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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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及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及启示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它萌茅于唐,兴蛊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它在教学上形成与官学不同的显著特点,对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许多借鉴意义.
作 者：贾利 郁万彩 作者单位：贾利(山东泰山医学院校报编辑部,山东泰安,271000)郁万彩(山东泰山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山东泰安,271000)
刊 名：中国电力教育 英文刊名：CHINA ELECTRIC POWER EDUCATI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G52 关键词：书院 教育特色 启示篇2：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史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史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古代书院发展史的.回顾,可以了解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规模及其兴衰的原因.同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如下启示: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搞好大学功能定位,明确特色立校的办学理念;三是强化大学的核心功能-知识发现.
作 者：陶爱萍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教务处,浙江,舟山,316004 刊 名：高教论坛 英文刊名：HIGHER EDUCATION FORUM 年，卷(期)： “”(5) 分类号：G649.21 关键词：书院 兴衰史 现代高等教育 启示篇3：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理念及人文精神再论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理念及人文精神再论
・ 随着宋代书院的隆兴，中国古代教育进入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官学、书院发展的鼎立之势，与此相伴随，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养之规”、新的教育机制应时并起。其中书院独树一帜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更是成为了气势磅礴而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潮。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教育理念，重视人的道德品性的培养是儒家的传统，自古已然。自从孔子提出“仁者，人也”而以道德属性定义人之后，儒家都把道德品性看作是人的本质，所谓立人、树人、教人归根到底即是培养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和品性。孟子以为夏、商、周“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瞻文“乐上”》)。这就是说，“三代”设教立学无非是以人伦道德教化人，亦即是以人伦道德塑造人的道德人格。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类似于董仲舒把人伦道德置于学校教育的中心，唐代儒者孔颖达亦曾提及。他说：“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古代学者以为，教即教化，学乃是接受教化。把教育看作是人伦道德的教化，这是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然而中国古代是以等级特权为其本质的社会，社会关系所有一切几乎都烙上了等级的印记。“学在官府”，教育是一种特权，各类官学的生员都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受这种特权。在人被等级化的社会，贵族子弟与他们的先辈一样，被认为是先天所注定的高贵，在理论上广为流传的.“性三品”说即是对此的概括和肯定，到唐代明确地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贵族子弟之类被认定是人性的上品，先天注定的高人一等，不存在教化问题，儒家关于必须对人进行道德人格的塑造，对他们是不适应的。质言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在享有例外权的官学是行不通和不必要的，或者说被排除在官学之外。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人伦道德教化，严格地说被看作是对下层民众的，所谓教化乃是一种社会教化，并未真正成为古代官学教育所必须实施的教育理念。 古代的以等级特权为本质特征的官学教育，到宋代立国时仍然如此，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更是深深地烙上了官字号的印记，官学成为了科举的附庸，官学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官学”。它对教育带来的危害越来越明显，悖于社会发展的情势，成为教育发展的桎梏和障碍，特别是与宋代起于民间而正在兴起的带有平民化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如宋代儒学的复兴必须打破佛、道思想统治一样，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也必须革除官学弊端，破除官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时代的催生下，南宋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史无首例地对官学批判的热潮，当时的理学家和书院大师都几乎参与了这场批判。其锋芒指向官学教育的种种弊端，涉及到官学教育的方方面面，举其要者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官学教育已成为一种“科举之学”，不是立学教人，似乎官学为应付科举考试而设，危害至深。朱熹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又说：“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朱文公文集)，卷58)学为科举而学，教为科举而教，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或者说工具，朱熹认为这不仅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材，相反的却“坏人心术”，造成了生徒应付科举考试的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 其二，作育人才神圣的殿堂变成了“声利之场”，学校变成了争名夺利的跳板和阶梯。朱熹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善其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朱文公文集》卷69)在此追逐名利的驱使下，“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本义，而无复先王之意”。虽堂而皇之曰太学，其实“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 (同上，卷73)。受教育者虽“有志于义理者”，希冀得到儒家关于做人的学问和经世致用的真学，但由于太学是“声利之场”，而若无所教，“而无所求于学”。尽管有月季考核的规定，但不但不能促成德行道艺的成长，相反“只以促成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由此朱熹得出结论说：“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失去了作育人材的历史使命。毫无疑义，必须进行教育改革。 其三，正因为官学教育成为“科举之学”，成为了“声利之场”，因此，它不是“储材之地”，不是人材的摇篮，而成为了“弃材之地”。事功学派的思想家叶适指出“今之学校，乃为弃材之地”(《叶适集》，卷3)。 类似以上对官学的批判，不只是当时的思想家和书院大师，宋代的重臣和大吏同样也有挞伐，与朱熹同时的朝廷重臣赵汝愚在上皇帝奏疏中对官学的弊病进行了横厉无前的斥责：“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竟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谁荣辱深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路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赵汝愚在此虽也批评了科举考试存在的一些弊病，但主要是批评官学的弊端，他认为宋代虽大兴文教，大力设置官学，然而所热衷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竞争，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忠信之俗微”。不仅如此，学校只专于技艺，即谓“工雕篆之文”，对进修之志、道艺德行却漫不经心。正因为如此，学校不象学校，“视庠序如传舍”，神圣的作育人材的殿堂变成了旅店驿站，师生不象师生，“目师像如路人”。自不待言，这样的学校达不到立学教人的目的，因此，同朱熹一样，赵汝愚急盼朝廷整肃。 赵汝愚同时代的兵部侍郎虞俦基于官学之弊，也上疏朝廷说：“窃怪近年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以衣冠以诳言欲，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续文献通考》，卷40，《万有文库本》)虞俦在此所指州郡之学多废坏不是单指学校设置衰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学校失去了立教育人的本意，生徒们“假衣冠以诳言欲”，不知礼仪，失去了斯文本色，以致洁身自好者，耻于入门。 ・ 对此情形，掌教者则不闻不问，自以为自己是不被重视的“冷官”，所以听之任之。学校衰败情形正如南宋学者黄勉斋所针砭：“苟徒资口腹，谋利禄，漫不加意，则既失崇尚教育之旨。”((黄勉斋先生文集・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志)卷5)在宋代有识之士看来，宋代教育已出现了危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如何进行改革呢?岳麓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拭认为，宋代教育虽然弊病丛生，但归根到底是“不悦儒学，争驰功利之未”(《南轩文集》，卷1)。张拭为宋代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要革除宋代教育的弊病，其关键是复兴儒学，质言之即是复兴或者说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恢复学校已失去的立教育人的本意，使学校真正成为作育人才的神圣殿堂，为塑造道德人格和品性作出示范，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辐射源和基地。 如何复兴儒学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呢?儒学的教育理念体现在教育的各个环节，表现在思想和制度双重层面。但办学宗旨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最能体现儒学的教育理念。因此，复兴儒学最关键的是要使办学宗旨体现儒家的教育理念，正是因为如此，书院几乎普遍地提出了儒学以德育人的办学宗旨，其中尤以享有天下四大书院之誉的岳麓、白鹿洞、睢阳、嵩山书院成为复兴儒学教育理念先锋和榜样。岳麓书院主教张拭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进行全面审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侯(刘珙――按)之为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卷10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拭对书院的办学宗旨与官学教育的办学宗旨作了本质上的区别，划清了界线，其区别有三：其一“但为决科利禄计乎?”诚为前述，官学教育是以科举考试和士子进身官场为办学目的，书院教育则对此予以摒弃，提出“传道”而济民，把“明道”和“济民”作为办学宗旨；其二“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工而已乎?”事实一再表明，官学为了使士子们进身官场营造了一个阶梯和捷径，专于文辞技艺之工，书院教育则不同，它所关注的是生徒们的德行道艺的培养；其三官学把学校变成“声利之场”，而书院则恢复儒家立教育人的本意。如果把以上官学教育与书院教育的区别加以归结，那么这种区别即是教育理念上的区别，书院所坚持的是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而官学所实施的仍然是等级化教育的办学思想，前者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后者则表现为对道德完满性漠视的一种等级特权思想。 把教育变革聚焦在复兴儒家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宋代的书院大师几乎都如此，与张拭同时并是挚友的朱熹便是突出的代表。朱熹把书院办学宗旨直接地规定为以忠孝道德教育人和培养人。他说：“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为忠为孝也。”(《朱子语类》，卷109)朱熹认为以忠孝教人自古已然，这是儒家的教育传统。首先，他指出自古以来所奉行的是一种“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换言之，学校教育并不是为生徒寻找和提供做官的捷径和跳板。“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其中而受学焉”(同上)。这就是说，古圣先贤设学立教，为的是民众普遍地受到如何作人以及如何使人在家和国、社会关系中定位的教育。再次，朱熹认为古代教育是人伦道德教育。“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朱熹集》・卷78)。这说明学校教育要秉人性，以道德去开导和劝勉生徒，对生徒全面地灌输人伦道德思想，使其内化为主体的意识，外化为道德实践，行于五伦之间，推之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一言以蔽之，要形成一种稳定而一贯的道德品性。朱熹认为以上既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是先王古圣所设学篇4：加拿大高职教育特色及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
加拿大高职教育特色及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
加拿大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先进,管理高效,与工商企业界联系紧密,师资队伍具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培养的学生深受企业欢迎.借鉴加拿大的高职教育经验,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马乔林 作者单位：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通,226006 刊 名：成人教育 PKU英文刊名：ADULT EDUCATION 年，卷(期)： “”(11) 分类号：G719.711 关键词：加拿大 高职教育 特色篇5：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论文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论文
摘 要：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悠长，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我国古代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谈起，对其发展经历进行了简要回顾，总结分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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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青，《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第10期；
7、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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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中耀，《关于大学精神的思考》，《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
篇6：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中国从古代建国以来，我们从历史上看，自汉朝统一中国之后，在教育制度上，就有了一个很精细很明确的概念， 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哲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以说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尚未发觉文明之前，中国人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帮助人类自己安乐和平；深知教育是强国富民之本，与国家民族之前途密切相关；而小学教育是扎根，教育应从儿童着手，所谓童蒙养正。
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朝。孔老夫子有教无类-- “教不倦，学不厌”的伟大精神光耀千秋。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教育是什么？在中国孔孟传统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与宇宙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超越时空，从《礼记》上领略中国古代的教育场面和读书之乐：童子七岁的时候，离开父母跟著老师，只有节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师学什么呢？学洒扫应对。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学校里面能够侍奉老师、侍奉学长，回家去自然就会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姊妹，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是背诵重要的经典。老师选出来教他读，督促他背诵，一遍一遍去背 ，一天要背几十遍、上百遍。诸位想想这目的何在？是不让学生胡思乱想。小孩不给他事情做，他会胡思乱想，用这种方法训练他的智慧。整个小学从七岁到十二岁，都不讲解义理，就是叫他背诵，背得滚瓜烂熟，他心里没有妄想，只记诵许多圣哲的智慧结晶。十三岁入太学，太学授课就是讲解研讨。太学里的老师教学，不一定是在讲堂里面，摆著书本坐在讲台上。那时候学生少，一个老师大概只带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小班，老师也都是专家，对于学问，他一生专攻某一经论，他专讲授这个科目，老师往往带着学生游山玩水，领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归来，他的课程也讲授完毕。为什么呢？课程典籍老师背得很熟，学生也背得很熟，讲课不需要带课本，讲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每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没有空格；不管哪个地方刻书，都是这个规矩。所以上课不带书，老师带着学生去玩 ，带着酒、带着菜，学生替老师拉车，服侍老师，教学是那么自在快乐。所有要修学的课程都在小学完成背诵，以后就不要再用书本了。现在诸如国学大师南怀谨，他到七十多岁写文章，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这都是他小时候背的。
而现在读书的情形却太苦了！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高中，课业较为沉重。而所学的也仅仅是技艺和谋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学问第二、技艺和谋生之道是最末的。我们今天把教学的重点丧失掉了，所教的仅是技术，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丧失掉了，哀哉可悲！民国以来，学校废弃了中国两千多年所行的制度，一味采取西方的教学法。一味强调培养创造力、创新思维。试问一个小学生，乃至一个初中生，技艺、知识、经验都十分有限，你叫他去创新、创造，他没有一定的根基，他造什么？
外国人对儿童很爱护，无微不至，小孩是随心所欲 ，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儿童时代享福。中年在社会上奋斗，苦苦挣扎。由于东西方人观念不同，老年的时候住在养老院很可怜，孤独寂寞，极少能与后代享受天伦之乐。所谓老年人的坟墓，中年人的战场，儿童的天堂。我们中国人则和他们相反，童年时代父母师长管教很严，规规矩矩，教给孝悌忠信，培植培福的根；中年时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晚年时代享清福、颐养天年。人生的境界逐步提升，止于至善，这是较为圆满的人生规律。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比拟的。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符号表达的意趣非常浓厚，这个 「孝」字可以说代表了整个的教育，从小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小孩子。这「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间没有代沟，不但父子是一体 ，父亲上面还有父亲，一直追到无始；儿子再往下还有儿子，人生代代无穷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西方没有这观念，西方人父子有代沟；所以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祭祖先？几千年前的祖先，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祭他？他永远无法理解。但是儒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要从那里做起？要从这基础上做起。离开这个基础，和平只是口号，绝对不能成为事实。儒家的教育致力于孝道的发扬光大。横的一面是兄弟、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是推展出五伦五常，「伦」是「伦理」。“夫妇“，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最小 的一个圈。「室」，指同住一个房间。室外面是家，家有“父子”，有“兄弟”。家外面 是社会，社会有“君臣，有“朋友”。从前「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用不上的，因为五伦就是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是一个整体，还喊什么团结呢？人与人之间，有名份，有义务，所以五伦就有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诚友信、君敬臣忠他有他本分的责任，他有他应尽的义务。“仁、义、礼、智、信” 这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现代，乃至未来，能够拯救和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惟有中国的孔孟教育……台湾学者、被誉为“中华经典推广读诵第一人”的王财贵先生说：最高级的教材是“四书”，第二级是“五经”，第三级是唐诗、宋词、古文……
今天，我们借古鉴今的意义何在？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对于固有的文化应当继承恢复，取其精华。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应当再认识、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艺、经验经过几千年的浓缩沉淀，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国家、民族、社会强盛之本。在教育上，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让优秀的文化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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