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列传读后感
“宋立安”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9篇杜甫列传读后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杜甫列传读后感，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篇1：杜甫列传读后感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严格来说，高渐离并不是《刺客列传》里所描写的刺客之一，他是在荆轲刺秦王环节里出现的人物，只是一个陪衬荆轲的存在。太史公没有提到高渐离会什么武艺，与其他五位刺客将军、武士的身份相比，高渐离是一名乐师。在易水河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篇2：杜甫列传读后感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它是说君子所忧虑的是在自己身后名声得不到传扬。然而初初看来，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贯言论，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又曾经向学生子张区分过“名”与“达”的关系，言语之间是对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
篇3：杜甫列传读后感
初读此文便觉得讲蔺相如的篇幅多一些，而具体讲廉颇的只是末尾的几段，但开头却将廉颇描述地比蔺相如详尽。读完全文才明白，原来，廉颇的官位起先要比蔺相如高许多；再者，司马迁也是用衬托的手法，先说廉颇如何如何功勋卓着，来衬托后面的负荆请罪。
廉颇起初因不满蔺相如的官位高过他，而向蔺相如宣恶言，这体现了廉颇的居功自傲、心胸狭窄。而蔺相如此后对廉颇是退避三舍，大臣们均以为蔺相如怕廉颇，其实他是为了避免两虎相争，而导致秦国有可乘之机，他是多么爱国，又是多么的豁达大度，多么顾全大局。廉颇听闻后，自己十分惭愧，背上荆条向蔺相如请罪，也正说明了他的坦诚与可敬之处。
不仅如此，蔺相如还有过人的才智与勇气。秦国要和氏璧并以十五城为交换，赵国无人出使，蔺相如主动前去，见秦王无意予城，竟说头与璧俱碎，秦王不得已只得听从他的安排，而蔺相如估计秦王只是敷衍，却偷偷让随从将和氏璧送回赵，秦王没办法只得让他回赵。蔺相如这样做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后秦赵与渑池会，蔺相如又以他的聪明才智驳地秦王无以回应。最终被封为上卿。
廉颇蔺相如一个骁勇善战，一个足智多谋，为赵国立下了赫赫功绩！
篇4：杜甫列传读后感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马迁问，不是经常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好人伯夷、颜回等为何不长寿而恶人反而活的很长命哪？这是什么道理。他又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诉大家等着看什么结果？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篇5：杜甫列传读后感
在读了《知荣辱树新风》中的《商鞅立木取信》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我也知道了“诚信”，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品质。《商鞅立木取信》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写商鞅立木这件事来突出表现只有诚信对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帮助你。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公元前361年，秦国很落后荒废。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读到这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这位好国君而高兴。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接着向下看吧。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两人越谈越起劲，连饭都忘了吃。读到这儿，我心中又迸出个大问号，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富国吗？他怎样取得百姓的信任呢？要解决问题，再去看看吧！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最后写的名字是卫鞅。布告旁围了一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实在叫人猜不透！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人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我也更加差异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汉子冲出来，扛起木头就走。卫鞅见状，真给了他金子。大伙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认为卫鞅可信，就协助他治国，秦国就富强起来了。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读了这个故事，你们体会到诚信的宝贵了吗？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他每天都要去坐班车，为此，他在这方面花去了很多钱。有一次，他没有买票，也没被发现。他惊喜万分，于是经常逃票，只被发现过一次。毕业后，大学生去找工作。可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他怎么也不明白，于是跑去问经理为什么不录取他。经理说：“你很有才华，可不诚信，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他后悔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篇6：杜甫列传读后感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 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篇7：杜甫列传读后感
荀子有言：“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
蔺相如便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君子。它令人钦佩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智慧明达，能言善辩、有勇有谋，更在于他能容忍流言恶语，容忍众人的猜忌与不解，只因他有永不熄灭的爱国魂。他的心灵，始终清明污垢。
初出场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宦者令舍人，卑微低贱的身份让无数人不屑一顾。然而，面对赵王的忧虑，蔺相如昂首坦然以对：“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这是何等的胆识与自信！他离赵入秦时，身上的重担必不比那“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啊。
他本可以推脱，婉言谢绝------毕竟，这是太过艰难的重任。但他却主动扛起了这关乎国家荣誉的重担，置生死于度外。于是我们看到他在秦王大殿上怒发冲冠，言辞铿锵，嬉笑怒骂，以死相争。一人一玉，是同样的纯粹与执着：宁碎不求苟全，宁死不损国威！史书上只是风清云淡的几笔带过那朝堂上的纷争，但现实中，又该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了得！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我们见识到蔺相如锋芒毕露的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他的视死如归、他的怒目而斥，是他血脉里沸腾的爱国情怀。此时的他，如“鞚中悬明月，剑杪照莲花”的征客，为国立下大功，被拜为上卿，理应风光无限、意气风发，见谁都要傲三分，才合乎他的尊贵身份。
然而，蔺相如之所以为蔺相如，其超人之处正在于此。面对廉颇的“我见相如，必辱之”的恶语，面对舍人“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的质疑，他选择了容忍。只因他要守护这赵国的国土，守护这万千黎民的家。
当一种感情升华到极致，往往近于水，无声流动，无处不润。此时蔺相如的爱国情感正是如此。他对国家的热忱与忠诚，从热烈的洪流变为润物细无声的雨，以容忍和坚守诠释了爱国的最高境界。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让他在世俗流言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两虎共斗，势不俱生”，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众人皆醉我独醒，而蔺相如，宁可>孤独而痛苦地醒，也不愿再醉生梦死中，失去自己对国家的信仰！
无怪乎众多舍人“慕君之高义”，无怪乎廉将军醒悟后“肉袒负荆”，这样深沉而浓烈的爱国之情，是蔺相如用清澈无垢的心与坚定的信仰制成的绝世佳酿，那醉人的芳香透过蒙尘的时光，透过泛黄的史书，流芳百世，香沁万年！
蔺相如告诉我们，有些人被历史铭记，不仅仅因为智慧。聪明人与圣人有时只相差
一分信仰，而正是这份爱国的信仰，成就了后者的辉煌。“人有两种，一种在烟花尘世的繁华中张扬而逝，一种在锤凿剪锉的敲打中塑为永恒。”无数人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历史长河所湮没；只有少数人，将毕生的智慧倾注在爱国的信仰上，将人格与灵魂塑成不朽的丰碑。他们，终将被历史所铭记。
篇8：杜甫列传读后感
人们都知道，“徒以口舌为劳”这句话的本意是表现廉颇对蔺相如的极其不服，但人们很少想到，这句话容易误导许多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在看文章时也容易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廉颇之所以不服，皆因他只看到蔺相如的口才，没有看到蔺相如的机智与勇敢。于是，我们为了驳斥这句话，就会去强调蔺相如的机智与勇敢，甚至刻意引导学生去关注这一点，反而忽略了蔺相如的口才。实则，在我看来蔺相如应当是集机智与勇敢于一身的，而这一点又恰恰集中体现在他的“口舌”之上。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我们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不仅仅表现了蔺相如机智、勇敢、以国为先的这一形象层面上的特点，实际上还突出了蔺相如非凡的口头表达能力，即文中廉颇所说的“徒以口舌为劳”中的“口舌”之功。在此一文中司马迁还充分肯定了其“口舌”之功所起的重大作用。
一、口舌第一功——解缪贤之困
缪贤的举荐对于蔺相如的出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从文章中缪贤对蔺相如的介绍，我们能看出的这样一点令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蔺相如没有什么口才，即“口舌“之功，一个普通的门客又怎能令其主子缪贤言听计从呢？而当时蔺相如的建议可是足以决定缪贤生死的，算是一招险棋，而缪贤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在我看来，不能不说是蔺相如的“口舌”之功在此处已经可崭露头角，蔺相如还没有出场，司马迁就通过旁人之语间接地表现其口才，为后面的描写做了铺垫。
结果也正因为蔺相如的“口舌之劳“才救了缪贤一命，缪贤因此把他举荐给赵王。因为在缪贤心目中，蔺相如的口才，以及他在劝服自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在此时，国难当头之际，蔺相如应能，也只有他能担此重任。这是蔺相如在文中的”口舌“第一功，这一”口舌之劳“挽救了主子的声誉与生命，也为自己才能的施展打下了基础！
事实也证明，缪贤果然没有看错人，蔺相如只用三言两语，就打消了赵王的顾虑，其果断的魄力无人能比。即使是“以勇气闻名于诸侯”的廉颇，此刻也只能是相形见绌，蔺相如一开场就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但蔺相如最出色的表现还是在秦国的殿堂之上。所以司马迁除了描写蔺相如的机智、勇敢之外，实则更是着重刻画了他的＂口舌＂力度。
二、口舌第二功--- 完璧归赵
以和氏璧为焦点的秦赵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政治谈判，实际上是政治斗争。在秦强赵弱的大环境下，等待蔺相如的是一个被动的语言环境。蔺相如虽是使臣身份，但是却
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傲慢的秦王居然在一般的宫殿召见他，公开表明对赵国的极度蔑视。在这样的场合，语言的选择就更显得至关重要了：既要准确，又必须得体；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又不可破坏两国邦交！
语言准确、得体，在普通语境中似乎无关紧要，然而蔺相如当时所处的“语境”却极其特殊且复杂。秦赵两国表面上看是友好国家，实际上是暗中相争，是化敌为友还是化友为敌可能只在一念之间。此时的言辞必须精确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然而，现实状况是蔺相如根本没有过多时间来反复考量，仔细斟酌，难度之大，由此可见。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的语言环境来刻画蔺相如的，使他的机智、勇敢与口才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里融为一体，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例如，当蔺相如看到秦王“无意偿赵城”，立刻设法夺回璧，然后“持璧却立”与秦王据理力争。相如先列举事实，用赵王送璧的虔诚反衬出秦王迎璧的无礼。语言既准确又有力量。慷慨陈词中，还不忘插入一句“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这极大的满足了秦王的虚荣心。使得秦王先是面对证据确凿的事实，而后又面对蔺相如刻意为之设定“大王”所应具备的行为要求，即使有怒也无法说出，甚至还得再三向相如道歉。而当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蔺相如并不为其所动，反而要求秦国必须先举行隆重的迎璧仪式、方显诚意。明知这是缓兵之计，但秦王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和氏璧在相如手中，而且蔺相如的要求从情理上看，乃是合情合理的；从措辞的语气上讲，也找不到任何破绽。结果秦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在朝堂之上与和氏璧失之交臂！而当秦王终于“设九宾于廷”，蔺相如却又先发制人。请注意，这里他运用了一个“自??以来??未尝有”的判断句式，指出秦国历代国君从不遵守诺言的历史事实。这种特殊句式，往往带有强硬的、不容置疑的语气，表达的句意往往具有严密性、权威性，令对方无法反驳。所以，秦王和他的大臣们均哑口无言，一时无计可施。
蔺相如不仅善于运用语言，而且很有技巧，当初秦王用“十五城请易璧”之时，赵国是非常被动的，不得不派相如奉璧前去。直到相如谎称璧有瑕，从秦王手中夺回和氏璧时，局面才有了专机；待到蔺相如坚持秦王须“设九宾礼于庭”的时候，局面实则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回是秦王不得不听从蔺相如的安排；而完璧归赵之后，蔺相如则任凭处置，坦然相对，此刻被动的反而是秦王了。
三、口舌第三功--- 渑池之会
渑池会上，赵王一开始就落入秦王设下的圈套，使本来就被动的局面陷入绝境。危急时刻，蔺相如挺身而出。他没有揭穿其中的阴谋，也不便阻止赵王，而是不动声色地恳请秦王“击缶”，理由是“以相娱乐”。好一句“以相娱乐”，妙哉！绝矣！此言一出，局面马上改观。进退两难的变成是秦王自己！虽然他恼羞成怒，但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为一击缶”。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蔺相如所说过的话，就可发现他在应对秦王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无可取代的。这种唯一性，把蔺相如的善于言辞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口舌第四功--- 化解干戈
在廉颇的心目中，只有攻城野战、厮杀沙场，才是为国打拼，才值得人们尊重，国君器重。这样的一个莽汉又怎么会了解蔺相如只身深入虎穴，甚至“请就汤镬”之刑，敢于“以颈血溅”秦王之时的以命相搏呢？
但是面对这样无理取闹的廉颇，蔺相如却不急不恼，在廉颇心里徒以口舌为劳的相如此时沉默了，他没有同廉颇这样一个莽夫去争辩谁是谁非。可正是因为相如的不说，才打动了这个蛮横的武夫，这恐怕亦是蔺相如“口舌＂之功中的“无招胜有招”吧！
司马迁的精彩描写，让我们在领略到蔺相如口舌的魅力的同时，也明白到蔺相如的口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化解了几次危机，而且还扭转了整个局势，它甚至使赵国第一次拥有了主动权。此外，它还能完全消除廉颇的怨恨，化干戈为玉帛，令虎视眈眈的秦国“不敢加兵于赵”！
我们应当让学生明白的是：本文不仅表现了蔺相如的机智与勇敢，以及以国为先，还表现了他出色的口才。所以，我们反而可以牢牢抓住廉颇对蔺相如的这句“徒以口舌为劳”的评价，去解读司马迁对蔺相如的口才的赞赏，我相信只有引导学生去关注蔺相如的“口舌”之功，才能培养学生重视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形成新时代的口才观念，这无疑对学生的发展有着无限益处。
篇9：李斯列传读后感
读完司马迁的《李斯列传》久久不能释怀，感慨颇多。李斯由一小吏到位极人臣的丞相再到身败名裂，其中之事对我们多有借鉴。
李斯列传开篇先介绍了李斯当郡小吏时，看的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这就是李斯的着名的“老鼠哲学”。可以说这句话到处了多少现在中国人的心声。河北大学一起校园撞人事故带来了一个官二代“我爸是李刚”的铿锵自白，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公开叫板，可他却说出了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拼爹”时代已经到来。有网友调侃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干得好不如生得好，生得好就有权力、就有财富、就可以肆意逾越人间规则。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有关统计数字显示，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到两成，农村人口却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可以享受父母留下的庞大的人接关系网，这让出身普通的百姓想有出头之日是何其之难。
于是李斯像那些普通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句话可以说是李斯一生的核心理念。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学过道德经的人总是纠结于无为还是有为，李斯也算是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答案。处在这样一个以金钱和成功来衡量一切的社会，如果你贫困和没有社会地位，说话做事都没有底气，备受歧视。就算你能有：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你能让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被人看不起而置之不顾吗？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你就算不上什么超脱之人，而只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而已。当然道家说我们不要去追寻那些身外之物，这是背离大道的。确实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丧失了快乐，元人姬志真曾写过一首名利与个人关系的一首诗：仆马舟车历艰辛，区区名利两相关。细思本来图安稳，却使身心不暂闲。确实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了就会快乐，但是事实不尽然。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较低的社会地位，连自己的基本尊严都维护不了，你难道会比那些追求成功的人快乐吗？处在一个卑贱的地位而说自己不爱那些财富和高地位，只会引起别人的嘲笑而已，只有当你拥有这些你才有资格这样而不为人所诟病。处今日之中国，想超然世外是何其艰难。
篇10：李斯列传读后感
《李斯列传》中有一段话原文为：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怅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上述表述反映了李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者，能够拥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他能够够清醒的认识到的事物的发展，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能够这么谦虚，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实属不易。我们许多人往往在事业，家庭，爱情等等方面获得一些所谓成功的时候，志得而意满，得意而忘形。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在鲜花和掌声的后面会有一个陷阱，在时刻等待你。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不能盲目乐观。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所谓之高处而不胜寒矣！
李斯为人谨慎，有才华，为秦始皇的统一霸业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贡献，但是在秦始皇死后，他放弃了过去的一心为公，不募私利的为人原则。为一己之私而受赵高之蛊惑，从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看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完人阿！再聪慧睿智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从而也印证了他物极而必衰的道理。
篇11：屈原列传读后感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这两人都是饱学有才之人，但在人格上都有缺陷，早年太得志，没经过挫折，一旦失意，怨天尤人，一蹶不振。嗯，不要骂我，我的确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不过学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客观分析，容不得半点姑息。屈原所受的不公平际遇有伍子胥惨吗？有范雎惨吗？他们都可以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为什么他不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篇12：货殖列传读后感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篇13：游侠列传读后感
喜欢武侠小说的人，读《游侠列传》多半会大失所望。历史有时比小说有趣，但更多的时候是实际的历史打破了人们的梦。所谓顺治为了董小宛出家，雍正被吕四娘刺死，都是想象中的传奇，小说家的好题材。然而却不能深究的，否则就会发现董小宛二十八岁死时，顺治才十四岁，而雍正虽算不上好兄长，做皇帝却是最勤政的。我看《勇敢的心》后，就去查威廉-华莱士的历史，结果也是大失所望，华莱士死后三年，苏菲-玛索所扮演的伊莎贝拉王妃才从法国嫁过来，而且铁腕无情，被称“法**狼”。
我读《史记-游侠列传》前，压根没指望过它像金庸小说那般精彩，有点《三侠五义》的味道就行了，然而现实还是如冷水一般。
《游侠列传》里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朱家、剧孟和郭解。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现在大大不同，虽然他也引述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但他强调的侠是见义勇为、人缘好，而不在乎是不是武艺高强。这三人的武功如何，一字不提，他们既没参加武林大会或是上华山论剑，也没有行走江湖、除暴安良。
朱家自己并不富，却仗义疏财，另外就是帮助不少亡命之徒逃脱追捕，有点像《和平饭店》里收山后的杀人王，被他帮助的最有名的是季布将军。然而之后朱家却躲着季布，不愿受人感谢。
剧孟就更没有具体的事迹了，光说他如何名气大，“以任侠显诸侯”，而他母亲死时很多人来送葬，并且宰相得剧孟大喜，“若得一敌国”――当时正是西汉七国之乱。然而具体点的光辉事迹，没有。
郭解相对来说笔墨是最多的，但人品也最可疑。朱家私匿逃犯，我们或许还能容忍，而郭解却是“为人阴贼”――内心狠毒。他少年时就因为睚眦小事“所杀甚众”，到年长作风改变，开始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喜欢行侠，还不夸耀自己。于是就有很多人攀附，但司马迁还不忘加上“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也就是说内心狠毒没变，只不过有很多狐朋狗友帮他把事情摆平――“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帮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这多半是胡说八道，或是“春秋笔法”。郭解的事迹有三件。第一件，他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势力强迫人喝酒，激怒了别人，被杀了，郭解姐姐大闹，而凶手恐怕逃不过，自己向郭解请罪，郭解却并不怪罪他，反说是自己外甥的错。第二件，有个人对郭解并不恭敬，他却嘱咐县尉免了那人的差役，就象是现在的免税，结果那人看他以德报怨，就服了他。第三件，郭解专门到洛阳调停完了一对仇家，却不居功，让这对仇家等着洛阳本地人士来调停，再正式言和，这就是说郭解照顾了本地“贤大夫”的面子。这三件事的前两件，从现代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甚至大有问题，第一件，郭解做得并不公平，他的外甥有错，但错不至死，可以说郭解牺牲了对他外甥的公平，获取了自己的名声；第二件就更是拿公家的利益来沽名钓誉。
郭解是个布衣，靠着这样收买人心、养门客，最后树大招风。汉武帝都惧怕这些豪侠的威望，于是让他们迁徙到茂陵。而郭解虽然被迫迁了，却没意识到这时危险已经来了，还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的侄子先把迫他们迁徙的姓杨县吏给杀了，杨家人告状，郭解的人又把告状的人杀了。这回得罪了天子，缉拿归案，却找不出郭解杀人的直接证据――这是典型特征，老大们总不会亲手杀人，有人替他行凶。然而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严格的法制精神，皇帝想杀人，借口总是有的。曾经有个儒生在宴会上说郭解“以奸犯公法”，郭解的门客杀了他、然后跑路。御史大夫就说：“郭解区区百姓，却收养门客、玩弄权势，这么点小事都要杀人，虽然本人不知道，但却比本人杀人还严重，判――大逆不道。”这样郭解不仅本人被杀，还灭了族。
这就是《游侠列传》里的侠了，说好些，像宋江，武艺怎么也比不过鲁智深之类，却在江湖上名头很响――及时雨；说坏些，就是雏形“”中的老大，靠着畜养门客“以武犯禁”，为非作歹，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朱家、剧孟还可以说是“宋江”型的，而郭解就明显属于“”型了。
汉以后的侠会不会就武功大进，并且真正开始行走江湖，并以比武艺、争武功秘籍为要务呢？不去追究也罢，还是给令狐冲们留些生存空间。
篇14：游侠列传读后感
再读《史记》，《游侠列传》让人感慨颇多。这篇文章太史公最是斟酌用意，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以朱家、剧孟、郭解等出身草根的游侠为例，称颂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高贵品格。《游侠列传》篇全文共2400余字，着墨不多却字字珠玑，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既非改朝换代的帝王，也非封疆裂土的诸侯，更非名垂青史的诸子百家，一介草莽，何得以让太史公如此垂青，独成一篇，以极其真挚的笔墨写进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人身上，有哪些优秀的闪光点让太史公如此青眼有加呢通篇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学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他们都很守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努力做到，为了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付出一切努力也要达成。
薄望之美。朱家曾暗中相助季布摆脱被杀的厄运，等到后来季布官拜河东太守成为抵御匈奴的名将时，却终身不再与季布相见。郭解救了别人的性命，从不沾沾自喜，觉得奇货可居在人家面前夸耀。他们帮助别人，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从来不指望被帮助之人能报答什么，也没有想过要以此扬名，厚施而薄望，是一种纯粹的不带功利之心的乐于助人。
慷慨之美。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总是从最贫贱的开始，而自己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衣服破的连完整的色彩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小牛拉的车子。这些游侠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扶危济困、帮助弱小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成人之美。郭解曾经深夜前去洛阳调解一场许多人都没能调解的纠纷，当事人佩服他的为人，听从了他的意见，答应何解。郭解又连夜赶回，并告诉当事人让他们先不要听他的'话，等他走后，让洛阳诸公们再来调停，那时他们再和好。本来是自己做的好事，却要说成是别人的功劳。郭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一场纠纷，也维护了洛阳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郭解名声显赫，大将军卫青都非常佩服郭解的为人，乡里人更是对他非常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声望，强行灌别人喝酒，对方酒量不济，实在躲不过盛怒之下拔刀杀死了他，之后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悲愤异常，发狠说道“以我弟弟的名望，我的儿子被杀凶手却逃之夭夭”，将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路上任凭雨打风吹，以此来羞辱郭解。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觉得凶手未免欺人太甚，怒发冲冠立即杀掉那人为外甥报仇。郭解却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沉着冷静的暗中调查，在找到那个人后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得知实情后能够公正的对待，合理的处理，把罪责归于自己姐姐的孩子，收尸埋葬了他。以郭解当时的声望，只要他通报地方官府就能将凶手定罪，仰慕他的少年甚至敢杀掉得罪他的人来向他表示尊敬和崇拜，在如此威势之下，郭解仍然保持理智，明辨是非，在面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时大义灭亲维持正道，不仗势欺人，真是难能可贵。
气量之美。《劝学》中曾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郭解声望很高，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他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对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终于“箕踞者乃肉袒谢罪”，让事情有了完美的结局。
敬畏之美。郭解“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穷困时待人恭恭敬敬，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之徒比比皆是，而能始终如一者则寥寥无几。当时郭解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人们心中的大英雄。然郭解却能做到不乘车走进衙门，到旁的郡国替人办事时，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不能办到的也尽量使各方面都满意，然后才肯接受别人的款待着实不易。
据司马迁所说：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游侠既非位极之人臣，何得太史公如此吟唱在太史公的眼里，朱家、剧孟、郭解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但是他们的仁义、谦逊、明理、讲信用和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为老百姓所称颂，而这些优点，是大多数沉迷于功名利禄的上流社会人士根本不具备的。
篇15： 货殖列传读后感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篇16： 《货殖列传》读后感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篇17： 《货殖列传》读后感
一“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 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 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篇18：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l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篇19： 《货殖列传》读后感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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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魏公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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