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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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论文关 键 词］
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
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
（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
（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
（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
（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
（1）词性问题；
（2）构词方式；
（3）语音形式结构；
（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
（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的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第2期。
3.贺 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 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 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第5期。
21.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象声词重叠式”，载《方言》1982年第3期。
22.张盛裕：“潮阳方言拟声词研究”，载《中国方言学报》年第1期。
23.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载《方言》1982年第3期。
24.周长楫：“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篇2：试析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
试析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篇3：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研究综述论文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关于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越来越得到方言界的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又提出了不少自己的新看法。
[关键词]汉语方言 标准 语言
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而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探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慢慢拿出来讨论。1982年丁邦新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一文，首先将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拿出来讨论，在文中丁先生指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1984年詹伯慧先生在《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中也谈到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他认为划分汉语方言要坚持“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的原则，其中的语言材料“一般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能够显示出它的个性，对于其他方言具有排他性，二是充分显示出它的共性，对于本方言区各地方言一致性”，并精选出一些典型性的特征，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依据和鉴别方言的主要特征。1985年，李荣先生在《方言》（第二期）上发表《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中又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同年他又在第三期《方言》上发表《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再次谈到这个问题。1988年罗杰瑞在《汉语概说》中用十条标准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这十条条标准涉及语音、词汇两方面，其中语音标准有两个，八个属于词汇方面的标准。八后年李如龙在《龙岩师专学报》上发表《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在此文中，李如龙认为：“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系统性很强，语音标准当然是区分方言的重要标准。但是，如果局限性于声韵调的一些特点，……，因此就难免有粗疏之感。”最后他指出“在为汉语方言分区时，多考虑语音变化的标准，不但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有必要的理论根据。”而王福堂在《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中在谈到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问题时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的问题，主要是两方言语音特点的异同问题。”同时还指出“语方言并不依靠这种词汇差异作为分区的依据”。可见，他主张汉语分区应当从语音的差异上进行划分。《学术研究》上刊登了高然的《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再认识》，在本文中高然认为“从语言实际出发是分区的基础”，“划分方言区域，不是划分行政区域，应从语言自身特点去考虑才能得出较合理的结论”，“除了语音词汇之外，语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分区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他还提出“从大到几个大方言，小到某个方言岛，要想正确判断其方言归属，不参考其历史人文背景是不行的”。
关于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越来越得到方言界的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又提出了不少自己的新看法。
，李蓝在《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一文中通过比较都导源于无秦时期反语的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这种特殊而古老的语言现象，得出晋语应当划成全国一级大方言区，客赣则就合并的结论，在文中他认为“不宜过于强调某一条件在分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宜过于强调条件同分区必同”，他还认为“从全国汉语方言分布的大格局出发，根据具体的方言情况来确定合适的分区条件，在实际进行方言分区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文中并没有谈到怎样才是合适的条件。也在20，詹伯慧先生《方言分区再认识》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他本人在1984年提出来的“从方言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观点。同时还指出方言分区的目的不是为分区而分区，“而是要通过方言分区显示不同类型的方言所具有的语言特征及其通行范围，使方言工作者在方言的调查研究中遇到任何一种方言时，稍作了解便可以心中有数，在已有的方言区中找到‘对号入座’的位置”，所以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必然是在全面剖析比较方言的特征基础上归纳出的语言特征。李如龙在《汉语方言学》一书中认为“方言区划分对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应重视”，刘新中、杨蔚、崔淑慧在《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语言条件》中也持此观点，“分区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语言的特征，即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评议的整体诸要素出发来综合考虑”。李小凡对汉语方言分区方法则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汉语方言分区，当然要遵循事物分类的.一般逻辑”。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出“方言区的划分只能用同一个标准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并把汉语方言的分区分解为“划类和鉴别两件相关而并不等同的工作”，这就是“首先是从汉语方言的整体出发，划分出几类特征鲜明的方言区；划类完成后，再从个体出发，将方言一一归入既定的方言区中”，文中最后还指出在划类标准的选择中应选择处于语言结构中更深层次的为标准，在词汇（词汇、发音）、音系（语音、音位）、语法（形态、句法）这三类标准六项因素中最深层的是句法，“不过，就汉语而言，目前对方言句法的研究水平显然还不足以提出有效的划类标准，汉语又缺乏形态标志，因此可以用来划类的抽象程度最高的结构特征就是音位了。”同时还认为假如要挑出一项音韵特征给汉语方言分类，“根据目前的认识水平，恐怕只能是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中的映射，尽管这条标准并不是完善无缺的，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最终选择”。有的学者提出要按照西方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分类的办法，取共同保留、共同创新和共同脱轨来对汉语方言进行划分，但张光宇在《共同保留、共同创新与共同脱轨》一文则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划分汉语方言“其结果必难如愿”。在孟万春在《从语言的三个平面看汉语方言分区――兼谈延长方言的归属问题》一文又提出了从三个平面的角度给汉语方言分区，但实际上与李如龙先生的标准并无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清华学报，1982，（14）。
[2]高然。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
[3]郭必之。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接合吗。读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5）。
[4]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方言，，（1）。
[5]李如龙。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4（2）。
篇4：现代汉语论文
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综合型应用型人才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需求对象，而缺乏实际应用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逐渐开始没落，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缺乏市场竞争力，单纯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社会的职能要求。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思考分析
【提要】
对此，本文简要的探讨了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并对具体的实施对策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综合型人才;汉语言
文学专业是由中文学专业演变过来，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塑造学生高尚的精神品质与人文情怀，从而让学生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团队协作意识和调节能力。
其次，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鉴赏以及写作运用，让学生拥有了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
这些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都为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奠定了基础。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
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成立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前，在我国各所著名高校、师范学院以及文科类学校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主要课程包括现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美学、写作等。
通过近百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课程基本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是高校所有专业中最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专业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充分挖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潜藏价值，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研的发展和创新。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为主要目标无论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是以前的中文学专业，都是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为主要目标，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诗人、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社会需求导向，许多高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文秘学和传播学等相关专业，文秘学包括经贸文秘、医学文秘等，传播学也分为广播影视文艺学、汉语言文学与文化传播等，
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将汉语言与其他应用性学科互相交叉、互相融合，既加强应用性学科的文化素养，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应用价值，培养能力与文化兼备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比较薄弱
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加注重文学知识的积累，以及情感体验分析和运用，其主要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口语以及书面表达能力，发掘学生的真、善、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崇高追求。
所以，相对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比较薄弱，而且更多的是运用在文学写作上，这些思维层面上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追求，没有与实践相结合，就显得“假、大、空”，更是被人们贬之为“无病呻吟”，其主要原因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性较差，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们综合能力的要求。
二、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教学体制
首先，在各高校中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应用性的理念建设，让学生和教师都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完善自身综合能力，在培养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汉语言文化的实用性;其次，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师资力量，
虽然我国汉语言文化专业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丰厚的师资力量，可是社会始终在进步，教师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完善中，所以汉语言文化专业还要融入新鲜的血液，为该专业带来蓬勃发展的朝气，为该专业的实用性价值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在汉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要进行合理安排，要文化修养和实际应用并重，大力的拓展应用性语言课程，例如商务文化、国际文化、职场文化等。
(二)改善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化专业教学不能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更加丰富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融入新的教学理念，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利用多媒体设备和电子技术来提高教学质量。
(三)改变学生评价体系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评价体系一般都是由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后作业以及期末检测组成，主要是由卷面成绩来评判学生的学习优劣和综合素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因此，学生的评价体系，除了书面成绩，还要结合行为方式、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灵活运用能力等综合进行评判，才能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和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应用性。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一体化发展，促使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要将汉语言文学充分的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将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生活中分析问题和调整状态的能力，利用得体的语言表达、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来确保应用性活动的顺利完成.
作者:施祥爱 单位: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
【2】汉语言文学角度看中国商文化传播
摘要：中国的铸造历史源远流长，以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为代表，铸造的生活、祭祀用品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尤其是铸造礼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重点介绍商代文化特征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形式，以汉语言文学为重要载体，分析铸造礼器的文化传播表达方法。
关键词：铸造礼器;汉语言文学;传播
商代(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046年)，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逐渐成熟。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水平为当时铸造技术最高，而商代铸造礼器上遗留的文字，成为我们解读商文化的入口。
因此，笔者从汉语言文学传播角度，探索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和传承。
一、铸造礼器的发展和工艺
礼器的制作在中国古代铸造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和标志。
(一)铸造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礼器是专门为贵族打造的，是其举行祭祀、丧葬、出征、筵席等活动时的重要用品。
中国的铸造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铸造工艺绝大部分体现了礼器铸造上。
而好的铸造技术、铸造工匠、铸造材料等，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并且主要为贵族服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些时候，铸造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例如：鼎、斛等，都是为了吃饭、饮酒而准备的。
随着铸造技术的成熟，工艺难度也愈来愈低，铸造的物品也越来越成为礼仪活动的器物，开始从实用物品延伸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用品。
到了商代，铸造技术更加炉火纯青，达到全盛时期，铸造礼器包括用于祭祀的鼎、炉等，也包括筵席上用到的斛、觥、勺等，以及音乐文艺活动中的编钟等，铸造礼器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文明的象征。
(二)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
包括礼器在内，铸造物品的工艺大致一致。
其原理流程为熔炼之后将液体浇注于相应模具中，待溶液冷却固化后便可得到相应形状，再经过精细加工，成为生活用品或者礼器。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大体需要三个环节：首先，是模具的制作。
主要是根据礼器的需要，由砂、陶等特殊材料制作成模具。
模具的好处是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制造出来的成品在形状、大小、细节上趋于一致，适用于大量、标准化的礼器的制作和铸造。
其次是溶液的浇注。
将需要铸成礼器的材料加热成液态，在具有充分流动的性能下，浇注进模具中，待冷却后就变成了想要的器皿形状。
在商代，用于铸造的原材料主要是铜元素、铁元素和锡元素等，其优点是在自然界中来源广泛、开采容易、成本低廉，热熔的技术要求比较低。
最后，就是从模具浇注出的作品的加工和打磨处理。
将冷却凝固后的礼器从模具中取出，进行细节的打磨和处理，使其表面光滑、美观。
虽然原理和制作工艺大体一致。
但是具体到商代的铸造礼器上的生产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以及某些技术难度在当时是怎么克服的，至今我们不清楚、不明确，还有许多的步骤和细节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挖掘。
(三)铸造礼器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礼器出土，通过对礼器的解读，成为我们了解一段历史的主要载体。
因此，铸造礼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用意义古代生产技术单一，许多的生产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
木材、陶器等相对轻巧，但是不经久耐用，易磨损和结构性破坏。
铸造器皿的出现，使人们在饮酒、吃饭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加精美的器物，同时也增加了用品的使用寿命。
因此，铸造礼器在当时来讲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2.艺术意义无论是铸造礼器的造型，还是礼器上的花纹和图案，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艺术的取向和审美。
也体现了当时铸造工匠的精湛的艺术造诣，成为古代社会艺术水平的杰出代表。
这为我们审视古人的思想、审美、工艺以及社会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文化意义铸造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
同时，礼器铸造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大禹所铸的鼎，即代表了国家的权力。
商代的司母戊鼎，就是华夏文明的杰出代表作。
二、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
铸造礼器除了本身就有的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还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媒介作用，特别是以商文化传播为典型。
(一)商文化的主要内容
商代起源于商汤，止于商纣王，前后历经大约5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
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代表，商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先河作用的重要历史朝代，从目前出土的商代遗址和文物来看，虽然还不能完全解读商代文化，但是对我们了解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1.狭义的商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商文化主要包括商代的服装、音乐、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服装方面，“上衣下裳”的基本服饰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在音乐方面，由于铸造技术的成熟，有编钟等，丰富了商代的音乐器材;在艺术方面，除了有壁画、岩画等还出现了彩色图案，以及各种样式、色彩的`陶制艺术品;图腾文化方面，继续呈现了敬重鬼神，敬重祖先的现象。
2.广义上的商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商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政治上，由于商代处于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全盛时期，土地、奴隶的归属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统治阶层之间、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均有严格的等级体系;
经济上，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导致富余的劳动产品逐渐出现，贸易也逐步兴起，以致后人对从事贸易的人均称之为“商人”;
军事上，商代不仅有完备的军队体制、征兵体制，而且还有成熟的人马车的战斗编队。
这些都是广义商文化的体现。
(二)商文化在礼器上的传播形式
文化在铸造礼器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但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主要有三种传播形式：形状、图形和铭文。
1.形状的传播铸造礼器的形状可以直接反映其在当时的作用。
例如：鼎的造型呈现槽型，是人们早期吃饭的器皿，后来逐渐成为祭祀以及国家政权的象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民以食为天”的特点，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基础。
当然，也有些鼎、觥、斛器皿是三只脚支撑，所谓的“三足鼎立”表明了商代社会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三角形的结构，并且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特征。
时到今日，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内涵。
2.图形的传播形式在铸造礼器上，各式各样的图形反映出商文化的包容，尤其是图像被广泛应用。
例如：为了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敬重，祭祀的铸造礼器上添加鬼神的形象，这些形象通常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的形象，以起到神秘、严肃的效果;再比如：在铸造礼器表面铸造出动物的形象，描绘出当时农耕社会的特征，反应当时社会对牲畜的重视和驯养文化。
最著名的青铜四羊方尊，代表了古代青铜铸造礼器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羊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商文化通过铸造礼器上的、图案和花纹进行的抽象性表达。
3.铭文的传播形式铭文即铸造礼器上的文字，因为礼器大多是由铜、铁、锡等金属铸造，因此也被称为是“金文”。
在铸造礼器上的铭文主要包括铸造前期的铸字和在礼器制作完成后的刻字。
商代的铭文主要是铸字。
铭文可以直接记叙当时发生的事情，如帝王言语或者国家大事的最直观的文字记录，这也成为反映商代文化最直接、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篇5：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
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
近来汉语拟声词的研究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拟声词的性质问题;拟声词的归属及词性问题;拟声词的语音规律;拟声词的汉外对比研究;古汉语拟声词的专书研究;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总体来讲,相对于汉语的`其他词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拟声词的研究是远远落在后面的.本文对近20年来汉语拟声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介绍,以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以科于对拟声词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作 者：孔维霞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中文系,山东,烟台,264000 刊 名：语文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年，卷(期)： “”(20) 分类号：H1 关键词：汉语 拟声词 综述篇6：现代汉语成句研究阐述论文
现代汉语成句研究阐述论文
句子是汉语的基本语法单位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和讨论汉语成句问题，随着结构主义理论、小句中枢说和三个平面理论等理论的引入和产生，成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代汉语成句研究成果的梳理，推进成句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一.成句标准的研究
研究成句的前提是究竟什么是句子，即句子的标准是什么。关于成句标准的讨论，首先王艾录的看法是：“句子是由语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的标准共同规定的。语法标准要求句子结构合理;语义标准要求句子意思完整，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符合逻辑事理;语用标准要求句子能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独立完成交际使命。任何一个句子，都要受到这三方面的协同作用的制约。”王艾录强调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句子在语法、语义和语用上必须同时全部符合标准。
邢福义先生在“小句中枢说”中提到小句三律，即小句成活率、小句包容率和小句联结率。小句属于语法单位之一，小句所包含的语法因素最全，小句起到联络语气、词和短语、复句和句群等语法单位的作用。小句成活率指出句子语气加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等于小句成型，再加上意旨的有效表达才能实现小句成效，即小句成活。
李柔在王艾录成句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大量语料分析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成句标准，并指出了三大标准之间的关系和层级。文中指出句法标准主要包括句法成分和词类应具备对应恰当关系，各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要合理;语义上的标准主要在于各成分的意义要符合逻辑，信息量要充足，句意要完整和明确，并且专门指出动作事件句必须包含完句成分对动词加以限定;语用上句子的陈述性是成句的判断标准。三大标准的关系是没有绝对界限，互相紧密联系、融合，就层级性而言，句法标准是基础和前提。
二.单句范围内的成句研究
综观学者们的成句研究，从吕叔湘先生最早论及汉语完句问题至今，大部分研究都封闭在单句的范围内，其中完句成分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完句的界定。竟成认为，完句是合格独立自足句的形成，特别强调是由句子形式到现实句子的转变。史有为认为完句简而言之，即句子的完成。金廷恩认为完句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规则，成为自足的句子，这是前提;其二是把词语组合起来使句子自足，即完成句子。钟海明认为完句既是动态的过程也是静态的结果，是通过词、短语或句子形式等语法单位通过添加必要的完句成分，实现句子的自足，即满足结构完整、语义完足、语用完备。
2.完句成分的界定。学者们就“完句成分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展开讨论。胡明扬认为完句成分在于帮助非独立句段过渡到独立句段。贺阳指出完句成分具备使一个语言表达式独立成句的作用，是不依赖语境或上下文支撑的句子通常必须具有的结构成分，它具有使一个语言表达式能够独立成句的完句功能，并强调它是句法结构上的成句条件。黄南松认为能够使短语自主成句的成分就是完句成分。金廷恩则认为完句成分是句干以外让句子完成的不可缺少的成分。王玉华认为完句成分是一个合格句子不可缺少的`成分，它保证了在不依赖语境和上下文的前提下，一个句法结构齐全的语言结构形成为一个合格的句子。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完句成分是句子成活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
(二)完句成分的范围
学者们通过研究，完句成分的范围主要包括某些词类的词语、语调、语气、某些句子成分和其他完句成分等。
1.完句成分为某些词类。作为完句成分的词类主要包括助词、副词、虚义动词、时间词语、否定词、助动词和数量短语等。胡明扬、劲松指出常见的完句成分是一些助词和副词。贺阳指出一些助词、副词、时间词语、否定词、助动词、数量短语等都具有成句作用。姜自霞、丁崇明提出“进行”等虚义动词也是一种完句成分。2.完句成分为语调或语气。贺阳和金廷恩认为语调是完句成分。金廷恩称语调为必有完句成分;语气成分为可有完句成分。胡明扬、劲松认为某些非陈述语气、否定具有完句作用。
3.完句成分为某些句子成分。贺阳认为某些状语、补语具有成句作用。殷志平和王玉华认为主语具有成句作用，前者讨论了主语在主谓词组成句中的重要作用，后者则论述了主语成句的条件为“有界”。
4.其他完句成分。金廷恩将完句成分分为必有完句成分和可有完句成分。必有完句成分除了语调外，还包括指称。可有完句成分除了语气成分外，还包括属于客观因素的“体”成分和情景说明成分以及属于主观因素的情态成分。王艾录从外部语用因素提出骈对场、问答场、抒情场、习惯场影响成句。郭艳成分析了语境、语用行为对完句的影响。
5.完句范畴。学者们将完句成分进行归类，总结为完句范畴。贺阳列举出语气、否定、情态、意愿、时体、趋向、情状、程度、数量等九种语法范畴，孔令达也提到了时体、情态、程度、数量、语气和情状等范畴，黄南松归纳出程度、功能语气和时体三类完句范畴，王玉华列举了否定、能愿、进行态等范畴为无界句的完句范畴和指代、数量、时体、程度、处所、语气等范畴有界句的完句范畴。钟海明认为完句范畴包括音构式完句成分、词构式完句成分和句构式完句成分三大基本类别。音构式完分即四种基本语调，词构式完句成分即句子基干之外的各类句法成分和句子成分，一般为一些副词、助词、语气词、助动词以及定语和补语等。句构式完句成分，是指特殊句式也能实现完句的功能，例如判释句，心理动伪句，存现句，连动句，双宾句，兼语句等。
(三)具体完句成分的研究竟成考察了时间因素对汉语
成句过程的影响，金廷恩考察了“体”成分的完句作用，李芳杰涉及到定语的完句作用, 齐沪扬探讨了语气词的完句作用。黄南松考察了现代汉语中修饰成分的成句功能，任艳丽考察了补语、时态助词在“把”字句中的完句作用。李柔研究了“主+动+补+宾”句中补语的成句作用。许立群研究了“NP1+NP2”名谓结构的成句条件。周向东就主谓词组的成句功能进行了考察。钟海明就现代汉语戏剧语体完句问题进行了研究。除此外，还有司红霞、李泉等学者结合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对完句成分展开了分析和论述。
三.复句、篇章范围内的成句研究
罗耀华运用“小句中枢理论”，对汉语中可成句的副词问题为专题进行了研究，除了简单句的成句研究，并把成句研究扩大到了篇章的范围内，从衔接方式和篇章衔接功能等角度探讨了副词性非主谓句的篇章功能，得出有省略、词汇衔接和连接三种衔接手段，具有表连贯、追补、解说、推断、转折、条件等衔接功能，确定了副词性非主谓句成句能力的等级。
余琼对现代汉语语气情态副词的构句、联句能力展开研究，在研究其基本简单句的构句能力外，讨论了语气情态副词的联句功能，包括复句联结和语篇联结。并就语气情态副词的句际关联方式、影响句际关联的因素和句际关联的句法、语义与语用功能进行了论述。
篇7：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篇8：现代汉语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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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述毛诗序对《诗经·硕人》“闵庄姜之无子”的解释古代文学
《战国策》铺张扬厉风格的形成和影响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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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课外阅读的选择和方法语文课程教学论
浅谈儿童文学对小学语文教学的现实意义语文课程教学论
语文课堂学习与课外语文学习的区别语文课程教学论
浅谈和谐师生关系的建设语文课程教学论
浅析《开明国语课本》对现行语文教材的借鉴意义语文课程教学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语文课程教学论
浅析教学评价在小学生课堂教学的反思语文课程教学论
生活化语文语文课程教学论
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教师专业素养研究语文课程教学论
试从《莺啼序》分析吴文英的写作特色古代文学
论韦庄词的个性与本质古代文学
张三影词中“影”意象古代文学
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古代文学
浅析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古代文学
《红楼梦》花语研究古代文学
两对位势悬然却下场略等的母女——赵姨娘探春及凤姐巧姐漫谈古代文学
论徐渭的文学思想古代文学
《三国演义》马超形象分析古代文学
浅析《三国演义》中谋士形象古代文学
女性的审美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文学理论
论曹禺戏剧中的伦理冲突现当代文学
纯情的失落与毁灭—蠡酌王朔《永失我爱》中手的意象现当代文学
论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现当代文学
浅析《柳家大院》中的女性形象现当代文学
论方方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现当代文学
婚姻保卫战——论《围城》中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现当代文学
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浅析路遥《人生》中的女性形象现当代文学
浅析《平凡的世界》李向前人物形象现当代文学
论沈从文《边城》的生活本色现当代文学
浅析《桃花扇》中的明末士大夫民族精神古代文学
马致远的田园志趣古代文学
由骤雨打新荷看元蒙士人之“闲”古代文学
从张养浩散曲看其隐逸的独特性古代文学
浅析柳永词中俚俗化语言古代文学
《老残游记》的江湖情怀古代文学
简析论语中之的用法语言类
析古代汉语表第三人称的代词“之”和“其”语言类
其字在先秦时期的用法语言类
浅谈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师角色的转换语文课程教学论
分析中西方语文课程教学目标的异同语文课程教学论
教学结构设计语文课程教学论
世纪之交语文教育大讨论研究语文课程教学论
多媒体课件在语文教学中的利与弊语文课程教学论
浅谈语文教学课堂的预设与生成语文课程教学论
如何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语文课程教学论
从眼泪中品味杜甫诗歌的情感意蕴古代文学
浅析《三国演义》中鲁肃的形象古代文学
诗经中的水形象古代文学
浅析《水浒传》中莽汉的人物形象古代文学
论《西厢记》名称的发展与演变古代文学
浅析李清照词中的花的意象古代文学
浅析高岑边塞诗中的乐器意象
篇9：现代汉语造词法浅谈论文
现代汉语造词法浅谈论文
造词就是创制新词，造词的过程是词通过创制的方法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所有词的形成一样，创制出的新词也出现了新的音、新的形、新的义或者新的用法。相应地，造词法就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人们在造词时可以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掌握和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现代汉语的造词法多种多样。
从二十世纪40年代开始人们对造词法的认识逐步加深。1946年廖庶谦先生在《口语文法》中首次使用“造词方法”这一术语。1949年邢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中同时提及了“造词法”和“构词法”，但这里的“造词法”指的是古代的六书而非汉语造词的方法。首先把造词法从构词法中分离出来，构拟出造词法体系的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他在《汉语词汇》中，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方法、语义造词方法和结构造词方法三种。后来任学良先生又分为五种。葛本仪先生把主要的造词法归纳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和简缩法八种，这是八种常见的造词法，并指出把汉语的造词法全面细致地分析整理出来还是词汇学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音义任意结合法。音义任意结合法是一种用某种声音形式任意为某种事物命名的造词法。在人类语言之初，人们用某种语音形式指称某种事物，语音形式也就赋予它的某种意义，多数语音形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运用的越来越多逐渐为人民接受，这种音义结合便固定下来。语言中最早产生的一些词，多数是用音义任意结合法创制出来的。如手、蜻蜓、蚯蚓等。同样是生物，有的称“蚯蚓”有的称“蜻蜓”，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言，这种音义的结合无法解释。
摹声法。从字面理解，摹声法就是一个模仿过程，是一种用人类的语音形式对某声音加以模拟和改造从而创制出新词的造词法。如“呼噜”就是模拟人睡觉进行这种行为时所发出的声音，而给这种行为进行的命名。现代汉语中运用这种方法创制的词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模仿自然界事物发出的声音来造词，如模仿事物的发声给事物命名的，猫、鸦、蛐蛐等;另一种是模仿外族语言中某些词的声音来造词，如咖啡、沙发、巴黎等。总之，用摹声法造词的'过程就是把某种声音语言化而创制出新词的过程。
音变法。它是一种通过语音变化产生新词的造词法。如利用儿化韵的造词，“尖”本身是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事物的“尖细”，加上儿化韵的“尖儿”变成了名词，可组成词“针尖”。总之，这是一种通过改变语音形式产生新词的方法。
说明法。人们给事物命名时，有时会用现有的语言材料对事物加以说明来加深对该事物的理解，从而创制出新词，这种通过对对事物加以说明来创制新词的方法就是说明法。如从事物性状方面进行说明的，肝部硬化成词“肝硬化”;如从事物领属方面进行说明的，长在鱼身上的鳞成词“鱼鳞”;如从事物颜色方面进行说明的，绿色的豆子成词“绿豆”等等。人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说明造词，所以说明法用法灵活，能产性强。用说明法产生的新词，词义一般比较明确，容易理解，因此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造词法。
比拟法。比拟法是一种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比拟、比喻等手段创制新词的造词法。如新词是一个完整的比喻的，“龙眼”是一种干果，人们认为它酷似龙的眼睛，所以成词“龙眼”。
引申法。它是一种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意义引申创制新词的造词法。如通过联想引申创制的，山和水是自然风光中的两大宝藏，人们联想引申，用“山水”指称自然界的美丽风光;如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创制的，“月”原为“月亮”之义，后来又因为月亮的阴晴圆缺的周期大约为三十天，所以又引申分化出表示“三十天左右时间”的“月”来计量时间。
双音法。汉语词汇发展具有双音化趋势，通过双音化创制新词的方法称为双音法。它是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经过双音化而产生新词的，但这些充当基础形式的单音词，随着语言的发展有的仍可独立成词，但有的不可独立成词。如通过重复原有的单音词创制新词的，把“妈”双音化成新词“妈妈”，这一种新词和原单义祠的意义基本相同;把表示乳汁的“奶”双音化成“奶奶”，这一种新词和原单义祠的意义基本不同。
简缩法。汉语中部分事物的名称是用词组的形式表示的，为了称谓简洁，把词组简缩成新词，这种把词组的形式通过简缩而改变成词的造词法称为简缩法。因为是为了称谓方便才对原有词组进行的简缩，所以新词的意义与原词组意义相同。如把“人民警察”的第一个和第四个字抽出来简缩成新词“民警”，但前后的意义是相同的。需要注意的是简缩成的成分也有可能简缩后仍然是词组，如“四个现代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简缩成的词组。
葛本仪先生对造词法的分类做了详细的解释，能解释大部分词的产生，但仍有部分词的产生方式没有涵盖在里面，比如汉语把日本人直接借用汉字创造出来的词又借回来不读日语的读音而读汉语的读音的汉字式借形词，景气、引渡、取缔等。另外，葛先生所解释的说明法太繁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进行造词，具有随意性。所以，关于造词法的研究分类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参考文献】
[1] 孙常叙. 汉语词汇[M].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6.
[2]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3] 葛本仪. 汉语词汇学研究[M].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4] 葛本仪. 现代汉语词汇学[M]. 商务印书馆， ，6.
[5] 廖庶谦. 口语文法[M]. 三联书店， 1946.
篇10：现代汉语介词功能研究
现代汉语介词功能研究
现代汉语介词是一个语法性质颇有争议的词类,而介词在现代汉语句法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介词功能的综合考查,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很有必要.
作 者：杨丽姣 作者单位： 刊 名：语言文字应用 PKU CSSCI英文刊名：APPLIED LINGUISTICS 年，卷(期)： “”(4) 分类号：H1 关键词：篇11：略谈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略谈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学术条件的成熟,促成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和发展.它是汉语词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关注的是现代语言,所以同现代汉语的学习、应用关系更加密切.国家政府历来重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制定了一系列的语文政策.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将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提高到法制的层面加以保证.
作 者：符淮青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刊 名：语言文字应用 PKU CSSCI英文刊名：APPLIED LINGUISTICS 年，卷(期)：2005 “”(3) 分类号：H1 关键词：篇12：现代汉语致使句式研究
现代汉语致使句式研究
本文借鉴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借助认知解释和构式语法的观点,结合结构主义的分布、变换等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中几种主要的`致使句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全文共分五章.
作 者：郭姝慧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刊 名：语言文字应用 PKU CSSCI英文刊名：APPLIED LINGUISTICS 年，卷(期)： “”(3) 分类号：H1 关键词：篇13：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
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讨论了比较句中不对称的对象及其原因，笔者认为：比较句中的不对称是比较前项与后项的不对称，应该从句法语义层面来考察。同时造成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比较前项的隐含及后项的省略。
关键词 比较句 比较项 省略 隐含
一、引言
比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人类在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感知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投射于语言，比较就成为语言中普遍存在表达事物异同和高下的语法手段。因此，比较句很早就受到语言学家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
比较句通常由比较项、比较点、比较结论、比较值四个方面组成。由于比较项的复杂性，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在对比较句的比较项不对称现象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比较项不对称的对象以及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
二、不对称的对象以及范围的界定
以往的研究观点认为：比较前项位于介词“比”之前，后项位于介词“比”之后且前项与后项在词类与句法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同时“比”前的成分等于比较前项，“比”后的成分等于比较后项，若“比”前后的长度不相等，该“比”字句的比较项就是不对称的。如对于如下的例子以往的研究学者就认为这是不对称的。
(1)我的书比他多。
(2)我的书比他的多。
仅从形式上看，这两个句子中的“比”前后项的长度是不同的，故有人认为这两个句子都是不对称的。但在(1)句中，比较的是人，强调的语义比较的是“我”和“他”，也即比较前项是“我”，后项是“他”，比较点是书。因此，(1)句是对称的。在(2)句中，比较的是我的书和他的书，比较前项是“我的书”，后项是“他的”，比较点“书的数量”并没有出现。
在(2)句中，比较前项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而后项是“的”字结构，两者在句法结构形式上是不平行的，自然也就是不对称的。
我们认为仅从形式来界定对称与否是不合语法事实的，这样只会无限制的扩大“比”字句不对称研究范围而造成无规律可循。真正意义上的对称与否应从句法语义层面来考察。首先对称与否是就比较项而言的，不是就“比”字句而言的;其次还应明确区分介词“比”前后成分与比较项的关系。能出现在介词“比”前后的不仅是比较项，如比较主体、比较点等也可以出现在该位置上。因此，比较句的对称应该是比较项的对称，只要比较的前项和后项的结构长度相同，那么“比”字句就是对称的。
三、造成不对称的原因
造成比较句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比较前项的隐含;二是比较后项的省略。
(一)比较前项的隐含
1、比较前项隐含以及原因比较前项和比较后项是句子中相异的两部分，是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理论上讲，这两部分往往不应该隐含，应该同时出现在“比”的前后，但是在语言中比较前项往往会隐含。试看以下的例句。
(3)气色比原来好多了。
在上例中，比较前项没有出现在原文中隐含了起来，从而造成了句子的不对称。那么比较前项为什么能够隐含?考察例句我们发现，尽管比较前项隐含了，但是比较后项都无一例外的强制性出现。从语义层面讲，比较前项是比较的主体，是目的物。而比较后项则是比较的客体，是比较的参照物。一般而言，参照物都是有定的，是先于目的物而存在的，且是必须先出现的。因此，作为参照物的比较后项必须出现在“比”字句中，否则就无从比较。例如：(4)他比你高。———*你比高。
一般情况下，由于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都属于同一基本的比较范畴，这样两者才有比较的价值和可比较性。那么，比较后项的必然存在也就确保了即使比较前项缺失句子也能独立成句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后项的语义特征扩散激活出相关的前项来。
2、比较前项隐含的条件
(1)比较前项是“现在时”时———无条件隐含当比较前项表示的是现在的时间，比较后项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时，比较前项是可以隐含的。例如：(5)他比过去帅气多了。
我们可以根据比较后项表示的'时间词语激活出前项来。根据比较句对比较项的要求，一般比较前后项都基本属于同一语义范畴，比较后项表示时间，那么比较前项自然也表示时间范畴，并且与比较后项表示的时间是不发生在同一时间段，这样二者才有可比性。时间不同于空间，是一维单向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线性连续的时间轴的话，能够与表示过去的时间段相比较的可以是现在时也可以是将来时。那么，如何来确定从缺的前项表示的时间段呢?认知语言学认为：从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心理来看，“眼见为实”是人类最朴实、最基本的认识原则。眼见的现实是“现在时”的认识基础，它不言自明，所以多数语言中现在时都是用的无标记形式。“现在”时间相对于其他时段的时间来说是最重要、最显著的，它与说话人的话语时间最紧密。因此，除非特别的说明，“现时”的时间是可以缺省的，交际双方也都默认“现时”的缺省。
由此，我们就能从比较后项的语义推导出从缺的前项来。
(2)比较前项是“过去时”———不能隐含比较前项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后项表示“现在”的时间，前项一般不能隐含。例如：(6)她第一学期比这学期进步得快。———*她比这学期进步得快。
在没有上下文的语境情况下，省略了比较前项这些句子独立成句的合法性似乎值得怀疑。我们知道“时间”是流动的，跟现在时能形成比较的时间段可以不止一个。“现在”与“过去”与“将来”都能形成比较。当比较后项表示“现在时”，由于比较前项无法唯一确定，所以不能隐含。因为我们不清楚比较前项缺省的是什么，虽然可以根据其他成分的语义信息判断比较前项是表示“过去”的时间词，但最终不能确定它具体表示过去时间段。
(3)比较前项是“将来时”时———不能隐含(7)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比今天热。———*天气预报说比今天热。
同样，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比较前项是将来时，后项是现在时，前项也不能隐含，因为比较前项没有办法进行唯一的确定。
(二)比较后项的省略
1、比较前项的省略有些比较句的不对称是由于比较前项的省略造成的例如：(8)李家的老人与祁老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爷不到一寸。(老舍《四世同堂》)在上例中，“比”字句的比较前项没有出现是空缺的。
(8)空缺的是“李家老人”。比较前项的空缺也是有一定条的：在一定的语境中，比较前项既是“比”字句的比较前项同时也是“比”字句的主语，且已经在上下文中出现过了，“比”字句中就不再重复出现了。这种比较前项的空缺是“语承前省略”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省略”。该类比字句是真正的不对称。
2、比较后项的省略
前面说过，在“比”字句中，比较后项必须强制出现，则无法构成“比”字句。但这并不等于比较后项完全不可省略。有时，比较后项的某些成分也是可以省略的。例如(9)我的孩子比他的大。
上例中，比较后项没有完全出现，中心语空缺。这种缺都是由于后项承前省略与前项的相同成分造成的。
四、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比较句中比较项不对称的范围及原因。我们认为：研究比较句的不对称应该摒弃过去只形式的角度来判断不考虑语义的狭隘视角，只有明确了一点我们才能更科学地描写解释比较句不对称机制。
篇14：临川方言研究综述
临川方言研究综述
从临川方言的语音、词汇和句法三方面介绍了学者们对临川方言的.研究,其中语音研究成果突出,但词汇研究和句法研究,尤其是句法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领域,指出了临川方言的后续研究空间.
作 者：吴碧宇 WU Bi-yu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刊 名：晋中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ZHO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5(2) 分类号：H175 关键词：临川 方言 研究篇15：方言研究的方法
方言研究的方法
汉语方言的研究在汉语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个显学,主要表现是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丰富.到目前为止,方言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前人所创造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是将它们综合运用到某一个方言的研究中还很少.目前所见到的都还只是侧重在某个或者某几个方面.汉语方言的研究呼唤那些既具备现代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又谙熟传统的研究者.
作 者：刘新中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刊 名：学术交流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EXCHANGE 年，卷(期)： “”(6) 分类号：H17 关键词：汉语 方言 研究方法篇16：临沂方言尖团音研究
临沂方言尖团音研究
山东临沂方言语音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区分尖音和团音.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临沂方言区分尖团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调查显示:尖团音的分合,既与说话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社会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词频、语境等语体因素息息相关.尖音向团音扩散的'特征是:从年轻人逐渐向老年人扩散,从文化程度高的人逐渐向文化程度低的人扩散,从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扩散从书面语向口语扩散,从正式语体向非正式语体扩散.
作 者：陈建伟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江苏,苏州,215104 刊 名：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2009 26(3) 分类号：H172.1 关键词：尖音团 临沂方言 社会语言学【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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