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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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梁实秋与读书
梁实秋与读书
梁实秋，原名梁治华，191月6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
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
《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
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
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
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
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
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
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
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洞崩拆之声，山林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
书是人类的至宝，可是要问他们从谁学来的，或者读什么人的书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于说谎的考据家也束手无策。这事有点怪!难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读书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么?读好书或读坏书也没有什么影响么?
叔本华曾经说好读书的人就好像惯于坐车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迈步了。这真唤醒人的迷梦不小!小说家瓦塞曼竟又说过这样的话，认为倘若为了要鼓起创作的勇气，只有读二流的作品。因为在读二流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觉得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准强，倘读第一流的作品却往往叫人减却了下笔的胆量。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部分的真理。
也许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这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有种人是名厨，有种人却是所谓“老饕”。演员是不是十分热心看别人的戏，名厨是不是爱尝别人的菜，我也许不能十分确切地肯定，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时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气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愿意寓目。
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惟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照我想，也许是真像厨子(哪怕是名厨)，天天看见油锅油勺，就腻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厨房，大概再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家伙，甚而不愿意见一些使他可以联想到这些家伙的物事。职业的辛酸，也有时是外人不晓得的。唐代的阎立本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做画师么?以教书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见别人在声嘶力竭地讲授，就会想到自己，于是觉得“惨不忍闻”。做文章更是一桩呕心血的事，成功失败都要有一番产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读他人的作品了。
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篇2：梁实秋《漫谈读书》
梁实秋《漫谈读书》
①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希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简，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钞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②物以希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一千六百余种，分为五十五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到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澒洞崩坼之声，山林窅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
书，本身就有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梁实秋《漫谈读书》练习题
1.针对“读书”这个话题，作者提出了哪些观点?
2.选文第①段列举孔子“韦编三绝”的事例有什么作用?
3.选文第②段中加横线的句子在文章结构上起什么作用?
4.依据选文，判断下面说法的正误。(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证明他勤于读书，从书中获得不少治国之道。( )
(2)作者认为，作为中国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读些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 )
(3)“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是在说中国人长相丑陋、语言粗俗的人很多。( )
参考答案：
1.①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②读书要有抉择。③读什么书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
2.作为事实论据意在说明孔子时代读书是多么吃力，从而强调了分论点“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
3.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4.(1)√(2)√(3)×(解析：这里指因读书少，没有书卷气而让人感觉丑陋，而非长得丑陋。)
篇3：梁实秋 读书札记
梁实秋 读书札记
《梁实秋读书札记》读书笔记
《亲切的风格》
亲切的文风要求写作如谈话，同时要字斟句酌，恰到好处。方言的使用多用于对话，更有韵味，行文还是通俗些的好。
他的这篇文主要是对英国批评家Hazlitt的文章《论亲切的风格(On Familiar Style)》的观点提出一点想法。首先，他肯定了作者的观点，之后他又拿出一句话说“也还可以在加斟酌”。其实原文的意思跟他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他单拿出来有点断章取义的感觉。我觉得他的话只是对原文的一种细化和补充。当然，这也还是值得一看的。
他有一种精神是值得一学的，那就是对他人甚至是权威的质疑精神。这一点正是我所欠缺的，说白了就是在读他人的作品时缺少思考。(11.23)
《纯文学》
文章首先通过东方的王国维和西方的一些一些作家提出纯文学的概念——没有太多附加的深意，仅以写景或抒情的文学表现方式。
接着又举例说明现在纯文学、纯文艺很少或几乎不存在。同时讲到不能一味追求纯文学、纯文艺以致变得狭隘。
最后得出结论“文学不够纯，不是大病，文学不得自由发展，才是致命伤。”
很多事情不能以绝对化的眼光来看，否则会变得狭隘。要与时俱进，也要保有初心。
《莎士比亚与性》
“我认为莎氏原作猥亵处，仍宜保留，以存其真。在另一方面亦无需加以渲染，大惊小怪。”作者态度很坦然，的确，作品是怎样的，都是读者读出来的。你是个怎样的人，就读出怎样的文章。大惊小怪、刻意的改变常常适得其反。我们也不能人云亦云，即使主流如此，我们也得保有自己的判断力，不是吗?
《莎翁夫人》
从文学作品中挖取信息的能力是我欠缺的。有时不会深入去想，有时想了也懒得去求证。
这篇文讲了一个可怜的妇人，一场可悲的婚姻，别的没有看出来。
《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所谓时代错误即是把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东西于其尚未出生、尚未发生或尚未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予以陈述或提及。”(反之亦然)
该篇讲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些时代，错误和其他小瑕疵。这些都是极细小的点，像我这样的人压根看不出来，因为书读得太少，知识太浅陋，而且不会这么细致。
作者最后说“而戏中这许多许多瑕疵，还任由它谬种流传，没有人能成功的予以纠正，其故安在，可深长思。”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人静下心来仔细研读，抑或是没有对书本的怀疑精神……不知，不知。
《玛丽·兰姆》
之前看梁遇春写查尔斯·兰姆的故事，知道他有个患间歇性疯病姐姐，原以为只是个普通人，今天才知道原来也是个文学素养较高的。两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能设身想他人之苦痛，这样的人有着一颗怜悯之心，也是值得作为榜样的。(11.30)
《拜伦》
拜伦乱乱这是既定的事实，不应该大肆渲染，也不用刻意回避。事实如此，多说无益。其实我对这件事无感，我的道德标准从来只是约束我自己，甚少对他人有要求。于我而言，拜伦是个诗人，我只欣赏他的诗歌，至于他的为人处世，与我并无关联。或许会有人说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需注意，以免给社会带来不好影响，可是我觉得只要自己心中有标准，难道会让别人带偏吗?其实现在的娱乐圈也是如此，常有些人说某某明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下面人一圈骂，又有一圈他们的粉丝出来维护，结果双方开始骂战，动不动就上头条。我觉得这很没意思，我觉得明星只要他演的东西好看，他就尽到了自己该做的职责，至于他的为人，我不关心。学好学坏最终决定权都在自己身上不是么?再说了，不道德的事身边到处是，何必抓着人明星不松手呢?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狗仔挖人隐私似乎更不讲道德呢。(⊙o⊙)…一不小心说偏了。作者最后写的后记承认自己无知，遇到他人指正错误可以及时改正，要学!
“不是我不够好，不配居住在这个国家，便是这个国家不够好，不配留我住下来。”喜欢这句话。
《那施》
我知道了有个有趣的人叫那施(Ogden Nash),写了一本叫《The Golden Trashery of Ogden Nashery》的诗集。他写了一首有趣的诗。
日本人
日本人多么彬彬有礼;
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
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的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
他咧嘴笑，然后友善的鞠躬;
“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林肯告别春田》
作者说，凡讲演词及正式文告之类要直截了当，不可空洞冗长，惹人厌恶。要修辞立其诚。深以为然。林肯的《告别春田》是个好例子，反观现在的许多讲演和会议讲话，我只能呵呵了。
《沉默的庞德》
庞德是一位沉默的观察者、倾听者。作者对他的才华很欣赏，对他站在法西斯一面感到惋惜。文章最后有这么一段“‘李白也是醉死的。他企图抱月，在黄河里。’滚滚黄河里还能看到月亮!”不懂其深意。
《绥夫特自挽诗》
讲了一个有趣的人——绥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家)。他爱国，爱讽刺，爱用反语。
《布劳徳斯基的悲剧》
一个有才能、深爱着家乡的诗人，只因为他的诗、他的人不能、不愿为当局所利用不得不离开。因为有头脑、有骨气被当政者排斥，是多么悲剧啊，作者为之愤愤。(12.1)
《约翰孙的字典》
写了个极有个性的人物，第二段的人物描写非常生动，从外貌、神态、动作到他的性格，点虽小却活灵活现。
他的字典一方面是他的博学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格的体现。
《造谣学校》
“对女人最狠毒的诽谤往往是来自女人。”
“流言止于智者……可惜的是，智者究竟不多。”
虽说我不会造谣，但有时还是会跟个风。希望我能够改变，成为智者。
说闲话的，貌似大都比较无能，要尽早脱离这个群体，从外而内，循序渐进。
《奥杜邦》
从奥杜邦画鸟栩栩如生，作者猜测他是一个爱鸟之人，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极爱猎鸟的人，作者大跌眼镜。
接着讲述自己和外孙对小动物的爱护，然后写外国教育中爱护小动物和猎杀动物娱乐之间的矛盾。作者对西方社会猎杀取乐的行为十分不耻。
我对小动物没有特殊的感觉，从不与它们亲近。它们不碍我最好，讨我嫌的时候也只是会把它们赶开。遇到受伤或死去的也只是稍稍心紧一下，很快就忘却了。想来我是个冷漠的人吧。
《沙发》
诗的题材，俯拾皆是，不分雅俗。雅俗全在诗人。
这篇文我我不懂，也不求甚解，因为无感。
不过没想到又看到了《疯汉骑马歌》，梁遇春在文章里提过，似乎作者(库泊)是个极有个性洒脱的人。
《猫》
对动物无感的我直接略读了。但似乎写得蛮好的，果然有无感情对一些文章还是很重要的。
《大街》
“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提出问题，而不是一定要提供答案”
这本书好像还不错，夫妻之间该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模式?两个价值观迥异的人可以在一起吗?丈夫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女性要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还是回归家庭……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布道书》
不了解，不喜欢。
《亚瑟王的故事》
书读得太少，没看过这个故事，看不懂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桑福德与墨顿》
十八世纪英国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教育故事，看看挺好的。用作者的话说“一部作品之禁得起时间考验，必有其永恒之价值。”
“这部小说是受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的影响，但在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之外，又加上了道德教训，这就是英国民族性和法国民族性不同的地方。”(12.03)
《不管怎样》
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的，想要理解其中的深意需要了解那个时代。但是有种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精神，还有一种永不过时的精神，那就是人性的力量!
一个真正的`诗人，不需要太多正规教育，但是不能少了奔放的热情、独立自尊的性格和自然的诗歌的禀赋。
这首诗不仅反映了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英国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与独立平等的要求，也是维护人类尊严的有力呼声。
《扫烟囱的孩子》
扫烟囱的孩子真的很可怜。在了解了背景后再读布雷克的两首诗，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与讽刺的手法，令人倍感辛酸。
《虹》
“古时虹蜺二字连用，似乎是指近于龙的一种动物，雄为虹，雌为蜺，色鲜盛者为雄，暗者为雌。”
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随着阅历的改变而变化，很多时候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与作者产生共鸣，而这时才算真正读懂文学作品吧。
自然是个神奇的存在，细细发掘会有想不到的神奇，但是，总得保持着一刻尊重的心吧!
《忽必烈汗》
无感略。
《尘劳》
对诗歌的形式什么的没有太多关注，我只知中国古代诗歌格式较严谨 。西方的诗歌、现代诗在我看来似乎都是随性而作。我更关注其内容。这首诗反对过度的物质享受追求，主张归真返朴，是我认同的，这样子人似乎可以更有幸福感。
篇4：梁实秋漫谈读书
梁实秋漫谈读书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
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
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
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
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
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洞崩拆之声，山林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
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拓展阅读：梁实秋家教故事
晚年梁实秋在给女儿文蔷的一封信中说：“孩子长大了，如果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谈。实在是最好的事。倒不一定是父母的指导就好，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互信的关系，这实在是真正的`健全的伦理……”另外一封信中说：“×××哭诉儿子不孝顺。头脑落伍。‘孝顺’二字早该弃置不用了。如果孩子态度不好，那是做父母的教养之道有毛病，除了自责，别无话说。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五伦其实只有朋友一伦而已’。我深以为然。”
这段话道出了梁实秋的教子之道，即，把孩子当作一个正常的人，当作朋友来对待。此虽非什么惊天哲理，但能以之为原则坚持下来，也不是易事。尤其是梁实秋生活的年代，尚在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不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已是先知先觉，走在了前面。
梁实秋本有三女一子，其中二女早天，剩下大女儿文茜、儿子文骐、小女儿文蔷。在儿女们的记忆里，梁实秋是一个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喜欢讲故事，儿女们很爱听，每天晚上都要凑到他的卧室里来缠着他讲故事。他常常即兴发挥，妙趣横生，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说到伤悲处，孩子们也会潸然泪下。一次，他讲一个孩子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文蔷哭起来。梁实秋的妻子就责骂他总把孩子逗哭，于是梁实秋接着讲，后来有人在那孩子的额头上贴了一张邮票，把他寄回了家，文蔷才破涕为笑。听故事过程中，孩子们有时困极了，蜷缩在他的身边睡过去。粱实秋轻轻地把他们抱回床，给他们盖好被子，舔犊之情殷殷至深。
梁实秋夫妇不对孩子声色俱厉，他们采取以身作则，无为而治的办法。文蔷初中时留级，自己感觉很惭愧，但梁实秋只是叹了口气，并没责备她。文蔷回忆，当时只感到侥幸，日后才悟出父母对自己的慈爱、体贴和谅解。
1949年后，文茜和文骐因为要继续上学，留在了北京，小女儿文蔷则跟父母来到了台湾。对身边惟一的女儿，在性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其实这也是该时代的总体特征。文蔷小时问的有关性的问题，都没得到回答。后来渐渐悟出这是不能提的事。因此，到了十二三岁仍糊里糊涂，不懂人事。等到她上了大学，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本有关生理卫生的杂志。她很奇怪，因为这种杂志是从来不进家门的，哪儿来的呢?她好奇地拿起来翻阅。一看，恍然大悟，里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识。文蔷看完后也不作声。过了几天，家中又出现一本，是第二期。这时她才明白，这是父母有计划的预谋，要给她一些必要的知识。这种神秘的杂志出现了几次之后，叉神秘地在家中消失。于是她的性教育也就圆满结束了。文蔷说，这种教法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妈妈爸爸居然想到了，尽力而为了，已是不易。
不过，作为慈父的梁实秋也有极少的暴力的时候。在文蔷记忆中，有一年冬天大清早，她不肯穿裤子就要到院子里去玩儿，谁劝也不听。父亲火起，把她抓起来，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然后再抓起来，再扔，把她扔得头昏眼花。棉被很软，摔上去一点也不疼，但是父亲的盛怒和暴力却让文蔷难忘。她说自此以后。她就学会了穿了裤子才能出门。这听起来有点好笑。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但若辨证地看，似乎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
大女儿文茜也有类似的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天梁实秋正在午睡，文茜一个人在楼下客厅里描红模子练字。她低头看到墨极黑，抬头看墙很白，幼稚的她就想，如果在白白的墙上涂一个黑黑的十字，一定很好看。于是，她端起小凳子，站上去画了个十字，黑白分明，十分耀眼。正在独自欣赏的时候，梁实秋午睡后从楼上走下来，看到涂黑的墙，勃然大怒，打了女儿几杖，并令她罚跪不起。文茜吓哭了，哭了半天也没人理她，直到跪地沉沉睡去。后来，还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刮去，此事才作罢。文茜说，自己一辈子始终不敢在墙上题××到此一游的墨迹，“看到别人乱涂，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此之谓家教。”她对父亲的责打没有怨言，甚或还有感激。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只要因人施教，把孩子引上正途，这种家教就应该是成功的。
篇5：闻一多与梁实秋
闻一多与梁实秋
抗日战争以前，梁实秋可算是闻一多交往最密切、最知心的挚友了。他们是清华同学;又曾经同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并同住一室;他俩一同参加大江学会，参加在美国的戏剧演出;后来又一同在青岛大学任教。他俩互相钦佩，情投意合，经常互诉衷肠，把自己心底的深层隐私都向对方倾诉……
在清华园
闻一多出生于18，于19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毕业出国。在清华园的期间，闻一多除认真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外，还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政治、文化、戏剧、美术活动，曾担任《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的编辑，并发表许多诗歌，成为清华园内颇有名气的诗人。
比闻一多晚一年(即1923级)的梁实秋也很喜爱文学，并于1912月5日和同级的顾毓琇、吴文藻等组成一个“小说研究社”，还编写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闻一多很钦佩他们的精神，建议他们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以扩大研究范围。梁实秋等欣然接受了这位老大哥的建议。1911月20日，清华文学社正式成立，参加者14人，闻一多被选为书记，梁实秋被选为干事。
梁实秋后来在《清华八年》中回忆：“闻一多长于图画，而且国文根底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洋恣肆，而且感情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闻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喜欢文学的同学们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又毫不客气地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是一个。”闻一多开始写诗评。俞平伯出版了《冬夜》诗集，闻一多对它评论，写了《冬夜评论》。梁实秋建议将《冬夜评论》以书出版，但一时未能如愿。后来梁实秋干脆自己也写一篇，名为《草儿评论》，他将两首合并，命名《冬夜草儿评论》，此书印刷费约百元，全是梁实秋从家里要来的，寄售后，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闻一多知道此事后，对梁十分感激。
离开清华前，闻一多曾在给顾毓琇的信中写道：“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喜出望外。”他还特地送梁实秋两幅画，一幅《荷花池畔》，一幅《梦笔生花图》，梁实秋珍爱之，称其“颇见奇思”。
梁实秋还有意将闻一多在清华时所写诗结集，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之一出版，未果。闻一多赴美后，对原来的诗加以删削，又增添若干，共成103首，集结成《红烛》，于1922年12月26日寄回国内梁实秋处，得到梁鼎力相助。几经周折后，梁实秋请郭沫若帮忙，郭向上海泰东图书局推荐，《红烛》得以在1923年9月出版，有《李白篇》、《孤雁篇》、《红豆篇》，还专门收入《寄怀实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莲蕊间甜睡的骚人啊!/小心那成群打围的飞蛾，/不要灭了你的纱灯哦!”《红烛》中还有一首《红荷之魂》，序曰：“听侄辈读周茂叔底《爱莲说》，便不得不联想及于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诗人，赋此寄呈实秋。”
1922年8月闻一多到美国后，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艺术，并继续写诗，他在《太阳吟》中写道：“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让我骑着每天绕太阳一周，/也便能望见一次家乡!……”他把诗抄寄给梁实秋、吴景超，还在信中提醒：“请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1923年暑假后，梁实秋也从清华毕业，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该校地处珂泉，规模不大，只有500多名学生，但周围风景很美。梁到后，立即寄给闻一多12张风景照片，本意只是想炫耀一下那些迷人的景色，没想到闻一多接到信后，事先也没有打招呼，提着小皮箱径直来了。他并非为珂泉的景色所吸引，实在是想和爱好文学的好朋友住在一起。来了以后，闻一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学习，他们还经常出去游山逛水，攀高峰，探深谷，写生、作诗，不亦乐乎。
闻一多生活向来不规律，各种文具、诗集以及作画用的颜料、画布、茶具等乱放，引起梁实秋的讥笑。作为回应，闻一多写了一首名为《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的诗，诗中幽默地虚拟地写了桌上各种用具对自己凌乱处境的埋怨。但在诗中最后一句话说：“秩序不在我能力之内。”使人感到很滑稽。
1924年夏，梁实秋离开科罗拉多大学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闻一多同路，经芝加哥去纽约的美术学院。两人离开珂泉时，闻一多送给朋友两本心爱的诗集，梁实秋则回赠一具珐琅香炉。梁实秋回忆说：“那是北平老杨天利精制的，上面的狮子黄铜纽扣特别精致，还附一大包檀香木和檀香屑，闻一多很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认为那是东方人特有的一种妙趣，所以他特别欣赏陆放翁的两句诗，‘欲知白日飞天法，尽在焚香听雨中’，……闻一多就带着这只香炉到纽约‘白日飞升’去了。”
篇6：梁实秋与鲁迅
梁实秋与鲁迅
说起梁实秋，台湾人较熟悉。因为台湾把鲁迅的作品列为禁书。
说起鲁迅，大陆人较熟悉。因为大陆曾把鲁迅封做新文化的主将。
最近，大陆不在哄抬鲁迅了，并把鲁迅的作品从教课书里撤出。虽然没把梁实秋放进教材(湖北高中有)，但对梁实秋的评价已面貌焕然。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名角，随着时代变换。同时人们也会发现，对历史名人的评价大都是活人对死人，盖棺定论。或随着时代的需要，把死人抬出来借尸还魂，或用另一个死人替换。
有点文学常识的大都知道，当年梁实秋与鲁迅打笔头仗至少有10年。结果没有结果。结果是鲁迅先死，梁实秋少挨骂了，49年台湾去了。
梁实秋和鲁迅的焦点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梁实秋以为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而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梁实秋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不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自然会遭到鲁迅这样以文字讥讽时事的左翼作家的不齿。为此鲁迅把梁实秋骂的够狠“见了穷人就狂吠，见了富人就摇尾”的资本家的狗。
鲁迅的这种观点与当时的共产党人基本合拍，所以鲁迅很年轻就死了，被瞿秋白特别后来的毛泽东在大陆评价甚高(胜利者的评价)。
其实梁实秋很不服气，笔头上从未认输，心里边更不会认输。梁实秋到台湾后(鲁迅都死好多年了)也从未放过鲁迅。他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把鲁迅骂他的'话又还给鲁迅。
梁实秋的《关于鲁迅》，表达了他与鲁迅笔战多年后对鲁迅的整体评价(活人对死人)。他说鲁迅鬻文为生，以至于死。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文字简练而刻毒……积极思想，积极看法，成为体系，正面主张等等，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详细评价可搜索查看)
梁实秋和鲁迅结下的梁子，其疙瘩症结是立场背离，观念迥异。反映着当时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国府治理与阶级斗争的权力利益。
梁实秋和鲁迅都应该称为江南才子，俩人都是浙江血脉关系。不同的是：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但他出生北京;鲁迅出生绍兴都昌坊口，但他祖籍是河南汝南县。中国传统文化极尽其熏染。
所幸的是，梁实秋去美国在台湾名气较大，84岁寿终正寝颐养天年。
所悲的是，鲁迅在大陆名声大噪只活56岁，当今却被拉出文坛。
由此我们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中华民族很难跳出“轮回”的圈圈。
鲁迅曾经预言，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预见何其短暂。借梁实秋的话说：“他(鲁迅)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人生慨叹：谁活得长，谁最有发言权!
梁实秋 - 简介
梁实秋(19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
代表作有《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篇7：梁实秋读书三境界
有人把读书分为五级：
第一级：尽信书。刚开始的读书人，觉得书里讲的都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白纸黑字，那还有假?不过这时的人，读书是为了功利，为了前途读书，书读过用后就忘。这是读书的最低境界。
第二级：乱读书。这时的读书人，因为喜好而读书，一看见书，就有读的欲望，不管书的内容适合不适合自己，是书就读，囫囵吞枣。读的书积在肚子里，消化不了。却以读书多而沾沾自喜。
第三级：怀疑书。这时的读书人读的书精而专，有了自己的看法。开始了横向比较，发现了书中的诋误。开始觉得写书人也不对，开始对书中的错误挑刺，每发现一处前人没有发现的错误，就高兴得睡不着觉。
第四级：理解书。这时的读书人，因为精研，理解了写书人的心，不再吹毛求疵，将心比心，与作者有心心相印的默契。知道了立言的难处。
第五级：不看书。这时的读书人，对一切融会贯通，放眼书林，不过是那些话在换说法，看一切书，犹如晴空皓月。
我认为，这种分法有道理，但界限不明显，层次不准确。我以阅读文学书籍为例，按照读书人的年龄阶段把读书分为三个不同层次，表示三种阅读水平：
第一层次：耽于书中，沉湎于书中内容，被书中内容情节所吸引，为书中人物的前途命运而悲喜忧伤。这一层次是阅读的最低层次，是初级阅读水平。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这一层次就是阅读的“看热闹”的层次水平，属于大众阅读，也是小学生的阅读水平。读者的情感思想受书中人物、情节的牵引，为书中内容所左右，人在书中，情感、思想也在书中，跳不出文章的圈圈儿，一般人读书多在此层次。比如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类，不作那么多考虑，只是获取休闲或心理自娱。所以这又可以称作娱乐境界：
第二层次：能够跳出“看热闹”的圈圈，注意了看“门道”，能够透过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的悲欢离合，去思考文章的内容，故事的意义，透过人物的命运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从作者的思想意图上去看文章的内容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的发展如何，设计、构思、表达是否合理、合适，由对文章的直接感受，上升到了理性思考。读书中有了自己对文章的认识理解，加入了自己的思考，这是阅读的第二境界，是阅读的中级水平。这一层次，阅读进入了高一级层次，已经超出了文章内容本身，不单单是读文，也去读写文的人、读作者了，读作者的思想感情，读作者的写作水平了，不是跟着文中人物的思想起伏，悲喜忧伤，而是去触摸作者的感情脉络，跟着作者的思想去思考，去感受文章的情节发展，遣词造句的优劣，表达的效果如何，对文章进行品评欣赏了。这一层次也可称作欣赏境界。阅读能够超脱文章，随作者意图去思考欣赏，但情感仍为作者所左右。比如读李杜诗会为李白、杜甫才情胁迫，为之赞叹不已;读渊明之诗，会为其田园静谧的氛围、闲适的心情熏染，体验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真谛;读《岳阳楼记》，感仲淹人格高大，读鲁迅作品，赞鲁迅思想深刻，读“人间喜剧”，叹巴尔扎克笔法老道等等。虽阅读水平提高，仍未脱作者窝臼，只能属于中级阅读水平。
第三层次：达到自由的层次。如果读书超脱了文章，超脱了作者，能从更广阔的空间去阅读，达到了阅读上的自由，不受文章的限制，不受作者左右，实现了阅读认识的自我，才是阅读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阅读的立足点高，眼界宽广，认识更客观公平。因为读者是在广阔的空间背景上的阅读，文章和作者都有众多的比较对象，达到了认识的自由境界，所以读者的认识见解也就更为客观公正。无论是文章还是作者，书读到此境，当然应为最高境界。比如读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不会为诗文动人的描写、奇特的想象而止步，也不会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叛逆精神，高傲气节折服而停留，他能从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读：李白虽才华横溢，气魄雄伟，然心高气傲，难与合作。虽有经天济世之志，纵情傲物，放情山水，也只能泄于诗文。
朝中丞相大员推荐不屑，只望皇帝征召;朝廷招后，又居才傲世，也只能把他赶出朝堂。后参与叛乱之事获罪，也是理当必然。能读出李白才情可叹，不堪合用，可为读文评人公正客观也。陶渊明摆脱世俗，逃离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铁骨，堪为后范，《归田园居》闲适安逸的心情，浓郁的生活气息感人至深，然逃离官场，不为社会争斗斡旋，只求一身安逸;对会现实不满，只以弃归反抗，必然是消极的，个人的社会作用难以发挥，社会状况亦难改一二。屈原虽然伟大，一篇《离骚》，爱国之情唯天可表，然而抗争之中耿直相对，不求进退，愚忠枉死，国终遭亡，实在可惜。书读至此层何能高出?书读至此已达读书的极至，读书的智慧、认识都达到了最高境界。因此这一层次可称作批评之境，也可叫做自由之境。
以上三个层次大体上是按读书人的年龄不同、所处的读书阶段不同而分的层次。这三个层次，是循序渐进的，是不断超越的。超越的条件，就是多读。多读才能超越，不断地超越，才能达到最高层次。由此可见，读书的境界往往是因人而异的。但这还不足以区分读书境界的高低。我认为在第三层次中才可分出不同的读书境界。一般说来，读书的目的决定或者影响读书的层次和境界。我想，大凡阅读者，无论是哪一种读书目的，在阅读过程中，或说在终其一生的阅读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都是在寻求一种读书境界。读书的人多了，就有了层次或曰境界之分。历代不少名人对读书的境界作过高度地概括和生动的表述。在这里，我把我欣赏的读书境界略加评点推介如下：
篇8：梁实秋读书三境界
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
《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
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
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
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
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
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
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
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洞崩拆之声，山林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
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篇9：梁实秋：学问与趣味
梁实秋：学问与趣味
前辈的学者常以学问的趣味启迪后生，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是得到了学问的趣味，故不惜现身说法，诱导后学，使他们在愉快的心情之下走进学问的大门。例如，梁任公先生就说过：“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
任公先生注重趣味，学问甚是渊博，而并不存有任何外在的动机，只是“无所为而为”，故能有他那样的成就。一个人在学问上果能感觉到趣味，有时真会像是着了魔一般，真能废寝忘食，其能不知老之将至，苦苦钻研，锲而不舍，在学问上焉能不有收获？不过我常想，以任公先生而论，他后期的着述如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有关墨子佛学陶渊明的作品，都可说是他的一点“趣味”在驱使着他，可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从师受业，诵读曲籍，那时节也全然是趣味么？作八股文，作试帖诗，莫非也是趣味么？
我想未必。大概趣味云云，是指年长之后自动作学问之时而言。在年轻时候为学问打根底之际恐怕不能过分重视趣味。学问没有根底，趣味也很难滋生。任公先生的学问之所以那样的博大精深，涉笔成趣，左右逢源，不能不说的一大部分得力于他的学问根底之打得坚固。
我曾见许多年青的朋友，聪明用功，成绩优异，而语文程度不足以达意，甚至写一封信亦难得通顺，问其故则曰其兴趣不在语文方面。又有一些位，执笔为文，斐然可诵，而视数理科目如仇雠，勉强才能及格，问其故则曰其兴趣不在数理方面，而且他们觉得某些科目没有趣味，便撇在一边视如敝屣，怡然自得，振振有词，略无愧色，好像这就是发扬趣味主义。
殊不知天下没有趣味的学问，端视吾人如何发掘其趣味，如果在良师指导之下按部就班地循序而进，一步一步地发现新天地，当然乐在其中，如果浅尝辄止，甚至躐等躁进，当然味同嚼蜡，自讨没趣。一个有中上天资的人，对于普通的基本的文理科目，都同样的有学习的能力，绝不会本能地长于此而拙于彼。只有懒惰与任性，才能使一个人自甘暴弃地在“趣味”的掩护之下败退。
由小学到中学，所修习的无非是一些普通的基本知识。就是大学四年，所授课业也还是相当粗浅的学识。世人常称大学为“最高学府”，这名称易滋误解，好像过此以上即无学问可言。大学的研究所才是初步研究学问的所在，在这里作学问也只能算是粗涉藩篱，注重的是研究学问的方法与实习。()学无止境，一生的时间都嫌太短，所以古人皓首穷经，头发白了还是在继续研究，不过在这样的研究中确是有浓厚的趣味。
在初学的阶段，由小学至大学，我们与其倡言趣味，不如偏重纪律。一个合理编列的课程表，犹如一个营养均衡的食谱，里面各个项目都是有益而必需的，不可偏废，不可再有选择。所谓选修科目也只是在某一项目范围内略有拣选余地而已。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犹如一个科班出身的戏剧演员，在坐科的时候他是要服从严格纪律的，唱工作工武把子都要认真学习，各种角色的戏都要完全谙通，学成之后才能各按其趣味而单独发展其所长。
学问要有根底，根底要打得平正坚实，以后永远受用。初学阶段的科目之最重要的莫过于语文与数学。语文是阅读达意的工具，国文不通便很难表达自己，外国文不通便很难吸取外来的新知。数学是思想条理之最好的训练。其他科目也各有各的用处，其重要性很难强分轩轾，例如体育，从另一方面看也是重要得无以复加。总之，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边，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学问的趣味，留在将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
篇10：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之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事实上，他的一些翻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他还为“坏的翻译”界定了三个条件:“(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并称三条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译，若三者俱备，便是最坏的翻译，可以看出，这里的三个条件显然也是针对鲁迅的译文而总结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比如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不失确当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评。他指出：“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仅从理论上分析，我们看到的显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争。下面不妨将两人的翻译各引一段，让事实来印证其理论的可行性：
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 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itions.
—— Charles Darwin
鲁迅译：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距离)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梁实秋译：
我首先要声明，我并不愿主张说，任何严格的群居动物，假如它的智力变得和人类一样活泼，并一样高度的发达，便能得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同样的，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美感，虽然它们所欣赏的是颇不相同的东西，故它们也许有是非的感念，虽然会被这是非的感念引导着去做颇不相同的行动。
对于鲁迅的译文，梁实秋说他看不很懂，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会发现译文中的确有不少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是(距离)很远的事”和“宣言出来的必要的”两个成分，几乎和上下文联系不起来，可见梁实秋谓之“硬译”不能说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比较而言，梁实秋的译文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欧化句式，但读上去还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此外鲁迅的译文在用词上显得过于生僻，梁实秋的译文则要通俗得多。这里虽然不排除重译和直译而造成的差异，但译文本身基本上反映了两人的翻译风格，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也能够从中看出孰优孰劣。
然而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鲁迅的翻译在质量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以俄国阿尔跋绥夫所著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段译文为例：
那女人仍旧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声响彻了全家，极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虽然诅咒，骂詈，责备，但其间并不夹着一些特别的憎恶。这只是绝顶的无法的绝望的悲鸣。
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鲁迅附有这样的声明：《工人绥惠略夫》一书几乎是逐字硬译的。然而通读所引译例，我们却不能说它是死译。正如李季在《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像这样的‘逐字译'自然带有浓厚的译文气味，但显示了原文描写的细密，并不拖泥带水，这种风格是应该保持的。”的确，鲁迅在自己的翻译中所保持的基本上也就是这种风格。
篇11：梁实秋《漫谈读书》赏读
梁实秋《漫谈读书》赏读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选自《雅舍小品》，有删改)
篇12：梁实秋与冰心的友谊
梁实秋与冰心的友谊
梁实秋问：“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冰心回答：“文学。”然后反问：“您修习什么?”梁答：“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1923年8月，上海开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经许地山介绍，梁实秋认识了同是赴美留学的冰心。寒暄一阵之后，梁实秋问：“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冰心回答：“文学。”然后反问：“您修习什么?”梁答：“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初识冰心的梁实秋“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与不久前，梁实秋在《创造周报》第十二期(1923年7月29日)写过一篇评冰心小诗《繁星》和《春水》的评论《繁星与春水》，很保守的批评“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的感觉似乎是一样的。
这艘轮船上的乘客，几乎都是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船上颠簸的十几天里，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梁实秋等几个爱好文学的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起名《海啸》，张贴在船上客舱入口处。后来，选了其中14篇送给《小说月报》，发表在第十一期(1923年11月10日)，作为一个专辑，就用原来壁报的名称《海啸》。其中有冰心的诗3首：《乡愁》、《惆怅》、《纸船》。在船上，冰心还结识梁实秋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吴文藻，二人由此播下爱情的种子。1929年2月吴文藻学成归国后，与冰心于同年6月15日结为夫妇。
“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
到美国后，冰心进波士顿附近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学习。1924年秋，梁实秋也到了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波士顿是美国文化中心，两所学校相距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遇有假期，梁实秋等几个朋友常去访问冰心，“邀她泛舟于脑伦璧迦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士顿去“做杏花楼的座上客”。
1925年3月28日，波士顿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在“美术剧院”用英文公演中国古典名剧《琵琶记》。剧本由顾一樵改写，梁实秋翻译，冰心负责设计服装。梁实秋在剧中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之女，另一女学生谢文秋饰赵五娘。后来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曾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不料，梁实秋就此自称“秋郎”，往后的许多文章即署此名，这也为文坛一件趣事。梁实秋在《忆冰心》中形容此时的冰心：“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冰心“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冰心1925年7月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毕业，得硕士学位后离美回国。同年9月，回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梁实秋则是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1929年秋日的一天，梁实秋同闻一多来到冰心同吴文藻新婚不久的燕大燕南园的新居。冰心回忆说：“他们在楼上楼下走了一遍，在客厅里坐着喝茶，忽然俩人同时站起，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我们以为他们是去看燕大的其他朋友，并没有在意。不料，不久他们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香烟，笑说：‘你们这里什么都好，就缺少一件待客最好的东西!’说着他们就打开包，每人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一面把那包烟甩在我们的茶几上，又笑说：‘给你们留下一个备忘录，以后千万不要忘了拿烟待客!’从那时起，虽然我和文藻都不吸烟，但茶几上从来不缺待客的香烟。”
虽然都在国内教书，但冰心和粱实秋谋面次数并不多。1930年梁实秋应杨振声邀请到山东大学(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在青岛几乎天天与海为邻的粱实秋知道冰心喜欢海，几次三番的写信给她，邀请她到青岛。冰心虽也回信说：“我们打算住两个月，而且因为我不能起来的缘故，最好是海涛近接于几席之下。文藻想和你们逛山散步，泅水，我则可以倚枕倾聆你们的言论。”但终未成行。
抗战以后，梁实秋与冰心一家都到了重庆。梁实秋住在北碚，冰心一家住歌乐山。梁实秋曾去看望吴文藻冰心夫妇。冰心一定要梁实秋试一试他们夫妇睡的那张弹簧床，梁实秋躺上去一试，感觉真软，像棉花团。吴文藻说，他们从北平出来什么也没带，就带了这一张庞大笨重的床，从北平搬到昆明，从昆明搬到歌乐山，没有这样的床冰心睡不着觉!
有一次，重庆的文友为梁实秋摆“寿宴”。宴后梁实秋兴致不减，一定要冰心给他题字，冰心挥笔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围观的其他男士们纷纷表示不满，大叫着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回答，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呢!接着笔锋一转，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抗战胜利后，吴文藻任职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1946年11月，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去了东京。两人彼此常有书信联系。看冰心到东京两年后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
实秋：九月二十六信收到。昭涵到东京，待了五天，我托他把那部日本版杜诗带回给你(我买来已有一年了!)，到临走时他也忘了，再寻便人吧。你要吴清源和本因坊的棋谱，我已托人收集，当陆续奉寄。清阁在北平，(此信给她看看)你们又可以热闹一下。我们这里倒是很热闹，甘地所最恨的鸡尾酒会，这里常有!也累，也最不累，因为你可以完全不用脑筋说话，但这里也常会从万人如海之中飘闪出一两个“惊才绝艳”，因为过往的太多了，各国的都有，淘金似的，会浮上点金沙。
梁实秋在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段时期后，于1949年6月去了台湾。在台湾，梁实秋也接到冰心、吴文藻的信，“一再叮咛要我立刻办理手续前往日本。”梁实秋终是没有去，自此，两岸相隔，彼此间消息断绝。
“现在我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冰心既然看到了我写的`哀悼她的文章，她当然知道我也未死。现在彼此知道都还活着，实在不易。”
1968年，梁实秋从老友顾一樵那里得到了冰心已逝的消息，将信将疑。继而看到谢冰莹文章《哀冰心》，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回忆起自己和冰心当年的点点滴滴，遂写了《忆冰心》，刊登在1968年12月出版的《传记文学》第十三卷第6期上，对远方的逝者“一洒同情之泪”。
《忆冰心》发表3年后的1972年春天，远在英国伦敦的凌叔华写信告诉梁实秋，冰心依然健在。梁“惊喜之余，深悔孟浪”。又得友人自香港剪寄《新晚报》5月24日载有关冰心的报导《冰心老当益壮酝酿写新书》，确认冰心健在，当即于6月15日给《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写信，更正自己“轻信传闻的失误”。之后，又看到香港《新闻天地》所载唐向森《洛杉矶航信》，记曾与何柄棣一行同返内地的杨庆堃教授在美国西海岸的谈话，谈到冰心夫妇。梁实秋从报导中益发证实冰心夫妇依然健在的消息，也得知了冰心已看到了他写的悼念文章，感慨万千：
现在我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冰心既然看到了我写的哀悼她的文章，她当然知道我也未死。现在彼此知道都还活着，实在不易。(1972年7月11日梁实秋给刘绍唐的信)
1986年4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梁实秋著《雅舍怀旧——忆故知》，收录有《谈闻一多》、《忆老舍》、《忆冰心》、《忆沈从文》和《槐园梦忆》5篇。冰心应出版公司请求，为该书作《序》。在《序》中，冰心不仅回忆了两人几十年的情谊，感激故人的眷恋，更向远在台湾的梁实秋发出了邀请：
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看看我们俩人的实际生活(《序》作于1985年6月17日，吴文藻先生1985年9月24日病逝——作者注)，看看他自己的儿女和我们儿女工作和生活的精神面貌。北京是大变样了，但他爱吃的东西，依然可以吃到;他玩过的或没玩过的地方都是更美更好了。总之，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我们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了，回来畅谈畅游一下，如何，我们和你的儿女们都在等你!
晚年的梁实秋对故乡北京有着深深的怀念，他的文章里总是充满着对老北京的眷恋。
梁实秋最终没能踏上他思念的内地。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病逝于台北。冰心写了《悼念梁实秋先生》(《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0日)、《忆实秋》(《文汇报》1988年1月29日)，悼念这位多年的老友。感念当年梁实秋在《忆冰心》对自己“悼念”，冰心说：“在台湾期间，他曾听到我们死去的消息，在《人物传记》(应为《传记文学》)上写了一篇《忆冰心》。我感激他的念旧，曾写信谢他。实秋身体一直很好，不像我那么多病。想不到今天竟由没有死去的冰心，来写忆梁实秋先生的文字。”
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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