美理解力和审美想象力组成,且这三方面的能力是由易到难、逐级上升形成的。我们应该遵循其中规律,针对每一阶段的特点选择有效的教育方式。审美感知力是艺术审美素养的基础,它主要通过对大量艺术作品的看、听、读来获得。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多引进优秀艺术作品,创造艺术赏析氛围,多引导学生们走进剧场、走进展览厅、走进音乐厅,将更多时间放在现实艺术作品中,多观察、多体验,积极体悟作品里蕴含的时代气息与思想情感,锻炼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审美理解力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深厚的文化修养,这不可能仅靠一些艺术赏析活动来提高。黑格尔认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的景象。”可见,大量的文学、历史、哲学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积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作品背景、风格和象征意义。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多多涉猎相关学科,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从而深入感知艺术作品蕴含的深意,达到悦心悦意的效果。审美想象力使审美过程更加完整,艺术欣赏的过程同时是美的再创造的过程。而艺术教育对培养和发展人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独特的作用。爱因斯坦酷爱艺术,还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高手,他曾坦言:“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所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我们应积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并引导他们将这种理念和意识引入其本身的专业学科研究中。

(三)繁荣校园文化,弘扬正确的审美价值观

校园文化活动是高校艺术教育的有效载体,我们在指导大学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注重高尚的艺术氛围营造。大学校园尤其是工科院校需要校园文化活动来丰富文化生活,同时也需要优秀的校园文化活动来营造人文气氛,引起他们对人文知识的关注和兴趣。虽然学生自发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广受欢迎,如校园歌手大赛、文艺会演,常常是观众爆满、热情高涨,但这类活动娱乐性有余、艺术性不足。我们应该认清高校文化的地位,通过经典艺术、古典艺术和民族传统艺术等来营造高尚的艺术氛围,用高尚的文化教育大学生,引领大众社会文化。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我们应该把握好俗与雅的适当比例和时机,自娱自乐不可多,高雅文化不可少。尤其在理工科院校,更加不能忽视这一方向的引导,不能以文娱活动替代艺术教育。2.强调健康内容与生动形式的统一。针对当代大学生艺术审美倾向功利性强、娱乐性强的特点,我们在开展艺术教育及其他素质教育活动时,应该十分强调活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一味地哗众取宠是只有形式或者形式与内容不统一的表现,而一味强调内容、思想却忽视形式同样不可取。品德教育乏味、刻板,甚至演讲比赛、大合唱比赛也死气沉沉,这必然失去素质教育的意义。

(四)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切实推进公共艺术课程建设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了要在普通高校设立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并且每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在艺术限定性选修课中选修l门并通过考核。高校应高度重视艺术教育,落实政策,将公共艺术教育纳入培养计划,将一部分基础的艺术鉴赏课程作为大学必修课程,并辅以更多的艺术理论选修课程,以必修课程启发大学生学习艺术的兴趣,进而发挥自主学习能力,选修、自学更多美学、艺术和人文知识。高校要努力创造人力、财力、物力,健全机构和体制,以机制保障公共艺术教育中心的独立运行。各级教育部门要为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成效设立专门测评体系,以有效政策引导高校进一步加强艺术教育工作。

大学生艺术审美能力不可能仅靠几堂课、几本书就能提高,它涉及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也不是高校、中学或是家长某一方面能够独立完成的。它起始于最初的认知学习,却没有结业的时间,它来源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形成各不相同的教育效果。在这里就高校艺术审美教育的若干方面进行讨论是希望引起更多方面的重视与更进一步的思考,为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蒋国忠.审美艺术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胡家祥.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17:大众文化消费与审美心理关系论文

内容摘要:大众文化的高科技和商品化特性,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平等性、世俗化和求新、求异的文化特质。而大众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则展现了本能与超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也表明了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和精神危机。一方面大众文化使得美学平面化、世俗化,破坏了受众审美的趣味,另一方面,受众在进行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体味文化狂欢和个体认同的愉悦,审美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又把大众文化消费行为引向积极健康的道路。

关键词:大众文化 消费 审美心理

由于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的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迅速与文化艺术进行对接,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催生下,逐渐形成“文化工业”,而文化工业由制造生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那就是大众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媒介技术的普及,大众文化的受众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精英文化的话语权被消解。这为大众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消费提供了群众基础。大众文化的商业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大量生产的商品一样,具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大众文化遵照市场规律运行着,以满足和刺激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望为目的。从大众文化消费的特征来看,又不同于一般商品,被消费的内容着重于产品的实用功能,使用价值的消耗,价值也随之消失。而大众文化则是以大众文化作品为对象的消费行为,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大众文化艺术品在使用价值消耗之后,价值则在大众精神领域得到增值,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受众从感性形象、意味形式、品质内涵的消费过程中获得某种感官满足和精神愉悦。

从单个个体来说,大众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展现了个体本能与超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从社会群体来看,大众文化消费行为则表明了受众的文化渴求和精神危机。一方面,大众文化使得美学平面化、世俗化,破坏了受众审美趣味的胃口,另一方面,受众在进行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体味文化狂欢和个体认同的愉悦,审美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从而又把群体文化消费行为引向积极健康的道路。

大众文化消费:个体与群体进行情感交流的平台

哈贝马斯认为:人对自然认识的中介是社会生产劳动,而人对社会认识的中介则是通过语言、符号、意识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交往行为。而主体的兴趣(乐趣)贯穿认识的全过程,通过认识实现自身目的。显然,语言、符号、意识等形式形成了人与社会交往的纽带,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中,大众文化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通过影视传媒、网络资讯、手机信息、纸质媒体的传播,个性化的情绪瞬间演变成了群体共享的“娱乐”大餐,正是这种消费行为恰恰满足了群体的情感饥渴,借助别人的情感诉说满足自身的情感宣泄的需求。而大众文化本身的世俗性、平等性的特质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情感交流搭建对话平台提供了可能性。

大众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群体共享的场景,在其过程中,社会群体得到了精神愉悦,产生了新的企求,成为日后创造、创意的重要源泉,也成为个体获得更大价值,即审美价值的增值。这也正是大众文化消费热持续高涨的内在驱动力。大众文化消费因其自身具备的求新、求变的特质, 成为文化消费中的时尚宠儿,折射了社会群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相对独立个体来说,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则是个体与群体的情感交流或精神愉悦的过程。

中国古代《乐论》认为:“凡音之起,由心生也”。声音的长短高低表达了歌者情感的起伏。“缘情说”认为文艺作品缘于创造者的情感,作者通过文字、线条、声音不同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对人生的感叹和领悟,所以中西美学史上都有审美活动即情感活动之说。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一种情感判断,客体对象的美的形式引起主体的主观快感,其分别在于一般快感都要涉及利害计较,只是欲念的满足。

也就是说,审美活动就是个体情感传递的过程,在文字、影像、声音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从而使读者、观众、听众获得情感的认同和共鸣,完成情感交流的过程,达到个体与群体交往的目的。 大众文化消费区别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表现在:首先,受众直接对大众文化本身进行消费,即对大众文化的物质载体的消费,当这种文化消费行为由个体演化为群体的行为,即高温不断的武侠热、言情热、韩流等,除去了其创造的经济利益不论,反映了大众当下的情感渴求和愿望满足;其次,大众文化消费反应在大众文化的延伸商品的消费之上。消费主体在聆听音乐中享受到精神愉悦的同时,自然就联想到了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通过购买文化物化的商品来满足内心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企求,大众文化消费为现实生活和理想境界寻得了契合点。

个体对大众文化消费的过程也即审美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吸收、品味、体悟的过程,在这种精神性的消费情境中,审美主体通过大众文化中感性形象、形式意味、气韵境界等美学符号获得感官快乐的同时,在情感体悟过程中也获得了精神愉悦感和美感的享受。如:艺术品投资热持续高涨的背后之后,反映出了一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的艺术品的审美价值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审美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个体通过大众文化消费之中体验大众文化带来的精神愉快和享受的同时,也遵循着大众文化的商业利益的驱动的运行规律,受众被强制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们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长此以往,大众的精神生活被欲望化、幻觉化所遮盖,渐渐失去了判断力和超越性。

审美需求:大众文化消费的情感制约机制

诚然,大众文化是现代传媒技术和市场经济效益共同催生的产物,现代高科技和商品市场化是与之相伴相生的载体。对高科技的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带来人们对时尚的顶礼膜拜,促进了科技的高速发展;同时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势必带来文化生产者为了经济利益而全然不顾社会利益的文化媚俗、低下现象的泛滥,以激发受众本能、欲望为能事,从而通过大众文化消费把受众的文化趣味降为庸俗之流。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人们对“游戏”的传播是出于自觉自愿的,个体在消费大众文化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了一些媚俗的、享乐的、追求感官快感的内容,这样的大众文化通过个体的消费、传播自然就引起群体(尤其青少年)文化消费趣味的低下。导致一些不健康文化现象的流传和泛滥,其危害是巨大的。另外从市场规律来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相对受众来说,满足的是使用价值,个体的消费需求,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因自身的素质和价值判断等差距,对大众文化消费的选取方面也存在高低上下之分,这无疑是大众文化审美价值低下的现实存在的理由。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环节,当下中国一些大众文化的文化品格、美学价值着实令人堪忧。如何走出困境,提升大众文化自身价值,引导消费者提高自身的审美趣味成为当务之急。

心理学家指出:人类的需求有先天或初级需要(如:食物、水、居所、安全和性等),习得的或次级需要(如权利、地位、尊重、成就和关系等)。显然审美需求属于习得需要,它基于我们个人的成长经历发展起来的,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而大众文化这种特殊的消费品在向消费者推销时试图满足人们多个需求,这就出现了大众文化的色情、暴力等低级、媚俗的信息泛滥。长期充斥人们的视野,势必混乱大众的价值取向,增加社会更多的不和谐因素。当然采取法律、政治、经济的手段来遏制不良现象的出现是必要且必须的。同时另一种重要的情感制约机制——审美需求,前面说过相对初级、生理性的需求,审美需求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后天习得的,具有长久性,审美趣味一旦形成,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品的取舍无疑做出选择,从社会价值角度来说,大众审美趣味的提升,直接决定了大众文化创造的审美追求,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审美品位,在全社会范围形成积极、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个体审美品位的提高则达到完善人格、追求理想境界的目的。

综观古今中外,我们不难看出,审美心理折射出了人类在超越现实、祈求理想之境的愿望。审美体验的纯粹性、理想化特质,引起了无数人的向往和追求。人们的审美需求无疑给当下大众文化消费领域带来了一股清凉之风。同时,受众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文化品质的向往,无疑从源头上给大众文化的生产拓宽了视野、增强了文化内涵。当然,人们的审美需求的产生也是需要社会和个体共同培养方能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审美需求是大众文化消费的情感制约机制,这种制约是温和的,也是有力的,因为消费社会中,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决定市场,对大众文化的消费直接决定了大众文化的生产、销售等环节。审美需求正是通过激发受众的这种强烈、美妙的情感体验,提升个体文化消费的心理欲求,抑制低下、庸俗“趣味”,当这种情感体验演变成群体行为之时,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整体提升则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Duane P.Schultz,Sydney Euen Schultz,时勘等译.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篇18:审美追求与商业尴尬共存论文

关于审美追求与商业尴尬共存论文

论文摘要:非功利的艺术与功利的商业这种嫁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的内在矛盾,其中的尺度太难平衡。形式大于内容始终是新人文剧最致命的问题。商业诉求在客观上总会限制审美在内容上的深化。

随着电视剧似水年华》在央视八套播出,“新人文剧”这一概念浮出水面,并且由于媒体的炒作而迅速成为大众话题。被归并在这一概念下的有《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似水年华》、《半生缘》等近年来被广为关注同时又备受争议的一些电视剧。这一概念的出笼和围绕它的褒贬争议很能说明当今电视剧创作和消费的一些问题,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澄清和理解。

关于“新人文剧”的提法,有人说是作品宣传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有人说是客观存在的类型。对其内涵的界定也众说不一,一种观点称它渊流于“人文剧”,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它实质上就是“偶像剧”的变体。这种两极评价反映了这一类型电视剧的复杂。

我们注意到,确实有这么一批唯美的电视剧试图在当今熙熙攘攘的电视剧坛上另树一帜,当它们在主题、趣味、表现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类型,需要一种称谓来概括时,“新人文剧”的名称就这样提出来了,至于它是否妥贴准确,尚待进一步界定其内涵,清理其外延。

以前,我们把那些自觉追求人文精神的电视剧称之为“人文剧”,如《围城》、一地鸡毛》等。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关注人以及人的生存状态,肯定张扬人性,关怀人的现实需求和精神需求,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注重现实人生,注意开掘思想内涵和人物性格,追求叙事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切等。

显然,“新人文剧”在现实关怀上与“人文剧”相去甚远,从《大明官词到《似水年华》,这一类型的电视剧走的都是浪漫一路,把历史个人化,把故事情绪化,把爱情神话化,寄托浪漫温情或者渲泄激扬悲愤。它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社会发生内容这一点倒像是偶像剧,如永恒的爱情主题,感性气氛的渲染,画龙点睛的音乐,精致的画面以及偶像作用的发挥等,使它们与商业性的偶像剧瓜葛颇深。

那么,是什么使这一类的电视剧号称“新人文剧”呢?近年市场化的运作,使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向着模式化、规格化发展,在强调大众化、通俗性的舆论中,偶像剧成为新宠。纯粹的大众叙事,以受众的接受心理为创作前提,以娱乐为要义,一时风头正劲。“新人文剧”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其不同。以李少红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导演介入电视剧,将电影创作中对艺术主体性的强调,对导演个性风格的重视引入电视剧,在创作上表现出了更多的艺术追求,以审美为旨归。通过美的建构提升精神,解放心灵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因而追求审美的“新人文剧”被认为具有人文气息而得名。

但是仔细分析,这一类型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优雅、唯美、抒情等特征更偏重于形式,它与时下通俗偶像剧的不同有如当年昆曲与京剧的区别,前者委婉深曲,后者直露浅白,在深层的'思想内容上并无重大不同。这种形式审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人文关怀应该存疑。

介于“偶像剧”与“人文剧”之间的“新人文剧”,最大特征就是令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存于一体,试图协调艺术品位与商业逻辑的关系,围绕它的争议与关注其实都缘于此。

“新人文剧”独树一帜,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情节情绪化

“新人文剧”的领军人物李少红,首先尝试以个人情绪化的方式讲故事,以情绪推动情节进程。《大明官词》中贯穿着太平公主的内心独白,以她的感受展开历史的述说(似水年华》里,英和文的故事几乎没有明显的情节可寻,全靠人物的心理变化推动故事向前。这种做法,就使戏剧所需的矛盾和悬念自外部人物关系的斗争转向人物内心的冲突。作品内涵丰富,情绪的缠绵往复或一气贯注就会引起深刻的悬念,它能上升为有情感或象征参与的深层牵连的激情,而不象编织的情节那样属于人为制造的好奇心,缺乏感动因而只能是好奇心;作品内涵空虚的话,这种情绪化叙述就会寡淡如水,非但不能激起激情,甚至于不能激起好奇心。

2人物意念化

人物的魅力一是看他是否来自于生活;二看他是否带着创作者的心灵感悟和体验。一般说来,寄寓着创作者意念的人物更具有广度和深度,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是个性鲜活的。但是部分“新人文剧”由于赋予了人物过多的意念,而使人物标签化,角色所代表的含义一目了然。比如《橘子红了》,大妈就代表一个被封建思想扭曲了人性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的女人,但是剧中既对这种复杂人性的内在依据缺乏交待,对她行为心理的解释又苍白无力。再如似水年华》中文的形象,对他的外在个性特点可谓反复申明,如一介硕士偏隐小镇修古书的怪僻和认死理等,但对支撑这些个性特点的内在情性却虚晃而过,完全不予说明。这些人物因此十分缺少现实感,实际上只是创作者意念的产物。而任何时候,命运的残酷都来自于人性的抗争和无奈,没有真实的人性,悲剧就只能是误会和巧合的结果,这就使一些作品沦落为肤浅的言情剧,而失掉了悲剧的品格和力量。

3、节奏偏缓慢

舒缓的节奏比较适合古典审美:

一定距离的静观,超越感官的心灵的沉醉,条件是创作者提供了某种意境,把人引向更高更远的外界而非自身感官的快感。意境的营造并不简单,既需要创作者的人生境界和人生体味出场,又需要内容的铺垫和积聚。有意境,才有静观和沉醉,人们观看才不觉缓慢,能使现代人浮躁的心清淡下来。比如《橘子红了》中黄磊坐在廊下看天的意境,时间流逝了而很多东西还在这里――对它的品味确实需要时间和舒缓的节奏。但没有意境时,大量既无目标吸引力又无情节凝聚力的镜头只为了一点小感受和小情调,就显得松散拖沓。“当在一定的时间内所出现的事物比我们所期待的要少时,就会使我们感到时间本身,从而产生厌倦”。,缓慢的节奏就会变成对观众耐心的考验,《似水年华》中大量乌镇的风景镜头即属此类。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些审美处理实际上都是双刃剑,当它与作品内涵、与人物个性、与意境营造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引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层追问,对人的精神要求的终极关怀,从而实现审美的最终目的――提升精神、净化情感。当它们没有深厚的内容支撑时,就只剩下审美形式和表现元素了,没有情绪,只剩下语言和音乐;没有意境,只剩下风光和布景;没有人物,只剩下服装和偶像。 从“新人文剧”的实际效果看,良莠互见,大多数情况下不很理想,美的建构要么浅尝辄止,要么止于形式,最糟的情况是弄巧成拙,内容完全萎缩在形式下。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审美追求是嫁接在商业诉求上的,商业诉求使审美在内容上作出让步,仅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使它的审美追求不能纯粹不能彻底。

电视剧是最早实现市场化与制播分离的电视艺术品种,商业运作迫使它面向市场。“新人文剧”向市场的妥协表现在:它所包含的商业诉求与它的审美追求一样鲜明:

1、永恒爱情的主题。“新人文剧”普遍选择爱情这一“最通俗的沟通主题和最安全的审美体验,”。何为?“以广大市场作为目标,意味着内容必须被化解为可被普遍消费的母题”。可普遍消费意味着它需要温情脉脉,不会触及人性的某些真正残酷之处以及有意回避某些道德禁区,这实际上妨碍了它对内涵的培植和主题的开掘。

2、偶像化。“新人文剧”的共同特征就是片中大腕云集,无非是想利用明星效应。明星的号召力源于他们获得了观众的认同,能满足受众的心理投射需要。但树立偶像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务使人物形象在道德上尽可能是善的,以使观众产生认同,这就令人物的复杂和深度大打折扣。《人间四月天》中徐志摩纠缠于三段感情中,当创作者用死亡这一简单的不可抗力解决他的矛盾时,保住了偶像纯洁的同时错过了深层次上人性的、道德的拷问。

3、形式化。为了读图时代的受众需要,“新人文剧”在影视语言的探索上作了多种尝试,美仑美奂的画面和音乐极具视听冲击力。服装、道具、语言、光效、色彩、音乐都成为卖点,当形式压倒内容时,艺术就成为包装,审美褪变为噱头。

4、虚无情调。人海中的擦肩而过、命运的无常、红尘中的寂寞,这些伤感显然给平庸的生活带来了某些调剂。“新人文剧”中有大量类似的虚无嗟叹,实际上是风花雪月的变调,它们也构成了某种生活的消费品,是颇受时下城市小资们青睐的一种情调,人生的复杂体味经常被这些情调轻轻带过了。

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的尴尬共存,使“新人文剧”成了一种很难一语道尽的电视类型,造成了同样尴尬的收视效果――“有人喜欢有人烦”。喜欢的人或认同它的审美追求,认为它为观众提供了另类的审美情趣,唯荚而抒情,或认同它的商业诉求,受形式包装、偶像号召、虚无情调的吸引;烦的人或嫌它在审美上做作矫情,或觉得它在商业上缺乏看点,情节单一、人物苍白、节奏拖沓。这种两极评价使每一部新人文剧推出都引起争议。

撇开情绪化的褒贬,从电视剧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新人文剧”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类型。对它的客观评价有助于我们澄清对当前电视剧创作中某些问题的理解。

首先,“新人文剧”对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的融合,这种尝试应予肯定。我们是“在一个技术化的时代张扬艺术,在一个泛审美的时代强化审美,在一个非个性化的时代寻求个性。”。这构成了当前电视剧创作的两难处境。作为艺术的电视剧要追求深层的审美,作为大众叙事的电视剧又必须顺应电视剧制作中的娱乐法则。因此协调个性创造与大众趣味,兼顾艺术与市场,是电视剧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当这是不得不然的选择时,“新人文剧”的这种努力本身无论得失都应肯定,它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另外,“新人文剧”抓住了形式作为沟通艺术与商业的关节点,对商业诉求与审美追求的融合不乏成功之处。形式上的探索是艺术的重要目标,形式也是当今包装时代提高商品附加值的核心手段,在这一点上,“新人文剧”艺术和商业的嫁接是成功的,它不仅吸引了知识阶层的收看也吸引了普通观众的眼球,以其唯美风格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电视剧类型满足了观众对电视剧多元化、精致化的需求;同时它的精良制作和艺术独创性所建立的标准、提供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电视剧质量的总体提高。

但是,从根本上看,“新人文剧融合审美与商业的努力又使它处于一个两难境地。非功利的艺术与功利的商业这种嫁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的内在矛盾,其中的尺度太难平衡形式大于内容始终是“新人文剧”最致命的问题。商业诉求在客观上总会限制审美在内容上的深化,仅有形式的审美最终就只能成为单纯的声色渲染,与其审美追求的初衷相悖。而审美追求又限制了它在内容上过多地媚俗,一味在形式上做文章又令观众很快厌倦,从而与其商业诉求的目的相违备。这种尴尬,不仅表现在收视和评价的两极分化上,也日益影响到它的发展。

篇19:健美操与审美教育的研究论文

健美操与审美教育的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健美操的审美品质,分析了在健美操教育中开展审美教育的作用,对于提升健美操教学的审美效果,促进健美操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健美操;审美教育;作用

审美教育是在正确审美观的引导下,通过开展审美实践活动,从而培养人们对社会、自然和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美的观赏能力,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活动,在这种情感教育活动中,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得到升华,情操得到陶冶,审美品质得到提升。审美教育可以提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实现人类自身美化,完善个性的重要手段。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审美教育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些高校,审美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相融合,比如与健美操教育融合,与舞蹈美术教育融合,有效地发挥了其特殊教育的功用和价值,实现教育的完善发展。健美操是目前很多普通高校在体育教育中广泛开展的运动项目,这种健美操运动项目很受师生欢迎。健美操动感的音乐,刚健有力的形体动作,能够尽情展现健美操运动者的魅力,在健美操运动中,一种自然的美得以呈现,健美操的美学价值是很突出的,然而,在很多高校的健美操训练活动中,这种内在的“美”却很容易被忽视。在健美操教学活动,更多地关注的是对技术技巧的灌输教育,对健美操组合套路的技能教育,而不能有效地把健美操教育与审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不断挖掘审美价值和意义,从而导致健美操的美学功用被忽视,健美操教育的教育效果不能有效得到提升。

1.健美操的审美品质

1.1健美操的形体美

形体美是健美操审美品质的最直接表现。形体美作为自然美的一种状态,是健美操的艺术特点之一。人们喜上健美操,所欣赏的主要对象是运动着的健美操运动员。健美操运动者,在表演过程者,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具有形态美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在表演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出一种感观的美。一般而言,健美操运动员的身高与身材适中,身上具有一种强烈的青春魅力与活力,这种身体上所表现出的魅力能够带个人们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健美操运动者的形体具有很强的美感,其姿态也是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的。体操运动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形态姿态将人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喜怒哀乐之情表现出来,能够展现青春的活力与激情,这能够带给人们很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姿态的美能够使欣赏者产生心理共鸣,能够激发欣赏者不断思考,联想,从而领略健美操所表现出的独特魅力。可以说健美操运动者的形体美,其形体与气质完美结合,共同展现出美,这种美就是人们所追寻的审美文化素养,是独具魅力。

1.2健美操的内在精神美

健美操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展现出身体的外在美,展现出一种形体美,同时,更能展现出一种精神,一种能力,一种运动的激情与活力,这种精神力量能够带个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在健美操表演中,人们经常会为运动员的活力与旺盛的精力所折服,经常会为运动员身上突然爆发出的力量而折服,会为运动员的平衡力量美所折服,这些都是健美操运动员所展现出来的内在精神美。对于健美操这项活动而言,力量是其得以完成展现的重要因素,健美操运动能够提高运动员的力量,可以使他们的身体表现的更为灵活,更具灵性,健美操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展现的力量和快捷的速度感也能带个人们一种审美的震撼。健美操是利用人体良好的协调性与柔韧性增加运动员的动作幅度,在运动过程中,这种良好的柔韧性和协调性可以很好的展现出身体的美感,这同样能够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享受。

1.3健美操的创新美

运动的魅力在于创新,无论是什么运动,创新使其得以存在的根本,运动只有不断追求创新才能评价其新颖性而吸引人的眼球。对于健美操运用也一样。健美操的创新性使其存在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创新性才能持久的吸引观众。可以说,人们在欣赏健美操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其创新美,创新是推动健美操这项运动不断发展的基础,使其具有顽强生命力与活力的基础,这种创新美是独具魅力的。健美操运动中,创新美可以表现为音乐的创新美,音乐是健美操运动的灵魂,通过音乐传达出一种独特的韵律和节奏感,这种韵律和节奏不断变化,实现创新,从而增加健美操的艺术魅力,提升健美操的表象能力。在健美操表演中,音乐创新,可以将人们带入到优美的旋律中去,从而使观众获得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健美操的创新还表现为动作的创新,没有人会对一成不变的健美操动作产生多么强烈的审美体验,健美操的动作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顽强生命力,其美感价值才能得到不断提升。在健美操的动作创新方面,健美操主要是通过与现代舞蹈艺术元素相结合,实现动作上的创新。这是健美操独特审美价值的体现。健美操的动作创新,可以有有效吸引观众,使观众能够在欣赏健美操的过程中,欣赏到多重现代舞蹈艺术的融合的魅力,这种创新可以增加健美操的活力和审美品质,促进健美操的更好发展。

2.审美教育应用于健美操教学的重要作用

2.1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健美操中蕴含着很多审美元素,健美操表演者的形体美,气质美,所展现出来的精神也是美的,通过引导学生欣赏健美操表演,可以使学生对人的外在美和内在美有个清晰的认识。另外,健美操的音乐、色彩和所展现出美,健美操的表现环境所带给人的美感等等,都能被挖掘出来用于健美操的审美教育。通过引导学生欣赏音乐旋律,感悟运动员舒展奔放的舞姿,体验运动员在健美操过程中,展现出的富有青春活力的动作,让学生欣赏健美操团体表扬者巧妙编排所展示的的图案,等等,可用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使学生能够综合感受健美操的舞姿美,音乐美,活力美和时代气息的.艺术魅力,通过健美操教学,引导学生欣赏健美操表演者身上,健美操运动过程中,所展现出美的元素,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健美操的美的真谛,对于激发学生快乐,积极,上进的人生理想和天性,对于引导学生感受生活,生命的美好,引导学生成为有理想有追求积极上进的人,对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2.2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展示健美操的魅力

在健美操教育过程中,进行审美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健美操的形体美,动作美,音乐美,精神美等审美品质,在学生了解健美操的审美品质的基础上,学生会自觉地在健美操学习表演过程中,展现这种审美品质,这对于提升学生健美操学习的效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一个人的姿态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学生在明确健美操体形塑造的功用后,当学生明白进行健美操训练可以有效地去除身体内的多余脂肪,能够匀称自己的体形,健美自己的体形后,学生就会自觉参与到健美操的训练中去,学生会自觉改变自己的诸多不良形体表现,端正自己的身体姿势,塑造自己的健美体形,学生的形态美目标可以在训练中得以实现。当学生在健美操训练中,真正感受到健美操的审美价值时,学生会积极地参与健美操训练,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健”与“美”,健美操教学的功用和价值得以实现。

2.3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健美操的创编能力

在健美操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学生对美的感悟能力会得到不断的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都可以得到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根据自己对美的理解,对健美操的动作进行创新,对健美操的套路进行创新,在学生不断创新健美操的过程中,学生的健美操创编能力可以得到发展。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加强学生的审美教育,要积极引导学生不断挖掘生活中的“美”的元素,能够把这种“美”的感悟融入到健美操运动中去,鼓励学生积极的在健美操学习中,创造“美”。这样,学生的身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愉悦,学生的欣赏美,体验美,创造美的能力可以得到发展,学生的自身创编能力可以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琛.健美操的艺术价值和美育功能[J].大舞台.(09).

[2]杜建萍.从接受美学谈健美操的审美过程[J].价值工程.(31).

篇20:电视艺术审美生成与审美特征论文

电视艺术本身存在一定的理性目的诉求和情感表达,在这两种重要特性的相互作用下,能够对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行诗化转述,不断发现和展现生活中的审美元素,对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特定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下面本文就对电视艺术的审美生成和审美特征进行具体研究。

一、电视艺术的审美生成

电视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产生一定的理性目的诉求和情感传达,并且这两种特性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关系,能够通过对日常生产生活的诗化传达,获得一定的审美生成。电视艺术是近现代社会人类步入到电子媒介时代,电子媒介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电视这一媒介传播形式的新艺术样态[1]。电视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化的语言系统和美学特质,其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将画面语言作为本体性语言。同时,区别于众多的传统艺术形式,电视艺术语言鲜明的个性不在于其单一的语言形式,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构成了复合式、多元化并且具有较高科学技术含量的电子语言系统。电视的艺术语言表现手段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一般不会以单一的手段维护电视艺术作用的发挥,而是通过对其他艺术语言和精神传统进行融合和变异,逐步促使电视艺术更为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电视艺术审美,并进一步推动诗化电视艺术审美的生成和发展。

二、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

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是艺术本体论相关研究中必须深入探索的问题。对于电视艺术来说,受到其自身个各项特质的影响,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传播性和逼真性的统一、同时具有兼容性和选择性、能够实现大社会与小家庭的结合、重视留白的艺术性、客观具有物的尺度存在完善性、受众群体存在针对性、能够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等多个方面,下面本文就选取其中几点进行具体分析。

1、传播方面具有逼真性和假定性

电视艺术的逼真性和假定性是自然存在的,电视艺术在向受众群体传播相关艺术信息时,可以借助图像和音频的形式保证传播的逼真性,促使电视艺术对受众群体的艺术吸引力逐步加强,获得良好的艺术传播效果。同时,电视艺术也具有一定的假定性。主要表现在叙事时间和空间的假定两个主要方面。实质上,电视屏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假定性,其通过屏幕展现出一个四维声画世界,是将审美幻象世界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电视叙事艺术是一种建立在审美影像性、假定性基础上的艺术形式[2]。在电视艺术中,其叙事时间与现实的时间不能够等同,电视艺术时间可以结合艺术创作需求进行自由的加快和倒流,假定性较为明显。而在空间层面上,电视艺术表现出的空间与现实生活中的空间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通过对各种镜头的搭配和组合,营造出一种新的虚拟环境,与人们正常生活中的空间规则存在一定的差异。

2、电视艺术具有兼容性和选择性

兼容并蓄,结合实际情况适当的提取艺术精华并且具有因人而异的可选择性,是电视艺术的另一项重要审美特征。电视艺术是我国现代电子科学技术与多种艺术形式的有结合体,能够向人们展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视听综合形式。从综合视听艺术的感知角度和审美关照角度进行分析,这种艺术形式最为基本的构成要素指人、影、光、色、声等等,任何一种元素一旦进入到电视整体艺术中,就会获得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其具有兼容性。同时,基于电视艺术在艺术形式选择方面兼容性,其能够将不同形式的艺术进行整合处理,产生新的艺术效果,被更多的受众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为其选择性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简单的说就是电视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需求,保证人们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艺术形式,满足人们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3、美的对象符合人的审美尺度

美的对象与人的审美尺度相符合是电视艺术的另一项审美特征。电视艺术作为审美对象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对历史的传承和弘扬,并且其从产生之初就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各项艺术形式的表现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求,从人们的生活中挖掘艺术,并将利用更为高级的艺术形式反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因此可以说其艺术美的对象能够达到与人的审美尺度吻合[3]。电视艺术的这一审美特征不仅促使其在大众生活主流价值的引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能够对受众群体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为电视艺术在现代社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电视艺术作为上世纪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不仅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与历史存在一定的联系,其能够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构建产生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对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因此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当电视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走向成熟时,其作为根本性的审美对象自然也会成为具有时代性质美学范本,能够进一步推动时代精神的构建。

作者:谷丹 单位: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参考文献:

[1]刘恩.接受美学视域下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J].西部广播电视,2013(14):4,6.

[2]华忠秋.电视艺术审美价值表现浅析[J].活力,2014(7):97-97.

[3]林平.论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J].艺术评论,2014(1):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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