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冰心的《两个家庭》和《最后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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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重新解读冰心的《两个家庭》和《最后的安息》
重新解读冰心的《两个家庭》和《最后的安息》
本文重新解读冰心的《两个家庭》和《最后的安息》，认为冰心在创作具有传统与西化的两面性，她一方面追随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又有着时时准备退回到自己的小家之中的妥协性。冰心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人的创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察问题的方式，二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冰心，历来以文字清新，情感细腻闻名于世。这与她的家庭环境大有关联。一方面，冰心的父母姐弟关系很好，家庭氛围和谐民主，这让她从小就善良而温柔、文雅;另一方面，她也因父亲的工作认识了不少海军士兵，培养出坚强的性格。在文化教育上，她在家里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后来又进了教会学校念中学，同时受到中西两方面文化的影响。在教会学校中所接受的灌输，更让她形成了“爱的哲学”。
根据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的说法，“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甚而还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他还认为，如果冰心从小只读中国诗词就更好了，但是“她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只徒然地鼓励了她说教的倾向，破坏了她的感性”。笔者认为这段评价尽管并不客气，但确实指出了冰心在创作方面传统与西化的两面性，以及她一方面追随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又时时有着准备退回到自己的小家之中的妥协性。
冰心早年刨作的小说多是问题小说，这些小说集结为自选集《去国》。在这个集子的12篇小说均用平实的白话文写就，结构简明，风格清新，富含寓意，并没有过去一般女性作品矫揉造作的弊病。从小说主题来看，也并不单一，一部作品往往展现了多个“问题”，例如《两个家庭》兼有社会弊端与家庭痛苦两方面的展示。冰心所创作的问题小说，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人的创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察问题的方式，二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以冰心19岁时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两个家庭》为例，此作虽是冰心第一次公开发表小说，但已经有相当的文学水准。这篇小说的主旨显然是要借陈先生的经历，写留洋归国学子的失意，与对祖国现状的不平。但她却没有直写不平之事，而是先以一则“家庭与国家关系”的相关演讲作开头提点，接着由妯娌间谈话，引出几个人物渐次出场，交待背景，铺垫气氛，众人谈到陈先生的家庭，不由嗟叹。到了陈先生亲自为他的处境作答时，故事已至高潮。原来陈先生的悲剧并非只是一家的悲剧，而是当时青年普遍性的悲剧：留学归国后本想为国家贡献力量，但现实黑暗，报国无门，满腔的热诚落到空处，只有“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妻子不理解他，反误会他，子女缺乏教育，放纵无端。陈先生从一个志满意得的青年，落到如此空虚颓废，岂不正让当时许多忧心国家的青年感同身受。在知悉了他的家庭状况，生活境遇之后，读者怀着疑问，再看他历数时局之弊，生活之苦痛，人生之颓唐与无奈，便格外能激发同情与愤慨。
最后，陈先生一家的结局，也并未直称，而是在对谈中展现。作品的收尾，则复归至开头的李博士所作演说，“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的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上来。首尾和环，结构精巧，虽然叙述有些松散，仍不失为佳作。
然而，这篇“问题小说”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分析的地方。其实只要通读过当时其他人的问题小说，将之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冰心的这篇作品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主人公是分离的，叙述者是文中的“我”，而主人公则是“我”的邻居陈先生。这两个人物之间，不仅因为隔邻而存在着物理意义上的墙，更存在着心灵上的巨大隔阂。这就是该小说起名为《两个家庭》的原因，冰心本就有将两者刻意作比较之意。
在《两个家庭》中，叙述者是这样叙述她所看到的陈先生家庭的：
“原本长了扁豆的篱笆，被陈家的小孩拔掉根，整个枯黄了。”
“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
“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
“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陈太太……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
“陈先生又生气走了。……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这里所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幸的家庭，而更显得像一个无文化的、庸俗的家庭。可这一家之主甚至还是个留学生。可以说，叙述者在这里隐含了中国传统小说常常表现的一种态度：家主无能，持家无方。才会导致现在的这种糟糕状况。
而作为对照，叙述者自身所处的家庭，就是天差地别了。《两个家庭》中也有很多篇幅，用于体现“另一个家庭”——“三哥”的家庭的和睦。这一点尤为表现在兄弟姊妹之间的亲爱友善，子侄辈的聪明可爱上。在这个家庭中，有闲来翻译外文作品的三哥夫妇，既显才能，又文雅风流，“红袖添香对译书”;有聪明的侄儿，唱歌清亮，引发大家一齐拍手。再看那“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如此明媚风景，闲雅之趣，与那位陈先生深陷泥沼的家庭仿佛是两个世界。似乎本该是作品主题的——黑暗的中国、壮志难酬的青年——在叙述者的家庭构成中完全体现不出来。如果说经济决定境遇，那么照文中所言，陈先生的职位比三哥高，工资比三哥多，本该比三哥过得更好，可实情却是陈先生家充满了不幸，三哥家则幸福洋溢。对此，三哥问陈先生：“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而陈先生的回答说，这其实也并非全然他的个人原因，而是整个社会令他灰心失望，家庭中又有种种的烦心事，让他不得安宁。这里的回答，是符合当时的惯常思路的，但如果简单地认为，冰心写的只是普通的社会家庭问题小说。只是普通的揭露黑暗，就无法理解她为何要写如此阳光的另一个家庭了。很明显，陈先生的悲剧，不是个别的家庭的错，而是同时代人的共同痛苦。冰心写此家庭问题，也是为了激发青年们感同身受之情。然而，既然问题如此普遍，《两个家庭》中的另一“三哥”的家庭，为何全然不受影响呢?难道不也是生活于同一时代，难道不也是归国青年?有妻有子，境遇何等相似?那么，冰心的真实用意究竟为何呢?
在作品后面，三哥谈到陈先生死因时，或许可以看到一点解答：“不过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所以才会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终致不振。至于“三哥”的家庭，则是从一开始就安了妥协之心，并没有强烈的报国之愿，一心只想管好“小家”即可。同是留学归国，陈先生愤懑于社会不公，三哥却安于小职位。同是娶了新式教育的妻子，陈太太便总用“女权”作武器，攻击丈夫。而亚茜却能文雅风趣，红袖添香。同是生了孩子，陈太太不教，孩子便没教育，整天闹腾。三哥家的小峻却聪明安静，好学有才。陈家每况愈下，最后落得死的死，散的散。三哥家却如此和谐，简直可作模范家庭。
然则，把这个模范家庭摆在这篇本来用意为揭露社会与家庭痛苦的作品中，实在太不合时宜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表彰这个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三哥，是安贫乐道，对于社会和工作，没有半点怨言。作为妻的亚茜，是贞静贤淑，既不要求“女权”，也不四处玩乐，而是安静地待在家里，以陪同丈夫的兴趣和教养儿子为业。作为儿的小峻，又安定得简直不像那个年龄的孩子，对大人的话毫不反抗，而总是完全配合的。这就是冰心所欣赏的家庭，也恰恰是一种旧式的家庭。虽然有一些新的因素，例如，留学的丈夫、会英文的妻子、新式教育下的孩子，但家庭的本质却仍是旧式的。从这篇冰心的处女作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她日后创作思路的某些端倪。她生活在家庭民主的环境中，也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开阔，但是，正是因为家庭的幸福和谐，长辈的关怀，使得她不能抛下自身地位的影响，而安于旧式的美德，无法彻底投奔向新思想。
冰心对于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是相当满足的。因此，她便经常以俯视的视角，怜悯的眼光，来看待挣扎于俗世痛苦中的芸芸众生。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感觉到环境的美好和谐，自身的平和优越。
这其中的又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最后的安息》。
在这篇小说中，十二岁的城里的少女惠姑，来到乡下的自家别墅度假，她认识了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姑娘翠儿。两人的境遇全然不同，一个是有文化又活泼大方善良的城市少女，一个是可怜老实贫穷的农村少女，但出于同龄孩子的感情，两人成为了朋友，惠姑帮她做事，告诉她城里的事，还教她识字。两人过得非常快活。可终归，惠姑劝翠儿寻求自由的话被她婆婆听见了，翠儿遭到了毒打，终致死亡。
翠儿的死，惠姑是要负责任的，这本是一个深刻的，关于生存与自由的问题。然而，冰心只以她的启蒙者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在她的笔下，这个沉痛的故事成为了文明世界的启蒙者，对蒙昧世界的被启蒙者施予教育，然而最终失败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出，冰心是着力想表现悲剧氛围的，她写女孩子们的纯真友谊，写翠儿的聪明和对自由的向往。她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少女，然后让封建的家庭把她活活折磨致死。
然而，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地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对非人性的封建家庭的控诉。因为，《最后的安息》并不具有血淋淋的残酷性，翠儿的死，只是最后的结局，而全文中的大部分篇幅，始终都在展现一个温情的世界。冰心的文字并不偏激，而是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她写两个女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外面的世界贫富悬殊，这里却连成一片，“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纵然翠儿最后死了，她也让阳光从窗间照进来，接她去到极乐世界，得到“最后的安息”。她为世间的`残酷，笼罩上了一层带有宗教色彩的面纱。
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故事，在当时的中国相当普遍地出现。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涵，被冰心想得太简单了。无论是冰心，或是故事的主人公惠姑，都不认为惠姑要替翠儿的死负责，而只是对她施予同情，以及死者终究享受不到的宗教关怀。但实际上，惠姑是确然要对翠儿的死负责的。她唤醒了翠儿对自由的向往，然而翠儿既没有她那样的经济条件，甚至人身也是不自由的，她不过是个童养媳罢了。惠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她，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理所当然。冰心揭露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女性的不自由，却忽略了整个事件中主人公自己的错误。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整篇文章中，她着力写纯真的童心可以忽略贫富与阶级的差距，但实际上，惠姑这个主人公，一直是以施予者的态度来对待翠儿的。在经济上，惠姑家有房有产，出门有仆人陪同;翠儿生活贫苦，每天都要干粗活。感情上，家里的人都关心她照顾她;翠儿却“生在世上十四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言语，来对待她”。生活上，惠姑来乡下只为度假，有着无数的自由闲暇;翠儿却常常不能出门，就算出门也只是劳作。文化上，翠儿更是远远不能与惠姑相比。所以，惠姑尽可以对翠儿施予帮助，施予爱和同情，进行文化教育。所谓纯真的儿童交往，其实是充满优越感的一方，对于感恩者的赐予罢了。再来回头看看她俩建立友谊的那一段故事，惠姑虽然年龄比翠儿小，却能用一番话，造就冲破她心中黑暗的光明，让翠儿感动落泪。然后又抚摸安慰她，让那“同情，和感恩的心”，造就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事实上，若真是普通的孩子们的交往，又怎会出现“同情和感恩”这种感情呢?显然这种感情的方式是：惠姑—同情→翠儿，翠儿—感恩→惠姑。这种模式难道不让我们联想起什么吗?这不正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小民遇贵人”，再加上圣经故事中的先知与信徒的组合吗?冰心受到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影响甚深，这恐怕也是其中之一表现。
然而这个做出启蒙者，施予者姿态的贵人，终于也在现实面前退缩了。当翠儿的婆婆对她又打又骂，揪她回家时，惠姑还欲阻拦，但那婆婆对她一狠，她便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带走。回家之后，又只偷着哭，不敢告诉父母，“恐怕要说她和村妇拌嘴，失了体统”。最后，惠姑也没有把此事告诉父母，可见体统也比朋友的命重要。这篇作品在这里暗藏着令人震颤的真实性：自得的启蒙者终于龟缩于体制与面子之后，而之前多么友爱的好友，实际上已被她下意识地放弃。自诩为文明的启蒙者的主人公，与象征着落后封建势力的翠儿的婆婆，在对待农村少女的态度上其实是同样残酷的。然而，这种真实，或许已是《最后的安息》中最后的真实了，冰心终于从现实逃了开去，在结尾处，她用善良纯真的小朋友的单纯的心，带给这一本该凄惨恐怖的死亡，以温暖的宗教之光。“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就这样，冰心也只好逃往宗教的极乐世界了。
冰心的才学很丰富，文学的感性也极佳，但她，从内心里，却只把知识当作知识，把文学当作作品创作而已，至于知识所带来的科学精神与思维方式，文学带来的灵魂关怀与救赎，她却未曾领悟到。她在早期的问题小说中，依靠自己敏感的感觉发现并提出了许多问题，然而她始终都没能以“自省”的态度来反思问题，因此也拿不出解答，就像茅盾在论冰心的作品时所说：“但这，显然没有在作者的估计之中。她只用疑问的眼光看她那个‘问题’。”(《冰心论》)当然，茅盾其实说的也不全面。冰心并没有只提问题，不解决问题，她也在尝试着在创作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的成因。在《两个家庭》中，她发现的成因就是“不够平和，不够努力”。在《最后的安息》中，她也只觉得是落后地区女性命运的悲惨。她其实是把本已看见的严重的社会与家庭问题，以她的方式简单化了。
冰心一辈子到过很多地方，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经验，但这些，对于她骨子里的对于既成传统的信赖，并未有所改变。这其实是从大流，情于思考的表现。在她还在大家庭中的时候，她遵从着封建传统。在进入教会学校后，她又顺应了宗教传统。建国之后，她又开始以童稚的口吻歌颂新时代建设。她从小就能捐钱支持革命，也曾撰文为底层的民众呼吁，但这不过是她的善良所致，而并没有多少信仰和理念的成分。既新且旧的家庭，让她能够在一定的限制内，最大限度地接触外来的营养。因此，她也就获得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态度，认为传统体制并没有错，只要好好改良，就能旧瓶装新酒，成为新时代的楷模。用常见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辛勤劳动，总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在她看来，一个接受了她所认为的“正规的西方现代教育”，再回归到传统的平和稳定的家庭，方才是一个好的家庭。站在这个立场上，她再居高临下地去看其他的家庭，便只剩下叹息与同情了。那些失败者，虽然也有社会的原因，但在她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来看，不外乎是太过偏激，或是不努力、运气不好等等所致。若他们都能如“三哥之家”一般“折中，公允，调和”，则好的家庭并不遥远。而实际上，哪怕是陈家那样的，她所认为的可怜的家庭，也是颇有钱的，陈先生说着“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实际上他们不但请的起佣人，还有闲钱吃喝玩乐，陈太太也颇时尚的。愤懑发泄的方式，也是去外面看戏喝酒乱花钱。真叫劳苦大众看了，只怕要说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这就是她所能够接触到的，所能理解的痛苦与悲哀，实质上只是上层社会的人顾影自怜式的悲哀罢了。
篇2：冰心《两个家庭》赏析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
“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
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情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
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
“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一会子，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罢。”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得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得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
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
“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
“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
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
“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子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
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然，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垒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
“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垒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
亚茜微微笑说，“我那里配翻译书，不过借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唤小峻进来。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觉得他应对很聪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请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亚茜。亚茜说：“你唱罢，姑姑爱听的。”他便唱了一节，声音很响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们一齐拍手。
随后，我又同亚茜去参观他们的家庭，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三哥出门去访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觉。我们便出来，坐在廊子上，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亚茜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一面和我谈话。一会儿三哥回来了，小峻也醒了，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
晚餐的菜肴，是亚茜整治的，很是可口。我们一面用饭，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经先吃过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几座小塔。
门铃响了几声，老妈子进来说：“陈先生来见。”三哥看了名片，便对亚茜说：“我还没有吃完饭，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亚茜站起来唤道，“小招待员，有客来了!”
小峻抬起头来说：“妈妈，我不去，我正盖塔呢!”亚茜笑着说：“这样，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小峻立刻站起来说：“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一面跑了出去。
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这时三哥出去了，小峻便进来。天色渐渐的黑暗，亚茜捻亮了电灯，对我说：“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我要去算帐了。”说完了便出去。
我说着“三只熊”的故事，小峻听得很高兴，同时我觉得他有点倦意，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了。我说：“小峻，睡觉去罢。”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卧室。
他的卧房实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家具，小玻璃柜子里排着各种的玩具，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和他自己所画的剪的花鸟人物。
他换了睡衣，上了小床，便说：“姑姑，出去罢，明天见。”
我说：“你要灯不要?”他摇一摇头，我把灯捻下去，自己就出来了。
亚茜独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出来，笑着点一点头。我说：
“小峻真是胆子大，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
亚茜笑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谈话的声音很高。这时亚茜又被老妈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上面去。
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难道都忘了么?”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拚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三哥叹了一口气说：“这话自是有理，这个时势，就有满腔的热血，也没处去洒，实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不可为时势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将来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个大英雄，岂不是自暴自弃?”
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高大的影子，不住的在窗前摇漾，过了一会说：“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像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
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满含愤激悲惨。
三哥说：“这又奇怪了，我们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要论职位，你还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
陈先生就问道：“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三哥便不言语。陈先生冷笑说：“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的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力的整理改良。无奈我连米盐的价钱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终日坐在家里，只得听其自然。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儿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纵，更逼得我不得不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就成了习惯。每回到酒馆的灯灭了，剧场的人散了;更深夜静，踽踽归来的时候，何尝不觉得这些事不是我陈华民所应当做的?然而……咳!峻哥呵!你要救救我才好!”这时已经听见陈先生呜咽的声音。三哥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门铃又响了，老妈进来说我的车子来接我了，便进去告辞了亚茜，坐车回家。
两个月的暑假又过去了，头一天上学从舅母家经过的时候，忽然看见陈宅门口贴着“吉屋招租”的招贴。
放学回来刚到门口，三哥也来了，衣襟上缀着一朵白纸花，脸上满含着凄惶的颜色，我很觉得惊讶，也不敢问，彼此招呼着一同进去。
母亲不住的问三哥：“亚茜和小峻都好吗?为什么不来玩玩?”这时三哥脸上才转了笑容，一面把那朵白纸花摘下来，扔在字纸篮里。
母亲说：“亚茜太过于精明强干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手去做，我看她实在太忙。但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一毫勉强慌急的'态度，匆忙忧倦的神色，总是喜喜欢欢从从容容的。这个孩子，实在可爱!”三哥说：“现在用了一个老妈，有了帮手了，本来亚茜的意思还不要用。我想一切的粗活，和小峻上学放学路上的照应，亚茜一个人是决然做不到的。并且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程度还低，雇用一个下人，于经济上没有什么出入，因此就雇了这个老妈，不过在粗活上，受亚茜的指挥，并且亚茜每天晚上还教她念字片和《百家姓》，现在名片上的姓名和帐上的字，也差不多认得一多半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便说：“是了，那一天陈先生来见，给她名片，她就知道是姓陈。我很觉得奇怪，却不知是亚茜的学生。”
三哥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陈华民死了，今天开吊，我刚从那里回来。”——我才晓得那朵白纸花的来历，和三哥脸色不好的缘故——母亲说：“是不是留学的那个陈华民?”三哥说：“是。”母亲说：“真是奇怪，象他那么一个英俊的青年，也会死了，莫非是时症?”三哥说：“哪里是时症，不过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谁知回国以后，政府只给他一名差遣员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块钱无功的俸禄，他已经灰了一大半的心了。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乐，他就天天的拚酒，那一天他到我家里去，吓了我一大跳。从前那种可敬可爱的精神态度，都不知丢在哪里去了，头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体也虚弱了，我十分的伤心，就恐怕不大好，因此劝他常常到我家里来谈谈解闷，不要再拚酒了，他也不听。并且说：‘感谢你的盛意，不过我一到你家，看见你的儿女和你的家庭生活，相形之下，更使我心中难过，不如……’以下也没说什么，只有哭泣，我也陪了许多眼泪。以后我觉得他的身子，一天一天的软弱下去，便勉强他一同去到一个德国大夫那里去察验身体。大夫说他已得了第三期肺病，恐怕不容易治好。我更是担心，勉强他在医院住下，慢慢的治疗，我也天天去看望他。谁知上礼拜一晚上，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说到这里，三哥的声音颤动得很厉害，就不再往下说。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可惜!听说他的才干和学问，连英国的学生都很妒羡的。”三哥点一点头，也没有说什么。
这时我想起陈太太来了，我问：“陈先生的家眷呢?”三哥说：
“要回到南边去了。听说她的经济很拮据，债务也不能清理，孩子又小，将来不知怎么过活!”母亲说：“总是她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否则也可以自立。不过她的娘家很有钱，她总不至于十分吃苦。”三哥微笑说：“靠弟兄总不如靠自己!”
三哥坐一会儿，便回去了，我送他到门口，自己回来，心中很有感慨。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看，却是上学期的笔记，末页便是李博士的演说，内中的话就是论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
收入小说集《去国》，北新书局1933年10月初版。
篇3：冰心《两个家庭》赏析
《两个家庭》是冰心创作的一篇颇为吸引人的短篇小说。这篇作品写就于19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通过对高家、陈家两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描写，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她们游手好闲，不事家政，影响丈夫的事业，摧残丈夫的身心;肯定了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治家教子有方的亚茜。这是镀上了一层薄薄的西方文明金液的中国传统式的贤妻良母，或者叫新贤妻良母主义。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作品的内涵虽有其局限性，但它提出了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性。
小说是从李博士来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开始的，作者点题是要解析一下家庭的幸福与痛苦，对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作者为我们再现的她最熟悉的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有代表性的。
陈华民是英国的留学生，他的太太是一位富家小姐，平时很散漫。常常打扮得珠围翠绕的，只知吃喝玩乐，整天出门打牌行乐，不管家里的事。只交给三个雇的老妈子管。客厅寝室的陈设没有章法，院子的东西放得杂乱，厨房的墙壁被烟熏得很黑。他们生下的三个孩子，父母不对她们教育，一味由佣人照管，经常吵嘴打架，哭哭啼啼，闹得一家不得安宁。原来三个老妈子，各人都护着各人的小少爷，因此打吵不休。陈先生也曾劝太太管管家，毫无效果，反说他“不平等，不尊重女权。”
陈先生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有一番雄心大志，想使中国“旋转起来”，回国以后只在官府谋得一个差缺，整日价坐在公事房间里，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于是自暴自弃起来，养成了好闲纵酒的习惯，他说：“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拚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他灰心了，失望了，常常和太太吵架，到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自然解救不了他。他的身子一天天衰弱下去，得了三期肺病，在痛苦中了结了他的一生。
与陈家相对照是高先生一家。高先生与陈先生同在英国留学，一起毕业回国，论职位还没陈先生高，薪俸也比他少一些。至于素志不偿，彼此也是一样的。为什么高先生过得很快乐呢?用陈先生的话说：“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高先生的太太亚茜，是个十分贤惠，精明强干的女人，大事小事，都要亲自去做，虽然相当繁忙，也没见过她有“一毫勉强慌张的态度”。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对老人照顾得体贴入微，把儿子小峻哺育得既明事，又活泼可爱，连雇来的老妈子，也教会她念《百家姓》，名片和帐上的字，也能识一半。这样，就能使高先生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做事，还能帮着高先生翻译英国著作，合了梁任公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了。
这篇作品是冰心的“问题小说”之一。她目睹有的知识分子颓唐、沉沦、家庭破裂，有意使他们找到一种出路。作者虽指出了国家政治的腐败，但更多的是从“爱的哲学”来破题的。陈先生对黑暗的政治失望，他的消沉、败落是糟乱的家庭造成的。高先生在陈先生同样的政治条件下，由于有一个贤内助与温馨的家，仍然有所作为，生活幸福。在“五四”运动之后，阶级斗争趋于深化和激化，部分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茫然无措，他们既不满现实，却不敢与反动统治者作斗争，又急于从这种痛苦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找到一个容身之处，他们迫切要求一种廉价的止痛片。《两个家庭》以深切的同情心，委婉而恳切地向他们诉说，你们去承受家庭的甘霖吧，这无非是在“爱的哲学”的避风港里，让人们去自我陶醉、自我安慰。冰心1954年在《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中说：
“我开始写作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那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比黑暗的。因此我写的头几篇小说，描写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但是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结果我就退缩逃避到狭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同时我的对象我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我没有‘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因此我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来越贫乏，越空洞，越勉强，终至于写不下去!”
冰心的这篇自我解剖的序言，是概括得很恰当、很深刻的。
尽管冰心的早期的短篇小说存在着缺陷，但也不能抹杀它的积极的一面。作为一个有爱国心和民主思想的青年，冰心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之下，曾参与过某些爱国反帝的社会活动，她的早期作品反对封建主义和军阀混战，揭露旧中国政治的一些腐败现象，这对促进知识青年的觉醒是有好处的。由于她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受的教育和家庭环境，她的作品又未能强烈地反帝反封建统治，未能完全与这压迫和束缚它的势力断绝联系，从而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锐气。
《两个家庭》在创作艺术上，有不少可取之处。作者对陈、高两个家庭太熟悉了，在介绍这两个家庭时，都是从日常生活琐事说起的，“我”进舅母家，讲了高家的情况，舅母家的后院、隔着一个竹篱笆，就是陈华民的家，听到了陈家孩子大宝的哭闹，进而描这一家矛盾纠葛，可以说是顺序而叙，自然成章。小说的标题是两个家庭，其实重点写了陈家。如写陈先生从怀有抱负走向消沉、颓废，他与高先生的裸露心态的对话，都使人觉得写得真实可信，没有掺假做作的痕迹。作者对陈先生看来并无夸张的描绘，由于铺垫得坚实，烘托得有力，陈先生这个夸张的消沉的人物，又真实地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不是夸张，胜似夸张，正是作者的功底与高明之处。
篇4：解读冰心《关于男人》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子中学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拗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 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五、我的表兄们
中国人的亲戚真多!除了堂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表兄弟姐妹。正如俗语说的：“一表三千里。”姑表、舅表、姨表;还有表伯、表叔、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士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
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花甲初周德星双耀
明珠一颗宝树三株
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香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我觉得他很幽默!
篇5：解读冰心《关于男人》
1985年7月2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作品解读：
1987年，冰心的爱人吴文藻已故去两年，冰心因腿伤而很少出门，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87岁的老人常常陷入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和怀念之中，她开始写《关于男人》的怀人散文系列。《关于男人》，记录了许多冰心的亲人、朋友，文字清丽淳和，情感细腻动人。读过之后，方知酒是陈的香，冰心老人的文笔醇厚老到、刚柔相济，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这几篇散文着眼于寻味生命历程尤其是童年生活的丰富蕴涵。展示“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让童稚之梦、家人之爱、童真之趣不绝如缕地流向笔端;冰心老人曾说回忆中留下的痕迹，“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童年杂忆》)
冰心散文的往事追忆，令人深情回味。有人这样说：“冰心把童年的美满生活视为爱的结晶，美的范本，生命的摇篮，幸福的源头。”因此，她追怀往事的系列散文，更多的是体味和升华童年时代的纯真与活趣、感念和弘扬父母师长的至爱与美德，领悟生命哺育的真谛和价值，探索人格塑造的途径和成效。
她笔下的男子，立足于人生对爱的渴求，以人格魅力引人入胜，凸现的是人的美德人品，渲染的是浓郁的友爱人情，展示的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个大写的人，高尚的人，可敬可佩而又可爱可亲的人，即兴的抒写，或由回忆沉思引发，或由即景观物触动，都使得其文兴象浑然、情境和谐，呈现了柔婉情思和温文尔雅、端庄含蓄的才女性情。从而构成人格美人情美同在的人物长廊，引人向上思齐。
篇6：解读冰心《关于男人》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尚未寒
夜过荥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民初，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第1期)
三、我的小舅舅
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外叔祖先有三个女儿，晚年得子，就给他起名叫喜哥，虽然我的三位姨母的名字并不是福、禄、寿!我们都叫他喜舅。他是我们最喜爱的小长辈。他从不腻烦小孩子，又最爱讲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似乎在讲故事中，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快乐。
他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夏天就到烟台来度假，这时我们家就热闹起来了。他喜欢喝酒，母亲每晚必给他预备一瓶绍兴和一点下酒好菜。父亲吃饭是最快的，他还是按着几十年前海军学堂的习惯，三分钟内就把饭吃完，离桌站起了。可是喜舅还是慢慢地啜，慢慢地吃，还总是把一片笋或一朵菜花，一粒花生翻来覆去地夹着看，不立时下箸。母亲就只好坐在桌边陪他。他酒后兴致最好，这时等在桌边的我们，就哄围过来，请他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先从笑话或鬼怪故事讲起，最后也还是讲一些同盟会的宣传推翻清廷的故事。他假满回校，还常给我们写信，也常寄诗。我记得他有《登万里长城》一首：
划地界夷华
秦王计亦差
怀柔如有道
胡越可为家
安用驱丁壮
翻因起怨嗟
而今凭吊处
不复有鸣笳
还有一首《日夜寄内》，那是他结婚后之作，很短，以他的爱人的口气写的。
之子不归来
楼头空怅望
新月来弄人
幻出刀环样
我在中学时代，他正做着铁路测量工作，每次都是从北京出发，因此他也常到北京来。他一离开北京，就由我负责给他寄北京的报纸，寄到江西萍乡等地。测量途中，他还常寄途中即景的诗，我只记得一两句，如瘦牛伏水成奇石
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以后再转学 “柳”、学“赵”。又给我买了许多颜料和画谱，劝我学画。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说是“围棋不难下，只要能留得一个不死的口子，就输不了”。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因此我初入贝满中学时，还交了学琴的费。但我只学了三个星期就退学了，因为我一看见练习指法的琴谱，就头痛。总之，我是个好动的、坐不住的孩子，身子里又没有音乐和艺术的细胞!和琴、棋、书、画都结不上因缘。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成德。
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去工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信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子们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
这里应该补上一段插曲。一九一一年，我们家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喜舅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只觉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以后到我北京家里来过，在父亲书斋里长谈的那些人——仿佛都忙得很，到我家来，也很少找我们说笑。有时我从“同盟会”门口经过——我忘了是什么巷，大约离我们家不远——常见他坐在大厅上和许多人高谈阔论。他和我的父亲对当时的福建都督彭寿松都很不满，说是“换汤不换药”。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耿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这些歌子我一句也不记得了，《耿间祭》的原歌也有好几首，我倒记得一首，虽然还不全。这歌是根据《孟子》的离娄章里“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这妻妾发现齐人是到耿间乞食，回来却骄傲地自诩是到富贵人家去赴宴，她们就“羞泣”地唱了起来。调子很好听，我听了就忘不了!这首是妻唱的：
移步出家庭
×××××
家家插柳，时节值清明
出东门好一派水秀山明
哎呵，对景倍伤情!
第二首是妾唱的，情绪就好得多!说什么“昨夜灯前，细(?)踏青鞋”。一提起《耿间祭》，又把许多我在故乡学唱闽歌的往事，涌到心上来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
四、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室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篇7：解读冰心《男人》
解读冰心《关于男人》
题目：《关于男人》(节选)
作者 冰心
正文
一、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薰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薰鸭店名。这薰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她说，“莹官，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龙眼。他留给你吃的那一把龙眼，挂在电灯下面的，都烂掉得差不多了!”那时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从兵舰上回家探亲，我就和他还有二伯母屋里的四堂兄枢官，以及三姐，在夜里九点祖父睡下之后，由我出面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将牌来，在西院的后厅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我忽然拚够了好几副对子，和了一副“对对和”!我高兴得拍案叫了起来。这时四叔母从她的后房急急地走了出来，低声的喝道：“你们胆子比天还大!四妹，别以为爷爷宠你，让他听见了，不但从此不疼你了，连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来吧!”我们吓得喏喏连声，赶紧把牌收到盒子里送了回去。这些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内疚，我不是祖父想象里的那个乖孩子，离了他的眼，我就是一个既淘气又不守法的“小家伙”。
二、我的父亲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 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1914—19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
而今乐得英才育
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
乌衣门第旧冠裳
想见阶前玉树芳
希逸有才工月赋
惠连入梦忆池塘
出为霖雨东山望
坐对棋枰别墅光
莫道假年方学易
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笑存之。”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尚未寒
夜过荥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民初，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第1期)
三、我的小舅舅
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外叔祖先有三个女儿，晚年得子，就给他起名叫喜哥，虽然我的三位姨母的名字并不是福、禄、寿!我们都叫他喜舅。他是我们最喜爱的小长辈。他从不腻烦小孩子，又最爱讲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似乎在讲故事中，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快乐。
他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夏天就到烟台来度假，这时我们家就热闹起来了。他喜欢喝酒，母亲每晚必给他预备一瓶绍兴和一点下酒好菜。父亲吃饭是最快的，他还是按着几十年前海军学堂的习惯，三分钟内就把饭吃完，离桌站起了。可是喜舅还是慢慢地啜，慢慢地吃，还总是把一片笋或一朵菜花，一粒花生翻来覆去地夹着看，不立时下箸。母亲就只好坐在桌边陪他。他酒后兴致最好，这时等在桌边的我们，就哄围过来，请他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先从笑话或鬼怪故事讲起，最后也还是讲一些同盟会的宣传推翻清廷的故事。他假满回校，还常给我们写信，也常寄诗。我记得他有《登万里长城》一首：
划地界夷华
秦王计亦差
怀柔如有道
胡越可为家
安用驱丁壮
翻因起怨嗟
而今凭吊处
不复有鸣笳
还有一首《日夜寄内》，那是他结婚后之作，很短，以他的爱人的口气写的。
之子不归来
楼头空怅望
新月来弄人
幻出刀环样
我在中学时代，他正做着铁路测量工作，每次都是从北京出发，因此他也常到北京来。他一离开北京，就由我负责给他寄北京的报纸，寄到江西萍乡等地。测量途中，他还常寄途中即景的诗，我只记得一两句，如瘦牛伏水成奇石
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以后再转学 “柳”、学“赵”。又给我买了许多颜料和画谱，劝我学画。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说是“围棋不难下，只要能留得一个不死的口子，就输不了”。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因此我初入贝满中学时，还交了学琴的费。但我只学了三个星期就退学了，因为我一看见练习指法的琴谱，就头痛。总之，我是个好动的、坐不住的孩子，身子里又没有音乐和艺术的细胞!和琴、棋、书、画都结不上因缘。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成德。
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去工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信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子们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
这里应该补上一段插曲。一九一一年，我们家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喜舅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只觉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以后到我北京家里来过，在父亲书斋里长谈的那些人——仿佛都忙得很，到我家来，也很少找我们说笑。有时我从“同盟会”门口经过——我忘了是什么巷，大约离我们家不远——常见他坐在大厅上和许多人高谈阔论。他和我的父亲对当时的福建都督彭寿松都很不满，说是“换汤不换药”。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耿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这些歌子我一句也不记得了，《耿间祭》的原歌也有好几首，我倒记得一首，虽然还不全。这歌是根据《孟子》的离娄章里“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这妻妾发现齐人是到耿间乞食，回来却骄傲地自诩是到富贵人家去赴宴，她们就“羞泣”地唱了起来。调子很好听，我听了就忘不了!这首是妻唱的：
移步出家庭
×××××
家家插柳，时节值清明
出东门好一派水秀山明
哎呵，对景倍伤情!
第二首是妾唱的，情绪就好得多!说什么“昨夜灯前，细(?)踏青鞋”。一提起《耿间祭》，又把许多我在故乡学唱闽歌的往事，涌到心上来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3期)
四、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室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子中学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拗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 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五、我的表兄们
中国人的亲戚真多!除了堂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表兄弟姐妹。正如俗语说的：“一表三千里。”姑表、舅表、姨表;还有表伯、表叔、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士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
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花甲初周德星双耀
明珠一颗宝树三株
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香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我觉得他很幽默!
1985年7月2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作品解读：
1987年，冰心的爱人吴文藻已故去两年，冰心因腿伤而很少出门，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87岁的老人常常陷入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和怀念之中，她开始写《关于男人》的怀人散文系列。《关于男人》，记录了许多冰心的亲人、朋友，文字清丽淳和，情感细腻动人。读过之后，方知酒是陈的香，冰心老人的文笔醇厚老到、刚柔相济，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这几篇散文着眼于寻味生命历程尤其是童年生活的丰富蕴涵。展示“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让童稚之梦、家人之爱、童真之趣不绝如缕地流向笔端;冰心老人曾说回忆中留下的痕迹，“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童年杂忆》)
冰心散文的往事追忆，令人深情回味。有人这样说：“冰心把童年的美满生活视为爱的结晶，美的范本，生命的摇篮，幸福的源头。”因此，她追怀往事的系列散文，更多的是体味和升华童年时代的纯真与活趣、感念和弘扬父母师长的至爱与美德，领悟生命哺育的真谛和价值，探索人格塑造的途径和成效。
她笔下的男子，立足于人生对爱的渴求，以人格魅力引人入胜，凸现的是人的美德人品，渲染的是浓郁的友爱人情，展示的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个大写的人，高尚的人，可敬可佩而又可爱可亲的人，即兴的抒写，或由回忆沉思引发，或由即景观物触动，都使得其文兴象浑然、情境和谐，呈现了柔婉情思和温文尔雅、端庄含蓄的才女性情。从而构成人格美人情美同在的人物长廊，引人向上思齐。
篇8：解读作家冰心
解读作家冰心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诗人。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福州长乐。父亲谢葆璋是海军军官，曾参加甲午中日海战，具有爱国思想。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度过
冰心的。大海以它奇幻多彩的晨昏朝夕，孕育了她丰富的想像，陶冶了她诗人的气质。在海边孤寂的童年生活中，冰心7岁就开始阅读《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传》和林纾〔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福建闽县(福州市)人。他译了四十多种世界名著。〕译《说部丛书》。辛亥革命起，随家南回，才进福州女师上学。1913年全家迁至北京。1914年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因志愿学医，于1918年进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是预科一年级学生，满腔热情地投入青年爱国运动，在学生自治会任文书，又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中的一员。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她开始在北京《晨报》发表《21日听审的感想》等鼓吹爱国学生运动的时评，署名谢婉莹。在奔腾澎湃的五四运动的启迪下，她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从1919年9月起，以冰心这一笔名写了许多问题小说〔问题小说：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引起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所以冰心说，是五四这道电光，这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由于白天上街宣传、募捐，晚上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理科的功课脱下一大截。1921年，在理预科毕业后，就考入文本科。因文科成绩优异，还跳了一级。
冰心的问题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抒写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不满，二是揭露军阀混战造成陷民水火的惨痛生活，三是从人道主义立场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1921年，冰心由许地山、瞿世英推荐，列名于文学研究会。她的问题小说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讨论人生问题的宗旨是一致的。这时，冰心着重反映刚从封建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苦恼，她敏锐地感到了这部分青年的危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他们被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代表作有《超人》《烦闷》等。但那时冰心已不满足于只在小说中提出问题，她在探索人生道路上希望寻求答案。当时她既不可能与工农结合，又缺乏先进思想的武装，只能以自己美满的家庭中的亲子之爱作为灵药，推荐给当时患有时代病的青年，以母爱的深沉，自然的神妙，童心的纯真来慰藉他们烦闷的灵魂。这就是冰心的爱的哲学的起因。她的小说和散文的文采既融化了古典文学的神韵，又融合了欧美文学的乳汁，赢得许多青年的共鸣，被人称为冰心体。
从1920年开始，冰心又以诗歌体裁抒唱对人生的.感受。由于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她写出了为文坛瞩目的短诗集《繁星》和《春水》，摹仿者不乏其人，造成了所谓小诗的流行的时代，当时有人将此类短诗称为春水体。冰心的诗歌风格含蓄、温婉、隽美。她的诗的女神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冰心早期的文学观是，文学要能表现自己才是有创造性的、有个性的真的文学。而她的短诗则是最能表现自己对人生的探索，对自然的赞颂，乃至心灵深处的矛盾、烦闷的真的文学最典型的例证。
1923年，冰心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春水》。同年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协和女大已与燕大合并)，以最优的成绩获得金钥匙的荣誉，并得到燕大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于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不久因病住在美国青山沙穰(ráng)。疗养院7个月。在疗养院她过着完全与自然相对的生活，病友间的相互忆念似乎又实现了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的幻想，加上客旅中的乡愁使她倍加思念母亲，这样就在作品中更热衷于以宣扬母爱、自然、童心为内容的爱的哲学，代表作有《悟》《寄小读者》等。冰心从1923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儿童世界》栏内发表《寄小读者》，1926年结集出版。
《寄小读者》中虽着力咏唱万全的爱，但在这本旅美通讯集中从不渲染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物质文明，而是热恋着祖国的乡土和亲人。从1926年至1935年，该集即发行21次，平均不到半年即重印一版。冰心是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当时她以平等、诱导的教育方法启发儿童，这对封建的填鸭注入式的教育方法是一种否定。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返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其时，北伐战争的革命风暴使她感到超阶级的爱的哲学的虚幻;日寇入侵的炮火将她那个能融化消灭世间烦愁的家也拆散了。冰心的思想有所变化，写出了《分》《冬儿姑娘》等作品，对劳动者的苦难生活寄予深切的同情。《分》侧面描述一位劳动妇女为生活所迫而做奶娘，无法哺育新生亲子，说明了母爱也不是人人能平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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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眭家庭事迹范文
10.和家庭有关的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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