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小故事
“蓝色骨头”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5篇陈忠实的小故事，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陈忠实的小故事，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陈忠实的小故事
陈忠实的小故事
1992年早春的一个下午，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个字。之后，他对妻子说：“我得给老何写封信，告诉他小说的事，我让他等得太久了。”
陈忠实说的老何，叫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两人交往已经有了。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一天，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开会。散会后，在街道的`拐角，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西安组稿。我读过你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觉得很有潜力，这个短篇完全可以进行再加工。所以，我想约你写一部长篇小说。”
寒风中，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脸惊讶而茫然。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没有任何名气，而且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于是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激励他要树立信心。“你一定要写长篇，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临分手时，何启治言辞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写，我可以慢慢等!”
自从这次“街头约稿”后，两人就一直联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的1984年，陈忠实接待前来陕西组稿的何启治，两人闲聊时，何启治问他：“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看到陈忠实面有难色，何启治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还是当年那句话，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再后来的一次两人聚面，又说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这一次，面对何启治的真诚，陈忠实告诉他，自己有写一本长篇小说的想法。初步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在此其间请老何不要催问。何启治用力地握着陈忠实的手，说：“你放心，我充分尊重你的创作，保证不给你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
此后的几年里，何启治紧关口舌，守约如禁。每次，人民文学m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他都要委托这些编辑给陈忠实带去问候，但再三叮嘱，只是问个好，不要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带领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见面时，他对陈忠实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在何启治“关心”不“催促”的无压力状态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顺畅，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其后，和何启治料想中的一样，《白鹿原》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并在12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多年以后，陈忠实在一篇回忆创作艰难历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20年，这对于他来说太长了点。而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而作为组稿人、责任编辑和终审人，何启治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为什么对陈忠实履约践行充满信心时，他这样说：“事实证明，正是我和陈忠实始于1973年的真挚友谊，以及彼此的信任，使他在近二十年后必然会把惊世之作的《白鹿原》交到我的手里，并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
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历久弥坚，绵长不绝。从陈忠实和何启治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二十年的约请和履约的君子之谊，创造出了一部恢弘的文学巨作，同时，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篇2：陈忠实经典语录
陈忠实（1942年-4月29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凭借《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12月15日，“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20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篇3：陈忠实简介
1980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作者：陈忠实
一
一顿午餐，留下两个人半生的记忆。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刘恒，一个是我。
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堪称豪华的北京饭店的过厅里，我和刘恒碰见了相遇了，几年不见，他胖了，头发却稀疏了。心想着按他的年纪，头发不该这么稀，眼见的却稀了。对视的一瞬，都伸出手来握到一起。没有热烈的问候，也没有搂肩捶胸的亲昵举动，他似乎和我一样不善此举。刚握住手，他便说起那顿午餐，在我家乡的灞桥古镇上吃的那一碗羊肉泡馍。正说间，围过来几位作家朋友，刘恒着意强调是站在街道边上吃的。我说是的，一间门面的小饭馆容纳不下汹涌而来的食客，就站在饭馆门外的街道上吃饭，站着还是蹲着我记不清了……
这是1980年夏天的事。
这年的春节刚刚过罢，我所供职的西安郊区随区划变更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我的具体单位郊区文化馆也分为三个。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为着关照依赖生产队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较方便，还有自留地须得我播种和收割。刚刚设立的灞桥区缺少办公房舍，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离区政府机关近十里远的灞桥古镇上。这儿有一家电影院，用木材和红瓦建构的放映大棚，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地上铺的青砖已经被川流不息的脚步踩得坑坑洼洼了，既可见久远的历程，更可见当地乡民观赏电影的盛况。放映棚后边，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垒墙的平房，是电影放映人员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现在腾出一半来，给我等文化馆干部入住，同时也就挂出一块灞桥区文化馆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间小屋，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块床板，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物，一只做饭烧水的小火炉是自购的私家财物，烧煤是按统购物资每月的定量，到3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购买。我那时已官晋一级，兼着区文化局副局长，舍弃了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我喜欢古人折柳送别的这个千古老镇，一缕温情来自桥南头的高中母校，三年读书留下的美好记忆全都浮泛出来了；另一缕情思或者说情调，来自职业爱好，多年来舞文弄墨尽管还没弄出多大的响声，尽管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和当地农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不甜的情调却顽固地潜在着，诸如早春到刚刚解冻的灞河长堤上漫步，看杨柳枝条上日渐萌生的黄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脚伸进水里看长河落日的灿烂归于模糊，深秋时节灞河滩里眼看着变得枯黄的杂草野花，每逢集日拥挤着推车挑担拉牛牵羊的男女乡民，大自然在这个古镇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绿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刚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古镇周边的乡民在这里聚集，呈现出从极左律令下刚刚获得喘息的农民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和小吃摊前沉迷……我觉得傍着灞河依着一堤柳绿的古镇灞桥，更切合我的生活习性和生存心理。
刘恒突然来了。是我在这个古镇落脚扎铺大约半年。1980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难熬的季节，一个高过我半头的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绍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在让座和递茶的时候，心里已不单是感动，更有沉沉的负疚了。古镇灞桥通西安的13路公交汽车，那时候是一小时一趟，我每逢到西安赶会或办事，在车上前胸后背都被挤拥得长吸粗吁；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的速度。这是唯一的公共交通设施，别无选择，出租车的名称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刘恒肯定是冒着燥热乘坐西安到城郊的这班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是从北京来的。我的那间宿办合用的屋子，配备两把椅子，超过两个来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让给客人，沙发在那时也是一个奢侈的名词。刘恒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递给他的粗茶。他说他来约稿。他似乎说他刚进《北京文学》做编辑不久。他说是老傅让他来找我的。说到老傅，我顿然觉得和近在咫尺的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离和陌生顿然大部分化释了。
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还不上四十，大家都习惯称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种敬重和信赖，他的谦和诚恳对熟人和生人都发生着这样潜在的心理影响。我和他相识在1976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不会淡漠的春天。已经复刊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约了8名业余作者给刊物写稿，我和老傅就有缘相识了。他不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我和他也就只见过两回面，分手后也没有书信来往。1978年秋天我从公社（乡镇）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专注于阅读，既在提升扩展艺术视野，更在反省和涮涤极左的思想和极左的艺术概念，有整整3个月的时间，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种表述的欲望强烈起来，便开始写小说，自然是短篇。正在这时候，我收到老傅的约稿信。这是一封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不会泯灭的约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学聚会上，《陕西日报》长我一辈的老编辑吕震岳当面约稿，我给了他一篇《信任》。这篇6000字的小说随之被《人民文学》（那时没有选刊，该杂志辟有转载专栏。）到1980年初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吕是口头约稿。我正儿八经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约稿信件，是老傅写给我的，是在中国文学刚刚复兴的新时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刚刚拧开钢笔铺开稿纸的时候。我得到鼓舞，也获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审，而是有人向我约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对于从中学就喜欢写作喜欢投稿的我来说，这封约稿信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便给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很快便刊登了。这是新时期开始我写作并发表的第三个短篇小说。直到刘恒受他之嘱到灞桥来的时候，我和他再没见过面，却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通信甚至深过交手。
三
我和刘恒说了什么话，刘恒对我说了什么话，确已无从记忆。印象里是他话不多，也不似我后来接触过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饭时，我就领他去吃牛羊肉泡馍。这肯定是作为主人的我提议并得到他响应的。在电影院我的住所的马路对面，有镇上的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有几样炒菜，我尝过，委实不敢恭维。再就是8分钱的素面条和1毛5的肉面条。我想有特点的地方风味饭食，在西安当数羊肉泡馍了。经济政策刚刚松动，我在镇上发现了头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也过了久违的豆腐脑口瘾；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肉泡馍馆开张，弥补或者说填充了古镇饮食许久许久的空缺。这家仅只一间门面的泡馍馆开张的炮声刚落，在古镇以及周围乡村引起的议论旷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阶层所有职业的男女，肯定与疑惑的争论互不妥协。这是1980年特有的社会性话题，牵涉到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议争。无论这种议争怎样持续，牛羊肉泡馍馆的生意却火爆异常，从早晨开门并拨旺昨夜封闭的火炉，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仅盈门，而且是排队编号。呼喊着号码让客人领饭的粗音大响，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尤其是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根本无法容纳涌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阶土台的马路边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只大号粗瓷白碗，吃着同一个师傅从同一只铁瓢里用羊肉汤烩煮出来的掰碎了的馍块。
我领着刘恒走出文化馆所在的电影院的敞门，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惯也习惯了这壮观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刘恒肯定是头一回驾临并亲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无所适从吧。我早已多回在这里站着吃或蹲着吃过，便按着看似杂乱无序里的程序做起，先交钱，再拿七成熟的烧饼，并领取一个标明顺序数码的牌号，自然要申明“普通”或“优质”，有几毛钱的差价，有两块肉的质量差别。我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刘恒，自然是肉多汤肥的“优质”。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肥胖的恐惧，还没有减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贵症，还过着拿着肉票想挑肥膘肉还得托熟人走后门的光景。我便和刘恒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开始掰馍，我告诉他操作要领，馍块尽量小点，汤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对于外来的朋友，我都会告知这些基本的掰馍要领，然而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操此法者，手指别扭，捏也罢掰也罢往往很不熟练。刘恒大约耐着性子掰完了馍，由我交给掌勺的师傅。
我和刘恒就站在街道边上等待。我估计他此前没经过这种吃饭的阵势，此后大概也难得再温习一回，因为这景象后来在古镇灞桥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减少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张的私营饭馆分解了食客，单是泡馍馆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对和选择；反倒是那些刚刚扔下镰刀戴上小白帽的乡村少男少女，站在饭馆门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徕拢络过往的食客。
四
几年之后，我有幸得到专业作家的资格，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决定撤出古镇灞桥，回归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面条喝她熬烧的包谷糁子，想吃一碗羊肉泡馍需得等到进城开会办事的机会。
住在乡下，应酬事少了，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在赠寄的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刘恒，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随之又读到了《狗日的粮食》，我有一种抑压不住的心理冲动，一个成熟的禀赋独立的作家跃到中国文坛前沿了。每与本地文学朋友聊起文学动态，便说到《狗日的粮食》，也怀一份庆幸和得意，说到在灞桥街头站着或蹲着招待刘恒的那一碗泡馍，朋友听了不无惊诧和朗笑，玩笑说，你把一个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隐隐感到，便盼着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孙家泡馍馆”招待一回，挽回小镇站吃的遗憾。这时候不仅公家有了列项的招待款，我个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涨船高了，况且“老孙家”也得了刘华清题写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笔墨宝，店堂已是冬暖夏凉和细瓷雕花碗的现代化装备了，我在这儿招待过组团的兄弟省作家和单个来陕的作家朋友，却遗憾着刘恒。刘恒似乎不大走动，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响的作品之外，再没有其它逸事或作品之外的响动。我能获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发的话题。这样，刘恒在中国文坛的姿态，便在我心里形成了，让我无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龄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龄。
从1980年夏天初识于我的灞桥，街道边的一顿午餐，成为我们20多年深刻的记忆。这期间，我和刘恒大约有两三次相遇，每当见面握手，便说到街头的那顿午餐，一碗牛肉或羊肉泡馍。以我推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随着作家腰包的不断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华宴会，他和我都经历过了。在他，起码我没听见对某一顿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过什么稀罕饭菜，稀罕过后也就不稀罕了。灞桥街头的这一顿牛羊肉泡馍，之所以让两个人经久不忘，我想在于这情景发生的年代———1980年夏天，中国新的发展契机初露端倪时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每一家私营饭馆在古镇灞桥张扬出来时的特有景观；另一因由在于这碗牛羊肉泡馍，标记着那个年月的我的消费水平，自参加工作第一次涨薪，拿到45元月薪了，大约发表了10多篇小说，累计有1000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请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馍了；还有一点在于，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馍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有点名气的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关中。这似乎才是造成记忆不泯的关键，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后我陪过老朋友新相识包括乡村亲邻等都吃过，过后统忘记了；唯有作家不会忘记，我记着，刘恒也记着。
这回在北京饭店和刘恒握手，他开口便说起这顿牛羊肉泡馍午餐。笑罢，我突然想到，这顿街边的午餐已成为一种情结，也成为一种警示，在我千万别弄出摆显“贵族”的嗲来，当下这种发“贵族”的嗲气小成气候。那样一来，刘恒可能再不说1980年夏天古镇灞桥的午餐，也不屑于和我握手了。
2006.11.29
二府庄
（羊城晚报2006-12-08)
篇4：陈忠实散文
两株玉兰树
清明前一日回到老家，到村子背靠的白鹿原北坡上，在父母的坟头烧了一堆被视为阴币的黄纸。尽管明知这是于逝者没有任何补益的事，然而每年此日不仅不能缺少，甚至早早就泛溢着一种甚为急切的情绪。自己心里明白，上坟烧纸和跪拜的行为，无非是为消解对父母恩德亏欠太多的负疚心理，获得一种安慰。
回到老屋小院，便坐在前院闲聊。许是那种负疚心绪得到消解，许是得了这明媚春色的滋润，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平静。记不得是谁颇为惊诧地叫了一声，玉兰树开花了。我便朝大门右侧的玉兰树看去，在树梢稍下边的一根分枝上，有两朵白花。我的心微微一颤，惊喜得轻叫一声，从坐着的小凳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玉兰树下，久久观赏那两朵玉兰花。那是两朵刚刚绽放的玉兰花，雪白，鲜嫩，纤尘不染，自在而又尽情地展示在细细的一根枝条上，洁白如玉，便想到玉兰花的名字确属恰切。玉兰树尚不见一片叶子，叶芽刚刚在枝条上突出一个个小豆般的苞，花儿却绽放了。我久久地看那两朵花儿，竟然不忍离去。玉兰花在我其实也算不得稀罕，见得也早也多了，之所以发生一缕不寻常的惊喜，这是开在自家屋院里的玉兰花，而且是我栽植的玉兰树苗，便有了一种情结;还有一种非常因素，就是这株玉兰树苗成长过程的障碍性经历，曾经让我颇费过一番心思。几年前我重回原下小院读书写字，一位在灞河滩苗圃打工的乡党，闲聊中听说我喜欢玉兰花，便给我送来一株不过食指粗的幼苗，我便在大门右侧的围墙根下挖坑栽下了。为了便于浇水和保护，我在玉兰幼苗四周用砖箍了一圈护栏。得到我的用心守护和浇灌，玉兰树苗日见蹿高，分枝，加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我便期待花苞的出现。恰好盼到玉兰树应该发苞开花的规定期树龄，不仅没有开花，失望且不论，等到叶子成型，我发现了非常的征象，本应是深绿色的叶子，却呈现着浅黄;即使到盛夏烈日暴晒的时候，各种树叶都变得深绿近青的颜色，我的玉兰树叶反而由浅黄变得几乎透亮了。任谁都会看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征。村里乡党见了，有说是蛴螬咬了树根，有说是缺肥，有说是化肥施多烧了根，等等。后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栽植时填的是农家粪土，不缺肥更不会发生烧根的事，倒是蛴螬啃食树根有可能发生，却也无可奈何。我曾扒土寻找蛴螬，一只也未见到。我就怀疑大约是玉兰根自身发生了什么病患。
等到第二年，玉兰树仍然是满树病态的黄叶，自然不会开花了。我便有所动摇，这株病态的树会不会自愈?需得几年才能缓解过来?如果等过几年不仅缓解不了反而病情加重以致枯死了，那我就会白等了。我便想挖掉它，重植一株。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突然想到，任它继续存在着，如果真的挨过了病患，当一树健康墨绿的叶子呈现在小院里的时候，我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欣慰和鼓舞;如果万一病患发展到发生枯死，再换植一株也无妨，这株玉兰树便保存下来。约略记得去年夏天回家，玉兰树的叶子变绿了，尽管仍不像正常的叶子那么深色近青的绿，却不是往年那种透亮的黄色了，我不由得庆幸，它的病情缓解了，更庆幸我握在手里的镢头没有举起来……今年，这株玉兰树开花了。尽管只有两朵，却是一种美的生命的胜利。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陈忠实散文]
篇5：陈忠实《白鹿原》读后感
终于把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看完了，结尾令人有些震惊。思绪随着故事情节的波动有些纷乱，白鹿原上的生活百态随着白鹿两家的主线而展开，在中国大地上描写的这一小块儿地方折射着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
岁月的风霜雨雪，风和日丽一遍又一遍，一茬又一茬地涉足这片古老的平原，精灵的白鹿跃动着人们记忆中久违的传说，不管经历多少坎坷风雨，生活的轮子依然不分昼夜地滚动前进，这是岁月蕴含的冷酷而坚实的力量。《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鹿子霖两大家族有形或无形的较量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为了生活而争，为了脸面而争。当然书中并无直接而露骨地描写两大家族的斗争，而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最终以鹿家惨败结局。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是条真理。白嘉轩是中国传统男人的写照，墨守陈规、自力更生、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地生活。因此，他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始终以一个威严族长的身份立信于白鹿村，恪守明哲保身的理念。鹿子霖的性格与白嘉轩不大一样，他追求功利，争强好胜，作风不谨，却又有胆小怕事的一面。他一生虽然也经历了起伏的官场，但终究也没创造些什么辉煌，最后也以悲惨收场。我觉得性格变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白孝文，一个是黑娃。白孝文经历了一场饥荒的打击之后，由软弱变得坚强起来，这也多亏他鹿三叔的话语刺激的作用。他从原来的唯命是从，规规矩矩，优柔寡断的性格中走出来，变得桀骜不驯，急功近利了。而黑娃的性格可谓一波三折，先是小时的胆小羞怯，后又勇猛剽悍，最后又归于知书达礼，学为好人。其实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环境塑造了某人某种性格，而某人凭着某种性格来重新塑造环境。
《白鹿原》作为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境。随人物之悲而悲，随人物之喜而喜。我们往往被小说中的人物感染，这大概就是大师笔下写实笔触的力量吧!
书中的生活生命人生跌宕起伏，而我们的呢?
希望用青春奋斗的热情搅破生活的波澜不惊，用我们的双手与智慧打造自己的未知前程~
陈忠实《白鹿原》读后感范文篇四
最近看完陈 忠实的《白鹿原》,想了想，这是我第一次看完这种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以前是不喜欢看的。里面充斥的俚语方言，描写的冷酷暴虐都是我所不喜的，它们太过现实，太过血淋淋，恰巧我又是个有着些微理想主义的人，所以一直比较拒绝。
然而就《白鹿原》而言，所刻画的不仅是现实，更多的是贯穿五十年间的恩怨情仇、世事变迁，跨越晚清、民国到共和国成立的史诗。既有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也有波谲云诡的人心变化。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班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粟。
白嘉轩的为人，就如同黑娃评价的那样，腰杆挺得太直太硬，太正直，正直到有时候我会认为他顽固且迂腐，同时却不得不暗自佩服，甚至最后看到鹿子霖失了灵气时，还会为多年前的换田事件心生愧意。
而鹿子霖却截然不同，自私自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抛弃掉书中两人的下场，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社会像白嘉轩那样的人越来越少，像鹿子霖那样的人越来越多。
我不会去指责自私自利的人，拿句老话：人心都是肉长的，也从人的本能来讲，自私自利都不是个不能体谅的问题。然而不讲原则却不是。
而书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还是田小娥和鹿冷氏，在我看来，她们代表着那个年代女性地位低下，迷茫浑噩的一面，看到她们俩，脑海里总是会浮现起叶紫的小说《星》中的春梅姐，都是悲剧的人物，是那个年代社会女性地位的缩影。
恰好三位女性形象中的两位都有过偷情经历，而唯一没有偷情过的鹿冷氏死后却是下面流脓血，但也差点和公公鹿子霖发生 关系。
婚后偷情这事自古以来就有，现在依旧也有，无非就是由于情感上的需求和肉体上的需求导致的。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他们家人对于他们的态度。
田小娥因为与黑娃偷情而被休回家中，却又因为家中父亲是个秀才，注重面子名声，才会同意将田小娥下嫁给尾随而来的黑娃。哪怕当时黑娃没田没地，只能给人家打打短工。田秀才难道对田小娥没有父爱之情么?当然有，不然也不会在他们上路回白鹿村时送与黑娃一笔钱，也不会是直接和田小娥断绝关系，而是撂下了一句：等到你们生下个娃娃，才能回来看我。
矛盾却也是在这里，既然田秀才对于田小娥仍旧有父女情，那么为什么会为了尽快脱手而将她嫁与黑娃，从后来白鹿村其他人对于田小娥的反应来看，她绝对能归为白富美那一类，而黑娃却只是个只能熬短工的农家人。可见田秀才并不在意女儿是否会过的幸福，然而却仍有父女情在。我能想到的答案，就是在他的心中，比起女儿的幸福，自个儿的名声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日后田小娥悲惨一生的开始。
而鹿冷氏，嫁入鹿家的日子也是其开始守活寡的日子，守了多年活寡之后，对于男女之事仍然懵懂，只记得鹿兆鹏的那阵也是人生中能够体验到的唯一一阵颤栗。她开始对任何人产生渴望，那种渴望却又无法表露出来，因为她是冷家大小姐，也是鹿家女婿，她甚至会羡慕田小娥，即使田小娥住的是土窑，家中一贫如洗，但她至少还有个身体强健的黑娃可以夜夜笙歌。她终究无法忍受住拦蓄多年的发自身体深处的欲望，她疯了。冷先生给她开出几副猛药，服完药后，鹿冷氏也就死去了，下面流着脓血死去。
这也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只需要退婚，离开鹿家嫁到另一家就可以的，却因冷先生的固执的坚持而无法避免，仅仅是因为白、鹿两家是当地最具口碑，就显赫的家族，所以，鹿冷氏即使是死，也只能死在鹿家，以鹿家儿媳的身份。倘若冷先生当时知道日后鹿家的境况，想必不会坚持下去，也不会给自己的女儿抓下那几副猛药，让其这样死去吧。
而香梅姐，某种意义来说，和田小娥的遭遇有些像，一样的改嫁，一样的度过一段时间的欢乐日子，前者因为公社的失败，黄的被枪决而结束，重新回到以往挨打遭罪的日子，后者则是因为国共合作的结束，黑娃的离家而结束。
并且都是有好色好事之徒对她们有所企图，并且都有个光棍编首淫诗，夜晚在其窗下唱，撩拨她们，企图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
春梅姐等来了黄的偷情，田小娥等来了鹿子霖的偷情。他们都有一双星一般的眼睛，这双眼睛让春梅姐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双眼睛让田小娥体验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堕落。
从此田小娥变成一位人尽可夫的荡 妇，她听从了鹿子霖的建议，诱惑白孝文，使其堕落，使其撕去外边包裹着的那层人的外皮，使其成为一名真正的，浪荡的，懒惰的，无可救药的男人。
然后，被鹿三一枪刺入后心而死，甚至死后尸骨还被挖出来，镇压在佛塔之下。活该么?可怜么?悲哀么?
用鲁迅的话说，那就是个吃人的时代，我们会为当时社会毫不掩饰，赤 裸裸暴露出来的现象发出叹息与愤懑不平之声。然而，就如最后，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白孝文当上了共和国的县长。而为民国效忠，却兢兢业业，在其位谋其职的丘维山，和在朱先生座下重学圣人之道，改过自新，且身为白鹿原上第一批党员，为白鹿原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功劳的黑娃都被枪决。
所以，是否，我们现在依旧处在一个人吃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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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庆节小故事
9.生活小故事
10.幼儿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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