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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和《后汉书》

2023-08-21 08:25:59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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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和《后汉书》

篇1：范晔和《后汉书》

范晔和《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赵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作者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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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b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F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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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与《续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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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彪（？-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又刊刻由刁b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后汉书注补志序》

刘昭之所以把司马彪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两个用意：一是范晔欲撰《后汉书》纪、志、传百篇，是效法班固《汉书》而作，《汉书》纪、志、表、传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而范晔《后汉书》只成纪传九十篇，所以刘昭遵从范晔之意，把《续汉书》志分为三十卷，合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续汉书》志移入《后汉书》，与纪传相互配合，成为一部体例比较完整的史书。于是从梁朝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合编本，纪传为范晔撰，志为司马彪撰，而纪、传、志皆为刘昭注疏。

需要说明的是，刘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说得好：“以《续志》补范，P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关于《隋志》记载的两个版本卷数分别比原书多出数卷，历代学者多认为系传抄之误，我以为极有可能是后人把两个版本的纪传中某些长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数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间，太子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人，对范晔《后汉书》重新加以注释。对于这次注疏，清代学者认识并不一致。王鸣盛认为李贤注疏采用刘昭注补本，改注纪传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说：“唐章怀太子贤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纪传易，注志难，避难趋易也。且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钱大昕则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唐人所注者乃范晔原本：“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针对二人之说，认为钱大昕更得其实。他指出：

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后汉书》）

李慈铭右钱左王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他把钱氏“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错解为钱大昕主张李贤注疏“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即李贤所注《后汉书》中仍用刘昭注补的司马彪《续汉书》志，则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钱大昕。如前所述，钱大昕坚持北宋补合之说，不可能认为李贤注《后汉书》里仍然保留刘昭补志。而这只能是李慈铭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南朝补合说，所以认为唐代仍然如此。我认为，钱氏所谓“章怀太子别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李贤从新注疏范晔《后汉书》，鉴于刘昭注疏偏重于考证记事异同与讹谬，所以李贤注疏偏重于训诂文字和名物度数；另一方面是指李贤等人不使用刘昭注补本，因为唐代前期范晔《后汉书》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贤等人注疏范围只包括纪传，《续汉书》志“故注不及焉”。还应当提到的是，自范晔《后汉书》问世以来，后人传抄其纪传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况。王先谦分析说：“范书《隋志》载九十七卷，新旧《唐志》则云九十二卷，《宋志》则云九十卷。以十纪、八十列传篇各为卷计之，惟《宋志》卷数与今本合。《隋》、《唐志》所载，或多七卷，或多五卷，当由就纪传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间取而合之，是以卷数不同。”李贤注疏以后，这种歧互趋于稳定，形成十篇本纪十二卷和八十篇列传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变。《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贤注《后汉书》一百卷，可证李贤注本的纪传由范晔原书九十篇中析出十个子卷，变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汉书》李贤等注本与刘昭注补本同时并存。但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而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虽然两《唐书》均把“注补”误作“补注”，但据此可知刘昭注补本《后汉书》仅仅剩余五十八卷，损失过半。唐代学校以及科举考试，规定使用李贤注本，而这个注本中没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诏令从刘昭所注《后汉书》残篇中抽出注补的《续汉书》志，与李贤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足以为证。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据《宋史》记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艺文志》）这里说李贤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统计数字，与《旧唐书》记载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载“《补注后汉志》”书名有误，当为“《注补后汉志》”。刘昭注本仅仅剩余《注补后汉志》三十卷，可证所注纪传全佚。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注疏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缘于“唐时功令，习《后汉书》者并昭所注志为一史，故续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废耳”（《述略》）。尽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无注，必系亡失，非刘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无注，其为亡失，更属显然。”（《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既然李贤注本有纪传而无志，而刘昭注本又仅剩八志而无纪传，孙]校书时把两个注本合为一书，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是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第二个合编本，与第一个合编本所不同的是，这个合编本中志仍为刘昭注疏，而纪传则是李贤等注疏。

综上所述，可知赵翼、王鸣盛、李慈铭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刘昭，系指第一个合编本，而陈振孙、钱大昕、四库馆臣等认为两书合并始于孙]，系指第二个合编本。平心而论，不论主张刘昭合并两家之书，还是主张孙]合并两家之书，看法都不够全面，只说对了一半；而两家各据所见相互驳辩，也是互有优绌，只能证明对方说错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两书的分合过程，把两家意见结合起来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文姬）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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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的历史和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显现了范晔高超的史才。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 ⑻坪馕寤鹿偌埔樯绷肆阂恚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论》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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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

正如《史记》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的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如《宦者列传序》、《独行列传序》、《逸民列传序》等，读“序言”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单人传记前的“提要”，如：《范滂传》“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仲长统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王充传》“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梁翼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g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等等，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t（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著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著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著。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他注范书着重训诂，跟刘昭不司。王先谦说他注后汉书不比颜师古注汉书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处。实际上他立为皇太子以后，才跟张大安等共注后汉书，到他被废为庶人，注书工作结束，前后只有六年，没有充裕的时间详细校订，漏略再所难免。何况他们的注书工作似没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传的注，复沓纰谬，至于不可究诘，体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他们之手，而是后人补撰。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梁书刘昭传说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可见他注范书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偏重于事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的训诂。八篇志的注，就是这样的。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这部书记载了整个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

《后汉书》的原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实际上，人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汉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1）范晔撰的“纪”十卷、“传”八十卷。（2）晋司马彪撰的八篇“志”，计三十卷。司马彪的“志”，怎么会跑到《后汉书》里去呢？原来范晔死得过早，他撰写《后汉书》，没有来得及完成“志”的部分。到了南朝梁时，刘昭给《后汉书》作注，就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篇“志”抽出来，补进了范晔的《后汉书》。（3）刘昭所作的注。照过去的有关记载来看，似乎刘昭给《后汉书》全部作了注。但是现在的《后汉书》中，刘昭注只见于“志”的部分。（4）李贤所作的注。李贤就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他的注见于《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以上四部分，各有各的作者，在引用《后汉书》各个部分的材料时，必须准确标明作者，否则就要闹笑话。《后汉书》在后代也有注本，其中以清代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收罗材料为最多，便于参考。

在整个《后汉书》中，范晔所撰的“纪”、“传”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因为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发奋编写《后汉书》。在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谋反罪名被杀。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删繁补略，自定体例，订伪考异，写成了《后汉书》。这部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另外，《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类传”，即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后汉书》在这方面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其中《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在《儒林传》之外新立《文苑传》，表明文学和经学开始分家。至于《列女传》，又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例。著名的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收在这个传中。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孙]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

选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张衡传》，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成就辉煌；作为文学家，作诗著文、讽谏时政；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秉公执法等等，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此外，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不由地为我国古代科学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赞叹不已。

篇2：范晔后汉书文言文翻译

【原文】：

（梁鸿）家贫而尚节，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他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他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鸿，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

【译文】

梁鸿虽然家庭贫困，然而他推崇礼节，广泛阅读（书本），没有不通晓的（事情）。并且他不死记硬背章句。读完书，就到上林苑放猪，曾经不小心留下火种，蔓延到别人的房屋。梁鸿就寻访被烧到的人家，问他损失的财物，用自己全部的猪作赔偿还给房屋主人。但房屋主人还认为得到的补偿很少，梁鸿说：“我没有别的财富，愿意让自己留下做事。”主人同意了。（梁鸿）于是勤奋做工，从早到晚从不松懈。邻家老人们见梁鸿不是一般人，于是就一同责备批评那家主人，并且称赞梁鸿是忠厚的人。因此，（主人）开始敬佩梁鸿，把猪还给他，梁鸿没有接受，返回自己的家乡。

篇3：范晔后汉书文言文翻译

【原文】：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

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盘橐城九十里，逆遣使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超守盘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占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廓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使，假鼓吹幢麾。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始到于阗，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居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阗。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

明年，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悯边萌婴罹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匈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悯惜焉，使者吊祭，赠赗甚厚。子雄嗣。

【译文】：

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人，是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他为人有大志向，不拘小节；但是对父母孝顺，为人恭谨，在家中长久操持辛勤劳苦，一点不感到劳苦羞辱。班超能言善辩，读书多而不专精。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招聘赴任校书郎，班超和母亲跟随哥哥来到洛阳。家中贫寒，常作为受官府雇用的抄书人来谋生，长期劳苦，他曾经停止做事弃笔道：“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谋略，总应该效法傅介子、张骞立功在异域，以取得封侯，怎么能长久地与笔墨纸砚交道呢？”周围的同事们听了这话都笑他。班超说：“凡夫俗子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襟怀呢？”此后到相术师那里去，（相师）说：“先生，其他诸位都是普通百姓拜了，（您日后）定当封侯于万里之外。”班超询问自己的状貌，相术师指著他说：“你生得燕子一般的下巴，老虎一样的脖子；像燕子则要远飞，像虎则能食肉、享受富贵，这是个万里封侯的命相。”过了好久，汉明帝问班固：“你弟弟现在在哪里？”班固回答说：“在为官府抄书，获得工钱得来供养老母。”汉明帝于是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官名，掌管宫廷书奏）；后来因犯错误而被免官。

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官名，掌管皇帝所乘车马）窦固带兵出击匈奴，任命班超为代理司马，让他率领一支军队另外攻打伊吾（地名，在今新疆哈密市）。双方交战于蒲类海（西域国名），斩得很多首级回来。窦固认为他很有才干，派遣他与从事（官名，州刺史的佐吏）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国，鄯善国王广接待他们的礼节非常完备，而后忽然变得疏远懈怠。班超对他的随从人员说：“可觉察到广的礼节变得淡漠了么？这一定是有匈奴使者到来，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目光锐利的人能看到未曾萌生的苗头，何况已经很明显了呢？”于是唤来一个服侍汉使的鄯善人，用话套取（真情）他说：“我知道匈奴的使者来好些天了，现在住在哪里？”这侍者一慌张害怕，全部承认班超所揭示的情况。班超于是关押了这个侍从，全部召会与他一起出使的三十六个人，与大家一同喝酒。等喝到非常痛快的时候，顺势用话煽动他们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极边远的地方，要想通过立大功求得富贵荣华。现在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裁：通“才”，仅仅），而鄯善国王广对我们的礼待就废弃；如果让鄯善王把我们缚送到匈奴去，我们的尸骨将成为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对这情况怎么办呢？”随从都说：“我们现在身处危亡境地，生死听从司马决定！”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夜晚用火进攻匈奴使者。他们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必定大感震惊恐怖，可以消灭光了！只要消灭这些人，鄯善王广就会吓破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众人提议道：“应当和郭从事商量一下。”班超发怒地说：“吉凶决定于今日一举；郭从事是个平庸的文官，听到这事必定会因为害怕而使计划暴露，我们死而成就不了声名，就不是壮士了。”大家说：“好”。天一黑，班超就带领兵士奔袭匈奴使者营地。正好当天刮大风，班超吩咐十个人拿了军鼓隐藏在匈奴使者屋后，约定说：“见到火焰燃烧，都应擂鼓大声呼喊。”其余人都带上刀剑弓弩，埋伏在门的两旁。班超于是顺风点火，前后擂鼓呼喊，匈奴人一片惊慌。班超亲手击杀三人，官兵斩杀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三十多颗头，剩余一百多人都被烧死。次日，才回去告诉郭恂。郭恂大惊，一会儿（由于思路变换而）脸色改变，班超看透他的心思，举手说：“你（掾：属官的统称）虽未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么忍心独揽（功劳）呢？”郭恂于是高兴起来。班超于是把鄯善王广请来，将匈奴使者的头给他看，举国震恐。班超明白地告诉、又安抚宽慰他，于是（鄯善王）交纳王子作为人质。众人回去向窦固汇报。窦固十分高兴，详细向朝廷报告班超的功劳，并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汉明帝赞许班超的节概，下达指令对窦固说：“像班超这样的使臣，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现在任命班超作为军司马（汉代大将军的属官），让他完成（类似）先前的功劳。”班超再次接受使命，窦固想增加他的人马，班超说道：“希望给予原本跟从我的三十余人就足够了。如果有预料不到（的事变），人多反而成为累赘。”

当时，于阗（西域国名）国王广德刚刚执政打败了莎车国，于是豪横自大于南道（从汉朝内地出阳关、玉门关西行，有南、北两道），而匈奴派了使者来监护他。班超西行，首先到达于阗国，广德王态度礼节十分冷淡，而且这个国家的风俗很迷信巫术。巫师说：“天神发怒了，你们为什么想要亲向汉朝？汉使有一匹身黄嘴黑的马，赶快弄来祭祀我（天神）！”广德于是派使者向班超要求那匹马。班超暗中知道这一阴谋，回报同意献出此马，但要巫师亲自来取马。一会儿，巫师到了，班超立即砍下他的脑袋以此送给广德，就此言辞责备他。广德向来知道班超在鄯善国诛灭匈奴使者的事，大感惶恐，立即攻杀匈奴使者而归降班超。班超重重赐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因就镇定安抚。

那时，龟兹国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依仗著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国，杀死它的国王，另立了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第二年春天，班超从小路到疏勒。离兜题所居住的盘橐城九十里，预先派遣部下田虑去劝降兜题。（班超）告诫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族人，疏勒国民必定不服从命令，他如果不立即投降，便可以将他捉拿起来。”田虑到达那里，兜题看到他（力量）微弱，一点也没有归降的意思（殊：非常）。田虑乘他不提防，随即上前绑架兜题。兜题手下的人大感意外，都惊慌惧怕地逃走。田虑派人飞马驰报班超，班超马上开赴城中，召齐疏勒武将文官，历数龟兹没有道义的罪状，因而立原来国王兄弟的儿子忠做疏勒国王。疏勒人非常高兴。忠和部属都请求杀掉兜题，班超不同意，为了向他显示他的威信，释放并送走了他。疏勒国因此与龟兹国结下了怨仇。

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借汉朝国丧机会，便攻陷了都护（官名，全称是西域都护，督护诸国及南北道）陈睦的驻地。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两国屡屡发兵攻打疏勒国。班超固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前后呼应（之势），兵少势单，一直坚守了一年多。汉章帝（刘炟）当时刚刚登基，考虑到陈睦刚刚全军覆没，恐怕班超势孤力单，难以立足下去，就下诏召回班超。班超出发回国，疏勒全国上下都感到担心害怕，该国一个都尉（官名，掌管军队，维持地方治安）黎弇说道：“汉使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因而用刀自杀了。班超回国途中来到于阗国，王侯以下的人全都悲号痛哭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像（小孩）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纷纷抱住班超坐骑的腿使之无法前行（互相：副词，交替，这里有纷纷的意思）。班超看到于阗国民终究不让他东行（归汉），又想实现自己最初的志向，于是改变主意再返回疏勒。疏勒国中有二座城池自从班超离去，又重新投降了龟兹国，而与尉头国联兵叛汉。班超捕杀了叛降者，又击破尉头国，杀除六百余人，疏勒国重新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联军一万多人，攻打姑墨的.石城，攻克它，杀敌七百余人。班超想就此完全平定西域诸国（叵：副词，完全），于是承递给皇帝的奏议说：“臣下私下认为先帝想打通西域，因而向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于阗当即归向教化。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汉朝，共同出力，攻灭龟兹，开辟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我们攻下了龟兹，那末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屈指可数了。臣下自己伏著想（下对上[多用于对皇帝]陈述自己想法时用的敬词：（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卒、伍：都是古代军队的编制名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卒为百人；后用卒伍泛指军队），真的希望像谷吉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庶几：副词，表示希望出现某种情况）。从前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仰承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呢（铅刀：不锋利的刀）？先王一世议论的人都说：取得三十六个国家，称得上折断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的各个国家，从遥远的西方，没有不愿意归向教化的，无论大国小国都高高兴兴，进贡络绎不绝，只有焉耆、龟兹尚未服从。臣下先前曾和三十六个人奉命出使西域，倍遇艰险灾难；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五年；西域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询问他们城郭的大小，都说依靠汉朝与依靠老天一样。由此验证（是：指示代词，此）（效：验证），那么葱岭（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天山西段的统称）的道路就可以打通；葱领一通，那么就可以攻伐龟兹了。现在我们应该封龟兹国的侍子（古代对入侍中央王朝皇帝的诸侯或属国的王子[具有人质性质]的称呼）白霸为龟兹国王，派几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去，与各国军队联合。短时间内，龟兹就可以捉拿了。以夷狄攻夷狄，这是上好计策啊。臣下看到莎车、疏勒两国田地肥广，草牧丰饶富庶，不同于敦煌、鄯善两地；在那里驻军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不须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姑墨、温宿二国国王，又全是龟兹国所册立的，不是那两国的族人，互相嫌恶、困苦（更相：互相），其形势必定导致出降和反叛。如果二国来归降我们，那么龟兹就不攻自破了。希望批下我的奏章，让我得以相机处理西域事务（参考：参验时机、形势等各种因素），果真有万分艰险，我就是死了又有什么遗憾？臣下班超微不足道，特别承蒙圣上护佑，私下希望尚未就死（之时），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预祝万寿无疆的酒杯，进献功劳于祖庙，向天下颁布特大喜讯。”

奏章上达，汉章帝觉得这事情可以成功，商议要派兵。平陵人徐干一向与班超志同道合，上书愿意自告奋勇前去帮助班超。建初五年，章帝就封徐干为代理司马，率领解除徒刑的人和自愿随行的一千人投向班超。在此之前，莎车国以为汉兵不会出动，便投降了龟兹国；而疏勒国的都尉番辰也跟著反叛。正巧徐干率军恰好赶到，班超就与他共击番辰，大获全胜，杀敌一千余人，活捉了很多俘虏。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乘胜进攻龟兹国，考虑到乌孙兵力强大，应当依靠他的兵力，于是上书朝廷道：“乌孙是西域大国，控弦（引申为善射的士兵）十万，因此武帝时曾将细君公主远嫁和亲，到西汉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最终朝得乌孙兵的援助。如今（朝廷）可以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以使乌孙国能与我们同心协力。”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建初八年，晋升班超为将兵长使（东汉时为府郡掌管兵马的长官），特殊赏赐军乐和仪仗旗帜（假：鼓吹幢麾的仪式，大将才可具备，班超不是大将，所以用“假”，有特殊赏赐之意）（鼓吹：泛指军乐），任命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携带去赠送给乌孙国王部属各种精致的丝织品（大小昆弥：昆弥，乌孙国王称号）。李邑刚行至于阗国，正碰上龟兹在攻打疏勒国，恐怖不敢前进，因而上书说开通西域的事业难以成功，又大力诽谤班超拥抱爱妻、抱著爱子，在西域享乐，没有顾念国内的心思。班超知道这事，慨叹说：“本人没有曾参（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的贤德，而遇有多次加来的谗言，恐怕要被当世的人所怀疑了”于是让其爱妻回国。章帝知道班超忠诚，所以痛切责备李邑道：“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念回家的士兵千余人，为什么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并命令李邑听从班超的节制调度，诏告班超：“如果李邑能胜任在外事务的话，便留下办事。”班超随即派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还归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先遣亲口诋毁你，想要败坏沟通西域的大业，如今你何不借著诏书留下他，还派他护送乌孙国侍子吗？”班超说：“你说的话多么浅陋啊！因为李邑诋毁过我，所以今天派他回去。自己反省没有毛病，为什么要害怕别人闲言碎语？为了自己的一时痛快而把他留下来，并非忠臣啊。”

第二年，朝廷又派遣代理司马和恭等四人率领八百兵士归从于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阗兵攻打莎车王。莎车王暗底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诱惑他（啖：利诱，引诱）。疏勒王忠于是反叛，跟随莎车王，西逃固守乌即城。班超于是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发动所有不愿谋反的人去攻打忠。双方相持了半年，因为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难以攻取乌即城。这时，月氏与康居刚刚联姻，关系亲密。班超就派人赠送很多精致的丝织品给月氏王（赍：送物给人），让他明白开导康居王。康居王于是撤兵，押解忠回疏勒国，乌即城随即向班超投降。又过了三年，忠去劝说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国占据桢中城（系疏勒所有），暗中与龟兹谋划，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心里知道他们的阴谋，但表面上假装答应接受投降。忠一听大喜，马上带领轻骑谒见班超。班超暗中部署军队等候，为其设置帷帐，安排音乐。巡行斟酒劝饮后，就大声呵斥部下捆忠斩首，趁势击溃他的随从，杀敌七百余人。西域南道于是就畅通了。

第二年，班超发动于阗等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再次攻打莎车。但龟兹王派左将军发动温宿、姑墨、尉头等国五万军队去援救莎车。班超就召集了将校和于阗王商议道：“眼下我们兵少不敌，为今之计不如（表面上）各自散去，于阗军从这里向东而去，我就从这里向西归去，可以等到夜黑击鼓为声而进发。”暗中释放所得俘虏。龟兹王得知，非常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到西边拦住班超，温宿王带领八千骑兵到东边去拦截于阗军。班超得悉两支敌军已经出动，秘密召集各部拢兵，鸡叫时分，飞驰奔袭莎车军营。莎车军大惊乱逃，联军追击歼敌五千多人，缴获他们大量的牲畜财物，莎车王于是投降。龟兹等国因此各自撤退散去，班超自此威震西域。

……

第二年，皇帝下诏说：“以往匈奴独自据有西域，侵犯劫掠河西（地区名），永平末年，城门白天（也须）关闭。先帝深深怜悯边疆的老百姓遭受敌寇残害，就命令将帅出击西部地区，攻破天山，兵临蒲类国，取得车师国的城池；各国受到像听见打雷那样害怕，像回声那样地呼应，于是开通西域，设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的儿子忠，独自违反正道，犯上作乱，倚仗该国的险要关隘（隘：险要的地方），推翻西域都护府，并加害到都护府官吏。先帝看重百姓的生命，害怕兵役的兴起，所以派遣军司马班超安定于阗以西。班超于是越过葱岭，抵达悬度（古山名）；出入二十二年，（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改立各国的国王，并安抚各国的人民。不动摇中国，不苦士兵；使得远方夷人地区和睦，统一不同民俗的人们的心态；而行上天的惩罚（指帝王的征伐），除去旧耻辱，以报阵亡将士的仇恨。《司马法》（古兵书名，作者不详）说：‘（对有功之人的）奖赏不要超过一个月才给，为的是要人们很快看到做善事的好处。’（其：语气副词，表示祈使或命令）封班超充当定远侯，封以一千户之地为采邑。”

班超自己感到在偏僻遥远的西域往得太久了，年老思念故土。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上书说：“臣听说太公（吕尚）封于齐，从他开始直至五代，死后都返葬在周地/狐狸临死时，还尽力将脑袋向著丘窟；代郡的马南来以后，仍旧依恋北风。周、齐两地同在中原千里之间，何况我处在极远的地区，小臣怎能没有依恋北风、头向故土的思念呢？蛮夷的风俗，畏惧壮年人，欺侮老年人。臣班超如狗马衰老齿尽（意谓已到老年），时常害怕年老体衰，忽然死去，孤独的灵魂灵魂被抛弃。昔日苏武困留在匈奴之长达十九年，而今臣下有幸得以奉符节，带金印、银印监护西域，如果我以享年终老驻守所在地，实在无所遗恨；然而恐怕后世有人说我是在西域兵败死亡的（或：无定代词，有的，有的人）（名：称，说）（没：[军队]覆没，灭亡）。臣不敢奢望回到酒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郡，但愿活著进入玉门关！臣衰老多病，该死瞎说。恭敬地派我的儿子班勇随著献礼的队伍进入边塞。趁臣还活著的时候，让班勇亲眼看看中原。”……表书上奏，汉和帝被他的话所感动，于是调班超回汉。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八月到洛阳，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官名，西汉武帝时所置的八大校尉之一，秩二千石）。班超一直患有胸部及两侧疾病，回来后，病情加重。和帝派中黄门（在宫廷中服役的太监）探问病情，赐给医药。这年九月，死去，享年七十一岁。朝廷怜惜他，派人吊祭，所赠助人办丧事的财物非常优厚（赗：助人办丧事的财物）。儿子班雄继承（侯位）。

篇4：范晔简介

《班超传》（节选）分析

［南朝·宋］范晔

【作者小传】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人，晋豫章太守范宁之孙，宋侍中范泰之子。因出继堂伯范弘之，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年轻时曾入刘裕子义康部下为冠军参军；刘氏代晋称帝，封义康为彭城王，晔入补兵部员外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元嘉五年（428），因父丧去官；服阙后，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冬，因在彭城太妃丧葬期间聚会酣饮，以听挽歌为乐，左迁宣城太守；后复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因与散骑侍郎孔熙先兄弟等谋立义康，为丹阳尹徐湛之告发，于同年十二月以谋反罪被处死。

晔少承家学，博学多才。据《宋书》本传，“（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晔一生以“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见《后汉书·荀彧传论》），虽杀身亦在所不惜，故无意于文名“常耻作文士”。然所著《后汉书》体大思精，其中包括十纪、十志（未成）、八十列传，是继《汉书》后记载自东汉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史事的重要史书。其《列女传》、《文苑列传》、《逸民传》、《党锢传》、《宦者传》等，或填补旧史空阙，或反映一代风尚，足称良史。由于范晔生前未完成全书，后梁代刘昭为之作注时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补入，成今本一百二十卷。

【题解】西北方匈奴的不断入侵中土，是两汉四百多年来在边境上一直存在的隐患。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班超（32—102）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位杰出将领。他以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西域的三十一年中，正确地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因而战必胜，攻必取。不仅维护了祖国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后汉书》中这篇著名的人物传记即详尽而又生动地记述了班超在西域戎马倥偬、浴血奋战的一生。文字雅洁，叙事流利，头绪虽多而脉络不乱。人物形象鲜明，写来有声有色。这里节选的是传文的主要部分。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1］，徐令彪之少子也［2］。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

永平五年［3］，兄固被召诣校书郎［4］，超与母随至洛阳［5］。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6］，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7］，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8］？”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9］，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10］，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11］：“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12］。”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13］。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14］，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15］，以超为假司马［16］，将兵别击伊吾［17］，战于蒲类海［18］，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19］。超到鄯善［20］，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21］，狐疑未知所从故也［22］。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诏侍胡诈之曰［23］：“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24］。超乃闭侍胡［25］，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26］，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27］，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28］。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29］，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30］。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31］，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

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32］，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33］，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34］，班超何心独擅之乎［35］？”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36］。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37］，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38］，令遂前功［39］。”

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40］，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41］，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42］，遂雄张南道［43］，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44］，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45］，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46］。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令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47］，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48］，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49］，逆遣使田虑先往降之［50］。敕虑曰［51］：“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52］，遂攻没都护陈睦［53］。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54］。超守槃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55］，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56］：“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57］。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58］。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59］，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60］，攻占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61］，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62］，故北击匈奴［63］，西使外国［64］，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65］，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66］，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67］，庶几张骞弃身旷野［68］。昔魏绛列国大夫［69］，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70］？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71］。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72］，莫不向化［73］，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74］，臣颇识之。问其城廓小大，皆言依汉与倚天等。以是效之［75］，则葱领可通［76］；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77］，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78］。以夷狄攻夷狄［79］，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80］，不比敦煌、鄯善间也［81］。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82］，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83］，窃冀未便僵仆［84］，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85］，荐勋祖庙［86］，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87］，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88］。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89］，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90］，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91］，故武帝妻以公主［92］，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93］。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使［94］，假鼓吹幢麾［95］，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96］，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97］。

李邑始到于阗，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98］，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99］，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100］。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101］。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102］。今何不缘诏书留之［103］，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104］？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105］，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106］，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金帛遗月氏王［107］，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居损中［108］，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109］，为供张设乐［110］。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111］。”阴缓所得生口［112］。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113］，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阗［114］。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

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人，是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他为人很有志向，不拘小节，但品德很好，在家中每每从事辛勤劳苦的粗活，一点不感到难为情。班超很有口才，广泛阅览了许多书籍。

汉明帝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受朝廷征召前往担任校书郎，他便和母亲一起随从哥哥来到洛阳。因为家中贫寒，他常常受官府所雇以抄书来谋生糊口，天长日久，非常辛苦。他曾经停止工作，将笔扔置一旁叹息道：“身为大丈夫，虽没有什么突出的计谋才略，总应该学学在国外建功立业的傅介子和张骞，以封侯晋爵，怎么能够老是干这笔墨营生呢？”周围的同事们听了这话都笑他。班超便说道：“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襟怀呢？”后来，他去见一个看相先生，这人对他说：“尊敬的长者，你虽是一个平常的读书人，但日后定当封侯于万里之外。”班超想问个究竟。这算命的指著他说：“你有燕子一般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这是个万里封侯的命相。”过了好久，明帝有一次问起班固：“你弟弟现在在哪里？”班固回答说：“在帮官府抄书，以此所得来供养老母。”于是明帝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后来因犯了过失而被免官。

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带兵去与匈奴作战，任命班超为假司马，让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伊吾，双方交战于蒲类海，班超杀死了很多敌人回来。窦固认为他很有才干，便派遣他随幕僚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国，国王广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班超对他的随从人员说：“你们难道没觉察鄯善王广的态度变得淡漠了么？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头脑清醒的人能够预见到还未发生的事情，何况现在已明摆著呢？！”于是班超找来一个服侍汉使的鄯善人，诳骗他说：“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些天了，现在住在哪里？”这侍者一慌张害怕，就将实情全都招认了。班超便关押了这个侍从，将一起出使的三十六个人全部召集，与大家一同喝酒。等喝到非常痛快的时候，顺势用话煽动他们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边地异域，要想通过立功来求得富贵荣华。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广对我们便不以礼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们缚送到北匈奴去，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么？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大家都齐声说道：“我们现在已处于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你司马决定吧。”班超便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今晚用火进攻匈奴使者了，他们不知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很害怕，我们正好可趁机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他们，鄯善王广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众人提议道：“应当和郭从事商量一下。”班超激动地说：“是凶是吉，在于今日一举。郭从事是个平庸的文官，他听到这事必定会因为害怕而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便会白白送死而落下不好的名声，这就称不上是壮士了。”大家说：“好”。

天一黑，班超就带领兵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住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个人拿了军鼓，隐藏在屋子后面。相约：“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人都带上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于是班超亲自顺风点火，前后左右的人便一起擂鼓呼喊。匈奴人一片惊慌。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人，部下亦斩得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三十多人，还有一百多人统统被烧死在里面。第二天一早，班超才回去告诉了郭恂。郭恂一听大惊失色，但一会儿脸色又转变了，班超看透了他的心思，举手对他说：“你虽未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么忍心独占这份功劳呢？”郭恂这才高兴起来。接著，班超就把鄯善王广请来，将北匈奴使者的头颅给他看，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对鄯善王晓之以理，又安抚宽慰了他一番，于是接受鄯善王的儿子作为人质。班超回去向窦固汇报，窦固十分高兴，上书朝廷详细报告班超的功劳，并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汉明帝很赞赏班超的胆识，就下达指令与窦固：“象班超这样得力的使臣，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可以提拔班超作军司马，让他继续完成出使的任务。”

班超再次接受了使命，窦固想叫他多带些人马，他说道：“我只要带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余人就足够了，如果发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更增加累赘。”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打败了莎车国，于是声威大振，雄霸南道，而北匈奴又派了使者来监护他。班超西行，首先到达于阗国，广德王态度礼节十分冷淡，而且这个国家的风俗很迷信神巫。神巫散布空气说：“天神发怒了，你们为什么想去归顺汉朝？汉使有一匹嘴黑毛黄的好马，你们赶快把它弄来给我祭祀天神！”于阗王广德听了就差人向班超索取那匹騧马。班超暗中已得知这一阴谋，但仍满口答应献出此马，只不过提出要让神巫亲自来索取才行。不一会神巫来到，班超立即砍下他的脑袋，亲自去送给于阗王广德，并就此事责备他。广德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国诛灭匈奴使者的事，因而非常惶恐不安，便下令攻杀北匈奴的使者而归降班超。班超重重赐赏了广德及其臣下，于阗国就这样安抚镇定了。

那时，龟兹国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著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国，杀死国王，另立了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第二年春天，班超带领部下取道小路，来到疏勒国，离兜题所居住的槃橐城只有九十里，预先派部下田虑去劝告兜题降汉。还告诉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人，疏勒国民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田虑到达那里，兜题看到他孤单力微，一点也没有归降的意思。田虑乘他不提防，就突然上去擒获他并捆绑起来。兜题手下的人大出意外，都吓得逃走了。田虑派人飞马驰报班超，班超马上开赴城中，召齐疏勒文官武将，历数龟兹王兜题的条条罪状，另立原来国王的侄子忠做疏勒国王，疏勒人都兴高采烈。新国王忠和他的下属官员都请求杀掉兜题，班超不同意，为了显示威信于西域，反把他释放送走了。疏勒国因此与龟兹国结下了怨仇。

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借中国国丧机会，便攻陷了西域都护陈睦的驻地。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两国又屡屡发兵攻打疏勒国。班超固守槃橐城，与疏勒王忠互为首尾，但兵少势单，一直坚守了一年多。汉章帝当时刚刚登基，考虑到陈睦全军覆没，恐怕班超势孤力单，难以立足下去，就下诏召回班超。班超出发回国时，疏勒全国上下都感到担心害怕，一个名叫黎弇的都尉说道：“汉使若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说罢就拔刀自杀了。班超回国途中来到于阗国，国王以下的人全都悲号痛哭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小孩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而且还紧紧抱住班超坐马的脚，使马无法前行。班超看到于阗国民坚决不让他东行归汉，又想实现自己最初的壮志，于是改变主意返回疏勒。疏勒国中有二座城池自从班超离去，又重新投降了龟兹国，而与尉头国联兵叛汉。班超捕杀了叛降者，又击破尉头国，攻杀六百余人，疏勒国重新安定下来。

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和拘弥等四国军队一万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七百余人。班超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国，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派兵说：“臣下曾经看到先帝想打通西域，因而向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国和于阗国当即归附汉朝。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汉朝，共同出力，攻灭龟兹，开辟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我们攻下了龟兹，那末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屈指可数了。臣下心中独自思量，我虽然原是个军中小吏，却很想象谷吉那样在远方为国效命，象张骞那样在旷野捐躯。从前魏绛只是一小国的大夫，还能与诸戎订立和盟，何况我今天仰承大汉的声威，难道不能竭尽铅刀一割的作用吗？前汉议论西域形势的人都说只有联合了三十六个国家，就称得上折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的各个国家，那怕是极边远的小国，没有不愿意归附汉朝的，大小国家都十分高兴，自愿进贡的络绎不绝，只有焉耆、龟兹二国不服从我们。臣下先前曾和三十六个部下奉命出使西域，历尽艰难危困，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亦已五年，对于西域的情况，我较为熟悉。曾经问过大小城廓的人，都认为依汉与依天一样可靠。由此看来，葱领的道路是可以打通的；葱领一通，那么就可以攻伐龟兹了。现在我们应该封龟兹国的侍子白霸为龟兹国王，派几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来，与其它各国军队联合作战。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擒获现在的龟兹王。以夷狄攻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啊。臣下看到莎车、疏勒两国田地肥广，草茂畜繁，不同于敦煌、鄯善两地。在那里驻军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不须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姑墨、温宿二国国王又全是龟兹国所册立的，既不是那两国的人，就会进一步相互对立和厌弃，这种情况必定会导致反叛和出降，如果这两国归降我们，那么龟兹自然可以攻破了。我希望朝廷发下臣的奏章，看能否参照办理，如果万一获得成功，我就是死了又何恨之有？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保祐，暗中希望不至于马上就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预祝万寿无疆的酒杯，向祖庙报功，向天下宣布特大喜讯的日子。”

奏章上达以后，汉章帝觉得这事情可以成功，就商议要派兵支援班超。平陵人徐干一向与班超志同道合，他上书给皇上，自告奋勇前去帮助班超。建初五年，章帝就封徐干为假司马，让他率领减刑的罪犯和自愿出塞的兵士一千人赶赴班超驻地。起先，莎车国以为汉兵不会到来，便投降了龟兹国，而疏勒国的都尉番辰亦因此反叛，正好这时徐干率军赶到，班超就与他一起先打击番辰，大获全胜，杀敌一千余人，活捉了很多俘虏。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乘胜进攻龟兹国，但考虑到乌孙兵力强大，理应借助他的力量，于是又上书朝廷道：“乌孙是西域大国，拥有十万军队，因此武帝时曾将细君公主远嫁和亲，后来终于在宣帝朝得到过乌孙兵的援助。如今还需要朝廷派遣使者去招抚慰问，以使乌孙国能与我们同心协力，攻打龟兹。”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建初八年，晋升班超为将兵长使，并破格使用鼓吹幢麾，又晋升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携带去赠送给大小乌孙王及其部属的许多礼物。

李邑刚行至于阗国，正碰上龟兹在攻打疏勒国，他吓得不敢继续前进，就上书说开通西域的事业难以成功，又竭力诽谤班超，说他拥爱妻、抱爱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班超知道这事之后，慨叹地说：“我本非德行高尚的曾参，如今又有接二连三的谤言，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怀疑了。”于是，便舍弃了爱妻。章帝知道班超一向忠诚，所以严厉地责备李邑道：“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是真的，但一千多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什么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并命令李邑到班超属下，听从班超的指挥调迁。还另有文书通知班超：若李邑能在西域任职，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送回国。班超得令就派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还归京城。徐干见了对班超说：“李邑在于阗时曾亲口说你的坏话，想要败坏沟通西域的大业。如今你何不依照皇上命令把他留在这里，而另外派人护送乌孙国侍子回洛阳去呢？”班超回答说：“你怎么讲这样浅陋的话呢？正因为李邑毁谤过我班超，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只要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害怕人家的坏话呢？如果为了泄愤而留住他，就不是忠臣了。”

第二年，朝廷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率领八百兵士前去协助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阗兵攻打莎车王。莎车王暗底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诱惑他，疏勒王忠便决定反叛，勾结莎车王西逃，固守乌即城。班超于是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将不愿谋反的人全部调动起来攻打叛王忠，双方相持了半年，因为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难以攻取乌即城。这时，月氏王与康居王联姻不久，关系很亲密，班超就派人赠送很多金银锦帛给月氏王，让他劝止康居王。康居王便撤了兵，还生俘了叛王忠，把他押回疏勒国，乌即城便只好向班超投降。又过了三年，忠去游说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国，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龟兹勾结，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心里知道他们的阴谋，但表面上假装答应接受投降。忠一听大喜，马上带领轻骑来见班超。班超暗中埋伏下军队等候著，设下营帐，奏乐接待，酒过一巡之后，就高声喝令部下将忠捆起来斩首，并就势击溃忠的随从，歼敌七百余人。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

第二年，班超征发了于阗等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再次攻打莎车，但龟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尉头等国五万军队去援救莎车王。班超就召集了将校和于阗王商议道：“眼下我们寡不敌众，唯一的办法不如表面上各自散去，于阗军从这里向东而去，我军就从这里向西运动，可以等到昏黑鼓响后分头出发。”并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龟兹王打探到汉军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赶到西边去拦截班超，另叫温宿王带领八千骑兵赶到东边去狙击于阗军。班超得悉两支敌军已经分兵而出，便秘密地把各部兵力召集拢来，在鸡叫时分飞驰奔袭莎车军营，莎车军一片惊乱，四方奔逃，班超追击歼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财物，莎车王于是只有投降。龟兹等国只好各自撤退。班超从此威震西域。

篇5：范晔：后汉书【读后感I读书笔记I读书心得I简介】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

篇6：范晔的生平事迹材料

范晔的早年经历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份。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范晔的杰出成就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如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汪溺之患。”史料详实生动，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和“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的几句了。

《后汉书》是范晔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章太炎认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曾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篇7：范晔的名言名句

范晔的名言名句

1、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

2、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在贱而望贵者，惑也;未信而纳忠者，谤也。

3、羊质虎皮，见豺则恐。

4、智者不危众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

5、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

6、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7、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

8、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迁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9、廉约小心，克己奉公。

10、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

11、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

12、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

13、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

14、内政不理，心腹之患。

15、人各有能，因艺授任。

16、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耳。

17、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8、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原。

19、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

20、大丈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1、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22、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

23、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

24、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有志。

25、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

26、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履，患实共之。

27、德音流千里，功名重泰山。

28、有志者事竟成。

29、疾风知劲草。

30、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

31、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

32、忍辱含垢，常若畏惧。

33、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

34、贫娃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35、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在实本，其本必伤。

36、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

37、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38、蒲鞭便示辱。

39、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

40、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41、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42、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

43、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鸩毒，未人肠胃，己绝咽喉。

44、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

45、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

46、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

47、精诚所加，金石为开。

48、神龙失势，与蚯蚓同

49、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50、枳棘非鸾凤所栖。

51、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52、义动君子，利动贪人。

53、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

54、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55、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

56、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

57、高树靡阴，独木不林。

58、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59、天命难知，人道易守。

60、ii者易缺，者易污。

61、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

62、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63、位尊身危，财多命殆。

64、任重道悠，利深祸速。

65、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

66、节用储蓄，以备凶灾。

篇8：鲍照：赠范晔诗

《赠范晔诗》

作者：鲍照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注释：

1、驿使：传递书信、文件的使者。

2、陇头：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北。

翻译：

折梅花的时候恰好遇到信使，

于是将花寄给你这个身在陇头的好友（指范哗）。

江南也没什么（可以相赠），

且送给你一枝报春的梅花吧。

赏析：

古今吟咏岭梅词不下千章，最早的是晋代陆凯《赠范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直隶南雄州志》载，南雄城南有寄梅驿，即取折梅逢驿使诗语。该驿曾经宋绍兴知州李岐重修。清道光知州戴锡纶有《寄梅驿》诗云：“一枝春可当人情，投赠南州艳此清。妙是不登供帐例，香风千古被征行。”

陆凯是三国时人。《三国志。陆凯传》载：“陆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也。丞相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虽统军众，手不释书。……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又《三国志。孙权传》载：“赤乌四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这首诗当是陆凯率兵南征度梅岭时所作。他在戎马倥偬中登上梅岭，正值岭梅怒放，立马于梅花丛中，回首北望，想起了陇头好友范哗，又正好碰上北去的驿使，就出现了折梅赋诗赠友人的一幕。他那“虽统军众，手不释书”的儒将风度跃然出现在读者眼前。

《赠范哗》寥寥20字，简朴中道出了真挚的友情，平淡中显出了高雅的意境。“一枝春”作为梅花的象征，向人们预示着美好的春天即将来临，祝愿人们的美好祈望定能实现。

范晔是谁？南北朝刘宋时有个编写《后汉书》的范晔，但他距三国近2，肯定不是这个范晔，而是三国另一个范晔。有的人则认为范哗是刘宋时的范哗，而陆凯不是三国吴的陆凯，而是刘宋时的另一个陆凯。熟是熟非，有待考证。

陆凯这首诗不过二十个字，却包含无限的诗趣和感情。当陆凯怀念范晔的时候，为了表达高洁与纯挚的感情，特地折取一枝梅花，托传递书物的信使带给范晔，所谓陇头人，因为范晔时在陕西长安，陇山在陕西陇县，所以用陇头人以代。不言而喻，陆凯折花遥赠之地是江南，江南的梅花是驰名于世的。隐居西湖的林逋有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正是江南梅花神韵的写照。江南是文物之邦，物丰文萃，但陆凯认为别的礼物不足以表达他对范晔的情感，所以说江南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堪以相赠，唯有先春而至为报春讯的梅花是最适当的，因而遥遥千里，以寄思慕之情，而梅花也象征他们之间的崇高友谊。大概人陆凯赠诗开始，“一枝春”就成为梅花及赠别的代称了。可见影响的深远。唐宋以下历代诗人都有类似的吟咏，刘克庄写道：“轻烟小雪孤行路，折滕梅花寄一枝”，是袭取了陆凯的意境；高启写道：“无限春愁在一枝”，是套用了陆凯诗以寄托感情。后来连唱曲的词牌也取了《一枝春》的曲名。《武林旧事》就曾记有一段故事：“除夕，小儿女终夕嬉戏不寐，谓之守岁，守岁之词虽多，极难其选，独杨守齐《一枝春》最为近世所称。”可见一首小诗也有传世的艺术魅力。它的艺术美在于朴素、自然而又借物寄喻，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环境，把怀友的感情，通过一种为世公认具有高洁情操的梅花表达出来，把抽象的感情与形象的梅花结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