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合同纠纷如何确定诉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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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工程合同纠纷如何确定诉讼主体
工程合同纠纷如何确定诉讼主体
工程建设律师发现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由于承包人受到资质等级的限制，以及建筑工程总分包和转包的关系，导致合同主体和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也是案件的诉讼主体呈现出复杂的情形的主要原因，因此，正确确定合同纠纷的诉讼主体是处理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关键。根据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下列几种情况应该引起审判人员以及当事人的注意。
借用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所签合同的主体问题。勘察设计和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是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企业的技术力量、资金以及固定资产等情况对勘察设计和建筑施工企业综合考评后依法核定的经营证书，是一个建筑企业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体现之一。因此，任何借用和出借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的行为均是违法的。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人借用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因此造成质量缺陷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列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人和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出借人为共同诉讼主体，并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建设单位内部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职能部门或者分支机构所签的合同主体问题。据工程建设律师说，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建设单位内部的职能部门或者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也就不能对外签订建设工程合同。但实践中，不少建设工程合同是有这些职能部门签定的，加盖的也是职能部门的公章。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此类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如果得到建设单位的追认或者同意，则为有效合同，否则，则为无效合同。但从诉讼主体上看，职能部门毕竟不能是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因此，这类案件应当由建设单位作为当事人并承担民事责任。
实行总、分包的工程发生纠纷后的诉讼主体问题。按照我国建筑法有关规定，总包企业可以将主体以外的其他分部工程分包给其他建筑企业，但须对整个建设工程的质量负责。如果分包人与发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区别不同情形确定诉讼当事人：分包人是总包人的下属企业，或与总包人存在隶属关系的，虽然下属企业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仍应以总包人作为当事人;分包人与总包人没有隶属关系，但分包人因承建工程发生纠纷的，工程建设律师认为应以总包人为当事人，分包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发包人、总包人和分包人三方协商，由总包人将自己承包的建设项目转让给分包人的，则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与总包人无关，发生纠纷，应以发包人和受让人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篇2：签订工程建设合同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
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名义与施工企业签订工程建设合同时诉讼主体的确定
工程建设指挥部多数是项目法人为对在建项目实施管理而成立的临时机构，但有些是以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名义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工程建设合同。此时若发生工程欠款诉讼，诉讼主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法律地位。如果工程建设指挥部依法设立，并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实际法律地位与项目法人的法律地位相同，只是称谓不同，或者工程建设指挥部是项目法人的子公司，此时的工程建设指挥部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施工单位提起工程欠款诉讼时应以工程建设指挥部为被告，
如果工程建设指挥部是项目法人的分支机构，施工单位提起工程欠款诉讼时诉讼主体的确定则取决于该工程建设指挥部作为分支机构是否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
若该工程建设指挥部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则该工程建设指挥部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其他组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该工程建设指挥部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施工单位可以选择该工程建设指挥部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在胜诉进入执行程序后，如果该工程建设指挥部没有偿债能力，施工单位可以在执行阶段申请变更设立该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项目法人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项目法人的财产。
若该工程建设指挥部非依法设立或者虽依法设立但并没有领取营业执照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1条规定，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此时该工程建设指挥部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以设立该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项目法人为被告。
篇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或诉讼主体确定问题
建设工程施合同主体或诉讼主体确定问题
1．建筑企业内部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职能部门或者下属机构所签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建筑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或者下属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也就不能独立或者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建设工程合同。但实践中，不少建设工程合同是由这些职能部门签订的，加盖的也是职能部门的公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此类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如果得到建筑企业的事后追认或者同意、事先授权则为有效合同，否则，则为无效合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建筑企业内部就一直延续由职能部门或机构对外签约的习惯，而一旦涉诉，则合同的相对人势必要提出异议，给建筑施工单位的诉讼目的实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主体的规范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2．具备了营业执照但无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公司、工程处、项目经理部、建筑队等）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产生纠纷后，一般可将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如该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或者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则应追加该建筑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3．借用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所签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无论是营业执照还是资质证书，都是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对建筑市场的强制性准入标准，因为建筑业涉及到公众利益和公众安全，是国家予以强制规范的领域。现实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挂靠在施工企业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对挂靠也作了明确规定，虽然不妨碍合格工程的价款请求权，但是任何借用和出借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的行为均是违法的。如果有质量缺陷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列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人和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出借人为共同诉讼主体，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发包人如有过错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这对作为发包人的房地产企业和承包人的建筑施工企业都留下了极大的风险和隐患。
4．实行总、分包的工程发生纠纷后的诉讼主体问题。按照我国建筑法有关规定，总包企业可以将主体以外的其他分部工程分包给其他建筑企业，但须经发包人同意，并且总包企业须对整个建设工程的质量负责。如果分包人与发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区别不同情形确定诉讼当事人：分包人是总包人的下属企业，或与总包人存在隶属关系的，虽然下属企业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仍应以总包人作为当事人；分包人与总包人没有隶属关系，但分包人与发包人因承建工程发生纠纷的，应以总包人为当事人，分包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经发包人同意，由总包人将自己承包的建设项目转让给分包人的，则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与总包人无关，发生纠纷，应以发包人和受让人为诉讼主体。
篇4：工程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如何确定？
工程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如何确定
[案情]
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在井冈山市投资办厂，经注册登记成立井冈山制衣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原告)，12月30日，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未对交付设计图纸的地点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多次到井冈山市实地勘验，最后把设计完成的一部分设计图纸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总部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一部分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筹建办公室(所在地为江西省井冈山市)。由于被告未按期交付全部设计图纸，且交付的图纸有的为无效图纸，为此引发纠纷，经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选择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合同履行地，向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分歧]
对本案的管辖法院存在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是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合同标的是建设工程的设计图纸，而非建设工程本身，义务人履行义务在于交付书面的设计图纸，不是交付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属建设工程的分合同，但《合同法》没有规定建设工程所在地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合同履行地，本案的当事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也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本案属履行地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本案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义务人交付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不动产，而是建设工程设计图纸，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标的”，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所在地，被告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即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被告所在地。由于本案的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都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因此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第二种意见认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履行的义务是交付设计图纸，那么在何地交付，则何地为履行地。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设计图纸根据交易习惯，一般来说是设计方完成设计图纸后，交付给发包方。本案的设计图纸大部分在原告所在地江西省井冈山市交付的，履行地应在江西省井冈山市，不存在履行地不能确定。故本案的管辖权应为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
篇5：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
。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篇6：谈已被注销的企业如何确定诉讼主体
谈已被注销的企业如何确定诉讼主体
在经济活动日渐频繁的今天,作为诉讼主体的.企业存在各种不同情况,如何在审判实践中,在实体和程序中确定其主体资格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文章结合审判实践和相关规定,对此作了相关阐述.
作 者：张连婧 作者单位：双鸭山市委党校,黑龙江,双鸭山,155100 刊 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英文刊名：CHINA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年，卷(期)： “”(8) 分类号：X321 关键词：企业法人 吊销 注销 主体资格篇7：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问题初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问题初探
[提要]由多家单位联合投资的建设工程有多种运作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由联建单位中的一家出面订立合同，负责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其余各方或是提供土地、资金，或是负责项目立项，一般不与承包方直接 ，此种运作模式下，一旦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本文笔者依据建设工程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进行推演，认为应当将全体联建单位都列为合同纠纷的当事人。
一、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建设工程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由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而发包人支付价款的一类独立的合同。由于建设工程存在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由多家单位联合投资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有多种运作模式，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投资各方共同组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作为发包人对外签约;第二种是设立筹建办公室或指挥部(不进行工商登记)，由筹建办公室或指挥部对外完成招投标及签约工作;第三种是由联建单位中的一家出面订立合同，负责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其余各方或是提供土地、资金，或是负责项目立项，一般不与承包方直接 。
在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如建设方采用第一、二种运作模式，确认责任主体一般不会发生争议，
第一种模式由项目公司直接承担责任，第二种模式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关于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规定，由联营各方承担责任。目前争议较大的是第三种运作模式。争议在于是否要将未参与发包、签约过程的联建单位确定为诉讼主体。如果将未参与发包、签约过程的联建单位作为案件当事人，由于其并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便会出现是否有依据判令其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由于合同相对方与其他联建单位按约定比例取得竣工建筑物的权利，发包人不能以竣工建筑物的全部权利向承包方承担债务，亦会产生承包人的利益如何予以保护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各法院在实践中做法不一，影响了执法的统一性。
二、目前的解决模式
1、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确认责任主体。该种模式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案件既然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纠纷，法院就应当围绕合同关系进行审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确认责任主体。如果将合同关系以外的主体列入合同纠纷中一并解决，势必将同时审理两个法律关系，有违一案一诉的基本诉讼原则。而且，合同的效力在一般情况下只及于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侵害债权等情况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对合同外的当事人不产生拘束力。因此，责任主体只能确定为签约的建设单位。虽然如此处理，可能因合同相对方履约能力有限会对承包方的利益有所影响，但可促使承包方正视交易风险，规范建筑业市场，逐步杜绝承包方只与联建单位中的一方订立合同的现象。此外，承包方的利益不会因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而受实际影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承包方对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承包方可以在执行阶段直接申请拍卖建筑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篇8：建设工程转包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建设工程转包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唐湘凌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人与第三人达成工程转包协议，约定剩余工程由第三人完成，由第三人以承包人的名义与建设方结算工程价款，后在第三人施工过程中及工程竣工后，第三人与建设方就其承建的建设工程部分达成工程结算协议，明确了建设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视为第三人与建设方形成新的合同关系，明确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人享有起诉建设方要求工程价款的诉讼主体资格。
1月20日第三人陈立龙以茶陵县宏发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东岭村委会签订《茶陵县通畅公路东岭公路路面工程》，合同签订后，陈立龙于20组织了施工，完成了东岭村袁龙屋背至赵家树下路段，后因结账问题而停工。8月15日，陈立龙将剩余的工程路段赵家树下至风田亭段转包给原告刘长根，双方签订了一份《关于道路工程转让协议》，约定按陈立龙与东岭村委会所签订的20原合同转让给刘长根，由刘长根以陈立龙的名义与东岭村委会结算。陈功生及曾明华于年10月13日向原告出具一份《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同意工程完工后由原告结帐，完工后由交通局验收后付一部份工程款，年底付工程款的90%，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原告刘长根遂继续施工，于同年底完工，并经交通局验收合格。不久，被告方村干部人员作了调整，其中负责该工程的前村支书陈功生因经济犯罪被捕，村委会的新成员只认可与第三人陈立龙的合同，对原告的合同主体资格不承认，并认为陈立龙、刘长根都与陈功生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损害了东岭村的利益，拒不给付原告工程款。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原告先与第三人签订了工程转包合同，形成内部转包行为，但2008年10月13日被告方出具了同意由原告直接结账的《工程款协议》及12月8日原、被告对道路工程结算形成的《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应视为双方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认为与原告无合同关系的辩称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公路施工合同概括转让行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这表明被上诉人刘长根在合格完成受让合同约定的东岭公路施工义务同时，亦相应取得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公路工程施工结算的权利。并且对于东岭公路工程施工合同此后的权利义务，2008年10月13日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长根又达成《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上诉人已允诺在东岭公路工程完工后可由被上诉人刘长根结算，同时并允诺在20底向被上诉人刘长根付完90%的工程款的义务。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年12月8日进一步达成《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亦明确了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的工程量，并认可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已领东岭村工程款额和尚欠刘长根工程款额为428834元。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长根取得受让自与第三人所签订东岭村公路施工合同的结算权利，而上诉人与第三人于-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双方已于2009年12月8日达成《枣市镇东岭村06-07年道路砼硬化工程预结算表》，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嗣后对于被上诉人刘长根的东岭公路工程情况，因为上诉人已于2008年10月13日和2009年12月8日两次协议允诺被上诉人刘长根可以对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权和具体结算金额，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可见，本案被上诉人有权依上诉人的允诺协议向其主张东岭公路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
因此，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诉人已经分别与第三人陈立龙达成了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协议和与被上诉人刘长根达成08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协议，并已经明确了这两个结算协议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故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上诉称被上诉人刘长根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的理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二、案件来源
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茶民一初字第939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株中法民四终字第98号
三、基本案情
年1月20日第三人陈立龙以茶陵县宏发建筑工程公司（无法人资格）的名义与被告东岭村委会签订《茶陵县通畅公路东岭公路路面工程》，由陈立龙对东岭村风口亭至吕家湾段进行水泥硬化，约定了陈立龙包工包料，道路硬化路面的宽、厚度及每立方米单价为251元，每施工一公里结一部分账等内容。被告方的村书记陈功生及村秘书曾明华作为村委会代表签名。合同签订后，陈立龙于2007年组织了施工，完成了东岭村袁龙屋背至赵家树下路段，后因结账问题而停工。2008年8月15日，陈立龙将剩余的工程路段赵家树下至风田亭段转包给原告刘长根，双方签订了一份《关于道路工程转让协议》，约定按陈立龙与东岭村委会所签订的2008年原合同转让给刘长根，由刘长根以陈立龙的名义与东岭村委会结算。8月18日陈立龙又与东岭村委会签订一份《道路硬化补充合同》，将原定工程单价每立方米251元上涨为298元，被告方经手签名人系村书记陈功生。刘长根自8月20日开始施工，完工约一公里时，因村委会无钱结账而停止施工，并欲将设各转运到相邻的西岭村进行施工。被告方干部陈功生等人及众多村民闻讯赶来劝阻，不让刘长根离开。经协商，陈功生及曾明华于2008年10月13日向原告出具一份《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同意工程完工后由原告结帐，完工后由交通局验收后付一部份工程款，年底付工程款的90%，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原告刘长根遂继续施工，于同年底完工，并经交通局验收合格。施工过程中，原告从被告处分二次领取现金60000元，并从枣市洞头村拖铺路基垫层所用碎石折抵工程价款54442元，共计领取114442元。完工后，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均无力支付。2009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方村书记陈功生及村秘书曾明华结算，形成了一份《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其中将水泥道路硬化价格由每立方米251元增至298元，被告认可尚欠原告工程款428834元，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之后原告依此结算单向被告讨要工程款，仍未果。不久，被告方村干部人员作了调整，其中负责该工程的前村支书陈功生因经济犯罪被捕，村委会的新成员只认可与第三人陈立龙的合同，对原告的合同主体资格不承认，并认为陈立龙、刘长根都与陈功生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损害了东岭村的利益，拒不给付原告工程款。6月17日，陈功生被本院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该判决确认了陈功生与陈立龙之间行贿、受贿对村道硬化工程加价的事实。原告催讨无果，遂于209月28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428834元及利息55191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四、法院审理
故原判认定，本案系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则应当履行法定义务。本案的原告先与第三人签订了工程转包合同，形成内部转包行为，但2008年10月13日被告方出具了同意由原告直接结账的《工程款协议》及2009年12月8日原、被告对道路工程结算形成的《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应视为双方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认为与原告无合同关系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双方对道路质量并无异议，工程量也已经本院组织丈量，应以本院组织丈量的结果为准，故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路面价格、路基垫层。在原告与第三人陈立龙签订的内部转让合同中，双方约定“按陈立龙08年与东岭村所签订合同原合同转让”，虽然陈立龙在2008年8月18回与东岭村委会订立了一份加价47元的补充合同，但该合同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认系第三、人陈立龙与原村书记陈功生之间行贿、受贿所达成，明显属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该加价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故原告方要求按298元的单价进行结算，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原材料上涨的实际原因，基于公平原则，结合枣市西岭村道路硬化价格与交通局专业人员提供的价格参考，以260元每立方米计算较妥，计：路面工程量1680立方米×260元=436800元；会车道5个计17.188立方米x260元=4468.88元；至于路基垫层，因原告确已铺设但被路面覆盖无法实际丈量，而被告方在施工时放弃审查，应以双方结算的30120元予以确定。故本案总计工程款为471388.88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114442元，尚差356946.88元。对原告的利息请求，因双方对违约责任无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认为第三人超额领取了工程款，原告的工程款应由第三人支付，依现有证据在本案中无法查明核实，被告如主张权利，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茶陵县枣市镇东岭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尚欠原告刘长根的工程款356946.88元。二、驳回原告刘长根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纠纷的讼争焦点是1、被上诉人刘长根是否有权向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主张公路施工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2、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完成的公路施工工程量及其工程款的确定问题；3、第三人陈立龙是否超额从被上诉人东岭村委会领取公路施工工程款而应抵扣被上诉人刘长根的工程款。
一、关于被上诉人刘长根是否有权向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主张主张公路施工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
本案原审第三人陈立龙自2007年1月20日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签订《茶陵县通畅公路东岭公路路面工程》协议后，对该公路施工工程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第三人又于2008年8月15日将该合同剩余公路施工工程量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上诉人刘长根，并签订了《关于道路工程转让协议》，并约定刘长根可以第三人名义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进行工程结算，依《合同法》规定属于债权转让。从本案事实上看，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公路施工合同概括转让行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这表明被上诉人刘长根在合格完成受让合同约定的.东岭公路施工义务同时，亦相应取得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公路工程施工结算的权利。并且对于东岭公路工程施工合同此后的权利义务，2008年10月13日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长根又达成《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上诉人已允诺在东岭公路工程完工后可由被上诉人刘长根结算，同时并允诺在2009年底向被上诉人刘长根付完90%的工程款的义务。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12月8日进一步达成《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亦明确了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的工程量，并认可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已领东岭村工程款额和尚欠刘长根工程款额为428834元。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长根取得受让自与第三人所签订东岭村公路施工合同的结算权利，而上诉人与第三人于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双方已于2009年12月8日达成《枣市镇东岭村06-07年道路砼硬化工程预结算表》，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嗣后对于被上诉人刘长根的东岭公路工程情况，因为上诉人已于2008年10月13日和2009年12月8日两次协议允诺被上诉人刘长根可以对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权和具体结算金额，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可见，本案被上诉人有权依上诉人的允诺协议向其主张东岭公路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
因此，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诉人已经分别与第三人陈立龙达成了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协议和与被上诉人刘长根达成08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协议，并已经明确了这两个结算协议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故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上诉称被上诉人刘长根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完成的公路施工工程量和工程款的确定问题。
从2009年12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的协议来看，被上诉人刘长根受让的东岭公路工程实际完成量为2.4公里，并明确了上诉人应欠被上诉人刘长根工程款为428834元。双方纠纷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并结合有关技术部门对被上诉人的东岭公路实际工程量进行现场实地勘测鉴定，其结果经上诉人东岭村委会和被上诉人刘长根共同签字认可，确定了被上诉人刘长根公路施工的工程勘测实际情况，并对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公路工程量确定为17.188立方米，对于所勘测的被上诉人工程量，在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时，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均表示没有异议，因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在实地现场勘测鉴定的被上诉人实际工程量结果客观真实，应予确认。本案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公路工程单价的不适当提高和参考市场实际价格，一审法院变更降低合同工程量的单价后，再确定被上诉人刘长根东岭公路实际施工量的价款亦并无不当。
三、关于第三人陈立龙是否超额从被上诉人东岭村委会领取公路工程款而应抵扣被上诉人刘长根工程款的问题。
对于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06年-07年之间的公路施工工程量的结算情况，双方已于2009年12月8日达成协议之《枣市镇东岭村06-07年道路砼硬化工程预结算表》，双方已经形成公路工程结算协议。因此，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又提出与第三人结算有误及认为第三人有超领工程款之虞的理由，系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即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不得对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以第三人超领工程款对抗被上诉人债权请求权的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和依法向被上诉人履行所约定的给付被上诉人工程款债务的相关义务。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三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篇9：项目法人终止情况下工程欠款诉讼被告的确定
项目法人终止情况下工程欠款诉讼被告的确定
有些项目法人为逃避债务或其它原因长期歇业，或作出撤消决定，或故意不年检等违法活动使项目法人被吊销，此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也成为施工企业提起工程欠款诉讼时经常面对的难题，
1、项目法人歇业情况下被告的确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项目法人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停止经营活动后满一年，这两种情况将视同歇业。在工程欠款诉讼实践中，后一种情况即项目法人停止经营活动后满一年而被视为歇业的情况较为常见，有的项目法人甚至长期处于歇业状态，但未被注销。此时，施工企业提起工程欠款诉讼被告的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项目法人歇业后，如项目法人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施工企业提起工程欠款诉讼的，应列清算组为被告。
项目法人歇业后，被登记主管机关注销登记但无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施工企业提起工程欠款诉讼的，应列负有清算责任的清算主体为被告。
项目法人歇业后未注销登记，也无清算组织负责清理项目法人债权债务的，施工企业提起工程欠款诉讼应以项目法人和清算主体作为共同被告，
2、项目法人撤消后被告的确定
项目法人撤消是项目法人主管部门决定项目法人主动退出市场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规定，项目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消，有清算组织，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以作出撤消项目法人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3、项目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的被告确定
登记主管机关吊销项目法人营业执照的行为属于对项目法人的行政处罚行为，项目法人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而终止，属于被动退出市场的行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项目法人有清算组的，施工企业提起工程欠款诉讼的，应列清算组为被告。没有清算组的情况下，应列清算主体为被告。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项目法人因歇业、撤消、被吊销营业执照而终止后没有清理债权债务的，施工单位提起工程欠款诉讼应以清算主体为被告。但不同性质的项目法人终止后应如何确定清算主体成为问题的关键。
按照原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的行政规章《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的规定，项目法人可按《公司法》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见在工程建设实践中项目法人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
篇10：借用他人资质或挂靠承包导致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如何确定？
借用他人资质或挂靠承包导致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如何确定
关于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或个人利用、借用有资质施工企业的经营资质，或者以联营、承包、挂靠等形式变相使用有资质施工企业的资质，导致合同无效的工程价款结算，此情形，其工程价款的确定，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纠纷从性质上讲为合同纠纷，合同双方系权利义务的主体，因此，原则上应由合同施工方作为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工程价款应给付合同施工方，建设方对实际施工人不负有直接给付工程款的义务。如实际施工方作为权利主体提起诉讼的，经审理查实，应驳回其起诉，告知其由合同施工方主张权利或向合同施工方主张权利。如果实际施工方与建设方在履行施工合同中已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施工方不主张权利或因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等原因不能主张权利时，实际施工方可以作为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合同施工方未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的，还应追加其为诉讼当事人。
篇11：民事诉讼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事诉讼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是法院认定争议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主要有以下七种：
1、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书证的主要形式有：发包方的招标文件、承包方的投标书、承包方、发包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技术交底、图纸会审纪要、工程量签证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设计变更的联系单、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工程预决算书等。
2、物证：是指以其形状、质量、规格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主要表现为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已施工完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工地施工的机械设备等。比如在对工程量的争议纠纷中，已完成的形象工程即为物证。
3、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和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视听资料的主要表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有关工程方面的往来电话录音、往来电子邮件、对施工现场的录影录像资料等。
4、证人证言：是指知晓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证人证言主要是知晓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等事实的人员，所作的陈述。比如，工程监理人员对于施工方延误工期事实的陈述。
5、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尤其是作为诉讼请求根据或反驳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而言，即为发包方、承包方在法庭上对争议案件事实及反驳事实的陈诉。
6、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专门技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后作出的结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形式有：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工程款的决算结论等。
7、勘验笔录：是指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与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查验、测量、拍照后制作的笔录，通过勘查、检验等方法形成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为应承包方或发包方的申请，法院的审判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工程量、工程形象进度、停工、窝工、施工场地不具备施工条件等事实，进行证据保全而成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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