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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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的论文
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的论文
小引
语言文字问题不但涉及文化、教育，而且还同经济和政治相关。国力孱弱的国家，其语文也必然弱势。国力强盛者，其语文也必然势头强劲。前者可以非洲除阿拉伯语、南非英语以外诸多语言为例，当代的俄语地位的变化也可见其通理；后者，美国是最佳实例。因此，各国各民族历来都把语文政策提到政治高度，甚至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汉语汉字的状态也将严重影响其在世界的地位。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场(，中国大陆民间曾将‘场作为“道”的简化字)、“芸”(，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史有为：1995，《语文对接论纲》上下，《语文建设通讯》48／49期，香港。
姚荣松：1992，《海峡两岸词语之比较》，《台湾师范大学学报》
姚荣松：，《海峡两岸缩略词语比较初论》，《华文世界》，9月号，台北。
篇2：汉语国际教育汉字教法讨论论文
汉语国际教育汉字教法讨论论文
汉字素来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重点与难点。近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无论是本体研究的理论层面，还是教法技术层面，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多有探索，收获颇丰。但在指导教学实践方面，仍需开阔思路。笔者长期承担来华进修生初级汉字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对象为非汉字文化圈汉语零基础的留学生，涵盖不同年龄层次。在汉字课每个完整单元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尝试在任务教学法的基础上，逐层递进地融入多样性的文化体验活动，寓教于乐地实现了由感性认知到书写交际的教学目标。经过连续几年的课堂实践，贯穿理解、识字、书写、交际各环节的“汉字动态教学设计”方案效果显著，现将几项备受学生欢迎的教法整理如下，供同行研讨。
一、动态地理解汉字
铅印的汉字呈现的是静态的结果，中国大陆地区通行的简化字多是减省义符的结果。要记背上千个静态的汉字，对任何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为调动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图解汉字、趣解汉字的书籍应运而生。此类读物确有辅助记忆、活跃课堂气氛的功效，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某些没有接受过正规传统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教育的著者，对汉字的所谓文化解读谬误百出，皆源于以今释古的主观臆断。对此类知识毫无判断力的汉语初学者，由此途径接触汉字，于短期助记有效，于深入学习无益。初期建立的错误认知根深蒂固，当遇到汉字正解时，势必造成观念混乱，而纠正错误费时费力。作为一线教师，深知生动教学的重要性，充分理解“图解”、“趣解”的良好初衷，也赞同寓教于乐的教学思路，但更强调以正确性作为训释与教学的前提。关于汉字形体的构造，有传统“六书”之说。清代以后，大致采用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的定名，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其中前四书为造字法，后二书为用字法。基于造字原理创制的汉字，无论是笔画或部件的动态组合，还是字体、字形的历史演变，都十分适用图解、动画等形象生动的方式来展现。如石定果、罗卫东主编的《汉字的智慧》图书配DVD，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发行，是图解与动画相结合、演绎汉字古今发展嬗变的优秀有声教材，尤其适用于第一课时，作为汉字课程体系的教学导入。
二、动态地教写汉字
通常只在书画课上使用文房四宝，殊不知若将其与汉字教学相结合，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辅助记字大有裨益。首先，米字格可有效帮助学生建立正字观念。方块字，对习惯拉丁字母线性书写的汉语初学者而言，是全新的事物。尽管有经验的教师会采用图示法对汉字结构进行说明，但某些国家的学生仍然认为汉字部件的组合是任意、无序的，无需书写在同一水平线上。米字格比田字格切分空间更细，容易纠正学生此类认知偏误。另外，书写汉字是一项精密活动，需要手指小肌肉群配合大脑与眼力同步准确操作。国际学生初学汉字时，手指小肌肉群配合既不协调，也不灵活，甚至难以将笔画准确地写入指定位置。采用米字格进行书写训练，可有效提高学生的汉字空间认知水平，帮助其了解部件之间的比例关系。随着学生硬笔书写渐趋规范，米字格可由大格变小格，然后换用标准田字格，最后达到不用字格也可整齐、正确书写汉字的教学目标。
其次，对正确笔顺强化助记。笔顺是令汉语初学者最为困惑的事情之一。不少学生认为只要能够呈现出正确的汉字静态结果，又何必在意笔画动态书写过程的先后次序呢?其实此问题直击笔顺学习的重要意义，教师需在学写汉字之初即向学生举例说明。第一，笔顺关乎汉字部首检字法。若遇不知读音的生字，是无法通过拼音检字法查阅字典学习字义的。与笔顺关系极为紧密的部首检字法是未来自学汉语的重要途径。第二，笔顺关系到书写速度。实践表明，按照正确笔顺形成规范的书写习惯，比随意无序地拼合笔画组成汉字，单位时间内提速不少。若定量书写，将节省很多时间。第三，五笔字型是计算机文字输入法之一。可有效解决某些无法通过拼音输入法录入汉字的问题。前提是操作者必须具有正确__的汉字笔顺知识储备，并熟记五笔字型输入规则。简言之，笔顺可作为拼音的有效补充，解决某些拼音不能解决的问题，是汉字学习乃至汉语学习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非汉字文化圈的国际学生听课时的关注点有时与教师的教学预期并不一致，作为知识输出的讲解内容，未必能够准确进入学生的知识输入系统，因此各种吸引学生注意的演示与操练十分必要。用毛笔蘸着墨汁在宽阔的米字格上横平竖直地一边书写，一边讲解汉字结构与笔顺规则，要比单纯板书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深刻，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动态书写演示的内容可根据每个汉字讲解的需要灵活多变，但训释需依照传统文字学著作与工具书做出正确的解说。例如：可先由甲骨文过渡到小篆，再过渡到隶书，然后展示正体楷书，最后示范简体楷书。不仅讲清字形、字义源流，而且明辨正体与简体的区别。
除强调教师教授汉字书写时需注意慢速、逐笔的动态过程外，学生的习字训练也需格外关注动态过程的正确性。学生独立完成的硬笔书写训练、轮流板书操练、集体书空训练等练习项目皆可交替进行，以减轻练字的疲劳感，且不乏味。书空练习，即以手指代笔，在空中书写汉字笔画。若同时伴随“唱画”训练，即书空的同时说出笔画的名称，则效果更佳。这一训练不仅提供动态书写的.机会，学生乐于参与，而且集体书空唱画，可令教师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出错的学生，便于及时纠正偏误。
最后，可将传统音义教学法融入其中。书写成字后，除标示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外，还可按照传统四角标音法，采用朱笔标明平、上、去、入四声分部，为将来学习古典汉诗文打下音韵学基础。此项为较高标准的要求，对有志于深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国际学生可以传授相关知识。总之，汉字课上巧用文房四宝不仅可以提升教学趣味性，而且对辅助汉字记忆、促进理解汉字文化有实际功效。
三、动态地书写交际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素来强调交际的重要性。但长久以来交际教学的重点始终聚焦于口语表达。实际上，口语与书写同属必备的重要语言输出技能，应给予同等的关注，而且写作能力的提高不应到遣词造句阶段才予以强调，在初学汉字书写阶段就应潜移默化地培养。换言之，书写交际并非是写作课独立承担的教学任务，汉字训练课应予以一定的配合，为书写交际奠定基础。如何进行初期的书写交际训练?科学的教法研究应提上日程，以满足指导教学的现实需要。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知音、识形、辨义密不可分，寓教于乐将三者巧妙地融合于课堂教学，需要研发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活动予以支持。汉字笔画舞、汉字结构手势操、汉字笔顺唱画歌等伴随肢体运动的快乐教学法，学生格外喜欢，助记效果颇佳。但要达到书写交际的教学目的，仅靠汉字基础知识教学是远远不够的，需在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练习上多做研发。
笔者在教学中引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北大版海外汉语教材·汉字教程系列中的《汉字部首教程》。该教材以100 个高频汉字部首为纲，依照文字学“正解”，描绘部首古字形，介绍部首的起源与形成，并辅以文化故事，练习设计科学、合理，题量不大。教师可以此教材为蓝本，制作生动形象的PPT 演示课件辅助教学，并根据学生实际理解接受情况，扩展必要的词汇甚至短句练习。教程以英文为叙述语言，适用于以英语作为媒介语的课堂教学，尤其适用于欧美汉语初学者学写汉字。以部首系联汉字，是记忆字形、拓展识字量的有效方法，同时辅以音、义教学设计活动，如让学生绘制家族树并进行介绍等。课堂活动是操练的重要环节，需注意提供给每位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生活识字也充满趣味。请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已学过的汉字，如店铺名、车站牌、路标牌等等，拍照存图，课上交流。此项活动可以增强学生学习汉字的成就感。
完成一定量汉字教学之后，在学生既有的汉字储备中，以连字成词、连词成句为目标，设计形式多样的操练活动。此类活动是由单字学习向书写交际过渡的重要环节。汉字教学与语境中的词句教学需同步进行，不可轻视。汉字教学与语音教学都不应止步于初级阶段，而应贯穿于学生汉语学习的全过程。汉字中级阶段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汉字准确遣词造句及进行短篇叙述的能力，能够满足日常书写交际的需要，如撰写汉语邮件、汉语日记以及汉语作文等。汉字高级阶段应培养学生较为自如地运用汉字完成专业性文章的撰写，即可以运用汉字书写熟练地在某领域进行专业交流。汉字不仅记录语言、表达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帮助国际学生攻克语音的难关、跨越汉字的壁垒、突破词汇的瓶颈、扫除语法的障碍，引领学生进入博大精深的中文世界，是每位汉语教师的责任与心愿。汉字教法是未来汉语国际教育需着力研究的课题之一，谨以此文与先进同行交流切磋。
篇3：汉字与汉语的原始关系的论文
汉字与汉语的原始关系的论文
在今天一般的语言学教科书中，皆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①］这个结论对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而言很不全面，它只说了较后阶段的事，而不是说的全部关系。本文对汉字与汉语的原始关系作出一些探讨，并就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和拼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作一些比较。
一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 lu 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 lu lu”，文字写作“邸保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邸痹蚴歉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邸辈皇羌锹肌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邸奔仁且豢霉树的形状，又与“gu lu 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 lu 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3）亚里士多德《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
（14）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篇4：汉语的谐音修辞之美论文
汉语的谐音修辞之美论文
有一回，在单位食堂就餐，我看打菜的阿姨是本地人，就用方言点了份“鸭肉”。排队在我身后的同事是外地人，随口顺了句“蜗牛”。我乍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这位同事来本地工作已经多年，深谙皖、浙两地语言的差异，此番“指鹿为马”，反倒令人觉察到了语音指向的多元化现象。
我记得大导演李翰祥在其自传《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过类似的记载。李翰祥生于辽宁锦西，曾于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修读戏剧电影，1948年前往香港。饯别宴上，有个到过香港的朋友教了他一些入乡随俗的细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在香港‘喝’茶叫‘饮’茶，吃饭叫‘塞（食）’饭。”
“干嘛塞呢，慢慢吃不好吗？”
“慢慢吃，就叫慢慢塞（食）。吃面叫塞（食）面。面和上海的阳春面、北方的打卤面都不同，黄色，细条的，因为碱落得重，所以吃着有点涩、有点硬。看电影和坐公共汽车一样要买票，不过票不叫票，叫‘飞’。”
李翰祥追忆说：“我听了直乐，记了半天，Y果印象最深的还是‘飞’。票跟‘飞’实在差得太远了，东三省有个地方叫‘北票’，岂不要叫‘北飞’？天桥晚期的八大怪之中，有个耍单杠的叫‘飞飞飞’，岂不要叫‘票票票’？”他当时所不知道的是，粤语里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比如“饮茶”和“食饭”；同时，香港也因受到英国长期殖民的影响，习惯粤语英语混用，将英文谐音变成粤语口语，比如管“票”叫“飞”，就是英文单词“fare”的本土化表达。试想，对于前者，如果只是书写成汉字，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对于后者，如果将英文单词原样呈现，只要翻检英汉字典同样可以迎刃而解。之所以容易造成误解，根源全在于听者以既有的语言系统套用陌生的语言系统，而忽视了一时一地一事的特殊性。
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中有一则叫作《近音的干扰》，提到：“‘纳粹’（Nazi）和‘小猪’（Nasser，瑞典语）近音，因此‘纳粹’运动始终难以在瑞典开展。‘元帅’（Marshal）和‘马歇尔’（Marshall，人名）同音，因此美国在战后有‘五星上将’而没有‘元帅’。”每一种传统文化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总是偏于静止凝滞而排斥流动变化的。因此，对于外来文化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停留在器用层面而难以深入骨髓，一旦抵触则弃若敝屣，毫不吝惜。至于内部文化的嬗变，有时候为了避嫌或者忌讳，干脆只是改个名号，譬如唤“钱币”为“阿堵物”之类，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
除了地域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误听，知识涵养的不足同样会导致误解。如明代冯梦龙《笑府》：“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为‘糕’也；曰‘夏雨如馒头’，或又疑为夏禹也，曰：‘周文王象塔饼。’”
“春雨如膏”是形容春天的雨水可以像脂膏一样滋养农作物。这个词语，大概源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历史既然久远，孳生引述必定众多。偏偏接酒令的听后生疑，则其学问功底可想而知，他将错误的信息传递下去。
又据清代小石道人辑《嘻谈续录》，有个《堂属问答》的故事：
一捐班不懂官话，到任后，谒见各宪上司，问曰：“贵治风土何如？”答曰：“并无大风，更少尘土。”又问：“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问：“绅粮何如？”答曰：“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又问：“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上宪曰：“我问的是黎庶。”答曰：“梨树甚多，结果子甚小。”上宪曰：“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官忙站起来答曰：“卑职小名狗儿。”
“捐班”在清代是指不通过科举考试而向官府捐纳银钱换取官职的人，一般来说其学问功底与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对于以“温柔敦厚”雅言为基础的官话，难免有种“兵遇上秀才”的感觉，茫然不知所谓。“风土”是指风俗习惯与地理环境，“春花”是指越冬后的鱼种，“绅粮”是指地方上有地位有财势的人，“黎庶”是指民众百姓。尽管捐班在上司面前“对答如流”，态度极尽诚恳谦卑，无奈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根据专家考证，在清代即便是捐班，也要经历考察试用期，方可如正途出身者一般受“差遣”。为此，大部分捐班都会大搞“题海战术”，恶补“应试技巧”，以便尽快熟悉官场规则，为从仕铺好一条坦途。这个故事，估计来自那些深深厌恶捐班的读书人的杜撰，对不学无术的嘲讽，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语音与文字的多重对应关系。
对于人事如此，对于自然也是如此。人们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为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一一拟定专属的名字，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其中就有“拟声”，比如鸡、鸭、鹅、猫、蛙之类，无不根据动物本身的叫声予以命名。还有一些鸟儿，因为其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与同类的差异，更是得到了文人们的眷顾和垂青，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比如，固化杜鹃的叫声为“不如归去”，寄托在外漂泊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固化“鹧鸪”的叫声为“行不得也哥哥”，表示行路的艰难和对离别的凄怆伤感。甚而无生命的风声雨声，因为特定环境的触发，稍经点染，也无端地多了一层人文关照。据宋代魏鹤山《天宝遗事》：
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笑而愧之。
因为安史之乱，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曾避难蜀中。回京途中，听到驼马的铃声，引起了一种不确定的联想，这本是作为“梨园祖师”的一种艺术敏感。而宫廷乐师黄幡绰不改其俳谐本色，利用谐音加以讽谏，点到即止却力胜千钧。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所以杨贵妃称他为“三郎”，这个专属的昵称，代表着一段逝去的美好回忆。至于“郎当”，据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的解释，就是“败事”。“三郎郎当”的意思，乃是暗指唐明皇耽于安逸终于国破，而今“好了伤疤忘了疼”，念念不忘的却是满载珍宝以备时时把玩，此种故态复萌，可不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么？
由于汉语不是音节书写的语言，在其长远的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同音异形词。同音异形词的存在，有时候会给民众生活带来一些的.困惑与不便。
据说，明朝著名书画家沈周有一次收到朋友的礼物，其上附有一信：“敬奉琵琶，望祈笑纳。”他打开一看，却是一盒新鲜枇杷。沈周不禁莞尔，回信说：“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朋友见信后一脸尴尬，作了首打油诗来自嘲：“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枇杷、琵琶属于同音异形词，沈周的朋友因为写了别字，结果贻笑大方。
细细追究起来，枇杷和琵琶都是联绵词。对于联绵词，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指出：“泥于其形则}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晰。”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通说上”也说：“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t惑矣。”换言之，对于这两个词，固然不能通过析字的方式分辨内涵，却能够因为读音的相近而推断出在意义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枇杷，在苏轼的《惠州一绝》中被称为“卢橘”，因为其叶子形状似乐器“琵琶”，所以又多了“枇杷”这个名字。另外，比如“缥缈”与“飘渺”、“婵媛”与“潺”之类，都只是为了适应各自的描摹对象变化了形体，而其内核则几乎没有变化。
其实，在精于属对、娴于修辞的文人们看来，同音异形词的存在，令语言的意义与类别更加丰富严谨，给了他们驰骋文思的绝好载体。在《唐阙史》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
咸通岁，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岌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孔子）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唐代以懿宗诞辰为延庆节，举办各种节目加以庆祝。李可及在皇帝和众人面前表演了一段类似于相声的《三教论衡》，分别拿佛、道、儒三教的创始人来开涮，调侃他们是妇人。看得出来，李可及是博览群书，并做了精心准备的。他所立论的正是三教的原典，用以自圆其说的方式便是善用同音异形词。“敷座而坐”，即结跏趺坐，是一种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意思是说自己最大的忧患，便是自己的身体，这是苦难的根本所在。“我待价者也”，是以出售美玉为譬喻，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信任，进而施展自己的才能。结果“敷座而坐”被讹作“夫坐儿坐”，“有身”被讹作“有娠”，“待价”被讹作“待嫁”，距离本来面目甚远，与人们的习惯认识相悖，产生了极大的喜剧效果。
浮白斋主人《雅谑》有一则《园外狼》：
石中立为员外，与同列观上南园所蓄狮子。同列曰：“县官日破肉五斤饲之，吾侪反不及此！”石曰：“然。吾侪做官，皆员外郎，敢比园内狮子乎？”众大笑。
钟伯敬《谐丛》有一则《汗淋学士》：
王平甫（王安国）学士躯干魁硕，盛夏入馆中，下马，流汗浃衣，刘贡父（刘）曰：“君所谓汗淋学士也！”
陈皋谟《笑倒》有一则《争坐位》：
盲人、矮子、驼子三人吃酒争坐，各曰：“说得大话的许坐第一位。”盲人曰：“我目中无人，该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长）人，该我坐。”驼子曰：“不要争，算来你们都是侄辈（直背），自然该让我坐。”
以上三则，无不是利用汉语的谐音修辞，借助同音异形词对事物进行非常态解读，使语言更具有了活泼的生趣，使生活也多一层诗意。“园外狼”表达了对“人不如兽”的愤怒和自嘲，“汗淋学士”表现了对胖子夏天容易出汗的戏谑，“争坐位”化劣势为优势，在敏捷应对中体现了群众的智慧。正如柏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的那样：“当一个表达方式原系用之于转义，而我们硬要把它当作本义来理解时，就得到滑稽效果。”
现在我们进入信息时代，语言在与时俱进上更是不遑多让，而网络语言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源自同音异形词，比如称“工程师”为“攻城狮”，称“主角”为“猪脚”，称“悲剧”“喜剧”为“杯具”“洗具”等等。大家明知其错，仍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乐此不疲地使用与转发，将此作为新新人类的一种身份象征。其中的利弊得失，见仁见智，一言难尽，但或许我们可以温习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的自序里说的一段话：“小孩子识字的过程往往是从误会开始的。利用同音字建立不同意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其中不免望文生义，指鹿为马。倘若对于字的好奇穷究能够不止息，不松懈，甚至从理解中得到惊奇的快感以及满足的趣味，或许我们还真有机会认识几个字。否则充其量我们一生之中就在从未真正认识自己使用的文字之中‘滑溜’过去了。”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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