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
“陆仁甲”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5篇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这次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后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
唐文
1、古文运动(名词解释)兴起的背景、原因
一是中唐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受文体、文风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这是文学本身更加直接的原因。(骈文内容的深化，体式上难以满足表达的需要)
2、简答：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有哪些?
韩愈
一是“文以载道”到“文以明道”：表明“道”与“文”的关系，韩愈十分强调作家思想修养，作家的人格是文以明道的根本所在。
二是创作上提出“不平而鸣”，出于《送孟东野序》，认为一切文辞与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将“明道”与对现实的批评联系起来了。
三是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观念，不袭蹈前人，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表达要流丽畅达，合乎语法。
四是创作技巧方面提出“气盛言宜”，注重作家养气功夫，这深受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强调在创作中形成气势。
柳宗元：大体与韩愈相似，不如韩系统、简明：
一是密切联系现实，“辞令褒贬”“导扬讽喻”。
二是强调古文创作还应尊重文学自身规律。
三是更加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
3、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是并非单纯的文学复古运动，更多的推动了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二是散文代骈，创造了一种题材广阔、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将诗赋情韵风神以单行之气运之，形成散文，这是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最为成功之处)
三是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直接影响到了北宋的文学革新。唐宋八大家。(将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视作一体，故不应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四是文学理论上的影响。
4、论述：韩愈散文的成就
一是在各类文体创新上有突出贡献，以碑志作品为多，将议论、感情、技巧融于一炉，“一人一样”的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此外，还有赠序、杂记、杂说等新体，诗韵入之，抒情、记事、议论，如《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
二是韩愈古文简洁精炼、清晰流畅，富于美感与艺术表现力，在文体革新上为散文开辟了新天地。并且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的融合贯通。用辞赋之押韵对偶;题材广阔，什么都写，发挥文章功用;比喻、议论、感情;口语、古语、僻语、奇语。
四是灵活应变，适可而止，风格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5、论述：柳宗元的艺术成就
柳之主要成就在于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寓言散文的创作。
一、人物传记
a.主人公地位不高，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也有虚构、寓言、夸张的成分。如《捕蛇者说》揭示统治者比蛇还毒。b.着重描写人物和事件的奇特之处，而显示出鲜明个性的形象，受到了唐传奇的影响。如《蝜蝂传》
二、山水游记
a.为其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开拓了散文反映现实、人生的新领域，体裁独立地位。
b.愤怒、悲哀、抑郁，曲折反映了对现实世间的不满与批评，如《始得西山宴游记》
c.“心凝形视，与万物冥合”，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景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永州八记”(名词解释)
d.艺术上，把握事物情态，生动再现，虚实、动静转化，重于传神。但境界稍显清冷寂寞。
e.风格：骨力峭拔、色调清冷，旷境、奥境的结合对比。
三、寓言
a.体现出柳的创作独创性。
b.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
c.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形象完整，寓意深刻。
四、总体上说，柳文沉郁凝敛、冷峻峭拔。色彩凄幽，诗意浓郁，讽喻象征。并且为平民立传、山水游记天人合一意境的创造高出韩愈。
6、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内外)
7、晚唐讽刺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A、三十六体(名词解释)
B、晚唐小品刺世之作，篇幅短小，批判性强，匕首、投枪，皮、陆(《笠泽丛书》)、罗隐(《谗书》)
唐传奇、变文、俗讲
1、名词解释：唐传奇(唐文言短篇小说，在志怪基础上，融史传、辞赋、诗歌与民间说唱为一体的新小说文体。开始为单篇作品名称，至宋始称“传奇”;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传、记的区别)
2、唐传奇兴起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有了文化娱乐需要。二是受科举行卷之风的影响。三是受古文运动影响。四是佛道盛行。五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3、唐传奇的发展阶段
a.兴起：志怪的过渡，张鷟《游仙窟》
b.繁盛：单纯志怪到描摹人情，是成熟的标志。
爱情：陈玄祐《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女娃传》、元稹《莺莺传》(对后世影响较大)、蒋昉《霍小玉传》(中唐传奇压卷之作)
寓言讽刺、历史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陈鸿《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
c.衰落：传奇而兼志怪的集子开始出现。杜光庭《虬髯客传》(晚唐游侠小说出的代表作;“风尘三侠”：名词解释)
4、唐传奇的意义
一是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虚实、情节传奇与现实性、想象与艺术性等结合。
二是文言小说文体的完全独立。
三是艺术手法上的多方面的进步。语言、想象、文采、风格。
四是文体的相融，诗词歌赋入小说。
五是“始有意为小说”：细节描写传神、心理刻画细微、浪漫情调凸显、人物形象鲜明。也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创作的题材源泉，并有的流传国外。《聊斋》《三言》《二拍》
5、名词解释：变文(p181)、俗讲(p184)
补充：
1、南开名词解释：气盛言宜(出处、含义、与孟子的联系、作用)
2、南开名词解释：不平则鸣
3、南开：简述韩柳古文思想之异同。
4、南开：鲁迅先生为何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比之志怪小说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注重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
一是答一下唐传奇的名词解释(总)，简单介绍下三个时期重要作品。
二是运用虚构手法
三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了人物形象
四是唐传奇的地位影响。
5、论述：韩柳在散文文体上的开拓。
一是理论指导实践。
二是形式自由，突破传统，扩大了散文功用。
三是诗化的情感
四是艺术的成熟：骈散交融
五是创新，散文创作新天地。
二十四、唐至宋代词
1、名词解释：《云谣集杂曲子》(p186,敦煌曲子词、唐末、反映早期民间词的感情与风格);“诗余”(词：音乐、诗歌);《花间集》、花间词派(p193)、花间鼻祖、温韦。
2、简述：唐五代词发展概况(民间词——文人词——士大夫之词)
A、初唐出现民间曲子词，主要是敦煌曲子词，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大多出自民间。
B、中唐，文人词普遍，占据一定地位。学习民间，形式较短小，显得清新、明朗、活泼，题材广泛。如张志和《渔夫》、韦应物《调笑令》，刘白的民歌风味更加明显，如《忆江南》。这一阶段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无专门作词者，较多以诗法作词，有绝句风格。
C、晚唐是词体手法、风格的定型时期，内容发生变化，民间词特点渐失。追求藻饰，香艳、纯情、唯美，“词为艳科”，这一时期代表作家有温庭筠、韦庄。《花间集》最早的文人词集诞生于这一时期。
a.温庭筠(飞卿)
一是“花间鼻祖”，诗与李商隐为唯美诗风的代表，晚唐第一大词人，“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晚唐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二是词人之词，营造深美闳约的意境，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三是其词以静态描绘代替抒情，着力于细节，装饰，暗示手法，意象跳跃，效果含蓄。
四是在开创词境，出诗变词，注重文辞声律，却有不为辞藻所累的自然之作。如《更漏子》
b.韦庄(端己)
一是韦庄(端己)以词名世，“温韦”(名词解释)，但风格不同于温飞卿，端己词疏朗、显直。
二是(飞卿开词为艳科，注重藻饰，浓艳见长)，端己词则是对民间抒情词加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
三是其词以抒情为主，比较直接，主观，风格自然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
四是在成就上，韦庄将民间词的抒情带到文人词中来。写法上大力运用白描，摒除香艳气息，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l 温韦词异同对比，简单而言：
温含蓄客观，韦直接主观。
温深美闳约，浓艳唯美;韦直抒胸臆，自然清丽。
温意象温柔，韦分明叙述。
温韦两人在“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D、五代以《花间》分前后，后期词以南唐为中心，代表词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正中，《阳春词》)。多重抒怀，疏淡、深厚，雅致。这一时期词开始表现人生遭际等真情实感，曲调清雅，声情谐和，“伶工”到“士大夫”的重大转变。词成为了抒情诗创作，对宋词产生重大影响。
a、冯正中：着力表现者，非情事的直接描述，是雅致优美的意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胃口，花间转向士大夫的重要枢纽。代表作有《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b、李璟(伯玉，《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c、李煜(重光)
一是大作家应有的遭遇，前后期生活的强烈反差。阅历虽浅，但不失赤子之心，创作虽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宫廷享乐、离愁别绪、亡国悲痛。
二是他的早期作品沉溺声色，纵情逸乐，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真切率直。
三是重光后期词已由对外界事物的描绘转入内心情感的表白，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最感人的 篇章是亡国悲痛之作，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四是艺术上，其后期词，白描写极度悲痛，旧事新境，时空跨度大，引发联想，感情容量大，又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引起共鸣。
l 推荐阅读叶嘉莹先生《论温韦冯李四家词》
3、晏殊(叔同、元献，《珠玉词》)
一是宋初词坛影响最大，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主要以词名世、专攻令词。
二是“富贵词人”，消遣，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节制：富贵而不鄙俗，艳情而不纤佻，情之深厚转化为理之深远，哲思化的倾向。如“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三是善于营造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闲雅的无可奈何情调，些许敏感而旷达的惆怅。
四是语言明净雅致、构思曲折精巧，表达了对人生的眷恋之情。
4、欧阳修(永叔)
一是尚未脱艳词传统，上承五代南唐，下开东坡疏隽与少游深婉。
二是风格多元，主要是深婉含蓄和清新疏隽。并将人生感受写进词中，提升了格调与扩展题材。如《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
三是赏玩的兴趣使其词显示出豪放之气，将诗词的抒情功能等同，欧词开风气之先。
四是也写情词艳曲，或细致，或泼辣。其作品中，小令、慢词;文人之雅与世人之俗，手法多样。
5、柳永(三变、耆卿、柳屯田，《乐章集》)
一是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大变，教坊新声、歌谣俚曲制作长调慢词(名词解释：柳永是慢词体制的开创者，p298)。
二是创体创调密切关联，柳永慢词多用新调。(词的体制至柳始备)
柳词以俚俗色彩著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俗与雅词分庭抗礼，题材内容描写城市生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歌妓(带有才子佳人的情调，追求灵肉统一)，如《倾怀》，其写法开古代市民文学先声。
三是柳词亦有雅处。一是以赋为词，融合曲辞与辞赋长处，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发挥慢词铺叙之长，扩大了词的言情空间;二是羁旅新行役词不减唐人高处，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6、苏轼
以诗为词：将词家“言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
l “以诗为词”的意义：一是突破“词为艳科”，士大夫化;二是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三是并非简单地视为诗词合流。
扩大词境：走向现实，面向社会
采用词题小序交代所写的内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风格多样，不能以豪放囊括。
北宋亡后，分为南北二派。
7、秦观(少游、《淮海集》)
晏欧“诗庄词媚”之格局至秦观登峰造极，婉约。
寄情深微，造语精巧，重返花间的倾向，突出男女情事，变病态描写为真情歌颂，如《鹊桥仙》(纤云弄巧)
“专主情致”，融合小令慢词形成。但非一般的离愁别绪，气格与东坡相近。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踏莎行》(雾失楼台)
抓住词体特质，抒情为主，情景兼胜。
8、周邦彦(美成，《清真》)
北宋词之集大成者：
一是词调搜求、审定、考证，有集成创制之功。
二是写法上体物言情，描绘工巧，融化诗句，练字妥帖。
三是创作风格的集大成，总结。
慢词：知音律、备法度、风格醇雅。
一是发展柳永以赋为词手法，兼取各家词风，典雅工丽。
二是题材与柳词相似。
三是成就于咏物与羁旅行役词。如《六丑·中吕·落花》
四是以思力安排取胜，将情节化引入，慢词之中。
五是语言流畅、声韵悠长，四声入词，浑厚和雅。
六是影响于姜夔、吴文英的词创作，一是骚雅清空，二是丽密质实。
9、了解晏几道(叔原、《小山词》，其词一改大晏之雍容，显得凄楚哀怨)、贺铸、黄庭坚、朱敦儒(朱希真体、樵歌体名词解释)等词人
10、李清照(易安、《漱玉集》)
一是理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名词解释)，创为“易安体”(名词解释，并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
二是前期女性，后期感伤情绪。
三是寻常语度入音律，语言流畅，善用白描，化俗为雅，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四是思想内容上将个人愁死与家国伤痛融为一体，不失婉约本色，“倜傥有丈夫气”，更显深悲剧痛。如《武陵春·春晚》
11、辛弃疾(幼安、稼轩，《稼轩长短句》，今人邓广铭先生有《稼轩词编年笺注》)
一是生平思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首先是个战士，其次是位文人。
二是题材内容：英雄、农村、艳情、咏春
其英雄词写爱国情怀，显英雄本色，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其农村词构成清新朴素的词格，扩大表现范围，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其现实生活中实有牢骚语，如“味无味处求吾乐，猜不猜建国此生”。
其咏春词六十余首，婉约妩媚，表明辛之才能，寓刚于柔，如《祝英台令·晚春》。
其艳情词并非一味地艳情，而显得情致凄切、率真质朴，如《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三是艺术成就：
以文、赋、经、子、诗为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创新精神。
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为两宋词人不能比。
“稼轩体”(名词解释)：豪放格调出之(词境开拓)，却不是温婉本色(词体特点)
语言运用自如，效各体，用各种语言，民间口语，形成“深雄雅健”的语言风格。又善用典故。
12、姜夔(尧章、白石，《白石道人歌曲》，今人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一是生平落寞，布衣终身，流浪江湖。
二是其次往往清越高旷，摆脱轻浮，作冷处理。如《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情调伤感，无热烈语。
三是以表现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志趣为主，追求言外之意，不执泥于物，故“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家国情怀，开拓了婉约词的表现。
四是“清空”为风格：清雅的人品、清刚的笔法、清虚的情韵，如《扬州慢》(淮左名都);“骚雅”可理解为风格的材料，诗骚比兴、以江西诗法入词，清刚瘦硬。写法上单行散句，用宋调铸辞，是其新创造。
五是可说是豪放、婉约、清雅之刚柔并济之清雅派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姜精通音律，取法美成，而别成一派，影响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直到清代浙派词人。
13、吴文英(君特、梦窗)
一是清真词的继承者，而转向质实一路。
二是“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时空跳跃，意识流。如《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
三是内容为酬酢赠答(人品受到争议)、哀时伤世、忆旧悼亡之词。早年模拟花间、柳永，但后来情词移情于物，外延广泛，语言痴迷，有如梦幻。
四是艺术上讲究用事、修饰，语言打破正常语序，显得深幽密丽，好用僻典。有晦涩堆垛之嫌。
14、了解辛派词人(名词解释，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陆游(兼具激昂雄快、清逸流丽)、王沂孙咏物之词(社交性、喻托性的双重性质)、周密、张炎(《词源》p368)、蒋捷以及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词人。
宋词补充
1、名词解释：《白石道人歌曲》(对词律研究的重要意义);“七宝楼台”(出处张炎《词源》);“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对东坡词创作特点的描述)
2、南开简答：简述唐五代词的发展历程。
早期民间词与文人词——花间词——南唐词
3、谈谈梦窗词的主要特征49
4、北大：谈谈宋代以赋为词。
柳永、美成——稼轩——姜夔、梦窗
5、简要评述稼轩词63。
6、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慢、开拓、赋、雅俗。
篇2：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手捧沉甸甸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心中的沉重却无法用重量来计算。因为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在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了文化化石，它们除了成为铅字之外，已无任何的实际价值，这一点虽为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但也着实可悲。事隔两个月，当我举笔写下这篇读后感的时候，我才发现，中国瑰丽的古代文化，只是偶然的闪进我的视线里，跟着又消失了。只是略有一个身影留在我的记忆里。就那么一瞬间，我看见她在铁锈般的残骸中仍留有俊美的痕迹。
面对着残缺的书皮，泛黄僵硬的书页，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外部压力的作用，我会否主动接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着述，答案是否定的。面对璀璨绚丽的古文化遗产，我早就没有了夜郎自大的傲慢情绪，反倒是感到两道可怕的寒气在胸中交错，像两把利剑互撞，像骷髅底下交叉的骨头……原本埋藏于心底的悲哀和自责，霎时间笼罩了我整个身体，脑海里一片死寂，让人窒息。
看看如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好像到了人人哀其不兴的地步。()然而，近几年发生的另一种现象却好像与之不符，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的走红。
篇3：中国古代文化史部分学习方法和策略
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划分是以时间为序，从先秦开始，经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鸦片战争前)。而每一时期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阶段特征，这是我们答题时的思路轴心;其次必须记住并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是获得选择题和非选择题基础知识分的重中之重;最后要选择典型题作练习，并对其进行分析，能够联系其他知识点，举一反三。
首先，我们分析每一时期的文化阶段特征。
(1)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思想科技和文艺成就奠定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全部基础;
(2)秦汉：科技文化大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3)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科技继续进步，思想方面儒、道、释开始互相渗透;
(4)隋唐：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所有文化领域都有突出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5)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我国古代文化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水平，四大发明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6)明清(鸦片战争前)：承古萌新，西学东渐，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成就突出。
其次，我们要注意其最重要的知识点，也就是在高考中常出现的考点，并要对其进行分析。
⑴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道家—老庄;儒家—孔孟荀;墨家—墨子;法家—韩非子);分析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各家本质、影响。
(2)秦汉：哲学(董仲舒)、史学(司马迁)、宗教(佛/道);分析用于加强政治统治的改造的儒家学说——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3)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建安文学”、田园诗、民歌)、哲学—宗教—艺术;分析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
(4)隋唐：诗、书、画、教育;分析此时期文化繁荣的原因和表现。
(5)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主要是宋元时期的科技(三大发明)、文学(词曲);分析宋元时期文化发展与隋唐的关系.分析宋元与隋唐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6)明清(鸦片战争前)：科技新成就及古典巨著、明清小说名著、早期启蒙思想及西学东渐;分析明清文化的总特点。
从XX各地高考试题来看，对文化史的考查还是以记忆和相应的理解为主。如湘鄂渝卷的第20题：前往日本传播唐文化的高僧是
a.玄奘b.文净c.鉴真d.法显
解题思路：此题是对基本知识的考查，注意不要混淆了“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答案为c。
又比如广东卷的第5题：下列关于徐光启思想和活动的表述，正确的是
a.支持“反清复明”活动b.积极引进西学
c.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d.领导东林党的政治活动
解题思路：此题是考查的是对徐光启的主张和行为的记忆和理解，答案为b。
还有一些题型突破了单一的知识点，经常从历史文化图片作为突破口，或以知识体系、或小专题的形式命题。如上海卷第xx题：20xx年xx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校方赠送切尼一件礼物(图略，图为一本孔子所著古籍)。事后几位学生议论为什么送这件礼物。
甲说：“估计是宣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
乙说：“可能是弘扬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
丙说：“也许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的****思想比西方早两千多年。”…
问题：请概要写出你对甲、乙、丙三种说法的理解。
解题思路：首先应理解孔子思想的实质，然后要结合题中的意境，最后才是结合学生的发言内容进行比较、推敲。
参考答案：甲侧重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或孔子的有些教育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乙突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儒家文化曾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丙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孔子主张“仁”，孟子提出过“民本”，但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观念有本质区别。
总的来说，历史学科的学习是不断积累的过程，首先要加强基础知识、主干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其次训练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最后再加以升华。
篇4：中国古代书籍笔记
《清波杂志》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典章制度人物故实类笔记，南宋周煇撰。周煇(1126—1198)字昭礼，钱塘人，著名词人周邦彦之子。南宋绍兴年间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加上他自幼就跟父亲到过不少地方，成年后自己也到各处行役，扬州、饶州、建康、池阳、信州、无锡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五十岁那年还作为使节的下属到过金国，因此见识很广。张诉在《清波杂志》跋中就称赞作者“涉历久而见闻该，阅习工而语意贴”。晚年隐居钱塘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清波杂志》就是在此间写成，时年六十六岁。除《清波杂志》12卷外，周煇海著有《清波别志》3卷和《北辕录》。
书中所载，有的可与他书互相印证或互校异同，而其中为他书所未载的，又可拾遗补阙，故常为学者所称引，是研究宋代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周煇一生，经历了靖康丧乱，国土沦丧之痛，时时在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在他随使节到金，经过汴都时，顾瞻宗庙宫室，不禁有黍离之叹。但他相信，“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他把金主完颜亮的侵宋比作辽世宗的侵周，二人皆被部下所杀的下场皆是“干纪妄动”之报。书中还详细地记下了宋将李宝和金兵海道作战大获全胜的战况。宋人方回读此书读至五更，并写下《十月二十二夜三更读清波杂志至五更》诗：“再卧卧不成，灯膏幸犹有。坐至五更转，读过一寸厚。是书必有益，但当审去取。”表达自己对此书的喜爱。
今有：《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版;《清波杂志》(全四册)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清波杂志·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西湖老人繁盛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一带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类笔记，一卷。题西湖老人撰。作者生平生卒均不详，似南宋宁宗时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所记内容与《梦梁录》、《武林旧事》、《京师繁胜录》同，主要记录临安市民游艺活动及各类艺人姓名和事迹，其中保存不少宋代民俗和南宋经济社会史料，如记南宋时杭州的路灯、油价以及灯会的情形：“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文，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又记南宋时杭州一带酒的品牌有：“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中和堂、珍珠泉、有美堂、雪腴、太常、和酒、夹和、步司小槽、宣赐碧香、内库流香、殿司凤泉、供给酒、琼花露、蓬莱春、黄华堂、六客堂、江山第一、兰陵、龙游、藩葑、府第酒、庆远堂、清白堂、蓝桥风月。”
《西湖老人繁盛录》原本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有《涵芬楼秘笈》本。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归潜志》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其余三种是王恽《玉堂佳话》、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辍耕录》)，十四卷。金末刘祁撰。刘祁(1203—1250)，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刘从益是金朝官员，自小就是个神童，随父亲在任所读书。早年随祖父﹑父亲游宦於金之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名官显宦和文人学士。后成为太学生，屡试不第。元兵入汴京，亲历战争之残忍。金亡后，从汴京辗转回到故乡浑源，把书房取名“归潜”，有感於“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于是写下往日所见所闻，取名《归潜志》，入元后，一试即中，当过山西东路考试官，著有《神川遁士集》，今佚失。
《归潜志》共十四卷，卷一至卷六为金代人物传记，其中大多数皆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如赵秉文、李纯甫、雷渊、麻知几、辛愿、李汾、杨云翼、冯壁等，共涉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是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卷七至卷十杂记遗事，其中有金代文人对诗、文的评论，其评论范围，包括北宋苏轼、黄庭坚、南宋杨万里，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对南方文风的看法。此外，尚有作者对金代自明昌、承安以来至金末诗文风气的演变的论述，有时党怀英、辛弃疾等人轶事的记载。卷十一《录大梁事》，专记元兵包围开封始末。当时开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皇无计，末帝在宫中想自缢，并欲坠楼，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饿死，甚至人相食。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专记金朝叛将崔立降蒙古及其被杀始末。同卷之《辩亡》，以亲身感受，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金南渡后，宰执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白表示可否，互相推诿，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足见当时官场的腐败。卷十三﹑十四，多是发表个人感慨，并辑录了他人投赠的诗作。其中论述金玉于粮食在平日和危难时不同价值，就很令人深思：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唯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斗，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也。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这两卷中作者评论诗文颇有见地，如“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概括了唐、宋文学的特点及金、元文学的发展趋势。
《归潜志》所记载的，大都是他熟悉和亲历的人和事，写作态度又十分严肃，“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录”。它与同时元好问在金代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此书是研究金代史实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元人修《金史》多采用其著，如《金史》对金代兵制的批评，对金末近侍权重的批评，对南渡後宰执的批评等，都取自刘著的议论。其他如李之纯﹑赵秉文﹑王郁等人的传记，也采用了刘著资料。《归潜志》
今有：《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归潜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玉堂嘉话》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八卷。元代王恽撰。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建御史台，王恽为首任监察御史。中统二年初为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至元十四年复入为翰林待制时，大德五年(公元13)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王恽刚直不阿，一生仕宦，清贫守职，好学善文。他不畏权势，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去世后，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有诗文集《秋涧集》一百卷，《承华事略》，并与赵孟頫同修《元世祖实录》，
《玉堂嘉话》记录自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34年间，作者任翰林学士是朝廷见闻、典章礼仪。“玉堂”，官署名，宋以后为翰林所居之地，故名《玉堂嘉话》。
书中所记的当时文诰礼仪等，都足以显现有元一代典制，如卷一“为春旱禁酒诏”，“为春旱祈雨青词”，卷三的“修端门前桥启土告岁地祗文”，卷四“告太庙文”、“瀛国公制词”都是王恽见到的第一手材料。元世祖时还有一种特定的“望拜行在所”仪式，也靠该书让我们得知其具体做法：
至正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讲德新、应奉李谦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仪先一日于端门两阙门灰界方所，以板书百官号，随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礼。礼毕由左掖门出，风埃大作。所谓“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曾有口号一绝：“隔夜端门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鸳行。紫云低复千官入，润作金炉百合香”。
《玉堂嘉话》记载的唐宋以来文诰掌故、轶闻遗事以及书画等材料，亦多可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皆他书所未见。他如记唐张九龄、李林甫告身之式，记平宋所得法书古画名目，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以及论宣谕、制诰之别。据柳公权跋，知唐时已有《广韵》，辨米芾之称南宫，以赠官太常，记秦桧家庙之制，摘颜真卿书《出师表》之伪，谓《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张中顺，与张德辉述塞北之程，刘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资考证。而宋、辽、金三史之议，尤侃侃中理”。
岳飞被害后，至孝宗时才复官、改葬、追封，《宋史·本传》中只有“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的简单记载。《玉堂嘉话》卷二中则录有宁宗诏书《鄂王岳飞谥忠穆文》，肯定岳飞的忠忱与功勋，回顾其被害之因和追封的委屈，代表朝廷谴责“当时的权臣”，对皇祖赵构的曲为回护，为我们保存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现抄录如下：
主而忘身，兹谓人臣之大节;谥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有。申锡赞书，追告幽穸。故太师追封鄂王谥忠穆岳飞，威名震于区狭，智略根乎诗书;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励志，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申，为忠愤之气为难遏。上方密契，诏札具存。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犹高皇眷恋之不忘，肆孝庙哀矜之备至，还故官而礼葬，颁祠额而旌表。逮于先帝之时，檖以真王之爵。既解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朕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克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若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英灵如在，茂渥有承。
卷二还有一篇《辛殿撰小传》，记辛弃疾因力主北伐，与韩侂胄主张相合，文集中有《寿南涧翁文》，即为韩侂胄祝寿之文，亦可补史之阙。卷二、卷三中摘记其所见宋内府书画二百余幅，也不见它书记载，为研究古代书画传绪可贵资料。
《玉堂嘉话》常见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堂嘉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玉堂嘉话》;《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版。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诸家杂说和个人见闻类笔记，十卷，南宋陈鹄撰。陈鹄，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所载陆游辛弃疾诸人遗事，又自记尝与知辰州陆子逸游。则可能是宁宗开禧以後(1207)人。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共137条，大多是，辑述诸家杂说，其中间有作者见闻。关于诗文的见解考辨也很有见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所据皆南渡以後故家遗老之旧闻。故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於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如：驳《苕溪渔隐丛话》议东坡《卜算子》词之非;据宋祁奏议。摘欧阳修撰《薛参政墓志》之误，亦颇有考据。虽丛谈琐语，间伤猥杂。其可采者要不少也。”
今有：《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郑世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版。
篇5：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记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的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閤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狭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和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第二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车。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奉侯生前……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第三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尽管封建统治阶级把司马迁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人物，把《史记》看成是“谤书”，但他们都不能阻止《史记》的流传，取消《史记》的影响。尽管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有不少贬词，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赞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汉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而当古文家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史记》常常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明代归有光都是这样。
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于小说或戏剧取材于《史记》的也很多，如《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还流传不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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