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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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玄学与科学论文
玄学与科学论文
对玄学与科学关系的两种理解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几百年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科学开展了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开始从哲学的母体中解放出来,开疆拓土,地盘越来越大;而哲学则仿佛是旧时的宗主国,一退再退,领地愈来愈狭。于是不断有人预言:哲学即将终结;或者干脆断言:哲学已经终结了。与此相应,则是哲学的一些忠贞不渝的卫道者,主要是哲学界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针锋相对,捍卫哲学的尊严,然而他们抗争的呼声往往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同时,哲学界还有一派科学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了哲学的立场,他们的所谓“哲学”,实质上已经是科学而非哲学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亟待回答的前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致不外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可谓“取代论”,这是科学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太有限,太“不科学”,只能聊以传统哲学的方式、即以“玄想”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科学既经产生,哲学的认识方式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在科玄论战中,邓中夏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如胡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名义上虽则寄籍哲学,实际上科学乃是他的老家;由他们口口声声拿‘科学方法’做夸耀骄衿的无价之宝,便可以证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象社鼠城狐一样,有所依据。”[21]
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立场则可谓“分治论”,这是许多人文主义者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的苦衷,一种“退守”的、略带几分伤感与苦涩的抗辩,认为哲学与科学各有其疆域,应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这种疆域具体如何划定,则又各说不一。
在我看来,“取代论”自有它的几分道理。传统的哲学“日不落帝国”对许多领域的统治,确实应该由科学的自治取代──事实上,这种事情早就开始发生并且仍在进行。但这个过程无论进行到哪一天,哲学都不可能最终被逐出精神生活的王国。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会存在一天,因为科学固然可以而且应该“拒斥形而上学”,但人却做不到,人不能不与“形而上学”打交道,因为(下文我将说明)“形而上学”乃是人之行为的思想前提、人之生存的精神条件。所以,“分治论”也有它相当的理由。康德说,他为理智划定界限,是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这个说法颇有充分的理据,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论域,它是人之行为的必要前提,但科学或理智永远不可能“证明”它,而它正是哲学的论域。
但这种“分治”观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还是不充分的。其实,更进一步考察起来,哲学的论域不仅超越了科学,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科学;“形而上学”问题不仅为人类日常行为、而且为科学提供前提──具体来讲,它所提供的,乃是人之任何行为所必须以之为前提、而又永远不可能被任何科学证明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关于“生活”、“生存”、“存在”或者“实在”的一种“认定”。没有这种关于实在的信念,人,包括科学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而势必陷于比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还要严重万分的状态,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吴稚晖当年曾指出:“即通明的哲人
[1] [2] [3] [4] [5]
篇2:玄学与科学
在科玄论战中,对于科学家丁文江攻击玄学家张君劢,张东荪曾经评论道:“我认为丁先生不是真正拿科学来攻击玄学,而只是采取与自己性质相近的一种哲学学说而攻击与自己性质相远的那种哲学学说。”[24]“经我分析的结果,丁在君先生并没有反对玄学,只是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罢了。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丁在君先生为要反对他,所以不能不急急忙忙采取哲学中的另一种:如詹姆士杜威罗素当然是一种哲学,不是科学。”[25]确实如此。事实上,要拿科学来攻击哲学是不可能的事情。丁文江的科学观,是建立在某种哲学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观念,就是近代范畴的经验主义哲学。这里的对立不是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哲学的两种预设或关于实在的两种信念的对立。所以,当年屠孝实也指出:“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26]
关于实在的信念,确实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前提。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感觉肚子饿了,你拿起碗,往食堂去。你此时的行为是基于一个不假思索、所谓“不证自明”的信念的:确有这样一个食堂存在,它可以解决你的饥饿问题。然而这个食堂的存在乃是不可证明的,正如任何存在都是不可证明的(不仅经验、逻辑,就是实践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下文将要讨论)。但你认定有这么一个食堂存在,这就是信念。不客气地讲,所谓“客观实在”、“理念”、“上帝”等等──都是一种精神的“食堂”而已。我个人承认是一个“唯物论者”或者实在论者;但我同时承认,这并不是因为我手头已经握有了关于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证据,而是因为我拥有这样一种关于客观实在的信念。这种信念之所以叫做“信念”,就在于它的“不可证性”。现代实验物理学已经或多或少悟出了这一点,这是大家熟知的,无须我在这里唠叨。
不仅科学无法证明实在,哲学本身也不提供这种证明。近代以来的哲学历史已经表明,“实在”实在是“不可知”的。近代以来,哲学企图以两种途径去通向实在: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一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我们知道,经验主义哲学本欲通过“感知”把握实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感知经验这个东西压根儿就靠不住,结果走向“不可知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蠢太笨,而是因为经验或感知本来就无法证明实在。理性主义又如何呢?笛卡儿的理性分析确实令人叹服;但我们都
知道,这一切都建立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公设之上。在笛卡儿看来,“我在思考”乃是不证自明的实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凭什么说“我在思考”?焉知你不是在“庄生梦蝶”或者“蝶梦庄生”?你能拿出证据来吗?如果能拿出来,那个证据肯定就是经验,而经验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那么,你能推出这个结论来吗?纵能推出,既是“推出”的,那就需要逻辑前提,也就是说,“我思”仍然不是原初的前提。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思”正是笛卡儿的一个信念。所谓“不证自明的”,其实就是信念而已。
接下来是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于哲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其一,他试图弥合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其二,然而他意识到这两者都不能把握实在,如果不自量力,势必陷入“二律背反”。既然如此,德国古典哲学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迈进:“自我意识”的“思辩”──通过思辩的途径来打通主体与对象的限隔,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我们应该心知其意:不论“自我意识”,还是“绝对精神”,都既不是经验归纳出来的,也不是理智分析出来的;“思辩”不是“证明”,它只是一种对信念的阐释。说到底,哲学不应该是一种“证明”,而只能是对存在或实在的一种阐释。哲学不可能、也不想证明什么;它只是对关于实在的某种信念加以阐释,或曰给出一种“说法”。至于你信不信这种说法,那仍然是一个信念问题。
所以,给某种哲学冠之以“科学的”名目,那是荒谬的:不是这种“哲学”本身荒谬,就是这种叫法荒谬。至于所谓“科学哲学”(应该不是Scientific Philosophy,而是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我想,如果它是哲学,就绝不是“科学的”;如果它是“科学的”,那就一定不是哲学。
关于“实在”的证实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讲,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已然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是不可证的),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人们对马克思的意思往往有一种极大的误解,以为实在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证明的,却是实践可以证明的。其实,实践同样也不提供关于实在的任何所谓“证明”。一旦以为实践可以提供这种证明,势必陷入理论困境。这道理很简单,实践本是主体性、目的性的活动;实践的成功,正是主观目的的实现,因而你虽然可以说是证明了主观符合了客观,然而同样也可以说是证明了客观符合了主观──这就是说,它所证明的正是“意志”、以及由意志所支配的主体理性的力量。你凭什么敢于肯定,实践的成功不是如费希特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证明的“信念”。
这正是德国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意志主义的倾向。不要说费希特、谢林、叔本华,便是黑格尔亦如此。例如黑格尔哲学,通常谓之为“理性主义”的;但实质上他的“绝对理性”是一种“绝对意志”即绝对主体性,理性不过是它的自我展现的形式;换句话说,思辩理性只不过是那个绝对主体意志的自我展现。因此,这个过程就表现为知、情、意之同一。所以,思辩是绝对意志通过自我否定而达到自我肯定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思辩”只是绝对意志确立关于自我的绝对信念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阐释”。
这就涉及了“如何得到关于实在的信念”这个问题。信念是怎么得来的呢?这种信念既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也不是逻辑演绎的结论。对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经验是不能为他提供信念的,因为他很清楚,经验是靠不住的,从个别经验中归纳出一条一般规律,往往是所谓“危险的一跃”(dangerous leap);理论更不能为他提供信念,“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的逻辑前提可以“无穷倒溯”,其终点也就是不可证实的信念。
信念的来源,我称之为“领悟”。领悟既非逻辑演绎法的推论,也非所谓“科学归纳法”的结果。当然,领悟是有经验作为基础的。没有相当的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是谈不到有所领悟的。所以,与其说“实践出真知”,不如说“实践出信念”。但是,从经验到领悟,绝非归纳的过程。无论你有多少经验,你也无法得出“实在”。一个疯子的感官往往特别敏感,但他的“丰富经验”都是虚幻不实的。领悟也与理智有关,没有相当的理性能力也谈不到领悟。例如被人视为“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实际上也大量使用逻辑理智的推导;但是,他对“生命冲动”的领悟则绝不是逻辑地推出的。反之,作为西方理性主义鼻祖的柏拉图,其“理念世界”也不是理性逻辑所能推定的。在中国,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人皆注意到了他的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殊不知他的“天地境界”,作为最“形而上”的人生境界,却并不是可以“推出”的,而只能是“悟出”的。
所以,领悟的关键就在一个“悟”字。此即海德格尔之所谓“思”,所谓“颖悟”。“悟”是一种非常复杂、玄妙的过程:它长期积累,而瞬间完成;它有演绎而非演绎,有归纳而非归纳;它是经过“经验”的,但最终是“超验的”;也是经过“理智”的,但最终是“超智”的。所谓“超”,就是并不否认感性与理性,而是超越它们。百“感”交集,百“思”莫解,可是“蓦然回首”,“一旦豁然贯通”,于是,我们获得了关于实在的一种信念。
可见这种不可证实的关于“实在”的信念当然不是科学──不论经验科学还是理论科学──所能提供的;而它倒是一切科学的前提,或者说,是一切科学由以出发的观念基础。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总是一个逻辑的系统(包括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也就是说,它总是以某种一般的“原理”来作为它的逻辑前提,这种前提对于该门科学来说便是所谓“不证自明”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它的一种“信念”。一门具体的科学依赖于这种信念,所有科学的总体同样依赖于这种信念;只不过前者是关于某种具体实在的信念,而后者是关于实在总体的信念。举例来说,爱因斯坦之发现相对论,便是基于他对“时空”范畴所进行的新的思考的。而他对时空范畴的新思考,既非经验、亦非逻辑理智所能处理的,实际上,那是极为典型的哲学思考,或者说,那是一种“领悟”。爱因斯坦谈到自己发现相对论时承认,“对于发现这个中心点所需要的批判思想,就我的情况来说,特别是由于阅读了戴维・休谟和恩斯特・马赫的哲学著作而得到决定性的进展。”[27]又如现今物理学所提出的“超弦”概念,虽然可作所谓10维、12维空间的数学处理,但“超弦”观念本身的产生和提出,则是哲学领悟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也同样不可“证实 ”,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物理学家的信念。我们记得,胡适曾经嘲笑张君劢,说孙行者(玄学)怎么也不可能跳出如来佛(科学)的手掌。后来张东荪又如法炮制:“我现在亦学胡适之先生,把孙行者与如来佛的比喻,用在
我所敬爱的丁(文江)先生身上:哲学就好比如来佛的掌心,丁先生一个跟斗翻了十万八千里,以为出了哲学的范围,其实还在如来佛掌心里。”[28]
所以,科学的基础就是关于实在的信念。对科学基础的追问,已经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经常讨论的重大问题;但最早对科学的基础提出质疑的,则是休谟。休谟关于作为科学基本信念的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的诘难,是人类思维史的一次革命。他说:“第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第二,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的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特定结果呢?我们的因果互推的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的本性又如何?”确实,科学以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却从不问、更不可能“证明”这种前提本身的性质如何;其实,这实在是一种信念而已。休谟指出:“我们如果不能指出,没有某种产生原则,任何东西决不能开始存在,那么我们同时也永远不能证明,每一个新的'存在或存在的每一个新的变异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前一个命题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够证明后一个命题。但是前一个命题是绝对不能用理论来证明的。”[29]到此为止,休谟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接下来把这种信念解释为经验的联想,也就是说,把科学的基础从逻辑理性转移到感知经验上。其实,作为科学基础的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乃是一种哲学的领悟。
话说到此,我仿佛已听见有人嚷道:“喔,你那是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确实,哲学的“领悟”作为一种特定的把握存在的方式,是“非理性”的。所谓“非理性”,是说它不是一种理性思维或者逻辑思维;但它并不是“反理性”的,也就是说,与其说它是排斥理性的,不如说它是包容理性的。它含有理性,却不等于理性,正如它含有感性,却不等于感性。领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意识形式,其独特性主要在于其对象或内容的独特性:科学所要把握的是存在的有限性,而哲学所要把握的则是存在的无限性──不仅是在时间、空间上的无限性,而且是在其“可能性”上的无限性。存在是无限可能的,生活是无限可能的。对此,你可以觉得它“神秘”,但神秘感总是出于无知。实际上,应该说哲学的“实在”并不比科学的“超弦”更神秘。
这里,让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的实践论上去吧。我们所谓“领悟”,也可以叫“实践的领悟”或者“在实践中的领悟”。前面说到,休谟把因果律的客观必然性归结为经验的联想,说到底,其实就是个归纳的问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事实上任何经验归纳都是不可能得出关于实在的一般命题的。不过,休谟又还提到,这是“绝对不能用理论来证明的”,却又接近了事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说过,这类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的领悟,既不是归纳得来的,也不是演绎得来的,而是从生活实践中“悟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出信念”。
总之,科学的进行同时需要三样东西作为前提条件:感知的经验,理智的逻辑,还有关于实在的信念。而后者是哲学提供的。哲学就是:领悟―信念―阐释。
这里我预感到有人将会提出这样的诘难:“如果关于实在的信念不可证明,如何保证此信念的客观普遍性?”这里实际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是所谓信念的“普遍性”,即如何解释人们在信念上具有共通性、“同感”或者“共识”、从而能够“交流”的问题;一是所谓信念的“客观性”,即如何保证这种信念具有实在性或者可靠性的问题。
关于人们在信念上的共性或者“共鸣”,这确实是存在的。例如许多人一致认定“物质”就是绝对的客观实在;另有许多人一致认定“上帝”才是绝对的客观实在。这种“共同信念”的产生,其实是基于主体方面亦即“人”的共性的(包括生理结构、心灵构造),此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在不同的人群之内各有其共同信念,而且在他们之间,也就是说,整个人类也有共同信念。例如不论是笃信“物质”还是笃信“上帝”,两者有一个共同信念:在“我”之外,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客观的实在。即便是佛教徒,也未能“超脱”这一点,例如典型的唯识宗的“唯识无境”说,最终总得承认“识”、尤其“阿赖耶识”是实在的。
至于对信念的客观实在性的诘难,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这种提问方式本身是成问题的,因为它问的正是所谓“主观符合客观”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先预设了一个假定,就是“客观实在”;然而“客观实在”这个预设正是我说的那种不可证明的东西──信念。王平陵曾指出:“科学的研究事物,不问其对象之真伪,但依据日常的经验,假定此现象为真有,乃立于假定之上,从而探究其原理罢了。如物理学假定物质为常在,从而究其现象的法则;心理学假定精神为真有,从而叙其作用之变化。至于物质精神为实为妄之讨论,则侵入于哲学之范围,而非科学所能担任的了。”[30]
科学对其研究对象的“真有”“常在”的“假定”,便是我们所说的“信念”。张东荪在谈到智力测验的时候曾说:“讲到智力实验,过达德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不因学习而改的先天智力,所测的即是这个抽象的智力而不是具体的学习。我想这个话丁先生听了一定不大高兴,因为不料货真价实的科学方法却背后先有一个玄学的假定。但是削去这个假定,科学的智力实验法亦立不住了。”[31]事实上,某种“玄学的假定”是科学的前提。对此,当年屠孝实曾说过:“科学虽以现实之经验界为对象,然其所用之根本概念,如物力时空因果之类皆不加批评而承认之,是固非知觉之对象,而实玄学思维之产物也。”[32]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哲学家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思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他认为,我们接受一种科学理论,实际上就接受了一种关于存在的约定或者预设,这就是一种“本体论承诺”。“我们之接受一个本体论在原则上同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相似的。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当然,“这里所考虑的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对论说的本体论许诺。一般地说,何物存在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33]但科学在说某物怎样之前,总得说某物存在,即先得有个本体论许诺。
所以,关于“哲学”的界定,我们不得不回到亚里士多德。他把哲学贞定为“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34] 。(这里所谓“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的代名词。)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是在科学“之后”(也就是“之外”)的学术。有一些问题,是科学不讨论也无法讨论的,
它们正是哲学的课题。用中国话来讲,科学研究的是“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哲学研究的则是“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康德之区分“现象界”与“物自身”是很英明的。
然而现代分析哲学居然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在我看来,科学确实应该拒斥形而上学,否则便是越俎代庖,不自量力。但那是科学而非哲学的事情;而且所谓“拒斥”,这里只能理解为“不予研究”(科学不能“拒斥”关于实在或者存在的信念,已如上述)。科学不应研究形而上学问题;那是哲学的领地。可是,哲学怎能拒斥形而上学?恰恰相反,哲学应该“拒斥形而下学”。当然,这里所谓“拒斥”,也是“不予研究”的意思。哲学不应研究形而下的现象界,虽然它可以并应当利用科学或者“形而下学”的成果。
可是,在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时代潮流”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跟着起哄,以为哲学也应该“拒斥形而上学”。结果他们忘却了自家的责任,跑去鼓捣“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之类本该属于科学的玩艺儿。说实话,我经常怀疑所谓“分析哲学”究竟还是不是“哲学”。分析哲学只是在一种意义上还是一种哲学,那就是它自在地隐含着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这里,世界或存在的本体、本原或本质,就是语言或者思维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蒯因算是老老实实承认的。可是这样一来,分析哲学本身不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了吗?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不是拿自己的形而上学去排斥其它的形而上学吗?
总起来说,一方面,哲学由于其“超验”“超智”的特性,它要借助于“形而下”的科学而超越之,从而达到对存在的“形而上”的把握;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超验”“超智”的特性,哲学又为科学提供信念的基础、逻辑的前提。
本此,梁启超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两员主将的一句评语是很公允的:“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35]仿此,我们也可以说:玄学派的过信玄学(何况只是一种意志主义的玄学),正和科学派的过于轻视玄学同样错误。关于这点,蔡元培先生有一个比较平允的说法:“人类自有一种超乎实证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要求,不能对实证哲学而感为满足。又人类自有对于不可知而试为可知的要求,不能对不可知论而感为满足。于是更进一步为形而上学,即玄学。古代的玄学,是包含科学的对象,一切用演绎法来武断的。现代的玄学,是把可以归纳而得的学理都让给科学了。又根据这些归纳而得的学理,更进一步,到不能用归纳法的境界,用思索求出理论来;而所求出的理论,若演绎到实证界的对象,还是要与科学家所得的公理,不相冲突。……所以专治一科学的人,说玄学为无用,不过自表他没有特别求智的欲望,可以听其自由。若是研究玄学的人,说玄学与科学可以不生关系,就不是现代玄学家的态度。”[36]
篇3:玄学与科学
当然,我们以上的讨论是从哲学或玄学与科学的差异性或对立性上着眼的;其实,玄学或哲学与科学也具有统一性。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两者的互动性,一是两者的同一性或一致性。
所谓互动性,是说哲学与科学总是互相依存的。王平陵曾指出:“在希腊时代的科学,全是包括于哲学之内;及科学离哲学而独立以后,哲学依然存在,并没有缩小他的范围,或消灭掉他的痕迹。不但如此,而且有许多科学者,正因为哲学而存在,他的科学的创见,才能发挥光大的;就是由科学万能的见地上,所成立的‘实证论’,要亦不过是科学的哲学罢了。更就事实而观,近代的大科学家,由科学的见地而发展,其结局税驾于哲学的境地的,正复不少。例如达尔文是一位生物学者,然而他的进化论,则超脱科学的领域,而入于哲学的范围了。赫胥黎黑格尔[37] 辈,都是进化论者,也渐次接触于哲学问题了。此外由科学方面而接近于哲学问题的,尚是很多。”“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综合。”“哲学由科学而得材料,以充实其内容,可免踏于空虚的流弊;科学则由哲学而巩固其目的与基础,以获得论理的确实性。是以二者的进步,是相互关联的,科学进步,则哲学亦必进步;哲学发达,则科学亦必有同样的发达,两者各尽其职能,于是人生便得完全的进步了。”可惜他仍然站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立场上,虽然“承认科学与哲学,有并立的可能性”,但是声称“确知其在作用上,为对立的而非一元的”。[38]
所谓同一性,是说哲学与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原是同质的东西。对此,张东荪曾指出:“我本来亦晓得哲学与科学的界限是难分的:如牛顿的绝对运动论在当时何尝不是科学,然而马赫便说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而马赫的经验论却被发明量子的濮朗克(普朗克)所讥笑,以为仍是哲学而不是科学。马赫攻牛顿,濮朗克再攻马赫,难保不再有人攻濮朗克么?”[39]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一种理论,我们往往很难简单判定它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究其原因,在于:哲学体系中往往包含有许多经验实证的、逻辑推定的内容;科学理论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直觉的、领悟的内容。这是因为,如王平陵所说:“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非全然同一,亦非全然无别,盖‘同中有异’,‘异中亦有同’。哲学必俟科学而完全,科学亦必俟哲学而始得正确;所以说科学哲学为补合的二元论,就是这个缘故了。”[40]关于科学与哲学间界线的模糊性,波普尔曾指出:“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理论(19曾受到广泛讨论),是高度思辩、高度抽象的,远远离开了可称其为‘观察基础’的东西。一切想表明这种理论也多少是‘以观察为基础’的企图,都是没有说服力的。”[41]
纵观“科玄论战”及此后数十年间关于科学与“玄学”论争的历史,我们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呢?我们这里回到本书的开头所说的:虽然科玄论战的提问方式本身无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它提出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但是毕竟科玄论战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哲学的高度上提出了问题――,而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它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提出与之不同的新的问题,而是必须改变原问题的提问方式。
至于科玄论战的问题究竟何在、究竟应当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已经展开了讨论,这里只想再次着重指出:从思维方式上来看,认知与意向的对立、知识与价值的紧张,其在理论上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那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乃至于必要性,但它毕竟总是将原本同一的东西分解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却不能在更高层次上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在哲学层面上解决科玄之争问题的形而上学基础,必是马克思的实践
论――当然是在当代哲学思维水平上被正确地阐释、发展了的马克思的实践论――,因为认知与意向在实践之初原本是同一的,知识与价值在实践之末必定是统一的。
这当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远不是本书所能胜任的。在此,作者只想向哲学界表达一个本书无暇无力承当的祈愿:重新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尤其是“实践的结构”、它与“存在”以及心灵的“意识的结构”的实质关系。
注释:
[1]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2]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3]同上。
[4]亚里士多德语,或译“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5]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下同。
[6]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收入《中西印哲学文集》。
[7]同上。
[8]张君劢:《科学之评价》,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9]蒙培元:《中国心性论》,第185页。
[10]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258页。
[11]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2]屠孝实:《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收入《人生观之论战》。
[13] 颂皋:《玄学上之问题》,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4]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5]同上。
[16]孙伏园:《玄学科学论战杂话》,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7]张东荪:《劳而无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此处引文为张氏所译。
[18]张东荪:《劳而无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19]张东荪为孙伏园《玄学科学论战杂话》写的按语。
[20]商务印书馆本;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21]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今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
[22]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23]屠孝实:《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收入《人生观之论战》。
[24]张东荪:《劳而无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25]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商务19本,第56页。
[26]屠孝实:《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收入《人生观之论战》。
[27]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4页。
[28]张东荪:《劳而无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29]休谟:《人性论》,第96、99页。
[30]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31]张东荪:《劳而无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32]屠孝实:《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收入《人生观之论战》。
[33]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6、95页。
[34] “物理学之后”虽然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确定的说法,但确是他实际的处理方式。
[35]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36]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见蔡著《中国伦理学史》第169-170页。
[37]E. H. Hackel,此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引者注。
[38]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39]张东荪:《劳而无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40]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4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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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玄学与科学
对玄学与科学关系的两种理解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几百年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科学开展了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开始从哲学的母体中解放出来,开疆拓土,地盘越来越大;而哲学则仿佛是旧时的宗主国,一退再退,领地愈来愈狭。于是不断有人预言:哲学即将终结;或者干脆断言:哲学已经终结了。与此相应,则是哲学的一些忠贞不渝的卫道者,主要是哲学界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针锋相对,捍卫哲学的尊严,然而他们抗争的呼声往往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同时,哲学界还有一派科学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了哲学的立场,他们的所谓“哲学”,实质上已经是科学而非哲学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亟待回答的前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致不外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可谓“取代论”,这是科学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太有限,太“不科学”,只能聊以传统哲学的方式、即以“玄想”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科学既经产生,哲学的认识方式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在科玄论战中,邓中夏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如胡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名义上虽则寄籍哲学,实际上科学乃是他的老家;由他们口口声声拿‘科学方法’做夸耀骄衿的无价之宝,便可以证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象社鼠城狐一样,有所依据。”[21]
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立场则可谓“分治论”,这是许多人文主义者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的苦衷,一种“退守”的、略带几分伤感与苦涩的抗辩,认为哲学与科学各有其疆域,应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这种疆域具体如何划定,则又各说不一。
在我看来,“取代论”自有它的几分道理。传统的哲学“日不落帝国”对许多领域的统治,确实应该由科学的自治取代──事实上,这种事情早就开始发生并且仍在进行。但这个过程无论进行到哪一天,哲学都不可能最终被逐出精神生活的王国。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会存在一天,因为科学固然可以而且应该“拒斥形而上学”,但人却做不到,人不能不与“形而上学”打交道,因为(下文我将说明)“形而上学”乃是人之行为的思想前提、人之生存的精神条件。所以,“分治论”也有它相当的理由。康德说,他为理智划定界限,是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这个说法颇有充分的理据,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论域,它是人之行为的必要前提,但科学或理智永远不可能“证明”它,而它正是哲学的论域。
但这种“分治”观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还是不充分的。其实,更进一步考察起来,哲学的论域不仅超越了科学,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科学;“形而上学”问题不仅为人类日常行为、而且为科学提供前提──具体来讲,它所提供的,乃是人之任何行为所必须以之为前提、而又永远不可能被任何科学证明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关于“生活”、“生存”、“存在”或者“实在”的一种“认定”。没有这种关于实在的信念,人,包括科学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而势必陷于比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还要严重万分的状态,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吴稚晖当年曾指出:“即通明的哲人,早已不信上帝,尚坚称宗教可以与宇宙同尽。其实彼所指之同尽物,乃为宗教家久假不归的‘信仰心’而已。信仰心自然与宇宙同尽。”[22]此“信仰心”即指信念,它是与宇宙同始终的。难怪屠孝实评论吴稚晖:“惟吴君之主张,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初非谓玄学绝对不可谈,此种议论,其所争既不过先后缓急之间,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23]
篇5:葛洪与玄学
葛洪与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两晋之际玄学在理论上发展到极至,其影响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葛洪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熏陶,又是官方道教理论的创立者,无论是为了维护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出于为官方道教建立理论的需要,葛洪在主观上都反对玄学所促发的行为方式.但客观上,葛洪却不自觉地受了玄学的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葛洪思想中玄学的成分,来揭示玄学对当时士人的巨大影响力.
作 者:夏德美 Xia Demei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刊 名:管子学刊 CSSCI英文刊名:GUANZI JOURNAL 年,卷(期): “”(3) 分类号:B235.7 关键词:两晋之际 葛洪 玄学篇6:玄学
玄学
玄学xuán xué[释义]①(名)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
②(名)见〔形而上学〕。
[构成] 偏正式:玄(学篇7:环境与科学论文
环境与科学论文
生态环境与科学技术的变迁
摘要:人类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自然生态系统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生存及发展的两大主题,对人类世界的存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但人类的活动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过程。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加快了发展的脚步。一、生态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冲突
(一)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念的理论研究出发,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姿态。科学技术的异化造成了人们心态的变化,人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发展利益,而忽视了对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造成的恶劣影响。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作用下的产物,相对与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文明虽然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但是环境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时候,也在承受着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物。,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以真实的数据呈现了雾霾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究其根源是科学技术发展下人类社会对于环境的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建设刻不容缓,以生态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从单一现代性走向多元现代性是现代性自我否定的结果,也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的生态参与主体产生了不同的环境问题,由环境问题衍生的道德问题、健康卫生问题等呈现了多种的问题形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了关系到我们生存发展的主要问题。尊重自然资源的保护,以科学的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模式作为指导,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下,保留我们最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可以生存的空间。
二、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途径
(一)创新驱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通过科学技术的有效指导实现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提升,咱满足生产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实践带来更多的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将科学技术作为提升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和总要因素,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利益的维护。科学技术创新是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于传统的生产经验和技术特色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不断的挖掘技术创新点,在总体规划和部署的基础上,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稳步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创新应该善于学习和借鉴,通过对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进行有力的吸收,在不断的摸索发现的过程中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
(二)生态文明理念与理论建设的统一
在技术上实现创新,在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上也要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济的快节奏发展让人们迷失在利益和欲望的追逐之中。最根本的还是需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上提升人们的思维模式,通过形成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促进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科学发展。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念的理性把握,确立科学的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模式,树立大众普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倡导多元化、健康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建设途径。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为生态文明与多元现代性的实现提供了哲学基础,实现技术成果和理论成果的丰富统一,促进人类社会文明不断的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化生产实践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同生态文明建设保持一致性。生态文敏建设作为重要的时代话题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更加具体化、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而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存在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的,从技术上、理念上实现不断的更新,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以生态文明这一建设理念作为总体的发展方向,实现对现代化建设的保驾护航,促进现代化建设向着更长远的方向发展。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科技成果的同时,实现积极有效的生态文明的建设。(作者单位:渤海大学)
篇8:科学论文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自然现象无处不在,为什么家里的地板会开裂或膨胀?为什么电线杆上的电线会下垂?为什么火车铁轨的连接处留有缝隙?为什么热水瓶的木塞会自己跳出来?告诉你,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热胀冷缩”现象。
什么叫“热胀冷缩”呢?简单的说“热胀冷缩”就是指某个物体受热以后体积膨胀或受冷以后体积收缩。比如说,家里铺的地板如果四周不留缝隙的话,在夏天,地板因为膨胀就会发生开裂或翘起。如果电线杆上的电线在夏天拉的很紧的话,那么到了冬天,电线就会因为收缩而拉断。如果火车铁轨的连接处不留有缝隙的话,在夏天,铁轨就会因为膨胀而翘起,造成火车脱轨翻车。之所以热水瓶的木塞会自己跳出来,是因为当你把木塞盖上去的时候,一股冷空气钻进了瓶里,它遇到了水瓶里的热空气,体积就会膨胀,体积胀大了,木塞就会自然地跳出来。
听了我的介绍后,我想大家已经了解了“热胀冷缩”这个自然现象了。希望以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能够注意这些方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篇9:科学论文
一、声学典籍中有关乐器的记载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当中,有关于声学的文献相当丰富,这些文献资料同时也是音乐文化的典籍。内容主要有音乐史、音乐理论、乐器史、乐律学、乐器制造及演奏等方面。《四部全书》中经部的《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等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声学有关的早期内容;史部中的《律历志》或《音乐志》是必读的声学史料;子部艺术类的音乐之属是与律学、乐器学、音乐声学关系密切的著作。
乐器的制作离不开声学原理,我们都知道,凡是声音都具有高低、强弱、长短、音色等特性,一件乐器所使用的物质材料不同,那么它所发出的音色也就不同。在物理学上,音色与发声频谱、波形、振幅有关。《礼记・乐记》中叙述了金、石、丝、竹、革五种物质材料做成的乐器音色:“钟声I”,“石声磬”,“丝声哀”,“竹声滥”,“鼓鼙之声”。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对“中声”进行过讨论,“中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代钢琴中央区的发音问题。在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中有这样的观点:“夫音亦有适”;“太钜、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只有高、低、强、弱适中的音才能称之为“中声”。从这些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规定“中声”有两个必备因素:高低、强弱。
二、乐器制作中的选材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总结了琴材特性与琴的音色密切相关,同时他也第一个认识到材料的传声没有选择性,它可以传播任意音调的声音。他的“材中自有五音”,是指物质材料本身能发出诸多乐音。“又应诸调”是指该材料能够传播各种调式的声音。任何一种天然材料都有能传播声音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一特点,琴弦发出了声音,而它的面板材料不予传播,共鸣箱体不与之呼应,那这种声音将是音乐欣赏中的一大悲哀。在沈括后,宋王室之子赵希鹄在其著《洞天清录集》中详细叙述了琴材与其发声的关系。琴声效果与其选用的木料的关系,就像今天选购钢琴,总要仔细挑选钢琴各方的面板是否“纹理条条如丝线密达而不邪曲”。如果面板好,琴槌和琴弦又没毛病,那么这钢琴的音质、音色就属上乘。
不同的乐器都有其所要求的不同材料,沈括和班固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为什么古人制乐器,用铜制钟、用石制磬?在《汉书・律历志》中,该书作者班固征引刘歆的话:“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温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这句话前半句意思是:铜不因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发生胀缩现象。这显然不对,因为铜的膨胀系数比铁大,按此原理,应该是“铁为物之至精”。然而当时的科学家们正确地看到,铁容易生锈,其危害要大于铜的热胀冷缩。同理,现代钢琴中的高、中音琴弦都由钢丝制成,低音琴弦由钢丝加紫铜缠丝制成,而非选用其他金属制。
三、乐器与振动
我们从分析乐器入手,从物理学角度来认识一下物体的振动。古代中国人早在春秋末期已经知道声音的来源及音调的高低是由振动决定的。《考工记・凫氏》在述及钟体的设计与制造时,曾写道:“薄厚之所振动,清浊之所由出。”这说明最晚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5世纪初已有“振动”一词,而且人们已将“振动”现象与钟壁厚薄、音调的高低联系起来,正确地认识到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钟壁的厚薄决定了其振动的缓与烈或振幅的大与小,而这又是音调高低的依据。由此可见,振动产生声音的看法,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古代人们创制了很多弦乐器,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调音经验,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都遵循一个弦振动原理,弦长、张力、丝线的密度与弦振动的频率密切相关,改变弦长、张力、丝线密度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弦振动的频率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对同一弦线来说,当张力固定不变时,弦上音调的高低仅仅决定于所取弦长。这正是古代乐律学和定律法的物理依据。宋代何e《春渚纪闻》说:“缓其商弦,c宫同音。”改变弦的张力就可以改变其音。古代文献中大量的有关记载,表明古人在演奏实践与理论中都认识到张力与音调的比例关系,准确地说,音调与张力平方根成正比。他们还直接将线密度看做弦粗细,并做了一系列的规定,以组成弦线的丝数保证其粗细有序。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音调与线密度的比例关系,准确地说,音调与线密度平方根成反比。唐代司马贞指出:“宫弦最大,用八十一丝”;商弦“用七十二丝”;角弦“用六十四丝”;徵弦“用五十四丝”;羽弦“用四十八丝”。他所记述的是古代传统定弦粗细的方法,各音所在弦的丝数与其三分损相生的长度值相同。此外,古人还以“缠弦”法解决线密度问题。沈括曾指出:“琴中宫、商、角皆用缠弦,至徵则改用平弦”,“琴虽增少宫、少商,然其用丝各半本律”。缠弦即指在弦线外再用线缠绕之;平弦指不再外加缠弦的弦。弦乐器的低音用缠弦,这个方法被今天的钢琴等弦乐器所普遍使用。
四、钢琴的发声原理
众所周知,钢琴是一种击弦打击乐器,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很好的把科学性和音乐性融合在一起。钢琴制作师在钢琴上采用了以弦槌击弦发音的机械装置,这一装置是手指通过触键来直接控制琴声的变化,使钢琴的声音更富有表现力,同时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音响效果。所以早期钢琴的标志与象征便是弦槌击弦发音。后来制造师对击弦机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在原来的机械当中,安装了一种起动杠杆,这种装置与现代击弦机的复震杠杆系统几乎是一样的,它可以使击弦的速度提高到原来的10倍,可以连续的快速弹奏;并且扩大了音域,增加为4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钢琴的雏形。简单的说,钢琴的发声原理就是用手操作键盘驱动打击钢丝线产生声音,可以通过踏板的方式调轻声音或使之持续不断。
钢琴发音原理最简单的解释便是,手指触键通过机械传导的榔头去击弦而发音。在实验当中,当我们弹某一个钢琴键时,和它相对应的弦槌则会被带动去敲击相对应的琴弦,从而引起琴弦的振动。这一振动通过弦码,传递到音板和响板上,响板是钢琴琴体内最后面的一块大的金属钢板,它会使声音产生双重共鸣,声音通过响板反射并且扩大出来。音板是一块比较大的薄木板,当琴弦振动时,音板表里两面的空气就会形成疏密不均的波,这就产生了我们感官上所能听到的音。琴弦振动包括全弦振动与分段振动两种,全弦振动所产生的是基音,分段振动所产生的是谐音。谐音的多少以及其相对的强度决定着一架钢琴音色的优劣。
弦槌对钢琴音色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副好的弦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钢琴的音色。弦槌的作用是使钢琴上的共振系统,由理论转化为实践,钢琴的音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槌头击弦的位置。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设计师们对中音以下的琴弦的击弦点做了规定,他们通常把击弦点定在弦长的1/8处。这个击弦点并不适用于较高的音,根据实践经验,从中音向高音,击弦点这个数字应该逐渐成为一个较小的分数,在最高音的时候,一般会采用1/14到1/16的点位。
我们都知道琴弦是钢琴的声源,但是音板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音板对琴声的共鸣和反射,我们听到的声音将会是微弱的钢丝振动的声音。正是因为有音板,它的结构、选材以及制作工艺才使钢琴发出美的声音。例如:古筝和古琴、长笛和竹笛音色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材料的共振体。世界上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材质,同样也就不可能有两件音色完全一样的乐器。而就手工制作来说,更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手工工艺。因此,音板的好坏决定着钢琴音色的优劣。而音板的好坏则取决于它的材质和加工过程的制作工艺。
我们前面说过,钢琴的音色要受琴弦分段振动所产生的谐音的影响,而这个谐音也同时受到音板和弦码的影响,比如音板各部位的薄厚、框架的固定程度,肋木的安装位置、粗细、数量、以及两端的形状,弦码材质的软硬、形状、高度、衔接部位的连接方式等等,都影响着音色。由于弦码、肋木、音板振动、手工制作的复杂性,导致世界上没有一架音色完全相同的钢琴。
五、关于新型钢琴声源结构的探索
当前,国内外都普遍采用在码桥上使用的弦码钉,钢丝经过弦码钉处会形成一个角度,钢丝经过弦码时有一个向下的压力来达到发声。比如在一个名称为“立式钢琴音源系统结构”的申请文件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技术方案:包括铁排、琴弦、弦轴钉、弦轴板、音板、肋木和码桥,218个弦轴钉分别固定在弦轴板上,弦枕包括高音上弦枕、高音下弦枕、中音上弦枕、中音下弦枕I、中音下弦枕II、低音上弦枕,码桥包括中高音区码桥和低音区码桥,中高音区码桥和低音区码桥上共设有上下两排钉,琴弦的一端固定在弦轴钉上,另一端固定在铁排下弦钉上,琴键标号1号至琴键标号30号对应的弦轴钉位于低音区,琴键标号31号至琴键标号58号对应的弦轴钉位于中音区,琴键标号59号至琴键标号88号对应的弦轴钉位于高音区。
在实际安装过程中,由于发音板震动频率有限,使钢琴的发声无法完全释放出来,限制了钢琴的音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用于钢琴的声源结构,可以减少低音琴弦对声源音板所产生的压力,从而使钢琴的音板得到更充分的震动。这种声源结构的技术方案为:码桥下端安装有一弹簧层,弹簧层由若干弹簧构成,每个弹簧的钢丝外均套接有硅胶套,每个弹簧都竖直安装,上端通过上螺纹杆与码桥下底面螺纹连接,下端通过下螺纹杆与音板上地面螺纹连接,码桥上端设有弦码和琴弦,琴弦通过过桥结构与弦码相连,过桥结构包括支架、琴弦固定轴和卡扣,支架通过螺栓固定在弦码上,支架为弧形结构,两端设有凸起的弧形支点,卡扣位于支架上方,琴弦固定轴外套接有软胶套,卡扣内设有琴弦固定轴,琴弦设置于内卡扣并通过琴弦固定轴进行固定。软胶套上设有琴弦固定槽,与琴弦大小相匹配。卡扣为金属构件,呈弯钩状。
这样的声源结构可以减少低音琴弦对声源音板所产生的压力,使钢琴的音板得到更充分的震动。在实际制作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改进。
篇10:科学论文
天然材料的包装设计往往是以其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特色和独特的艺术品质感受给大众带来不俗的印象。很多时候,天然材料的绿色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有效的设计载体向受众传递产品的优异性,天然材料包装设计是绿色环保设计的有机展现,更是彰显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一、天然材料与绿色包装的关系
(一)对天然材料的认识
材料的选择是包装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更是有效表达设计创新性的一种有效存在,天然包装设计的美在于其具有不同层次,具有改良性。最为乐道的是眼下天然材料的包装设计是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不会脱离社会和市场。
天然材料包装设计体现了人类审美意趣,也印证了它为服务人们的生活需要为主旨,将不断丰富的审美过程与实用性运用到具体设计中。
(二)对绿色包装的理解
生态平衡,环境可持续发展;人类自身健康安全意识:自然以及舒适简约的设计理念;长期发展设计思想。这在绿色包装发展的理念上也是包装文化观念层和精神层上的一种升华。从内置物的实用性到包装设计文化的审美情趣、材料形式和创作的风格彰显了审美潮流到市场消费的规律。
(三)天然材料与绿色包装设计的视觉表现
包装作为普遍化的一种艺术设计体裁,它可以将民族精神、企业精神或设计师的精神选择性的融入到设计中。绿色包装设计在今天大多易见,受环境与不同因素的影响,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包装设计不得不充分考虑到设计定位与设计理论。
包装有着与人近距离接触的属性,良好的视觉表现会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渐渐成为商品销售好坏的有力因素。包装设计在社会上影响力愈发广泛,在包装的设计中,材料的视觉感受是来自于眼睛对其材料表面特征的感知,我们直观的接触天然材料并感受到其材料质感,良性的将产品的固有属性与天然材料的绿色设计进行探讨,从而与之完美结合起来,其包装的视觉表现与内置物的主体属性有效的融合。设计师通过包装材料的选择,从而是产品增添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与情感共鸣。
(四)天然材料c绿色包装设计的文化融合性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与交流的今天,促使了设计界的元素语言的交流与发展。包装设计更是以以不断追求突破地视觉艺术表现形式和彰显深层次的内涵,更直接、更准确的展现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特征。
天然材料本身散发出的自然质朴气息与醇厚乡情的特色就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潜在情怀上有力吸引,换句话说,天然材料的自身属性是对所包装产品的包装风格有所影响的。在天然材料作为包装材料的设计使用中,它是与其自己含有的内在含义具有协调一致性的,从而确切的传递出所要表达的文化灵魂,给予包装设计崭新的界说与崭新的视觉表现和触觉感受。
二、天然材料与绿色包装设计应用的可行性
(一)天然材料的绿色包装在设计美学角度中的体现
包装设计是艺术设计的一种,在谋求信息表达、信息传递的同时自身本也是作为一传播过程中的艺术品。绿色包装设计中运用丰富的艺术形式来增强包装的主题吸引力和增强包装的感染艺术性,焕发受众心灵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共鸣。
包装设计中承载的号召力与艺术感染力,是不能脱离了形象的寻求、色彩的调动、构图的探索、观念的转变的,视觉强烈效果感就是这样不断丰富起来的。受众对包装的第一印象来源于包装材料的色彩,它定格了人们大脑中基调,与此同时表达出的人文情感才能起到内心深处的共鸣。天然材料自身所持的色彩是不一样的,正因其颜色不一才使天然材料设计的包装具有不同的情感色彩。包装设计在今天的探讨交流发展中,设计美学原理因时制宜的在设计活动过程中有所结合与体现。因此,一直以来包装设计同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等文化的联系紧密。
现如今,绿色包装设计文化的日益流行,设计美学原理影响渗透在包装设计中,将设计美学的理论基础与艺术设计的审美文化相融,使两者并驾齐驱、蓬勃发展。
(二)天然材料与绿色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绿色与环保是两个大家并不陌生的概念性词语,在节能与环保等方面上绿色设计风盛行的今天,环保一直奏响着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毫无疑问的也是当今流行于设计界的重要设计理念之一。
三、天然材料在食品包装设计上的运用
(一)基于材料自身的质感表现
现如今,包装文化的日益流行,包装设计中材料本身的质地透露的情感表达渗透到设计中,将包装的设计基础与设计审美相互相融,使两者在深入的交流中含有更准确的精神、文化的发展需求。
就材料自身而言,其本身在产品包装设计中就有着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如若缺少了适宜的材料,那再完美的设计语言都跃然为纸上谈兵罢了。
(二)包装内置物对天然材料的选择性
从文中前面所提到的对天然材料的认识和我们平时对生活的观察上,我们所能考量的天然材料并不是舍“我”其谁的,在天然材料的选择上,设计师注意的不只是在对所用材料自身特性的考究和成本等方面的规划上,还要尽可能的全面的考虑到包装内置物也就是所包装的产品的性质,不能生搬硬套。
设计师在选用和采用天然材料作为包装材料进行设计创作时,先做到分析内置物,明确到哪类用品,是固态还是液体等方面,再到其产品的地域特征、自身特色等。包装设计中有些元素的设计趋向简洁而又丰满的图形样式,从设计概念的定位到图形的转换,颜色的匹配,然后再到对画面结构的调整。包装色剂作为一种视觉表现形式在整个设计层面中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
四、小结
绿色包装设计有自身所持有的艺术特色,也在所包装的物品上有强大的功能指向性和物质精神的一致性。天然材料的绿色包装设计研究要与生活实际紧密联合,彰显其秩序美和形式美的艺术追求。包装设计作品设计手法和天然材料的自身独特性给观者呈现焕然一新的视觉冲击力,能够更好的达到销售目标。此外,天然材料在设计中的广泛应用,在缺乏理性与考量的研究下,也难免引发反审美倾向,引起审美疲劳。
篇11:科学论文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我国建筑行业得到巨大的发展。BIM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得到各大建筑公司广泛的关注与应用,施工单位可以根据该技术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各专业的资源信息共享。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利用该项技术建筑工程师、设计人员与业主等所有参与者将共享数据信息,建立可视化的数字模型,通过对建筑结构的反复分析与模式,不断的调整与优化建筑设计来提高建筑结构设计的质量。
一、BIM技术的概念
近年来建筑行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加上城镇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建筑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建筑形式更加的多样化。在此背景下,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料成为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的关键。这就需要设计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信息的收集,对于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与利用,以此达到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同时也能更加有效的提高建筑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水平。BIM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技术,借助该项技术可以实现建筑结构设计由二维向三维的转化,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各专业的资源信息共享。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利用该项技术可以实现建筑工程师、设计人员与业主等所有参与者共享数据信息,建立可视化的数字模型,通过对建筑结构的反复分析与模式,不断的调整与优化建筑设计,同时帮助企业降低各个阶段的成本,缩短施工时间,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BIM技g应用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难点
BIM技术是通过建立建筑数字结构模型,根据结构模型的数据信息反馈到分析软件中,该软件可以实现数据的分析与处理。设计人员只需要根据软件最后得出的数据对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进行调整与优化即可,这样大大提高设计方案与施工方案的质量。BIM技术是通过建筑结构分析与施工方案统一的作用下进行的。利用该项技术构建建筑模型时,为了有效提高建筑结构的安全性,技术呢元必须保证模型空间数据物理模型与空间的真实性,这是保证设计方案的关键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建筑材料自身的性能以及负载等不同物理特性也会对建筑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技术人员在进行数字模型构建时,不可变量的参数和参量会直接影响模型构建的质量与真实性。BIM技术理论指出,在构建数字化模型时,一定要保证工程的物理模型、建筑结构数据分析与施工图纸实现完全统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一个构建的数据出现问题,就无法保证模型与数据分析、施工图纸的一致性。因此,在构建数据模型过程中,进行连接结构数据分析时,经常会出现系统无法实现统一,造成有效数据的丢失,进而无法对建筑结构性能进行有效的分析。
三、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一)节约能源及利用能源
节约能源和利用能源在评价绿色建筑的标准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建立一个可视化的建筑三维BIM模型引入分析能量消耗的软件,或者转换格式引入分析能量消耗的软件,并在相关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气候气象数据,对模拟的结果作一个科学合理的调整或优化建筑维护结构和设置相应的参数。此外,通过BIM技术可以分析室外太阳辐射的分布区和太阳辐射强度。因此,用于优化和完善太阳能设备的设计,可以最大程度上对可再生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
(二)BIM技术在钢结构建模中的具体应用
现阶段,在我国建筑施工中钢结构是大跨度建筑物的主要结构形式,因此在进行钢结构建模是需要攻克结构连接与加强件布置等难关。再加上设计钢结构时所涉及到的梁柱连接、梁梁铰接等多种连接形式,这无疑增加了钢结构设计的难度。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钢结构设计时一定要根据梁自身的高度,同时将各个连接件进行专项设计并将其参数化。设计人员可以利用BIM系统中参数共享的功能,严格控制高螺栓的数量与间距。同时利用对参数的条件实现新的连接件。在钢结构实际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一定要参考相应的设计位置,从而确定出加强件与连接件的准确位置,这样进一步提高施工人员的工作效率,缩短工期,同时也提高了钢结构的设计质量。
(三)集成化设计
在设计的过程中应用到集成化设计是将工程学考虑在内的,工程学知识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可以使整体的设计方案更加的完整,可以优化建筑的性能,提供全新的综合策略。绿色公共建筑设计是一种新型的设计形式,应该多多思考复杂的分析模型,传统的设计方法和思路会严重影响设计的进程,不能够进行高效准确的设计。利用BIM技术可以提高设计的速度,对信息准确性的把握也可以加大,依靠建筑师的经验进行定性分析已经不再允许,BIM技术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学逻辑帮助进行定量分析。
(四)运营与管理分析
BIM技术的核心是参数化的三维可视化模型,这是各个相关专业信息的结合,可以把建筑物涉及到的不同专业中的各种参数加以可视化,并可以与整个建设过程中的信息保持一致,同时能实时提供相关的各种项目的资料。提供的这些数据具有极高的完整性而且可靠性,并能进行实时协作、长时间持续提供经营管理现阶段绿色建筑对工程信息的要求。例如项目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清洗空调通风系统,此时就要熟悉和掌握所有的空调系统规模、空调管道的位置、以及围绕该系统的其他功能管线位置都要熟知,之后才能决定投入的相应的人力物力和必要的工具。通过BIM模型就可以实现它并且能够高品质地满足这些要求。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居民对建筑行业要求越来越高,保证建筑结构设计质量和施工质量成为建筑行业长久发展的关键。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利用BIM技术对建筑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保证建筑施工质量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设计单位一定要加强对该方面工作的重视,不断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从而提高建筑结构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促进建筑行业健康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秀霞.关于建筑结构设计中BIM技术的应用探究[J].门窗,(2):134.
[2]刘丽.关于建筑结构设计中BIM技术的应用研究[J].工程技术(全
文版),2017(3):28.
[3]李轼,王科亮,刘媛.探析建筑结构设计中BIM技术的应用[J].江
西建材,(3):34.
篇12:科学论文
节水灌溉技术对于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水资源耗费,提升农产品效益非常有利,可以有效地保障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结合节水灌溉工艺的自身特点,对其实用性充分了解,才能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定出节水灌溉的应用策略,为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1、节水灌溉的重要性
1.1 节水有利于减灾,提高农业收益
近年恚随着大自然气候的变化,如:干旱、冰雹、内涝等灾害性天气越来越多,对农业造成重要影响。为了减灾,提高农业收益,就需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工程,节水灌溉工程是有助于减灾、防范干旱,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基础,也是必备条件。
1.2 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南方的降雨量多而北方的降雨量少。在广大农村,人们的节水意识还很淡薄,浪费水现象很严重。这就需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工程,引进先进的灌溉技术,以实现节约用水,最大限度地发挥水资源的作用。
1.3 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也有差别,特别是干旱地区更需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工程,既可以改善水资源紧缺,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有效的保护生态资源。
2、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2.1渠道防渗技术
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过程中,水体输送环节最为关键,其中要注意防渗保护,也就是要集中控制水资源传输中的下渗与损失,确保灌溉水体足数抵达农田,这其中渠道防渗材料的选配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多由砌筑石块、防渗材料等构筑而成,或者采用混凝土护面、预制面等来控制水体下渗与蒸发,砌筑石料能够控制70~80%的下渗量,对于混凝土渠道应该首选U 型渠,一方面能够扩大渠道传输水量,另一方面也能缩小过水断面,从而提高灌溉效率。
2.2步行式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运用
步行式灌溉技术与喷灌式灌溉技术有着相同的特点,即他们的运用都需要采用一定的机器设备才能实现,而步行式灌溉技术较喷灌技术而言其灌溉的效果更好,同时运用起来更加方便。这种灌溉技术所采用的设备较喷灌技术所用的设备成本更为低廉,可以利用拖拉机进行有效的灌溉,设备的成本有了很大的下降。与微灌技术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种灌溉技术也是通过滴灌的方式来实现节水这一目的的,但是步行式灌溉技术的滴灌效率要大大超过微灌技术,灌溉过程效率较高,而灌溉的成本也较喷灌技术更为低廉,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到日常灌溉当中。
2.3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运用
抵押管道输水灌溉技术是建立相应的灌溉管道。这种地下的灌溉管道可以将水通过低压的作用传送到需要用水的农田当中,减少了水资源运输的成本和浪费。这种灌溉技术的应用需要有一定的压水工具,构建一种低压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实现水资源的运输,从而降低水资源发生不必要的渗漏和浪费。这种灌溉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水资源的蒸发流失,提高农田灌溉的效率,也对水资源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不同类型的节水灌溉技术可以结合农作物的特点和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进行应用,在进行合理科学的选择之后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控制和保护,从而降低在农田灌溉中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2.4喷灌技术
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要达到两大目标:①最大程度地滋养农田作物;②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达到节水节能的目标。对此喷灌技术不失为农田灌溉系统中最为理想、最为高效的技术之一,从目前来看,喷灌技术已经成为农田水利工程灌溉最为重要、应用最广泛的技术。喷灌主要是借助水泵、动力设备等向水体施加压力,再将喷灌设备置于规定的高度,水体抵达喷灌装置,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水体透过细密的喷头以线状、丝形落向地面,滋润所要灌溉的植物,最大范围上滋养农田。水体以细密的水流喷向地面农田,一方面有效节省了水资源、控制了水体的浪费,另一方面也让所喷出的水分充分流向农田植物,充分发挥了其灌溉功能,达到了灌溉目标。同时,也正因为是细密的喷灌,才使得灌溉分布更为均匀、合理,农作物得到了彻底的滋养。农田喷灌技术具有一定的自然性、灵活性,主要的喷灌技术包括:固定喷灌、半固定喷灌、移动喷灌等,每一种喷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优势与优点,适用于不同的农田环境。例如:固定式喷灌通常适合小范围农田,由于喷灌设备位置固定,水体喷洒的范围相对有限;移动式喷灌技术则适合大范围、大面积的农田范围,由于面积过大、需要灌溉的范围较广,就必须让喷灌设备能够转移阵地、变动位置,从而达到全方位灌溉的目标。对于地形条件复杂的丘陵、山地、盆地农田,则适合选择移动式喷灌技术,通过移动喷灌设备机动灌溉、灵活调整,确保任何一种地形条件下,每一个角落的农田植物都能得到充足的水分滋养。最主要的是移动式喷灌能够灵活控制灌溉量,从而节省水资源。
2.5滴灌技术
所谓滴灌技术,就是根据作物自身所需要的水量,在根部土壤中将水通过低压管道系统及毛管处安装的灌水器缓慢且均匀地滴入。滴灌系统包括有首部枢纽、管道和滴头三个部分。滴灌技术具有灌水量少、灌注时间长、灌注周期短等特点,而且能够对灌水量进行准确的把握,避免浪费情况的出现,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对滴灌进行有效管理,相比于喷灌而言,滴灌节水增产的效果更加突出,同时能够提升一倍以上的肥效。滴灌系统具有两种,一种是固定式,另一种是半固定式。
总之,要客观地面对水资源比较匮乏的现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农田灌溉用水的效率,保证农田节水灌溉工程发挥应有的效能,为建设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依拉・卡地尔.农田水利工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研究[J].珠江水运,(22).
[2]刘波.浅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10).
[3]奚阿玲.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运用[J].乡村科技,2016(05).
篇13:科学论文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是教学领域中富有争议的论题。教学界围绕二者谁指导谁、谁脱离了谁,二者应否脱离、能否融合,以及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的中介、转化、实验验证等问题始终争论不休。正所谓“理论或许在挣扎着‘合理’的存在,实践却表现着存在的合理”。时至今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在当下的教学语境与教育环境中表现得更加扑朔迷离。无论是立于教学理论批评教学实践还是立于教学实践批评教学理论,总难免陷入“自是而他非”的窠臼,因而也就难以深入到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张皮”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研究视角的转换或许能够带来新出路的契机。本文试图通过对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根本任务、操作程序和契合过程的分析,寻求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之真谛。
一、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根本任务分析
教学理论的本真诉求,是为了揭示教学规律,展现教学系统中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亦即对教学的本然状态进行如实揭示,这既是教学理论的根本任务,也是人们研究教学理论的本真目的。
教学实践的根本任务,则在于实现对受教育者知识和文化的传承、技能的掌握、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人格的完善等,这一任务也正是人们积极进行教学实践的目的。
从(教学)理论的视角分析,我们可以推知“指导教学实践”并非教学理论的功能,也非教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人们所言的“理论指导教学实践”是人们应用教学理论的目的,是对教学理论应用所持的主观愿望,在进行教学理论研究时,以应用目的为研究目的很可能会影响到教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破坏教学理论的完整性。
从教学实践的视角考察,教学实践的根本任务在于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学系统中的存在方式和状态负责,因而,在教学实践中应用教学理论绝非是为了“接受教学理论的指导”(而是为了依据教学理论所揭示的教学规律更加科学、合理、具体地进行教学实践)。
而教学目的是通过系统、科学、有目的的教学活动,使受教育者在期望的时间段内达到教育者所预期、同时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和受教育者所希望的一般社会化水平,并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基础,亦即改造人的自然发展历程,尽快实现社会和教育者所预期、应该达到的发展水平。因此,以教学目的为出发点就可以发现,在具体教学中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以教学目的相维系,就“真实”而言,教学理论隶属于“真际”、而教学实践则是“实际”,二者统一并共同服务于应然性的教学目的。
二、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操作程序分析
教学理论作为特定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闭合系统,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逻辑主线,具备清晰、合理的逻辑结构,系统内相关联结关系间的推理具有逻辑必然性,正是这种逻辑必然性决定了教学理论对于教学行为和教学活动的约束力。而这同时也决定了教学理论在操作程序上是“理论思维”认知实体属性间的必然联系,并将联系形成判断、将判断联结成推理、将推理“一以贯之”以形成完整体系的思维方式,其特征是力求逻辑自恰、规避自相矛盾。同教学理论相比,教学实践则是开放性系统,需要全面认知教学中的各种实体及其不同属性,并直面教学中的各种矛盾。
就认知维度来说,特定教学理论是“少”、甚至可能是“单”,而教学实践所需的则是“多”、最好是“全”。教学理论的逻辑自恰性和必然性决定了其认知只能是立于特定前提的认知,这种认知所揭示的教学规律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而教学实践作为教学工程的系统实施,它对教学理论的应用并不讲求逻辑性,而关键在于“筹划”——从教学实践的需要出发,精选并优化组合各种所需的教学理论。因此,教学实践的操作程序是“工程思维”——对“理论思维”逻辑地发现的属性间的必然联系进行直观地非逻辑复合,亦即对教学理论进行优化组合式的“筹划”。
教学理论以“理论思维”认知教学规律,必须逻辑地演进;教学实践以“工程思维”筹划教学工程,必须直观地非逻辑复合。“筹划”既取决于教学理论逻辑演进的深度和质量,又依赖于感性直观非逻辑复合的完整。由此决定了以“教学目的”维系“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筹划”阶段的必不可少。
三、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契合过程分析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在具体教学中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教学理论同教学实践反复契合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从学理上可以离析出三个层面:
(1)教学理论视域中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
(2)教学实践视域中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
(3)教学实践视域中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在教学理论视阈中的再审视。
教学理论所揭示的教学规律有待于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检验、改造、修正、完善,这种教学规律在理论视阈中检视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这是第一层面;教学实践中教学理论见之于教学实践的实际情形,同理论视阈中二者的契合会有诸多显著或不显著的差异,它是对第一层面的辩证否定,这是第二层面;第二层面教学理论同教学实践契合中所产生的问题会重新回到教学理论视阈中,进行理论视阈的再度审视,它同时也是对第二层面的辩证否定,这是第三层面。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在此循环中,教学理论检验了自身的逻辑系统、其质量不断提高,教学实践加深了对自身的认识、其科学性日渐增长,由此教学的面貌不断革新,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也在持续循环中反复契合。
四、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之基本特征
(一)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状态:恒矛盾中求和谐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各有不同的根本任务,教学理论的存在目的并非为了指导教学实践,而是如实认知教学规律,教学实践的任务也不在于接受教学理论的指导,相反它要根据教学实际的需要挑选教学理论并对其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供依循的、并不仅仅由理论构成的教学方案、计划等。二者在应然性教学目的上相统一,因而二者之间不存在谁指导谁、谁脱离谁的问题,而是共同服务于“教学目的”。就二者统一于“教学目的”的要求而相契合的过程来说,教学理论的“真际”与教学实践的“实际”之间永远存在不可弥合的时空,将二者共同纳入实现应然性教学目的的轨道,则本然、实然、应然的矛盾与冲突就必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特定教学理论相对于庞大教学系统的不完备性,显然使教学理论所揭示的“真际”总是满足不了教学实践的“实际”需要,甚至我们集现有一切教学理论也不能穷尽对教学系统中任何一个实体的认知,比如教师、学生、课程、教材、文化等。“真际”与“实际”之间的恒久差距,本然与实然在应然性目的驱使下永远不可能“合二为一”,于是在教学领域就上演了一幕历史悠久的“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关系”论争剧,只是至今为止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合二为一”才是违反教学规律、永不能达到的“乌托邦”,而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恒矛盾性”正是二者和谐关系的真态:和谐孕育了永恒的矛盾、在恒矛盾中求和谐。正是由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恒矛盾中显和谐”,才有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今天的繁荣,而现在正是我们认识其本真面目的时候了。
(二)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支点:筹划者与实施者的同一
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在以共同的教学目的相维系中,“真际”与“实际”才有了“真实”感,而在二者相互作用的契合过程中,“真际”终归要为“实际”的实施者所理解,否则其对于“实际”就没有意义,而“实际”也必须要为“真际”的研究者所关注,否则“真际”在“实际”面前就失却了旨归。一方面,“真际”离不开“实际”的滋养,尽管它不对“实际”负责;另一方面,更表明了教学实践对各种教学理论的“筹划”必须由实践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负责完成,而教学理论研究者尽管学有专攻,也只能是作为辅助者参与筹划或是对筹划提出建议,而不能代替实施者充当筹划者,二者契合的支点就是实施者,他们同时还是筹划者。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学实践中的'筹划是长期筹划与日常筹划的统一。教学实践的实施者要理解并精选教学中所需的教学理论,对其进行教学实际所需要的优化组合,筹划教学实施的方案、计划等。这种筹划既有长期性筹划,更有日常性筹划。长期筹划需要基于学生发展的高瞻远瞩,因此仅有理论学习固然行不通,即使是与学生日常相处的教师也未必能够做好长期筹划;而日常筹划即经常性筹划更是需要基于同学生朝夕相处的功力,这当然不是一般教学理论研究者能够亲为的,,而只能由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学实践实施者来完成。
第二,教学实践中的筹划是预先筹划与即时筹划的统一。无论怎样辩驳,其实教学实践中的预设总是在所难免,因而预先筹划自不待言,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谁都无法完全预设所有环节和问题,教学中的偶然性、突发性和创造性事件更是无法预设,故即时筹划在教学实践中就成为必须,预先筹划与即时筹划的统一正是教学实践实施者的工作性质,其他任何人包括教学理论研究者都无法越俎代庖。
第三,教学实践中的筹划是共性筹划与个性筹划的统一。就教学的最终目的来说,教学筹划是共性的,而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完整性却不容任意裁割,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已经越来越成为教育者的共识,并且学生与教师还具有主动发展的特性,为此,仅有共性筹划显然不行,而必须同即时筹划相统一,二者相辅相成,这种筹划当然也只有教学实践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才能够完成。
另外,教学实践必须以“工程思维”为操作程序,教学实践需要尽可能多的优质教学理论,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多的教学理论研究者的参与,这样就可能有效避免在教学实践中以“理论思维”操作教学实践的僭越,免除模仿特定教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或将教学实践还原为特定教学理论的演绎。
由此可见,教学实践的实施者成为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契合的支点,而实施者要形成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就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以学习、吸收并批判性运用(多质化的)教学理论,同时还要有博大的“实践情怀”,以全面认知、筹划教学工程,实施者在教学层面对于教学的实施与筹划不能依赖任何人,而必须自立、自强,必须彻底改变“伸手取经”的思维定势。
(三)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契合过程:循环式发展
上文所离析出的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契合过程的三个层面,展示了二者循环的契合模式,而教学实践“工程思维”的操作程序决定了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并非直接由此及彼的线性契合,而必须经由一个“筹划”阶段,从而展开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相互辩证否定、循环发展的契合过程,教学的变革也因此蕴含其中。
教学理论一般或直接或间接地源于教学实践,但教学理论视域中对教学实践的审视尽管以揭示客观教学规律为己任,却总难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色彩,而其逻辑推论也必须在实践中检验,所以教学理论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扬弃,教学实践的实施者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精神和博大的实践情怀精选教学理论并进行优化组合,制定出教学实施的方案、计划等,这一阶段即是筹划,教学理论经此阶段才进入教学实践。
在教学实践中,教学实践的实施者对筹划中的各教学理论进行检验,并随时调整、修正教学方案、计划等,同时为教学理论研究者对这些教学理论的再研究提供原材料,有可能会形成新的教学理论。
教学实践者在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下、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时,对同一教学理论的理解、阐释和应用会有差异,同一教学理论在上述的这些不同下对教学实践的揭示也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影响着教学理论同教学实践的契合,在教学理论同教学实践契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教学事件,客观上需要教学研究者尤其是教学理论研究者的再审视,以使教学事件更加明晰,而教学理论研究者也同样需要此方面的信息以使教学理论更加精致,尽管这种再审视由于理论研究者研究范围、学术视野、学术观点、教学实践类型和发展阶段等的差异,需要对教学理论进行分别研究,并且各种教学理论的再研究也并非同步进行的。但是,无论如何,对教学实践视域中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契合的再次辩证否定,是这一循环式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过再否定的教学理论,再次返回到筹划阶段,同其他教学理论(包括经过检验的和未经过检验的)一起,经过筹划重新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去,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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