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诚信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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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诚信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具体适用
论诚信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具体适用
摘 要：诚信原则是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债权理论中被视为“帝王条款”、“最高行为准则”，其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由于该原则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所以如何才能使得该原则在我国民法领域更为充分的发挥作用，是一个理论难题。本文在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和历史沿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诚信原则在我国物权法和债权法中的具体适用。
关键词：诚信原则;债权法;物权法
诚信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对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更为慎重。下面仅以债权法和物权法为例简要说明诚信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具体适用。
一、诚信原则在债权法中的适用
诚信原则在债法中的适用具有普遍性，可以说它适用一切债之关系。诚信原则在债法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中。
(一)诚信原则与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指要约生效后合同生效前，双方当事人基于诚信原则而负有的告知、协力、保护等合同附随义务。违反先合同义务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诚信原则具体体现。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缔约一方当事人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第二，该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第三，违反先合同义务一方缔约人在主观上必须存在过错。第四，缔约人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与对方所受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我国合同法规定违反缔约过失责任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诚信原则与后合同义务
后合同义务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完合同后，仍然要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进而维护给付效果。我国《合同法》第92条就做出了相关规定。比如技术合同双方在合同到期后，一方在规定年限内不得将另一方的秘密告知他人。之所以如此规定也是为了让交易能够顺利进行，进而维护交易安全。
(三)诚信原则与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保持合同的原有效力将显失公平，允许一方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只有具有以下要件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第一，发生了情势变更的客观情况。第二，发生于合同成立后。第三当事人不可预见或者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第四，变更的结果使维持原来合同的效力显失公平。法律之所以规定可以适用这条原则的依据就是诚信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的意义在于重新分配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风险，追求公平和公正。
(四)诚信原则与过错侵权责任
在侵权法领域，最能表现诚信原则的制度莫过于过错侵权责任了。过错责任，是指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并且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就对该原则做出了规定。
二、诚信原则在物权法中的适用
(一)诚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是出于善意，就可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①。该项原则由以下四个要件构成：第一，处分人为无处分权人。第二，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第三，受让人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第四，该财产履行了物权变动手续。善意取得制度的是民商法对所有权保护和交易便捷两种价值的利益衡量后作出的选择。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与诚信原则密切联系。因为善意取得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受让人的善意。
(二)诚信原则与占有制度
一般认为，占有是人对物有实际管领力的事实。我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
占有的成立条件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即占有人对标的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主观条件，是指占有人的内心意思。由于有了内心意思的存在，诚信原则也就是有了其存在的可能性。
(三)诚信原则与相邻关系
相邻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②相邻关系，从权利角度来讲又可以称为相邻权。由此可见，所谓的相邻权，在实质上其实是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这一指导民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对民事领域内所有民事关系都起到规范、制约作用。然而目前我国民法典处于研讨、创立阶段，很有必要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以期确定科学的诚信原则，推动民法和诚信原则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只是对诚信原则在我国的具体适用做了一点列举，笔者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还很重，笔者一定会继续进行研究。(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何国萍：《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版.
[2] 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
[3] 于海涌、丁南主编：《物权法》，中山大学出版社，版.
[4] 孙玉荣、刘智慧：《物权法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版.
[5] 石杰、王丽：《论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与价值》，《兰州学刊》，第4期.
[6] 艾围利：《论物权关系中的诚信原则》，《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
[7] 王茁：《浅谈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产业与科技论坛》，20第11卷第14期.
[8] 杨彪：《侵权行为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第4期.
注解
① 于海涌、丁南主编：《物权法》，中山大学出版社，年版。
② 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版。
篇2：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 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 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 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日本民事诉讼法、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 第一、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使公法和私法能够相互弥补。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权益冲突和纠纷的发生，最终的解决要依靠国家以公法即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达成。诚实信用作为道德规范，当它被私法吸收和确立为私法原则后，对私法的机能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也逐渐借助私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来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民事诉讼法是国家以审判权的方式介入民事纠纷，并由法院代表国家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权威判断，使得民事纠纷的解决完全变成由国家进行审判的公法关系，可见，为私法所采用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公法的补充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扩大法官的审判裁量权。在私法领域导入道德规范，是为了弥补法律功能的不足。但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过程中，固然需要具体化为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条文，也需要伸缩性很大且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性条款。作为指导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然为法官扩大裁量权，应付新类型案件和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扩权运作的手段。 第三、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既判力的根据在于确保国家的`审判权威，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机会、攻击防御机会，最终使他们服从于在充分程序保障下的审判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程序中，将直接约束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方式以及内容。当事人既然不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就要对此承担责任，其表现就是应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主体对象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基础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在诉讼法律关系为基础。在这些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首先，是课以当事人以附随义务的机能，例如对事实等的说明义务。其次，阻止滥用权利的机能。再次，是基于不可能期待对权利加以限制的机能。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实施矛盾的诉讼行为。例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当事人之间必须相互负担相应的义务，如不得妨碍对方的举证等。如果当事人懈怠履行义务，法院基于法律安定性的要求，可以课以当事人以一定的责任。另外，判断是否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其权限无疑属于法院。而且，滥用诉讼权利，也应包括当事人与法院形成的审判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权利。因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 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形态 第一、排除不正当形成的诉讼状态。当事人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例如，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审判管辖法院，故意变更义务履行地或修改合同履行地等。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地利用职权，或者故意规避法律规定，制造出一些不正常的诉讼状态，通过乱列第三人扩大管辖权的范围，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背弃和违反，应予以排除。 第二、诉讼上的禁反言。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诉讼进行中，在程序内或者程序外，一方当事人先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先行行为），令对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并实施了诉讼行为后，已实施先行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又作出与先行行为矛盾的行为（后行行为）时，就有可能会危害后实施行为的当事人。如果该矛盾行为会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后行的矛盾行为。再如，一方当事人基于某事实提起诉讼，并极力证明事实的存在后，对方当事人在肯定该事实存在的同时，也基于该事实提起别的诉讼请求，并极力作了举证，但先起诉者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认了原来主张的事实，这是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 第三、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诉讼权利，长期没有行使的表示和实施相应的行为，致使对方当事人以为已经不会再行使，而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时，方开始行使该项权利，并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应作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否定。 第四、诉讼权利滥用的禁止。诉讼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加以行使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意图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例如，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或者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或者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要求传唤新的证人等等，法院可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制止。 总之，法官判案，依靠的是事实根据。在民事诉讼中，除特殊情况外，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明事实的依据主要来自当事人，为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将法院从繁重的讼累中解放出来，不应允许当事人基于恶意目的，故意作虚假陈述，以迟延诉讼，或依投机心理获取胜诉结果。因此，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注意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学说和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篇3：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
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
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
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日本民事诉讼法、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
第一、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使公法和私法能够相互弥补。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权益冲突和纠纷的发生，最终的解决要依靠国家以公法即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达成。诚实信用作为道德规范，当它被私法吸收和确立为私法原则后，对私法的机能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也逐渐借助私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来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民事诉讼法是国家
篇4：经济法原则在公司法修改中的适用
【摘要】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对公司的管制和自治越来越成为公司法律制度的热点之一。
自治体现了公司法的民商法性格，而管制则体现了对公司法的国家规制。
为什么要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公司主体进行管制呢?通常对公司管制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不可避免地会因从事法律行为而与其他不特定市场主体产生法律关系。
目前公司的活动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对公司进行管制的意义也就主要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在我国对公司法的修改中，经济法原则有所贯彻。
根据通说，经济法原则大概被概括为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和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则;公司法
平衡协调原则在公司法修改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在经济关系复杂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以及自觉地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
经济法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国家的引导和纠正等行为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
在平衡协调原则之下，经济法兼顾公与私，既要保持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实现社会经济成果的最大化以及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意志，又要保证民法调整范围之内的意思自治。
公司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的联合，涉及到诸多主体的不同利益。
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比如在利润的分配问题上，公司留存的资金与股东实际分配到的收益就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往往十分激烈。
更何况，公司在经营运作的过程中，其行为还会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如债权人、职工、消费者等。
尽管公司法应当也必然以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为其首要任务，但也至少不能以牺牲其他主体利益为代价来成就公司利益。
因此，公司立法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公司以及公司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
一方面，修改后的公司法关注公司内部的利益协调：如34条强化了股东的知情权;22条在赋予股东请求法院撤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权利的同时，允许公司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
另一方面，通过强化董事会的责任，确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以及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的行为予以规制，以确保对公司利害关系人的保护。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克服市场的固有缺陷，“平衡”要以“协调”来实现，公司法的修改以协调各方主体利益为导向，可谓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原则在公司法中的适用。
再看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这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
所谓“责”，是指法律要求经济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法律后果;“权”是指法律赋予经济主体一定的职权和权利;“利”则指利益。
责权利相统一即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根本原则。
公司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获得公司盈利的最大化，这很容易导致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大股东在操作时只顾及公司或者个人自身利益，甚至借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此次公司法的修改对公司本身和董事、高管都科以一定的责任，这就使得公司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新公司法开篇明义，第5条规定使得公司社会责任原则成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公司法人是社会责任承担的主体, 且相对于股东等其他主体而言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在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承担中,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发挥着主要作用。
在现代公司经营中董事在享有广泛的权力的同时应该对其加以严格的限制。
董事对股东负有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董事责任可分为对公司的责任、对第三人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
新公司法中大量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责任,调整董事与公司主体、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董事可能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主要表现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而违约责任更多的是董事代表公司主体在从事经营行为时产生的。
这些责任的承担主要是以公司为主体, 董事一般不承担责任。
而董事所为的职务侵权行为也一般由公司法人承担责任, 个人仅对其过错向公司承担相应的内部责任。
而董事对国家的责任主要体现在董事某些行为极端恶劣, 因违法而承担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承担刑事责任。
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强化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机制。
这意味着股东在特定情形下也将成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
然而新公司法的规定属于保护契约之债的范畴, 保护的相对人仅限于公司一般契约债权人。
本人认为，是否还可以考虑对劳动者的保护、侵权债权人的保护及税收领域、竞争法领域中“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性。
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股东控制的情形比较多,从而大股东应承担比一般股东更大的责任。
表现在公司社会责任的责任分担机制上就是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特定情形下也被要求以其个人财产或人身利益来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也更加体现了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公司法修改中所体现的经济法原则一一阐述，但公司法中贯彻的经济法理念和精神已经不言自明。
经济法原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强有力的法律支柱，现在已经通过市场中最重要的经济主体――公司的活动得以展现,社会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出现,不是我们选择市场效率的错。
效率与公平两者关系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是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市场寻求效率,政府寻求公平。
市场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而政府的管理只能运用规律,只有继续发挥市场效率功能,政府将经济法原则规定于市场活动之中,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符启林：《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篇5：论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领域的适用
论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领域的适用
摘 要：意外伤害中医疗保险等是否为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等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中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司法案例的分析，意外伤害医疗险等，按照法律的规定，仍然属于人身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在意外伤害医疗险等医疗费用类险种的人身保险中可以适用，对于损害补偿原则的具体适用，应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 关键词：损失补偿；人身保险；适用 一、案例分析 案例一：3月16日，张某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某保险公司全家福激活卡两份，保险责任包括意外伤害保额24万，意外医疗险保额1.6万。保险期间自203月17日至3月16日。年4月28日，被保险人张某驾驶二轮摩托车与郎某驾驶的农用运输四轮车相撞，导致张某受伤，郎某在赔偿张某医疗费等费用后，张某又向保险公司理赔，请求赔付医疗保险金和伤残保险金，保险公司以张某的医疗费从加害人郎某和另一家保险公司处获得了足额赔偿且没有提供原始凭证为由拒绝赔偿，张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张某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和张某在《保险公司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中约定张某从其他处获得医疗费赔偿后不得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医疗费用赔偿，该条款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因此保险公司应负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投保人注意的义务，现保险公司并未在保险条款中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亦未对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依据保险法的规定，法律并未禁止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自第三人处获得赔偿后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请求保险金，因此，张某有权获得双份赔偿。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5月7日，李某佳之母所在单位宜昌市职业教育中心在西陵保险公司为其购买了“学生、幼儿平安保险”一份（该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期间为1年），并按规定交纳了保险费。1月7日，李某佳发生交通事故，花费医疗费1313.9元，因李某佳另在泰康保险公司购买了四季长乐终生分红人身保险，该保险亦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事故发生，李某佳到泰康保险公司理赔后，李某佳再持医疗费票据复印件到西陵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财产保险，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不予重复理赔。李某佳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其性质应是人身保险，西陵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法中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赔付原则支付保险金。二审法院认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具有财产保险的一些特点，如医疗费用支出的经济损失，但不能因为涉及经济损失而将其归属于财产性质的保险。《保险法》第95条第一款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可见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属于人身保险，并非财产保险。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当然也不适用于本案中属于人身保险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受害人可以得到多份赔偿。在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在保险条款中约定从其他处获得医疗费用赔偿后不得向保险公司理赔，因此，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保监函156号）第二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对于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不赔偿从他处已经获得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损失补偿原则是否适用于人身保险的理论分析 根据保险法第95条第一款第1项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中的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保监会3月发布的《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人身保险产品按保险责任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第6条规定，健康保险又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第12条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可以包括意外伤害医疗责任。因此，根据《保险法》和《人身保险产品定名暂行办法》的规定，意外伤害医疗险属于人身保险，应无疑义。 关于人身保险是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在学理上存在争议。 有部分学者认为，损失补偿原则在定额给付型的人身保险中，如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保险以衣部分短期意外伤害险等同样适用，但同时存在一些例外。美国著名的保险学家修伯纳以人类生命价值为基础分析了个人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风险，他认为，一个人的财产包括现实财产和潜在财产两部分，前者是指一个人实际拥有的物质财产和金融资产，属于财产保险合同承保的对象；后者表现为一个人因生命的存续可以获得超出维持其基本生存所需的收益的能力，该能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属于人身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当一个人生命结束时必然损失相应的潜在财产，因此，对人的生命定价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非道德性，社会认为非道德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拥有所有权。 任自力教授认为，损失补偿原则可以适用于人身保险领域，因为保险人依据人身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的保险金同样具有补偿性，它补偿的不是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而是被保险人因生老病死等保险事故所损失的保险利益。 贾林青教授亦认为，损失补偿原则同样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因为，人身保险合同也是建立在经济补偿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其补偿的机制有别于财产保险合同而已。 在人身保险中的健康险和意外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尽管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但在保险实务中，一般对涉及医疗费用类的险种，作为一种事后确定型的补偿型保险，也按补偿原则进行理赔，这是保险理赔的惯例。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人身保险的部分领域，如健康险和意外险等涉及医疗费的险种，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认为其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在案例一中，法院认为对于涉及医疗费的人身保险，由于该保险公司在条款中约定的从其他处获得医疗费用赔偿后不得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条款，属于免除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而不生效力，因此保险公司和受害人对医疗费用从其他处获得赔偿后，并没有约定不能向保险公司再理赔，因此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法院并未否定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从法院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就可以适用，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也即人身保险领域在涉及医疗费用时可以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案例二中，第一个理由认为，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当然也不适用于本案中属于人身保险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受害人可以得到多份赔偿。然而第二个理由却认为，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保监函【2001】156号）第二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对于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不赔偿从他处已经获得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似乎是认可双方当事人约定损失补偿原则的适用，即在人身保险领域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与该案的第一个理由相矛盾。结合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人身保险中的健康险和意外险等涉及医疗费用类的险种，应当适用损失补偿 原则。 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保监函【2001】156号）中，保监会认为，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应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且视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应进行提示和说明，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法院均未否认在人身保险中可以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但均认为应由保险人和投保人进行约定并视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要进行提示和说明，否则被保险人从其他处获得医疗费等费用的赔偿，仍然不免除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保险人仍然要进行赔偿。因此，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损失补偿原则的适用应当是保险人和投保人进行约定，且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负有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意外伤害医疗险等，按照法律的规定，仍然属于人身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在意外伤害医疗险等医疗费用类险种的人身保险中可以适用，对于损害补偿原则的具体适用，应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且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负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保险人仍然要负赔付责任，受害人可以得到赔偿。 作者简介：秦萌（1975-），女，重庆市人，法学硕士，工作单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篇6：禁反言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禁反言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案情：被告钟某系被告合江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合江镇红卫小区开发工程项目经理，对红卫小区联建综合楼工程享有实际上的实体权利。10月28日，被告钟某以被告合江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同原告费某签订集资联建房协议（实为房屋预售合同）。协议约定，由被告钟某将自己开发的在建工程红卫小区综合楼底楼8－9轴营业用房面积15.64平方米预售给原告费某，总价款议定为6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费某于月5日向被告钟某预付了房款4万元。1月2日，被告钟某与拆迁户吴某、吴某某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红卫小区综合楼底楼营业用房7－9轴（含前面预售合同中的8－9轴）还房给吴某、吴某某，并于月28日将该营业用房及钥匙交付给了吴某、吴某某。
原告费某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继续履行集资联建房协议向原告交付房屋。审理中同时查明，二被告至今未办理《预售房许可证》。
评析：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对原告费某与被告合江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集资联建房协议的效力存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该集资联建房协议（即实为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其理由是：原告费某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商品房预售关系。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开发经营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城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第九条规定：“开发经营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承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售楼广告和说明书必须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批准文号。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被告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向原告预售商品房，原告不行使知情权，明知被告没有许可证而与之签订预售商品房合同的行为，均违反了前述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就是说，在签订预售房合同时，被告实际上不具备预售房资格，即无缔约能力。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集资联建房协议（即商品房预售合同）因缺少生效要件而无效。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确认无效将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禁止反供原则，故不能确认该集资联建协议无效，应责令被告合江县某开发公司补办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继续履行合同。
虽然，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六条都规定了商品房预售应当具备四个条件：（1）交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2）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3）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投资总额的25％；（4）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且上述规定，均系国家法律或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未取得上述“三证一投资”的情况下进行商品房预售，并与购房户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均可主张无效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本案中，如果认定原告费某与被告合江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签订的集资联建房协议以被告主张其不具备预售许可证（即实为商品房预售合同）而无效，一方面不能体现合同法的“帝王规则”-即诚实信用原则。因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订约双方在订立、履行合同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均须出于善意，遵守诺言，履行合同，诚实守信，不搞欺诈。其出发点是要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实现立法司法的基本宗旨，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地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接受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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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稳健性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运用
论稳健性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运用
张雪琴稳健性原则又称谨慎性原则，是指某些经济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可供选择时，在不影响合理选择的前提下，应当选用对所有者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和程序进行会计处理，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稳健性原则是会计核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计原则，是对会计指导思想或观念的描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是稳健性原则产生的基本前提。这一原则在会计发展史上已成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惯例，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且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现对稳健性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谈谈个人看法。
一、存货计价
恰当地选择存货计价方法，对于真实反映存货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允许采用后进先出法计算存货的成本。据此计价能使出售和耗用存货的成本接近当前水平，并与当期的收入相配比，有助于较客观地反映企业现实条件下的经营成果，特别是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可使企业不致因货币贬值而表现为虚增利润。对存货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市场体系十分完善、企业管理素质(尤其是企业财会人员素质)十分高的情况下采纳的。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完整的市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还不具备实行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会计环境。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存货的计价方法如果只限于采用后进先出法等，既不能完整、真实地反映存货价值，也不可能给企业以真正走向市场的内在机制。从这一点来看，企业对其存货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进行计价将不可避免。
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是对历史成本原则在运用时的修正。具体运用于存货计价时，如果存货的市价下跌，意味着企业将有的存货在日后使用或出售时的价值或获取收入的能力也相应降低，相对于存货的历史成本来说，将造成一定的损失。为了稳健地反映存货的价值，即以市价来取代历史成本作为存货的.价值。
对存货市价低于成本而形成的损失作为当期费用加以确认。这样做，避免了将这种损失推迟到以后期间，也有助于各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相对正确性。
在我国，有些行业实际上已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例如：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设立商品削价准备，以核算企业对库存商品可能发生削价损失而从成本中提取的削价损失准备；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也规定企业可以提取存货变现准备。
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用
在物价水平相对不稳定的条件下，如何依据企业实际选择折旧方法，使其既稳健又具活力，是企业面临的又一问题。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在西方早已被广泛采用，其原因在于：1.它可以更好地贯彻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原则；2.可以均衡国家资产各期使用成本；3.可以使企业取得缓交所得税的财务利益，增强企业后劲。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平均年限法和工作量法，这是建立在资产使用的自然属性基础之上的。没有考虑资产的经济寿命、物价变动和技术变革等因
素，折旧额在每个会计期间都相等，导致资产的磨损费用补偿不足，企业装备十分落后，产出低，成本高，企业面临着无力进行实物更新的严峻现实。而依据固定资产使用的经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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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论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
论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
摘 要：重要性原则是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会计核算的很多方面都体现着重要性原则的精神，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会计账户的设置、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和会计信息的披露三个方面。
关键词：重要性；成本―效益原则；会计信息
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不同的使用者所要求的信息不完全相同，所以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讲，企业提供的信息越多、越全面越好，会计信息应能满足所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全部要求。但是，企业提供会计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如会计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电脑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及购买财务软件费用等，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在会计核算中应该遵循重要性原则，对交易或事项应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核算方式处理以降低成本。本文主要论述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
一、重要性原则的含义
成本―效益原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重要性原则就是成本―效益原则在会计核算领域中的体现，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了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重要性原则就是其中的一条。所谓重要性原则是指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交易或事项应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核算方式，对资产、负债、损益等有较大影响，并进而影响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做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予以处理，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的披露；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至于导致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则可适当简化处理。
二、重要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同一件事物，由于所处环境的差异等因素，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同，所以，一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是否重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一般来说，一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的重要程度的判断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进行：从质的方面来讲，就是一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只要发生，就会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则这样的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就是重要的；从量的方面来说，就是一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发生的次数如果比较少，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发生的次数如果比较多，达到一定比例时也会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则这种情况下，也认为其具有重要性。
三、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
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会计账户的设置、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和会计信息的披露三个方面。
1.重要性原则在会计账户设置中的运用
（1）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在成本、费用方面的不同账户设置。企业的经营活动，按照经营业务的主次不同，分为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两种。主营业务是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所以在会计核算中，对主营业务的反映就是重要的会计事项，正是基于此，在会计账户的设置上专门设置了反映主营业务成本增减变动情况的“主营业务成本”账户和反映因为主营业务产生的税金及附加情况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账户，主营业务成本和税金及附加被分项反映。然而，对于其他业务，由于其相对次要，所以在会计账户的设置上只设置了一个“其他业务支出”账户，其他业务成本和税金及附加等费用全部都在这一个账户中记录，没有进行分项反映。
（2）“预付账款”和“预收账款”账户的设置。当企业购买比较紧俏或者生产周期长、投资比较大的商品时，对方一般会要求企业预付一部分货款，俗称定金。在会计账户的使用上，对于企业预付的货款应该按照重要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预付货款业务比较多，使得预付货款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那么，预付货款业务就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业务，对于预付货款就必须专门设置“预付账款”账户进行核算；但是，如果预付货款业务比较少，只是偶尔发生，则对于预付货款就不需专门设置“预付账款”账户，而应该将预付货款合并在“应付账款”账户中进行反映，以简化账户的设置。预收货款的处理同预付货款一样，如果预收货款比较重要，也是要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反映，否则就合并在“应收账款”账户中进行核算。
（3）“累计折旧”账户的设置。在会计制度中，对固定资产专门设置了“累计折旧”账户来反映固定资产的损耗价值，对于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和无形资产等的价值损耗并没有专设账户，而是将其损耗价值直接在账面
上注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固定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尤其是在以有形资产为主的工业经济社会里，固定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所以，对于固定资产不仅需要设置只反映其原始价值变化的“固定资产”账户，还需要设置专门反映其损耗价值的“累计折旧”账户，通过“累计折旧”账户余额对“固定资产”账户余额的抵减来反映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这样，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及其损耗情况都得到了详细的反映。目前，有人提出，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智力、技能等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于无形资产的损耗价值也应像固定资产一样专门设置相应的账户进行反映，而不应直接在账面上注销，笔者认为这是在充分考虑重要性原则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完全正确的观点。
（4）“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损益调整）”账户和“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股权投资准备）”账户的分设。这两个账户是在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损益时要使用的，权益法中，对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投资方应该按照享有的部分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引起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是由于被投资单位实现盈利或者发生亏损以及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所以，对于这些主要原因引起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投资方在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时是专门通过“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损益调整）”账户来进行的，而对于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投资方全都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股权投资准备）”账户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
（5）“投资收益”账户核算的内容。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和发生的损失都是在“投资收益”账户中反映，该账户的贷方记录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借方记录对外投资发生的损失，贷方余额反映的是投资的净收益，借方余额反映的是投资的净损失。投资收益和损失为什么没有分设账户进行核算，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除投资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而言，对外投资活动是企业在开展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以外所从事的一项活动，是比较次要的，所以投资收益和损失就没有分项核算。
（6）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设置。在对所有会计要素的核算上，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对现金和银行存款除了要设置相应的总账进行总分类核算外，还必须设置相应的日记账进行序时分类核算。笔者认为，设置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是因为现金和银行存款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很容易发生被盗窃或者被挪用等损失，所以必须要加强对它们的管理，现金和银行存款的管理是财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2.重要性原则在会计处理方法选择上的运用
（1）个别计价法的选择。个别计价法是存货发出计价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该方法是以发出存货的实际进货单价计算发出存货的成本，保持了存货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的一致性，是一种最真实、合理和准确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操作中需要对发出和结存存货的批次进行具体认定，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工作量较大，所以，对于数量比较多、单价比较低的存货不适宜采用个别计价法，而对于那些容易识别、存货品种数量不多、单位成本较高的存货，如房产、船舶、飞机、重型设备、珠宝和名画等贵重物品才值得使用个别计价法，也只有对这些数量不多的贵重物品在选择计价方法时应该选择个别计价法，力求成本计算的合理和准确。
（2）出租、出借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的成本摊销。对于出租、出借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的成本可以采用一次摊销法、分期摊销法和五五摊销法等方法摊销。在这几种方法中，一次摊销法最简单，但是，由于该方法将出租、出借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的成本一次性地全部计入领用当期的损益，使得各期损益反映得不均衡，针对上述缺陷，一般只在出租、出借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的数量不多、金额不大时采用该方法，否则应采用其他方法。
（3）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有按单项投资、按投资类别和按投资总体三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从三种方法中任选一种，在选择按投资类别和按投资总体这两种方法时，如果某项短期投资比较重大，占整个短期投资10%以上，则对此项短期投资应先按单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备，剩余的短期投资再作为类别或总体计提跌价准备。
（4）长期债券投资中发生的.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的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于企业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长期债券投资时发生的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计入“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债券费用）”账户单独核算，在计提利息时分期平均摊销，计入各期损益，但是，如果相关费用金额较小，则可以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可见，相关费用金额较大时，如果直接计入发生当期的损益，则会对当期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所以就必须采用先计入投资成本，然后分期平均摊销、计入各期损益的方式处理。
（5）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的确定。会计准则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记账，但是，如果融资租赁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比例等于或低于30%的，在租赁开始日，也可以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对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按前述方法确认入账价值时，因要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并和原账面价值进行比较，所以操作起来很复杂，当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大时，就应该采用简化的方法处理，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6）短期借款利息费用的处理。短期借款利息费用的处理可以采用预提和支付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两种方法，其中，预提利息费用的方法符合权责发生制以及收入和费用配比原则，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损益，但是处理起来相对复杂一些，所以，一般是在借款利息按季支付或者到期一次支付且数额较大时采用该法，如果数额不大应在支付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7）股票发行时发生的佣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的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股份公司委托其他单位发行股票支付的佣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减去发行股票冻结期间的利息收入后的余额，从发行股票的溢价收入中不够抵销的，或者无溢价的，若金额较小，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若金额较大，则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不超过两年的期限内平均摊销，计入各期损益。在金额较大时采用分期平均摊销，也是为了均衡反映各期损益，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
（8）专门借款辅助费用的处理。会计准则规定，因安排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属于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予以全额资本化，不需要与固定资产支出挂钩，做出此规定，就是考虑到辅助费用不像借款利息金额那么大，一般金额比较小，所以为简化核算，在确定其资本化金额时就不需要与相应的固定资产支出挂钩了。
3.重要性原则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运用
财务报告是企业对外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重要手段，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三部分组成，其中的会计报表附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会计报表各项目的补充说明；二是对会计报表中无法描述，而又必需要说明的重要财务信息的披露，这些信息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依据重要性原则，必须将这些信息进行披露。
重要性原则是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会计核算的很多方面都体现着重要性原则的精神，只有深入地领会这种精神，在会计核算中坚持贯彻重要性原则，才能既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合理需求，又降低信息的提供成本。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 余秉坚。企业会计制度详解及实用指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 刘永泽。中级财务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篇9：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
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
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立法论价值、司法论价值、解释论价值。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立法论价值
正如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立法准则的功能。所谓立法准则是指立法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一项法律原则被证实以后，就要在立法中具体体现。离开了法律规则，抽象的法律原则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反之，法律规则也需要通过法律原则来统领，没有法律原则的贯穿，法律规则也会苍白无力，失去了灵魂。法律规范借助于法律思想、法律原则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即以法律思想、法律原则为立法准则。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对合理的信赖予以保护，它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部分。首先，信赖保护是民法总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一般以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而隐性存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诚实信用原则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也常常得到了运用。其次，它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物权、债及契约法中，在上述制度中都有体现，如法律行为的效力和解释、代理中的表见代理制度、取得时效及消灭时效制度、物权的公示和公信原则以及从缔约到契约解除的每一个环节;在侵权行为法中，也可以找到信赖保护的规定，如对欺诈行为所致损害的救济。第三，这一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存在于民法中，而且更为普遍地渗透到商法原则到具体单行法的各领域，商法中的交易安全保护原则、外观主义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商法中关于公司章程、对经理权力的限制、对董事权力的限制、对非营业主张的限制等均贯彻了“表见即事实”或者说“表见视同事实”等信赖保护原则。票据法更是以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为理论基础，采取严格的文义主义、表示主义来认定票据责任，使信赖保护原则有了制度保障。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运作，可以授权法官进行利益衡量，突破、软化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甚至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以司法手段推进立法的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授予法官衡平权利。衡平的主旨是指法官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避免因适用法律条款而使处罚过于严峻和公平地分配财产，或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各自的责任。简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决争讼时，有一定的根据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裁决的权力。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合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
按照埃塞尔的观点，“一般法律思想”作为“原则”，其事实上本得独立于法律之外而有其效力。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法官可以运用法律原则来解释规范、恰当适用规范甚至发现规范的不合体系性、不合目的性而适当突破之。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体现是表见理论和信赖表征制造者的信赖责任。学者认为，表见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优于法律事实，对表见效力的确认实际上阻止了法律的`逻辑适用。
从大陆法系的司法实践来看，信赖保护原则成为软化、突破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从而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的手段，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法官进行一些严格限制下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是成文法主义的，立法者充当了规则的制定者，法官则为司法者。严格规则主义的司法传统禁止法官进行超越法律的价值判断，立法留给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小。但近代这种传统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这首先来自于对立法者能够预设一切的能力的质疑。成文法的传统在约束司法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比如规则的一般公平与个案的具体正义之间的矛盾，法律非预见性的矛盾等。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发展的必然，其途径是通过基本原则的作用，进行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补，发现个别规则的不合体系性并予以解释突破或回避，甚至在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大陆法系中“部分履行”原则对法定方式欠缺无效的“治愈及突破等做法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上述作用。按照许多大陆法系民法的规定，对于一定的法律行为应采取法定要式，如书面方式、公证方式等，欠缺法定要式的，行为无效。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行为的公示性、警示当事人以及保存证据等。但在行为不具有法定要式但当事人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多通过多种方式，如利用“禁止权利滥用”、“禁止矛盾行为”等原则，突破法定要式欠缺的瑕疵，保护信赖契约有效的当事人。就信赖之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值得保护的理由不仅在于主观的善意，更在于其基于信赖而对自己近况所为之改变，即处置行为，此种改变所达的程度，如德国实务上认为“危及生存”，理论上认为是“不可回复性”;就相对人而言，其对于信赖的产生必须是可归责的。当对履行有效的信赖保护超过了对法定形式欠缺无效的立法意图，以此，后者得以被突破。
类似的做法也存在于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传统下，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关注个案的公平正义有时甚至超过抽象的公平。因此，普通法较大陆法更为灵活和弹性，法官在推演法律中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法是法官之法。从历史上看，普通法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法律规则的适用可能带来非正义的结果时，常常运用某些抽象的价值原则予以规避，或者软化、突破具体规则，并在反复的司法过程中发现规则的不合理性，推演出更为公平和符合法律精神的规则。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规则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彼此可能产生矛盾，在规则的冲突调和中离不开法律原则。发现个别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得以概括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法律的体系化关系到法律整体功能的发挥，个别的规范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否恰当，至关重要。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中，离不开解释。解释是发挥规范的体系功能的必要途径。只有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才能避免规范适用过程的僵化。在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信赖保护原则对某些法律规范的刚性的弱化，因为，这也是原则对规范的合目的性的矫正，其中离不开解释。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解释论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意思表示、契约条款的解释上。信赖是契约的基础，信赖保护是契约中的核心原则，从契约的缔约接洽、契约的履行、契约利益结构和违约规则的设计，都与信赖保护有关。在接洽阶段，“缔约上的过失”制度保护信赖利益的损害，使信赖契约成立、生效而受损的当事人回复到缔约之前的状态;契约成立后，“契约必须履行”，法律保护期待利益，当事人的信赖和期待在契约的名目下得以保护。契约应如何履行?一个看似合意的契约在发生实质分歧时应执行谁的意思，保护何种利益?契约的解释不仅涉及到契约应如何履行，也涉及违约的认定;这不仅关系到意思自治原则，也关系到信赖保护问题。为了确定当事人信赖的合理性问题，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契约条款进行解释是必要的。在意思表示和契约的解释中，私法自治和信赖保护成为一对相互制衡的价值，解释的过程即是二者考量平衡的过程。契约解释的规则是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衡量的结果，有探求当事人真意的解释规则，也有习惯解释、文意解释、按照正常的理性的人解释等规则。
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维护交易安全、简化复杂、提升效率、保障交易秩序等基本价值，亦具有立法论、司法论和解释论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信赖保护具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性和保护的优先性。信赖保护原则有其适用的边界，边界超过即为僭越;同时，信赖保护原则亦受其他原则和价值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其他原则妥协。信赖保护是一种原则，原则总有例外。这种例外可能是因为优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原则出现，如当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时，对信赖人的保护要让位于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正如拉伦茨所说，在民事法中“信赖责任”原则乃是并随私法自治原则(指在法律行为领域个人自我形成及自我拘束的原则)而出现者。在法律行为的交易中，无完全行为能力人保护的原则优先于信赖原则，于此对于他方当事人有行为能力一事的“善意信赖”不受保护。但无行为能力人使用诈术造成其有行为能力的表象时，则应保护信赖人。
篇10：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
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
意思自治也称为私法自治，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内的广泛的行为自由，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1]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跨越了民法的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贯穿于整个民法之中，体现民法的最基本精神。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理的观点逐步在我国确立，但是也应当看到，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模式的固化，两千年封建文化思想造成的自由主义缺失以及经济上垄断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使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否定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基本原理的主张，即使是我国民法通说观点，对于民事法律事实中事实行为的论述，也认为是脱离意思自治原则的。笔者认为这些认识是错误的。
尽管在民法的各个部分(身份法和财产法、物权法和债权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强度不同，但是不能否认意思自治是民法基本原理的观点，同时，意思自治原则的意思，其表示方式有明示与暗示两种，不能因为未明示而否定主体意思的存在，对于民事法律关系中客体的划分，要遵循同一律原则。笔者尝试从民事法律事实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体系中的基本原理。
一、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历史上，意思自治原则的出现和私有制社会商品经济的勃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或者说，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哲学上讲，意思自治首先是建立于人“生而自由”的信念基础之上。从经济学上讲，意思自治原则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根据自由经济理论，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自发性地保护了私人所有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的规律，不仅使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适应，而且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此外，自由主义者们还认为，整体利益表现为个别利益的总和。
植根于个体主义的文化观念，近代民法充分肯定社会中每个个体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一切由个人自己负责;在个体的所有权利中，自由、平等是最基本的权利，因而国家和社会的最高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作为近代民法这种理想和追求的集中体现，近代民法在方法论维度确立了以个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法思维方式[2]。
这种个体本位、权利本位的观念是民法“意思自治”原理的重要内涵。近代民法建立在私法自治基础上，其伦理基础即“人的相互尊重”，旨在保障每个人的存在及尊严。近代民法鼓励、激发个人的权利意识，强化个人的权利意志，崇尚个人自由与尊严，在民法理论上实际将人、权利主体、权利能力三者等而视之。[3]以个体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是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的根本性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是民法制度理想所在和最终价值所向。总而言之，贯穿于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意思自治一直是某种哲学及经济学理论的直接表现。
正因如此，当我国民法学者言及民法的本质，一致认为民法是“权利法”、是“自由之法”、是“个人本位的法”，这些都是对民法意思自治理想的重申;也正因如此，无论有关“法社会化”、“私法社会化”的论腔何等激烈，学界仍然认为“私的本位”乃是“民法在制度转变中不变的信念”[4]，意思自治仍然是“民法的基本原理”，而意思自治基本功能即在于“保障个人具有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法律行为构筑其法律关系的可能性”[5]，进而保障个人的自主生活。
将意思自治确认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从法律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所享有的意志独立和意志自由，有助于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法律观念，弘扬尊重民事主体合法权利之风，促进我国具有充分的开放度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二、从民事法律事实分析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民事法律事实及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人非遗世而孤立，而是具有社会性，共营社会及经济生活”[6]，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各种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正常的交往关系，需要由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规范。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确立和发展符合国家的要求，国家需要运用各种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使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拥有了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不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中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
民事法律事实，是指依法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现象。民事法律规范本身并不能在当事人之间引起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只是表明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可能性。但是，法律可以根据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规定一些事实条件，在发生这些事实以后，就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这些由法律规定的、能够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通常情况下，一个法律事实足以构成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原因，但在某些情况下，须具备几个法律事实作为原因，才能使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7]。
(二)我国民法通说关于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及其瑕疵
法律事实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划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事实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划分为事件和行为。其不科学之处在于疏忽了法律事实与非法律事实的划分。只有在客观事实层面，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分出事件与行为，才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它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但在已将客观事实分为法律事实与非法律事实的情况下，在法律事实下，根据人的意志为标准，再不加定语的划分为事件与行为，就会产生歧义。即它究竟指法律事实下的事件和行为，还是非法律事实下的事件和行为。非法律事实指法律未将某一个事实的发生与某一后果相联系，此时，该事实的性质为非法律事实，或称普通事实，非法律事实并非没有后果，而是该后果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法律事实是客观事实中的一部分，它和非法律事实的结合，构成现实生活中客观事实的全部。
我国通说认为：民事法律事实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规定的人的行为。
1.法律事件
民法上所称的事件，是指人的行为之外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或消灭的一切客观情况。法律事件的发生有两种情形：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出现的客观过程，如人的出生、成长、患病、丧失行为能力或劳动能力、自然死亡，以及物的自然变化、自然灾害、天然孳息、时间的经过等;二是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活动造成的事件，如战争、社会大动荡等。某种客观情况的持续，如人的下落不明、精神失常、对物的继续占有、权利的继续不行使、战争状态、封锁禁运等，亦属于事件的范畴。在法律世界中，引起法律后果的自然事实是有限的，仅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8]。
2.法律规定的人的行为
我国通说的理论认为，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事实主要表现为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可分为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因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所以又被称之为表示行为。准法律行为虽有意思表示的外观，但不同于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依据，而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只是一种事实构成要素，其法律效果的产生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可以准用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
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属于无关乎心理状态的行为，所以又叫非表示行为。[9]由此可见，我国通说认为民事事实行为应是指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我国民法通说概念表明，首先，民事事实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与自然事实有别;其次，民事事实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即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再次，民事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即行为人是否表达了某种心理状态，法律不予考虑，只要有某种事实行为存在，法律便直接赋予其法律效果。
我国民法通说关于法律事实的分类是存在瑕疵的。德国民法典创设法律行为概念，法律行为的基本要素是意思表示，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能够设定、变更、消灭权利与义务。原因就在于法律承认意思自治的效力，赋予法律行为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设定变更、消灭权利与义务，并以可涵盖生产和交换两个领域的法律行为的概念，使民法更加体系化。法律行为被分为单方和双方，我们以这一分类来看，意思自治如何渗透在民法的各个领域。从单方行为来看：虽然目前主流观点只承认单方法律行为必须涉及第三人，如免除、追认、解除。但在主流认可的单方法律行为中，其遵循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单方法律行为是否可以不涉及第三人呢?从法律行为的内涵出发，它是应该包括的。法律事实的内涵是：法律将某一事实与法律后果相联系，该事实为法律事实。凡法律将人的行为与某一法律后果相联系，该行为即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又根据单方意思，还是双方意思，分为单方法律行为。主流观点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法律行为都是意思表示(向相对人)，否则就不是法律行为，然后其区分表示的意思需相对方同意，为双方法律行为，不需相对方同意，为单方法律行为。在这一认识框架中，无法容纳所有权、知识产权原始取得的行为，于是，便称它们为事实行为。这样的做法就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原则，相同的质，却做不同的对待。
(三)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内容是意思表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得到主流通说的认同和采纳。美国学者梅利曼指出：法律行为作为由法学家创造和发展的法律秩序系统化中一个基本概念，与主观权利概念一起共同构成主张和维护私法自治的媒介物。[10]这一概述实际上高度评价了法律行为所包含的私法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主观权利是任凭主体支配的一种法律手段取得实现的那种权利。主观权利所表现的特征便是主体对一种利益的意志能力。[11]虽然说，在民法上并非所有的权利都是意志力的结果，但按照“意志论”的观点，只有经过主体同意的权利义务才最具合理性，因此，意思自治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成为当然。主观权利在私法中被奉为最具说明意义也是最符合私法本质的权利。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使一个旨在产生法律作用的正当意思发生作用，使这一正当参与在法律世界中对法律秩序发生作用。
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中心，追求私法效果的行为。私法是关于私人利益之间的法律，私人利益主要是通过当事人自己来实现的，也即是说权利、义务的`规定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得以现实化与具体化，并且这个约定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时，法律也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是意思自治的手段，也是私法自治的载体。既然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功能发挥也正是通过私法主体的意思表示来实现的，那么，法律对意思表示的调控也需要借助法律行为这个载体来实现。民事私法设计了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来实现法律对当事人利益的调整。民事主体要实现其追求的利益需要满足法律为其设置的一系列条件，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意思自治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该意思就为法所否定。换言之，私法主体追求利益的意思表示能否实现需要满足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四)民事事实行为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我国民法通说认为民事事实行为中并没有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意思可以明示的方式发出，也可以默示的方式表示，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生产劳动，一定会有其想获得劳动物的所有权的意思。作家的写作活动，一定会有他想获得著作权的意思。技术人员的科学发明创作活动，一定会有获得专利的意思。他们只是以一种行为推定的方式表示出来而已。另一个可用来佐证主流通说缺陷的事例是“抛弃”。我国法律通说将抛弃视为单方法律行为，既然可以承认抛弃是单方法律行为，那么，同样方式原始取得行为也不应当排除在单方法律行为之外。
涉及特定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的外延有：无权代理的追认、免除债务、解除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不涉及特定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的外延有：生产劳动、作品创作、技术发明、所有权抛弃、专利、商标权的抛弃(拒绝交纳注册费)。对这类分类，包括前类中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绝大多数学者称它们为事实行为，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可能是：①按葫芦画瓢，前人怎么说，就怎么说;②将德国法的法律行为简单地等同罗马法的契约，继续沿用罗马法事实行为的概念。 将这些行为称为事实行为不妥的理由是：①违反逻辑的同一律，既然法律行为的定义是法律将某个行为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那么凡符合这一定义的都应归入这一分类，并冠于相同的名称。②对这类行为中某些具有特殊性的，只能在这类行为下再行分类，比如将法律行为，根据意思表示是否需要相对人的同意，分为双方和单方;在单方法律行为下，根据是否涉及特定相对人，分出涉及特定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不涉及相对特定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还可根据是否符合法律，分出合法的单方法律行为和违法的单方法律行为。违法的单方法律行为有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行为，单方法律行为还可分出单一之主体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也可是多数主体联合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
在多数人联盟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将其归类于双方法律行为。其实不然，双方法律行为的本质是，如意思不一致，双方法律行为便不能成立，而多数人联盟或合伙则是，意思表示不一致，发生的后果是某人不入盟，但不会影响联盟的成立。它有别于双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的本质是不需对方同意，便可产生效力的行为。单方行为可以由单一主体实施，也可由联合体实施。联合是一种加盟行为，是否加入并不影响主体实施行为的决定，加入只代表今后实施行为的力度。多数主体的形成，通常是一人或若干人倡议，加入者附议而形成，他与双方法律行为要求意思表示一致，本质上是不同的，双方法律行为只要相对方不同意，合同就不能成立，而多数人主体的形成则不具有这一特征，某人不同意，不会影响多数人主体的成立。
假定上述分析成立，则在这些行为中，贯彻的是意思自治原则。生产劳动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带来的是物产丰富。科学发明创造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带来的是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意思自治是创新的基石。文学创作领域实行意思自治，带来的百花满园。
三、意思自治原则之为民法基本原理
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本位，意思自治为基本原理，以具体制度为手段，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维护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从民事法律事实的民事事件和人的行为的分析，我们看到当事人意思自治贯穿了整个民法体系，成为民法普遍遵循的原理，成为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理应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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