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讲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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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韩愈的《师说》讲析
韩愈的《师说》讲析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一个中下级官僚家庭和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较好的但又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叔父云卿、伯兄韩会都是倾向于儒家复古运动的人物，这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
韩愈3岁时父母双亡，靠伯兄韩会生活，韩会去世，由寡嫂郑氏抚养成人。家庭的不幸，促使他刻苦努力，认真读书，尽通《六经》百家学。25岁成进士，但仕途不顺，历经坎坷。先后曾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职，因上疏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后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任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后，被召回任国子学祭酒，后历任兵部侍郎、京北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职，57岁去世。
韩愈生于安吏之乱以后的中唐，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五个皇帝执政的时代。这一时期虽然有过几十年苟安的太平，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人民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中兴”的局面出现，但当时唐朝已经腐朽，藩镇割据和政治腐朽的局面已无法挽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和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佛道二教的盛行，大量的僧侣，道士已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一些人在寺院、道院庇护下逃避赋税，国家收入减少，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佛教虽有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作用，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但它不侍君主，不负担赋税，却直接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之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有矛盾的。韩愈深通儒经，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他反对佛教，主张发扬儒家的道统，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
韩愈的主要政治思想是恢复儒家道统，他所说的道统就是历代相传的孔孟之道。他主张施“仁政”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要求朝庭宽免赋税徭役，关心民间疾苦。强调“三纲五常”，用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教育人民。他反对佛教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在当时有维护统一的意义，客观上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他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宣扬君权至上，强调封建的等级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他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段话是他对儒家政治核心思想的概括。他主张“文以载道”，提倡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为复兴儒学服务的。他的许多政治思想，都反映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如《原道》、《原性》、《原人》、《谈苟》、《谈墨子》、《远浮屠文畅师序》、《州孔子庙碑》等。
韩愈继承并发扬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担任教职或地方官时，他都十分重视教育，做了许多发展教育的工作，直接间接地培养出一批人才。他一生提倡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在他写的文章中有不少关于教育的观点，有的直接谈教育，如《师说》、《进学解》以及一些书信等文章，也有的用寓言形式写的杂文，如《说马》等用形似写物，实系写人的手法，以马喻人，论述了选材、用材之道，文笔通畅、言简易赅、鲜明生动、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实系千古难得之好文章。
韩愈的教育思想是直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教育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儒家经典。韩愈曾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故在教学和学习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他的文章中也有阐述。他还特别论述了师资问题，讲到教师的作用、地位等问题，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韩愈任四门博士时，针对当时耻于为师，不重视师道的风气，而写的一篇文章。他不顾流俗的'x谤，不但自己敢于为师，而且写了此文，阐述自己对师道的看法。文章说理清晰，感情充沛，说服力强，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一）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有三：
1．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首位，也是根本。
2．受业。所谓“受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然传封建之道，当然要教以封建之业，就是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拄能方面的教育。这里所说的“受业”，也就是“授业”的意思。
3．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受业与解惑是为传道服务的。当然，只说传道，没有受业，道亦不存。如不解惑，则道不明。所以三者虽有主次，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韩愈所以明确指出传道、受业、解惑为师者的任务，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了。既然是一切为了传道，那么教师首先是为了传道，如果只习其句读，而不知道传道，那就是“小学而大遗”。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教给学生一些书本知识，而不传道，就会因小失大，失去教师的作用，不能完成教师的任务，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教师的本质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把道理解为社会主义之道，用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去传社会主义之道，也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品德教育。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二）教师的作用
《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总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师的重要，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三）什么是师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和师的重要，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我们今天谈的是社会主义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政治、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的要求。当然，他还不能用准确的语言，科学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篇2：韩愈《师说》赏析
韩愈《师说》赏析
此文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全诗的赏析如下：
【原文】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简析】
本文论述了教师的作用和从师学习的重要性，阐明了能者为师的道理，抨击了时俗轻视师道的不良风气，为开展古文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韩愈的《师说》，曾被誉为胆识兼备，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品。他关于教师的职能的提法，就有精辟独到之处，以前从未有人提得这么明确;他主张以道为择师的惟一标准和能者为师的观点，更突破了封建观念，针砭了当时竞以门第相尚，不重真才实学的流弊;关于“人非生而知之”有惑从师的论断，也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值得肯定。但是，作者在文中流露出来的“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至于教师职能这个命题，虽有借鉴的意义，但必须扬弃韩愈所指的具体内容，而赋予新的意义。
本文在写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整篇文章从立论、论证到结论，环环相套，紧扣中心，布局谋篇，颇具匠心。在论证的过程中，又有的放矢，有破有立，有褒有贬，有虚有实，有综合有分析，理论联系实际，极有说服力。对比手法和排偶句式的大量运用，正反两面的反复论证，也使得文章的主题更为鲜明突出，气势更为顺畅壮盛，不仅感情充溢，而且增强了论辩的逻辑力量。
篇3：韩愈师说讲解
韩愈师说讲解
文章写在公元八百零三年，这时韩愈虽然才三十五岁，官职也不很高，但是他在文坛上已经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起来。韩愈为了能使古文运动得到更好的开展，他不仅自己从理论到实践刻苦努力，而且广泛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韩愈的这种作为，是六朝以来长期所没有的，因而人们往往引为怪事，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指责他好为人师。但是韩愈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无所畏惧，继续为开展古文运动而努力。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盖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讥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可见韩愈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上不重视求师学习的不良风气，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强调了从师的重要性，论述了为什么要从师和从什么人为师的道理。这里所说的古之学者，不仅指古代作学生的青少年，也包括古时有志于学问的成年人。文章论述老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就是传授儒家的道统；授业，就是讲授古文六艺之业，解惑，就是解释对前两者的疑惑。韩愈认为人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的，谁都不可能没有疑惑，因此谁都不能没有老师；如果有了疑惑而不向老师请教，那末疑惑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什么人可以为师呢？他说：比我年长的人，比我先懂得道，我可以拜他为师；比我年轻的人，也比我先懂得道，我也可以拜他为师。我所要学的是道，哪用得着去管他们的年纪是比我大还是小呢？所以，不管是社会地位高的贵人或者是社会地位低的普通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只要他懂得道，就可以拜他为老师，向他学习。韩愈拿道的有无作为选择老师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合乎这点，地位高低、年龄大小都可以不必考虑。这一段主要是从理论上提出论题，是全篇所要论证和宣扬的中心思想所在。下文都是根据这一论题所作的具体阐发。
第二段，作者就拿上面讲的理论来批判当时人们不重视师道的不良风尚。作者先以感叹语气，惋惜古人优良的从师风气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底下就连分三层用对比的方法来写。第一层，作者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作对比。古代圣人具有过人之才，尚且拜师求教，虚心学习；而现在有许多人的才智跟圣人相差很远，却反而以向别人学习为可耻。他指出：圣人的所以具有聪明才智，愚人的所以愚昧无知，这种分野的根本关键，就在于他们能不能尊师重道，虚心学习。文章在肯定了尊师重道的必要性以后，第二层就深入一步揭露有些人对待师道的错误态度。这一层，把为子弟选择老师跟自己不愿拜老师作对比。批评有些人为子弟选择老师，自己却耻于从师。同时指出那些子弟的老师，也只是教人句读，并不能够尽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学习句读要拜人为师，而大道茫惑不解，却不愿拜人为师，他认为这种人小的学了，大的丢了，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高明的地方。这一段的第三层，作者又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来批判当时士大夫们的不能尊师重道。巫医乐师百工这些下层社会的人都不以拜师学习为可耻，而士大夫们一听到人家说老师弟子的`事情就聚拢来嗤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那个做老师的和学生的年纪差不多，道术也差不多啊！这些人认为：向社会地位低的人学习是很羞耻的，而向官位显盛的学习又显得有点阿谀奉迎。这样，师道的不能恢复，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百工等人，社会地位低下，是士大夫们认为不足挂齿的，然而现在这些士大夫们的聪明才智却反而不如他们了，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一层，作者把师道之不振，完全归咎于当时的士大夫们，说他们的聪明才智，实在连巫医乐师百工等普通人都不如！这里一连三层，都列举事实进行对比，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士大夫们不能尊师重道的愚蠢，表露了作者对这种不良风尚的愤懑情绪。和文章第一段的总的论题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文章步步深入展开。
第三段，文章又转入正面阐述，以当时人们奉为至高无上的大圣人孔子的言行作证，来说明人必有师，人们应该多方面地向别人学习，而老师和学生也只是相对而言的。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都是春秋时代的学者，传说孔子曾经向郯子请教官职的名称，向苌弘访问古乐，向师襄学习弹琴，向老聃学习周礼。这些人的贤能，在总的方面都远不及孔子，而孔子尚且愿意向他们学习，这说明孔子是很善于学习的。他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一句意义深长的名言。韩愈在这里拿孔子的言行作为例子，主要在于说明不一定自己不如别人才向别人学习，鼓励人们应该虚心好学。他认为学生不一定都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什么都比学生高明，只是他们闻道先后的不同，术业有专攻不专攻的区别罢了。
最后一小段，简要地说明本文写作的原因是：十七岁的李蟠，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都已学过，他没有被时下的不良风尚所束缚，现在又来我这里求学，我赞赏他的能行古道，所以作这篇《师说》送给他。
总起来看，《师说》的中心思想，着重在论述师道的重要性，严正地驳斥士大夫们的恶意诽谤，抨击时俗轻视师道的不良风尚，为开展古文运动扫除思想障碍。作者在本文中所发表的如何求学的见解是极其精辟的。他对于读书求学的议论，很能够启发后人。《师说》所提出的关于师道的主要思想是：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任何人都可以为师，不应该因为地位、贵贱、年龄的差别，就不肯虚心向人学习。韩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有胆识的，他对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相师的不良风气，确乎起了挽救和校正的作用。韩愈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道虽然具体指的是儒家之道，但在一千多年前，韩愈就能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说法，也是很有魄力的。他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归结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提倡师生教学相长，这也确实可以鼓舞大家相互学习的风气。
《师说》这篇文章在写作上是非常成功的。
首先，它具有高度的说服力。这固然和作者所提出的理论的正确性有关系，但是和作者采用了较好的说理方法也是分不开的。韩愈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师道的必要性，批判士大夫们不能尊师重道的不良风尚。整篇文章从立论、论证到结论，都紧紧扣住这一点，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文章开头第一段，先正面从理论上阐述师道的重要性，并提出选择老师的标准，作为全篇文章的基本论题。接着第二段，就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实际，连用三层笔墨，一层深一层地揭露和批判当时人们对待师道的错误态度。这三层文字，作者抓住了它们内在的本质联系，步步开展，有理论，有事实，有分析。文章反复起伏，好象剥笋，剥了一层又一层，越剥越深，越说越透，又如海涛，一浪推动一浪，起伏不断，直到最后把问题的本质核心完全揭露无遗。最后第三段，又归结到从正面作结论。举出孔子的言论行动作为例子，目的也在于加强结论的说服力量。整篇文章从虚到实，又从实到虚，正、反、合三大段文字，有破有立，虚实结合得很好。文章谈理论，却不是空发议论；举事实，也不是现象罗列。因此文章不蔓不支，很有说服力。
第二，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气势。韩愈的散文，在风格上具有雄健明快、汪洋恣肆的特色，这是古今研究韩愈散文的人所一致公认的。北宋的苏洵，评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师说》在风格上也表现了这种特色，气势异常充沛，形成韩愈散文这种风格的因素当然很多，但是就《师说》来看，作者根据内容的需要，在语言上善于创造性地运用排偶的句式，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什么叫排偶的句式呢？那就是把范围相同、性质相近的事物，采用结构相同或相类似的句式接连在一起来表达。这种句式如果运用得好，它可以有助于增加文章的气势，使文章如波浪滚滚，汹涌不绝。《师说》里的排偶句式很多，例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排偶语句，使人读起来不仅感到气势很盛，而且有一种音节的美，在语气上很自然流畅，它跟骈体文雕琢堆砌的排偶不同，所以常为后来许多写散文的人所运用。
第三，《师说》整篇文章写得都很好，尤其是第二段写得更为精彩动人。这一段开始，未说先叹：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这两句，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出奇，然而联系上段来看，就显得非常有力。因为文章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它使文章掀起了一道波澜，避免了平板和呆滞。这两句往下，作者一连安排了三层对比，来对士大夫们不重视师道的愚蠢行为进行批评和讽刺，笔端饱含着感情，真可说嘻笑怒骂，淋漓尽致！
这段文章在语言运用上的错综多变，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例如连用三个对比，每个对比的结尾都指出当时不重视师道的人的愚蠢，但所用的语气都不一样。请看作者把古之圣人和今之众人对比之后的结语：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这个结语带有质疑、设问和论辩的味道，非常发人深思。再看作者拿为子弟择师与自己不愿从师对之后的结语：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这个结语就完全是下判断的肯定语气，说得斩钉截铁，毫不含糊。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和士大夫作对比后的结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个结语就采用了感叹的语气，富有感情色彩，它不仅表露了作者的不满情绪，而且显示出对他所批判的论敌的鄙夷和蔑视。
这三个结语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调，在次序的安排上也是颇有匠心的：先疑问，后肯定，再感叹。这样，不仅文气很顺，而且也增强了文章论辩的逻辑力量。
此外，《师说》在句式和语言的错综变化方面，可供我们细细琢磨和借鉴的地方很多，比如第一段开始，作者即创造性地采用接句法：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第二句句首的师字和第一句末尾的师字紧接着。往下：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第二个惑字也是紧接着前一句末尾的惑字而来。其他如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也都是采用的接句法。这种句法，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急转直下，不可抑止。
又如第二段中的交错句式，运用得也很好：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这种句式奇突而不一般化。我们如果把它改写为直叙句：句读之不知，则师焉；惑之不解，则不焉。显然就变得比较平淡而没有原来那样有力了。
再如这同一段中：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直接采用士夫大们对话的口吻来写，它不仅表明了士大夫们对从师计较年龄地位的错误态度，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神情。文章直接引用他们的原话以后，紧接着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两句，便立刻改用作者对士大夫们的言行进行评述的口吻来写，使两种不同的态度，针锋相对。这也是本文运用语言善于错综变化的很好例子。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篇4：师说韩愈赏析
师说韩愈赏析
师说
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赏析
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的骈文，大力提倡继承先秦两汉以“言之有物”的语言表情达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改变了不良文风，起到了解放文体的作用，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师说》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鼓励后进，应当刻苦学习，勇攀高峰。韩愈的这篇力作，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正面论述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择师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提笔点题，单刀直入。“古”字指出从师的历史传统，“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强调从师的必要。一开头就揭示出学者和教师的关系，作为全篇纲领，肯定坚决，不容辩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面规定了老师的职责范围，指出老师的作用，说明从师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指出认识事物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连用两个“惑”字，突出说明不从师的害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列举两种情况，旨在说明“闻道”是从师的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诠释前文，又强调从师是为了学道，凡有道者皆可为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进一步论述择师的原则。这是作者所说师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有道为师（包括“能者为师”）的原则，正中当时积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从师的恶果、表现和原因，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从反面论述从师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段首以感慨的语句开头，笔锋突转，引起读者注意。承上文“解惑”，从反面指斥当时不重视从师的不良风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旨在说明士大夫的无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连用两个表程度的副词“益”来说明，从师的态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补充上文，进一步点出结果，以反问的口气启发读者深思。以上为分论的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焉”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众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释童子之师的作用，既有比较的意思，又为下文的“小学而大遗”做铺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比较的结果，落在“小学而大遗”上，足见那些耻师之人是糊涂的。以上为分论的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对比居于下层的人与士大夫之族对待从师的态度。“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写出士大夫极为荒谬的话是为下文的评说感叹准备条件。“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几句是作者的感叹之词。点明师道不复的原因，对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叹。以上为分论的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三段，以孔子对待老师的言行为例，说明从师应有的态度，阐明教和学的关系以及能者为师的道理。照应篇首“传道授业”。
“圣人无常师。”此语见解精辟，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引出择师的典范。“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从师的行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师的言论，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紧呈上文得出的结论，且与开头的“闻道”、“师道”相呼应。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从表扬李蟠，再肯定从师。总结全文，点明主题。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重视师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师道“作师说以贻之。”结尾点题。
本文的主旨是论述老师的作用，兼及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在论述过程中，批判了当时士大夫之族在从师学习问题上的愚妄态度，阐明了自己对师生关系的见解。论述时先从正面立论阐述，再从反面提出驳议，驳议时使用了对比手法。然后以孔子为例，得出强有力的结论。除开头立论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起句奇崛，气势磅礴。这篇文章不但开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几乎都是这样。韩愈常把自己的结论凝结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行文时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篇5：韩愈师说赏析
韩愈师说赏析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全诗欣赏如下：
【分段赏析】
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理解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评析：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本句翻译时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义和作用。
运用：(翻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授学业、解答疑难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评析：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师的职能作出了理论论证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实论证之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结尾，化繁为简，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运用：(翻译)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先有后，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关于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的资料
① 孔子师郯子。《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杜预注：黄帝之子，己姓之祖)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杜注：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杜注：即历正之官);玄鸟氏，司分者也(杜注：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杜注：失官，言不修其职也)，学在四夷，犹信。’”
② 孔子师苌弘、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按：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天运篇》)
③ 孔子师师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师师襄的故事，又见《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淮南子》)
【赏析】
韩愈的原意：是因为自己接受了门徒，为了抵制当时舆论的非议，所以写这篇文章自解。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是作了先生，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他，人们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本来，只要是一个人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我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武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任他为老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求学的人听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给“传到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听。
“弟子不必不如师，是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瞎说。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过老师。这也是辩证法，对里面的统一。老师和学生可以互相转换，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之处。
《礼记》的《学记》有一段著名的话，意识也和这相近：“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肴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说命’曰：‘斅学半’。其此之谓乎!”礼记的话随着重在自反自强，不如韩愈说的更彻底。但是它所说的“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所引的“斅学半”(就是说教学各居其半，相反而相成)，就是在今天说来，也还是颠颇不破的。
做先生的必然同时做学生，或者首先做学生，像马克思所说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个道理说来很浅显，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很不容易承认，特别是当老师当久了的人，或者像韩愈所说的“术业有专攻”的人，就很不容易接受这个辩证法。
老师们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倒也事出有因。“弟子不必不如师，是不必贤于弟子”，虽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韩愈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封建时代却并不通行。正好相反，“天地君亲师”，在封建时代，老师是同“天地君亲”在一起，居高面临下，弟子哪里能同老师上下平等而又矛盾统一呢?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弟子毕竟是弟子，怎可已超过老师?这个观点相沿成习。
新的师生关系，倒真像韩愈所说的，是“不耻相师”。就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真正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
从学生方面来讲，应该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尊重真理的精神;从老师方面来讲，也应该像孔夫子那样，有一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雅量。
韩愈援引孔子的先例，作出判断说，“圣人无常师”。这句话的意识，是说真正聪明有学问的人，没有一个一定的'老师;见人有学问，不管是谁，就认他为师。我想还得给他添一句：“师亦无常道，”就是当老师的并不经常等于真理。一个当老师的人，既要用于坚持自己的真理，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非真理。要保持师位的，不妨试一试这条方案，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
在另一方面，当学生的也应当了解;既然师和弟子并不以师必贤于弟子、弟子必不如师为条件，那末，今天的学生在看到老师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以后，也就不应该马上得到结论说，老师，老师再不能做老师了。某一方面的短处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短处;反之，某一方面的长处也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长处。今天的学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应该深切地认识自己知识的还很有限，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这就是我的《师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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