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文范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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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马克思论文
马克思论文3000字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着力点》
摘 要：新形势下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需要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努力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内容讲准讲对，突显理论魅力，忌附加;达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深度，把道理讲通讲透，突显其理论特质，忌肤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新情况新变化提出管用的新东西，把理论讲活讲实，突显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当代生命力，忌教条;精选教学材料，讲究教学艺术，把理论有效贯彻下去，增强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忌粗糙。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堂教学效果;授课着力点
新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在编写内容上呈现出五个特点：辩证处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涉及范畴多，观点集中，理论视野宽，理论境界高;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观点的引用和阐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当代生命力得以彰显;选材组材贴近现实，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得到适度回应。鉴于新修订“原理”教科书在内容上所呈现出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讲授“原理”要在“准”、“深”、“新”、“精”上下工夫。
一、讲授“原理”力求讲“准”
所谓讲准，就是要面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在授课内容上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理论讲真讲对，突显其理论魅力，忌附加。这涉及到教师在课堂上讲不讲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四个分清”的要害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1.认真钻研教学材料，把认识统一到新编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上。备课的基本依据就是教科书，备课中教师需要深刻领会和研究新编教科书的精神和内容。《原理》课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就是教科书，否则就会出现内容失当甚至错误，也不会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原理》这本教材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权威性、严肃性和针对性，需要与相关的教育教学材料区分开来，吃准吃透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再联系当代大学生所关心的热点、焦点和难点等思想实际，才能精心编写出富有针对性的授课提纲和讲义。
2.自觉研读经典着作，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对包括从事“原理”课教学的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基本要求，达到这一要求的最好办法就是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研读经典着作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较为系统地研读，这需要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二是带着问题读、把基本原理与当代现实问题相结合，这需要高屋建瓴，实现经典与现实的对话;三是把握经典着作的思想精髓、领会其精神实质，这需要深入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只有自觉研读经典着作，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3.关注学术争鸣，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辨别力。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争论异常激烈。应该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主流。如在哲学方面，“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追寻马克思”、“为马克思辩护”始终是主流意识;在理论经济学界，通过世纪末以来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持久、激烈争论，教科书还是扞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杂音也不容忽视。就拿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来说，经过1956年、1962年、1979年和以来的四次争论，论辩主题由主要围绕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发展到物化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甚至有学者从劳动价值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及适用范围到理论内核与分析逻辑，进行了所谓反思，全面质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合理性与合法性。
如果对学术论坛不闻不问，对学术争鸣一无所知，就不可能提高理论敏感度，也不可能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学术争论中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鉴别力，对非马克思主义就不具有必要的免疫力。如此，要在课堂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一句空话，更不要说突显其理论魅力、把理论讲准讲对了!讲授“原理”，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不行，但对文本的理解一知半解、浅尝辄止也不行，而是要达到其应有的理论深度，领会其精神实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
二、讲授“原理”力求讲“深”
所谓讲深，就是要面向历史纵深和当代西方理论思潮，在比较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在授课内容上力求达到经典作家的理论高度，把道理讲通讲透，突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忌肤浅。这涉及到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1.完善知识结构，开拓理论视野。中宣部、教育部5号文件明确规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新方案体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要求，特点是有史、有论、有应用，有利于大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从历史与现实应用的有机结合中，全面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这就要求教师应具备较宽的理论史知识，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等。没有理论史的支撑，讲课就会缺乏历史感、纵深感和立体感。
此外，教师还应具备诸如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等相关专业方面的知识。金吾伦教授在其论着《生成哲学》中，以当代科学实验中出现的“夸克幽禁”为例，提出了“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论断，并以此质疑“物质可以无限可分”的哲学论断。对此，如果缺乏科学哲学方面的常识，就不可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解释。不仅如此，不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时空的二重性原理;不了解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运动的状况和规律，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观;不了解系统论，就不能把黑格尔的矛盾观加以深化;不了解现代科学对近代经典科学的超越，就不可能使机械决定论推进到辩证决定论的高度，等等。同样，缺乏必要的经济哲学常识，就不能有效地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之网把握经济理论、通过理论体系呈现其理论意义。相反，就可能陷入个别范畴的无谓纠缠、甚至陷于应用层面的非基本概念的解释，不能自拔。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成了技术层面的应用经济学，不仅时间不够用，更谈不上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突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了。
2.进行比较对话，彰显理论特质。这里的“比较”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把马克思的理论与其以前的理论(含同时代人的理论)进行比较，看它是在何种意义、何种层次上超越了旧理论;二是把马克思的理论与现代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看它是在何种意义上、何种层次上不可超越而必须加以坚持和发展。
关于第一点，教学过程中可以深入思考和着重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旧哲学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意识观、辩证法、认识观和社会历史观?其二，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破解了“李嘉图之谜”，把剥削论推进到科学的剩余价值论的理论高度?其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把马克思的理论与现代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只有进行二者之间的比较才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呈现其理论特质，划清二者的理论界限，突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推进的过程中，要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话语主导权，这一点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另一方面，进行二者之间的比较又是可能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实现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经济繁荣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创立的，本质上属于现代思想和话语体系，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虽然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但现时代仍然属于资本主导的历史时代。
例如，通过把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进行比较，能更好地认识到效用价值论、特别是边际效用价值论鼓吹者的辩护本质。西方学者出于辩护的需要，可以随意捏造数据，如[美]庸俗经济学家凯里为了鼓吹收入均等化思想，不惜捏造出分别用石斧、铜斧、铁斧、钢斧从事生产时，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份额之比分别是1：3、2.66：5.33、8：8、19.20：12.80;可以编造社会福利函数，如伯格森、萨缪尔森编制的社会福利函数公式是：W=F(Z1，Z2，……);可以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如加尔布雷思断言美国已经消除贫富悬殊现象，认为现在美国已经富裕到了“死于实物太多的人比饿死的还多”，富裕到“特别是男人，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3]。如此等等。很具伪装性、隐蔽性、欺骗性和虚伪性。研究表明，现代西方效用价值论在理论旨趣上，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对抗社会主义运动;维护“财富所有主”的利益，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以推行平均主义为名，行功利主义之实。在基本观点上，坚持社会本态论、消费主导论和阶级调和论，以科学为名，行辩护之实。在方法路径上，窄化研究对象，简约经济现实，悬置假设前提，以科学实证为名，行操作主义之实。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准讲深的基础上，也要出新，以突显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感，展示其当代生命力。
三、讲授“原理”力求出“新”
所谓讲新，就是要面向新时代、新实践和新实际，运用新的知识背景和视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理论，在授课内容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新情况新变化提出管用的新东西，把理论讲活讲实，突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生命力，忌教条。这涉及到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创造性地讲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1.关注学术动态，把握学科前沿。学科前沿问题，往往就是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理论折射。关注学术动态，把握学科前沿，是捕作现实问题的特有方式，为理论联系实际所必须，不仅需要一定的学术积淀，具有必要的理论激情，更要有面向实践的理论勇气、服务现实的理论旨趣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一方面高度关注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和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始终关注学术动向、跟踪学术前沿，悉心搜集创作素材，哪怕是手头有一本自认为重要的书还没有看，就不会动笔写作，并以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修改文稿。马克思说：“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4]为的是使它们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5]，以向资产者的脑袋发射最严厉的炮弹。正是因为这些，马克思自豪地说：“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6]。讲授“原理”需要把握的`学术前沿问题较多，但可以集中跟踪研究和把握诸如实践唯物主义、经济价值论等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
2.紧密联系实际，拓展理论空间。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原理”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现象、新变化和新实践进行研究，力求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这也是这本教材的一个鲜明特点。
四、讲授“原理”力求讲“精”
所谓讲精，就是要面向教学对象，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在授课中精心选择教学材料，讲究教学艺术，把理论有效贯彻下去，增强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忌粗糙。这涉及到教师在课堂上如何简明扼要地讲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说，讲马列要精，要管用。我们在有限的公共课课堂上，更要注意这一点。
1.理清思路，着眼整体。新编教科书克服了传统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条块式地编写模式与体系安排，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致力于从整体上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授课中，理清思路、把握整体的关键是，把握教科书的逻辑思路。对于“原理”教科书的逻辑思路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加以把握与梳理。
从篇章结构看，绪论是引子、统领;前三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物质世界及其运动规律、人的认识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前三章所阐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应用到现实中，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第四章和第五章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运动规律，即通过劳动价值论揭示商品经济及其发展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论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第六、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和逻辑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级目标和最高任务，即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从理论视角看，客体视角上可以沿着物质及其运动、人及其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及其发展加以把握;主体视角上可以沿着实践者、历史创造者、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加以把握。
2.攻克难点，把握重点。所谓攻克难点，就是要全面深入地理解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马克思的实践观问题、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等等。我们认为，这几个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瓶颈，对于把握新教材、讲好“原理”至关重要。其中，对于商品价值源泉问题的理解，关键要弄清楚：劳动在何种意义上是价值的源泉?我们的理解是，就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是主体性活动而言，活劳动主导死劳动;就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是对象性活动而言，脑力劳动主导体力劳动;就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是创新性活动而言，创造性智力因素主导基础性智力因素;就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是社会性活动而言，抽象劳动统摄具体劳动;就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是中介性活动而言，延伸态劳动及其关系主导原生态劳动及其关系。“原理”教科书的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在技术上可以结合全书所列57个教学要点和51个关键词以及所设置的53个思考题加以把握。
3.立足现实，精心选材。讲课时，要选择那些能更好地承载我们教学目的的教学材料。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原理”课教学中力求使青年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所以要注意选择能够体现和有效贯彻教学目的的材料。联系实际时，要把现存问题与现实问题区分开来，去芜存菁，善于舍象，紧紧扭住体现时代特征、反映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现实问题，致力于解答时代课题。避免当下琐碎问题的无谓答疑。当然，所选择的材料也不能脱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让他们感到不着边际。这方面马克思曾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创作《资本论》时从分析商品开始，“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7]，所以教学组材选材中努力做到见微知着、立意深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3，3：382.
[2]思想理论教育导刊[M].高等教育出版社，：22.
[3][美]加尔布雷思，徐世平译.丰裕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72.
[4][5][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人民出版社，1976：158-159、196、18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44卷：10.
篇2：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3000字
《浅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本文首先从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的过程出发马克思实践的基本内涵，包括实践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是人的对象性的客观活动，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等。其当代意义在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即发扬实践哲学的主体论思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践创新思想，和对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重大意义，最终得出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当代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地位的结论。
关键词：马克思 实践哲学 意义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立过程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形成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他对实践有着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实践思想的萌芽是在1841年开始创作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首次提及了“实践的观点”，但此时他所讲的“实践”是脱离开客观物质的精神上的实践。后来马克思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工作时期对实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看到了生产实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创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得到了深化，此时他看到了实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理论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最终确定是在创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此时马克思明确了实践的内涵，从而确立了实践在马克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1、博士论文时期首次提出“实践的观点”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开始创作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他说：“当意志从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走出来，转而面对着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来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殊的现实。”虽然当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但他已经敏锐的将实践理解为主体与客体联系的中介，看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理论批判活动，从而赋予实践以客观现实的意蕴。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说讲的“实践”是脱离开客观物质的精神上的实践。
2、《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对实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马克思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工作时期对实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看到了生产实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理论的批判是不行的，必须通过现实的手段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了许多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理解为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也指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把政治解放推到人类解放的进程。另外，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理论批判和革命斗争的关系。其中，马克思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460页 由此，马克思把实践看作是改造社会的物质活动，而不是思想上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奠定了基础。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科学的世界观接近
马克思在1844年3月至8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理解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指明了实践的基本内容，并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等特征。他吸取了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从物质生产活动的角度对“劳动”这个概念作出了哲学理解。他认为，劳动不仅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主要在感性的物质劳动的意义上理解实践，他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是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指出，人和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只能消极的适应自然，人类却能按照自己的目的能动地改造自然，不仅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改造自然界本身，即使自然界人化。同时，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主体对象化必须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实现。
在《手稿》中，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实践观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概括如下。首先，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即生产实践。其次，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也分析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强调指出，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外部自然界，也就是说把主体的活动规定为对象性的活动。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再次，马克思还初步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认为“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证实的理论的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这都表明，马克思正在向科学的实践观接近。
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实践哲学形成的标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概括和总结，是《手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知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而且也把实践引入历史观，确立了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唯物史观发展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曾称这一《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首先是由于它以实践为中心，论述了新世界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在《提纲》中把“实践”作为他的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马克思在《提纲》的开篇，就深化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于是他从实践观点出发，揭示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可以说，马克思是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把实践规定为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并划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界线，“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把这种唯物主义定义为“直观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应当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也就是说，如何理解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的重要依据。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提纲》的最后，马克思在总结自己的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对立时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又在《提纲》的第11条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做了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自己的哲学同旧哲学在理论立脚点和根本目的上的对立。就唯物主义不懂得人的实践性，因而也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及其历史发展，它的立脚点是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个人;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全部社会联系和关系，也即社会化了的人类。旧哲学家们不懂得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只是这样或那样地解释世界;新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去“改变世界”，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来研究者把他的“新唯物主义”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被看作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形成的标志。
5、《德意志意识形态》实践观的成熟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对实践哲学进行了发展。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的新唯物主义路线，这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或“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或“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 在《形态》中，马克思称自己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如“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实践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从而再一次强调了其“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标志着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他的实践观的成熟。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内涵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概念，也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不仅把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问题理解为实践问题，而且还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在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存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应当当作实践去理解等，这主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阐述了其科学的实践的.概念。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由于离开了人的生产劳动而去理解实践，所以大多数人把实践理解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而没有把实践的能动性同物质性结合统一起来。但马克思却发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的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并且生产劳动既体现着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本质，同时又属于感性的物质活动，从而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哲学首先把实践看成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基本形式，当作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感性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使用一定的工具，采取一定的方法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动的物质活动。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人把他们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即使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处于基础性最为重要的地位，翻看文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实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只能通过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来大致分析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内涵，以及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
首先，实践作为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人的客观现实性的感性活动。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衣、食、住以及其他的物质性生产工具人们才能生活，而人也只有在生活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创造历史。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可以说，生产实践不仅造就了人类，也成为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因而，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力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基础，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也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才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其次，实践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客观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互为对象性的现实性活动。没有互为对象性的关系，就不会产生和构成实践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对象性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创立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创立活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 这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人以外物世界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同时外部世界也改造人。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因此在《提纲》第1条，马克思就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
再次，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人和动物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即实践。虽然动物的活动也具有“感性“的客观性，但它不是实践。这是因为，动物的活动是没有思想、目的指导的本能活动。这种本能活动只是顺从自然的活动，只是消极地适应外部环境而不能按照目的去改变环境。人则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动物，他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自身内在的尺度要求来使客观世界按照人的意志和要求得到改造，从而使客观对象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可以说，人在劳动中不仅使对象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对象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最后，实践是社会性的历史活动。人的实践力量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每一时代的人都只能在继承前人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活动。每代人把前人的实践力量纳入自己的活动之中，壮大了自己的实践能力。所以，实践尽管可以表现为单个人的个体活动，人却总是凭借人类的力量结成一定的历史发展着社会关系去同自然发生关系、从事实践活动的。这就是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综上所述，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生存活动方式，既是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新的更高统一和联系的基础与纽带，也是把人们结合起来，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社会整体的基础与纽带，更是把实现物质东西和观念东西的相互转化，联结和沟通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基础与纽带。实践活动既体现着对象对人的制约性，又表现着人对对象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实践活动，人既改变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实践与自然、实践与社会或实践与历史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自然、社会、历史、人的认识及人自身的存在，必须根据实践的观点来看待。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概括和阐述的实践观念。
三、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1、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市场经济的主体性文化精神的影响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那么如何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培养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人们的聪明才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难题。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说，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使广大劳动群众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却不能真正的占有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主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的主动性，从而导致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所以，在对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使企业或个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主体，引进市场竞争，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市场经济的主体性文化精神反映的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因此，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基础，立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主体性的思想状态、生活方式等，在结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而吸收西方优秀的技术和文明，加强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从而带动政治、制度、科技、文化等一系列相关方面的创新和改革。
2、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改革的关系
中国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同样也离不开中国。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如果不借鉴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真正巩固和发展的，也不会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虽然东方国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跨域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必须在社会革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不断的巩固社会制度。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过程的这一思想的体现，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飞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3、马克思实践哲学对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马克思实践哲学从劳动这一基本实践观出发，提出了人类实践发展的终极意义就是关心人的生存，关怀人的发展，实现劳动的自由与自觉，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的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以及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成为历史的本质，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因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首先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肯定人的主体创造性价值，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因为马克思实践哲学讲求科学的发展观，认为人在积极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应明确地认识到，人也是自然的一份子，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自身。只有发展与保护结合、改造与适应结合、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主体和客体发展相和谐，这才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
篇3：哲学论文马克思哲学
哲学论文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哲学视域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
1.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
在逻辑学上所谓外延就是指概念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亦即概念的适用范围。
上面本文已经对“文化自觉”的内涵作了界定，因此“文化自觉”概念的外延应与其内涵相一致包括一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实践活动。
费老先生用一句话将“文化自觉”的内涵归纳为 16 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16 字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要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然后去尊重传统文化，继而自觉的去传承传统文化。
第二，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开发，明确其发展方向。
第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以上就是“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
2.文化自觉概念的本质属性
费老先生的16 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文化自觉”概念内涵最精准的概括。
文化自觉中“各美其美”，是指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和美感。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文化，看到自己的优点。
“美人之美”是在欣赏自己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美美与共”是指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最后相互融合，和平共处，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是充分认知本国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且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本国文化的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是“文化自觉”的小目标，不管对本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终极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和谐发展，实现“天下大同”这一伟大理想，这一理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想相契合的。
2.文化自觉概念的发展
中国近代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开始于中日甲午海战之后。
甲午战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社会矛盾加深，同时也唤起了民族觉醒。
亲身经历这次事件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役始也。”
民族觉醒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甲午海战这次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审视国内和世界形势，导致了“公车上书”的出现，这是文化自觉的起点。
“公车上书”是知识分子们对祖国前途理性思考之后采取的重要举措，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下，直接或间接的改变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开眼看世界，使得他们成长为文化自觉的主力。
从甲午海战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走在时代前列，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
他们一方面从文化上论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精神，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意义。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更多的有识之士以实际行动自觉承担时代使命。
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则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
孙中山则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弊端提出批评。
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思考，是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活动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知识分子结成新文化阵营，主动承担起唤醒国民意识的使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推动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解放。
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国民意识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觉醒，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二、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1.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刻认识文化的地位，必须对文化的本质属性有深入的了解，要想了解文化的本质属性必须要先知道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要讨论的是文化三个基本特性：第一，超自然性和超个体性。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概念。
从文化的内涵中就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与人类世界相关联的，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人化的产物，具有属人性和社会性，它不属于自然界的范畴，所以文化具有超自然性。
同时文化是人化的产物，它不是单个人的实践活动的成果，而是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成果，文化是相当于人这个类来说的，不是相对于其中的单个人而言。
文化以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品质附加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中，一代代被继承和发展。
每一个个体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必须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习得这种习惯，这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所以文化具有超个体的特征。
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
不同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同文化，因此很显然文化具有民族性。
同时，在存在阶级对抗的阶级社会里，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是僵化、静止的存在状态，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而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契合，不同时代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特定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则意味着文化依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可促使民族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停滞僵化。
2.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从宏观上来说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主要有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和凝聚的功能。
第一，满足需要的作用。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文化创造出来，文化的作用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文化的创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
第二，认知的功能。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固化，展示出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达到的水平。
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人类文化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使得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提高。
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借助文化，人们日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并在科学认识的指导下，人们采取正确的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三，规范的功用。
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系统化。
它提供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社会得以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因此文化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凝聚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中的人们，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凝聚沉积下来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种民族文化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激励着民族内部成员奋勇前进，推动本民族的发展。
三、培养文化自觉的哲学方法.................................25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25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 25
2.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联系.................... 27
3.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源泉和中介........ 28
(二)从文化现象的发展变化中观察文化现象....29
1.把握文化现象的发展规律..................................... 29
2.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29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导................31
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 31
2.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 32
三、培养文化自觉的哲学方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词，涉及的领域和层次十分丰富复杂，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上百种。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文化”最早来源于《周易》中的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过礼乐文明教育和感化民众，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概念，据汉代刘向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可见，“文化”又是与“武功”相辅相成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文化”一词则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本意是指对农作物的耕作和栽培以及居住、联系，后来引申扩大为所有有意识的培养、教育、发展及其产物。
文化自 19 世纪以来就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关注，西方出现了许多文化哲学的学说，如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的价值的文化哲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的文化哲学，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舍勒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等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哲学流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产生、实质、结构和功能等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的认识，但是这些文化哲学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夸大人的主观精神、夸大历史偶然性、夸大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低估或者否认人类实践活动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没有人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不仅没有文化，连人的生存都不可能。
结语
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提高本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的，为发展我国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力的政策条件，它势必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内必须发扬传统文化，深度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外必须处理好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无论是发展本国传统文化，还是借鉴、吸收外来文化，都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在对文化充分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老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这一概念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和路径。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如何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作用。
篇4：马克思哲学论文
论冯友兰的教育思想及其《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他所编纂的《中国哲学简史》作为教材在中外都享有盛名，对知识与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冯友兰的教育思想
教育自古以来是对文化与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是知识传播的实验室，“哲学应成为教育的普遍原理，而教育应成为哲学的实验室”[1]30，教育就是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强制影响过程，并努力达到教师所期望的目的。
冯友兰认为：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
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2]286。
哲学就是为了教育人成为圣人的方法，这里不仅肯定了哲学的价值，同时也说明教育的作用。
大学不仅是教学机构，也是科研机构。
研究可以使文化得到提升，走向“高、精、尖”，而教学则将知识和方法教授给学生，达到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冯友兰曾任职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这样论述大学教育：一个大学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宝库。
它对人类社会所负的任务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既往开来”，古人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现在这句话可改为“一事不知，大学之耻。
”[3]160
“一个真正的大学……他应该是一个专家集团，里面应该是什么专家都有。
这一种专家集团，是国家的智囊团。
……我所谓大大学，就是这一类的大学。
我说大大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不见所有地大学都能负起这个任务。
……严格地说，这些大学，不应该称为大学，不过事实上他们也称为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称真正地大学为大大学。
”[4]457
对于大学教育，冯友兰的论述是精辟的。
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进行考虑，大学者为何，不应仅仅注重科研，也不能仅仅注重教学，两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向前发展，才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两者缺一不可。
教育更应该让更多的人学习到真、善、美。
冯友兰先生对青年的成长给予很高的关注，期望用教育来指导他们追求完美的人格，并注重品质和个性的培养和发展。
真正的教育目的，是在于使人知人的应该是什么，并且使人照着“应该是什么”去做，但没有并不能对于任何人都有相同底功效，虽真正的教育是如此，况且并不是任何人，都受过真正底教育[4]421。
当然，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这是教育的必备环节，冯友兰先生希望将知识传递地更多的年轻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
同时，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是要让学子学会发现真善美的能力，冯友兰说：
“就普通所谓真善美说，‘真’是对于一句话说的，‘善’是对于一种行为说的，‘美’是对于一种形象说的……人不能凭直觉，知道某句话是真，但知道某一形象是美，则是专凭直觉的，人知道某一行为是善，是不是专凭直觉。
”[4]421
教育是一种工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一种方法，不仅要教育学生什么是真、善、美，培养学生的高尚的品德，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发现真、善、美。
而教育方式也不需要完全一样，诗歌、艺术、音乐等等都可以达到效果。
如著名的教育家黄济曾说：“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非常重视诗教和乐教，并把它与政治及伦理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5]冯友兰先生将这些都作为教育的工具，需要好好利用，实现其在教育方面应有的价值。
无形教育，是冯友兰先生所极力提倡的。
他认为教育学生在课堂听讲，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图书馆里读书，是传统的有形教育。
而无形教育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教育的目的。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如此久远，积累的如此深厚，民俗文化如此浓厚，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无形教育。
冯友兰先生说：我们现在太注重有形的教育了。
例如教学生读书，作实验，听讲等等，都是所谓有形的教育。
有形的教育，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所谓教育者，却并不只限于此。
另外有一种所谓无形的教育。
这种教育，并不靠学生读书，听讲，而只用另外一种方法，使学生潜移默化，改过迁善，而不自知。
大概关于知识方面的教育是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的;至于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若专靠有形的教育，恐怕是不能有什么功效的。
“声色之化民末也。
”这是一句老话，但却是一个真理。
严格说来，我们不能只“教”人，使他成为道德的;我们还要“化”人，使他成为道德的。
青年学生，平日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有形的教育，在暑假中間我们应该与他们以机会，教他们受一点他们平日在学校里所不能受的无形教育[4]146。
无形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手段，学生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口耳相传即可达到，且效果较好。
冯先生希望多重视无形教育，即使学生远离课堂，也在时时处处受到教育。
无形教育和有形教育一样，显然是重要的、必要的。
无形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对民俗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学校也要组织或鼓励学生多多参与无形教育，给学生以精神熏陶。
冯先生还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他说：“我们若能使多数青年学生，都到过秦皇、汉武的陵寝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派许多民族扫墓专使。
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到过孔子的故乡去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举行多少次的丁祭。
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实际见到政府建设的努力与成绩，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许多宣传部的宣传。
”[4]148
二、《中国哲学简史》的编纂及影响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语写就的一部哲学教本，“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了一部讲稿，于1947年离开纽约时，把它交给纽约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出版，
书名《中国哲学小史》，后来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直到1984年才出中文本”，当然还有其他语言的翻译本，如日文、西班牙文等等，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书籍，至今仍然是世界众多大学的哲学通用教材。
在中国，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此书出版后几十年内并没有在中国传播，“到了冯先生晚年……这部书才由冯先生早年的学生涂又光先生翻译成中文”[6]218，需要注意的是，此书在美国出版时，
命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而出版时将其命名为《中国哲学简史》，原因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为了应对国内的需要，已经写成了一部简易的《中国哲学小史》，为了不与之重名而导致混淆，故而将此翻译稿命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随后，又有赵复三先生翻译的《中国哲学简史》问世。
涂译本和赵译本在思想内容上，并无二致，只是语言有所不同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赵译本的版本前，附有《英文版编者引言》，其作者是布德，他是英文版书稿的编辑者。
从布德教授的引言中，可知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还不够，他说：“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是汉学专家，大概能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个老子。
这个看法，甚至对于一般哲学教师来说，恐怕也不为过。
”“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为数并不少，但通常若不是太专门，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
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
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就它的问世，有了更大的意义。
篇5：马克思社会实践论文
最新马克思社会实践论文
在今年的七月份，我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投身于社会的工作。虽然，我只是做暑期工，虽然，我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一切都是那么难忘，也令我受益终身。
回想找暑期工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谓一波三折。因为我要经过多处地方的寻觅，才找到那份工作。不过静下来想想，我之所以陷入那种境地，其实与我没有把握时机有关。因为在我放假的头几天，我都只顾着休息和等待消息，却没有主动去找工作，结果到了后来，有招暑期工的地方都已经招满人了，我才开始行动。这正与马克思哲学观点中，提出的“不失时机，促成飞跃”不谋而合。它教会我们要把握好时机，促成事情发展的成功。假如我们没有在条件充分时立刻抓紧时机，那么成功将会离我们而去。这也恰恰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我总是想找份适合自己去做的暑期工，这时候其实是在一种量变之中，但光是想，又没有实际的行动，结果还是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说，还是找不到工作。
面对了几次找工作的失败，我却没有放弃，我还是四处打听，哪里还会招人。而且我发现光是自己一个人去找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于是我就请求亲戚，朋友一起来帮我留意一下，这也反映出，人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当面对困难时，要冷静地分析问题的所在，并要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而不是轻易地放弃。
最终，我还是来到了一家商店做“理货员”。这时候，我是觉得有种成功感，因为我觉得，我的不放弃是有价值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指挥阻碍事物的发展。”它要求我们要拥有正确的意识来对世界进行改造，用正确的意识指导我们的行动。没错，正因为我有不放弃的信念，我才找到我的第一份暑期工。
找到暑期工，其实就是意味着另一阶段新的开始，因为我要开始上班。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却觉得自己融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当中。因为这家商店在每天的早会前，主持会议的人总会先精神饱满地说：“各位同事早上好！”接着大家就会神采奕奕地回答：“非常好！”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壮大士气。而且在那里工作，最令我感到震撼心灵的是和大家一起卸货。在一条长长的楼梯上，大家站成一条传货线，即使再多的货物，都很快地从一楼传到二楼。其实，上面的内容，目的都是说明整体与部分的问题。在同一结构里，假如每个元素能合理地组成在一起，那么它们发挥的作用就会大于其总和。这家商店每天坚持这种问候方式，其实是想让大家彼此增强认识，使大家的心团结在一起，更有利提高干劲；而搬运货物这种工作线的合理的安排，其实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力量，使大家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加大了工作效率。
而且在我工作期间，我还了解到同一货物摆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销售量，这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有关。而且，货物要坚持“先进先出”的摆放原则，货架上摆放的货物要时刻整齐。的确，这不得不让我想起联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任何事物都与其周围的事物处在一种联系当中。商店里一般都是讲同类的商品摆放在一起，而将能销售量较大的商品放到显眼易见的地方，从而提高商店的营业额。而且值得我关注的是，那家商店总喜欢开展特价活动，经常保持将最新的货品更新到货架上，这又恰恰反映了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道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总是处以一种运动状态。保持一种发展的目光看问题，不断对自己进行改进，这样才能适应时势的发展。
但话又说回来，其实这份工作是很辛苦的，而且受到的报酬又是不多。在每天劳累工作后，我总有一种自己立刻想躺下就睡一觉的感觉，不时，我还会萌发出放弃的念头。可是，哪份工作是不辛苦呢？事物的发展总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如果要纵观整个人生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虽然现在道路是艰难的，但其实是一个吸收经验的过程，假如没有了这段辛苦的小小的一段路，没有这样曲折的一段路，我又岂能明白父母赚钱供养我们的艰难，我又岂能真真正正地取得进步，向前发展呢？
“书上得来终觉浅，欲知此事要躬行”。没错，假如没有这次社会实践，我又怎能得到如此丰富的认识，吸收到如此多的书上没有的.知识呢？譬如如何去以礼待客，如何使用打价机，如何安排摆货位置……这些即使书本上是有的，但如果没有去实践过，是根本不会了解到过中的细节问题的。这样，也证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能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得到了许多新的认识，它们将会成为指导我以后的人生如何去走，为我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些认识还是要不断通过再次实践的验证，这样才可以确保它们的正确性。
还有，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还明白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因为结合我自己当前的状况，我当时只是大学一年级，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社会经验，因此，我就不要好高骛远，只顾着找份高层次的工作，这样只会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反而一事无成。因此，我就要选择一份从基础做起的工作，这样既可以吸收过中的经验，又可以体现到基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使自己更要珍惜日后取得的成果。
这次社会实践使我受益良多，它虽然是我人生的一段小插曲，但它却响出了动听的乐声，使整段曲谱增添了活力；它虽然是我人生的一段小路，但它却独显出美丽的风光，使整段道路增添了光彩；它虽然是我画中的一笔，但它却勾画出画像的轮廓，使整幅画显得清晰而富有美感！
我为我这次社会实践的成功而感到自豪！
篇6：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
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总的结果”的表述,学术界大多把它定位在社会历史观或社会学理论,其实它是实践哲学的一般原理,具有哲学的整体架构。
从形成过程看,它是理论化了的实践世界观,是关于从实践去理解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的根本观点;从实质内容看,它是实践哲学关于人类世界的图景、源头、规律和前途的理论内容;从本质属性看,它是现代哲学而具有实践性、整体性和多维性等。
唯有把它作为实践哲学一般原理,才能真正达到“总的结果”应有的理论高度,才能真正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实践性;整体性;多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总的结果”的表述,斯大林把其放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所作的天才的表述”,即所谓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
自此,我国学界沿袭此观点。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总的结果”“只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他的哲学社会历史观”。
那么,“总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生前未明确指明,但在《序言》里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的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显然,能指导哲学领域的研究和批判的“总的结果”,其理论高度超出了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学理论,从其形成过程、实质内容和本质属性来看,它只能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一般原理,具有哲学的整体架构。
一、“总的结果”的形成过程
“总的结果”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实践世界观的理论化过程。
实践是劳动、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改造自然的活动、科学实验等的总概括。
实践世界观就是关于从实践去理解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的根本观点。
实践世界观的理论化这里是指实践世界观理论的研究与建构以至于形成实践哲学的一般原理,“总的结果”是实践世界观理论化的结果。
第一阶段:实践世界观探究的开始。
1842—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让他深思的是:议会即国家为什么要对一个捡枯枝的贫苦农民进行惩罚?由此他怀疑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这给批判思维规定了实践方向,顺此深入便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此时的批判把他引上了实践哲学研究之路,1844年1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的发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开始的标志。
第二阶段:实践世界观维度的哲学直观到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的提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对实践世界观维度的哲学直观。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就在《手稿》中对实践作哲学直观,试探其世界观意蕴,审视实践与人类世界方方面面的关系。
“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一切奴役关系、普遍的人的解放与劳动有关。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世界历史、自然界都与人的劳动及其结果有关。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此时他超越了经济学家“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的观点,初步直观到实践与人、社会、世界历史、自然界和理论等的关系。
《神圣家族》(写于1844年9-11月)是对实践世界观维度的深入探索。
马克思用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果”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再叙述“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
此时以实践为武器反对思辨哲学,获得了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就如同把“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这里,他进一步说明了实践与人、历史、社会、自然界、理论等不可分割的联系,断定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开始构想实践哲学关于以实践为直接源头的人类世界图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确认实践世界观维度并提出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
什么是实践?马克思给出规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就把自然、社会和思维以及主客相互作用的机制和结果等元素蕴涵在实践范畴之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唯心主义的“抽象性”,都因脱离实践。
《提纲》共11条,对实践世界观在认识论、宗教观、人学、社会历史观、社会学、世界图景、哲学观等方面的体现,一一点破,确认了实践哲学即“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尤其是提出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表明他确信实践是人类世界的内在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的哲学基本范畴。
恩格斯说:《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新世界观”就是实践世界观,已初见端倪。
第三阶段: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的初步展开到形成“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作初步展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个“概括”将是取代思辨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
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段叙述是对实践哲学基本命题的展开,从这些带有设想性的用语来看:“从……出发来阐述……把……理解为……然后……描述……阐明……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这种展开是初步的,主要是为实践哲学一般原理规定基本思路,是“总的结果”的基本框架。
关于“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的观点,“可能”一词表明,还处于探讨之中。
篇7：马克思实践哲学论文
【摘 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关键词】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根源于它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讲的实践就是人们所从事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物质活动,是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统一并使人类获得生存、发展和解放的社会历史进程。
本文在简单介绍实践的相关概念后，将主要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视角，来谈谈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
一、什么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分析了实践的矛盾本性，从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把握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所谓实践，就是人类有目的地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
实践的特征有：客观现实性。
实践是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
实践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范围内的活动，而是通过人与客观世界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的对象性活动。
同时，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可以感知的，所以它又被称为“感性的活动”。
篇8：马克思政治思想张力论文
马克思政治思想张力论文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对“政治”并没有一个定义性的描述，但是，他对政治的思考却深邃而清晰。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特性与本质——与强制性权力、国家紧密相关（以国家为中心），即现代国家政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建构其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呈现了与这一理想社会相融合的政治特性——与理想社会秩序、人的自主能力和交往能力完满相结合意义上的政治（以社会为中心），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了理想性的特征。正是在这种独有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的张力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政治，展示了马克思对政治思考的独特和奇妙卓越之处。我们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探究，既要把握政治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的现代性，也要把握政治作为人类自我治理需要的理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认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惟有此，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对政治所具有的纵深历史感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现代性
现代的人们一谈到政治就会想到权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把政治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基雅维利。自他开始，从权力、暴力即强制性权力来说明和阐释政治，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韦伯、拉斯维尔和达尔等人对政治的理解都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也从现代性的政治出发，把政治与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从国家的暴力即强制性权力出发来解释政治的内涵，赋予政治以政治国家的称谓x。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被马克思概括为“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32,124,294,281,272，等等。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到市民社会阶段，政治国家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而是相互之间对立发展的二元态势。其根由，马克思认为需要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来说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黑格尔区分了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的本质是作为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绝对精神而存在，它的最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协调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从而担当着协调社会生活、促进个人道德水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如果没有国家，市民社会除了利害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便不存在其他关系，更不存有伦理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虽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但比黑格尔更为深入。马克思不仅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判，而且由揭露这种性质的市民社会深入到由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他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人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2]132,135“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依赖的是货币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它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275,131的社会，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2]84。正是由于市民社会这种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使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形式“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1]132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马克思有时候会把市民社会的概念泛指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x，也依据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逻辑提出了一般社会形态发展的思想y，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直接从扩大的了生产和交往（引者加黑）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市民社会的构成，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是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关系，社会的性质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完全抛弃了任何政治外观，摆脱了政治的限制，成为经济化的社会，不再是作为共同体的形式即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存在。如果说它还具有社会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社会性——那么市民社会的社会性也仅仅体现于自然分工发达基础上所产生的大工业力量——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生产力也是自发性质的生产力，尽管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但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性力量）和个人竞争形成的依赖于物的普遍交往（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形成的关系也是一种物化关系），更由于这种交往关系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它并非是社会的真正本质所在，而是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由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马克思认为，从市民社会中脱离出来的现代政治国家，褪去了黑格尔笼罩其上的“最高伦理精神实体”的神圣光环，它作为普遍利益和共同体的形式虽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但受资本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是为资本或经济服务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x；现代政治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强制性的权力为核心，趋向于掠夺和压迫，政治则演变为统治权的争夺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了。
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讲“，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3]53这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所做的最为清晰地描述，也是对现代政治国家所进行的最彻底的除魅——现代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使政治国家所具有的伦理道德色彩已经消退，政治国家已经无关乎好和善、以及公共生活的问题。由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者遭受了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中遭受资本私人占有对劳动的强制性剥削，在政治国家中遭受强制性权力的压迫。当政治国家为资本私人占有服务时，则使得这种剥削和压迫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的最高峰，即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人——无产阶级，不仅被隔离于社会之外，而且被政治国家所排斥。
马克思所引入的阶级概念揭露了这一点。马克思把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界定为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1]14,90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反抗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和斗争，而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最后的反抗和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全人类解放”[2]101。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仅表达了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状态，而且是他重构未来理想社会与政治的关键性概念，阶级概念所特有的政治意蕴使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凸显其超越现代性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当人类社会发展超越了“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阶段的时候，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特有政治形式——现代政治国家必然被扬弃，新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形式则必然会出现。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的论述，是马克思更为卓越的理论贡献。
二、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
马克思是在对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矛盾的批判中孕育和建构着他的政治信仰。对于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已经从哲学的高度上给予了阐释。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是存在于人自身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矛盾，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人自身存在的悖论。黑格尔之前的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则从社会契约论出发阐述现代政治国家的产生和个人自由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人的天性是追求独立的自身的利益，但是这种个人利益的追求之间又会相互产生矛盾，威胁到人的存在，为此，人又必须以依赖契约而形成的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方式——政治国家而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依然被视为突出的现代性问题。对于市民社会与现代政治国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黑格尔把它放在了理想国家的建构上，而马克思则把这种矛盾的解决放在了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相贯通的未来的.社会与政治相融合的社会建构上。在马克思所建构的未来社会中，作为阶级对抗产物的国家消亡了，但政治依然存在。这时的政治是以与这一理想社会相适应的——即与社会相融合的状态存在着。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完成他的批判之时，并未就此“消灭”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政治。但政治失去了现代性的权力本位的“国家”意义，而彰显出人的真正自主、自我治理和自我管理的社会意义y。政治的理想性，是由未来社会的理想性质所决定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是这样的社会：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对人来说成为人的本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定和存在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126127。
马克思在一生中不断地重申他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所展现出的人的本质特性：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239“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305。在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化了的生产力x，以及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可以说就是人的自由个性的直接的、现实的表现）y等，都是马克思借以说明人类所达到的人性完善的状态，这种完满的人性状态与理想的社会阶段即人类终极目标的社会互为表征。人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而理想社会就是完满人性的规定与充分展示。理想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与其内在一致的政治的面貌。这种政治的首要的目的是促进和展现高度社会化关系中个人的自我发展——即个人社会化的交往能力和自主能力。具体言之，这种致力于社会秩序治理活动的政治，既是个人的自我控制和自主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的自我控制和治理程度的体现。因为国家消亡了，走向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治状态的障碍也就被消除了，这时的政治正是自由个性的人的自治状态——即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表征，它不再有与国家相结合的那种特性——强制性权力的统治，而与昭示人自身存在的社会相融合，是人的自主性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3]95所在。对此，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有过十分具体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特别强调了未来社会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条件的自我控制[1]858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的社会总劳动的公平分配问题，对未来社会中的资源、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3]302303。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肯定了未来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现代社会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z。未来理想社会，马克思认为是一个在技术、生产力等各个方面远比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它更需要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治理方式即理想性的政治存在。马克思用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来表达理想社会人类的存在状态，我们可以用“自由基础上的充分的社会化民主”来表达马克思这种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政治状态。这种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之初，也曾经以它特有的形式闪耀过。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为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考察和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状态中，人的个性是不存在的x。因而未来理想社会“（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398这就是说，民主原则同样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民主制度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形式。民主并不必然就是与现代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价值，也不必然具有现代性政治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形式，与人的社会化程度紧密相关，真正的民主是高度社会化基础上的人的自治和自主。这样一种高度的自治和自主，如果国家——即强制性权力不消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5]646。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实际表明了，人类的最后解放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所获得的完全解放，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是建立在消除了资本私人占有统治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人类的最后解放是社会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像历史上其他阶级一样，将不得不继续利用国家的力量来促使国家的自行消亡。因此，国家仍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不过这个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是向未来理想社会过渡的一个环节或中间阶段。因此，它要从组织上、制度上不断地保证民主的实现，从而最终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由社会自行掌握。综上，当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的时候，马克思对建立在消除了社会的经济私人占有的强制性质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解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性质，就在于它自身具有塑造未来理想社会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它将不断努力地削弱其阶级统治的压迫性或权力的强制性，不断扩大全社会范围的民主和创新民主的管理形式。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特别提到新型国家政权要把国家权力还于社会[3]5758。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是新型国家政权的性质使然，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消除阶级统治，恢复“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各项职能须回归社会，扩大社会的自治权，吸引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终创造国家自行消亡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具有超越自身的现代性特征努力趋向未来社会的能力和表现，在过去被我们一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所湮没了。
此外，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马克思从现代性立场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把政治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之为政治国家。因此，从单纯的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似乎将现代国家政治的本质表现扩张至“至今一切的社会”。这使我们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时候，会把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政治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问题看成是迄今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都具有的普遍性问题；会认为在古代社会同样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那个时代的现代性”问题；会认为这样的政治（即现代政治国家）也将贯穿到马克思所建构的未来理想社会之中，如此一来，得出的结论必然就是当国家消亡的时候政治也消亡了。应该说，这与马克思所认为的未来理想社会中国家消亡但政治依然存在的思想是冲突的。显然，这样的理解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精髓。现在我们重温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尤显弥足珍贵。
篇9：卡尔波普尔和卡尔马克思论文
卡尔波普尔和卡尔马克思论文
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验，及其后来的挫折。当然，人们可以说：严格地说来，遭受挫折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是特殊模式的社会主义。然而，根据70年的经验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原是合情合理的。除此以外，也要求重新审查其他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本文将审查卡尔・波普尔的批评以及他所提供的替代办法。
在他的思想自传中[1,p.36]中，波普尔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他生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他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他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正如他所说的，这使他成为可错论者，认识到教条思维与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阿特勒的工作一起，帮助他解决了“分界问题”：科学陈述的特点是它们对经验反驳和批判评价保持开放，换言之，它们应该是可证伪的。波普尔虽然从此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但他对马克思个人和马克思主义仍怀着尊敬。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动机是无可怀疑的……马克思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将理性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最迫切的问题……他并没有白费心血……”[2,v.2,pp.81-82]“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所有现代学者都应归功于马克思，即使他们不知道他……甚至他的错误的理论也是他的不可战胜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证明。”[2,v.2,p.121]“马克思的信念基本上是开放社会的信念。”[2,v.2,p.200]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学说：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按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社会理论家信奉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使他们不能提出可证伪的社会理论。那么，什么是历史决定论呢？
历史决定论
按照波普尔的意见，历史决定论主张：“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根据历史规律提供给我们长期的历史预言。”[2,v.1,p.3]或者说，历史决定论是：“对社会科学的一种探讨方法，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历史预见，认为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发现历史演变背后的‘节奏’或‘模式’，‘规律’或‘倾向’而达到。”[3,p.3]
根据这些和其他段落[2,v.2,p.82,86,106,136,319]，历史决定论可用以下论点表征：
(1)社会科学方法是历史方法，是一个研究历史的问题。
(2)研究历史能够发现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3)这些规律形成“预言”的基础，即关于社会发展未来进程的可靠预见。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这一表征隐含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以下意义上有根本的区别：
(1)自然科学规律是普遍的，如牛顿的运动和引力定律，但社会科学规律则不是，仅适用于特定社会。其逻辑结果是，没有普遍的历史规律为社会提供预见。
(2)社会不能归结为个人及其关系的集合。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这些个人所在的关系的总和”[4]，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不能为从事该行为的个人所意识到。
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一区别使有关社会和历史的陈述免遭证伪。从一个社会取得的证据不能用来反驳有关另一社会的任何陈述。它也使人们能够在理论上将一个完美的社会描述为一个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理想。由于这一点，历史决定论一般与某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社会科学没有普遍规律，历史决定论者只是试图确定社会将采取的发展方向。他们常常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必然会摧毁自己。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对社会未来的长期预测是社会研究的中心。
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解释，至少对马克思主义是欠公允的。马克思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而他们确实主张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如在所有社会生产力适合生产关系的规律，以及所有人类社会都要依次通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争辩，这些规律在社会中是否存在，但是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主张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波普尔自己一些陈述使人认为事实上他也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例如，波普尔强烈反对还原论[5]，然而他又主张方法论个体论，即认为有关一个社会的事实总能用一系列个人的行动来说明，这样他就是一个社会还原论者，我们且不管一个社会是否完全能用个人行动来说明。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不可证伪也是如此，这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但是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主义有亲缘关系似乎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论证。
可证伪性
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不可能用科学或任何其他理性手段对人类历史作出预见。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预见是不可证伪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假设，所有人类社会经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是高度可证伪的和严格的普遍概括。后来，波普尔反对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预测的可能性，他依据的事实是这种预见或语言可能是错误的。理由是，历史决定论者赖以作出预见的证据并不能有效地保证预见的真理性。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观察到不同社会演变的类似性而提出一个假说，我们并没有理由预期历史的发展会继续产生这种类似。如果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观察到某种模式或倾向后提出，这种模式或倾向是某一社会的普遍特点，那么，正如波普尔指出的，一种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倾向，会在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波普尔对历史预见的可错性的论证是有道理的，但这结果是意味着：历史的预见，同科学中的任何预见一样是容易证伪的和可错的，这样他指责历史决定论不可证伪也就不能成立了。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是根据它所说的“发展规律”其实不是规律，而是外推到未来的“倾向”，而倾向是依赖于初始条件的。[3,p.118]波普尔认为，在自然或社会世界中所有的进化系列都有由种种初始条件决定的特点。然而，如果初始条件改变了，那么进化也会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涨落本身似乎验证了倾向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论点。
波普尔基于预测有可能错误而提出的反对有可能对历史事件作出预测论证，是自我拆台的。如果这些预测有可能错误，那么这意味着从中作出预见的理论是可证伪的。而预见的失败并不总是提供强烈的理由来反驳从中作出预见的理论。根据预见的失败而修改科学理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仅当理论的支持者坚持正确应用理论不可能发生错误时，预见的失败才成为反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持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是模糊的。他们勾划出一个发展的轮廓，而并不提供发展的细节或时间表。这样，就没有确定一个何时预见失败构成反驳的时刻，而理论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证伪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争辩说，历史的发展并不要求完全精确的规定时间的预见，而只有一个社会要达到的总目标才能预先确定，细节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再加以确定。
乌托邦主义
然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提出的最决定性的反证是在他的[3]中提出的。这个论证是：“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预见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不可能的”，因为：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3,pp.vi,vii]
波普尔在这一点是对的：我们仅能在数字或字母系列中，根据对该系列的元素的概括对该系列的后续元素作出可证伪的可检验的预测。但在人类历史的系列中则不能：因为这里存在着知识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知识增长的不可预测性。
许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而斗争，但他们混淆了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规律。他们预设，科学和人都是万能的，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人能够根据科学规律来确定地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然而，科学规律并不能帮助我们预测人类的未来，也不能预测科学本身的未来。例如人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第一，需要和要求总是不断扩展的，尤其是因技术的进步而膨胀。技术的进展能够有助于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同时它又极大地刺激人们的需要、欲望和要求。当中国开放她的大门、引进先进技术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收音机了，他们需要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小到大，从老式到新式。但任何新产品，当它开始研制、开发、试销时，都是不多的。这样问题就来了：谁应该先获得它？因此，任何社会，尤其是技术不断日新月异的社会，都不可能使所有产品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第二，人不是制造出来的产品。他们不是一样的，也不可能使他们成为一样。每个人有23对染色体，每条染色体上面有5万到10万个基因。人是这些基因与他或她所处的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使所有人都愿意和能够做到尽力而为。
除此以外，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预见：忽视了市场和民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夸大了阶级斗争，低估了社会或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们根据这些错误的预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
整体论
在个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波普尔也许都只把握了一端。波普尔争辩说，历史决定论不能说明当社会体制改变时发生了什么，因为体制是由个人的行动改变的，而体制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此外，历史决定论认为，体制改变人类行为的观点，不能说明当两个体制或社会冲突时发生了什么。波普尔争辩说，不仅体制的建立涉及个人的决定，而且最佳体制之起作用也总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关个人。他将体制类比于堡垒，堡垒必须由人来设计和占领。这是对的。然而，一旦体制或堡垒建立了起来，它们必然对处于它们之内和之外的人产生影响。因此，认为在体制与个人行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合理的：体制可引起个人的行动，而个人的行动反过来又改变体制，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引起个人的行动。
此外，波普尔的世界3在这里也引起了问题。他声称，世界3是独立于个人的决定，不能还原为人类的行动，一旦建立，对人类思维有强制性后果。波普尔关于世界3自主性的论证似乎同样可应用于社会世界，也许可称之为“世界4”，尤其是因为波普尔强调个人面临的境况以及个人行动在这些境况中非意向的后果。承认社会体制或境况对个人行动的影响同他的关于下向因果作用的论证是一致的。[5]因此，波普尔的还原个体论与他的世界3学说不一致，也与他对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反还原论不一致：他反对将化学还原为物理学，将精神状态还原为物理状态。当社会整体论的支持者否认个人行动对社会体制的上向因果作用将个人仅看作实现某一社会集团、种族或阶级使命的工具而忽视个人利益时，他们是错误的。然而，用还原个体论来反对社会整体论就太强了。毕竟，社会要比个人的总和多点东西。个体论和整体论都各执一端；它们都掌握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真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永久的张力。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来按具体案例具体解决冲突。
波普尔在社会世界上的还原论与他在自然世界上的反还原论也许可以用他重视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来说明。一个物质客体很难超越下向作用，但人类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即使如此，也不应忽视，包括个人创造性在内的个人行动受他们社会文化情景的制约。因此，波普尔的社会理论也许最好修改为：同意社会体制在许多情况下不能还原为个人行动，承认社会体制和世界3对说明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而可以争辩说，社会体制的改变一般是非决定论的，个人行动可影响这种改变：它们之间有某种相互作用。
权力主义
波普尔发现历史决定论中有权力主义的倾向。如果恰如历史决定论者断言的那样，理想社会是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就要根据这些规律事先设计理想社会计划。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利用知识和权力来迫使不愿意接受计划的人参加进来，就是合理的和合乎伦理的，这里权力主义是用来达到理想社会这一崇高目的的手段。然而这种权力主义很容易窒息人民的创造力和批判力。
对波普尔来说，社会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组织。在他关于开放社会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如何应用他的猜测和反驳的科学方法于社会领域。在社会中，与在科学中一样，最佳的猜测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不只是来自上面。所以，信息不仅从上面流向下面，而是也从下面流向上面。这就要求在所有层次进行自由讨论和在所有成员中进行自由交流。这样，某种形式的自由和民主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中，科学共同体特有的自由讨论应该是社会共同体的模型。虽然我认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规范图景优于封闭社会，但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不知道有关信息如何能够传播到经济和教育上落后的国家中的'所有成员。最重要的是，社会成员要有时间来倾听所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并且有能力来理解这些信息。如果维持生存、养家活口占据了他们几乎所有时间，或他们是或几乎是文盲，他们就很难参与自由讨论和作出理性批判或决定。当某些西方人急于输出他们的民主到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忘掉了这一简单的真理。他们在哪里这样做，那里就出现混乱，而没有民主可言。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穷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自由受限制或受剥削，也总是难以分享信息和自由讨论。
有人反驳说，在一个大的社会中，种种不同的社会、民族和文化集团有着不同甚至迥异的各自目的，不可能按照波普尔建议的那样完全靠争论理性地达到一致。这不完全对。波普尔的错误在于过分相信人类理性。人类理性同科学和权威一样，有它的局限。不同社会、民族和文化集团之间的不一致或矛盾应该而且可能通过争论后的对话、磋商和协商来解决。争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妥协。每一个集团应该在任何时候准备与对方妥协。我同意丘吉尔所说的，民主是最糟中的最好的。民主主义比权力主义要好，但它不是人间天堂。
经济决定论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对波普尔来说，经济决定论是“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人们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是一切社会体制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2,v.2,p.106]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用经济决定论来补充历史决定论。结果是：“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法律和政治机构以及所有的政治斗争只是阶级之间的经济或物质实在和关系在意识形态和观念世界中的表现，它们决不可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政治是软弱无力的。”[2,v.2,pp.119]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也许看起来像是经济决定论。如：“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多或少得到急剧的改造。”[7,p.9]但其他段落不能证明波普尔的指责：“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将无产阶级提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将利用它政治上的无上权威从资产阶级夺取资本。”[8,p.481]
波普尔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论据是，经济决定论认为历史由仅基于经济因素的阶级结构决定，依赖于对人类行动动机的错误观念，而非经济因素同经济因素或多或少同样重要。
在我看来，经济决定论的概念并没有很好地限定。如果它指在人类历史中仅是经济因素重要，而其他不重要，人类历史的一切变化只能用经济变化来说明，这种经济决定论就过分简单化，而站着住脚。然而，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并不是这种经济决定论者。恩格斯有一次写道：“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我的主张从未超越这一点。年轻人有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马克思和我对此有部分责任。我们在反对对手时不得不强调主要原则，我们并不总有时间、地方和机会来赋予相互作用中的其他因素以应有的地位。”[9,p.493]
所有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忽视了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的特殊作用。特殊作用在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形成社会基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然而，这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的作用。波普尔对马克思理论的描绘是简单化的。马克思更清楚地看到了其他学者看不到的东西，即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正是马克思的功绩，而不是他的错误。这个星球上当代人对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有着活生生的经验。相反，马克思以后的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过分地强调了政治因素。当西方政治家坚持要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加于发展中国家，而不关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
所有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而摒斥马克思的理论为胡说或伪科学的试图，都忽视了马克思在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思维重新定向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引入的分析，作为对现代社会社会和经济动力学更为精致的理解的基础，是永远具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Karl Popper,1978,Unending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Fontana.
[2] Karl Popper,1952,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3] Karl Popper,1957,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4] Karl Marx,1969,“Thesen uber Feuerbach”,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3,p.535,Berlin:Dietz Verlag.
[5] Karl Popper and John Eccles,1977,The Self and Its Brain,pp.14-21,Berlin:Springe.
[6] Karl Marx,1972,Capital,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
[7] Karl Marx,1972,“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Economies”,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13,Berlin:Dietz Verlag.
[8]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1972,Manifesto of CommunistParty,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4,Berlin:Dietz Verlag.
[9] Friedrich Engels,1967,“A Letter to Joseph Block,September21,1890”,in Marx Engels Werke,Band 37.
篇10：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提纲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提纲
论文题目：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由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遗产,是人类一直追求和探索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对自由的思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本文通过研究和探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系统阐释了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与发展、理论内涵、对传统自由观的继承与超越及其当代价值。论文首先从马克思的几部经典著作入手叙述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与发展;其次，从终极目标、实现自由的主体、实现路径、实现过程几方面探讨了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内涵;再次，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为起点，到中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几个关键时期，综述马克思自由观对传统自由观的继承和超越;最后，从人的发展所遭遇的自然环境制约、社会关系的制约和精神困境着手，揭示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科学地探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理论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我们把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理论与人类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帮助当代人走出自由困境，从而体现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3-4
Abstract4-6
引言6-8
第一章 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与发展8-15
一、马克思自由观的初步形成：《博士论文》8-10
二、马克思自由观的深化发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13
三、马克思自由观的最终确立：《德意志意识形态》13-15
第二章 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内涵15-27
一、终极目标：人的全面且自由的发展15-19
二、现实的人：实现自由的主体19-22
三、劳动实践：实现自由的根本方式22-24
四、异化劳动的克服：实现自由的过程24-27
第三章 马克思自由观对传统自由观的继承与超越27-38
一、传统自由观及其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影响27-32
(一)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观萌芽27-28
(二) 中世纪的自由观的发展28-29
(三) 德国古典哲学对自由观发展的推动29-32
二、马克思对传统自由观的批判32-34
三、马克思自由观对传统自由观的超越34-38
(一) 在实践观上的突破34-35
(二) 马克思的自由观具有鲜明的普世主义特色35-36
(三) 马克思的自由观具有鲜明的注重个体的特色36-38
第四章 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价值38-50
一、当代人生存困境之表现38-43
(一) 人的发展仍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38-39
(二) 人仍然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39-41
(三) 人常常陷于各种精神困惑41-43
二、解决当代人生存困境：马克思自由观的价值43-50
(一) 提倡通过经济的合理发展减轻自然环境对人的自由的制约43-46
(二) 倡导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减少社会关系对人自由发展的制约46-47
(三) 主张打破“物化”枷锁以摆脱精神困境47-50
结语50-52
参考文献52-54
致谢54-55
篇11：浅析马克思哲学论恶论文
浅析马克思哲学论恶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与伦理学
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有大量著述讨论马克思是否有伦理学的问题。马克思本人推动了这一争论，或者说，起码预见到了这一争论的可能性。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中，他希望能够避免读者对他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方式可能产生的误解。他说，他决不希望用“玫瑰色”来描绘他们。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他继续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时。
二、马克思论现代世界的“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
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早期作品《18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著名的概念是“异化劳动”(e n-tfremdete Arbeit) 。“异化劳动”所描绘的是现代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生命活动、其他劳动者和整个人类相异化的状况。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异化是一种深度形式，而不只是黑格尔思想中辩证自我发展过程中的永恒特征“外化”(Entaiisserung) 。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的分析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色彩，这是在他后期作品特别是《资本论》中所罕见的，当然此后并非绝对没有出现过。马克思在此毫不留情地谴责了当时产业工人的极度堕落，直率地引用了几位法国作家和其他人用生动细节表达的类似观点。他还用好几页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的力量，并且结合歌德《浮士德》和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段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金钱颠倒了人类正常的价值观，将美德变成罪恶，罪恶变成美德，等等。与关注工人堕落的论述相比，这些引文更能表明马克思保持着对世界中恶的强烈感受，而不只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三、马克思与基督教传统:对话与差异
虽然马克思非常鄙视利用基督教为大规模剥削正名的极端伪善做法，更不齿一些“成功”资本家自称基督徒的行为，但他还是尊重基督教传统的某些要素，这从他引用托马斯·莫尔和马丁·路德的作品可以看出来。不过，如果说马克思对恶的理解有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理论基础的话，应该归于他受到的古典学训练，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崇拜—在上述引文的前面几行他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过度的谴责。这一主题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并且在《政治学》中尤为突出。在柏拉图哲学中，这也是重要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公开指责高利货极其违反人性，因而是不道德的。众所周知，这种对高利货—即对货款任意收取利息，这种利息远不及当今的高额利息—的强烈否定态度，也是中世纪教会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等教会哲学家的.观点。这也导致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欧洲，富有的犹太人往往是放货者，因为他们不受教会规定的限制。
四、结语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思考罪恶的历史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以不可思议的直觉，抓住了他那个时代以及当今时代仍居于主流经济制度核心位置那个恶的原则的种种含义。这一原则就是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并且，归根到底是最道德的。虽然有人会认为马克思熟悉的资本主义形式是简单而粗糙的，而非如今的复杂形式，但这一看法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成立。例如，马克思熟悉当时叫做“股份公司”的现象，并预见了其扩张和演变;他预知了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在《资本论》第3卷开篇把它看作是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部分他非常激动地预测了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犯下的骇人罪行，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爱尔兰人移民美国。马克思去世后的130多年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列宁)和“晚期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和其他人)的讨论盛行，以马克思之名发动了最为剧烈的政治变革，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从未涉足的大片地区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结构，当然还有马克思从未想到的技术进步—至少就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马克思想法而言;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基础的核心原则本质上并没有变化。马克思在其大量脚注中提到的他那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给出的口号并无二致。因此，尽管尘世与天国的很多事物超过马克思哲学想象的范围，这不足为奇，但是，他揭露了处在早期现代生活核心位置的堕落和“颠倒混乱”状况，今天仍旧如此。
篇12：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论文
〔摘要〕 技术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实践哲学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技术实践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技术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式，是人类进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引起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的首要因素，技术实践关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技术实践，物质生活方式，表现形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对技术的哲学认识或对技术的理论关注，构成了他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关切点。
在他看来，技术是满足人类一切物质生活最为根本的实践活动，技术的本质即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展现。
法国哲学家库塔·阿克斯劳斯在其《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一书中指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惟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
〔1 〕 (P1 )为了阐明技术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始终都在关注着技术的进步。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2 〕 (P602 )
一、技术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式
马克思认为，劳动在人类历史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作为有生命的物种，一方面通过劳动生产寻求不断满足自身生命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劳动过程中，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以此来展现人的整体性活动。
“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是直接参与实践活动的人，并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创造着人的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活动的历史首先是满足物质生活的历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3 〕 (P531)可以说，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满足自身需要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成为了人类获得物质产品的最直接的`手段，技术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因此得以展示。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即技术实践活动是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根本区别，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物质实践活动，它暗含于人类的劳动之中，在人类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技术的本质做了详尽的考察，技术即工业的本质的思想也第一次得以确立。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 〔4 〕 (P88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界正是通过技术活动实现着能量的互换，换言之，只有在技术或工业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与自然界的本质才能得以充分实现。
“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 〔4 〕 ( P89 )
技术活动是人的技术活动，马克思对于技术的哲学认识与技术活动本身是一致的。
在谈到物质生产时，马克思指出，作为实践活动基本形式的技术是技巧与方式的有机结合;技术是一种生产力，是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手段。
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的转换正是借助于劳动手段(特别是劳动工具)来完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从来不会主动向人们提供劳动工具，机床、电报、铁路、走锭精纺机等并非是自然直接赋予给我们的，而是人类长期从事技术实践活动的结果，“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5 〕 (P26 )技术这一中介手段，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了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的思想，强调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最基本方式的技术，内含于人类的一切劳动活动之中，是植根于生产劳动的人的现实感性活动;技术活动对人的自我产生、生存与发展以及人类本质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即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考察社会历史进步的依据和标准。
二、技术实践是人类进步的主要表现形式
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将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实践的范畴中进行考量。
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技术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又是技术活动的主体。
因此，对技术的关注其实质是对现实的、实际活动的人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关注。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现实和现实的人的过程中得出：技术活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篇13：马克思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的新哲学
马克思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的新哲学
哲学论文，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哲学论题的专业论文，涉及逻辑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思想哲学、科技哲学、美学、国学等多方面，是哲学研究工作的记录和总结。马克思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的新哲学，我们来看看下文。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他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到黑格尔主义再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直至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创作时期，马克思才真正成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因为在这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尤其是深刻认识到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严重对立，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唯物主义原则内部有着根本的分歧。当然，就两者的共性而言，在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上是相同的。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依然存在着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理解，甚至还有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唯心主义的理解。另外，人们在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又对马克思的哲学之新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这个命题的正确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哲学是否是新唯物主义这个问题的解决的首要理论前提是考察他的哲学是否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我们必须考察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否进行了回答并且是如何回答的，从而有效地驳斥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错误观点。
1845年至184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诞生时期，我们需要考察马克思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回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形成的第一个标志。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对感性对象的直观理解方式，但是并没有批评从前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的客观理解方式，即把意识配对象理解为感性事物，马克思虽然主张对意识的现实对象要i作实践去理解，即从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方面去理解，但他同时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提纲》第五条和第九条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虽然肯定了唯心主义哲学对意识对象的能动理解方式，但批评了对能碳性的唯心主义理解，反对把对象理解为精神主体的创造物。十分明显，这里表现了马克思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
在《提纲》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全面地批判了唯心主义，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例如，他们认为唯心主义的总路线是从意识出发来解释现实。德国哲学“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6}(e}z)。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哲学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解释意识:“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7 ( }z“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P73)。
从以上基本事实中我们可以说明，那些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思考和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
二、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大多数人对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这个论断持肯定态度，并且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对“新”的理解是不同的。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新在于它是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认识论、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推广和应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新在于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另外，有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是实践本体论，不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本文认为，这些理解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新”的实质。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新”意识对象观
在《提纲中》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两大基本形态:一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二是他自己的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是从什么视角来区别新旧唯物主义的呢?本文认为，马克思是从对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方式的不同来区别新旧唯物主义的。《提纲》第一条不仅是《提纲》的核心而且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正确理解和把握。此条中，马克思指出了对意识对象的三种理解方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理解方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理解方式，唯心主义的能动的理解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是“现实、感性”即客观事物，但是这种感性被理解为自然存在，不是被理解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即实践，不是被理解为历史地产生和发展的。从古代唯物主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意识对象都是直观的理解方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欲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但囿于他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他把实践理解为牟利活动而贬斥之。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实践本身就不能成为意识的现实对象。
和旧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意识对象的理解方式是要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种意识对象的理解方式体现了主体能动性，对象不是与主体相离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主体的创造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即社会存在、实践。
唯心主义对意识对象的能动的理解方式否认了对象的先在性，认为对象是主体创造的。这是和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对象理解为先在既成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它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然而，唯心主义的主体是一种精神主体，主体的活动只是精神的活动，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从《提纲》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只是批评了从前唯物主义对对象的直观性理解，却肯定了客观性理解;批评了唯心主义对对象的抽象理解，却肯定了对对象的能动性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新在于在坚持对对象客观性理解的基础上，又把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这样，这种对意识对象的理解方式既和唯心主义相区别又和旧唯物主义在原则内部产生了对立。在《提纲》的其他部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进行了重复的批评。如在第五条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第九条对直观的唯物主义作了规定:“直观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由于马克息把意识的对象理解为实践这样一种客观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因此他把实践作为自己新哲学的出发点，确立了自己新唯物主义路线:从实践解释观念的形成。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新”意识对象观和路线
《提纲》之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继续批评了费尔巴哈对意识对象直观的理解方式，阐明自己的实践理解方式。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旧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都认为意识的对象是存在，这是两者的共性。但是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对象是一种自然存在，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却强调意识对象是一种社会存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即实践。所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才移植在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气“3‘四’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进步之处在于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同时又对他进行了批评。“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6](rn-}s)
由于在意识对象观上马克思把实践视为意识的现实物质基础，这也就形成了马克思自己新唯物主义的特殊的出发点和路线。“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6}(r}s)“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 [6] (P73)“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P92i，在马克思看来，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就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因为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的确立，也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得以形成。“从人间升到天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些都是马克思对自己新唯物主义路线的表述。
(三)《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新”意识对象观和路线的贯彻
由于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产生了实践的理解方式并形成了自己新唯物主义的路线—从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使之得到深刻的体现。具体表现为: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原理和现实存在的关系:“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和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 P285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6](P285)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观念和资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的法律和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你们(指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rr(P289)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现实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灭亡的趋势。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 (}84)0这一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n[6](P274，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是靠在思想、观念中消除这个社会制度，而是要靠实际行动:“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 (}}7)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且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的思辨。” ( P298)
总之，由于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的根本变革即对意识对象的实践理解方式的确立，他的新世界观不仅是和一切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唯物主义，而且也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相区别。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甚至认为就是唯心主义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出发点的确立使他的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意识对象观上的缺陷，在唯物主义道路上前进，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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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试析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论文
试析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劳动价值论 科技劳动 管理劳动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以人为本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重点分析劳动价值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强调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人本身的发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现实的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可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的新的时代意义。
一、“以人为本”理念的产生与时代内涵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符合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理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著名的人类主体发展三阶段的学说，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的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社会。这一学说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确立自己历史观的出发点，指出了人是自然界和社会之“本”，科学概括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人能创造和使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在于，人以及人的发展是人类改造对象世界的目的本身。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赋予以人为本新的时代内涵。坚持以人为本，要更加注重发挥人主观能动性，增强人的学习和运用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能力，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把以人为本落实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求我们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本质和目的，重视人、依靠人、造就人、造福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博大精深，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直接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中撇开各种具体劳动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按照等量价值进行交换。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明确指出;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马克思说:”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他还指出:复杂劳动、效率更高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比简单劳动、效率低下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大得多。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认识到知识和科学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当时不可能详细说明这一问题。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也就不言而喻地将人当作了全部历史活动和现实活动的本源和中心。而人作为全部历史活动和现实活动的本源和中心又主要是通过他的劳动活动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人类劳动的评价体系，自然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
1、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一方面从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的活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角度揭示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2.突出的是劳动者的主体性，强调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劳动价值理论比任何别的价值理论都更尊重人、重视人、依靠人，体现“以人为本”的最高原则。 3、强调了“以人为本”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商品不仅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产品，而且是劳动交换的中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载体。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体现了劳动者之间分工合作和交换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一是要注重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尊重知识。二是要坚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观，重视保护劳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三是要以劳动者为核心，协调好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在矛盾。
四、以人为本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今天的社会经济环境己经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人员成为生产的直接指挥者和经营活动的管理者;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日益增多。新的时代性因素要求我们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进行理论创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1、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坚持价值创造的一元论，反对多元论。科技、管理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并不等于科技、管理这些生产要素自身能创造价值。科技、知识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而不是决定价值的因素。科技、知识不能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只能体现在或物化在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上才能参与生产。只有活劳动才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唯一的现实的因素。如果认为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知识与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就陷入多元论的价值论。
2、以人为本要求我们拓展创造价值的劳动种类和劳动者的范围。科技本身不创造价值，但科技内化于劳动者的能力后，科技劳动者的复杂、高效率的劳动在同一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比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高得多。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使个生产过程由许多的劳动者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因此，商品价值的创造也必然由许多劳动者即”总体工人”的劳动共同来完成，管理人员在这一生产过程链条上从事管理职能的劳动一旦凝结在商品中，就构成了生产劳动的重要部分，因此，管理劳动也创造商品价值。同时，我们要加深对不同部门劳动的认识:一是我们要明确在精神产品生产部门工作的劳动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也是价值创造者，虽然有些精神产品是非实体性的。二是要认识到在流通和服务产品提供部门工作的劳动者是通过创造非实体性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也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有的直接创造价值，有的间接创造价值。三是要理解在公共产品的提供部门工作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创造经济价值，但创造社会价值。
总之，凡是直接或间接生产物质商品，文化商品和劳务产品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并将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其中包括管理劳动、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而从事这些生产的劳动者也都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
篇15：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疑问论文
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疑问论文
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在科学上对人类的两大贡献。其中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这一理论过程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形成了若干与马克思的观点及其诠释不同的看法，并发表了一些论著。从近年国内出版的一些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成果的论著和教材来看，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介绍和讲解没有什么创新，相关专家似乎不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什么疑问，或者虽然注意到某些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给予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究竟是否存在疑问?存在哪些疑问?怎样通过这些疑问的研究促进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提出和分析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并向国内外专家求解。
一、为什么劳动力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没有转移给产品?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纺纱为例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假设生产20磅棉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为24先令，劳动力日价值为3先令，这一日劳动力在使用中创造6先令新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资料的24先令价值转移给产品，劳动力的3先令价值却不转移，而由工人先劳动一段时间把它再生产出来，然后延长劳动时间，生产3先令剩余价值:“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疑问在于，投入劳动过程的劳动力的3先令价值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转移，而要由工人劳动把它再生产出来。
国内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劳动力的价值已经支付给工人，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不可能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因为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生产过程以外消费掉了。这部分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再生产出来。”“产因为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进入劳动者手中即转化为他的收入，已被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要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新价值来补偿这部分资本。”按照这种逻辑推论，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已经支付给它的卖者，同样会转化为它的卖者的收入，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生活消费，为什么又能够转移给产品呢?如果这些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由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就需要重新研究，其中一些基本结论要么被颠覆，要么得把适应范围限定在劳动力商品之外。实际上，这些解释混淆了劳动力价值、工资、生活资料价值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原理，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性能，价值则是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人类劳动或抽象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外。例如，棉纱的价值存在于棉纱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棉纱之外。在交换中，棉纱的价值表现为货币，但是货币作为存在于棉纱之外的交换媒介，只是棉纱价值的等价物，而不是棉纱价值本身。这一道理对劳动力作为商品应当是适用的。尽管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特殊性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主要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如果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其使用价值却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那就把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时空上完全分开，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各种商品价值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的一般原理。
因为各种商品都有价值，所以当两种商品交换时，就有两部分价值对流和换位。先以物物交换为例，假设甲和乙两人分别拥有商品A和B并进行交换，商品A的价值从甲流向乙，商品B的价值从乙流向甲;交换后，甲和乙分别拥有商品B和A，商品及其价值发生换位。当以货币为媒介交换时，在买卖双方就有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对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的是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叫段设丙用货币M(比如贵金属货币)向甲购买商品A，货币M的价值从丙流向甲，商品A的价值从甲流向丙;甲用卖A得到的货币M向乙购买B，其价值流向乙，商品B的价值从乙流向甲。如果货币是纸币，仅为价值符号，那么它就充当了A和B价值对流的媒介。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交换中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价值对流和换位。
假设厂商甲用货币资本(可变资本向工人购买劳动力，有劳动力价值从工人流向厂商甲，成为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价值从厂商甲流向工人，形成工资;工人用工资向厂商乙购买消费品，工资价值从工人流向厂商乙，消费品价值从厂商乙流向工人。劳动力价值和工资是两部分价值，它们之问具有并存等价关系，而不是直接同一关系。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再购买消费品来维持生活。工资并不是劳动力价值本身，而是它的等价物。如果劳动力买方支付实物工资(生活资粉，那么劳动力与生活资料作为两种商品的并存等价关系、价值对流换位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物物交换;现实中一般支付货币工资，劳动力价值与货币工资之问也具有并存等价关系，不能把货币工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看成同一部分价值。
从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来看，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价值的确是两部分等额价值，并在交换中发生对流。例如，马克思在分析两大部类之问的交换时，曾假定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及工人之问有价值5 000镑的商品，其中I(v+m)=镑，II C=2 000镑，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为1000镑。”5000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500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1.第I部类付给工人1000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2.工人用这1 0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类似的论述还有不少。
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力价值转移问题，假设甲、乙两家公司和工人之问发生交换:甲公司在一定时期预付1亿元货币资本，其中8 000万元向乙公司购买生产资料，2 000万元向工人购买劳动力，下面分两步来考察。先看甲、乙两家公司之问的交换。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8 000万元货币，得到具有等额价值的生产资料。乙公司出卖生产资料形成8000万元货币收入，通常会以某种形式分配和消费掉。假设乙公司用8000万元中的6000万元购买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2000万元购买新的劳动力(支付工资)。这样，交换前属于甲公司的8000万元货币在买卖中支付给乙公司，此后又被乙公司消费掉了。其中用于乙公司支付工资的2000万元被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消费了，这并不影响甲所购得的8000万元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给该公司的新产品。
再看甲公司和工人之问的交换。甲公司向工人支付2000万元货币工资，得到具有等额价值的劳动力。在这种交换中，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价值数量相等，存在形式不同。工人得到2000万元货币工资，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虽然它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消费了，但却维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这2000万元价值也不会消失，而是构成新生劳动力的价值。由于货币工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是具有并存等价关系的两部分价值，所以一方面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工人劳动力的2000万元价值成为甲公司的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无论工人怎样消费工资或生活资料，都不构成否定其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的理由。
如果肯定剩余价值生产中存在劳动力价值转移，那么在马克思分析的纺纱实例中，20磅棉纱的价值就不是30先令，而是33先令，即等于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新价值之和。
二、劳动力价值能否归结为使用劳动力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
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不遵循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后者对前者不适用。这当然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劳动力价值，明确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价值决定的共性。马克思正确认识到活的个人的存在是劳动力生产的前提，但是通过假设“个人已经存在”，撇开了个人被养育的过程，从而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维持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本身的再生产，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81这一归结令人费解。劳动力和生活资料是两类不同的商品，虽然生活资料被劳动者消费之后，它的价值可以转化为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但生活资料和劳动力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二者的价值有不同的载体。例如，面包和劳动力是两种不同的商品，当面包被劳动者用于生产自身劳动力并消费之后，前者的价值转化为后者价值的组成部分，不能说面包就是劳动力，当然也不能说面包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如果把二者混为一体，进而认为生产面包就是生产劳动力，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对同一个人来说，生产他的劳动力和使用他的`劳动力、他自身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他的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具有明显区别。
首先，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总是只有先生产出来，然后才能使用;生产劳动力和使用劳动力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两个过程。从社会范围来看，生产劳动力主要发生在生活领域和教育培训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场所，表现为养育和维持劳动者，特别是现代社会生产复杂劳动力要对劳动者进行各种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这个过程要消耗生活资料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使用劳动力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或工作场所，表现为劳动者就业和工作，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例如，一个人在北京读大学，这是生产或培养他的劳动力的一个阶段，相关费用计入他的劳动力价值;他大学毕业后到河北就业，从事某种商品生产，这是他使用自己劳动力的过程。在北京读大学培养劳动力和在河北就业使用劳动力分明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不能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阶段。
其次，生产劳动力是一种行为主体的活动，使用劳动力是另一种行为主体的活动，在这两个过程中消耗的劳动时间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假设有张三和李四两位劳动者，其中张三从事教育培训工作，李四从事普通商品生产工作。李四在开始工作之前，先接受张三组织实施的教育培训。在这里，张三为培养李四的劳动力，耗费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因此，生产或培养劳动力的主体是张三，而李四是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培训。此外，生产劳动力还需要社会为李四提供生活资料，这要问接消耗他人的劳动。虽然李四为接受教育培训和取得生活资料，通常要由本人或他的家庭支付相应的费用，但是生产李四的劳动力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源于张三和其他有关劳动者。当李四开始工作之后，在生产或工作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这时的行为主体是李四。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使用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分别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者的一部分。
再次，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凝结在一种客体(劳动力)中，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时间凝结在另一种客体中，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凝结于不同的客体。仍以上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张三的教育培训劳动凝结在李四的劳动力之中，形成李四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李四在以后的工作中生产某种商品比如电脑，他的劳动时间凝结在电脑之中，形成电脑价值的一部分。在计算生产电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不能漏掉所消耗的劳动力中包含的物化劳动。显然，劳动力和电脑是两种不同的商品，李四生产电脑完全不同于生产出他的劳动力，不能用李四生产电脑的一部分劳动时间来取代培养他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最后，凝结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决定其价值，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活劳动则来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二者体现劳动力商品的不同属性。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因此，不能把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归结为劳动力所提供的一部分活劳动。
三、劳动力在交换后能否由卖方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
按照商品交换原则，一个人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或买方并得到相应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必须为企业劳动，而不可能再用已经卖出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劳动或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用工资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而不是在为买方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企业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由劳动力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而不是在劳动中再生产出来。
劳动力交换会发生产权转移。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在劳动力出卖之前，它属于工人所有;当它出卖之后从生理上看也许仍然存在于工人体内，但已经成为买方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能再由工人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即不能用来为自己劳动。这表现为工人在生产中只能按买方的要求劳动，产品及其价值归买方所有。如果说劳动力交换不发生所有权转移，工人只是在一定时间内转让劳动力使用权，那么这种已经转让使用权的劳动力也不能由工人用来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
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当然有自己的权利:他在出卖劳动力时可以讨价还价，即在签订劳动合同或达成协议之前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要求买方按期支付工资，并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劳动，不允许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等等。但是他没有权利使用已经出卖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劳动。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劳动力作为商品有特定的时间计量单位，以小时为单位计量劳动力是比较准确的;如果以天或日作为劳动力计量单位时，要注意区分自然日和劳动日时间长度。劳动者每天总是要用一定时间来消费和休息，因此一日劳动力的实际数量总是小于24小时。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以天或日计量劳动力，设想资本家支付工人一天劳动力价值后就购买了24小时劳动力，而工人则认为自己不可能连续工作24小时，双方通过斗争来确定工作日长度，把剩余价值生产建立在延长劳动时间的非等价交换前提下。实际上，在劳动力商品化前提下生产剩余价值，应当排除非等价交换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存在。现代西方国家的企业普遍实行小时工资制，实际上就是按小时购买劳动力。一旦确定每小时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又不增加工资就成为违反交换原则和法律的事情。
既然劳动力商品是用时间单位来计量，那么确定其数量，也就是规定工作日长度。劳动力买卖双方围绕缩短或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或降低工资等问题进行谈判协商，实际上就是在劳动力商品数量和价格问题上讨价还价。如果工资一定，缩短或延长工作时间，就意味着单位货币所购买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或增多;如果工作时间一定，提高或降低工资，则意味着单位量劳动力所换取的货币增多或减少。这两种情况或它们组合而成的其他情况，都有劳动力单价的变化。其结果通常是买卖双方以合同形式规定工作时间长度和工资数量，这也就是规定劳动力价格。例如，某人和一家企业经过协商，最终签定合同，规定他每劳动8小时，由企业付给100元工资，这表明8小时劳动力的价值为100元，因而每小时劳动力的价值为12.5元，工人得到100元工资，就必须为企业劳动8小时，支出等价劳动力。如果工人用8小时中的一部分时间如4小时来为自己劳动，或者实际上只为企业劳动4小时，那就意味着企业用100元货币只购买了价值50元的4小时劳动力(因为8小时劳动力价值100元，所以4小时劳动力价值50元)，这是不等价交换;相反，如果企业迫使工人劳动10小时，仍然只付给100元工资，那么工人实际支出了10小时劳动力，其价值应该是125元，比企业所付100元多出25元，这是另一种不等价交换。两种情况都是商品交换原则和劳动合同所不允许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工人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而不是在为企业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企业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由劳动力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而不是在劳动中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本来运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价值决定问题，但是又把它归结为或等同于使用劳动力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因而忽略或否定了劳动力自身价值转移，以为劳动力出卖之后还可以由卖方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实际上未能贯彻和体现他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四、怎样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劳动价值论、劳动力商品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问具有内在联系，把三者结合起来分析，就能看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上述问题。
按照劳动价值论，任何商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也不例外。按照劳动力商品理论，工人的劳动力是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这种商品化的劳动力具有自身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力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就不应当消失，而应当转移给产品。如果一定要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并认为这是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那就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因而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普遍意义。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理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原创性;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同其他商品价值一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不符合劳动力商品论和劳动价值论。
考虑两个经济主体甲和乙，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由甲作为投资者出资本，乙作为劳动者出劳动力。甲每天先预付工资，乙劳动生产出大于工资额的价值，除了补偿预付工资外，还给甲提供一定量剩余价值。第一天，甲付给乙3单位工资，乙劳动创造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补偿预付工资，另外3单位是剩余价值;第二天，甲把前一天乙劳动创造的6单位新价值中的3单位作为工资又付给工人，再次得到工人劳动创造的6单位新价值。从表面上看，这里好象也有劳动力交换，但是劳动力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虽然假设它有价值，却不向产品转移，而由一部分新价值来取代，实际上否定劳动力价值存在。劳动力要作为商品参加交换，那就不能没有价值，也不能以假设的不向产品转移的价值为交换依据。劳动力是否可以凭它在使用中创造的新价值来参加交换呢?当然不行。第一，凡是参加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他进入流通之前就已存在，而新价值不仅在劳动力进入流通之前不存在，而且在它进入流通之后尚未开始消费或使用时也还没有形成;第二，新价值来自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即劳动，但如果劳动力真正作为商品被出卖，那它的使用价值就归买方所有，其使用或消费所形成的新价值也属于买方所有，不能作为卖方参加交换的依据。如果一定要说劳动力的使用所形成的新价值是乙方参加交换的依据，那么新价值与工资价值在数量上无非有三种关系:一是新价值等于工资价值，这时没有剩余价值;二是新价值小于工资价值，这时不仅没有剩余价值，而且会出现亏损，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三是新价值大于工资价值，虽然存在剩余价值，但是属于另一种不等价交换。设想乙方以他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为依据参加交换，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等价交换的一般原理。
现在假设乙先用甲提供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乙每天劳动形成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留给自己，另外3单位交给甲。无论这种分割怎样进行，乙毕竟有一部分时间为自己劳动，能够分享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从商品交换一般原则来看，这里并没有发生劳动力买卖。乙获得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另一部分则交给甲。这在实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农民把租用别人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的一部分留给自己，另一部分交给地主并没有什么两样。设想某个生产者向资本家租用生产资料，他每天自己劳动生产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作为租金交给资本家，另外3单位归自己所有。这位生产者的劳动力没有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但其新价值分割同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生产是相似的。这里实际上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否定劳动力价值的存在和转移，或者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就意味着否定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前提。如果一定要把上述两种情况解释为劳动力商品化的特殊性，那就会同劳动价值论发生矛盾。只有肯定劳动力价值转移，才能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实质上就是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转化为生产以它们为要素的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它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一定的人类劳动。当劳动力通过交换被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时，过去生产这种劳动力已经消耗的劳动时间作为物化劳动时间，转化为生产以它为要素的其他商品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生产劳动力要消耗劳动时间，使用劳动力又提供劳动时间，这两部分劳动时间都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劳动力本身包含一定的物化劳动，它的使用过程又是活劳动，这两部分劳动都参与决定使用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在实际生产中，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表现为把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计入产品成本，正如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给新产品表现为把购买它所支付的货币额计入产品成本一样。
肯定劳动力价值转移，就会看到价值增殖过程包含三部分价值运动，即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劳动力价值转移和活劳动创造新价值。价值增殖可以定义为:劳动者在转移生产资料价值和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同时创造新价值的过程。例如，企业投资100万元，分别购买价值80万元的生产资料和价值20万元的劳动力，二者结合并全部消耗掉，生产出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活劳动创造30万元新价值;全部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资料转移价值80万元加劳动力转移价值20万元，再加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30万元，总共是130万元。
按照劳动力价值转移的分析思路，能够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同时可以对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等概念做出新的解释，能够更加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等问题，从而发展和完善剩余价值理论。
篇16：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运行模式
论文摘要: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核心内容，它深刻揭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它们在价值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阐明了这两种不同作用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也是判别不同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真正高效的一条基本准则，对它的准确理解与运用，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核心内容，它深刻揭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并阐明了这两种不同作用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原理在不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分析路径，最终使我们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巨大优越性。
一、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的含义及其科学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川。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对商品价值决定原理所作的最全面而又最准确的表述，马克思的这一原理表明，作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指生产社会必需总量的某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关于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进一步作了具体阐述，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里讲的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简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马克思又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川马克思这里讲的就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简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对商品价值起着决定作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是从某一生产部门的角度出发，说明同一部门内多个不同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使用价值所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则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为满足社会需要可以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比例量的劳动时间。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对商品价值所起的不同决定作用，彼此不能互相代替。单个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决定，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认为社会必需总量的某类商品的价值仍然由必要劳动时间I决定，这是因为在一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商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这样一来，不同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就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形成不同的比例量，至于怎样的比例量来分配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这就要求生产这类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是否同社会用这类商品来满足需要的规模相适应。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川这就是说，劳动时间要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而且只有分配这样多，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因为“产品作为价值应该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只有按照社会需要生产一定量的产品，花费在这类产品中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由此可见，就生产一定量的某类商品来说，它的价值不可能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只能由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因为生产任何一定量的某类商品，只有花费必要比例量的劳动时间，才会形成这类商品的价值，否则其超过部分花费的劳动时间，即使从单个商品来看包含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由于总的劳动时间超过了必要的比例量，因而不会被社会所承认，当然也就不会形成价值，正如生产单个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会被社会承认也不会形成商品的价值一样。
所以，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其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下，都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基础。商品生产的运动过程是商品价值创造和形成过程的统一，这两种劳动时间在商品生产运动过程中所起作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整体与个别，虽然不能简单地说个别由整体决定，但也不能说总体是由个别决定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依据的条件是一致的，都是根据某一部门在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确定，只是由于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才分别表现为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人为割裂这两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的共同作用，只片面强调其中的一种，而忽视了另一种，势必会对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误导作用，同时对现实经济生活也将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中的作用比较
在历史上，传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潮的核心主张是:经济自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只有获得了经济自由，完全用不着政府的指导或干预，每一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就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把资本和劳动分配于最有利于全社会的产业或行业。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中，每个企业获得经济自由，完全自主按照市场的要求安排组织生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发生作用，它通过价值决定的过程，刺激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商品生产者积极追求技术进步和管理高效，节省劳动费用，目的是在同一部门生产竞争中，单位产品中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最少，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种生产活动完全没有政府的指导和干预，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生产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条件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以及各个生产部门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再生产不可能顺利进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可以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通过决定价值的过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分配比例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相对平衡，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觉发挥作用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而在传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生产对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按比例量分配，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却无能为力，其结果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出现大量过剩，从而使它们的个别部门劳动时间大大超过了该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形成不了价值，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的出现。经济危机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平衡关系自发强制贯彻而实现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对以极端的形式制约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与前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设想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原则设想主要来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历史逻辑中，推导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生产组织上实行计划经济，消除商品和市场，“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这种计划经济模式要求计划有比例的在各个生产部门安排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那种个别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将被克服，在这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作用在生产活动中得到确认。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强调计划手段在配置资源中基础地位，否定商品生产和市场，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指令性计划进行安排生产，国家对企业实行直接的计划管理，向企业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生产原料由主管部门供应，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直接收购或调拨，资金由财政部门统收统支。在这里企业成了管理部门的附属物，没有生产自主权，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部门不存在竞争，生产单个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失去了可比的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企业因此失去了追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进取意识受到了严重地影响。虽然没有出现象经济危机那样急剧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但社会经济总量增长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以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制约着必要劳动时间。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价值决定原理作用的最佳选择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还是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由于只是片面强调了价值决定原理中的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作用，使价值决定原理的作用出现了畸形或消极的表现形式，给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导致它们都成了缺乏社会效益的经济。而要使这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对价值产生决定作用，使价值决定原理的作用得到全面的体现，就必须重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最佳的选择模式。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高度重视市场对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经济生活中，从而使价值决定原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告诉我们，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无论生产单个商品的劳动消耗量怎样不同，在市场竞争中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标准，各个生产者的劳动消耗量，等于或低于这个标准的就会适当盈利或增加盈利，超过这个标准的就要发生亏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下，发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就会保证各个企业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各项费用开支，不断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得到不断提高，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经济运行模式，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够建立在客观可行的基础之上，国家可以利用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的比例量，从而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对价值的决定作用也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告诉我们，每个生产部门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需求总量，都必须由社会总劳动中的必要比例量使用在该种商品上，因此，在一定期间内，社会要求生产的各种商品总量，各自都有社会总劳动分配给定的必要份额，从而就为各种商品总量的价值量由其决定的劳动消耗量规定了必要的数量界限。社会主义生产要讲究经济效益，就必须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社会需要的产品，那么生产得越多，浪费就越大。因此，仅从产品数量来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求各生产部门的按比例协调，生产的每种产品必须以符合社会需要为标准来规定它的数量界限。只有把各种商品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其单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起来，使各个生产部门在一定期间内保证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总量(既包括质量、花色品种，又包括符合社会需要的一定的数量极限)，才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
总之，马克思价值决定原理为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优越性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分析路径，遵循这条路径，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和分析我国经济在转型期间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篇17：马克思自然观再审视的论文
关于马克思自然观再审视的论文
摘要：在前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是黑格尔理念论自然观。随着马克思转向走进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上也跃迁到了人化自然观。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自然观，而当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本质上也是人自身的危机。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黑格尔主义；理念论；人化自然观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诸多论者探讨马克思的自然观时都疏离了历史，认为马克思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自然观。这就使人们非常有必要以真切的态度“回到马克思”，展现马克思自然观的本真意义，从而使之能在当下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艰难时刻”凸显自己的当代价值。
一、前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
1837年4月，马克思因病来到施特拉劳休养。在休养期间，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组建的“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成员的影响下，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使他“钻到大海里一次”，走进了黑格尔主义，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开始了自己思想发展的真正历程。
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理念论哲学，它把理念作为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本质是理念，因而这些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外部表现。同时，理念由于自身的矛盾性，为此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辩证运动。当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主义以后，他坚定地站在黑格尔理念论的立场上考察对象。在自然观方面，马克思提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在宏观世界，“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其实，与宏观世界一样，微观世界中的“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在化了的、同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在这里，“自我意识”并不是指人的自我意识，而是特指“感性的自然”或原子等的概念或理念。另外，马克思在此提及的所谓“客观化了的、经验的”“自我意识”，也并不是肯定“自我意识”是一种客观化的、经验的存在，而是说原子等自然物只不过是“自我意识”或概念的外化，只不过是无限的绝对精神在其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在马克思的视阈中，随着绝对精神的运动，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所以，当年轻的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实际上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对现实的历史中的人来说他们不能画饼充饥，与幽灵作战，因而处于黑格尔主义发展阶段的马克思这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关于它的一切表面上尽管“喧嚣吵嚷”，然而其“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却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
二、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
1843年3月，马克思写信给卢格时专门提到了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虽然表明此时马克思具有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思想，但是也毫无疑问表示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与和恩格斯“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在“费尔巴哈派”阶段，马克思不仅专门著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来与黑格尔决裂，而且在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中也不断地超越费尔巴哈，特别是关于自然观，大约1844年5月底，他就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陛，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同时，由于“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人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重新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原来积聚的新世界观因素迅速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世界观，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诞生了。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这意味着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视阈中，现实的感性世界仅仅只是自然感性，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始终如一的东西。马克思既然断定这一点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也就表明他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先在的、既成的，只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存在。
同样是在《提纲》中，马克思也提到了唯心主义。他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马克思肯定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在通常的理解中，“能动”一词常用于指意识所具有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作用。然而，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能动的方面”，就会把马克思此处所说的“能动的方面”归之于意识的方面，好像马克思肯定的是唯心主义发展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其实，马克思是在批评了费尔巴哈等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之后接着肯定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此，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是从对“现实”的理解方式上的批判。这样，马克思所说的“能动的方面”就决不是指意识方面，而是指对象方面。“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对象，因而他们视野中的现实世界不是主体的活动创造的，所以是非能动的；与之不同，唯心主义把现实世界理解为是主体的活动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是能动的。这说明马克思此处所说的“能动的方面”是指主体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方面。为此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是指他们赞成现实世界是由主体的活动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一方面，唯心主义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这证明马克思也认为现实世界是主体能动的活动生成的。第二，马
克思在肯定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同时，也批判了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这一点黑格尔作了最好的诠释。他提出：“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可见，在他看来，一方面自然界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另一方面，创造自然界的是精神。因为精神总是人的精神，所以黑格尔说精神创造了自然界就是说人自己的精神活动创造了自然界。因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虽然认识到了“现实”是由主体能动性的活动创造的，但他们却认为主体这种生成“现实”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的精神活动，因而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创造感性世界的“能动的方面”既然不是精神活动，那它到底是什么呢？由于马克思在批判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后马上指出：“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创造现实世界的是人能动的实践活动。
由此可知，在新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人通过自己能动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人化的自然界。
综上所述，从黑格尔主义跃迁到唯物主义以后，马克思虽然在整个世界观上仍处于激荡、质变的过程中，但是在自然观方面却已经跨越走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一以贯之的“人化自然”的观点与马克思在新唯物主义阶段的其他思想一起，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在场”。
三、探讨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当今时代，探讨马克思的自然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价值。在理论方面，通过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追问，人们会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并不是生下来就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性的，也不是在其后来思想发展进程的任何时期都具有这种规定性的，他只是在自己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获得人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性。因此，不能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不能把马克思的所有思想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实践方面，当今时代，地球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家园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洪水泛滥、旱灾频发等压倒一切的、划时代的危机。虽说包括从广义的环境伦理学到生态智慧，从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到温和的“新生态宗教”，从环境保护主义到红——绿或绿——红运动，从浅层生态学到深层生态学，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哲学，再到第三种“形而上学”——“万物有灵论”，都对之进行了自我反思和行动拯救，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思想中追寻思想资源与“火花”，却也使马克思有关人化自然的论述，在指导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中显现出当代性的力量。它向我们表明当下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危机，是人自己在反对自己。因为根据马克思在唯物主义时期的观点，人现实生活的自然是一个人化的自然，是一个人通过自己能动的实践活动生成的感性世界。这样当下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的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生态灾难毋庸置疑从根源上来看都是人自身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因而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危机，是人自己在反对自己。
篇18：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论文
内容提要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是比经济人更科学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这一模型存在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经济学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神话，理论经济学只有以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假设为基础，才能构造出与经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有用这样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 公益人；马克思；
在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具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学者一般是把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这一不变的假设上面，而马克思所采用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却是变化的，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预测未来的新制度时，采用的是不同的行为假设，我把马克思使用的这种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称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我认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无论是构筑理论体系而是指导经济实践，都比经济人假设更科学。
一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差异
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看出，《资本论》在对人的行为假设上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成果，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这种人善于计算，目标明确，从来不自觉顾及公共利益。但除了这些共性以外，《资本论》对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有许多不同之处：
㈠ 亚当、斯密认为，自利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人们在交易中的利益最大化动机只是人类固有的利己心在商品经济中的具体表现，这样，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也就成了一个超阶级、超时代的范畴。⑴而在《资本论》中，人的自利行为却是由环境造成的，资产者追求利润的动机受竞争规律的支配，无产者追求工资的行为是由于生存条件的约束，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些行为进行好的或坏的价值判断。⑵ 既然人的行为是受环境支配的，那么，随着人们所处环境的变化，人的行为也会或迟或早相应地发生变化。
㈡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会形成有利于交易双方的客观效果，交换导致合作，能提高社会福利，体现社会合谱。而马克思认为，交换并不是平等的体现，一个社会平等与否，很难从交换中看出来，因为交换过程体现的是市场规则，至于平等与否却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一个在生产过程没有平等的社会很难通过交换过程改变非平等状况。
㈢ 亚当、斯密分析的经济人，只是一种个体行为分析，缺少对群体行为特征的描述，他所分析的市场行为主体和个体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用今天的`概念表述就是这里的市场行为主体没有法人行为，而只有自然人在行动。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个体行为，而且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群体行为，探讨了群体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有时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而是为了实现群体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主要揭示了资产者之间的竞争，而剩余价值的分配则主要探讨的是资产者之间的合作，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形成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是最大化资产者整体利益的规律，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合作使资产者的利益能实现制度约束下的最优化。《资本论》的结论正是要告诉无产者合作的重要性，无产者的对手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也只有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㈣ 亚当、斯密认为，竞争是经济人的基本市场行为。以经济人假设为依据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该模型揭示的理论精髓是：竞争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机制，只要竞争能充分展开，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马克思却深刻地揭示出竞争的两重性，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竞争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显著提高，在另一条件下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他分析的逻辑是：如果孤立地来看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受外部的任何制约，那么竞争是高效率的，但商品经济中的企业恰恰是处于相互联系的链条上，不可能是孤立的，因而竞争的效率就打了折扣。他特别指出，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有一个比例关系，因而需要各个企业的配合和协调，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由于市场主体只顾及个人利益，市场成了囚徒困境，这种比例总是通过周期性的破坏，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竞争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而只能是纳什均衡，
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应用经济人假设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马克思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人行为支配一切才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篇19：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论文
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比较，马克思人类行为假设的动态模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才
能成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在内容上的不断充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人假设奠定的基础。但马克思的人类行为动态模型却打破了经济人“拜物教”神话，经济学没有必要建立一个一成不变的行为假设，否则就封闭了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门。⑷经济学究竟采取何种假设，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模式，而只能根据客观经济现实，根据经济研究的特定任务进行科学的抽象，通过这种抽象形成的假设与实际越接近，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上的理论才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 在应用经济人假设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社
会越向前发展，人们的经济人行为倾向就越严重，当代经济学家笔下人经济人比起亚当、斯密论述的经济人有更强的自利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马克思的人类行为动态模型却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经济人倾向不是在强化，还是因受到各种约束在递减，而人的社会性与公益性倾向却在不断增强。
（三）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目标就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而自觉关心社会利益的行为从经济人假设的角度看是不现实的。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觉察到了道德、习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这些因素最多只是构成了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约束条件，而不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需求。与此相反，在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里，个人利益并不是人类的唯一动机，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为他人为社会主动做出奉献也能成为人的行为目标，这种行为绝不是现代某些经济理论所说的只是一种特殊的谋利手段。特别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为公共利益服务将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行为目标。
（四） 很明显，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用于谋生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特别是一些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可以主要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这是现代劳动者可以把为公共谋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目标的物质前提；由于各国政府对公共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个人需要的一部分已经由社会提供，因而使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夺取他人利益的行为有所减少；由于法制的健全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加大了损人利己的成本，而创造出了更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环境。总之，人类社会行为发展的轨迹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行为的动态发展模式是一致的。
有的读者可能会提一个这样的问题，本文提到的公益人与经济人假设比较更不现实。的确，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纯粹的公益人比纯粹的经济人要少得多，因而要建立以公益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还为时过早。但这种状况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人类行为动态模型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个模型强调的是人类行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趋势，我们都明白帕累托最优也没有多少现实性，但却没有人否定这个标准作为参照系的重要理论价值。同理，公益人假设尽管没有多少现实性，但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它启迪我们形成这样的认识，一个人只有自利行为是不完整的，只有同时具备利他行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也只有这样假设，人类的利他动机才能与利己动机一样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才能摆脱作为单纯的谋利工具的现状，进而推动经济学在增进人类文明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个人自然生命的有限，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从经济人到公益人假设为基础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但建立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对于我国正在建立和逐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是朝着张扬经济人行为的方向发展的，对于谋取私利同时又损害公利和他人利益的行为社会给予了很大的宽容，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人类行为的公益倾向的发展，特别是与我国实行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很不相适应，因而创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替代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这是历史赋予我国新一代经济学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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