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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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
【内容提要】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是西方国家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文章论述了控制股东履行诚信义务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和救济制度，分析了我国公司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提出一些建议。
【摘 要 题】立法研究
【关 键 词】控制股东/诚信
自从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诞生以来，各国均在为保护少数股东利益不懈努力。在股份公司的股东成员构成中，由于少数股东不像多数股东那样总是在公司中占据着控制支配地位，所以少数股东的利益总是暴露在控制股东的强权之下，随时有可能受到控制股东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作出的决策以及其它不正当交易的侵害。对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已成为公司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 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产生和发展
诚信义务，美国公司法上称为fiduciary duty，也称信义义务、信托义务，它源于信托法中受托人对委托人承担的责任。而在公司法中，诚信义务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即董事和经理对公司承担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董事和经理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掌握着广泛的权力，其行为对公司具有较强的影响，法律规定其承担诚信义务，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体现。
从传统公司法理论可以看出，其诚信义务不涉及股东。但是随着控制股东通过操纵股东会或其它途径侵害少数股东利益案件的不断发生，理论界逐渐开始将诚信义务的承担主体从董事、经理扩展到控制股东。按照公司法的一般原则，股东个人对公司并无诚信义务可言，股东可以通过对股权的合理行使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然而，由于控制股东是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中享有多数表决权，往往可以通过股权的行使、派遣董事、表决权代理、表决权信托以及控制合同等方式对公司经营管理，因而，控制股东须像董事、经理一样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以善意合理的心理对待经营管理公司的控制权。[1]首先在立法上规定控制股东承担诚信义务的是美国，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由控制股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中小股东的披露义务，到少数股东诉权制度的形成，再到控制股东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最终由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直接承担诚信义务，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周密的传统信托理论的诚信义务。[2]依据这一诚信义务，控制股东如有违反诚信义务而进行某一行为时，即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法院一般给予受害人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如金钱赔偿、禁止命令、撤销所为的法律行为、宣布所为的法律行为无效等。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以保护少数股东利益，这一规则在普通法系国家最为流行，大陆法系国家亦相继采用。在英国，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有普通法上的措施，同时还有公司法和其它制定法上的措施。在德国，为给公司少数股东提供保护，1965年股份公司法第二篇的“关联企业”将关联企业分为合同型关联企业和事实型关联企业，分别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而在此以前，他们以违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且法律上无明显规定为由否认股东的诚信义务，一直援用股东平等、良俗理论来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3]在法国，虽对少数股东如何给予法律救济存在争论，但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仍有一般法律上的救济手段，如宣布无效，损害赔偿等。[4]而我国台湾公司法第369条之四、之五的规定，均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
篇2：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源于控制股东对其控制权的行使。在公司中，公司的资本由公司的全体股东投资而得，依据股份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都不应当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控制股东在行使股权时，应以诚信原则为基本要求，不得滥用控制权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来获得自身的私利。具体来说，这一诚信原则规定的义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注意义务；一是忠实义务。
注意义务要求控制股东在经营时要与任何一个谨慎的人在同等情形下对其所经营的事项给予的注意一样，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按照公司法的一般理论，股东大会实行股份多数决的原则，股东大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为防止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控制股东应履行注意谨慎的义务。如控制股东不能在形式合法的外衣下进行实质违法的行为，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制股东的经营行为应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标准等。
忠实义务禁止控制股东不讲信用和自我交易，如美国第七巡回法院指出的：“控股股东在表决中在管理中应该全心地、真诚地、诚实地忠实于公司和公司最佳利益，必须忽略自己的个人利益”。忠实义务本身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讲，一个负有忠实义务的人，他不能利用自身的权力谋取私利而损害被忠实者的利益。换句话说，控制股东应以公司的利益优先考虑，遇有利益冲突时应予以充分公开和披露，不得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为自己或其它第三人谋取利益。与注意义务一样，忠实义务的产生也意味着控制股东没有绝对表决和行使影响力的自由。忠实义务是维护公司利益的主要手段，也是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承担的诚信义务的主要内容。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是防止控制股东滥用其控制权的重要手段。为确保控制股东履行诚信义务，西方各主要国家均设立了若干制度，或对控制股东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要求控制股东在违反诚信义务后要承担某种责任，或规定中小股东一些救济制度等。
1.累积投票制。按照这种制度，一个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可以行使的有效投票权总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有效股票权总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然后根据候选人得票的数量从多到少产生董事人选。[5]这种制度是一种常见的制度，有有助于少数派股东的代表当选为董事，从而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以使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得到较好的履行。
2.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又称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股东批准制度，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代理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对该事项行使表决权。这一制度有利于防止多数股东滥用控制权。当控制股东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时，适用表决权排除制度，可以为少数股东的权益提供保护。
3.控股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它指控制股东通过种种不正当行为恶意减少公司财产而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利益，于公司破产时其对公司的债权次于公司的其它债权人。美国判例法上的“衡平居次理论”即为此种制度。在德国股份法中，控制股东对其施加给公司的不利影响加以补偿，若违反此补偿义务，则须对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同时，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于此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不得主张抵消，且在破产法的执行中，次于公司的其它债权人。对控制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一般以控制股东涉及不正当行为且对公司产生影响为前提条件。然而，也有人主张，为确保公司之债权人在公司破产时获得公平之待遇，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应无条件地次于公司其它债权人，即“自动居次理论”。
4.股东诉权制
度。它一般指中小股东诉权，是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救济制度。中小股东的诉权有三种途径，其一是中小股东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滥用表决权形式的股东大会决议向法院提起决议撤销或决议无效的确认诉讼。其二是派生诉讼或衍生诉讼。中小股东代表公司对控制股东通过内幕信息交易或其它手段损害公司利益，或违反诚信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6]其三是针对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即使不是以股东大会的决议作出，中小股东也可以对控制股东直接提起诉讼(其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诉讼的障碍)。[7]
5.控制股东的民事赔偿制度。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意味着控制股东应尽最大善良注意义务为公司谋利益，不得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取利益，如使公司从事不利益之经营而受损害时，应对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8]修正的韩国商法为了追究控股股东滥用自己地位的责任，新设了“追究向董事指示业务执行者的责任”制度。
篇3：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共同采用，这一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同时，也较好地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纵观我国的公司法制度，《公司法》第57条至59条、第62条至第63条、第123条的内容规定了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其基本原则是董事、监理、经理不得利用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和职权谋取私利或损害公司的利益。对于控制股东的义务，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当中，1994年国家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在其制订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率先对控制股东的义务作了具体规定。该《章程必备条款》第47条明确要求，控股股东在行使其股东的权利时，不得使其表决权在下列问题上作出有损于全体或部分股东利益的决定：(1)免除董事、监理应当真诚地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的责任；(2)批准董事、监理(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利益人)以任何形式剥夺公司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对公司有利的机会；(3)批准董事、监理(为自己或者他人利益)，剥夺其他股东的个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分配权、表决权，但不包括根据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改组。12月证监会制定的《章程指引》第40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作出有损于公司和其它股东合法权益的决定。可见，《章程必备条款》和《章程指引》均已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但是，毫无疑问，我国的这种关于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立法仍值得商榷。首先，《章程必备条款》比《章程指引》虽然规定得较为具体，但《章程必备条款》只适用于到境外上市的公司，这类公司在整个公司群体中占的比例极少，而《章程指引》又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其次，《章程指引》是为公司或公司的发起人提供一份供他们选择采用的范本，虽然证监会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擅自修改或删除《章程指引》所规定的必备内容的，证监会将不受理该上市公司有关报批事项的申请，但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团体的自治法，尽管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在我国国有股“一枝独秀”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的章程能否真正被遵守执行让人不得不怀疑。同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与法律相比，公司章程不能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其在执行效力、责任追究上也大打折扣。再次，相对于《公司法》而言，《章程指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有一些制度没有规定，如股东派生讼诉、控制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等。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对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立法远远不够，而在实践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则比比皆是。因此，加快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以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针对《章程指引》的规定，当务之急应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和设立控股股东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其一，股东派生诉讼是衡平法的一项特殊制度，在西方国家公司法中被视为股权保护的最后屏障。[9]它是指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损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等侵害时，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一制度为法院提供了针对那些因公司被不忠实董事、管理人员及多数股东所控制而投诉无门的受欺压的小股东主持正义的机会。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的是针对股东自身利益的侵害而享有的诉权，其实质为股东直接诉讼。《章程指引》第10条规定……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股东，但没有为股东行使派生诉权创设相应条件，又没有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规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以防止股东滥诉，故不难得出，这种规定必难付诸实践。
其二，控股股东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是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使公司从事不利经营而受到损害时，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以保障公司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这一制度的设立，是对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一种制裁，也是对承受人的事后补偿。我国《公司法》第111条、第214条至217条虽规定了董事、监理、经理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但并未包括控制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所应承担的责任。规定控制股东的赔偿制度，可以促使控制股东更好地履行诚信义务，这也是义务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1988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负有受托信义义务。转引自何美欢：《公众公司与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855页。
[2]Recent case Harvard law review vol83 p1904
[3](韩)李井杓：《少数股东的保护问题―以韩国商法为中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春季号，第58号。
[4]施天涛著：《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版，第185页。
[5]何美欢：《公众公司与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第823页。
[6]石少侠等编译：《美国公司法概论》，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7]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年版，第155页。
[8]王志诚：《关系企业之法律规范》、《比较法研究》第3、4期，第473页。
[9]石少侠：《论股东诉权与股权保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第2期，第61页。
篇4：论对构建我国司法审判权
论对构建我国司法审判权
法律监督机制的建议监督与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律依法独立办案。要使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妥善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机制。
1、要正确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即监督权只能由人大会议和常委会议集体行使）、事后性（即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能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间接生（即权力机关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①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2、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3、正确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发布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发布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朝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也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二）在目前，有关新闻监督立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③。
4、正确处理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这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④。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5、正确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院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⑤。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6、正确处理健全法官自律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要实现其司法裁判职能，必须由作为个体的法官来动作，法官才是真正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司法独立的抽象概念最终以法官独立的形态体现出来。法律监督体系实施的关键在于法定监督主体与法官群体相结合取得共识。只有法官群体提高职业素养，提高法律约束的觉悟，以及监督主体及时研究法院和法官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法官职务行为的全过程，法律监督体系的功能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实现。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可见个人素质和修养对法官来说是何等重要⑥。优秀法官应具备下素质：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
、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相当的人文科技素 。法官能否公正办案,能否主持正义,主要取决于法官的政治素质。对法官来说，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通过审判工作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素质的具体体现。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包括要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准确的`角色定位，刚直谦洁的操行品格，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职业良心。任何职业都需要敬业，对法官而言尤为重要。法官权威得以树立，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要求法官对自身地位、作用和责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不仅要求熟悉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更要求通晓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源、法理，拓宽理论视野，了解法学理论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求官具备积极的实践精神和丰富的审判经验。相当的人文科技素质，法官应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培养高雅的爱好，陶冶高尚的情操，应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社会经验，应掌握相当的常规科技知识。
7、要正确处理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的关系：当前，司法不公正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 。如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没有管辖权的争管辖权，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真正公开，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和评议等。而实践中审判监督的任务主要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而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监督非常薄弱。实际上，案件的实体不公正大多是由于程序不公正引起的。程序不公正的问题不解决，实体上的错案就会层出不穷。反过来又用不公正的程序去纠正“错案”，这种监督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从一定意义上讲，实体不公正是司法不公正的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一是提高办案的透明度，落实公开审判，将诉讼中的各种“关系”公开，相互告知对方当事人，将审判工作完全置于“阳光”之下，杜绝“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二是严格合议制度，健全回避制度。凡是合议成员不会的不得开庭，开庭和合议中不得中途离开。单独与一方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应自行回避，参与案件研究的院长应自行回避。
8、要正确处理发展和完善法院内部纪律约束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内部约束机制作为法律监督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内部纪律约束机制建立，要适应法官职业的需要，直正起到既对法官产生有效的约束，又维护司法的威信和法官的关系。
参考文献：
①参见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②参见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第七期。
③参见李修源“关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两个话题”载《人民司法》第八期。
④参见“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载《人民司法》2003第二期。
⑤参见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第十期。
⑥施海燕“法官职业化建设需要职业化法律监督”载《人民司法》第四期。
篇5：论诚信是我国金融业的灵魂
论诚信是我国金融业的灵魂
诚信是我国企业和民事活动的.基本职业道德.从历史、法律和现实的依据中都证明,只有把诚信确立为金融业的灵魂,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要创新和发展,有必要大力加强诚信建设.
作 者：叶菲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四川,成都,610074 刊 名：惠州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2003 23(5) 分类号：B82-053 F832 关键词：诚信 道德 金融业 灵魂篇6：企业诚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企业诚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用缺失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严格的资信制度,同时加强立法,形成诚信的.企业和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
作 者：肖孟珍 王有全 作者单位：肖孟珍(河海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8)王有全(青岛大学,学生处,山东,青岛,26607)
刊 名：经济与管理 英文刊名：ECONOMY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 18(4) 分类号：F270 关键词：信用 信用缺失 信用管理篇7：论完善我国公司立法中的董事忠实义务制度
论完善我国公司立法中的董事忠实义务制度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董事忠实义务的根据、董事的法律地位、忠实义务的体现，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联系与区别，针对公司制度存在的问题，在评价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立法中董事忠实义务规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分析国外相关理论与制度以评价现行立法，提出完善我国董事忠实义务制度的立法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董事忠实义务的一般界定
（一）董事忠实义务的根据与体现
忠实义务，又称信义义务，指董事管理经营公司业务时，毫无保留地代表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自导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优先。它源于作为受信人的董事与作为受益人的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公司由董事控制，是董事决策公司应采取的行动。就关于公司而作出的任何行为而言，董事处在如同受托人一般的信义地位[1]。依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对董事在法律或事实上产生信任，有所信赖；董事因接受公司信任而负有诚信、忠实、谨慎与勤勉等义务。公司对董事个人素质与品德等充分信任，董事在此关系中具有极强人身性。从权利义务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权力，董事应基于信任在法律上承担忠实义务。这主要包括：(1)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遵守公司章程，董事为正当目的诚信行使职权，努力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2)尽力避免董事个人利益（含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若两者冲突，后者优先。了解忠实义务，须明确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
英美法认为，公司与董事是代理关系、信义关系，董事是公司代理人，所有代理的一般规则都适用于董事与公司，例如董事不得谋取秘密利润[2]。董事如受托人、代理人一般，与公司存在信义关系。此关系包括董事作为代理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活动，并涵盖公司全部活动。它不同于信托关系：(1)受托人是被托管财产所有人；董事不因信义关系而为公司拥有财产，因公司才是财产所有人。(2)受托人职责常由遗嘱、协议等文件限定；董事职责难以被精确限定。(3)受托人须谨慎管理受托财产并尽量避免风险；董事为公司最大利益的经营行为必然具有风险。此代理关系包括公司与董事的内、外部关系。大陆法认为公司与董事的内部关系实际上是委任关系，外部关系是代表关系，大都承认经营董事有代表公司的权力。英美法在逐渐废除“越权原则”时，实际上承认此点。
我国董事与公司应是委任关系。股东选任董事的行为与作为被选任人的董事的承诺表示（通过公司与董事签订的服务合同）构成公司与董事的委任关系。董事长与一般代理人存在法律人格、行为范围、行为性质[3]等诸多不同，董事长享有权力更多地是基于其特殊职位。我国立法更接近于大陆法，委任说更能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两大法系的学说无本质区别，殊途同归，均要求董事基于公司信任而承担义务。市场竞争要求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高度集中：对内，董事享有业务执行权与经营决策权，领导管理公司；对外，董事享有公司代表权，追求利益最大化，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因此，董事负有以下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禁止滥用公司财产的义务；不得从事动机不纯的公司行为的义务；不得收受贿赂及其他非法收入的义务；禁止泄露公司秘密的义务等。
（二）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辨析
两大法系学说得出的董事所负义务的结论基本相同，即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日本等国对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关系颇有争议，难点在于易将两者混淆。
注意义务，即董事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主要包括：(1)董事不被要求在执行职责时显示比具有同样知识和经验的人被合理预计的水平更高的技能；(2)董事对仅在判断上的错误免责；(3)董事不被要求对公司事务尽连续不断的注意，或参加全部（董事）会议，尽管在任何他合理地能够参加的场合，他应参加会议；(4)对所有可合适地交由其他职员的职责，董事在无进行怀疑的根据时，相信该职员诚实履行职责。国外明确规定注意义务[4]，《公司法》缺乏相应规定。
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两者均属信义义务，其结合利于促使董事为公司利益最大化努力工作，注意义务中豁免董事责任的规定确保董事不过分保守，适当从事风险项目，适应竞争需要。而明确其区别利于把握不同的立法标准和尺度：(1)前者对董事的要求严于后者。这由前者涉及董事及相关人利益的特点所决定。如前者要求董事对任何涉及其自身利益的交易予以充分披露，并经非利害关系股东或董事批准，否则负证明交易公正性的义务。(2)前者的标准往往是一致的；后者是主观的标准，取决于董事的能力与知识。(3)内容上前者要求董事在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后者；后者要求董事尽到充分的善良管理人义务。(4)前者无豁免董事责任的规定；后者为鼓励董事进行合理风险运作，规定董事对判断上的错误免责。(5)违反前者，可能承担赔偿公司损失或被没收所得的责任；违反后者只承担赔偿公司损失的责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在举证责任、发展趋势[5]、义务指向[6]等方面有所不同。
二、我国董事忠实义务立法评价
《公司法》第59条规定忠实义务内涵与外延，第63条、第211到215条规定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其他法律，如《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仅适用于大陆股票到香港上市的公司，规定较零散，制定机关不一。
（一）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积极性规定
完善忠实义务制度，须同时设置积极性、消极性规定，以“双管齐下”，正面指导与反面督促结合，最大程度保护公司利益。我国无明确完善的忠实义务积极性规定，这加大公司、股东监督董事的难度。积极性规定应包括：(1)积极稳妥决策，指导公司，有效监督最高管理层，准确及时向股东通报、解释公司重要行动，公开法定报告及帐目以及执行董事会利于公司最大利益的决策等；(2)对自我交易中董事的利害关系的披露义务、涉及董事利害关系的表决中董事的回避义务、董事向股东公开自我交易等一切涉及董事等高级职员利益的公司经营活动的相关帐目、公开其与公司所签订的服务合同的义务等。
（二）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消极性规定
第一，忠实义务范围窄。如《公司法》第61条第2款规定的自我交易的范围仅限于董事与经理，未包括“相关人”，董事虽不与公司签订合同，但董事配偶等与公司交易亦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又如，未明确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合同法》第92条仅原则性地确立了后契约义务。《劳动法》第22条亦是任意性规定，缺乏保护力度，仅有上市公司的规定涉及此义务。
再如，滥用公司财产的规定较粗疏。《公司法》第57条第2款仅列举性规定董事收受非法收入，挪用公司资产等常见形态，对其他滥用公司财产行为缺乏明确规定。同时对篡夺公司机会的行为未明确加以规制。
第二，对违反自我交易制度的法律后果缺乏规定。除《公司法》第63条、第123条第2款外，立法未规定违
反自我交易制度的合同与交易的法律效力。实践中，尤其如善意第三人持有以公司为付款人的本票，而本票的发票行为未经公司批准，而由利害关系董事所为[7]等棘手情况的发生，极可能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影响市场运转。
第三，其他缺陷。自我交易制度中，《公司法》第61条规定自我交易“经股东会同意”者有效，其含义模糊，未规定利害关系董事的回避等问题。董事会股东会常被利害关系董事（如大股东）所控制，自我交易既使损害公司利益也可能因控制的存在而被不公正地通过。自我交易的例外规定亦不够科学，《公司法》第61条规定的范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市场竞争要求公司迅速决策，而股东会并非经常召开，若自我交易均需股东会批准，可能丧失商机，甚至与自我交易制度的目的（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相悖。《公司法》除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诉权外，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诉权。该规定的起诉对象未明确包括公司董事，不利于监督制约董事的职务行为。
三、公司董事忠实义务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关于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问题
为防止董事损害公司利益，各国对董事竞业行为大都予以禁止或限制。禁止或限制的范围，有的为其任职公司“营业范围内”的行为，如日本，我国台湾；有的为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如我国，德国[8]。各国禁止或限制董事自营以及董事为“他人”利益从事竞业，不少国家只规定了有条件的竞业禁止。
后契约义务，指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信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9]。1933年Gilford汽车公司诉Home的判例[10]就涉及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双方签署一份董事雇用合同，含有限制交易条款，规定董事任期结束后，不得“勾引”(solicit)公司客户。任期届满后，该董事组建一公司并向原公司客户发出广告。法院认为：新公司仅是使此董事违反限制交易条款的“外衣”，发出禁令要求此董事及其公司制止进一步违反限制交易条款的行为。
《公司法》第61条第1款规定了绝对竞业禁止义务，有学者认为“如果严格适用显然对于兼职董事过于苛刻；而同时又不足以禁止董事‘篡夺公司机会’的行为”[11]。这不无道理，但我国市场体制与公司制度远不如日、德等国完善，公司结构也不完全相同，若限制董事从事竞业，兼职董事则同时承担数个忠实义务，其立法调整和司法实践操作均很困难。笔者认为，从保护公司利益与完善公司制度的目的出发，应坚持现有规定。待市场机制及公司制度发育到相应程度时，再调整为限制竞业行为。
我国未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董事任职期间不得泄露公司秘密，离职后亦应遵守此义务。该义务旨在使董事离职后原任职公司利益免受损害，主要指董事离职后不得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利用其从事相关业务。我国应以法律明确规定明该义务并与任职期间不得泄密的规定相结合（《公司法》未规定董事泄密的法律责任）。故《公司法》亟需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规定：“董事在任职期间及离开原任职公司后，不得利用原任职公司的商业秘密从事与原任职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义务，不得以其他方式泄漏原任职公司商业秘密；否则，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应鼓励董事与公司订立服务合同时对此予以详细规定。
（二）关于自我交易制度问题
自我交易指董事及关联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英美法最初的判例和立法均严格禁止自我交易。随着市场发展，绝对禁止暴露出诸多问题，与市场竞争，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相背。自我交易有时会给公司带来便利与利润，并非总对公司不公平。但因董事地位特殊，交易中其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对立，仍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故各国严格限制自我交易。较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美国律师协会《示范公司法》修正中确定的“安全港程序规则”(a safe harbor procedure)，它实际上是将“董事利益冲突交易”还原为对等性交易的程序，包括以下要素[12]：(1)确定“董事利益冲突交易”的范围；(2)确定在“董事利益冲突交易”中，利害关系董事和与该董事之间关系密切的相关人；(3)规定利害关系董事的.披露义务；(4)确定“有资格董事”和“有资格股份”，排除利害关系董事在该交易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和可能造成的不当影响；(5)“董事利益冲突交易”在利害关系董事履行法定披露义务的基础上，只能由“有资格股东”或“有资格董事”来最终决定。“有资格董事”在决定该交易时，对公司负注意义务。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44条规定，若符合“在交易或合同被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时，该交易或合同对公司是公平的”，该自我交易合法。自我交易制度的相关人范围较广，包括：(1)管理人员；(2)董事或管理人员兼任董事或管理人员的，或与之有经济上利害关系的另一公司、合伙、社团和其他组织等。
第一，应明确规定：“关系人”非经允许不得与公司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关系人”的范围，可借鉴《商业银行法》第40条第2款“关系人”的范围来界定，这既使法律相互衔接，又便于法院操作。第二，自我交易的批准一分为二：日常自我交易由董事会批准；涉及重大利益的自我交易由股东会批准，如重大投资、大额买卖等。第三，明确“股东会同意”的含义。吸收“安全港程序规则”，排除利害关系董事与利害关系股东对自我交易的表决权，由非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股东表决，将“安全港程序规则”及董事的利害关系披露义务由行政规章规定[13]上升到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利害关系董事在其他场合的投票权。《公司法》第61条第2款不妨调整如下：“董事、经理或其关系人，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非利害关系股东、非利害关系董事的多数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交易。公司日常自我交易由非利害关系董事批准，公司重大自我交易由非利害关系股东批准。”同时规定：“前款关系人是指（一）董事、经理的近亲属；（二）董事、经理及其近亲属投资或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同时配套董事利害关系披露义务规定以保护公司利益。以上利害关系董事及股东回避的规定亦可适用于忠实义务制度中确定经营者报酬的过程，使公司利益免受损害。
未明确规定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法理上看，自我交易系董事未经允许的违法行为，理应一律无效，有学者赞同，认为“对于公司机关拒绝批准承认的董事与公司之交易，应认为无效”[14]。但笔者认为，若涉及无重大过失的善意第三人利益时，自我交易应视为有效，公司有权依法要求董事赔偿损失。若自我交易的标的物系易耗物不能返还或者股东会在合理时间内追认自我交易行为或者董事主动赔偿公司损失，从交易成本与市场稳定的角度看均应视自我交易行为有效。总之，《公司法》应补充规定：“违反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订立合同或交易无效，但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除外：（一）不可能返还标的物的；（二）公司损失已由董事予以赔偿的；（三）股东会在合理时间内予以追认的；（四）无重大过失的善意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会因为自我交易行为无效而受损害的。”
（三）关于滥用公司财产问题
滥用公司财产包括为了私利直接使用公司财产和“篡夺公司机会”(us
urp corporate opportunities)等。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定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级职员或者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而从中取利[15]。该规定要求，董事若未充分向股东会披露，不能使自己的利益与自己的责任冲突。因公司机会事关公司利益，此规定与公司能否取得公司机会带来的利润无关。90年代后，特拉华州等地修正了较绝对的义务规定，转采较务实的标准――考虑各方面情况，在公司完全不可能利用该机会等场合豁免董事的责任[16]。公司机会较难认定，不少国家规定“篡夺公司机会”的批准权只能由股东会行使。
第一，应增加概括性禁止规定：“董事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公司财产的，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向公司交缴惩罚性赔偿金”。董事滥用公司财产，即犯有违反信义之罪，应归还公司所丧失之所有财产或赔偿公司所受之损失。第二，商业机会、信息等抽象财富对公司越发重要，全面保护公司的要求日益急迫，应增加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规定。公司机会的认定较困难，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确定：一是此机会从董事职务行为中获得；二是此机会属公司经营范围内，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可借鉴国外立法，在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前提下尽量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采取较务实的义务标准，规定：“禁止董事个人利用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的积极的商业机会，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非利害关系股东多数通过或者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利用该机会的除外。”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区别，因为前者具有股东分散的特点，难以完全避免“篡夺公司机会”发生，而后者的股东有更大权利且相互信任，为兼顾市场效率与公司利益，做出例外规定。
（四）关于股东诉权问题
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给公司带来损失时，公司有权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许多国家为避免董事间互相庇护，规定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或应诉董事对公司的诉讼，如日本《商法》第275条之四。为保护股东利益，日英美等国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持公司股份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可向公司有权机关（日本为监事会，美国为董事会）请求提起诉讼追究董事责任，如公司怠于应诉（日本《商法》规定为监事会在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不提起诉讼者）则股东可代表公司提起诉讼[17]。
为更有力保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追究违反忠实义务董事的责任，可将《公司法》第63条关于董事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和第111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诉权的规定加以合并。我国股东法律意识不强，不应照搬日本商法设置股东诉权前置程序的规定，而应直接赋予监事会、股东诉权，在《公司法》总则中规定“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或者董事、经理执行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侵犯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给公司造成损害的，监事会或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
【参考文献】
[1]Paul L.Davies and John P.Lowery,Companies In General.Th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January,,p.55.
[2]M C Oliver and E A Marshell,Company law,London:Pitman Publishing,1992,p.312.
[3]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8.
[4]德国股份法[S].第93条．
[5]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73.
[6]张民安．董事忠实义务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5).86-91.
[7]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2.
[8]徐燕．公司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76.
[9]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2.
[10]同[2].17.
[11]同[5].312.
[12]同[5].253.
[13]国务院证券委．国家体改委，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S].第120条.1994.
[14]罗培新．董事忠实义务的确立与完善[J].经济与法．1998(12).73.
[15]同[5].264.
[16]John Lowry and Rod Edmunds,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the Duty and its Remedies,The Modem Law Review Vol.6,July.1998.
[17]同[8].285.
收稿日期：-09-15
篇8：公信论--当前我国诚信建设的思考
公信论--关于当前我国诚信建设的思考
“公信”是“公共诚信”的简称,指公共性质群体对诚信规范的遵守,与“私域诚信”相对.“公信”缺失是我国诚信问题的症结所在.“公信”建设是我国诚信建设的'关键,其中政府诚信的建设又是“公信”建设的重中之重,非权力性群体组织的诚信则是“公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 者：孙海霞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经济法政系,安徽,黄山,245000 刊 名：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18(5) 分类号：B80-02 关键词：诚信 “公信” “公信”建设【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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