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加强电子商务法中的网购立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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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如何加强电子商务法中的网购立法论文
浅谈如何加强电子商务法中的网购立法论文
伴随着电子商务经济的兴起，电子商务法正在逐步完善，如何在电子商务领域更好地规范参与者的行为，维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热点话题。当前，网购热潮使得网购立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1 网购立法的迫切性
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拉动了网购平台的发展，淘宝双十一购物狂欢节销售总额达到1207.49亿元人民币。网购狂潮为人们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诱发了诸多纠纷、问题。网络购物市场隐藏的矛盾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逐步凸现，产品质量、服务承诺等问题都已经成为了整个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网络环境下交易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购物，因此有关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执法过程中所面对的困境颇多。
消费者在网购的过程中遭遇的欺诈情况非常普遍，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成为了当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网络购物活动中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网络贸易秩序成为了网购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从立法的需求角度来讲，网购立法的需求度非常高。
2 网购立法的问题分析
当前，网购立法建设的速度相对较为滞后，因此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网购立法至关重要。从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网购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立法速度相对较慢
电子商务法中的网购立法仍然处于一个建设阶段，尚未完成整体的建设。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立法主体在整个网购立法活动中相对较为被动，对于相关问题的敏感度、立法积极性相对较低。从某种角度来说，当前中国的立法行为被动性非常明显，立法速度远远跟不上问题发现的速度。
当前，立法主体对于整个网购市场的了解不足，在立法的实际过程中无法把握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法律条款的内容设定中强调中对于关键点把握不足，因此部分内容对于整个网购市场的规范程度不足。
2.2 内容杂乱，体系庞杂
现有的内容主要是散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中，针对网络购物并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因此相关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整个内容杂乱的弊端非常明显。
从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电子商务立法中的网购立法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立法体系来进行建设，大量的内容散落在其他体系中，并且针对同一问题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分歧，由此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2.3 消费者安全权保障力度不足
法律对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其是根本的价值与意义之一，但是当前对于消费者的安全保障存在明显不足。安全权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在现有的安全权信息中已经涵盖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人身安全。当前，部分网络商户私自出售客户信息的情况非常严重，由此对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2.4 公平交易难以实现
当前，虽然整治网购中不正之风的举措从未间断，但是公平交易的问题仍然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扭转，在实际的维权过程中困境重重。
当前立法在公平教育方面虽然制定了相关原则、规定，但是实际的执行能力却非常有限，由此造成的'问题也非常的明显。
3 完善网购立法的对策
针对当前网购立法存在的问题，完善网购立法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考虑。
3.1 加快立法进度
立法的进度关系到了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立法部门对于整个网络消费市场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强化对于网络消费市场的关注力度，对于整个网购市场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对其中的问题保持敏感度，才能够发挥网购立法应由的效率性。
立法部门要保持积极的态度，从实际情况出发，突出整个行业的发展的实际价值，将立法的发展与完善作为整个行业进步的关键，提升立法部门的责任意识、保障意识，推动立法的进度。
3.2 理顺网购立法体系
针对当前杂乱的内容，需要对现有的体系进行必要的梳理与整合，为网购立法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有关部门要对于现有的立法内容进行梳理，對于整个内容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存在的规定相悖、规定漏洞进行必要的整理与规范，由此对于整个网购市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对于存在的漏洞与不足要进行及时弥补，为网络购物是市场的运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增强立法的实际效力。
3.3 注重权益保护
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反映出了当前法律领域存在的问题，因此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对于合法权益的保护非常重要。电子商务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由此所需要纳入保护范畴的内容也不断增多，要将个人信息安全作为一个重点，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梳理消费者对于网络购物法律保护的信心。
3.4 建立公平交易新秩序
网购立法要突对于市场秩序的规范、引导作用，着力解决当前经营者的行为，由此形成对于整个市场的关注、引导力度。建立公平的交易新秩序需要发挥法律的强制力，相关执法部门需要紧紧围绕网购立法的内容进行管理与落实，突出行业的发展规制，实现长远的影响。
4 结论
网络购物作为改变人们生活的模式，由此需要完善网购立法，发挥网购立法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力，将网购立法的完善与发展作为规范整个市场发展的关键，增强电子商务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石晶，刘霜晴，张健铨.网购侵权现象之立法规制研究[J].法制与社会，（12）.
[2]曲晓丽.完善网购立法 强化网购质量监管[N].国际商报，-03-16（C01）.
篇2：立法法评析论文
立法法评析论文
[摘 要] 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与制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立法法既未能解决现行立法体制及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其规定本身也不尽合理，甚至有违宪之嫌，其预期效益也难以实现，从而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反映出近年来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设租与寻租，以及立法的随意性等重大问题。
[关键词] 立法法 评析 合宪性 立法效益
一、引言：众多的期待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为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无法可依的局面，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已初步由“无法无天”走向法制的基本完备。但由于主客观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立法体制、程序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检视，多方面的研究结果引出一个共同的期待：尽快制定立法法。立法法的制定一时似乎成了解决立法活动中所存在的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立法法的制定，成为理顺立法体制、解决立法冲突（包括立法权限冲突和立法文件冲突）、完善立法程序以保证立法质量和提高立法速度、避免立法无序的主要措施，[1]在行政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立法法的制定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立法中存在的'“诸如行政立法的权限、程序、解释和冲突”等问题，以及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监督的重要制度设计。[2]因此，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法列入立法规划时，有的学者禁不住欢呼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3]
立法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其论证和起草工作的，历经数年的不懈努力，立法法带着理论界与实践部门人士的众多期待，终于于3月15日正式出台。由于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肩负着太多的重托，所以它的出台理应引起学界热烈的评论与赞语，但与以往国家一些重要立法的出台所引起的热烈反响相较，立法法出台后，学界的反映未免有些冷清。毫无疑问，立法法的出台，使立法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在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理智地对立法法的内容乃至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件本身作些反思？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二、先天不足：合宪性问题的困扰
古有瑕不掩瑜之说，笔者却欲反其意而用之，用瑜不掩瑕来评价立法法，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立法法的出台虽使如立法权限的分工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
立法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其整体上与某些具体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在立法法出台之前对草案的讨论中，学界对此即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立法法草案不存在合宪性问题，[4]但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自行进行立法权限的划分本身就违背了基本的宪政原则，而且，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立法监督权”实质上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剥夺，同样是违宪的。[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立法法对有关国家机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因涉及各国家机关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说属于“宪法”问题，应当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处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也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全国人大以日常立法，即通过制定立法法来对它自身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其宪法依据是不充分的。
而且，就现代分权理论而言，立法权的执掌者为国家立法机关，这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确认，根据宪法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是，这些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及规章的权力并非立法权，而属于行政权的范畴，[6]立法法将行政法
[1] [2] [3] [4] [5]
篇3：慈善法立法的论文
关于慈善法立法的论文
关于慈善法立法的几点思考作者/ 田林张茗
近年来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慈善事业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四川汶川地震后民间爆发出巨大的慈善热情。但是慈善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如何促进民间保持持续的慈善热情，如何正确定位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如何应对郭美美炫富引发的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如何加强法制化，解决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缺失、滞后的问题等。很多理论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不断呼吁，应该尽早制定一部慈善法，对慈善事业的基本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9月，民政部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建议。《慈善事业促进法》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这一立法项目的名称正式确定为“慈善事业法”，并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是由于慈善法草案对慈善的定义、法律调整范围还需要很多内部论证工作，所以至今仍处于法律案起草的内部研究论证阶段，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工作周期。对于起草慈善事业法或者慈善法（以下统一简称“慈善法”）而言，综合整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围绕慈善法立法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点，展开论述如下：
一、立法范围：慈善的定义
中西方词源学上讲，无论“仁慈”、“善良”，还是charity、philanthropy，慈善可以说是以人类之爱为基础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及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活动的范围非常宽泛。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界定慈善活动呢？参照各国慈善法及我国慈善法草案的规定，李芳博士认为“慈善活动是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地、不图私利地（无偿或以优惠条件）给予受益者以财物、劳务等帮助的行为”。这一定义在相当程度上化繁为简，抓住了慈善活动的核心本质——利益给予，同时强调行为而不追究道德动机，在理论上十分精练。然而笔者认为，在法律实务上仍有必要列举慈善活动的类型，给人清楚的指示，即某一类型的慈善活动是否受该慈善法调整等等。例如，在以立法精细著称的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把“特定非营利活动”界定为“附录中列明的以促进多数不特定人的利益为目的的活动”，然后在附录中详细列明范围：“1.促进健康、医疗或者福利事业的活动：2.促进社会教育的活动；3.促进社区发展的活动；4.促进文化、艺术或者体育的活动；5.环境保护活动；6.灾害救援活动；7.促进社区安全的活动：8.促进人权或者促进和平的活动：9.促进国际合作的活动：10.促进形成一个两性平等参与的社会活动：11.促进对青年的健全培养的活动：12.对上述活动的组织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提供与上述活动有关的联络、咨询或者协助的活动。”从内容上讲，这种类型划分具有显著的日本特色，可能不太符合我国的习惯，但是从立法方式上看，这种原则性定义之后列举种类范围的做法在我国立法中也多有先例。
民政部起草慈善法草案时，在慈善的定义方面遭遇难题，应该不是简单理论上的文字和逻辑，而是实务方面需要一一确认，哪些属于慈善的范围之内，哪些属于慈善的范围之外。例如，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慈善与社会救助的界限。由于在救助对象方面有很大的重叠性，慈善与社会救助的立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6，为解决圈地运动后的流民、贫民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济贫法》等一系列济贫制度，呈现出“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特点”，要求有产者以税收救济贫困并参与监管，这被视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先声。制定现代慈善法，必须慎重考虑与社会救助法的关系，即明确社会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关系。比如，社会救助法中对于城乡低保制度、灾民救助制度、农村五保制度，以及包括医疗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教育、司法、住房等方面都有专项救助规定，那么慈善法与行政救助法的调整范围存在交叉的部分须划分清楚。
（二）慈善与公益的界定。慈善活动有助于公益目标的实现，但是慈善活动并不等同于公益活动，一般来说慈善活动的范围小于公益活动的范围。正是因为大家普遍有这种认识，对慈善的定义与对公益的定义密切相关。例如我国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将慈善捐赠视为公益事业捐赠，并在第三条中界定“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公益或公共利益研究较多，叶必丰教授更是将“公共利益本位”作为行政法的基本观点，将行政法定义为“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对于公共利益给予极高关注。因此，在慈善法立法中，应对以什么样的标准和程序认定公共利益，以及政府应当如何促进实现公共利益，怎样划分公益与慈善的界限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二、慈善法的目的、原则
立法目的条款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并非必需，而在我国法律第一条表明立法目的或者宗旨几乎成为立法铁律。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也有立法目的条款，在第一条表明：“本法的目的是，通过赋予从事特定非营利活动的组织以法人地位等手段，促进志愿者从事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以及其他由公民无偿进行的有利于社会的活动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公共福利的进步。”日本的立法例为我国慈善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无须模仿我国其他行政法律法规的表述，空泛地讲“加强规范管理，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应当进一步加强研究现代慈善法的特征和要求，避免过强的行政管理色彩，突出社会公共福利的内容。
原则性条款在许多主要立法中都有规定，主要用来表达立法所要遵循或者贯彻执行的整体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理念、要求和价值。原则性条款既是该法的立法指导和引领，也是该法执行和适用的`灵魂。在慈善立法中，分散立法模式的国家，对慈善（慈善活动、慈善立法等）做出专门原则性规定的并不多见，但是在统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大都在慈善法的总则部分对慈善立法原则做出专门规定。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活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维护社会正义；传播并促进人道主义原则；维护人类尊严；加强时代凝聚力；维护特定的社会政策；排除社会依赖；排除种族歧视。我国慈善法草案（月修改稿）第四条对慈善法的原则作出了规定：“慈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慈善活动应当坚持自愿、无偿原则，不得以慈善名义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慈善名义进行与慈善宗旨无关的活动。”笔者认为，我国对于慈善活动遵循的原则，应当在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研究，针对慈善事业的特性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例如保护慈善组织独立地位，是否可以发展成为慈善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慈善组织
作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慈善组织是慈善法最重要的法律主体。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典型的有四类：一是社会团体，如以中华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总会为主体的慈善会， 目前在全国有家左右。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是指一些民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三是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以及非公募基金会，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等。四是“草根性”慈善组织，一般存在于城市社区，组织规模不大，且多数没有履行合法登记手续，因此变化较大。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存在官办色彩浓厚、政策扶持少、经费严重不足、社会公信力差、专业管理工作人员缺乏等问题。笔者认为，为适应现实需要，慈善法应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注册登记：降低门槛
我国制定慈善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量草根性慈善组织面临合法性困境。我国慈善组织注册登记，采取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注册程序主要包括自我审查、业务部门初审和登记主管部门的正式审查。按照这种注册管理规定，很多慈善组织都会遭遇无法注册的条件限制。首先是达不到注册登记规定的资金和人数的要求，其次是即使达到资金和人数要求也难以找到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全国性、地方性社团在资金和人数上分别作出要求，并且明确规定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且只能是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授权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往往害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担起主管单位的责任。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申请设立基金会，也会面临同样情况。有学者提出，注册登记等设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寻租与社会不公，结果必定是抑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应将目前的双重认可和管理原则转变为认证原则，即只由民政部门统一认证，并在设立条件方面降低门槛。如此一来，制定慈善法还必须修改完善配套法规，降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注册登记条件。
（二）内部治理：走向独立法人
实践中我国慈善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多为官方机构，他们往往有干涉慈善组织的权力，如影响负责人的推荐、任免甚至慈善项目的实施。政府与慈善组织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即通常情况下的上下级关系，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也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这种官方背景和行政色彩如果利用得好则在短期内有利于推动慈善事业高速发展，但是时间一长很容易就堕入体制僵化的弊病中，变得越来越不符合现代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这种传统管理体制需要法律的重新界定。在管理体制改革中，除了确立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之外，还要探索慈善组织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借鉴公司治理理论来提高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效率。在非营利组织中引入公司治理的概念，较多出现在西方研究文献中，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是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的代表人物。明确的组织使命感以及可以界定的董事会和有效的经理层等组织架构，可以有效提高慈善事业运营管理的效率。在慈善组织的经费管理方面，允许慈善组织提取管理费，用于维持机构运营的开支，包括雇员工资、设备、差旅费用等，有利于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惯例，管理费提取不得超过经费的10%。慈善组织也可以从事一些经营活动，但是获得收益必须用于所有受益人，慈善组织领导层和管理层无权分配收益。
（三）监管模式：提高透明度，鼓励社会监督
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采取的是行政为主的多主体模式：一般来说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对慈善组织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审计部门重点监督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这种分工理论上是明确的，实践中如果有健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制约也是可以发挥一定监督作用的，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行政为主的监督（媒体和社会较少介入）很容易陷入监督的随意性、消极性弊端。有的监督主体往往把监督视为一种权力而非职责和义务，不但不能履行监督职责，反而向慈善组织收取管理费，甚至挪用善款，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企业与公众投身慈善事业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但是，行政监督的积极作用仍然不能放弃，尤琳教授建议，立法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慈善组织行使监督权。由于慈善组织管理人转移资产甚至欺诈行为等造成公益财产损失的，检察院可以提起诉讼，要求管理人予以赔偿，而赔偿的款项将由检察院追回并交回慈善组织。
当然，维护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自律监督，努力完善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提高公开透明度。与其他组织相比，慈善组织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信力。丧失了公信力，慈善组织就会丧失资源、丧失力量，甚至丧失存在的价值。因此公信力是慈善的生命，确保慈善组织公开透明是制定慈善法的关键点。慈善立法要在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利益冲突规则、财产管理和使用等各个方面设计出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公开透明机制能够有效建立起来。应当保护公民知情权，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对捐赠款物使用和管理的信息披露工作，并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例如，为了增强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慈善组织账目必须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提议建设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平台、慈善捐助信息系统等。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社会监督，包括社会舆论、民间评估机构及公民个人监督等。对慈善活动的监督只有政府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应当鼓励社会民间性的专业评估机构，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进行评估，允许其把所出具的测评报告向社会公众发布，社会公众以此作为是否向该慈善组织捐赠的标准。应当确保媒体和公众对慈善活动监督渠道畅通，例如郭美美事件、万元餐费事件等社会舆论热点在某种程度上将对于促进慈善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件好事。
四、政府在慈善法中的定位：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反过来也成为制约社会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政府成为慈善组织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和管理者，这种政府功能过于强大、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规模和数量明显不足的局面，显然与慈善事业民间性、社会性的特点是不相符的。虽然也有像新加坡那样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动、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广，政府财力有限，必须积极发挥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体作用。要鼓励慈善组织成为慈善事业的独立主体，就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慈善法中对政府的职能正确定位。政府应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对于社会慈善事业，政府应当起推动、促进作用，采取各种方式引导和帮助慈善事业的发展，制定政策予以鼓励，并依法予以监督规范。
在公共事务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已经不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处理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并非随意地干预慈善组织的内部运行。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财税政策等特定方式和手法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引导。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必须减少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强化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尽可能对慈善组织采取邀请、授权、委托等方式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慈善事业来弥补公共政策手段（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推动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慈善事业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接受政府法律法规的规制，实现慈善行为有赖于政府力量的保障。要形成政府与慈善组织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政府必须认识清楚慈善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并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第三部门，而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只能是慈善事业的扶持者、调控者和监督者，而不能是慈善资源的提供者与组织者。
五、慈善募捐
慈善募捐是指社会组织基于慈善宗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的募集捐赠活动。由于慈善资源的有限性，石佳友教授提出，慈善法应当对公共募集行为进行严格规制，并对捐赠人的权利和募捐人的义务进行有意义的探索。那么，哪些组织可以成为慈善募捐的主体？经过民政部统一认证的慈善组织自不待言，其他可以进行募捐的组织必须有法律法规授权，否则不得擅自开展慈善募捐活动。那么法律法规可以授权慈善组织以外哪些组织进行慈善募捐，新闻媒体可以吗？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是否应当向政府申请获得许可，如果申请许可政府应当以怎样的程序作出决定？以及慈善募捐活动中存在的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行为，应当如何杜绝？慈善募捐的组织方应当在信息公开、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等方面具有哪些义务？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将非常有意义。
六、慈善事业的扶持与保障：税收优惠等
我国虽已颁布出台《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所得税》等涉及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法规还存在着很大缺陷，尤其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扶持与保障慈善事业发展的系统性配套政策。如有关慈善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税前扣除比例偏低、税收优惠政策不具体、配套税收政策不到位、办理手续复杂等不足之处。为了鼓励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公益事业，实现多捐赠多扣除，我国于1月起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提高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纳税扣除额度，由3%提高到12%。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允许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是具体实施是由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通过个案审查的方式，逐家授予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以免税资格，仍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另有学者建议，慈善法应当拓展可以列入税前扣除的内容，将捐赠实物纳入可扣除范围。当然，很多人都同意最理想方案是规定，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凡是向慈善组织捐赠，都可以获得相对公平的税收优惠，并建立方便快捷、易于操作的免税程序。这涉及现实中各级慈善组织公信力，以及我国税务制度的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税收优惠以外的其他扶持与保障措施也很重要，例如政府补贴、政府采购对于慈善组织予以照顾：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机构等单位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对有突出贡献者予以表彰与奖励制度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经常在发展慈善事业的论文中提及，但是慈善法中能否予以推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以上几点，慈善法立法中的关键点还有很多，如慈善（公益）信托、志愿者服务、涉外因素等等。尽管这些问题都比较有研究价值，但目前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摸索。
篇4：立法法的品性 论文
立法法的品性 论文
我们可以说，立法应当是民主和法治的过程，是民主和法治的产
物，甚至是民主和法治的化身。这些，都只是我们在应然意义上进行
的表述。事实上立法不民主，立法非法治的状态经常存在，甚至成为
民主和法治发展的障碍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了立法的品性问题
。如果是民主与法治的立法，就会有好的法律―――良法据此而得以
产生；如果是专制与人治的立法，就会有坏的法律―――恶法据此而
得以产生。立法的良善，制约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是否民主与法治，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保证立法的良性，就必须对立法进行民
主与法治的调控，这也许是立法法得以产生的初衷。这并不意味着有
了立法法一切都有了。要保持立法法应有的品性，还需要我们在制定
立法法时和制定立法法后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民主的工作也有法治
的工作。也就是说立法法要具有良好的品性，就必须具有民主的品性
和法治的品性。这一说未见先论，但恐怕也还不是谬论。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民主。无论怎样地将民主和立法结合起
来论述，都不可否认，立法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活动，是国家权力的构
成部分与实现方式。立法作为一种权力的体现和运作过程，它本身就
可能有一种脱离民主的倾向与可能。立法法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
证各种立法的民主性质。现在我国的第一部立法法产生了，对于立法
的民主性质也作出了重要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如何被贯彻实施还特
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立法法实际上是通过立法权限的划分来进行国家
权力的分配的，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显然是立法
法的使命。立法法通过立法与立法冲突的协调来解决权力与权力
之间的冲突，维护正常的权力构架与权力关系，这对于保证权力的民
主性质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在立法上的合法
性质也体现着一定的民主性质。擅自扩大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立法，
在立法法上肯定是非法的，立法法就必然会反对，就应当宣布其为非
法而无效。人民在选举立法机关之后，实际上就把直接的立法权委托
给了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一旦背离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但难以修正，
而且还将受害于恶法。因此，用立法法来保障立法机关及其对于人民
的忠诚―――保障民主，制约立法权，防止立法权的滥用，不能不被
认为是一大建树。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法治。法并不都是良法，法也并不是都
有利于法
[1] [2]
篇5：电子商务法的论文
关于电子商务法的论文
电子商务合同的无纸化和电子商务交易空间的虚拟性，使得数据电文的自动交易可以在无人控制的环境下进行，这也使得它对交易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传统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看看下面的关于电子商务法的论文吧！
关于电子商务法的论文
[提要] 在不断推进相关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电子商务合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成为阻碍电子商务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许多学者开始重新讨论普通合同法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适应性，对电子商务立法的研究成为世界各国法律研究的重中之重。鉴于电子商务体系的复杂性与所涉范围的广泛性，本文从细处着眼，集中分析电子商务中合同制度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电子商务；合同法；法律问题
一、电子商务合同成立中的法律问题
（一）书面形式问题。合同是否采用书面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是其他形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书面合同的好处是形式明确肯定，有据可查，对于防止争议和解决纠纷有积极意义。而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的特点是直接、简便、快捷以及数额较小。但口头合同没有凭证，发生争议后难以取证，不易分清责任。故在商业活动中，书面合同仍为合同当事人广泛采用的方式。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由于网络中使用的数据电文与传统的书面文件差异很大，数据电文能否被视为书面文件，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的合同是否可被视为书面合同，这不仅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挑战。与传统的书面文件相比，数据电文有以下特征：（1）数据电文的实质是一组电子信息，其依赖的存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盘的磁性介质，而不是传统的纸张；（2）数据电文的表现形式不是有形的纸张文字而是调取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电子枪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的文字来表现。
数据电文的上述特点与传统上法律对书面文件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将传统的书面形式要求照搬到电子商务中是根本不可行的。针对此种情况，联合国贸易法会在起草《示范法》时，采用了一种称作“功能等同法”的立法技术。此种方法立足于分析传统的书面对合同的作用，以确定通过电子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例如，书面文件可以启到以下作用：提供的文件可以识读；文件可以复制使当事人均持有同一份文件的副本。以书面文件的基本作用为依据，联合国贸易法会在《示范法》第6条中规定：“如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该条规定在不要求各国取消其国内法关于书面形式要求的前提下，扩大了“书面形式”一词的解释，将数据电文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之内。
新加坡《交易法令》第7条也规定：“在法律要求信息采用文字、书面形式，或规定了未采用书面形式的一定后果的情形下，如一项电子记录所含信息可以调取已备日后查用，则其应被视为满足了该项要求”。我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该条规定解决了数据电文的“书面形式”问题。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中国合同当事人可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法律要求的“书面合同”。
（二）要约与要约邀请。我国的《合同法》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要约与要约邀请。该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1）内容具体确定；（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15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在解释了要约邀请的定义之后，该条列举了要约邀请的几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使人将商业广告都理解为要约邀请，该条随后特别指出，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在通过网络所进行的交易中，商家登载于互联网上的广告到底应视为要约，还是应视为要约邀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一直都存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主张应都视为要约邀请，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也有人主张应都按要约处理，因为这些广告所包含的信息比较完整，涵盖了合同的主要内容。另外，还有人倾向于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解决，根据按照交易的性质，他们将网上交易分为三类：销售实物、销售软件、网上服务。这种观点主张：在第一种交易中，广告一般应视为要约邀请；而在后两种交易中，广告一般应视为要约。
我们认为，较之于前两种观点而言，第三种观点注意到电子商务具有不同于一般交易活动的特点，因而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必须指出，上述方法亦有其局限性：从交易的对象的种类出发，而不是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目的来区分要约与要约邀请，其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譬如，在网上以实物为对象的交易中，相当普遍（而不是个别）的情况是：商家的广告内容十分详尽，覆盖了标的物、价格、交货方法、时间及地点、付款方式、甚至售后服务、免责事由等诸事项；更为重要的是，商家自己实际上也已将其视为要约。在此情况下，按照上述观点，这种广告仍视为要约邀请，允许商家可自由拒绝消费者的承诺，或随时撤回其意思表示，则于消费者有何公平可言？
因此，我们主张，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标准，仍然应回到《合同法》中去寻找。根据前引第14条，这一标准应该是：（1）意思表示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2）其发出人是否有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意图。
（三）意思表示的撤回与撤销。意思表示的撤回是指在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前与之到达对方的同时，表意人又向其发出通知以否认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为。在合同法中，意思表示的撤回包括要约的撤回和承诺的撤回。两大法系对要约及承诺的撤回均是认可的。我国《合同法》也是明确承认了这一制度的，该法第17条规定：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第27条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与承诺同时到达要约人。 意思表示的撤销，是指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后、对方作出答复之前，表意人又向其发出通知以否认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为。在合同法中，它仅指要约的撤销；承诺没有撤销问题，因为承诺根本不存在要求对方给予答复的问题。对于要约的撤销，大多数国家原则上是允许的，但一般都规定有些要约是不可以撤销的。我国《合同法》第18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第1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工作。
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意思表示的撤回与撤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已有的立法（譬如《示范法》以及新加坡《交易法令》）来看，似乎都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有人认为：数据电文的传输速度极快，从而使得对其的撤回与撤销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但也有人主张，“法律贵在严密，即使要约能撤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不应完全否认这种已得到广泛承认的合理权利本身。只要要约人的要约尚未获得承诺，应允许其对要约作出重新安排”还有人认为：应视采用的电子通讯方式而定。
笔者认为，由于意思表示的撤回与撤销是不同的，因此在电子商务立法时应注意予以区别。因电子传输的速度很快，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表示的撤回在技术上不易达到，即要求撤回的通知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与承诺同时到达要约人。但对于意思表示的撤销，在电子网络环境下，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例如，要约人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一份可撤销的要约，受要约人收到要约后，并没有马上答复作出承诺，此时，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只要要约人撤销其意思表示的通知在对方答复之前达到对方。但若受要约人使用了自动回应系统，对符合条件的要约自动进行回复，则要约人可能无法撤销要约。笔者以为制定电子商务立法时，应根据不同的电子传递方式作出较为灵活的规定，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四）电子合同的成立时间与成立地点。在合同法中，确定合同成立的时间与成立地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一般情形下，合同的成立时间也就是合同的生效时间。比如，我国《合同法》第44条就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确定了合同的成立时间也就相应地确定了合同当事人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而合同的成立地点往往在管辖、准据法的确定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合同成立的标准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达成，即合意的达成。合意的达成又是以承诺的形成为标志。因此，合同的成立应以承诺来作为判别标准。对于这个问题，大陆法系是采取所谓“到达主义”，即以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时间和地点为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与之不同的是，英美法系采取所谓“发送主义”，即以承诺发出的时间与地点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关于数据电文形式的承诺的生效时间。我国《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第1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坚持了“到达主义”的传统。
联合国《示范法》无意在此问题上与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任何一方相冲突。该法回避了对承诺生效的时间作出直接规定，而仅仅是给数据电文的发出与到达时间设定了标准。如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该法第15条第1款规定：“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一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以它进入发端人或代表发端人发送数据电文的人控制范围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准”。因此，联合国《示范法》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采用的是“发送主义”。然而，在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上，该法则采用了“达到主义”。该法第15条第2款规定，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按下述办法确定：（A）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a）以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或（b）如收件人发给了收件人的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指定的信息系统，则以收件人检索到该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间。（B）如收件人并未指定某一信息系统，则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一信息系统为收到时间。上述做法也为新加坡《电子交易法》所完全采纳。至于承诺生效到底是以数据电文的发出还是以其到达为准，《示范法》根本没有涉及。立法者显然是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各国的国内法去规定。
2、关于数据电文的发出与收到地点。联合国《示范法》第15条第4款规定：“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应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地点，而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受到地点。就本法的目的而言：（a）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应以对基础交易具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为准；如无任何基础交易，则以其主要的营业地为准；（b）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考虑我国的实践并参考《电子商业示范法》，我国《合同法》第34条规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据解释，此条确定收到地点的规则，主要原因在于要处理电子商务中特有的情况，即收件人受到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或者检索到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常常与收件人不在同一管辖区内。由于信息系统地点的不确定性，为确保收件人与视作收件地点的所在地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且发件人可以随时查到该地点，故《合同法》做了如上规定。
此规定是在法律事实上确定一件不易反驳的推定。若另一项法律（如有关合同订立或法律冲突的法律）要求确定一项根据电文的收到地点时，即可使用这种推定。应该说，我国《合同法》这一规定充分考虑到电子商务的不同于普通交易的特性，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因此是值得肯定的。
二、电子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
“格式条款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订约方式，而且对合同自由原则形成重大的挑战”格式条款在电子商务中也有着极为广泛的适用余地。一些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都拟订了极为详尽的格式条款。应当承认：格式条款对于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和完善合同内容、预防和减少合同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原则上应肯定其效力。但是，问题正如前引观点所指出的：它“对合同自由原则形成重大的挑战”。譬如，有的网站的格式条款规定：本公司有权在任何时候更改或修正本合同条款，修改后的合同条款一旦通知即生效。
有的网站的格式条款要求消费者事先接受其完整内容要到承诺做出以后方可知晓的协议。还有的网站对于格式条款中所包含的免责内容根本未以醒目之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凡此种种，均有可能对相对人利益构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而且，可以预料的是，随着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所谓的“格式之战”将会愈演愈烈；相应地，对商业网站的格式条款的规制和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将会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我国《合同法》已对格式条款问题作出了比较完备的规定，这些规定尽管是针对普通商品交易而作出的，但其原则、精神应当认为，对于电子商务仍然是可以适用的。
主要参考文献：
[1]朱遂斌，陈源源.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4.
[2]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用问答.中国商业出版社.
[3]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政法论坛，1999.6.
[4]单文华.电子贸易的法律问题.
篇6：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论文
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论文
电子商务与电子商务立法概况电子商务发展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1995年成立电子商务工作组，1996年提出发展电子商务的战略框架，1997年又提出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于是，电子商务很快风靡全球。电子商务无论是作为一种交易方式、传播媒介还是企业组织的进化，近几年来在广度与深度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其发展速度是传统商务所不能比拟的，同时也显示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由电子商务引发的许多问题也正在逐渐显现，尤其是各种法律问题，比如：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网上支付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电子身份认证的法律地位、物流配送的物权归属、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店的法律责任等等，这些法律问题用传统商务法律规范很难解决，但如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这些法律问题的出现必将成为制约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在短短几年里，电子商务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严峻考验，有过飞速发展的所谓“烧钱”时期，也经历了“泡沫”破灭后的困难时期，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电子商务要进一步发展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环境。
在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电子商务立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98年5月世贸组织在一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全球电子商务宣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年10月推出了《全球电子商务行动计划》、欧盟于2000年5月通过了《电子商务指令》、美国1998至2000年相继出台了《互联网免税法案》、《统一电子交易法》、《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的政策》、《电子签名法》，欧日等国也先后提出了《欧洲电子商务行动方案》、《欧盟支持电子商务共同宣言》、《欧盟电子签名的法律框架指南》以及《日本改善电子商务环境》文件……，这些法律规范为有关国家清扫发展电子商务的部分障碍，推动与保障电子商务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有了电子商务立法的相关保障和促进的作用，才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定时期内各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从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来看，尽管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发展前景很被看好，但仍受到安全、支付、配送、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基础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其实这并不是我国的电子商务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实现安全保障，网上支付体系和物流配送系统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而主要在于我国电子商务的相关立法还相当滞后，从而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电子商务立法已经成为我国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必备前提。
2.2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特点
2.2.1国际电子商务立法先于各国国内法的制订
以往的国际经济贸易立法通常是先由各国制订国内法律，然后由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针对各国国内法的差异和冲突进行协调，从而形成统一的国际经贸法律。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跨跃性和电子商务发展的迅猛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即已形成电子商务在全球普及的特点，因而使各国未能来得及制订系统的电子商务的国内法规。同时，由于电子商务的全球性、跨国界的特点，任何国家单独制订的国内法规都难以适用于跨国界的电子交易，因而电子商务的立法一开始便是通过制订国际法规范而推广到各国的。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颁布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规定了电子合同的效力、电子合同履行的标准、电子签名的可接受性等，该法虽然没有法律效力，却为逐步解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随后，不少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以示范法为范本，纷纷制订各种法律规范。
2.2.2国际电子商务立法具有边制订边完善的特点
由于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目前仍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遇到的法律问题还将在网络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因而目前要使国际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一气呵成是不可能的，只能就目前已成熟或已达成共识的法律问题制订相应的法规，并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加以不断完善和修改。典型法规为联合国贸法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规第一部分为“电子商务总则”，第二部分为“电子商务的特定领域”，目前只制订了“第一章货物运输”，该部分其余章节则有待内容成熟后再逐章增加，该法于1996年通过后不久，其第一部分内容即于1998年6月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作了补充。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这一特点是以往国际经贸立法中所罕见的，也是与国际电子商务发展的特点相适应的。
2.2.3国际电子商务立法重点在于使过去制订的法律具有适用性
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但电子商务本身并非同过去的交易方式相对立，而只是国际经贸往来新的延伸。因此，电子商务国际立法的重点在于对过去制订的国际经贸法规加以补充、修改，使之适用于新的贸易方式。例如，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制订时并未预见到电子商务的发展，因而其合同订立方面的规定实质上是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补充和完善，而并非推倒重来。又如国际商会2000年1月1日生效的《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使用电子方式通讯方面，基本延用了1990年修订本的表述方式，而并未作推倒重来式的修订。
2.2.4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相对于传统立法更加繁多复杂
电子商务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有效打破国际和地区之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对世界经济贸易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由于电子商务有效的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使电子商务中的国际化成分较其他贸易形式有所增加，这种特点决定了它的规则制定和执行具有国际性。国际电子商务立法在制定时就自然会面临各国社会制度、政治状况、经济发展程度、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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