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分数无法承受国计民生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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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高考分数无法承受国计民生的重量
高考分数无法承受国计民生的重量
我国将逐步规范和清理高考加分项目，“规范特殊类型招生和高考加分政策”。记者了解到，教育部的加分规定只有14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却有近200种的加分规定。教育部表示，对于高考加分政策实施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必须认真清理，逐步减少奖励性加分项目。（法制晚报4月26日）
距离高考只有40天左右的时间，能考多少分大概学生和家长心里都有数，都在静静等待那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检阅，很多人寄希望于命运能够由此改变。
如果非要为备受诟病的应试教育找一个光鲜的存在理由，那么公平无疑是最大的借口，苦读十余年的'每一个学子都有相对公平的机会。但是，随着高考制度的不断沿革，素质教育未有根本起色，公平的那条起跑线也越跑越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考加分政策已和择校费、大学高学费一起，成为公众心中的三大“教育不公平”，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让高考重新“Luo”起来。
且不说体育特长生和航模特长生近几年滋生了大量腐败问题，即使是真材实料的特长生，就应当以考分作为奖励手段吗？事实上，很多具有体育特长的考生，未必在大学里进入体育专业学习，那无疑就会产生一个搞笑的局面――因为他跑得快，所以他比你有资格学习法律。书本知识不是全部，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没有错，但值得反思和调整的是教育和招生制度，而非现行条件下的分数奖励。
放眼全国，各地教育环境和水平参差不齐；聚焦个体，每名考生的履历家境各不相同。农民的孩子也许没有见过航模，但他没准是个种地的天才，能加分吗？应试教育无法保证绝对公平，加分政策更是在相反的方向设置障碍，那个看似简单的分数根本无法承受国计民生的重量。
篇2：媒体时评：全民高考焦虑无法承受之重
媒体时评：全民高考焦虑无法承受之重
每年的这几天，高考都是一成不变的“主旋律”，考生紧张，考生家长紧张，亲戚朋友甚至全社会都跟着紧张，而且似乎是一年比一年紧张。今年高考已经结束，但围绕高考的话题仍在升温。
话题之一，与冲突有关。在江苏南京，部分考生家长主动充当了交通协管员，在考场附近见人拦人、见车拦车。还有人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因为推着自行车跟邻居的高考一家三口挤同一个电梯而被指责。考生家长这种近乎希望“地球围着自己转”的做法引来其他人的不满。
话题之二，与谎言有关。高考刚一结束，媒体就曝光了几个“善意的谎言”。5月27日下午，安徽芜湖考生沈飞的父母不幸遭遇车祸，母亲抢救无效身亡，父亲至今躺在医院重症病房。为了让沈飞安心高考，家人、交警和学校共同编织了一个凄美的谎言，让他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母亲去世噩耗的人。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陕西西安的刘庆身上，为了避免她在高考前受到打击，母亲将父亲去世的消息隐瞒了两个月。
这些善意的谎言引起不少讨论和争辩。有人认为，这样的.决定和做法是理性选择，因为告不告诉子女可能都无法挽回亲人的生命，不如让他们安心考试；也有人认为，高考可以重来，父(母)却无法重生，不该剥夺他们见父(母)最后一面的权利，这么做太不人性了。
究竟要不要把一些可能影响情绪的消息及时告诉考生，这的确是个问题，相信每一个家庭在具体抉择时也面临各种纠结和权衡。孩子的心理素质如何、敏感程度如何、和亲人的感情如何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谎言不够高明或者孩子足够聪明，说谎的危害可能更大。
出现上述种种紧张、焦虑、纠结情绪，有高考确实关键、对改变考生前途命运意义重大的因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大环境使然。整个社会对高考的关注程度、焦虑程度无形中营造了一种“气场”，作为当局者，有些家长紧张得近乎凌乱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对，做到什么程度才够。不难想象，这些小心得大气都不敢喘的家长将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其说是解压不如说是施压。
而这样的紧张氛围不过是在高考这两天集中爆发而已，对考生来说，可能早早就进入了这种“气场”。“倒计时×天”的牌子早已悬挂在学校、教室，凡事以考生、高考为重早已贯彻于家庭的每一个规划和决定，多少天不看电视，早早开始吃各种补品、吸氧甚至打营养液，包括各路媒体对高考“长枪短炮”的关注，等等。正如有人总结的，“高考让日常生活疯狂，日常生活加剧高考疯狂”。
最近，不少媒体都在关注高考成本变迁的话题。除了显而易“算”的经济成本支出，精力、精神成本的支出或许更加超出预期，一些家长的高度紧张和烦躁情绪使周围人甚至整个社会都跟着一起焦虑，以至于造成了考生在高考前经不起一丝“风吹草动”，以至于一切坏消息尤其是涉及亲人生死的消息都得对考生“屏蔽”。
因为高考，不能轻易悲伤。因为高考，那些关乎正常社会秩序的东西都得暂时让路。这一切刻意和善意的背后，人们可有反思孩子们真有如此脆弱，经不起大的悲喜吗？为孩子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各种选择就是最好的保护？今后的每一个高考，我们是否还要在全民焦虑中度过？
篇3：工资无法承受之重 高考“升学宴”变“敛财宴”
工资无法承受之重 高考“升学宴”变“敛财宴”
【百姓点题】
临澧县一名姓李的公务员反映说，该县大街小巷悬挂着标语：党员干部不许借孩子考学之时办酒宴敛财，可是县里的餐馆这段时间的“升学宴”还是特别火爆。作为一名公务员，一个月元左右的工资，如何承受得起一个月好几次、每次一般都要200元的贺礼?真希望能刹一刹这股歪风。
【记者追踪】
临澧县纪委：纪律有规定 但无人举报
8月23日，记者就此事来到了临澧县纪委，纪委纠风办一位姓黄的主任介绍，近年来，每年高考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有不少人因子女金榜题名，在酒店宴请亲朋好友表示庆祝。子女升学虽然是件高兴的事，但加重了干部职工的经济负担，并影响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为推进廉洁临澧建设，倡导文明之风，净化社会风气，县纪委、县监察局从7月9日开始，向全县各单位发出了坚决制止国家公职人员借子女升学之机大操大办违规办酒宴敛财的通知，并在县电视台连续播出20天;在全县各大宾馆酒店悬挂了严禁违规办酒宴的宣传标语。另外，还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 。
黄主任说，事实上，近几年来，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向社会公布了对国家公职人员借子女升学之机大操大办违规办酒宴的诫令，但是，从来没收到过任何人的举报。这当然并不是意味着就没有国家公职人员办酒宴，而是从一般人的心理来说，虽然对这种违规办酒宴心存埋怨，但顾及友情和关系，一般不会去举报。
读者七嘴八舌论酒宴反对者成主流
办“升学宴”之风自然不是临澧县所特有，在很多城市甚至乡镇的一些酒店门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为某某升学祝贺的标语。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对办酒宴表示的无奈和反感。最近，就有不少读者就此问题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
长沙读者姚欣：我是一名机关干部，每月工资约3000元左右，但几乎每月都要花费一半左右的收入来支付人情。办酒宴的名目很多，婚丧嫁娶自不用说，孩子升学、生日甚至包括搬家等，都不得不去庆贺，且这几年酒宴的行情见涨，少则200元、多则四五百元，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开销，真叫人苦不堪言。
益阳读者张健：我痛恨办酒宴。前，我结婚、生子都没有操办，但想想这么多年送出去的钱，我真觉得亏。于是，借这次孩子考上大学我办了酒宴，不为别的，只为挽回点损失。
湘潭读者陈利平：我是一个企业职工，今年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我十分高兴，也希望亲朋好友一道分享我的快乐。于是，我在酒店办了几桌，主客都十分开心。我认为，只要不是以敛财为目的的大操大办，小范围的'庆祝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石门读者欧阳：我是一名普通村民。过去，我们这里办酒宴之风也十分厉害，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镇政府只得出了一个硬规定：除了婚丧嫁娶，一律不准办酒宴，现在办酒宴之风确实比以前收敛多了。
省直机关李先生：过去，我也一直为沉重的人情账而烦恼。后来，我们单位同事之间就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谁想办酒宴都行，但被请者不送礼金。这样一来，办酒宴者明显少多了。我将此方式向朋友及亲戚推广，他们也觉得好。
【主持人语】
眼下，“升学宴”如同八月的天气一样，十分火爆。多年的心血终于见到了回报，请亲戚朋友和教师聚聚以表谢意，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如今一些“升学宴”演变成了“攀比宴”和“敛财宴”，笼罩上物质化和庸俗化的阴影后，“升学宴”便失去了它的初衷，变了味，令人难以下咽。特别是当升学宴的主人是国家公职人员时，其动机就很难摆脱以权谋财的嫌疑了。因此，我们不能让“升学宴”演变成敛财的社会陋习，更不能让它来败坏党风党纪。（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篇4：小伙患病边打吊针边高考 分数超一本无法报到
安徽坚强小伙如今在接受救治，学籍成了问题，来帮帮他吧
扬子晚报网讯据《南京晨报》报道（记者朱福林）18岁的徐立伟躺在南京脑科医院的病床上，眼睛有些红肿。一个多月前，徐立伟的眼睛胀疼难忍，被送到了滁州来安大英镇卫生所诊治，在治疗之后病情没有好转，于是在7月17日被送到了南京市脑科医院，被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徐立伟的主治医师宋丽艳告诉记者，徐立伟早在今年5月份就出现症状了，一直拖着没有就诊，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徐立伟正住在医院接受治疗。记者宋宁摄小伙硬撑两个多月，边打吊针边高考
徐立伟是安徽滁州来安县大英镇五岔村人，父母常年在南京打工，他实际上就是一位“留守”少年。徐立伟的表姐陶洁告诉记者，徐立伟还有一个哥哥，也在外打工，徐立伟很早就是一个人在老家，自己照顾自己。从初中开始，他就在镇上的服装厂打工，在工厂的后道做搬运工，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全天的工资是20元。
今年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大英中学读高三的徐立伟，在参加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昏了过去，被同学们抬到学校医务室打吊针挂水。当时的校医提醒徐立伟，他的营养跟不上，身体免疫力不好，要多注意休息。随后，徐立伟多次感冒发烧，继而发生呕吐。南京市脑科医院的医生表示，徐立伟5月份出现症状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脑膜炎病症初期。当时，他的父亲在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母亲则在南京湖南路一家饭店里打工，高考在即，没有人照顾徐立伟，他自己硬撑了两个多月。
今年6月份高考期间，徐立伟又发高烧，小伙子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坚持参加高考，最后考出了557分的好成绩。今年安徽省一本录取分数线是544分，徐立伟的高考分数超过了一本分数线13分，最后被安徽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录取。
病去如抽丝，大学学籍成了问题
高考成绩优异，并没有减缓徐立伟的病情。7月17日，徐立伟被送到了南京市脑科医院后，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治疗。但是，由于小伙子在病发后硬撑了两个多月，其结核性脑膜炎已经很严重。入院后，他经过了多次腰部穿刺注射，但是炎症并没有被控制住。主治医师宋丽艳告诉记者，徐立伟接下来的治疗，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另外，在其右侧脑室三角区还发现了异常信号，有可能是脑膜瘤或者脉络丛乳突状瘤。
徐立伟的重病，让这个安徽的贫困家庭立即陷入了困境。徐立伟的父亲告诉记者，家里一共就一万多元积蓄，入院的一个多月花了6万多，都是亲戚朋友凑的。为了筹集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徐立伟的父母愁到白头。更让他们发愁的是，徐立伟已经从大英中学毕业，但是还没有到安徽师范大学报到，处于“夹心层”的徐立伟被安徽师范大学告知，大学入学时间最多延迟一年，如果一年之后还不能报到上学，那就有可能会被取消学籍。
拖着病体，打着吊针拼到的录取通知书来之不易，但是如果徐立伟治疗期超过一年的话，那么这本来之不易的通知书就要成为废纸了。这让徐立伟和家人担心不已。
转院去上海，坚强小伙继续坚强
“徐立伟的情况不乐观，结核性脑膜炎患者治疗时间比较长，而且有的患者还会反复发作。”徐立伟的'主治医师宋丽艳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建议患者家属转院去上海华山医院，他们那里的治疗更为先进一些。面对这位品学兼优的花季少年，尤其是得知他来自安徽贫苦家庭，宋丽艳也动容地向记者表示，“希望大家能帮帮他”。
徐立伟的表姐陶洁告诉记者，在安徽老家的亲戚中，大家对徐立伟都最怜爱，因为他从小懂事，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都安排得稳稳当当，而且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在假期打工补贴家用。让他们最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家公认的最懂事的表弟，却在跨进大学校门之前得了这样的病。
昨天，就在记者截稿前一刻，陶洁告诉记者，徐立伟高烧40度，已经连夜转往上海。考虑到徐立伟是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有可能进入肺部造成感染，他们已经遵照医嘱，入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进行隔离治疗。在转院的时候，高烧之中的徐立伟还安慰身边的父母亲人，让他们不要替自己担心。
篇5：复旦招办主任讲话：模考成绩无法估出高考分数
模拟考成绩无法估出高考分数
复旦招办主任郑方贤提醒学生和家长――
3日在上海体育场举行的二本类院校招生咨询会上，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家长考生喜欢用模拟考试分数预估高考分，他们往往拿着模拟分数问各高校的老师：“我这个分数能进你们学校吗？”
复旦大学招办主任郑方贤认为，目前两个趋向很明显，一是中学的模拟考题难度大，考分偏低，实际效果是影响了学生的报考信心，很多一贯优秀的学生在模拟考的打击下，对获得高考高分失去信心，对报考名牌大学心存恐惧。另外，不可忽视的一面是高考难度不断降低，高考得高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往往在高考后，许多考生获悉得到高分已经是追悔莫及，因为，他们以模拟考为依据，失去了报考一流大学的机会。
郑方贤认为，模拟考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但不能拿它去对应高考分数。首先，应该是以模拟考试成绩所表明的相对排位信息作为主要参考，即这个学生在其中学的排名、或者在区内的所有考生中的排名。因为，绝对分数没有参考意义，在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中的相对排名才具有其稳定性。
其次，以这个排名为基准，参照去年这个位置的学生的高考成绩，再对应去年各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可以基本定位与其估计分数合适的一批院校。最后，根据对这些院校的深入了解（包括往年的录取信息），选定一所学校。
郑方贤说，对于上海考生来说，由于实行平行志愿填报模式，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但是，考生还要明白一点，A志愿未必是最重要的，B还是C志愿的填报对考生而言，才是关键的一步。从去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被招生院校以A志愿录取的考生比例不超过25%。所以，考生应该将最理想的院校排在C位置，这样为自己留出了更多冲击名牌大学的空间，当然对于偏保守的学生来说，把最适合自己的院校放在B位置也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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