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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2022-12-17 08:24:45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雨季降临赤地”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篇1：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分析《史记》的悲剧意蕴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着天人工参的历史时势下人的本质悲剧，用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成功地展示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美，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人的悲剧力作。因此，《史记》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蕴，它彰显了人的悲剧精神，表现了彻悟人生、历史和无法超越的悲剧意识，揭示了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宣告了历史的困惑和文化的悲哀。所以，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史记》;悲剧意蕴;悲剧精神;悲剧意识;悲剧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着天人共参的历史时势下人的本质悲剧，用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成功地展示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美，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人的悲剧力作。因此，《史记》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蕴，它彰显了人的悲剧精神，表现了彻悟人生、历史和无法超越的悲剧意识，揭示了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宣告了历史的困惑和文化的悲哀。所以，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悲剧意蕴之一――悲剧精神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第一卷)根据《史记》研究学者韩兆琦先生考订：“《史记》全书所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2]，而每一个悲剧人物的毁灭都闪烁着对残酷命运、黑暗政治、不公世道不屈不挠的强烈抗争精神，都张扬了悲剧主体为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勇于牺牲的悲剧精神。

伯夷和叔齐是商朝遗老，义不食周粟，行将饿死时作歌辞：“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伯夷列传》)战国刺客豫让为报答智伯的知己恩遇，变为刑人，又漆身吞炭，屡屡刺杀赵襄子，最后失败被俘。自杀前他请求道：“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史记・刺客列传》)这就张扬了悲剧主体舍生取义，为捍卫道德信念殉身的悲剧精神。

项羽逃亡时拒绝了乌江亭长急渡过江的好意，“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史记・项羽本纪》)田横自刎之前说：“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史记・田儋列传》)他们不媚俗贪生，也不屈身事人，这种来自骨子里的傲气体现着人性的高贵和王者的风度，从而超越了个人，超越了胜败，超越了生死，体现出悲剧主体永恒的生命价值。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在反抗中体现出的独立意志和主体力量，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困难厄运抗争的主体精神与生命活力，显然就是贯穿于《史记》的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

悲剧意蕴之二――悲剧意识

清代作家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老残游记>序》)可见，太史公是在一种极端忧愤、压抑中著书立传的，《史记》是其精神寄托，也是其悲剧的呐喊，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注入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在司马迁看来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注定了人类确证自己独立意志和存在价值的结局最终也必然是悲剧性的。晁错为巩固中央政权，不顾诸侯割据势力的反对，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力行削藩，然而，袁盎几句谗言，汉景帝便将之斩于东市。李广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与匈奴浴血奋战七十余次，威震天下，功播遐迩，不但得不到封侯之赏，反而被当权者有意压制，不堪面对刀笔之吏而引颈自刎。郭解赈人之急，解人之危，竟被舞文弄法的公孙弘诬以“大逆无道”(《史记・游侠列传》)的罪名而被灭族。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司马迁深深地感受到人道的残酷。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中，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完全由他的道德、他的才能或他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人道决定的。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主要是不道德的历史造成的，在司马迁看来在不道德的历史上人类的终极命运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司马迁认为，人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人的悲剧意识也是无法彻底超越的。正是在这里司马迁建立起自己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是痛彻历史和人生的。

悲剧意蕴之三――悲剧文化

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3]。

《史记》最深层的悲剧意蕴表现在它对发生在历史上的诸多悲剧从文化层次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自身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悲剧，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悲剧。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皇权专制政治，向它的特性大步前进，因而在大一统的文化掩饰之下，尽量发挥出它的毒害的时代”[4]。所以，汉武帝对文士“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汉书・东方朔传》)，大臣们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汉代这样一个以霸道、无道的现实取代王道理想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文化理想被混乱的现实摧毁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富有悲剧性、充满悲剧意识和悲剧人物的时代。《史记》从文化的高度以深刻的道德理性批判精神审视社会历史，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本质，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文化根源。所以，司马迁体验到的悲剧已经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历史，对于人类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恒久的价值，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是蕴藏于《史记》中的最深层的悲剧意蕴。

综上所述，《史记》的悲剧意蕴所蕴含的三个层面――悲剧精神、悲剧意识、悲剧文化是一层一层往前递进的。《史记》以悲剧的内蕴反映了历史与道德的冲突，凸显了作者追求生命主体的存在价值;《史记》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升华为对人世、人情和人性的深沉探索，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史记》从社会历史、文化机制等方面揭示出悲剧的根源，从哲学的层面上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内涵。这三个层面紧密交融在一起，体现出《史记》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193.

[2]韩兆琦.《史记通论》[M].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1984，187.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6.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1.

篇2：老人与海悲剧意蕴

老人与海悲剧意蕴

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大马林鱼虽然没有保住，但他却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子”形象，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

海明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形象。他们多是拳击家、斗牛士、渔夫、猎人、战士等下层人物，生活贫困，屡受挫折，但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和勇气。在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坚定顽强，面对暴力和死亡而无所畏惧，身处逆境而不气馁的坚强性格。正如肖恩#奥弗莱因所说:海明威小说的主题是“人的本质，人的努力和奋斗，人的追求和痛苦，人的信仰和挣扎，人的倔犟和价值，人的聪明和命运，人的胆略和气魄，人的尊严和灵魂，”即使失败了，也要坦坦荡荡，不失重压下人的“优雅风度”。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自然或是社会中，人应该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并超越它，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纵然面对死亡，也要漠然处之，宁折勿弯，这是桑提亚哥所执著的人生要义，也是《老人与海》的哲理闪光。海明威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的理论与思想基础是行动哲学。它主要以主体的行动为表达方式，用主体的行为和动作展示其丰富的内涵。他所揭示的是肉体和精神的永恒生命力来自于不断运动的驱动力，强调的是在深沉的行动中锻造有价值的灵魂，他们用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勇敢、冷静、果断、顽强和不畏任何强大力量的主体意识。他们所遵循的真理是“命运总是与人作对，人不管如何努力拼搏，终不免失败。尽管如此，人还是要苦苦奋斗，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他在肉体上可以被打垮，但在精神上永远是个强者。”

《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在海上经过三天精疲力竭的.搏斗，最终拖到海岸上的是一副巨大的鱼骨架子，事实上，老人是一无所获的胜利者。而且今后人们也无法相信这位身衰力竭的老人，能够战胜奔腾不息的大海。在海明威看来，人生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就像老人那张“用好多面粉袋子补过的旧帆，看上去就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但老人却始终没有停下行动的脚步，是一种面对巨大悲哀的追求，是一种面对死亡和失败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同样是顽强的、执著的。由此我们在桑提亚哥身上看到了诗人的尊严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效应：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生命的有限和人的追求的无限之间的矛盾。在人生的道路上，谁不经受一些挫折和失败?此时是缴械投降呢?还是顽强拼搏呢?桑提亚哥给我们的启示是：积极的进取和行动，是必然失败面前的不屈不挠的行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行动本身。所以，海明威为他所钟爱的硬汉们找到了灵魂，这灵魂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与命运作殊死抗争的悲壮与崇高。在桑提亚哥身上表现的是一种深沉而强烈的悲而壮的生命悲剧意识，这完全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现代回响。尽管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但他们身上却有着尼采“超人”的品质，泰然自若地接受失败，沉着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些“硬汉子”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海明威用象征性的寓言向我们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的自我求证意识。

篇3：《边城》的悲剧意蕴

《边城》的悲剧意蕴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概念。然而看看人物命运的结局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无不使作品笼上悲剧色彩。

一、悲剧色彩的表现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外乡生意人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不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外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外孙女感动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他既爱外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因天保的死造成外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对傩送情有独钟。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地，最后死于意外。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所以《边城》使人读后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又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在文章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的阴湿与愁苦。

二、悲剧背后的意蕴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是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城里人“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使他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即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灭无余，代替而来的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

悲剧的背后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痛：古朴的民风正在消失。

《边城》的基调是忧郁的，小说中翠翠的父母因为爱而双双殉情，一身好水性的天保得不到翠翠的爱而葬身鱼腹，傩送因为哥哥的死与老船夫产生隔膜、误会，后终远走他乡。老船夫因担忧翠翠的命运，以致身心交瘁，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气绝身亡。只剩下翠翠这只“孤雏”无望地等待着情人的归来。

一位诗人曾说道：“人/一生是那么的简简单单/命运/就像空气/看似抓住了/松开/什么也没有。”人们不能驾驭命运之神，常常好人没有好报，这使作家深感痛苦而悲愤不平，他多么希望年轻一代觉醒过来，主宰和把握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再重演旧日的悲剧。

与鲁迅的乡土小说风格不同，沈从文的作品完全是另一种格调、另一种“味道”。他虽然也写悲剧，写小人物的不幸，但他不是严峻的揭露鞭挞，而是舒徐的展现抒发;是委婉哀怨的诉说，而不是战斗的革命进行曲。《边城》的悲剧是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不能自主命运的感叹。

拓展阅读：《边城》读后感

早在高中时，就接触过沈先生的《边城》。那时的我浮躁而稚嫩，甚至还不知道里面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凤凰古城，也读不出其中的韵味，更没有对它产生任何自己的想法，仅仅把它当一篇普通的课文，糊弄过去了。现在把《边城》通篇读下来，我读出了沈先生会湘西风情的钟爱，读出了当地的人们纯朴赤诚，读出了故事淡淡的忧伤。

在文中，先生用幽淡的笔墨向人们呈现出湿润透明的湘西美景，其中，那座碧溪岨的白塔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座立在半山腰的白塔就像是一个沉默的精灵，远远地眺望着老船夫和翠翠的家，默默地给予他们祝福。它就像是老船夫和翠翠心灵的港湾。每当他们有心事无处诉说，他们总会出神地遥遥望着白塔，让被现实束缚的心起飞，在心底向白塔倾诉他们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白塔在一次暴风雨中绝望的倒下。我想，它一定是不忍看到翠翠的眼泪。又或者，是翠翠已经长大，已经不需要白塔的守护吧。倒下的白塔就这样，在唏嘘中久久地立在我的心里。

除了美景，文中更多的是讲述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主人公翠翠是一个柔美纯朴的少女，与二佬傩送第一次的见面两人便已一见钟情。情窦初开的翠翠把心中情愫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不对任何人提起，甚至是她至亲的爷爷。日子如翠翠家门前的溪水一样静静地向前流淌着，少女的羞涩使翠翠在面对二佬时更多的是出奇的冷漠。而此时，大佬天宝也爱上了翠翠并请人做媒。翠翠惶恐之中从未向任何人表明她的心思，但她已经有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在天宝和傩送互相表明态度后，天宝溺死与湍急的漩涡之中;傩送只要渡船不要碾坊的决心由于大哥的死也变得不再坚定如初，加上家人的反对，他毅然离家闯天下，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恬静的茶峒。孤独的翠翠再没有听到在梦里将她拖起的悠扬的歌声，她对此还一点都不知情。

直到最后，在爷爷怀着对翠翠的惦念离开人世之后，翠翠才明白了始末。她哭了，眼泪的苦涩不堪的，因为她失去了最亲的爷爷，也可能将失去那份还没来得及开花的爱情。

在那年的冬天，那座白塔又重新建起来了，但是翠翠要等的人还没有出现。可能，在某一年某一天，他回来把翠翠接走，又可能，翠翠的遗憾就像白塔一样，永远地耸立在她的心中。

这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但我不能说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故事。在我看来，翠翠如果能跟爷爷或傩送表明自己的想法，悲剧就不会发生，遗憾也不会产生。我想，除了欣赏文章中主人公们的淳朴善良以外，我们也应该以他们作为教训。无论什么事情，机会是由自己把握的，消极的等待只会让自己陷入自己遗憾或悲剧。

这座边城，是翠翠心灵的归宿，她一直留在溪边无尽地等待。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有一座边城，它既是我们的枷锁，也是我们的归宿。我希望，我能在自己的边城里面不断地寻找，而不是等待。

篇4：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意蕴

一、悲剧色彩的表现

二、悲剧背后的意蕴

即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灭无余，代替而来的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

悲剧的背后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痛：古朴的民风正在消失。

拓展阅读：《边城》读后感

雨后，我坐在阳台，读着《边城》。

这部小说初读之下，语言很平淡，情节甚至算得上是平凡，但细读之下，又会被小镇的悠闲适意，爷爷的朴讷，翠翠的可爱以及字里行间的自然、优美、诗意所吸引。读着读着，似乎自己也融入了这个很多年前的故事中。

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现了那片宁静的自然风光，寥寥几笔勾勒出翠翠和爷爷简单的生活中透出的那些快乐和活力，然后便讲述了那个热闹的端午节，翠翠的爱情便是从这时拉开了序幕。

到了小说的后半段，看得我有些急躁起来。翠翠的爱情之路似乎愈发崎岖了，就像京剧《三岔口》给人的感觉一样，一件两情相悦好事却被一连串的误会打乱，总也成不了。

船总的儿子大老、二老都喜欢上了翠翠，刚刚开始竞争，大老的`殒命却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二老不再那么坚定地要娶翠翠，船总开始对爷爷有偏见，而爷爷的木讷和口拙也让船总和二老对他产生了误会。

小说接近尾声时，一场暴风雨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也许，它也同样粉碎了翠翠刚刚萌芽的幸福。

在整部小说里，最幸福的人应该是爷爷吧，这位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特征的老船夫，他敬忠职守的在岗位上奉献了50年，他拥有过平凡的妻子、可爱的孙女、几十年的至交老友，也经历过妻子的死亡，女儿的离去。最终在对孙女的担忧中与那条渡船伙伴一起逝去。虽然一生清贫，但这也算是完满的一生了。

读完了《边城》，我的心也变得酸涩、潮湿起来，不知是因为窗外不曾停歇的雨点，还是文中的翠翠那飘渺的幸福。或许，二者皆有吧。

《边城》就像一首淡漠的笛曲，从我的脑海里卷过，留下了淡淡的凄凉和哀伤。我本不是什么易动感情的人，却在这个昏昏沉沉的阴雨天，因为这个简单的故事，生出了想哭的冲动。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悲剧美就美在它的它的残缺。《边城》就是如此吧。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模凌两可的结尾似是给了些希望，但又像是对翠翠的安慰，读起来有些悲哀和无奈。

合上书页，我不禁遐想，如果没有那场暴风雨，如果爷爷不那么木讷，如果大老没有死，如果翠翠主动一点，甚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时代，那么，她现在该是幸福的吧。又或者，有了那些如果，翠翠便不是原来的翠翠，边城便不是这一个边城。

文末，那座在暴风雨中倒下的白塔又重新建造起来了，似乎是在告诉读者，虽然那场暴风雨中逝去的很多东西已经回不来了，但风雨过后，活着的人还是要继续生活的。

《边城》让我品出许多对现在生活有裨益的道理来，比如沟通，比如坚强比如……

篇5：《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浅析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浅析

摘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悲剧特色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史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对现实黑暗秉笔直书，是其写实精神的具体再现，这体现在它的社会悲剧中。相较性格悲剧而言，其社会悲剧的份量要显得更重一些，篇幅更长，范围大为扩展，上自一代帝王，下至游侠百姓，各种类型的人物均有涉及。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1)有一些大功于世，武则战功显赫，文则政绩出众的人物，他们为国家的建立与富强树立了难以磨灭之功，却屡受迫害。淮阴侯韩信，对汉王朝的功劳可以与周公、召公及姜太公这些人相比，他佯渡临晋，随袭安邑，背水一战而败赵，奇袭历下以破齐，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他为报汉王知遇之恩，以“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来要求自己，“虽死，不易”。但最终却是被他引以为恩主的高祖皇帝与吕后罗织罪名，擒斩于长乐钟室，非其罪而死。飞将军李广，一生屡建奇功却屡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汉文帝曾说他“不遇时”，李广的悲剧便被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耐人寻味。自汉击匈奴以来李广未尝不在其中，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在武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的忌妒排挤之下，一生“无尺寸之功得以封邑”，最终自刎而亡。一生坎坷的李广，终生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上度过，他超人的胆识非凡的将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此他的被迫自杀，使“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韩信、李广的悲剧为当时社会势力所左右，令人痛惜。(2)有一些人走在社会的前列，为了国家的发展，实行变法改革，却为旧势力所不容，惨遭迫害。

商殃变法使秦空前强盛，为日后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却遭到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秦孝公一死，他便被加于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还有在楚国变法的吴起，和为巩固中央集权力行削藩的晁错，都被残酷地杀害。这一类悲剧人物，是属于典型的`社会悲剧。他们是天才的先驱者，由于他们的被扼杀，并且是为了一种终将实现的目的理想而被扼杀，因而有了为献祭真理而牺牲的殉道者的悲壮。(3)还有一些人物，是见义勇为、重诺守信的下层人物。燕国死士荆轲，为报燕太子丹，拯救弱燕于危难之中，不惜从容赴死，图藏匕首，秦庭行刺，身补八创，壮烈而亡。还有为保赵氏遗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等等。这些人不为权力而争，不为钱财而屈，以死博取的是一股凌然豪气，他们是人民心中真正的豪杰志士。

二、《史记》中悲剧人物的艺术刻画

《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名著，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人物的塑造，司马迁不仅突出其鲜明的个性，而且使之达到一定的典型化，形成了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特征，为此，他重点刻画了一百多位人物形象。这其中，悲剧人物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为了人物形象风姿有别、不见雷同，司马迁调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笔下的人物各具特色。

首先，将悲剧人物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赋予了历史的悲剧感。这类似于欧洲早期文学中的命运悲剧，为主人公的悲剧结局造就一种无奈的气氛，所谓“时势造英雄”。如将项羽轰轰烈烈的一生放在秦末农民反抗暴政的大起义背景中描写，通过时代写人物，突出了项羽的功绩，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地展现和发挥，项羽的神威、战功和不可逼视的高大形象，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出现，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毁灭，换得的是人们对价值被毁灭的无比痛惜;晁错“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却被斩于东市，原因在于他的改革要求超前于时代，为旧势力所阻，缺少变法的客观条件和有利时机。司马迁将悲剧人物放入特定的时代中刻画，使人物身上充分展现了“时势造英雄”的特征，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有时代的特征，突出了悲壮之美。

篇6：探讨《羊脂球》悲剧的必然性分析

在当时，人们只是一味的嘴里抗争普鲁士，因为虚伪的嘴脸，就像书里写的，人们在街上与军官相遇之是装作互相不认识，而到了家里则是一起坐在炉子旁聊天。《羊脂球》里的主要人物，便是坐在一辆马车里的那些人，在我看来，鸟先生夫妇、棉花厂夫妇、伯爵夫妇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爱慕虚荣，总是自认为身份高贵，比起羊脂球这个妓女。

起初在马车上，大家介绍完各自后，羊脂球最后介绍，当大家得知他是个妓女，几位女士便窃窃私语了一些十分不好的词汇例如“社会的败类”，虽然说得很轻，但依然刺耳，而又因为羊脂球的出现，三位女士便表现得十分相见恨晚，一用来凸显他们正经太太的威严。这显得十分可笑，只是因为羊脂球是个妓女，而自己和身边的人恰巧是社会的高层阶段，竟有了同仇敌忾，好像羊脂球很伤害他们一样。而车上还有另外像羊脂球一样让三位男士厌恶的人——高尼岱，而变得十分团结，互相讨论着对当前大局的看法，同样，只是因为一个下层男子，便变的如此团结。从这些人身上便普遍的表现出了当时社会上的人都是爱慕虚荣的。

而当一群人饿的受不了却只有羊脂球拿出吃的时，大家全变得支支吾吾，最后竟是一位夫人宁愿饿昏也不愿拉下面子管羊脂球要，当大家都吃上东西后，几位女士竟然和羊脂球交谈，并且互相的关系好像很好一样，这些女士就因为一些食物而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而可笑的尊严是她们所看重的东西。然而这一切又在他们到达旅馆时改变了。

原因就是德国军官要和羊脂球睡觉，不然不让所有人走。大家起初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愤怒，还有砸杯子的男士。结果冷静下来，大家第二天醒来竟感到失望，所有人都渐渐不理会羊脂球，当他们讨论对策时，那位棉花厂夫人竟然说如果是她她就愿意。而当大家尽心尽力想伟人的“例子”说服羊脂球，终于说动后，第二天大家在路途上，竟然纷纷嫌弃羊脂球，所有人都带了吃的除了羊脂球，结果竟然没一个人给她。之前一个人带吃的，可全车人都有的吃和一个人没带吃的，却一直没吃的，而羊脂球则哭泣了一路。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作者莫泊桑讽刺了社会上人们的虚荣，虚伪，贪财，自私这些令人厌恶的品格，就像书中最后，若是我必然会给羊脂球吃的，她是为了帮助大家而牺牲的，是光荣伟大而不是应该令人唾弃，当时社会上人们的思想都是扭曲阴暗的，所以我认为，羊脂球必然会遭受悲剧啊。

作者：蔡逸夫

公众号：青春碎笔

篇7：分析希腊悲剧与中国戏剧

分析希腊悲剧与中国戏剧

内容摘要:悲剧是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产物,它代表古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

它不但在当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中也不断影响着欧洲文化的发展进程。

近代,希腊悲剧传入我国,对我国近代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字:希腊悲剧溯源发展影响

悲剧是古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产物,它代表了古希腊文明的最高成就。

这种戏剧形式里面交替出现演员表演的独白(或对白),并伴有合唱队表演的歌唱和舞蹈。

合唱队由一组男性组成,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唱歌跳舞和旁白。

他们向演员提出问题,对情节作出评论,并且向观众解释剧情。

[1]悲剧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均取材于希腊神话和历史传说,希腊人对此大都能耳熟能详。

著名的三大悲剧诗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

他们生活经历丰富,有的参加过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有的两次被选为军事指挥官,所以他们的作品比一般人的作品更深入、更富哲理性。

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戏剧的结构、情节的构思都对后世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希腊悲剧溯源

古希腊人临海而居,早期的渔猎生活使他们认识到生活的艰辛、大海力量的不可捉摸,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总是以暴躁、易怒的拥有无限力量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所以像其他的古人一样,古希腊人的生活也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他们又没有像《圣经》一类的圣书来慰藉自己的灵魂,所以戏剧就成为他们歌颂神、赞美生命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

“命运悲剧”的代表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从出生就注定了长大了杀父娶母的命运。

他虽然拼命的逃避,但最终仍然难以逃脱宿命的纠缠。

对于俄狄浦斯,我们无法用有罪或者无罪来判断他的行为。

因为他并不是故意要杀死他的父亲,而且他也不知道被他杀死的人是他的父亲。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铲除了为害忒拜的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被忒拜人民拥立为王,在以后的的统治中更是受到人民的爱戴。

当瘟疫笼罩全城的时候他为了人民和城邦的安全,努力寻找凶手,结果发现凶手正是他自己。

索福克勒斯在这部戏剧中表达了人与命运的冲突,他把“命运”描写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像一个魔影,总是在主人公行动之前设下陷阱,使其步入罪恶的深渊。

[2]命运的性质是邪恶的、不可顺从的。

命运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主人公俄狄浦斯在命运的面前总是努力抗争的,他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弱者,勇于面对现实,勇于自我惩处。

他的悲剧不是有意杀父娶母的结果,而是毫无犯罪的动机,在竭力摆脱厄运之中不知不觉地犯了罪,因而他是无罪的,诗人通过主人公俄狄浦斯极力逃避犯罪,认真追查凶手和事后严厉的自我惩处,表现了他的诚实、正直善良坚强的优秀品质和敢于直面现实,用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受到命运的无情捉弄,使人对命运的公正性受到产生怀疑。

亚里士多德就非常推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称它是“十全十美的悲剧”。

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

没有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俄狄浦斯反映的是人的意识与命运的冲突,在埃斯库罗斯的杰出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反映的是普罗米修斯与众神之王宙斯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在欣赏悲剧性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情绪体验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复杂的情绪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在悲伤之后产生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正因为悲剧有如此大的魅力,所以后世的许多哲学家、美学家都对悲剧进行深入地研究。

对悲剧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经在研究《俄狄浦斯王》的基础上形成著名的“过失说”。

黑格尔也用《安帝格尼》来辅助他对“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的解释,代表亲情的安帝格尼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矛盾冲突的双方都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因而最后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

恩格斯、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的悲剧论中具有代表性,它广泛的'为人们所引用。

二、古希腊的悲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传入我国,古希腊的悲剧理论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到现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去,从而赋予文学作品更深的内涵,悲剧美感融入现代写作中,使文学作品的写作进入更深的层次。

并使欣赏者在欣赏作品的时候享受悲剧性的情节、悲剧人物的命运或者悲剧性的意味带来的心灵的激荡和强烈的震撼。

这个审美的心理过程是一种痛感――快感――美感的辩证的转换过程。

当创作主体(即作者)有意识地运用古希腊的悲剧理论进行深度创作的时候,就意味着,作品已经具有了一种宏大的结构,当欣赏者运用悲剧理论去欣赏该文本的时候,往往可以获得更大的感动并获得更多的美感经验。

当西方的悲剧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轰轰列列的讨论,鲁迅先生在吸收马恩关于悲剧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理论观点。

“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人类进步的要求和美好品质,“毁灭”是指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挫折、困难,鲁迅先生的分析侧重于悲剧的对象,并暗示出悲剧的效果(毁灭),从而引发人们对被毁灭的美好事物的惋惜之情。

它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外希腊悲剧的一些艺术技巧在今天的戏剧创作中仍然在运用,以曹禺的《雷雨》为例,《雷雨》将过去30多年的事情,集中在一段时间中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将过去的恩怨纠葛逐渐带出来。

他就借鉴了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所运用的“追溯法”。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在一天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出场将过去16年的的经历呈现出来。

这种手法可以使剧情凝练、矛盾集中。

另外还可以形成观众明白而剧中人不明白的戏剧情境,激起观众对英雄“怜悯和恐惧”的悲剧效果希腊的悲剧理论为人类文学和艺术提供新的审美方法和审美价值,希腊悲剧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这就可以让人们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而赋予文学作品更深的内涵,读者可以通过对悲剧作品的阅读来获得更深层次上的启迪,以期在悲剧的痛感之后可以获得感情上的宣泄,产生对人生价值的新的思考。

可以说现代的戏剧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使用是现代作家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时所便表现出的创作的自觉,正是这种深层的表现使得现代的作品能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代社会,同时也能有更深的表现力度。

古希腊的悲剧理论,是古希腊人民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注释:

[1]《古代希腊》[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北京第一版第4页

[2]《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月版第31页

篇8：《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有勇有谋的刺客的事迹，他们身上展示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与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关键字】刺客列传形象对比精神价值《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一、刺客形象分析（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1，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臣知遇关系”2。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3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象DD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荆轲却是笑，这笑是“勇敢的笑，在笑中承担失败”4，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敢。 3. 先谋而后动《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不仅勇猛，而且机智有谋略。曹沫趁着诸侯会盟时劫齐桓公，抓准了时机，让齐桓公无法反悔自己许下的承诺；专诸在刺杀王僚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段详细的分析，“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专诸能根据当下情况条理清晰地分析刺杀行动，可见他并非一介鲁莽武夫，而是有策有谋。豫让两次刺杀，第一次改名姓，第二次“漆身为吏，吞炭为哑”，都是采取了伪装近身的方式进行刺杀活动，可见其机智。与慌张的秦舞阳相比，荆轲为了打消群臣对秦舞阳惊恐的怀疑，“顾笑舞阳”，寥寥数语即打消群臣的疑虑。司马迁寥寥几笔就生动地写出了荆轲的机智。（二）同中有异的刺客形象虽然五个刺客有着共同的形象特点，但是毕竟是五个不同的个体，除了共同点以外，个体间的不同点也是值得关注的。本文选取其中三个突出人物集中论述司马迁塑造这三个人物的'形象特点。 1.豫让DD执着的刺客豫让异于另外四个刺客很突出的一点即是他的刺杀行动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改名换姓，假装涂厕袭击赵襄子，未果；第二次改头换面，连妻子都不认识，埋伏于桥下偷袭赵襄子，依然失败。在第二次失败后，最后豫让击赵襄子之衣替代刺杀，心愿了结后自杀而亡。豫让执着的其实并非是刺杀赵襄子这件事，他执着的是“义”的声名，“坚持履行‘士人’的职责，对‘士人’身份的执着”5。除此以外，最后豫让击衣而后自杀，是因为豫让明白“为智伯报仇的愿望实际上已经无法实现，还能实现的仅是以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来实现‘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6。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其中的舍生取义者即是豫让。尽管儒家的“义”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要表达的“义”有所不同，但是这句话用在豫让身上也是妥当的。 2.聂政DD重孝的刺客司马迁在写这五个刺客的时候，唯独在写聂政事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家人。在严仲子第一次请聂政为己报仇时，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为由拒绝了。《礼记》有言：父母存，不许友以死。这正是聂政的为孝准则。尽管他感恩于严仲子虽贵为诸侯之卿相，纾尊降贵到市井乡野求助于己，但是因为对亲情的注重，以及一片孝心，所以“只要母亲还活着，供养母亲就成了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7，报恩之事只能等到其姐出嫁，母亲去世并且三年孝期过后才前往助严仲子刺杀侠累。而在刺杀事成后，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毁容自杀，死无全尸，为的是不连累自己的姐姐，体现出聂政对家人的爱护。勇猛如他，内心依然存着对家人温柔的爱意。 4.荆轲DD抱负满怀的刺客荆轲与其他四个刺客相比，最突出的一点不同便是司马迁两次提到荆轲嗜酒好读书。好读书这一点说明荆轲并非只是一介武夫，而是腹中有经纶，心中有抱负的读书人。文中提到“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虽然并没有详细写荆轲到底是以何术说卫元君，也没有解释为何卫元君不用，但是可以看出荆轲内心中其实是有抱负的，只是无法施展罢了。荆轲流亡到燕国后，与高渐离相识，此时提到“荆轲嗜酒”，并且两人在酒酣以后还会击筑和歌。“酒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有着深刻文化含义。酒的意象，反映了人生在醉与醒之间的徘徊状态……文人饮酒，得以释放激情，忘却尘俗，尽情抒发心中的豪气，进入虚无缥缈的自我陶醉境界。”8荆轲就与后世所有饱读诗书却无法施展抱负，而寄情于酒的文人一般。司马迁寥寥数语，一个无法实现胸中抱负的失意文人形象跃然纸上。荆轲身上的文人气质与身为刺客的勇猛潇洒完美结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刺客荆轲。二、刺客形象体现出的精神价值正如前文所言，《史传?刺客列传》展现的，是以“义”为核心的“战国士林精神”9，即“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追求，愿为“义”的实现献上生命，名副其实的舍生取义。这种“义”的实现，“很好地结合了完成对他人的义务和实现自我价值两方面的内容。”10 除此以外，反抗强暴也是《史传?刺客列传》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精神价值。虽然刺客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代表，“反抗强暴并非一定是刺客的自觉主观意图。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特别是曹沫和荆轲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了反抗强暴的意义。”11对于曹沫和荆轲而言，国力强盛的齐国与秦国才是强暴的代表。曹沫和荆轲的刺杀行动实际上代表的是当时弱小国家对强大国家兼并侵略的一种抗争方式，因此客观上是具有反抗强暴此精神价值。《史记?刺客列传》对后世带来的影响，除了为文学创作带来素材与故事蓝本，诱发出如骆宾王的《易水送别》、陶渊明的《咏荆轲》和元杂剧《豫让吞炭》等文学作品以外，其中体现的精神价值更是对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刺客的存在为中国崇尚柔弱，中庸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某些‘匕首’的刚性。加入去掉这种刚性，我们对延绵不已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变得更加苍白，无力，麻木，绵软了。”12《史记?刺客列传》所体现侠义与反抗强暴等精神价值，是儒学以外，与儒学相去甚远的一种文化，与儒学互为补充，完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汉代轻身重义，重信重明，锄强扶弱的侠客事迹。这些侠客身上体现的精神，实则是继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刺客。《史记?刺客列传》“有力地影响了汉代的游侠精神。两者合流形成了至今不衰的中国侠义精神。”13。在这种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的侠义精神的影响下，诞生了王维的《少年行》，李白《的侠客行》和明代的《三侠五义》等文学作品。【参考文献】 [1]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岳麓书社版 [2]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第十期 [3]张三夕《勇敢的精神感人的行动DD评说》，《海南大学学报》，6月 [4]胡进才《论中的刺客形象》，《作家杂志》，第9期 1张三夕《勇敢的精神感人的行动DD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6月 2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20第十期 3胡进才《论中的刺客形象》，《作家杂志》，20第9期 4张三夕《勇敢的精神感人的行动DD评说》，《海南大学学报》，年6月 5翁俊山《以天下大义为名义的合谋DD豫让刺赵襄子文本的儒学分析》，《理论界》，第5期 6翁俊山《以天下大义为名义的合谋DD豫让刺赵襄子文本的儒学分析》，《理论界》，20第5期 7张三夕《勇敢的精神感人的行动DD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8唐红《书、剑与酒及侠之大者DD解读中荆轲形象的文化内涵》，《攀枝花学院学报》，2月 9谢楷模《豫让形象分析DD兼论悲剧色彩》，《安康师专学报》，4月 10徐裕敏《从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 11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年第十期 12张三夕《勇敢的精神感人的行动DD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13徐裕敏《从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第一期作者简介：蒙嘉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11级学生，主要从事产品外观造型设计

篇9：史记人物的悲剧之美的阅读答案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存在。在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可以说,《史记》中,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出一片壮美之光。

“灾难在成为压迫时同时也成为精神的内驱力和凝聚力。”所以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面对灾难表现出的超拔的行动，具有一种悲壮美。司马迁以其细腻的描写在《刺客列传》中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以超拔的行动面对死亡较量的群英图。他们勇敢赴死的超拔使他们高昂的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定格且百世流芳。“荆轲刺秦王”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最细腻的一篇，司马迁把易水之别写得极其悲壮。荆轲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型，而且他的选择没有无奈,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豪壮与慷慨。至此,荆轲完成了他人生的一次超越。易水悲歌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超拔。

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评述道:“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超凡的才智，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就是司马迁所钟爱的具有超凡的才智的一位悲剧性英雄。司马迁通过“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反围剿战”及随大将军卫青进行的人生最后一战等内容的描写,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李广骁勇善战、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本色,让读者领会到李将军天下无双的才气。李广之才越是卓越超凡,与他的“不遇时”、“数奇”、不被封侯的事实相比,与其他才能不及李广反而被封赏的人相比,李广人生的悲剧性就越是深刻。

在司马迁的人物列传中, 彭越、黥布、韩信都是汉朝得天下的大功之臣,作为汉初的异姓王,他们的超常功绩令人非常钦佩,而他们的人生结局也大同小异,令人悲愤痛惜。“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史记·淮阴侯列传》),这就是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真实原因。正因为他们屡建奇功，功绩超常，所以他们的被害才更具有悲剧效果,更具有震撼性。

当悲剧主人公面对人生的困境,经过顽强的抗争,最终陷入死亡与屈服的两难境地时,超然地面对死亡，那么这种死亡反而更加具有美学意义。死亡是悲剧主人公最激烈的抗争,是最超越现实的悲剧性所在。项羽自刎于乌江令人惊骇。虽然项羽自身的性格存在着一定的弱点,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通过合理的艺术加工渲染英雄末路的悲壮。“虞兮虞兮”的悲歌,“天之亡我”的反复呼告,瞋目吓退赤泉侯数里的气势,宁死愧见江东父老的诉说,将宝马赠给乌江亭长的举动,这些有血有肉的细节加工,使项羽的死亡超越了他在历史事实中的成与败,更加有力地彰显了项羽失败时的英雄风采。他自刎乌江,将自己高贵的头颅用自己的手亲自割下送给仇敌,这使我们认识到“勇气在于勇猛无畏的灵魂，连同其坚定性及真实性一道所显示的从容赴死的能力”。当悲剧主人公自由地选择了毁灭,并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迎向死亡的时候,观众发现毁灭本身乃是实在的`胜利。他超然面对死亡，用不同于常人的悲剧性结局,实践了一生的守护,即生命的极度尊严与价值。

悲剧人物虽然以悲剧结束,或在生命中不断被困苦厄运所缠绕,但“生命的真实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的被感觉到。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正是司马迁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描写,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有删改）

1. 关于《史记》人物悲剧之美的原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 人物面对灾难表现出的超拔行动，使他们高昂的精神在人们的心中定格为一种悲壮美。

B. 人物超凡的才智与人物在现实中遭遇的不公平命运发生碰撞，从而产生出深刻的悲剧感。

C. 人物功绩超常，最终却因为“勇略震主”而被害，所以他们的被害更具有悲剧的震撼性。

D. 人物面对人生的困境，经过顽强的抗争，守护了生命的极度尊严与价值，体现出悲剧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 文章最突出的是举例和引用论证，二者结合使文章既有典型实例作具体印证，又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B. 第三段运用对比论证，为了证明才能不及李广的人反而可以被封赏，由此表达对统治者的批判。

C. 文章选取彭越、黥布、韩信为例进行类比，突出他们结局的同中有异，揭示了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真实原因。

D. 文章从四个角度阐述了《史记》人物的悲剧之美，一层比一层详细。最后对项羽的悲剧结局的价值阐述最为详尽。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 《史记》中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不仅是由于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且是太史公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而出的。

B. 由第二段可知，《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等刺客，太史公将他们都描绘成了以超拔的行动和死亡进行较量的英雄。

C. 在记叙项羽之死的时候，太史公通过合理的艺术加工渲染英雄末路的悲壮，目的是彰显了项羽的英雄风采，淡化项羽的性格弱点。

D. 悲剧主人公自由地选择了毁灭，并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迎向死亡，由此产生的崇高美与悲壮美证明了只有毁灭本身才是实在的胜利。

1.【答案D D项没有体现出“悲剧”二字的涵义。】

2.【答案A ； B 对比论证是为了突出李广的悲剧美，不是为批判统治者； C 突出的是几个人结局的大同小异；D 第三个角度的阐述没有前两个详细。】

3.【答案B A项原句为“不是…而是”，并列关系；C项，目的不是淡化项羽弱点；D项并非只有毁灭才是胜利。】

篇10：来分析杨万里七言绝句的诗学意蕴

来分析杨万里七言绝句的诗学意蕴

陆游在《杨廷秀寄南海集》中说：“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四百年来无复继，如今始有此翁诗”;他还在《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云：“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范成大在《次韵同年杨廷秀使君寄题石湖》说：“文名藉甚更诗声”“句从月协天心得”，他们所评价的都是杨万里的诗歌创作。

杨万里的诗歌之所以受到著名诗人的推崇，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自成一家的“诚斋体”诗风。对于“诚斋体”的具体涵义，大概自此概念提出之后就众说纷纭。近代以来，现代及当代学者对“诚斋体”的看法不断更新、补充，大有涵盖杨万里诗歌的全部优点之势。笔者认为，这样不加限定、毫无界说包括一切诗作特点的看法不符合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且过于宽泛的探讨“诚斋体”的内涵不但不会对杨万里诗风的深入认识，反而会使“诚斋体”的特征进一步晦涩难懂。所以。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诚斋体”的真正内涵，恰当地界定具有“诚斋体”特色的诗作。

一、“诚斋体”的典型代表七绝

杨万里是一位长寿的诗人，在他八十载的人生经历中，诗歌创作有很明显的分期，即使在“诚斋体”诗风形成之后，就他本人的主观努力而言，仍在不断追求着诗风的变化，但是如果从整体特色看，诗人自己在“诚斋体”诗风形成之后的“求变”无疑是对“诚斋体”作完美的追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因此，以“诚斋体”诗风的是否形成为标准，杨万里诗歌的创作历程可分为模仿、探索、成熟三个时期，至于“诚斋体”诗风形成之后的“求变”完全可以认为诗人对自己诗风不懈的完美追求。

诚斋体的形成就是以其诗风进入“欣如”阶段为标志。杨万里在《诚斋荆溪集序》中说得十分清晰，“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其中的“欣如”就是诗人自己诗风成熟的境界。至于“欣如”的含义，正如杨万里自己所说“试令儿辈操笔于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其中的“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即是作诗时应对自如、诗思泉涌的“欣如”境界。达到这种作诗状态，是诗人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诗人长期探索、积累的结果。“欣如”境界一旦获得，会令诗人欣喜若狂，创作大丰。因此，杨万里说：“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可见，至“戊戌三朝”，杨万里诗风已经，成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诚斋体”风范。而这一时期的结集主要就是《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三本诗集。

梳理这三个集子，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七绝数量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看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对杨万里各本诗集中绝句数量做了一一统计，通过整体的对比，七绝诗体占杨万里整个诗歌数量的一半以上。而具体到《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三本诗集中，七绝更占有不小的比重，如在《荆溪集》中七绝占66%，在《西归集》中占72%，在《南海集》中63%，这些数字无可争辩的说明：七绝在诚斋体诗风的重要载体。

至于杨万里为何选择七绝的形式来创作“诚斋体”诗歌，笔者认为主要得益于绝句诗体本身具有的“七言四句”自由不拘的形式，这种诗体形式最能表达杨万里的心口，也是诗人进入“欣如”状态后最容易采用的，正如张瑞君在《杨万里评传》中所言的“在五七言诗的各种体裁中，七绝最容易写得富有情趣、活泼、灵动。它既不象古风那样讲究章法，也不象律诗讲究对仗而形成拘谨和板滞”，“就五绝与七绝而言，七绝因能巧用虚词、重字等更灵活多变”，这些分析准确概括了七绝较于其他诗体的优势，可谓精到，也再次说明七绝之于杨万里创作“诚斋体”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粗略地认为杨万里选用了七绝，而七绝成就了“诚斋体”。

二、杨万里七绝句法词法的运用

有人总结杨万里绝句的作法，依据对仗还是散句总结出若干结构，其实这种路数不是依据绝句总结结构，而是以结构去套绝句，因为结构是完全式的、具有绝对包容性的，以此全部结构模式去衡量绝句形式，当然总能找到例证，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分析总结路数无疑是削足适履，更不能加深对于绝句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先有概念，后找例证，也即是“主题先行”。因此，分析总结性探索应避免此类观念先入，在未有定论之前，科学的态度是先个别再一般，即从个别的特点走向一般的总结。所以，笔者结合杨万里七绝的创作实践，力求通过具体作品的归类分析，得出较为正确的“一般”性结论。细细梳理杨万里诗风成熟时期的七绝，我们可从以下四方面来把握其艺术特征：

(一)虚词的巧妙运用

诗歌以字少凝练见长，要求言短意长，因此篇幅十分有限，就七绝而言，一首诗作四句二十八字，可谓极其短小。一般情况下，诗人创作诗作要表达丰富的意蕴，必须多用实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丰富含义的传递。而杨万里则喜欢用虚词，而且用的很巧妙，一首诗的好坏甚至取决于一个虚词的点缀装饰，这无疑是“诚斋体”七绝的独特之处。具体而言，杨万里七绝诗句中副词、介词、助词、连词、语气词等虚词用的最为精当，可举诗例如下：

1.副词的运用。副词虽属虚词，但由于它具有表情态、程度、时间等方向的功能。所以杨万里喜欢在七绝中运用，其七绝诗句中常见的副词有“忽、乃、皆、曾、聊、犹、堪、自、复”等。例如：

一峰忽被云偷去，留得峥嵘半截青。(《入常山界二首》)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呜。(《宿灵鹫禅寺二首》其二)

忽开风起仍波起，乃是飞声与落声。(《净远亭晚望》)

(二)句法的灵活多变

这是有关诗句中“句法”具体运用的问题，也是指诗句之间的关系方面，杨万里在《和李天麟二首》一诗中说“句法天难秘，工夫子但加”，说的就是诗句句法的功夫。至于杨万里所言“句法”的含义，笔者认为当是指诗作句子之间的组合关系与连接规则。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字尤其是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这种诗意的美，完全靠‘句法’表现出来的。”诗作风范的确立离不开“句法”，同样“诚斋体”的形成也有“句法”运用的功劳，因此，句法的灵活多变无疑是“诚斋体”七绝的独特方面。结合具体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杨万里在诗句的组合关系中使用了以下“句法”：

1.反问式的句法。在诚斋体七绝中，杨万里常用反问式连接诗句，以加强语势。例如：

不特山盘水亦回，溪山信关暇徘徊。(《过下梅》)

春光尽好关侬事。细雨梅花只做愁。(《甲申上元前闻家君不快，西归见梅有感二首》其二)

若无六代英雄骨，牛首诸山肯尔高。(《寒食前一日行部过牛首山七首》其四

三、杨万里七绝意象与表达手段的选择

(一)物象选择“小”的意趣

在杨万里现存成熟时期诗作中，数量上七绝占一半稍强，其中更以众多的咏物诗为人们所关注。与其他诗人创作咏物诗不同的是，杨万里的独特性体现在物象的选择上。从某种角度说，物象选择的倾向是诗人诗风意趣的所在，因此，以所咏对象来考察杨万里七绝咏物诗也能窥测出“诚斋体”的基本风貌。

细析具体诗作，我们会发现杨万里的七绝咏物诗有以下三个特点：

1.选择大动物、大植物诗作数量较少，选择小动物、小植物诗作数量众多。

在诚斋体七绝咏物诗中，大动物如牛、马等很少单独描写，即使写到牛、马等大体格动物，也多是诗句中提到，而全诗的中心决不是围绕其展开，如《过大皋渡》一诗中“黄牛无数放春晴，船行非与牛相

背，何事黄牛却倒行”虽三句涉及到牛，但都是放到首句“隔岸横州十里青”以及诗题“大皋渡”背景展开的。至于大植物如柳、松、桑、枫等，虽然比大动物牛、马受关注的机会多，但其根本命运也未有主要的改变，其地位和作用在诚斋体咏物诗中同大动物一样，例如在七绝咏物诗中，柳树是杨万里选择最多的大植物，但其有关柳树的诗作多着眼于柳丝、柳条等小的部件。如“辇路金丝半欲垂，外间玉爪未渠开”(《新柳》)“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新柳》)“一巷海棠千架锦，两堤杨柳万窝丝”(《游翟园三首》其一)等等。

相比较而言，诚斋体七绝咏物诗更多的描写小动物、小植物。

小动物如鹊、莺、萤、蛙、蜂、蚁、促织、蝇、鸦、蜘蛛、啄木鸟、雁、子规、蝉、鱼、蝶、蜻蜒、鸡、水螳螂、蛩、鹅等，可谓为数不少。至于小植物更是数目众多，如梅花、海棠花、杏花、木犀花、李花、牡丹等反复出现，数量很多，占有咏物诗的绝大部分。

2.描摹动物的诗作明显少于描写植物的诗作数量。

细细梳理杨万里诗歌全集，我们会发现其中以咏动植物为题的各类诗体共有450首，而咏动物的诗只有6l首，尚不足13%，如果以诚斋体七绝咏物诗来考察咏动物的诗数量将更小。相对而言，不少诗作直接以植物命题，如《腊梅四首》、《木犀二绝句》、《神堂铺前桃花》、《野菊》、《黄菊》、《残菊》、《残梅》、《垂丝海棠》、《葵叶》、《道旁草木二首》等都是较为著名的诗作。

3.多用拟人化的描写来表现意趣。这种特点在诚斋体七绝咏物诗中反映的极为普遍，更极为突出，以至于任意捏来一首七绝咏物诗，都能说上它对意趣或日谐趣的表达。如《郎石峰》一诗：

四旁不与众山连。特地孤尖立半天。

碧落诸峰非不好，让他郎石一峰先。

这一诗言众山之中的一耸独峰――郎石峰单独直立说成“特地孤尖”而且“立半天”，且其有意识的“不与众山连”，典型的人格化;而且诗的前两句还可看作诗人站在“郎石峰”的角度来发言，而诗的后两句则站在众山的角度上说话，意为之所以郎石峰单独直立，不是因为其他山峰不好，而是其他山峰相互谦让，所以说“让他郎石-峰先”，其拟人化的谐趣令人忍俊不禁，而且又令人深思。再比如《鹅鼻铺前桃花》前两句是说自己归家较晚，而后两句则采用拟人手法，将桃花的盛开与自己的归家之喜连接起来，进而使人看到了桃花之喜，所以说“路上桃花亦喜。为人浓抹湿燕支”。总之，这种拟人意趣在诚斋体七绝咏物诗中随处可见。

(二)叙述、议论的完美组合

在杨万里七绝中，叙述与议论的完美组合也值得我们关注。按诗句所言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叙述句和议论句，任何一首诗都可分为这两个部分，都由两部分组成。叙述与议论的完美结合，也是诚斋体七绝的一大特征。以二者在诗作中次序不同，可分为三种形式：

1.先叙后议。即诗歌开头先进行铺叙、描写，或交待物象或言说事情，而后诗人则表达自己对物象或事情的看法和态度，这种形式使诚斋体诗风更为平易，因为先叙述再议论的顺序很符合读者的接受阅读规律。如《余于沂流至安仁》一诗，前两旬“半篙新涨满帆风，两岸千山一抹中”点出了自己所处的水域环境，而后两句“惭愧棹郎能袖手，若非袖手更无功”则是由水域环境而发出的议论。以此考察杨万里的七绝诗作，数量不少，如《玉山道中》、《郡斋梅花》、《二月一日郡圃寻春二首》、《晨炊黄冈望海》等都是较为典型的先叙后议的诗篇。

2.先议后叙。即先发表自己对某事某物的看法和态度，随后在叙述当前的事情和物象，这与逻辑学中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规律较为相似。这种先议后叙的形式，有助于诗人表达自己对事对物的真正态度，从而较为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如《过招贤渡四首》其三一诗，首句“倦游客子自无聊”即是议论。说出自己的因为倦游而百无聊赖，第二句“不是江山景不饶”以议论的形式说明了不是其他原因，总的.来说前两句以议论为主，而后两句“危岸崩沙新改路，断渠横石自成桥”，虽然暗含一定的深意哲理，但如果以字面意思而理解为自己游山时看到的景象也是十分妥当的，因此可定为叙述。再如《正月二十八日峡外见子二首》，其两首诗都可看作先议后叙模式，当中最为典型的要数第二首，其前两句“不宿青枫学子规，不穿绿柳伴莺啼”完全是议论，而后两句“双飞只爱清江水。自喜身轻照舞衣”，可以看作叙述。在诚斋体七绝中，先议后叙模式的诗作代表还有《海岸七里沙二首》其二、《初四日晨炊横翠亭》、《榕树》、《南雄驿前双柳》、《蜡梅》、《过扬二渡》等。

3.叙议一体。即叙述与议论合而为一。很难分清哪是叙述、哪是议论，这是叙述和议论的真正结合，有助于诗人意绪的表达和物象、事情的融会贯通。如《过招贤渡四首》其四一诗，咋一看全诗从首到尾均为议论，其实是叙述与议论的融汇：前两句“岸上行人莫叹劳，长年三老政呼号”，既议论规劝行人“莫叹劳”，又叙述言说生活在此“三老”生活极为不好;后两句“也知滩恶船难上，仰蹈桅竿卧著篙”，既是言说“岸上难走水上却更难行”，以致于“仰蹈桅竿卧著篙”才能前进，可见其全诗是议论与叙述的融汇。《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全诗同样也是议论与叙述的合一。同类的代表诗作还有《题山庄小集》、《春晓三首》其二、《垂丝海棠半落》、《静坐池亭二首》其一、《红叶》、《蒲桃乾》等。

四、诗学意蕴

杨万里是位学者型诗人，他的诗作内容绝大多数是对平凡生活的吟咏，从而表现出独具特色的生活意趣。如前所言，“戊戌三朝”时节的七绝是杨万里诗风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诚斋体”形成的最初成果和典型代表。经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更能明确把握住代表“诚斋体”诗风的七绝的美学特征，而这些美学特征背后的理学观物态度的支撑，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探讨。

正如前所论述的那样，杨万里在为数众多的七绝咏物诗中，十分侧重于对植物的关注，这体现了他的静的观物态度，而背后正是理学观物方法。

另外，其诚斋体七绝多采用叙述与议论的组合，从中也可看出理学对诚斋体的把握与主导，因为这些诗作的亮点在于议论而不在于叙述，而且叙述往往为议论服务。前举“先叙后议”诗作都可说明这一点。如《官道古松》一诗，前两句“翠旌绿纛夹车轮，龙作长身铁作鳞”是叙述，后两句“莫笑道旁数松树，古来老却几官人”是议论，而全诗的重点明显在后两句，可见叙述为议论服务。其他“先议后叙”及“叙议一体”两种模式，也基本与此相同。

可以认为，精通理学的杨万里在依据“活处观理”的思维方式，进行“诚斋体”七绝创作时，内心的主脑仍然“正心诚意”理学态度。即理学的“内圣”使杨万里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欣如”境界，同时七绝也是杨万里表达其“理学观物”的绝妙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诚斋体的形成、成熟、肯定、接受都是时代精神的使然。

拓展阅读：杨万里的诗

1、《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小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4、《初夏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