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范文大全 > 合同>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2023-11-11 07:55:0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小潇美”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5篇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后的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篇1：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张喜亮

我国的集体合同制度最早起源于劳动立法运动。19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领导工人运动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抓住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宣布恢复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大纲》，发出了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劳动立法运动。《劳动法大纲》确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的权利”，最早提出了争取集体谈判权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劳动立法运动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争取集体谈判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之一。1924年1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颁布了《工会条例》，这个条例确认了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有权代表劳工与雇主签订团体协议即集体合同。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规定了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工会代表劳工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19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劳动法大纲决议案》，决议案重申了工会代表劳工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民国初期的各个军阀政府颁发的有关劳动的立法如《工厂通则》、《工厂条例》以及统领西北的冯玉祥地方军阀政府颁发的《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劳工团体协约权即集体谈判权的内容。国民党再次取得民国执政权以后的1930年颁发了《团体协约法》，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真正具有国家意义之关于集体合同制度的法律。民国时期颁发的《工厂法》也包括了集体合同制度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的苏区或革命根据地也制定并实施了集体合同制度。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的劳动法基本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劳动政策，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个法律文件中规定了苏区企业中的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是一方面由职工会代表工人和职员与另一方面的雇主所订立的集体条约，在该集体合同上规定出企业机关、家庭及私人雇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条件，并规定将来雇佣劳动者个人与雇主间订立劳动合同的内容。”“集体合同的条件对于该企业或机关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他加入了工会与否都发生效力。”“经劳动部注册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合同上所规定的日期发生效力。”企业“雇佣工人须经过工会和失业劳动介绍所根据集体合同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3年4月组织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新的劳动法在1933年10月15日公布实施。这个文件规定，集体合同就是一方面以职工联合会为工人及职员的代表与他方的雇主所缔结的契约，目的在于规定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中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与雇佣条件，并确定将来订立各个劳动合同的内容；集体合同的条款适用于各该企业、机关、商店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这些人员是签订了合同的职工会的会员还是不是签订了合同的职工会的会员。签订集体合同的期限由中央劳动部合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予以规定。该法还规定，集体合同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较之劳动法的规定低，对工人或职员不利的.话，应当以有利于工人或职员的劳动法的规定或劳动政策的规定为准，集体合同的条款视为无效。集体合同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签订，还须劳动部所属的机关进行登记，该机关认为集体合同的某些条款与现行的劳动法律或劳动政策相抵触或有不利于工人或职员的内容时，有权予以取消。集体合同登记的手续由劳动部门规定。业已登记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据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日期发生效力。各企业、各机关、商店转移给新业主时，已经注册登记的集体合同在该合同有效期内仍旧有效。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未在劳动部所属机关登记的集体合同，将来工会与雇主发生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其解决办法不以该合同的约定为准，而以现行的各项劳动法律、法令和劳动政策为依据。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劳动政策和边区施政纲领规定的劳动立法原则，中国共产党所属的边区也颁发了一些有关集体合同制度的劳动法令。如《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中规定，集体合同所订之劳动条件不得与劳动政策规定的条件相抵触。还规定，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之下，征得了工人同意，雇主不得要求工人做与集体合同内所规定工作无关之其它工作；各企业变更业主时，不得废止原订立的集体合同，但是双方都有权提出重新审议原合同，在新的集体合同未成立之前，原集体合同依然有效；经当地工会之要求可以解除集体合同。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这个准则供各公营工厂的厂长与公营工厂工会之间签订集体合同时参考。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区政府批准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

解放战争初期，原各根据地基本上沿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劳动法令和政策以及签订集体合同的有关规范性文件。1947年以后，一些解放了的地区的劳动关系有所不同，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各解放区也制定了一些集体合同制度文件，也调整发生变化了的劳动关系。194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规定了有关集体合同制度的内容，这个文件实际上起到了劳动法令的作用。文件规定：劳动必须要有契约并尽可能地采用集体合同的形式，以便约束双方的行为；集体合同应当包括劳动条件、职工的任用解雇与奖惩、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厂规要点等规章制度的内容。在这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推动下，各解放区也开始劳动及集体合同立法工作。1949年6月旅大行政公署发布了《关于颁布旅大地区工会与企业工厂签订集体合同基本要点的命令》，该命令指出：“集体合同之签订，对本区今后之发展生产与劳动保护方面均有重大意义”。这个法令对集体合同制度做了五个方面的规定。

在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劳动立法和集体合同制度的法律化运动也不断地发展进步，这个进步在当时的民国政府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更进步显著，几乎完全符合了当时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集体合同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是一致的。但是也必须承认，在战争的年代，这些法律法令虽好，却很难得以真正的实施。

篇2：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的产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张喜亮

我国的集体合同制度最早起源于劳动立法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领导工人运动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抓住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宣布恢复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大纲》，发出了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劳动立法运动。《劳动法大纲》确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的权利”，最早提出了争取集体谈判权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劳动立法运动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争取集体谈判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劳动立法运动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之一。1924年1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颁布了《工会条例》，这个条例确认了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有权代表劳工与雇主签订团体协议即集体合同。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规定了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工会代表劳工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19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劳动法大纲决议案》，决议案重申了工会代表劳工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民国初期的各个军阀政府颁发的有关劳动的立法如《工厂通则》、《工厂条例》以及统领西北的冯玉祥地方军阀政府颁发的《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劳工团体协约权即集体谈判权的内容。国民党再次取得民国执政权以后的1930年颁发了《团体协约法》，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真正具有国家意义之关于集体合同制度的法律。民国时期颁发的《工厂法》也包括了集体合同制度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的苏区或革命根据地也制定并实施了集体合同制度。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的劳动法基本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劳动政策，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个法律文件中规定了苏区企业中的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是一方面由职工会代表工人和职员与另一方面的雇主所订立的集体条约，在该集体合同上规定出企业机关、家庭及私人雇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条件，并规定将来雇佣劳动者个人与雇主间订立劳动合同的内容。”“集体合同的条件对于该企业或机关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他加入了工会与否都发生效力。”“经劳动部注册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合同上所规定的日期发生效力。”企业“雇佣工人须经过工会和失业劳动介绍所根据集体合同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3年4月组织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新的劳动法在1933年10月15日公布实施。这个文件规定，集体合同就是一方面以职工联合会为工人及职员的代表与他方的雇主所缔结的契约，目的在于规定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中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与雇佣条件，并确定将来订立各个劳动合同的'内容；集体合同的条款适用于各该企业、机关、商店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这些人员是签订了合同的职工会的会员还是不是签订了合同的职工会的会员。签订集体合同的期限由中央劳动部合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予以规定。该法还规定，集体合同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较之劳动法的规定低，对工人或职员不利的话，应当以有利于工人或职员的劳动法的规定或劳动政策的规定为准，集体合同的条款视为无效。集体合同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签订，还须劳动部所属的机关进行登记，该机关认为集体合同的某些条款与现行的劳动法律或劳动政策相抵触或有不利于工人或职员的内容时，有权予以取消。集体合同登记的手续由劳动部门规定。业已登记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据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日期发生效力。各企业、各机关、商店转移给新业主时，已经注册登记的集体合同在该合同有效期内仍旧有效。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未在劳动部所属机关登记的集体合同，将来工会与雇主发生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其解决办法不以该合同的约定为准，而以现行的各项劳动法律、法令和劳动政策为依据。

[1] [2]

篇3：集体合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集体合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张喜亮

集体合同制度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一种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集体协商即集体谈判的行为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末。1791年美国的费城和纽约等城市的印刷业工人、制鞋业工人和木制业的工人都成立了行业组织，大家以这样的组织形式团结起来反抗雇主方面的剥削。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集体谈判是在17，美国费城的制鞋业工人为维护其合理的经济利益而与雇主就劳动标准问题进行过集体谈判，后来费城和纽约等城市的印刷业等行业的工人也开始了这种谈判，集体谈判若是不能达成协议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示对雇主方面的抗议和威胁。雇主也想尽办法对工人和工人组织进行指控，但是这样的指控往往既难以达到其残酷剥削的目的也难平息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在这种斗争与妥协中，开始出现通过更认真的集体谈判解决问题的方案。虽然当时谈判的内容还比较简单，但是，这种行为却开启了集体谈判的先河。

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会合法化，1850年英国的纺织业、矿山业、冶铁业的.工会便代表劳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关劳动标准问题达成协议，到1870年，涉及工资等劳动标准的协议越来越多。19英国商务院第一次发表集体合同调查报告。在1696件集体合同中关于工资标准的集体合同就有563件，一般雇用条件的集体合同有1103件，其它的有30件。

集体合同法制化出现在十九世纪初。19新西兰颁布了最早的集体合同法律，制定了各种有关集体合同的法律。19奥地利和荷兰也相继制定了有关集体合同的法律制度。19瑞士颁布的《债务法》也有两条是关于集体合同内容的。这个时期的集体合同多被视为民事法律关系，其内容也相对比较简单，但是这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集体合同立法，开启了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劳资斗争的成果之一，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迫使雇主方面不得不正视工人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为了避免更多的经济利益的损失，雇主方面必须缓解劳资矛盾，这个缓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协商谈判的办法，一方面对劳工提出的要求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同时，通过这个协商谈判也对劳工的行为做出某种程度的约束。正是这种斗争与妥协带来的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集体谈判进而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与肯定，于是便产生了集体合同法律制度。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德国在19底颁布了《集体合同、劳工及使用人委员会和劳动争议仲裁法》。这个法律文件对集体合同制度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此后，194月又颁布了《集体合同法》，把该法纳入了德国统一劳动法之中。19法国制定了集体合同特别法，也纳入了劳动法典当中。芬兰在1924年也制定了集体合同法，瑞士在1928年也颁发了集体合同法。美国1935年颁发的《国家劳资关系法》中也对集体合同的内容做了专门的规定。英国是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产生比较早的国家，但是由英国的判例法的法律体系本质所决定，其集体合同立法相对滞后于其它国家，甚至滞后于其殖民地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战争和社会的动荡深恶痛绝，缓和劳资矛盾众望所向。欧美国家开始积极干预劳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法律，集体合同这种调整劳资关系的有效制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二战后各国都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劳动法律，许多国家都对集体合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给予认可。1946年到1950年的四年间，法国就颁布了多项涉及集体合同的法律。集体合同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发达的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也有一些发展。1958年非洲的加纳也制定了国家《劳资关系法》，1967年卢旺达制定了《劳工法》，1971年赞比亚制定了《劳资关系法》；阿拉伯世界国家如伊拉克在1970年制定了《共和国劳工法》，同年利比亚也制定了《利比亚劳工法》，同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制定了自己的《劳工法》等等，所有这些国家的劳工法或劳资关系法，其中都有关于集体合同的专门性规定。苏俄十月革命以后，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集体合同制度的经验，实行了按产业不同签订集体合同的做法，逐步在企业内部也开始实行集体合同制度。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建国后也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集体合同制定，用集体合同制定来调整劳动关系。

集体谈判产生于十八世纪末，集体合同制度形成于十九世纪初中叶，现代意义的集体合同制度实际上是完善于二十世纪中叶，业已成为世界各国调整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关系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被各国普遍采用

[1] [2]

篇4：“先例判决制度”在中国推行的可行性

“先例判决制度”在中国推行的可行性

“遵循先例” 是法治的普遍要求

一个至今流行而首先需要澄清的观点是，只有英美等普通法国家才实行“遵循先例”（staredecisis）制度，大陆法国家则以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为惟一判案依据。笔者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种观点被“普通法”和“大陆法”之间的表面区别迷惑了。实际上，只要考察一下法治程度比较高的大陆法国家，譬如德国和法国，就不难看出那里也存在着“先例”，有时甚至是十分大胆创新的“先例”，并且法院相当严格地遵循这些先例，只不过它们从来不用这个名称而已。反过来，在议会民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美普通法国家的先例也越来越多地为成文法所覆盖。况且“遵循先例”本身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否则，几百年一脉相传，“先例”就成了一条陈旧的“裹脚布”，或者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或者为发展的社会所抛弃，或沦为名存实亡的摆设。西方法院的实际操作表明，所谓普通法和大陆法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构。不论称谓如何，“先例”超越了传统和国界的隔阂，成为法治国家普遍拥有的制度。这或许说明，先例制度即使不是法治的题中必有之意，也是实现法治所无可回避的手段。

对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某种形式的“遵循先例”制度尤其必要，因为中国的法律被普遍认为用词抽象，关键术语并没有获得准确的定义，因而必须在适用中予以确定，且由于法院至今无权审查抽象立法规范，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即所谓“立法打架”现象）。在这个程度上，司法机构在解释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之余地，而如果我们所说的“法律”不仅是指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获得确定含义的立法规范，那么在个案审判中形成的司法解释必然构成“法律”的一部分。固然，中国宪法把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因为种种原因，人大常委会只是偶尔行使这种权力，并不能满足大多数法律获得准确解释的需要。法律解释的“权力真空”在某种程度上为最高法院下达的`众多“司法解释”所弥补，但这类解释也都是抽象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或事，因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可能产生歧义。这样，对于众多在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未能解释或解释之后仍存在疑义的法律条款，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它们最终在个案中所获得的意义仍然取决于审判官的良知、经验、职业素质以及其它一些难以控制的内在或外在因素。类似的案件获得不同的判决，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这是一个理性的法律秩序所不能容许的，因为衡量法治，且不论它是“良法”还是“恶法”之治，第一个指标就是其确定性和统一性。法治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因人而异的任意因素，而缺乏先例的司法制度恰恰不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确定与统一。如果同样的案情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甚至相同）的法院获得不同的判决，试问这样的法律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称之为“法”？

对“先例”的几点误解

“遵循先例”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案例才能成为“先例”？谁有权决定案例的先例效力？人们似乎对“先例”一词存在着一些误解，因而首先有必要澄清“先例”的意义。

误解之一：“先例”只是特定甚至“钦定”的典型案例，其它判决则不是先例。这并不是普通法国家所采取的观点。在那里，只要没有被后来的判决明确推翻，任何判例都具有先例价值，因而都应被以后的判决遵循。事实上，当事人能找到支持其诉因的先例数量越多，其诉求就越有说服力，因为这些类似的判例在一起增加了它们彼此的分量。事实上，某个“先例”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被众多的“后来者”所支持。固然，某些判例比其它判例的影响更大，因而更为著名，受引用的频率也更高。即使如此，是否采用某个具体先例的结论，主要取决于目前的案件和先例在事实上的相似程度，而不是先例的知名度。这部分是因为“先例”数量很多，因而构成了一个“先例库”，而即使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情形下判决的“先例”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因此，“遵循先例”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依靠比附：不论某个先例如何有名，如果它和本案的事实距离相当远，那么它对本案的判决也没有约束力，反之，即使知名度不高，但先例的事实和本案十分贴切，那么法官也不能无故忽视其存在，并在一般情况下应采取和先例同样的结论。换言之，“先例”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案例，而是一个根据具体案情加以区分的连续体系，每一个已经判决的案例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

[1] [2] [3]

篇5：PCT制度在中国实施状况的调查报告

PCT制度在中国实施状况的调查报告

根据2016年WIPO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①，2015年来自中国申请人的PCT申请共2.98万件，同比增长16.9%，连续三年在美国、日本之后位居世界第三。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PCT申请达4.50万件，同比增长47.3%;其中，4.22万件来自国内，同比增长48.5%;0.28万件来自国外，同比增长31.2%。为全面、持续、动态地掌握中国用户对PCT体系的利用情况和实际需求，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继续开展PCT制度在中国实施状况调查。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积极参与、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为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有利条件”要求，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走出去”的现实需要，今年的调查进一步扩展了范围，共召开7场座谈会，走访调研23家企业，回收调研问卷308份，涉及10个省市、15个行业;加强了针对性，围绕我国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情况、费用减免、PCT申请和检索质量、国际阶段增加沟通机会、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融合、彩色附图等延续性问题开展更加深入的调查，收集用户需求，并更加注重问题的反馈和结果的落实;同时关注PCT制度的发展，对PCT规则未来变革方向进行了思考。

二、调查的主要发现

(一)我国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平均数量仍然较少

根据WIPO发布的统计数据②，虽然我国PCT申请量增速明显，但进入国家阶段的平均数量仍然较少，2014年为1.1个(2013年为1.0个)，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3.1个，日本2.8个)，也低于南非(4.1个)、印度(2.8个)、巴西(2.1个)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问卷调查中用户认为未进入国家阶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阶段费用高(77.2%)，专利技术含量不高、授权前景差(56.1%)，申请周期长(48.8%)，海外市场有限(47.4%)和对国外法律制度和程序不了解(42.9%)。

除上述原因外，在座谈会和深度访谈中用户还指出，研发方向改变、成本控制、布局需要、竞争对手分布情况、目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也是评估是否进入国家阶段、进入哪些国家的考虑因素;有部分用户指出，其比较看重国际检索报告的参考作用，即使只希望在一个国家获得授权，也会选择PCT途径，通过国际检索报告结果决定是否进入国家阶段。

(二)期望扩大国际阶段官费减免范围

调查显示，申请费用高依然是影响我国用户提出PCT申请的重要障碍，国际阶段官费减免对于提升我国用户PCT申请积极性和进行前瞻性布局意义较大。部分用户反映，一些有价值的技术由于费用原因未能通过提交PCT申请进行海外布局。目前WIPO的费用减免政策仅惠及个人申请人，我国用户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高校、公共研究机构，希望能够享受国际阶段官费减免，或者对特定用户在国际检索报告评价正面的时候给予减免。如果扩大减免范围，58.1%的用户(56.2%的企业用户和69.0%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用户)表示会提交更多的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意愿也会更强;而且费用减免比例越高，对申请意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当费用减免90%时，用户表示申请量可能会增长68.8%，显著高于减免75%时的44.5%(减免50%时为26.4%，减免25%时为11.6%)。

(三)期望进一步提高国际阶段工作成果质量

调查显示，我国用户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的国际检索报告质量总体满意并且满意度大幅提高，85.7%的用户表示质量较高(2015年60.9%，2014年57.7%)，12.3%的用户表示质量一般，仅有少数用户表示质量较差或很差(2.0%)。

在问卷调查中用户反映目前的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过多使用公知常识进行评价(26.1%)、外文及非专利文献引用率低(21.7%)、检索不够全面(16.7%)、评价过于严苛(15.1%)、说理不够充分(14.1%)、对本领域技术理解不透彻(13.4%)。深度访谈中，部分用户提出希望提高外文文献引用率，对相关度差别不大的中文、英文对比文件，书面意见尽可能采用英文对比文件，以提高国际检索报告在国家阶段的认可度;希望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充分考虑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和技术贡献。

对于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宽严”尺度的把握情况，70%以上的用户认为比较客观准确，少数用户认为偏严厉(15.1%)，仅有个别用户认为检索报告偏宽松(4.1%)。对于偏严厉的书面意见造成的影响，71.2%的用户反映会在参考检索报告后放弃进入某些国家的国家阶段，41.4%的用户反映对部分国家的审查授权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偏宽松的书面意见造成的影响，51.7%的用户表示有可能会根据该意见盲目进入国家阶段，却最终未能获得授权，造成经济损失。关于未来的改进，10.2%的用户提出，出于海外授权或使用PPH等考虑，希望在检索尽量全面的前提下，书面意见尽可能宽松;但是，大多数用户(87.4%)认为宽松的书面意见会影响专利权的稳定性和质量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检索报告的公信力，导致申请人的判断和决策有所偏差，希望评价尽量客观。

(四)期望国际检索阶段增加沟通机会

2016年，78.1%的用户表示非常必要或者比较必要在国际阶段增加与审查员沟通的机会(2015年为70.9%、2014年为85.4%);其中，高校及科研机构认为非常必要或者比较必要的比例最高，达到84.8%，企业和代理机构的比例分别为75.0%和80.8%。国际检索报告是用户后续决策和国家阶段审查的重要参考，用户希望通过沟通使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更加准确客观，提高检索报告及书面意见质量。

关于如何启动沟通，部分用户建议采用申请人请求制或者当审查员发现X、Y类对比文件时，通知申请人。关于沟通产生的费用，用户表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

(五)期望加强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的融合

调查中，78.3%的用户表示支持加强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的融合(2015年和2014年分别为50.0%和48.2%)，认为国家阶段更多参考国际阶段成果可以减少重复工作，提高国家阶段效率，减轻申请人负担，提高可预期性，希望在保证国际阶段工作质量的基础上，国家阶段不再检索新的对比文件。

对于加强国际阶段与国家阶段融合的具体措施，用户的反馈是：(1)当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若国际检索报告的评价是正面的，99.0%的用户希望各指定局给予加快审查(PCT-PPH)，或者减免国家阶段的费用;(2)69.7%的用户表示支持国家阶段强制答复负面意见制度，30.3%的用户表示反对，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对申请文件进行了修改，国际阶段的意见已经不再适用;(3)有63.9%的用户认为统一各国国家阶段的审查标准有必要和非常有必要，和2015年(65.0%)大致持平，较2014年(48.3%)有较大幅度上升;(4)对于检索结果自认，即当国际检索单位和国家阶段审查机构是同一个且审查文本未作修改时，国家阶段就不再检索，直接按照国际检索报告的检索结果发通知书，88.2%的用户表示欢迎，认为同一个审查机构的检索和审查标准应当一致。

就中国申请人提交的PCT申请再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情况来看，2012年至2014年，来自中国申请人的PCT申请分别为1.86万件、2.15万件、2.55万件③;这些申请中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数量分别为2713件、3412件、3341件(部分2014年的申请，自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起未满32个月，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尚未届满，故3341并非最终数据)④，占当年PCT申请量的比例分别为14.6%、15.9%、13.1%。部分用户反映，来自中国申请人的PCT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指定局的审查意见和作为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深度访谈中，部分用户提出，为了获得更加全面、权威的检索报告，提升国际阶段工作成果的'价值，减少进入国家阶段花费大量时间和费用却无法获得授权的情况，对部分申请有使用协作式检索和审查的需求。用户希望参与方在国家阶段直接承认自己的检索结果，或者给予费用减免和优先审查，藉此提升检索结果在国家阶段的利用价值。用户希望费用不要过高;可以允许申请人先提交中文申请文件，在要求的期限内补交英文译文;可以允许选择协作检索的国际单位。关于检索结果呈现方式，用户建议即使由主审局融合各局意见做出一份检索报告，仍要列出各局的检索结果和书面意见，以便审视其他局的检索结果和审查意见，对国家阶段的审查进行预判。

(六)期望允许申请人提交彩色附图

如果允许，75.4%的用户表示会提交彩色附图(2015年，49.9%的用户表示提交彩色附图非常必要和比较必要;2014年为50.5%)。生物、化学、医药等领域的用户对于提交彩色附图有比较迫切的需求，认为彩色附图能够增强表现力和区分度。在24.6%选择不会提交彩色附图的用户中，多数(60.8%)是出于对国家阶段仅接受黑白附图可能导致法律风险的担忧。66.8%的用户支持修改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首先允许在国家申请中提交彩色附图。

现阶段绝大部分成员国的国内法仍要求提交黑白附图，如果在国际阶段允许提交彩色附图，为降低或者避免进入国家阶段之后的法律风险，目前有两种相对可行的方案：一是在《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以下简称PCT细则)中明确规定申请人可以同时提交彩色附图和黑白附图;二是国际局开发统一的转换工具，将申请人提交的彩色附图转换成黑白附图，由申请人确认后进行国际公布。其中，仅接受第一种方案的用户比例为50.9%，仅接受第二种方案的用户比例为42.5%，认为两种方案均可的用户比例为5.5%，选择“其他”的用户比例为1.1%。

(七)谨慎欢迎包括PCT体系在内的国际专利制度的未来变革

深度访谈中，60.9%的用户提出，海外布局涉及的国家多，语言繁杂，规则复杂，获权周期长，各国法律制度及审查标准不一致，工作量和经济压力大，欢迎国际专利制度的改革，尤其是技术更新迭代快、对“快获权”要求更为突出的互联网相关技术领域的申请人需求更加迫切。部分用户则持谨慎态度，一方面原因是其面对的专利诉讼较多，认为改革会使得NPE更加活跃，带来更大的诉讼压力;另一方面原因是其对于PCT等规则运用相对成熟，可以承受海外专利布局带来压力，并且对于“快获权”的要求不高。部分用户提出，现阶段希望五局通过数据库共享、能力培养和质量建设等方式，加强工作成果的共享，提升PCT国际阶段工作成果的价值。

(八)其他需求及建议

国内用户对利用PCT 途径尽快获得海外授权依然有较高需求。部分用户表示迫切希望我国和印度、巴西建立PPH合作。此外，只有21.3%的受访用户使用过PPH。在78.7%未使用过PPH的用户中，75.9%(74.1%的企业、86.5%的高校和科研机构、65.4%的代理机构)的用户表示未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对PPH不了解。

深度访谈中，部分用户提出，美国的信息披露声明制度(IDS)，欧洲专利局“一类一独权”规定，阿联酋、沙特、泰国、阿根廷等国家的公证认证制度，以及各局关于申请文件撰写的形式要求差异较大，希望推动各局程序性和形式性要求的协调。同时，用户对我国PCT申请国际阶段电子申请及审查系统(CEPCT系统)功能的提升还有不少期待，希望该系统能更加稳定，功能更加完善，运行保障更加到位。(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①参见WIPO发布的《2015年PCT条约年度回顾》。2015年，美国PCT申请5.74万件，比2014年减少6.7%;日本4.42万件，比2014年增长4.4%。

②参见WIPO发布的《2015年PCT条约年度回顾》。

③数据来源：WIPO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

④根据CPRS系统数据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