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加强当前高等院校文化形态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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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如何加强当前高等院校文化形态国防建设
浅析如何加强当前高等院校文化形态国防建设
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形态国防建设的基础.因此,要加强高等院校文化形态国防建设,巩固国家政权安全,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培养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树立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意识.
作 者：邓永华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陕西西安,710068 刊 名：改革与开放 英文刊名：REFORM & OPENNING 年，卷(期)： “”(22) 分类号：G64 关键词：文化形态国防建设 高等院校 国防教育篇2：高等院校体育文化论文
高等院校体育文化论文
一、高等院校体育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等院校体育文化建设价值取向不明
在高校的体育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体育的文化价值被忽略，而过分强调体育的运动价值和竞技价值。体育建设的总体目标脱离了体育教育要求。在体育建设中，片面的将荣誉、分数最为体育发展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体育文化的教育和引导，导致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中体育文化精神的缺失。再者，由于为了方便体育文化的管理，导致体育文化建设的条框和约束众多，不能很好地做到以人为本和灵活运用，没有从根本上起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作用。
（二）高等院校体育文化建设中教学特色把握不好
高校体育文化既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每所高校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的不同，所以在办学目标、办学特色、学生培养目标上也有所不同，应当存在不同的体育文化。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无论是哪所高校，都会存在体育文化建设教学单一的现象，大多学校的教学千篇 一律，没有针对性，没有很好的反映出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目标[3]。
二、推进高等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高等院校体育文化的影响力
基于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养成的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是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有效途径。增强高校体育文化意识是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重点，体育文化意识能集中反映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主体精神。因此，在高校的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应举办和参加各种形式多样的体育文化教育活动，培养学生自强不息、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精神，拓宽学生学习体育文化的渠道，提高体育文化的影响力。同时，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人员和体育教育从事人员，应积极结合当下时代建设要求，加强高校传统体育文化观念与现代体育理念的结合，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做到开拓创新，充分弘扬体育精神，提高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学习兴趣，逐步完善现代体育教育体系。
（二）加强高等院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好坏是决定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能否有效推广的主要因素，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起到主导作用。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教育工作能力并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另外，高校应积极引入年轻的思想政治教师，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好地实现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再者，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教师还应以身作则，自觉实践思想政治教学内容，注意自身的言辞和一举一动，为学生做好示范，才能从根本上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的引导作用。
三、结语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为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今天，高校作为科学文化传播和教育的核心，理应想尽一切办法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高校只有认识到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积极做好高校各种文化建设，才能不断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升社会教育水平，培养更多高水平、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人才。
篇3：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
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
――兼析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与“保守”思维定式
一
正如一切生命都有其不变的遗传基因一样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或任何一种――地域的、行业的、家族的或个人的文化，总有某些由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属于特殊性范畴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传统，如语言、文字、习俗或某些元始的、不变的或难以改变的心理定势，正是这些文化特质或文化基因构成了文化的本体，有如个性将人和人区别开来一样，将文化与文化区别开来。文化本体是无形的，而文化形态则是有形的。也正如无形的灵魂或个性决定和规范有形的行为与命运一样，无形的文化本体也决定和规范了有形的文化形态的内涵与演化。所以，文化本体的本质是保守的、不变的，不可能与其他文化本体“通约”的。然而，文化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活体，只不过变化的并非本体而是形态，如语言的方言化、文言文的白话文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变化、意识形态的演变、信息传播方式与手段的进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形态的本质是进步的、变异的，可以与其他文化形态融会贯通的。也正如一切生命都是靠新陈代谢来维持和延续一样，文化也是靠了文化形态的变异来保证其本体的不变和“以致通久”的。正是这变与不变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文化的延续、传播、交融、整合和发展。对此，陈登原早就说过：“穷则为变，变则能通，通则能久者，是谓文化随环境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即谓进步之说焉。”[1]（第1册，P.11）其他一些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说过类似的话。 他们只是未能将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明确地加以区分和界定罢了。就连“文化本体”和“文化形态”这两个词也非我的发明或杜撰，不少学者早就用过，却界说不一，而且往往将本体当作形态或是相反。如，强调人类文化的共性而否认文化本体的差异 ，或将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本体文化来加以批判或继承 等等。那么，具体地说，中国文化本体究竟是什么呢？
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以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对此我们似乎耳熟能详，诸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十二三亿人口，五千年文明史等等，但却往往不是将它作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加以诅咒 ，便是将它作为一笔丰硕的遗产加以炫耀，由此便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很少进一步去思考其中的丰富内涵。因而，也就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三者正是决定中国文化本体的根本因素之所在。
地大物博，意味着我们拥有几近欧洲版图的辽阔土地。我们不但拥有自西部的珠穆朗玛峰和帕米尔高原到东南沿海平原，自东北寒带到南海热带，差异性极大的、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与能源资源；而且，国土主要处于温带，从而具有农业长足发展与自给自足的巨大潜力。由此，便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养型”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是一种有“根”的文化，即不得不被土地、水源、血缘、祖先、家园所束缚的文化，这就又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内敛性”。相形之下，无论是西亚还是西欧，皆由于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而不得不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来发展商品经济，从而形成一种“异养型”和“外拓性”的文化。
人口众多，意味着我们拥有不亚于欧洲的众多的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这个由高山、高原、沙漠、原始森林和海洋构成的，相对封闭的，益于农业长足发展的大环境中，自然是始终以农耕民族为主体。而且，中国的人口爆炸只是明代后期以来近几百年的事，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国的人口长期在一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摆动，始终不存在人口增长与资源枯竭的矛盾，因而，也不存在必须向外扩张的压力和必须改造自然以缓解这一矛盾的压力。由此便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 “天人合一”的生存态文化，而非西方的“人与自然对立”或“人与人对立”的发展态文化。加之“地大物博”为民族的迁徙提供了广阔的周旋余地，民族矛盾自然也就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中国既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许多国家，也没有像印度那样虽然形成一个国家，可是里头却有很多不同的宗教、语言和文字，而是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汉语和农耕文化为主体，不同的民族及其丰富多样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共存的，“和而不同”的大一统中华民族。
历史悠久，则意味着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和由此而形成的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磨合与交融，凝聚成浓重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民族大一统历史意识。正因如此，中华文化才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所以，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虽不断遭遇到“外族”入侵，整个或半壁江山由“外族”统治的时间将近二分之一，而中华文化却依然屹立至今。而且，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也只有中国文化体系是数千年延续发展而从未间断的。[2]正是这种历时数千年的磨合过程，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力，以致任何武力的征服者皆不得不转化为文化的被征服者，并最终汇合到中华民族中来。
这三者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中国文化本体具有以下基本内容，即：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宇宙意识。
天道循环，周行不殆的因果轮回意识。
血缘宗法，自然纲纪的伦理道德意识。
唯我独尊，普济四夷的中华天朝意识。
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意识。
自足自守，自治自强的内敛生存意识。
重德轻才，重义轻利的群体价值意识。
家族本位，光宗耀祖的不朽人生意识。
也许还不止于此。但这些无疑都是中国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也无论是华侨还是华裔，普遍存在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心理定势。它们或多或少地淀积在中国人的心灵和意识深处，成为超越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支配或左右着中国人的最终的选择或决定。例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懂得什么“循环往复，周行不殆”，但愚昧、麻木如阿Q者，临刑时，“在百忙中”，居然也会“‘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般的集体无意识也只有中国人才会有，而且往往是在最终的选择或决定时才会起作用。又如，中国人中从来不乏见利忘义之徒，但无论是在舆论或人们心中，还是在历史上，他们和他们的行为都是处于被鄙视和受谴责的地位。所以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拿出大量的资产去巴结官宦或培养子弟登龙，以谋求政治的庇护；还必须动用大
量资财去广济博施或兴办公益事业，以换取乡里的情谊。如果说前者意味着用钱谋“权”，那么后者便意味着花钱博“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观念和行为在西方人或其他民族的心目中，往往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人则是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平常是不自觉或不那么自觉的，往往要到关键时刻，不得不做出最终的抉择之时才会显现。而且一遇到适合的条件，便会冒出来并大肆泛滥。例如“文革”时，正是按照“红”即是为公，即是“义”，“专”即是谋私，即是“不义”的“革命”逻辑（其实是传统的重义轻利心理定势），广大“革命群众”才会理直气壮地批判“只专不红”、“三名三高”的所谓“黑帮” ，毫无顾忌地去抄家和“打砸抢”所谓的“不义之财”，却又并非全都据为己有，而是大多交公、廉价变卖或一把火烧掉。又如，在毛泽东时代，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之时，中国传统的血缘宗法伦理观似乎被彻底“革”掉了（其实革命的一方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血缘宗法意识，如领导层中的地方主义和派性意识，以及“文革”中红卫兵所炫耀的“血统论”等等），以致与亲友划清界限竟成为一种时髦。然而，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下海”取代了“革命”成为时髦，于是乎，兴修家谱，认祖归宗便立刻乘机泛滥，到处都是“无师自通”的血缘或拟血缘的公司。大家似乎也都懂得要“任人唯贤”，一旦做起来，却依然不得不任人唯亲。
要之，文化本体即是无形的、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的一些心理定势。中国人的这些心理定势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本土这个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千百年的奋斗和磨难淀积而成的生存之道和智慧结晶。它们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思想与行为的最终抉择因素，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之所在。因而，它的本质是保守的、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它的形态。而文化形态的变异也往往是遭遇困境的产物，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为了民族及其文化“以致通久”。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独一无二地维持数千年而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其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辩证运动的结果。而且，这也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本体的独特性和合理性――至少在近代之前是完全合理的。因为，直到18世纪，大清帝国的威势与繁荣仍可以说是冠绝世界的。
当然，文化本体的不变性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它既然是历史地理环境的产物，具体到中国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那么，当历史地理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被工业化经济、商品市场经济或信息网络化经济所取代，自然环境也大部被改造成人工的第二自然之时，文化本体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也正因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 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绝非是几代人或甚至是几十代人所能做到的。便是真地做到了，要改变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都具有的、淀积了数千年之久的心理定势，恐怕就需要更长的时间。退一步说，我们至少应该明白：在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未有根本改变之前，中国的文化本体是不会改变的。明乎此，便应该明白：什么是可以变的，什么是不可变的。坚守不可变的就不是保守；唯有可以变也应该变却不许变或没有变的才是保守。反之亦然。那么，中国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保守的究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还是形态呢？
二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华古老农业文明与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史，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李鸿章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剧变史或突变史，更是中华民族力求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努力追求近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史，其历史大趋势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余英时才认为：“严格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他甚至还断言：“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你要保持什么？因为这个‘变’还没有定下来，没有东西可以保存。”[3]（P.9～10）然而，他们都未看到“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只是文化形态，而文化本体则恰恰是“保亦保，不保亦保”。就文化本体而言，则必须将余英时的上述论断整个颠倒过来，即：严格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激进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保守的人而已，要求保守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激进主义者。只有这样辩证地看，才能鉴别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哪些是“本体”，哪些是“形态”，从而还它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用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全面审视近代以来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胜任的。在此，我想说明的只是：以“激进”或“保守”为近代以来的各种人物或流派贴标签，既不可能涵盖异常复杂的历史变化，也不利于对生活在历史剧变时期的人或事的客观分析与把握。以康有为为例，许多学者将他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不仅立足于传统文化，提倡孔教，而且还保皇。但想当年，他与梁启超不仅因“领风气之先”而被斥之为“乱党”，而且，在其《大同书》等著作中，还为时人描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高度机械化、电气化乃至自动化的新机器、新技术到各种先进的社区服务机构，从议会政治、地方自治到天予人权、男女平等。他甚至提到了人种的改良――“易地”与“通种”，即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再“采西法之良而养生”，使黄种人“不待大同之成”便“尽为白人矣”，其“激进”气度之大，我看不在后来的“西化派”之下。然而，在另一些学者眼中，他不惟不保守，反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甚至“超前”的思想家，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主义者”，理由是他不仅热烈地拥抱西方文明的两个方面――民主与工业，还看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即各个国家的和民族的文化都会消逝，从人种到语言，都将混合为一――世界将归于大同。中国的国粹儒教在近代中国要保存，但在新世界中亦无立足之地。所以，“事实上，康氏不是主张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纯粹的'世界主义”，“他的‘大同’乃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终极目标”[4]（P.531～532）。如此“见仁见智”的历史评价，真令人无所适从。而如此为我所用地对待历史人物，倒也应了钱钟书所谓“他传等于自传”的调侃。不过，话又说回来，康有为的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功绩，就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汇“激进”与“保守”于一炉的“大空框”，能让后人随心所欲地往里填“私货”，难怪一位西哲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近代士人与流派被如此“解构”的，不止于康有为。再看看被称为“文化怪人”的辜鸿铭，由于他公然留长辫、赏小脚，倡多妻，主尊王，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而被时人斥之为“遗老”，并归于“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之列。但近些年来，又有学者发现了他的“超前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认为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出
路”这样一个中心立论的，他实在是个在学术上打通中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文化视野的、“不该遗忘的人”。这无疑是对辜鸿铭在中国文化本体上采取保守态度的合理性的肯定。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论者又轻视了辜鸿铭在文化形态方面的保守性及其社会影响，将他对纳妾、缠足、留辫子也近乎狂热地维护，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由“先天的偏执型气质与后天受浪漫诗人思想感情影响”而形成的“个性”使然。[5]当年，辜鸿铭曾指责那些文化激进派“将爱国主义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今天，所谓的“个性特征”，却又成这位“怪杰”在文化形态方面保守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的护身符――这一切都源于对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以及近代以来两者矛盾运动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更何况，? 幕?摹凹そ?庇搿氨J亍贝永炊际且桓黾?始?堑南喽孕愿拍睿??裕?谝恍┩辽?脸さ闹泄?д哐壑校?己杳?孟翊永淳褪且桓觥巴馊恕保??哪桓??徘??退邓?坝⑽墓?眩?惶?恢?泄?模??恢?泄?恚?痔?恢?萄??ǎ?侵蓖夤?娜硕?岩印薄2┭?从挚诔匀缯绿?渍撸?蛩怠疤郎??⑽模??茫?????静弧??[6]（P.448）言下之意，似乎还是认为他过于“西化”。如果说康有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融“激进”与“保守”于一炉的新旧文化的“空框”话，那么，辜氏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融“东学”与“西学”于一身的“杂种”范例，他亦东亦西，亦新亦旧，亦“激进”亦“保守”，哪里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可以了得。
公开标榜“昌明国粹”，并将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自然非“文化保守主义”莫属。然而，他们所奉行的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据孙尚扬介绍：“白氏之思想大旨可概括为：必须先能洞悉人类古来多种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或君子。然后从事专门研究，并汇通各种文化中普通永恒之人文价值或精粹，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中国人则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取其中之精华而加以实施，以求救亡图存，又不蹈西方之覆辙，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做出新贡献。”[7]（P.6）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下，便不难发现：这显然是一个美国书斋式知识分子的文化乌托邦宣言。如果说它仅仅意味着要求其弟子或信徒埋头于学术，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孔子或苏格拉底式的文化巨人（尽管 这已经充满了乌托邦色彩，要之，文化巨人乃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似乎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既然涉及“救亡图存”，则之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又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及其文化变革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中国的变革运动，要依靠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恐怕早已亡国灭种了。明乎此，便应该了然：学衡派不过是一个以留学欧美的学者为主体的，奉行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埋头于学术而远离政治与民众的学术团体，他们之所以要标榜“昌明国粹”，无非是借此以立学，将本土文化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罢了。他们的文化成就与贡献，当然应该充分肯定。其“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而冷眼旁观，“以中正之眼光”对近代文化变革运动所进行的批评，也确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总的说来，与中国近代的文化变革运动并无多大干系，因而也就既无所谓“保守”，也无所谓“激进”，充其量不过是运动的同路人罢了。过去将他们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固然有失公允；现在又将他们捧为保守文化的功臣，恐怕同样偏颇。如果索性撇开人为的“激进”和“保守”的标签，以及他们的“自以为如何如何”，而立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岂不皆大欢喜？
相形之下，倒是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更加贴近文化变革运动。他们针对陈序经等“全盘西化”派的理论核心――中西文化只有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异，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的文化各具特色，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且努力论证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体系和价值，抵制和打破“全盘西化”论所意味的民族虚无主义，从而在客观上坚守了中国文化本体，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开辟了先路。然而，他们和后来的新儒家（包括所谓“第二代”和“第三期”新儒家），皆未能划清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界限，从而将“儒家”这个包含着文化本体的文化形态，当作了文化本体，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本体与形态一视同仁，有如把不可变的“孩子”与可变的“洗澡水”一并加以维护或加以整合、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无视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或将它们硬塞进儒家文化中去，拼凑成边界与内涵皆模糊不清、不伦不类的所谓“新儒家”。大约正是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反倒使它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与生命力。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更需要化大力气去对它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近代的一些文化精英对于传统的“离异与回归”现象，诸如传播西学功勋最大，早年曾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严复，晚年却公开反对“荒经灭古”，提倡读经复古。并在其遗嘱中写道：“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也都“一个接一个地重蹈这一复（覆）辙”，“往往在有限的离异后又回到原点。由返本而复旧”。于是，便在“激进”与“保守”的标签式思维定式下，将他们的“回归”视为“从新文化的鸣锣开道者，沦为鼓吹旧文化的卫道士”，并将“回归”的原因归结为“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分离”。甚至认为这是“一些文化人的通病”[8]（P.101～102）。言下之意，无非是指责他们忽略了“世界观”的改造。其实，这种“回归”不但不是什么“回到原点”，相反，正是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表现。具体地说，则是在文化变革的实践中，由不分“本体”和“形态”地“变亦变，不变亦变”,升华为正视文化本体的“保亦保，不保亦保” ，明明是“否定之否定”的进步，却被视为“复旧”和“倒退”。
要之，“激进”与“保守”本来是政治上的术语，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因为，在政治领域中，充满了敌对双方的斗争和先进与保守的矛盾，而且常常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因而，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便经常要党同伐异地进行划线与排队，倘阵线不清，便会导致失败。每一个“文革”时代的过来人，对此都十分熟悉。而在文化领域内，则主要是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文化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排斥或沟通，而最终则是不同程度的共存与融合。将某种文化彻底灭绝的事是极少的，犹太文化与吉普赛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便是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文化的冲突和发展更像是生命的新陈代谢，主要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物理模式，而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化学变化。因而，政治领域中的划线排队方式，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更何况，政治只是广义文化的众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后者远比前者复杂得多。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文化复合体，无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与多面性。因而，所谓“理性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分离”，以及观念与行为、主张与操行、此时与彼时、早
年与晚年……诸如此类的分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常与合理的。所以，在文化研究领域，只能在分清“本体”与“形态”，并把握住它们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激进”与“保守”的思维定式或其他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一日不克服，我们对文化本体与文体形态的理解与认识便一日不明，体与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问题，就将永远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循环往复地争论不休。
(本文收入《环球回顾――社会转型问题天津国际学术会议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 赵明，赵有田.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J].中州学刊，，（4）.
[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J].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4]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跋[J].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5] 语桥.窗含西岭千秋雪[J].辜鸿铭.清流传・序[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6] 唐利群.“一个外人”――辜鸿铭的心灵家园[M].孙郁.苦境[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7] 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J].孙尚扬，郭兰芳.国故新知论[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8] 刘志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社会[J].冯尔康，常建华.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C].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印行，1999.
篇4：社区文化:开放的文化形态
社区文化:开放的文化形态
社区文化是各阶层群众和驻社区各单位为一体的开放型的社会文化形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在一定区域内以条块为主体并由各社会单位、集体及居民举办或由群众自行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近年来，随着城市社区的形成和逐步完善，社区文化已成为新形势下城市群众文化发展的新景观，它为群众文化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已成为繁荣群众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社区文化的特点
社区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其群众性，社区文化的对象是该社区的主体居民。包括从孩子到老人，都是社区文化的服务对象。二是多样性，在一个社区中，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文学艺术、文化娱乐、素质教育、科学普及、群众体育等等各个方面。三是分散性，在社区范围内，凡可利用的设施场所都可充分利用，群众总是希望能就近参加各类文化活动，而社区文化就能满足这种需要。四是差异性，各个社区的发展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其发展不平衡，也有层次的高低及内容的侧重等。五是统一性，在同一社区内，群众对文化活动有共同的爱好和需求，他们在自愿的前提下参与各种活动。
鉴于社区文化所具备的以上特点，我们在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时，一是要注重因地制宜，这是创建各具特色社区文化的基本原则。首先，应从社区自身的特点出发建设和发展社区文化。一个社区的地域特点，以及该地区居民的基本构成所包含的共同点，包括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家庭、娱乐甚至政治等特点，构成了本地区社区文化的基本要素，这是建设社区文化、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出发点。二是要注重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这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方式。社区总是存在于某一区域中，其中的组织体系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从而构成条块关系。社区文化活动可通过条块自由组合，采取灵活多样的、以社区群众为参与主体的文化活动，真正体现群众文化社会办的特点，从而适应新时期群众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的需要，这是发展社区群众文化工作的主要途径。三是要注重办出特色。要根据社区特点，利用社区优势，使社区文化建设在某个文化品种上办出特色。这也是创造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的基本要求。社区是历史形成的，即使是刚刚形成的社区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每一社区总有其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例如我市琥珀山庄街道、鼓楼街道、芜湖路街道、包河街道等社会文化各具特色，虽然各街道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同时努力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
二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社区文化不断发展与提高，对于丰富与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各单位之间关系、增进群众间的团结与友谊，提高广大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在繁荣发展整个社会新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社区文化的开展，能够对所在地的各社会单位及千家万户的群众文化活动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可更多更好地满足各层次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要。如近年来我市各区街利用辖区人、财、物的优势组织各种活动，不仅为社区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而且为本地区居民生活带来了欢乐和美的享受。
第二，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区文化的开展能够增进一定地域内各社会单位间、人际间的联系与了解，促进社区的安定团结。实践证明，由于一些社区经常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人际交际频繁，沟通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各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发展了友谊，加强了团结。同时，辖区单位间通过文化人、财、物的交流沟通，也促进了各单位内部的文化建设，对提高职工及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推动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社区文化是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发展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整个社区文化建设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只有把社会单位、个体及家庭的文化活动同社区文化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社会单位、个体及家庭的群众文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整个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将单位、家庭、个体、群众各个层面有机地结合、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繁荣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氛围。
三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
1、要制定好本地区的活动计划。如何开展好社区文化活动，各地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要建立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的协调指导机构，实行齐抓共管。如由当地政府牵头，由文化、宣传、教育、科协、工会、共青团及当地一些较大的企事业单位文教负责人组成群众文化(社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社区文化协调组织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制定该地区社区文化活动计划，特别是对社区重大文化活动进行安排部署，二是解决社区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逐步加强和完善管理。
第一文库网 2、要树立为广大基层群众服务的目标。首先要结合社区各层群众的文化爱好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通过开展各项社区文化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社区文化能否受群众欢迎，关键是看它能否适应社区各层次群众文化需要，能否促进社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区街文化部门要多想办法、出点子，通过下基层摸底了解，广泛征求意见，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在社区中开花、结果。
3、要建立更多的群众性业余艺术团队。就各区街来说，要想抓好社区文化，必须要抓好各种文艺团队，要大力提高广大基层群众文化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是搞好社区文化活动，提高群众文化工作质量的基本保证。要依靠热心人办好这些骨干队伍，同时通过常年开展活动逐步提高各自的业务技能和专业水平，达到既能营造氛围、又能办出特色、有所创新。
4、要提高社区文化骨干队伍的素质。一个社区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好，需要具备各种条件，特别文艺骨干分子的素质要高，要有一批热心为群众服务，具有较高素质的文艺骨干。实践证明，如果群众文化骨干素质不高，也难于通过文化活动提高群众的素质。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是一项社会关系复杂、组织工作繁重的任务，群众文艺骨干不仅要具有很强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还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只要拥有一批高素质的骨干队伍，其活动的开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要保证社区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办好社区文化，活动是生命。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最主要的是要以街道文化站为龙头，抓好基层文化活动，开展好本街道辖区社区文化活动。要加强基层文化站的全面建设，强化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把重大活动集中在社区内，同家庭文化，群体文化，个体文化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保持发展势头。目前社区文化组织的做法除逢节、假日或各种宣传日等突击性宣传任务集中举办群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外，还可以开展科技、法律知识竞赛、歌手赛、家庭文化演示、体育竞技、文艺汇演、书画展等等。平时则把指导开展分散性的家庭文化、个体文化作为重点，做到集中大型活动对分散小型活动起示范指导作用，而分散小型活动又为集中大型活动奠定基础。长期的实践证明，有活动，就有生命活力，活动越多，内容越丰富，那么社区文化就充满了活力。
6、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不能等、靠、要。在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中，要处理好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的关系，这是涉及社区文化能否发展和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现实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有两种偏向是值得重视：一是对于发展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认识或者认识不足，仍抱着“等、靠、要”的消极态度，甚至埋怨领导不重视，抱怨各方面不支持，“穷文”困境始终无法改变。二是对有“利”的社区活动持积极态度，而无“利”的公益性活动则消极。这都不利于社区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社区文化所具有潜在社会功能，要善于通过社区文化活动的广泛参与来扩大社区的社会影响。
四推进社区文化建设
1、加强思想文化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也日益提高，要适应新形势，以更多高雅的、现代的文化手段和形式来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全方位发展社区文化事业，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维护社会的安定，推动社会进步，使之真正形成社区文化社会办，全民共建社区文化的新局面。
2、提高社区文化的档次。我们要充分发挥社区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在让人民群众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同时，努力提高社区文化活动的品位和档次。要根据社区的特点，利用社区地理环境优势，使社区文化在各方面办出特色，通过富有社区特色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和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文化只有努力办出特色，才能使社区文化欣欣向荣。
社区文化的发展，有力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发展。面对新世纪新形势，社区文化应当进一步探索新路子，拓展新领域，提高新水平，为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鲁书妮
篇5：论当前高等院校公共音乐教育的改革论文
关于论当前高等院校公共音乐教育的改革论文
[摘要]当前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高校对公共音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公共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界定不清楚，大学生对公共音乐教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改革方案为：更新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理念，充分认识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用，完善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政策法规与机构建设，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开展高校公共音乐教育。
[关键词]高校公共音乐教育 问题 改革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是与专业音乐教育相对应的音乐教育方式。它不以掌握专业音乐艺术技能为目的，培养的不是音乐艺术的从业者，而是音乐艺术的高水平受众：它重视学生音乐素养、音乐理念和音乐品味的陶养，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大众性、普及型的音乐理论、音乐历史、音乐鉴赏的教育：其教育目标是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学生，提高未来社会劳动力的素质与能力，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当前我国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高校对公共音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据对全国48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全国还有很多高校并未开设此类课程，在已开设的高校中选修音乐的大学生人数还不到总人数的两成。”可见有些高校决策层对公共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公共音乐教育。有的院校至今还未设立公共音乐教育领导机构或管理机构，有的虽然设立了但是挂靠在别的部门下，没有自主权。甚至形同虚设，致使公共音乐教育的领导机构、管理队伍不健全，公共音乐教育难于落到实处。有的高校虽然设立了公共音乐教育课程，但“并不是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求开设的，而是根据学校师资的条件所开设的课程，”“许多的音乐选修课是由音乐学院(系)的专业教师兼职代课。”究其原因，还是观念上认为专业音乐教育与公共音乐教育区别不大，甚至认为公共音乐教育只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属物。因此，忽略了公共音乐教育的发展，经常重此轻彼，并不能保证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的正常开展与教学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些高校把办艺术“校团”的出发点局限于为本校争奖项和荣誉，挤占本应用于面对全体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的师资、场地、设备和经费，颠倒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社团活动来代替公共音乐课程。
2、公共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界定不清楚
面向音乐专业学生的'专业化音乐教育和面向非音乐专业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是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体系中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两者在教育对象、教育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要求等方面都不同。然而，我国目前的公共音乐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法教材等方面缺乏专门化的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仍然存有专业化音乐教育的色彩和倾向。
3、大学生对公共音乐教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据对大连5所高校的公共音乐教育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27.5％的学生选学音乐课是为了补习中学阶段所扔掉的课程：有49.5％的学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还有23％的学生想学习一些音乐知识，用以方便以后工作，迎合社会潮流，应付各种场合的需要。”该调查同时显示，“学生普遍存在重实践课程，轻理论课程：重声乐课程，轻器乐课程：重流行歌曲演唱，轻声乐基本训练等现象。高校学生对音乐素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讲存在偏差。”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音乐审美能力没办法真正得到提高。
二、改革方案
1、更新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理念，充分认识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用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音乐为媒介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形象性、愉悦性、感染力都将大大改善思想道德教育抽象说教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学生将了解作曲家的生平、时代背景，理解多种题材、体裁、风格与形式，掌握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演唱演奏技巧，还会接触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群体及地区、民族，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地理、民族学、人类学及其他艺术等领域。这些知识将拓宽大学生的视野，引导大学生认识世界多元化，培养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与热爱，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进而促进大学生的智力开发与创新精神的培养，陶养其心智，有利于大学生心理素质健康发展。
2、完善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政策法规与机构建设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的政策法规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完善机构建设的参照和有力保证。它使高校教育管理部门的意图，通过教育法令和规章得以全面实施，让高校公共音乐教育的进程有法可依。按章办事。
其次，学校应当设有一位校级领导主管学校的公共音乐教育工作，设置专人管理、有固定的经费投入、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公共音乐教育管理机构，并制订相应的管理目标。管理机构应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办法，由负责人制订每年的活动计划。保证公共音乐教育课堂的各项实践活动常年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明确教育评估内容，采用网上评教、同行互评、专家督导组评价等多种方法综合评定。
3、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开展高校公共音乐教育
高校公共音乐教育针对的是普通大学生，要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情感，激发学生的音乐理解力、表现力和创造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公共音乐教学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初步形成分析、综合、判断的能力，对音乐作品试歌、视唱、填词、编曲二度创作，逐步形成创造音乐的能力。在选择教材或编写教材时。应考虑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识结构，结合学生现有的文艺基础，选择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的音乐作品。同时还要立足本土文化，兼收世界各地精华，以此为立足点，扩大学生知识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比较评价，进而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与审美判断力，形成自己正确的音乐价值观。
篇6：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现论文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现论文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因其教育对象的复杂性，需要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因此其专业化发展的要求更加强烈。已有研究发现00,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并不尽如人意，表现为：学历层次不高，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有效样本的63.4%;学历专业以非特殊教育为主，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占有效样本的21.8%;专业素质水平一般，其中表现最好的是专业态度，其次为专业知识，水平最差的为专业技能。
教师专业发展应是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在职教育一体化的终身教育历程和职业生涯发展进程。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作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支持条件，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约有40多所高校(不包括民办高校)开设了本科及大专层次的特殊教育专业。毋庸置疑，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培养，是密切影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本文采用文献法，对北京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见表1)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及课程设置的研究，为我国特殊教师教育及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供经验及启示。
一、高等特殊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及其启示
(一)现状及特点分析
培养目标是人们对人才培养的规定和标准的一种思考及认识。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对特殊教育人才的一种需求;另一方面，它又规定了各师资培养机构的人才培养计划、内容、组织与实施。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基本上都从总体目标、素质目标和职业目标分别阐述。
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有以下特点：体培养目标也不同。
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本科层次
1、差异性。差异性在于各高校的定位不同，其总与大专层次之间。如部属本科院校中，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总体目标都是培养创新型的特殊教育人才，这与院校所定位的研究型大学密切相关。而大专院校则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所培养的师资除了要有特殊教育专业知识与素质，还需具备一定的特殊教育教学和康复训练技能，可以胜任一线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和康复工作。这是与高等专科学校的培养目标一致，即“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适应基层和生产一线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等应用型人才”。
2、同一性。各高校的总体目标不同，但素质目标以及职业目标非常相似。各校素质目标大致可总结为：掌握特殊教育理论、基本知识和方法，具有进行特殊教育实际工作、科研、管理的基本能力。职业目标可大致总结为：在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机构从事特殊儿童教育、训练、康复、管理及相关研究工作。这也突出如今各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一个指向一面向基层。
3、特殊性与师范性并存。由于特殊教育培养对象的特殊性和特殊教育活动的复杂性，所以在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上，既强调普通教师教育培养的目标，同时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方面，还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复杂、更特殊的要求。培养目标一方面提出了教师教育的共性要求，要求教师具有应有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还注重专业化的发展及特殊教育的专业水平。
4、对职业道德的忽视。部分学校强调了特殊教育师资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对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却只字未提。
5、普、特结合。在部分学校的培养方案中，还提出面向普通教育机构培养普通教师的目标，为普通教育机构输送一些具有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师，―方面增大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出口，另一方面也为普教增加特殊教育的元素，利于随班就读学生的培养。
6、专业重点倾向性。部分专科院校，在培养中有专业重点倾向，即按照特殊学生的特殊需要来划分专业。这样培养出来的师资具有能满足特殊学生特殊需要的知识技能，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特殊教育学校及普通学校的特殊班中承担起相应教学工作。
(二)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给予我们启示如下：
首先，培养目标应该多样化。特殊教育专业不仅要培养面向特殊教育学校的特殊教育教师，而且还应该为普通学校培养随班就读的师资以及资源教师等。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一共有415992名残疾儿童在校接受义务教育，其中，62.41%的残疾儿童正在普通班级或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教班接受义务教育0。可见，普通学校对特殊教育教师的需求已经不能被忽视，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必须为此做出调整。全纳教育改变的不只是特殊儿童的学习环境，也改变了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方式，因此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如需要增强咨询意识与技巧，具备与普通教师合作的能力，能有技巧地帮助特殊儿童融入普通教育环境等。面对目前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新挑战，我们应从培养目标入手，与时俱进，培养出能够满足中国特殊教育发展需要的特殊教育人才。
第二，培养目标应该更加偏向实践取向。特殊教育免费师范生这一身份将学生定位在将来的一线特殊教育学校，因此应更加注重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为将来的一线教学打下基础，这也应该体现在目前的培养目标中。
第三，培养目标中应体现职业道德元素。特殊教育是一项即崇高又复杂的育人事业，它不仅要求特殊教育教师具备教师共有的职业道德，如高度的责任感，敬业爱岗，为人师表等，还应形成以爱心为核心、以生命关怀为基本内容、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导向的职业操守H。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从教资格标准H，将特殊教育教师职业伦理准则，作为与教师知识与技能并列的维度，共同构成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能力，并且自1995年开始制定标准以来，随经几次修订，其中的伦理准则标准从没变过。足可见其对职业道德的重视。因此在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目标上，职业道德应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
二、高等特殊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及其启示
(一)高等特殊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本研究中所指的培养模式主要是指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式及学制。目前，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本科培养模式
目前，国内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有四年1贯制和2+2两种。
四年1贯制，是指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四年学制。目前，多数高校特殊教育本科专业采用的是四年一贯制，即入学前已经划分了专业，四年均按照特殊教育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在前半段侧重于通识课以及学科基础课的学习，后半段侧重于专业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2分段培养模式，即前两学年和后两学年分段培养。先以一级学科“教育学”的名义统一招生，不分专业，前两年学习通识课和学科基础课，是基础教育阶段;后两年根据学生的成绩排名以及意愿选择专业，完成专业学习，是专业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阶段。
2.大专培养模式
国内大专院校有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两种形式，两者侧重不同，无本质差别。目前国内的特殊教育高等专科学校有十几所，大部分是由较早建立的中等特殊师范学校升格而来。现有大专层次的特殊教育专业有两种不同学制，一是五年制大专，招收初中毕业生;另一种是三年制大专，招收高中毕业生。
五年制大专面向初中毕业生，为特殊教育学校培养教育教学的教师。在培养过程中一般会有专业重点倾向。但是随着特殊教育的发展，五年制大专也逐渐显现出其弊端，主要是因为生源质量不高，培养出来的师资学历层次低，学生被拒于就业单位门槛之外，学生就业相对困难。因此现在有些五年制大专招生计划在逐步压缩。
三年制大专面向高中毕业生，一般按照特殊教育对象的类型来划分专业方向，培养有专业重点倾向的特殊教育师资。三年制大专解决了五年制大专生源质量的问题，培养出来的师资素质相对较高，且由于有重点学习的专业，因此在就业中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该模式培养周期相对较短，学生在三年时间里既要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掌握特殊教育基本技能，又要进行实践，进行必要的经验积累，因此在培养过程中，不论是对培养机构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能否真正实现其培养目标还有待观察。另外，同期研究发现5:目前大多数用人单位都要求应聘者有本科学历，因此专科学生的就业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启示
首先，应真正形成开放的特殊教师教育体系。与普通教师的师资培养“师范院校依然是我国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主要阵地致，我国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主要是通过专门的师范教育机构进行的，属于定向型培养，而由一般综合性大学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即非定向型培养的少之又少。封闭式、定向与开放式、非定向特殊教育师资培养走向融合是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特殊教师教育也不例外。
其次，调整培养模式。与多样化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培养模式也应该多样化与层次化。各高校定位不同，培养目标不同，那么培养方式也应有所调整&]。除了已有的模式之外，还可以有以下模式。1、‘4+2”模式。该模式为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经过4年本科阶段相关专业学习后，选择某一类障碍专业进行深入学习，合格后授予硕士学位。该培养模式培养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特殊教育工作人员，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如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等，可在康复机构从事特殊儿童矫正及康复训练工作。2‘4+3”模式。这种培养模式是指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经过四年本科阶段的学习后再进行三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4+2”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不仅重视实际应用，更注重理论的高度。这种模式主要培养更为专门的人才，如特殊教育研究人员，在相关研究部门从事特殊教育研究工作。3、1”模式。该模式的具体方式是高等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与其他专业合作，非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大学本科毕业后进行为期一年的特殊教育知识培训，使其获得特殊教育硕士学位，这种模式主要培养各类特殊教育学校或普通学校的文化课教师。这也是当下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最为需要的教师的专业背景，即既接受过学科专业的训练，又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训练。
三、高等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分析及其启示
(一)课程设置现状及特点分析
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设置的课程类型在名称上有些差异，但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类。第1,所有课程都可以按选修课和必修课进行划分。第二，可以将课程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教育课程三大类。此外有的高校还设置了一类教师教育课一程，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技能，在本研究中将其归入学科基础课程中。
1.通识课程
自19世纪初帕卡德提出通识教育的概念至今，其发展历程已近两个世纪。通识教育通过为学生提供宽广的教育基础，促进学生智力、情感、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全方位发展，成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公民和全面发展的人°8。国内高校特殊教育专业都开设了大量的通识课程，通过设置这些课程来使未来的特殊教育教师具有更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修养。
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通识课程设置特点如下：(1)相似性。由于我国教育部对各学校设置的必修课程有明确规定，包括“两课”外语、计算机、体育、军事类课程，它们是通识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高校里，这些课程就等同于通识必修课。并且各高校学时、学分大体接近，一般必修课程占总学分比例25%左右，选修课程占总学分6%左右。(2)通识课不“通识”。各校在培养目标中都提到了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是在通识课程设置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修养类的课程非常少，本研究所考查的所有本科院校均没有此类的通识必修课。(3)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失调。各本科院校通识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一般在30%左右，但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差距很大。从通识课程占全部课程的总体比例来看，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的通识课程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不大，但是具体来看，通识必修课程占到通识课程总量的3/4之多，而选修课程占总量的1/4甚至还不足，可见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比例悬殊之大。这就意味着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择业方向选择课程的自由度非常有限。
2.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是为使学生获得有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知识和技能的课程，是学生进一步学习专门知识的基础。在大多数高校中包括了相关学科基础课程、教育基础课程以及教师教育课程。此外，某些高校还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了一类独立的课程类型，本研究将其归入教师教育课程之内。
各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开设的学科基础课程主要特点如下：
(1)差异性。虽然学科基础课程都以心理学、教育学课程为主，但是各学校之间课程的一32―数量、学时、学分及占总学分的比例相差较大。本科院校的学科基础课门类、数量、学分比例明显高于专科院校，甚至有部分本科院校的学科基础课程占到了总学分的一半。这与本科院校大多依托教育学院的‘‘大教育学”背景有关，有充足的资源开设各类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使学生奠定了厚实的、作为未来教师应具备的教育学科及心理学科的基础，所培养的师资除了面对特殊教育学校之外，也可以在普通学校胜任教学工作。而专科院校大多是独立的特殊教育学院“大教育学”背景的师资较少，并且将学生的培养定位在一线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因此开设的此类“大教育学”基础课程较少。
(2)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划分标准上。如个别院校培养方案将教育心理学、教育科研方法、教育与心理测量归为专业必修课程;将盲文、手语等课程归为学科基础课程，而这些课程在其他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出现。可见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内部结构体系还需合理化。
3.专业课程
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是实现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主体课程，它决定着本专业的性质和水平。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有关特殊教育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及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并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各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特点如下：(1)广泛的差异性。各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在课程门类、学时、学分，以及所占比例上都有较大差异。本科院校之间、专科院校之间以及本专科院校之间这种差异均明显存在。同时，同一学校不同专业方向之间专业课程种类也有一定的差别。因为不同学校、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的课程侧重有所不同，也发展了适应自己办学水平以及学校特色的专业课程。(2)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过去的培养方式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非常注重学生的理论素养，培养过程中强调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目前，几所部属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均为免费师范生，他们都将是未来在中西部从教的一线教师，因此各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越来越重视特殊教育实践技能。大多数专业必修课程都设置了专门的实践环节，包括课堂练习和实验操作，以及去特殊教育学校教学见习等。但是与专科学校相比，实践教学的比例仍然偏低。(3)不完整性。表现在：①部分专科院校的专业必修课设置不够完整，难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②学科类课程少。③以盲、聋、弱智方向课程为主。④职业认同教育课程显见。
4.实践课程
本研究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指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是学生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从教能力的重要场域。
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教育实习安排有以下特点：(1)时间短。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实习时间一般为10周左右。而欧美等发达国家高等师范院校学生的见、实习时间约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B]。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盲教育专业仅实习时间就为20周&0。实习时间过短可能导致学生理论和实践脱节，在实践中不会灵活运用理论知识;教育教学技能不熟练，甚至完全没有掌握。(2)模式各异。各学校采取的实习模式按地点可分为分散实习和集体实习。按实习时间分，可以分为集中教育实习和分段教育实习。
(二)启示
1.课程设置应与学校培养目标相适应
培养目标反映一所学校的定位，课程设置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它是学校的培养目标在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现。不同定位的学、同一学校不同专业之间，课程设置应各自有所侧重，并根据其办学层次及对师资要求的不同而调整其课程结构。如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学校应重视技能性、实践性课程的开设，而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学校则应重视理论性、研究性课程的设置，这样学校才能走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并培养出具有一定规格的特殊教育人才。而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应有不同的考虑。
2.优化课程结构
首先，注重各类课程设置的比例。如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之间的比例;必修与选修课之间的比例;理论课与实验课之间的比例等。针对目前存在必修课比重偏大，选修课比重偏小的问题，应适当增加选修课的种类与课时，使课程更加具有弹性，增加其灵活性与多样性，也给学生充足的自由选择空间。另外，针对课程设置中理论课偏多，实践课偏少的问题，应适当压缩理论课程，增加实践课程，以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技能。
其次，整合课程结构，注重课程间的联系。课程计划设计者应具备一定的认知心理学基础，使课程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让学生能学习到系统的、完整的知识，并能将各科知识有机联系，综合运用于分析、研究以及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在师资培养中不能将这些学科机械地照搬给学生，因为学科的不同内容和教育的关联程度不同。综合化的师资培养课程就是抽取各个学科中与教育关系密切的部分，以教育的需要为中心将它们组织起来，目的是让学习者在学习后能提高运用这些知识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教育活动的科学性。特殊教育教师面对个体差异很大的特殊儿童，需要考虑特殊儿童的具体特点，更大程度地调整教学方法，因此教育知识综合化程度更高。另外，特殊教育教师的能力要求不仅仅是单一的学科教学，甚至还需要在全纳教育学校中充当普通教师的助手，工作的重点可能是评估鉴定、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咨询等，因此课程需要更多学科的综合。如何以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为中心，将各类课程进行综合组织，体现独具匠心的设计，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事情。
3.完善课程内容
首先，通识课程内容应该更加“通识”。应丰富通识课程类型，增开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等多种课程;增加选修课程资源，充分尊重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需求，使他们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思维，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第二，专业课程中增设学科教法课程。从特殊教育学校、机构等用人单位来看，缺少能胜任具体科目的学科课程的教师，因此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机构也应增加具体学科教学法类的课程，使毕业生能更好的胜任具体学科的教学，从而真正提高特殊教一育质量、增强就业竞争力。第二，扩展模块课程内容。国内的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主要是针对盲、聋、弱智三类学生开设的模块课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自闭症、学习障碍、言语障碍等多种类型的特殊儿童的问题也逐渐突出。因此应扩展模块课程类型，在专业选修课中按障碍类型形成关于这一类障碍的课程群，在保证广度的基础上兼顾深度，同时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第三，增加培养学生专业道德、理想的课程。目前各高校中对学生职业道德与职业认同的教育很少通过课程来实施，基本上是由教师的日常渗透，这一教育方式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证实。但如果能增加此类课程设置，采用多样的课程形式，必将有助于培养出有较好专业思想的特殊教育师资。
4.调整教育实习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各高校教育的实习时间最少为18周，与之相比，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相差较远，因此可以适当的增加实习时间，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及创新、合作能力。与此同时，应加强对教育实习的实践指导和效果管理。笔者建议特殊教育专业指定实习带教老师负责管理学生实习，并且对学生实习中的有关问题提供帮助和指导，以提高实习效果;此外，也可以和固定的特殊教育学校长期合作，并聘任其教师担任相应学科的实践导师。
结语
总之，特殊教育专业的师资培养关系到特殊教育专业培养出的人才能否真正为特殊儿童服务，能否促进特殊教育师资专业化发展，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更多的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研究和改革，来解决目前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中的问题，以培养出真正满足需求的特殊教育教师。
篇7：鬼门关文化:一种兼容的文化形态
鬼门关文化:一种兼容的文化形态
鬼门关文化是指广西桂东南地区的文化.桂东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南方丘陵地形和自古以来水陆交通要道的'位置,形成了其神秘、兼容的文化形态,表现为多元化的特色,这种文化特色与地理环境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有密切的联系,并显示了该地区一种开放的文化精神.
作 者：徐秋明 XU Qiuming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玉林,537000 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 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年，卷(期)： 4(12) 分类号：G0 关键词：鬼门关文化 多元性 开放篇8：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
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不顺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政权都是专制和非法的”（参看英国《卫报》1994年4月4日约翰·格雷的文章：《拒不接受东方有希望的前景》）。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相呼应，一些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经济、政治、文化、人权“无国界”论等各种观点，试图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扩张披上一层道德的、合法的外衣。这可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形态。现择其主要的作扼要介绍。关于“历史终结论”。美国《国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刊登了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纪念冷战结束的文章，题为《历史的终结》，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和苏联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西方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等现象，不仅标志冷战结束，更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作为历史的终结，即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类社会发展不会再出现更新的形态。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20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首先与专制主义的残余，然后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后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最终西方思想取得了胜利。这表明，有系统地取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方案已经取尽用竭，人类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演变，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终结并且巩固下来，世界已进入大同状态，即：在政治领域中享有自由民主，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容易得到录像机和立体声系统。费朗西斯·福山还进一步阐述：在西方国家，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阶级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共产主义今天在发达的西方世界的吸引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在亚洲，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采纳并改变了传输到日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在亚洲的发展与普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的改革表明，中国今天已不成为亚洲或世界的指路明灯或典范；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已经开始为自由主义所取代，苏联过去的制度已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批判；今后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的，只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宗教信仰，另一种是民族主义，但它们都不能对西方自由主义构成致命的危险。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企图把它作为“普遍真理”、“终极真理”强加给人类社会。这无疑为西方国家全面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加强文化渗透与扩张，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合法的外衣，可以说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理论基石。
关于“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的文章，题为《文明的冲突》，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这一论点的提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震动和广泛的争论。之后，亨廷顿又在同年的《外交》杂志第5期发表《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进一步阐述了“文明冲突论”，提出了冷战后“指导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发展变化”的“文明范式”，以回应批评者。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①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②“文明是文化的统一体”，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的历史作用比民族国家更大。未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来重大的冲突都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③文明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文明差异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差异。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激烈的'冲突都是由文明差异引起的。第二，世界愈来越小，归属不同体系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的交流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从而把可以追溯到历史深处中的文明歧异和文明敌视引发出来。第三，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人们脱离传统的地域认同，也削弱了把民族国家作为认同的根源。因此，宗教以各种形式介入，填补这一空白。“宗教复兴”为超越国界将文明联合成一体的认同和作用提供了基础。第四，文明的强化由西方的双重角色引起。一方面，西方处于权力的顶峰，同时又出现西方文明大举寻根热潮。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面临着非西方文明的对抗，非西方文明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愿望和条件，以按照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冲突在所难免。第五，文化特征的差异较难改变，因而也就比政治经济特征的差异较难妥协与解决。不同宗教的人比不同族群的人更为互相排斥和敌视。一个人可以拥有不同国家的血统，甚至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不能同时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第六，经济区域主义日趋上升。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将加强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主义只有根植于共同的文明土壤之中才能成功。文化的共同性正不断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文化和宗教成为“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区域性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会强化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文明冲突将在两个层次上发生。在微观层次，沿着文明地理分界线上相邻的族群，为了控制领土和主宰对方而发生冲突；在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开展经济和军事竞争，为争夺对国际组织和弱小的第三者的控制权，为宣传推广自己独特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发生冲突与斗争。
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充满冷战胜利者的喜悦与乐观的情绪有所不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延续了西方冷战的思维，在西方的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后，不是按意识形态而是按照文明的差异来寻找潜在的对手。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西方已不具威胁，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儒家与伊斯兰文明必然结盟对抗西方，其潜台词就是，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发展中，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将成为西方的主要敌人。因此，他主张推进西方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子文明”之间的合作；将东欧和拉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与西方文明有联系的俄国、日本同美国的合作；抑制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充分利用这两大文明国家间的差异与矛盾?支持其他文明中与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相投的集团；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推动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说到底，就是要以西方文明围剿非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统一天下。可以说，“文明冲突论”从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为西方的文化扩张提供了
理论依据。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也暴露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巩固世界霸权的战略构想。值得指出的是，亨廷顿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圈内的“学政混合”型人物。《文明的冲突》是他在奥林战略研究所关于“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课题研究报告，是典型的“策论”。这一理论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包括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批评，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决不能低估。
关于“后殖民主义”论。这一理论是在继后现代主义之后，在当今西方学术理论界兴起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印度人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他们是一批生活在第一世界话语圈内并身居高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贵族。
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默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都试图对于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后殖民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科技、经济优势占有了这种“后殖民特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序”于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灌输给“落后”的民族。
后殖民主义论者，虽然始终把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强烈抨击了旧殖民主义结束后，西方文化霸权仍在制约和影响着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但是，这种批判是不彻底的，不过是一种改良了的西方话语。后殖民主义论者既是西方旧殖民主义的批判者，同时又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后殖民主义论者站在殖民主体国家的立场，借助西方思想学术的武装，居高临下地俯视东方，以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衡量对东方的看法，认为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艺术传统才显示出天然的优越，西方文化内涵是世界的中心和标准，除此之外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劣等、愚昧、落后的，其文化也是一种远离世界文化中心的边缘文化。不仅东方的政治制度必须效法西方，经济上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看齐，甚至文化也必须通过西方话语的重新解释，才能显示出其固有的辉煌。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写道：“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甚相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完全是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是它们使其清晰可见”。他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和帝国主义》一书中还进一步指出：“冷战结束后，直接了当的殖民主义业已完结，但帝国主义仍然滞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种一般的文化领域，同时也从事着整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帝国主义单凭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已经难以达到效果，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刊物、旅行以及讲演等方式逐步地赢得后殖民人民”。由此可见，由于后殖民主义者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性，他们由此得出有关东方的结论，也只能是带偏见的、扭曲的、甚至是侵略性的。后殖民主义论归根到底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一种文化折射。
后殖民主义论在反殖民主义过程中表现出的新殖民主义倾向的内在矛盾，很大程度上同后殖民主义论者的经历有关。他们大都是具有东方血统的、但操持英语的一批学者。他们来自第三世界，但最终定居于西方社会，受到良好的英美式高等教育，并且在西方大学里执教。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使他们身在西方都对西方文化霸权深感不满；而在挑战西方文化时，却又不能摆脱西方话语的制约和影响，并且不时地流露出他们已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种优越感。正因为如此，其观点也更加似是而非，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很可能是出乎“后殖民主义”论者的意料的。
关于“无国界”论。这是冷战结束后西方舆论界、政界的又一热门话题。“无国界”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是宣扬“人权无国界”。它起源于西方的“人权外交”。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当政时，“人权外交”作为一种政策被正式提出。那时，“人权外交”的目标指向，主要是拉美一些不服从美国指挥或有反美情绪的国家。在里根执政的8年里，“人权外交”被深化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核心”，并在美国的操纵下，人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重点转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指使下，人权外交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政策，重点进一步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权无国界”论也随之提出。在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宣称：他们保护人权的义务是没有国界的，甚至认为迫切需要任命一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设立一个国际人权法院。1991年4月，法国也提出“人道主义干涉无国界”原则。二是宣扬经济无国界。这包括市场无国界、金融无国界、科技无国界等等。埃菲社1993年10月7日的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劳工部长赖克的新著《各国的劳动》，书中的一个基本论断是“21世纪的经济将没有国界”，“国界在经济上失去意义”，民族自豪感“随之消失”，“公民们也会与自己的祖国脱离关系”。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12月12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没有国界的金融》，称金融无国界就是“从北向南向东流动的资本正在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政治力量”，“美元将征服一切”。三是文化、信息、电视无国界等等。美国新闻署前署长查尔斯·威克就认为，“国界已变得易于渗透了。信息可以超越国界”。
“无国界”的各种论调在西方政治和舆论界的大量出现，同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扩张是紧密呼应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同时，无国界论也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道德依据。
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列强是通过赤裸裸的抢掠和杀戮，种族灭绝和贩卖奴隶，军事征讨和土地扩张，用武力称霸全球。即使如此，殖民主义者还要用道义上的说辞，力图使征服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征服弱小民族说成“白人的责任”、“神圣的托管”或“基督教义务”，用“西方文明的赐福”这类口号，把向有色人种传播西方文明伪装成征服者的使命。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哲学为依据，把生物学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国际关系，认为强国拥有对弱国的军事优势，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使后者注定将成为前
者的奴役对象。强国的民族是“地球上的精华”，它有权取得“阳光下的地盘”。如果强国不支配弱国，弱国试图与强国平等，那是违反自然的。这种强盗哲学，为法西斯主义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冷战结束后，靠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来征服世界，不仅代价很大，而且很难行得通。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核心，是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对第三世界人民进行彻底的精神改造，由军事征服转变为心灵和精神的征服，企图使第三世界人民心甘情愿地当西方各国的附庸。因此，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无国界”论等等观点，如同殖民主义者“基督教义务”、“西方文明的赐福”等等口号一样，为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合法的外衣。一切善良的人们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这里引用保加利亚《晚间新闻报》1994年5月23日题为《美国的政策与斯拉夫文化》文章中的一段话，或许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有所启示。该文指出：
“今天，斯拉夫文化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它正经受着政治、经济和道德观念的影响，这些影响侵蚀着世世代代的文化联系和渊源流长的传统，使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敌视合法化，将另一种生存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纳入了我们的精神范畴”。
“由于美国成为不流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美国人便连续地对斯拉夫各国人民的政治、新闻、出版和艺术创造事业施加影响，以改变他们的文化。美国人的目的是将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文化准则强加给斯拉夫人民”。
“应当看看美国的帝国思维方式。众所周知，任何帝国为了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总是极力对土著居民实行同化、割断他们的根源，以便畅行无阻地实现自己的总的全球利益。一个帝国总是要控制当地文化的基本杠杆”。
“这种通过洗脑来改变群众思维方式的进程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它主要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使之从思想上脱离斯拉夫人大家庭的属性”。
这对文化帝国主义是多么深刻的揭露！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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