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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转型--转型期城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2023-02-22 08:04:21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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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构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转型--转型期城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构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转型--转型期城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如果说物质资本是构成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资本则是现代自由决策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稳定运行和演进的基础.城区党委和政府必须加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阶段行政资源合理配置的规律性的认识,大力构建社会资本,并使之配合正式规范一起发生作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升级与转型.

作者：罗长刚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湖北,武汉,430060 刊名：湖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HUBEI 年，卷(期)： “”(12) 分类号：F127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转型城区经济

篇2：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

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

一、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进行改革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史上的最大实验，潜伏着巨大风险性。

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人口与日俱增，就业矛盾异常尖锐。据初步测算，我国农村目前剩余农业劳动力已达2亿多人，每年大约有1000多万人要求转入城市产业部门就业。而城市本身就业压力也很大。除每年新增就业人口800多万人需要收纳之外，目前国有企业大约有3000多万冗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所以，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遇到了来自城市失业人口的激烈竞争。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流动就业人口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张。

种种情况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的失业剧增和就业压力极大现象已经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决策层面前，亟待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现实中加以解决的“难题”。

有鉴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增加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足可见高层决策者对现阶段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从理论上讲，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由于中国具有自己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因此任何国外的“失业理论”对中国来说，均只具有借鉴作用，而不具备“完全替代”功能，中国需要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失业理论。目前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因此，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转型时期我国的失业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看，解决就业压力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其现实意义自不言待。

二、如何对待既有的“失业理论”？

1、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因为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在中国，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问题上，也要采取坚持与发展的态度。

马克思失业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体而言，其要点主要包括：劳动力商品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资本积累与相对过剩人口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劳动者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有权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其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其它生活资料来源，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亦即资本增殖的根本条件。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而这必然会导致两种对立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地、有时甚至绝对地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即产业后备军。

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发展与创新。

当前，理论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观点与看法。在习惯于用传统方式思维的人看来，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因为一旦承认了社会主义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后界限就不存在了。其实，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单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发达程度不同。这一点，小平同志早有精辟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消费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调节，而且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调节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点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概莫能外。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也不在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是不是商品，二者的根本区别恐怕还在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不同。

由于理论上否定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在实践中，劳动资源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家通过单一的计划实行统包统配。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旧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然起步缓慢；与其它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资源的商品化进程要缓慢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其实，既然承认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也就应当承认劳动资源的商品属性。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要依靠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供求平衡，而且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生产和分配作为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也必然要借助市场微观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共同发生作用，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正是产品商品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生产要素的价格理顺了，整个产品的价格体系才能合理；只有当生产要素按比例分配时，整个社会生产才能按比例进行。因此，开放劳动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价格调节劳动资源的合理流动，是深化分配制度、劳动人事体制、解决我国就业压力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主张劳动要素非商品的人所持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如果劳动要素成了商品，岂不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其实，劳动者当家作主与劳动要素成为商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根本不构成一对矛盾。这里所说的是劳动要素成为商品，而不是劳动者本身成为商品。劳动要素是劳动者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为什么就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这一生产资源呢？实际上，劳动者亲自生产和出售某种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而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另一种商品，这与他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取得一定的货币工资并换回相应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况且，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通过他们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并实际占有生产资料所带来的收益而实现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权利而体现的，这与劳动者是否把自己的劳动资源作为商品出售并没有直接的本质联系。

概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与劳动要素商品化是可以

并存和统一的，我们不妨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体制变革等三个层面来加以阐述：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权利来体现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讲，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劳动者是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地位是通过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凭借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相应的资产收益来得到体现的；从经济体制层面上讲，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即不仅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且诸如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同样也是商品。

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同样也是商品，这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与真理。

2、借鉴和吸收西方失业理论的有益成分

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一般比较发达，因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失业理论相对较为成熟。这些理论对于构建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失业理论主要包括：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古典主义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理论、奥肯定律、现代失业理论、蒙德尔开放经济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隐蔽失业理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等。

虽然西方国家与我国国情不同，且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差异较大，但是西方失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失业现象。在我国，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失业与经济增长周期关系密切，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相伴随，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相伴随是一般的经济现象。有关实际增长率和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奥肯定律。按照奥肯定律所估计统计结果，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

尽管奥肯定律是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间长期内在关系的一种表述，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我国，GDP增长率的峰顶与失业率的谷底遥遥相对，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较低的失业率之间也存在比较稳定的替代关系。

与奥肯定律略有不同，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痛苦的经济“滞胀”时期以后，有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理论已经被修正，从长期看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互替代关系。这一方面是源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预期对于总供求均衡的影响还不够显著；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持续压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及体制问题在近年来比较集中地释放出来。

三、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失业理论框架的主要设想

构建转型时期中国的失业理论体系，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同时还要借鉴国外既有和相对较为成熟的失业理论。这种理论体系应当是涵盖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多门类、跨专业的综合性、系统化的“大理论”，因此其难度和复杂性可见一斑。

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下内容是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失业理论框架应当予以重点关注的：

1、转型时期中国失业问题面临的背景因素

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背景因素主要包括国内背景、国际背景以及时代背景等，分析、研究我国失业问题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

――关于国内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意味着我们肩负“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遇到的矛盾相当尖锐、问题异常复杂，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与就业压力空前艰巨、十分棘手。

一方面，在现有体制、现有技术状况下，农业已有2亿富余劳力，工业中也有几千万下岗、待业者；另一方面，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势必要进一步使城市和农村释放出更多富余人员；再一方面，我国总人口还在上升，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亦很可观；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和突出。所有这些均表明，增加就业、减少失业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关于国际背景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它不仅使大部分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之中，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

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和某个阶段，我国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压力加大。

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现象（即大量国外商品蜂拥而至和我国劳动力无法大量输出，进而使我国失业问题更趋严重）应当引起各方的关注。

――关于时代背景分析

世纪交替之间，人类社会迎来了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时代――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里的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历史又行进到了一个新的交汇处。

目前，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大环境中，我国面临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问题，这是我国新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

然而，发展高科技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之间形成了一对非常明显的矛盾，如何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同样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亟需作出回答的问题。

2、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的阶段划分

1978年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刚性就业”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失业”问题。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格局被逐步打破，其所隐含的风险随之得到释放，“刚性就业”的后遗症也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在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进行阶段划分时，不应忽视对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刚性就业”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1978年以来，根据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可将我国失业问题分为以下阶段：

1978―1989年，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两次失业高峰期。

1989―1992年，是我国失业转缓阶段。

1992―，这一阶段是我国失业率快速上升时期，19底城市登记的失业率已达3.2%。

―至今，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新生劳动力增长的又一个高峰期。“十五”期间我国城乡将有1.9-2.1亿人需要寻求就业岗位。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

8%，每年大约能提供560-700万个就业岗位，五年共提供2800-3500万个就业岗位；“十五”期间，企业自然减员腾出的就业岗位大约有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6800-75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十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3、转型时期我国存在的主要失业类型

根据造成失业原因的不同，可以将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大致分为以几种类型：

――转型性失业，即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传统计划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粗放性经营转为集约性经营）所造成的失业现象。这种类型的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部门、国有企业等。

――隐蔽性失业，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亦即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产生的一部分劳动者从农业中撤出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这部分被撤出来的劳动者就是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此类失业一般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而造成的失业。一般地，这类失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业等领域，而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则是吸纳失业人员和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场所。那些面临产业升级的传统行业同样存在较大失业压力。

――摩擦性失业，这是指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所导致的找工作需要时间而产生的失业现象。此类失业更多反映的是社会转型与变迁。

――追浪性失业，这是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对本已高企的失业率形成逐波推高之势（就像大海起潮时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浪”现象），使得失业问题更趋严重。

只有对产生失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作出类型划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相应举措加以解决。

4、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几对矛盾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

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

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将达7.52亿左右，比20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5、转型时期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首先，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

当前，必须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只有摆脱理论上的束缚与羁绊，我们才能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从而更好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失业人数剧增和就业压力过大问题。

然后，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政策目标。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来看，今后我国应当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

第三，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由于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自身尚有为数较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增就业人员，这就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失业人员之间的“互相拥挤”、“相互排斥”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现在看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不啻为一条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既可以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能够吸引一部分城市失业人员。这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一旦形成规模，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就业容量同样是十分可观的。

第四，建立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因此出口规模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这不仅符合我们的现实国情，而且有利于扩大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最后，选择和开发适用先进技术。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这些适用技术主要包括：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外围改造，即在辅助操作（如材料处理）中尽量使用劳动力；从国外引进劳动相对密集但对发展中国家仍然适用的技术；大力开展乡土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这样可以逐渐减少对国外以资本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进口资本品的依赖。此外，我们还应把开发和推广适用技术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它们的发展，既可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大大增加就业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1月8日。

2、周雪飞，2002，《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本土化”特征分析》，《财政研究》第1期。

3、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5、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1997，《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6、何平，华迎放，2002，《中国何以应对就业危机》，《经济学动态》第1期。

篇3：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的转型思考论文

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的转型思考论文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中国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包容性增长要想与新阶段要求相适应，充分抓住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创新一套崭新的发展战略。首先，在战略思路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原则、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其次，在战略目标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实现由短期的、以GDP为核心的增长目标向长期的、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再次，在战略创新方针方面，包容性增长要避免单纯追求制度创新，而要积极追求综合创新。最后，在战略措施方面，包容性增长要转变以前的“市场化”单一性路径，实行“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等综合性路径。

综上所述，探索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要想将该项工程做好，需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具体而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要采取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转型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才能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篇4：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机制之思考

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机制之思考

【摘要】“低碳经济 ”作为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需要法律提供相关的保障机制。本文提出此保障机制的建立需要对能源结构调整、清洁生产机制、“低碳”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等产业链环节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应实现宏观环境政策、环境法制及相关法规的调整、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而有效地构建起“低碳经济”保障机制。

【英文摘要】as the new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future of mankind,〝low carbon economy〞needs legislation to provide relevant protec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aw should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to the industrial chain links such as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clean production mechanism, “low carb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e paper also pointes out that the adjustment of macro-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al law and related laws, the change to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low carbon” economy should be realized so as to develope a “low-carbon economy” protection mechanism.

【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结构；清洁生产；产业化；环境法制

【英文关键词】〝low carbon economy；energy structure；clean production industrialization；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正文】

作为全球性的话题之一，气候、能源备受全人类关注。www.11665.CoM且看月19日在马尔代夫举行的“海底会议”和12月4日在尼泊尔举行的“雪山内阁会议”，道出了人类共同关注气候问题的心声。此后不久，12月7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会人员为主题呼喊奔跑，民众瞬间组成各种名义的环保卫士，踊跃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来。在会议中，马尔代夫的呼声很高，这个海平面只有1.5米的国家，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暖已经让它处于危机状态。会议召开期间，相关媒体重提“低碳经济”，让这个由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的《京都协议书》所达成的共识重新在会议上体现。但是，受制于诸多因素，会议最终未能形成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

经济发展不能片面追求量的提高，而应于质上改善，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因而，对“质”的追求不会因一次会议的失败而破灭。当环保、低碳主题在相对冷却之际，低碳产品亮相第15届中国住博会的消息又让人重拾这一话题：低碳经济是否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倘若是，我辈又如何为低碳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把握

“低碳经济”至今实则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性，按照通说，主要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获得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进产业结构和制度的创新以改实现绿色gdp，最终改变人类发展的模式。在特征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低碳经济是当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该发展模式主张“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指标，与3r理念[1]相一致。随着全球变暖问题引发的各种环境与生态问题，能源的无污染性成为经济发展应予考虑的因素。“低碳”模式的受认可度因此得到提升，与之结合的低碳经济必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选择。

2．“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支撑，“低碳观念”是“低碳经济”的行动指针。其中，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2]。而低碳观念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理念当前已经突破横向关系之间的平衡，而在纵向上提出要求，即要求实现代际平衡。

3．低碳经济注重经济的整个过程，从生产到消费的基本环节上都注重co2等的低排放，实现产业的整体优化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历史溯源及法价值审视

如果探寻“低碳经济”的源，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低碳经济法案》，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同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举行谈判，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其中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在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为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在207月举行的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3]。

综观这一简短的历史，低碳经济在最近三年受到关注的程度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该理念在当前日趋成熟并得到多方认可。然而，从20到2009年底七年左右的时间里，“低碳”前进的步伐是缓慢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一，该理念带给现实的改革成本之高昂，致使人们对该方案的可行性存有不少疑问。其二，各国尤其是大国在“软法”[4]性质的国际条约中的承诺并未明显带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其三，各国并未制定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虽然美国在这方面牵了头，但是其执行效果不容乐观。

那么到了2009年，两次特殊的会议即马尔代夫举行的“海底会议”和尼泊尔举行的“雪山内阁会议”，将这一问题再次拿到全球谈判的桌面上来。这不禁带给全球新的危机感：如果片面地指责低碳模式成本高昂而一意孤行的话，电影、《当地球停止转动》带给我们的视觉恐慌则可能演绎为事实。

在法律价值上，人身权高于财产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终极意义上追求以人为本，具有较强的人权意识和社会意义。因而，力促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应成为我辈孜孜追求的目标。从法律保障机制的角度考虑，宜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切入，即在微观上注重低碳经济于产业链上的运行，在宏观上有政策等外部性因素对低碳经济的积极引导。

三、于产业链的主要环节构筑低碳经济的法律保障机制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的转变在产业链。因而，从微观上对低碳经济做一产业链的审视，构筑主要环节上的法律保障措施很有必要。

（一）能源法规对能源结构作出调整

“低碳”本身是对能源利用结构的质问。煤炭、石油等能够产生二氧化碳的传统能源带给我们的是温室效应，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变暖，南极冰雪融化和海平面上升。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能源结构方面作出大的改观。

当前我国的能源法主要是经过颁行的《能源法》、《电力法》和《煤炭法》，20修正过的《节约能源法》，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这几部法律。这些法律的出台在能源使用尤其是后两部法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调整，应当说其意义重大。但是，随着人们能源观念新的变化，低碳经济是否能够纳入这些法律规制的视野中呢？至今仍然是个问题。

细看这些法律的具体规定，它们并没有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作为立法的主导思想，因而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低碳能源应当成为法律必然涉足的内容。在立法修改上， 2009年8月25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5]。笔者认为，在该法修订中应该认真思考并准确定位低碳能源这一关系人类发展的模式，把低碳能源的结构调整作为法律应有的主导思想。与此同时，在具体规定上不再是简单的“软性”规定，有必要突出“经济刺激措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能够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念，并发挥其正向效应。另一方面，该法也需完善“法律责任”项的规定。未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在立法定位上主要强调政府机关部门的责任，但是几年后社会面貌发生改观，尤其是将该法放入市场背景下重新考察，将责任主体扩展至参与到可再生能源（包括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的主体，并融入“公众参与”的理念，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有效运作。

再则，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能源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小宪法”即新《能源法》[6]，经过向社会征求意见稿，已于2009年2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作为能源方面的基础性法律，是否可以在法律规定上倾斜低碳能源，从而为整个能源法规体系奠定一个新的基调。

（二）清洁生产法规形成的调整机制

改观能源结构是低碳在产业链上的第一环节，清洁生产机制则关注“能源”在进入生产领域后如何清洁生产的问题。作为我国环境法学第一位博士的王明远老师对此很有见解，他认为清洁生产机制改变传统的末端处理，关注从源头和过程上对污染等处理进行分流和有效地疏导[7]。笔者认为，该机制带给我们生产模式是新一轮的革命。当能源上的调整并未把其他碳能源排除出能源结构时，传统的煤炭、石油等产碳能源的继续使用必然需要在生产结构上作出调整。因而清洁生产机制成了第二环节上的必然选择。

至今，我国已经于出台了一部《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的出台对我们规范生产机制有重要作用。结合王老师的观点，在清洁生产机制上我们需要注重四种调控制度：（1）经济调节，改变传统的“命令——控制”措施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强调运用费、税、许可证等限制性经济手段和财政扶持、采购优先等利导性经济手段来实现生产机制的转变。（2）环境信息公开，一则是灰名单、黑名单制，将构成环境损害和不符合清洁生产最低指标的企业公布，将之放入大众视野；另一方面，将环境法规、许可证审批规定公诸于众，充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3）行政指导和自愿参与，在此处主要是国家环保局及其各级机关在环境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行政指导，在自愿情形下订立行政合同，让企业参与到这一机制中来。（4）行政强制，该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为强制性削减污染物排放起着强有力的作用[8]。

作为对“低碳”的回应，笔者认为这四项措施足以改进我国的生产结构。当然，在具体的清洁生产法律中，尤其是地方性法规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清洁生产具体应对的法律措施，形成特色的地方清洁生产法制。

（三）低碳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当人类面临温室效应时，很多人的呼声是要限制碳能源，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悲观的。有一句话耳熟能详的话说得好：“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那么至今仍为诸多人所依赖的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否就是尚未被人开发的资源呢？至今，全球已有50多家金融机构投资13亿美元进行低碳技术开发，以期在低碳经济上占领技术制高点，这些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个领域，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co2 捕集和封存等[9]。这一新近的发展状况带给我们另类的思考：低碳的市场化乃至产业化运作。

在金涌等人共着的文章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讲述利用科技创新达到“碳”的再利用。主要有“4.4开发co2 的捕集技术以进行利用和埋藏”和“4.5 通过发展co2利用技术推进低碳经济”[10]，因而该技术经过理论的论证是可行的。那么法律又将如何作出有效引导和必要的调整呢？

张璐博士的论文为笔者打开了思路。“环境产业”这个听起来仍崭新的字眼带给我们无尽思考的空间。作者认为，环境产业是一新兴的朝阳产业，包括污染治理产业和资源建设产业[11]。那么对于本文所提及的低碳经济而言，低碳既可以从治理模式上进行也可从资源建设方面拓展。当前我国并未制定类似《环境产业法》的法规，倘若从立法的层面上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考证当前技术能力成熟度的基础上，依循张博士文章中所指出的“利益增进”的模式，利用行政强制机制、经济刺激机制和行政指导机制构成的“混合调整机制”[12]对低碳产业的发展做出有效地引导。

（四）低碳与循环模式的对接

如果说低碳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循环经济在“能源”上的另类思考。因而，发展低碳经济最终要想循环性经济目标靠拢。

“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这个名词在大多数人看来并不陌生，它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13]。

依循循环经济的理念，低碳经济的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关系的处理：产品的低碳生产，产品的低碳消费乃至产品的可回收性。

在产品的低碳生产上，应当予以把握的是清洁生产的扩面，这是在清洁生产机制上考虑的问题，前面已经述及，不再赘述。

在产品的低碳消费上，人们生活居住的建筑节能和采暖技术应予推广，汽车等交通方式的改观（如最近提倡的.扩建交通线路、改乘公交等现象），生活食物消费中肉类食物的适度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进消费的低碳控制。

在产品的可回收性上，则强调的是一种“反生产”理念[14]。不仅要将co2回收利用，而且要将能释放co2的产品也回收改造。

四、以外部性机制的构建促成低碳经济的发展

低碳经济要顺利展开，并非只健全自身的机制便可，外部性的积极引导是其顺利进行的动力。如何为低碳经济寻求完善的政策导向机制和“硬法”的有效规制则是关键。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政策法规乃至理念上的转型，力求推进经济刺激手段

传统的行政模式强调利用管制的方法来管理市场主体并强行地推行其经济政策。但是这个市场本身的理念决定了它必然与政府的做法相冲突，造成政府在行政上的成本大而效果差。

当前，经济利导性的做法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它主要是让政府置于市场之中，一方面强调与市场参与者的合作，达成行政合同，共同推进经济政策的实行。其中，必然有政策上的诱导，如财政支持、鼓励，税收优惠等正向规定，当然也不排除排污收费、环境税、许可证等限制性的举措。因而，在低碳经济推行的过程中。政府能否营造一个低碳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二）环境法制体系的健全，并在“治”上下功夫

环境法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本人认为环境法制是“经营之法”。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经济刺激手段之时，政府的“经济理性人”决策观念也应被我们所接受，那么它的决策必然是为了市场的良性运行抑或说是经营“市场”。按照这样的思路，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制需要做什么？

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实现环境法制理念的革新。以“经营之法”的理念来完善当前法规的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低碳经济新概念的提出，要及时作出法规的应对，同时修改相关的法规，在必要时制定专门的“低碳”法规。

（三）配套法规的完善

除了环境法制的转变，相关部门的法规也有必要及时作出修改。主要体现于民商事、经济法的修改。

在民商事法上，主要考虑如何将碳交易纳入民事物权、民事合同等相关制度的调整范围，使碳排量产权化，从而引导企业等民事主体对碳排放作出自我约束，便于政府治理和监管。

在经济法领域，主要思考如何对低碳经济作出有效地经济刺激，采取技术性规定如《循环经济刺激法》等法律对之形成正向的引导。此外，在碳交易方面，为确保碳交易的安全，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

【注释】

[1]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和recycle（可循环）

[2]王达水：《低碳经济的基本特点》， blog.gmw.cn/u/6716/archives/2009/89579.html ，2009年12月18日访问。

[3]参见百度百科：低碳经济， baike.baidu.com/view/1494637.htm?fr=ala0 ，2009年12月18日访问。

[4]“软法”是指一些仅列出条款却未指出如何实施的法律法规。例如：虽有禁止性条款，却没有违反该条款后的责任规定；有授权性条款，却没有行使权利所需要的程序性规定。也指一些不具有法律规范应有的假定、处理、法律后果3个基本要素的法律条文。于是这种法律被形象性地称作“软法”，在实践中屡屡被随意违反。

[5]唐志强编辑：《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意义重大——分组审议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发言摘登（一）》，中国人大网，2009年12月19日访问。

[6]国家能源办网站： news.xinhuanet.com/society/-12/04/content_7196929.htm ，征求意见稿： 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7-12/04/content_7196929.htm ，2009年12月19日访问。

[7]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版。此处观点为本人理解，特此说明。

[8]参见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版，第七章“部分国家的清洁生产法制要览”，第166-214页。

[9]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年第10卷第9期。

[10]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9期。

[11]张璐：《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版，第5页。

[12]张璐：《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年版，第72页。

[13]百度百科：循环经济， baike.baidu.com/view/61554.htm?fr=ala0_1_1 ，2009年12月19日访问。

[14]此概念由日本企业家常盘文克提出，转引自林丕：《把环保产业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论环保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前线》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明远著：《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版。

[2]张璐著：《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朱伯玉著：《循环经济法制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贾引狮，宋志国著：《环境资源法学的法经济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5]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

篇5：乌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思考经济学论文

乌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思考经济学论文

乌海建市以来，依托煤炭等资源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十一五”期间，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竞争实力不断增强，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于煤炭、电力、特色冶金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十一五”以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节能减排任务的影响，乌海市这些行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探索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乌海市经济增长方式现状分析

(一)总体上呈粗放型特征

目前，乌海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总体上呈粗放式的特征。

在30年里，乌海市有25个年份属

超高度粗放型，5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83.3%，低度粗放型年份占16.7%，表明乌海市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只有“九五”期间的五年为低度粗放型增长，之后的十年又出现逆转。

(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状况未改变乌海市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投资的增长来拉动的。间投资占GDP比重居高不下，近几年又出现逆转上升。-9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8.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由5.15万吨提高到10.7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年均增长16.01%，总量由218.48万吨提高到975.53万吨。

(三)主导产品大部分在国家的过剩产能行列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工业产品有：合成氨、甲醇、焦炭、电石、PVC、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和多晶硅等。乌海市的主要工业产品大部分被列入了国家产能过剩的行列，今后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

(一)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乌海市是资源型城市，以本地区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高强度开采和利用，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趋于枯竭，经济结构失衡、接续替代产业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趋严重。按目前的原煤产量3000万吨和回采率65%计算，煤炭资源开发也只能延续22年，急需寻找新的资源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另外乌海市水土资源也十分短缺，已成为制约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且乌海大部分企业生产工艺落后，主要生产初级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竞争力弱，资源浪费严重。乌海要实现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近几年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乌海市主要工业产品能源单耗，发电327.5克标准煤/千瓦时，基本达到国家先进值(319克标准煤/千瓦时);水泥94.12千克标准煤/吨，达到国家先进值(114千克标准煤/吨);电石1095千克标准煤/吨，基本达到国家先进值(1050千克标准煤/吨)，大部分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接近国家先进标准，无降低的空间，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能源消耗必然大幅上涨，而煤炭是我市能源消耗的主要部分，那么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绝对排放量势必会增加，超过乌海狭小地域内十分有限的环境自身净化能力。由此可见，乌海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资源将难以支撑，环境将难以承受。

(三)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2005-2009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逐年下降，民众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协调。

三、造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力的原因

(一)国家过重的强调GDP指标，地方政府成为GDP总量增长的推动者

由于我国多年来都强调GDP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考核力度相对不足，再加上就业和工资的刚性需求，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地区生产总值创造的主要者。乌海市是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以“原字号”为主，多年来随着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助推了地方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既适应了上级政府部门的考核要求，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身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

(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阻碍经营方式的转变

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将自主创新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由于企业能够以廉价和低效率的使用资源，依靠资源就可获得高额利润，缺乏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加之政府没有硬预算的约束，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高。

国际上通常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

活动(R&D)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2004-2008年乌海的大中型企业个数不断增长，而有科研活动的企业数却呈下降的趋势，人员和经费的投入不足，R&D经费投入强度最高的，也只有0.24%。

(三)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短板”

长期的发展过多的强调工业，使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结构比例不够协调，特别是与我市主导产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市企业服务外包程度不高，多数工业企业在原材料购进、生产制造加工、产品销售网络上自成体系，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运输队，有自己的原材料储备库等，大量本应该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务活动在企业内部消化完成，致使制造业成本很高，效益很低。

目前，世界服务业比重平均在60%左右。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达到了6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一般在60%左右。2009年乌海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68.8∶30.2，而生产性服务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39.5%。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采取的措施

(一)更新观念，建立综合全面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

评价考核政府官员的指标体系是政府官员行为的指挥棒，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打破过去那种考核地方干部政绩的单一的GDP总量指标，强调GDP总量增长的同时，加重民生、环保等其他指标的.考核筹码，建立全面综合的考核评价体系。使政府官员在正确的政绩观指导下，既能获得升迁的机会，又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二)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市场机制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特定产业的直接干预，从税收政策、信贷、土地使用等方面加强引导，让市场发挥更充分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源使用方面，要提高信息的披露程度，增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要让资源使用价格反映全部的成本。减少企业的投机和短期行为，提高市场主体的理性能力。

(三)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加强产业改造升级，加大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创新力度，用高科技和先进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日本和韩国当年经济快速腾飞的时候，用于消化、吸收、创新的资金是引进技术资金的5倍和8倍，而我国为7%，乌海也只有12%。因此我们要通过信贷、税收和硬的预算约束机制(要求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进行技术改造、科技创新)，鼓励、引导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对原有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改造和创新，使我市的核心产业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四)承接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替代产业作为资源城市，我们依托资源，但不依赖资源，必须在资源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做好替代产业和接续产业的发展工作，加快发展非煤产业，构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抓住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因地制宜的承接沿海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产业;按照多元发展，多级支撑，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的要求，鼓励我市大企业、大集团发展非煤产业，同时扶持中小企业，提升现有非煤产业的质量和效益;按照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的要求，对非煤产业要集中建设，提升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建立产业基地，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

(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所说的发展服务业，不是全面的推进，而是要有重点，有先后的进行，首先要发展与我市主导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够细化和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现代化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在思想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能把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经济割裂开，也不能抱有“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农经济观念，老是习惯于内循环发展。而是要将现在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服务性质的部门剥离出来，进行有效的整合，形成一定规模的第三方的服务部门，集中为制造企业提供专业、专门的服务。

(六)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积极落实中央提出的“两个同步”政策，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的向居民倾斜。继续提高劳动者基本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标准，消除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采取灵活而有针对性的措施，扶持富民产业的发展;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扩大就业容量，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篇6：依靠外贸促进体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考论文

依靠外贸促进体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考论文

【摘要】完善的外贸促进体系与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科学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符合地方外经贸发展实际的外贸促进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从外贸促进体系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入手，以江西九江为例，提出了完善地方外经贸发展促进体系的具体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外贸促进体系地方经济政策建议

外经贸促进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而专门建立的支持服务体系。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来说，制定科学的外经贸促进体系引导对外经贸活动的发展方向，促进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可行而且必需。

一、依靠外贸促进体系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行性

1.能有效促进地方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践表明，对外贸易对于实现技术进步、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2.能加速地方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外贸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是一个地区的独特资源，是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若能发挥得好就是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地方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形成并凸现出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地方外贸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基本依赖，所以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将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如九江作为一个实力弱、底子薄、经济欠发达、发展中的内陆城市，没有外资的投入和外贸的出口，比较优势就难以发挥，产业发展将缺乏空间。为更好发挥出比较优势，就必须通过外贸促进体系大力开展“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但是对于一般发展中的地区来说，目前这些战略存在着引进的外资项目大多处在产业链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组装环节，加工贸易比重高，一般贸易比重低，且出口商品总量较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导致这些项目对当地企业的带动性不强，形成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强烈反差。要妥善解决这些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难题，可以加快建立外经贸促进体系，将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发挥殆尽，提高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提升其外贸发展水平。

3.能较好适应地方政府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推进地方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原有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为地方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个地方要更好的参与国际分工，加速外向型经济发展，应当有科学的外贸促进体系来推动之。一方面通过外贸促进体系可以加速引进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项目，加速培育重点进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基地打通出口外销渠道，加速做大做地方支柱性企业，以实现“外向带动”促外贸出口，逐步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出口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外贸促进体系可以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以加速地方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通过外贸促进体系这两方面的作用大力推进地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全面提高地方外贸的竞争力。

二、完善地方外贸发展促进体系的具体建议

1.建立财政金融支持体系。财政金融支持通常是促进地方外经贸发展必要手段，实施过程中，通常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以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手段鼓励企业出口。各地在外贸实践中，往往是有意向出口的企业不具有出口能力，有能力出口的企业为规避风险和缩减出口。因此，应当利用进出口银行对企业出口提供包括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在内的融资方式推动出口贸易，同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政府或行业协会应当在出口信贷、收汇保障、资信评估、商账追收、贸易融资等方面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第二，设立“走出去”专项基金以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企业“走出去”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高级形式，也是我国地方区域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政府来说，各地除了建立完善支持“走出去”的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境外资源类项目、境外加工贸易项目、承包工程项目和外派劳务培训基地建设外，还应当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设立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专项基金，化整为零，加大支持，用于政府投资促进活动和企业“走出去”项目的奖励、市场开拓、调研论证、人才培训、保费补贴、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等，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

2.建立产业配套服务体系。积极促进产业集聚，形成具有地方行业和地区特色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要认真分析所在地区产业的优势和外资企业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引导、鼓励各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积极为主导产业进行配套，形成产业集聚。建立配套协作的`项目库，建立信息开放和相互交流网，促使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组和整合。为加快形成产业集聚，省级政府应当设立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和重点项目配套鼓励支持资金。通过贷款担保和贷款贴息等举措，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围绕大型企业和重点项目发展配套工业，拉长产业链和产品链，形成产业集群。

3.建立进出口贸易信息共享和与咨询服务机制。外经贸发展中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外贸政策信息服务平台。从刚刚改革开放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实施效果还不尽人意，主要原因就在于部分企业经营过程中对国家和地方的外贸政策领会不深以致无法真正将政策用足用活。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面向企业、信息可靠、免费提供的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为各类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法规等方面的服务。

另一方面，要建立能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的咨询机制。实践中，在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以正确引导企业规避各种市场风险方面，政府的作为极少且很不到位。有些地方虽设有商务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但收费过高、效果不明显。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外经贸部门的职能作用，通过建立如出口商品数据库、进口商品名录数据库、商展信息数据库、涉外政策法规库、国际经贸公约与惯例、对外贸易指南、投资指南、合作指南等，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行情、相关产业的国外技术动态及准入制度、有关国家的投资环境等各方面的信息。

4.地方政府应建立合理的产业保护机制。尽管WTO对各国保护本国产业提出了较多的限制，但在地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还是要根据通过深入研究WTO规则，灵活运用WTO规则，加快建立产业保护机制，以合理保障地方外贸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产业安全，这对于地方外贸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地方政府在对企业的扶持保护过程中，应当对企业进行合理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对事关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进行监控分析，尤其关注地方重点敏感产品进出口数量、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建立科学的产品出口和市场预测预警体系，防止企业出口中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同时，还应当对对国外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份额进行仔细观测，以防国外产品大量进入对本地同类企业造成冲击。

5.建立配套的环境支撑体系。这里的环境主要包括制度、社会信用、人才、通关、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良好环境作支撑。

一是要为企业进出口提供一流的基础设施硬环境。各地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深入推进，各种现代通讯设置、路桥交通、沿江及沿海港口以及企业电力等设置都应当与时俱进，以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对外贸企业的承载能力。

二是要提供高效便捷的“大通关”环境。改善通关环境，提高通关速度。真正形成大通关，简化通关程序，实行“提前报关”、“预约报关”、节假日加班等通关措施，增强服务意识，完善口岸功能，将口岸功能向内陆延伸。加快推进通关作业信息化建设，加快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实现口岸通关效率和整体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是要为企业进出口提供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信用环境。各地要鼓励信用服务中介组织的发展，逐步实现社会征信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形成社会联合征信机制。建立以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信用制度。培养和树立企业的信用风险意识，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防范来自外部的信用风险。

四是要提供同外经贸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环境。如九江对外贸易多采取通过港、澳、台中间商代理，导致九江出口货物没有真正辐射到国际消费市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提高九江外向型经济的外向度，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培养、吸引一大批熟悉国际贸易规则、营销能力强、会经营管理、懂法律知识、能引领国际市场的外贸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应通过和谐的人才环境加快引进外经贸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

参考文献：

张萍:统观全局、突出重点、努力构建新型外贸促进体系.广东经济，期

彭继增:德国贸易促进体系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价格月刊，年02期

刘绍坚:构建新型贸易促进体系迫在眉睫.时代经贸，01期

篇7：低碳经济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思考论文

［摘要］介绍低碳经济，并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分析我国当前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建立低碳理念，然后朝着低碳化的生产结构和能源结构方向发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背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影响我国发展全局的问题中一直都包括农业、农民、农村这三方面问题，近几年来，关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在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已经数次提到。尤其在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中诸多弊端层出不断，具有代表性的是不当发展造成的生态严重破坏、滥用农药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浪费和地下水污染问题。目前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在这一背景下，思考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成为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

1低碳经济介绍

低碳经济，也就是Low-carboneconomy，是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低能耗、低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体系。低碳经济的指导理念是可持续发展，是以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制度创新和新能源开发为手段，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保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为目的的一种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最早在政府文件中提到“低碳经济”的，是英国能源于发布的《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提出的背景是在英国受到了能源安全威胁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英国将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一样是要面对的。在我国，发改委也于确定开展建设低碳产业的试点，我国也开始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低碳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崭新形态，它的主要手段是：创新的工艺、创新的能源以及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制度。低碳经济的发展观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具有的特征是耗能小，污染物排放少，污染少甚至不污染。因此，这种低碳经济的发展形态可以实现能源消耗的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减少，节能降耗，既经济又环保。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农业经济逐渐转变为低碳的发展，要求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要低碳运行，从原料使用、能源消耗、运行和农业废物处理等各个环节，都能绿色、低碳、生态化发展，进而实现整个行业以致整个国家的低碳发展。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能够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济，建立高效、节能、环保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断完善形成体系，这就要求要在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2我国当前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当前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效率低下，二是科技水平较低，三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严重。首先，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受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影响，在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农民群体，大多数为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普通农民，缺乏先进的农业经营管理知识，只是以出卖劳动力实现农业生产。而且，在工业和其它行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许多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人陆续放弃农业生产，转而去外地打工，从事其它行业，这就造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没有能力外出打工的老年群体。因此，当前，很多农业科技的先进技术都很难在农村进行推广，很难真正的服务于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其次，我国农业科技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发展虽然历史悠久，农民也有自己的一套种植经验和种植方式，但是新科技和新技术较少。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农业发展的方式还是非常落后的，甚至还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方式存在。总体来说，我国从事农业科技创新的人员相对较少，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的能力不足，无法借助科技发展的力量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我国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无法快速提高。最后，我国农业发展中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的问题较为严重。我国农业经济在长期的发展中，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一直占有较大的比例，另外工业的粗放发展也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化肥、农药工业的粗放经营，导致农药化肥品质相对不高，加上农业生产的粗放发展，滥用、错用农药化肥，造成了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和农业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另外，工业发展中的废水、废渣等无组织排放，对农业环境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同时，我国农业发展一直存在着掠夺式发展的情况，造成了自然生态被破坏，土壤沙漠化严重、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篇8：低碳经济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思考论文

3.1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理念

要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还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对于GDP问题，既要以此为标准考核干部，又不能只依靠GDP为标准。经济发展的方式与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他们有联系也有区别。现在提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包括了生产指标的要求、总量指标的要求，同时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环境等多个方面，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并且持续发展的过程。对于所追求的GDP，不仅仅是GDP，还必须是绿色的，是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GDP。凡是依赖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被严重破坏为代价的GDP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GDP。我国人口众多，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必须要走的路，解决粮食问题，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在我国，农业发展跟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拖累，农民没有实现富裕，全国人民的富裕也不可能实现，农村没有实现小康，也罔谈整个社会的小康。另外，科学发展才是走发展路径的基础，而科学的发展路径是一条投入低、能耗低、污染小、收益高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因此，要以低碳发展的理念为基础，制定我国发展农业的'规划和战略，进而借助有效的实施政策措施保证农业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3.2生产结构向低碳化转变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结构取决于资源结构，并且受到资源结构的制约，而且一旦生产结构形成就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改变，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并不说明生产结构完全受制于资源结构而无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生产结构也能够反作用于资源结构，影响其配置和利用。基于生产结构对资源结构调整的案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从低碳发展的角度考虑，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1）首先，农业生产结构朝着种养结合方向转变，用地结构朝着更为合理方向发展。以豆科作物为例，其具有固氮和培肥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我国东北地区由于各种原因，种植面积呈逐渐下降趋势，导致总量不足，进而依靠进口来补足。改变这种状况要从三个方面同时下手：进行品种改变，发展优质、高出油量大豆；建立价格保护政策，支持国内大豆种植农民的积极性；建立激励机制，保护豆油加工企业在使用国内大豆加工豆油过程中有足够的利益空间。（2）对于农牧业，核定载畜量，保证畜群结构合理高效。草场退化、荒漠化等问题在我国比较严重，这对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通过合理确定草场的单位面积载畜量，分配草消耗量大的大型牲畜，也就是碳排放较高的牲畜，开展舍养代替放养、轮区放牧、积极建设修复新草场等方法，实现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3）在工农业布局方面，以低碳经济为指导，建立合理工农业结构布局。不能盲目将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企业搬到农村，对于农村工业，要秉持着高起点，低能耗的低碳发展理念，从源头开始，建立在农村的工业企业要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确保农村能在留住青山绿水的前提下再要金山银山。

3.3能源结构向低碳化转变

伴随不可再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逐渐消耗，在农业经济发展时，要尽可能利用可再生的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农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利用本地区优势，发展适合本地区的能源结构，比如南方地区可以借助水力发电获得能源，北方多风地区可以借助风力发电，还有一些条件允许的地区可以发展核能。总之，借助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鼓励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支持新能源相关科技研究，并采用政策手段鼓励发展和推广使用。以生物质能源沼气为例，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将养殖与沼气生产联合起来，养殖废物进行沼气生产，产生的沼气进行发电，转化为清洁能源，生产沼气后的沼渣作为优质有机肥料再用于种植农作物，农作物还可以再用于养殖。如此，形成一个闭合的能源利用环，不排放废弃物，是一种既高效又经济合理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4结论

在低碳经济时代，作为基础性工作的农业经济发展，对于人民生产生活、社会稳定、国家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是决定其发展速度的重要方面。综上所述，低碳经济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在三方面开展：首先发展理念朝着低碳经济方向发展，其次农业生产结构要向低碳化方向发展，最后能源结构也要逐渐优化，实现低碳化。

[参考文献]

[1]汤晓阳.积极探索低碳农业发展路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农业经济,(07).

[2]何斌.低碳经济语境下对湖南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06).

[3]刘军,等.湖南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别,(08).

篇9：发展特色经济加快经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发展特色经济加快经济发展--关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从行政区划层次看,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广西5个自治区和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5个省份.10省区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国自治地方总人口的87.9%;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6.9%.从地理区位角度看,10省区主要分布在西部,故称西部民族地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夏文斌周春芸作者单位：刊名：未来与发展 CSSCI英文刊名：FUTURE AND DEVELOPMENT 年，卷(期)： “”(5) 分类号：F12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