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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

2022-08-13 08:41:24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橡树旁的沉静”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

篇1：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

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

一、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绝对的客观真实与程序利益的矛盾

根据诉讼法的有关理论，程序法的价值可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民事诉讼法的内在价值亦称目的性价值，体现在程序的公正、自由和效益上。民事诉讼法的外在价值是指实现民事诉讼程序外在目的之手段或工具。在民事再审程序中，它主要体现为客观实体的公正，保障任何一项民事裁判都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两个标准。

纵观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始终存在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立法者往往鉴于再审程序是保障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再审程序中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审判实践中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但是，实体绝对公正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实体绝对公正的前提是事实的绝对真实，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事实的绝对真实只能发生在事实产生的过程中，事后任何试图再现的努力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笔者认为，立法者追求个案实体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很难实现，相当一批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并不符合绝对的客观真实。但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最终牺牲的只能是程序利益。而笔者认为，为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体系的程序利益，是得不偿失的。

(二)司法部门职能的扩张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矛盾

根据私法自治的原理，只要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可以在私权的范围内任意地行使其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向哪些主体主张权利，主张什麽权利等，法院不得随意干预。但由于我国民事程序超职权模式的影响，法院及相关机关恰恰在这方面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法院、检察院可以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引发再审程序。立法上做这样的规定，目的在于给法院纠正裁判中一切可能存在错误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裁判或裁判所涉的部分内容确有错误存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当事人对此未提出异议，这就说明绝大多数人对这些裁判的结果是接受的，或者虽觉不满意，但从各种因素考虑，权衡利弊，决定放弃再审请权的行使。而此时法院、检察院若强行予以干预，岂不是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有违“私法自治”的民法原则?

(三)宽泛的再审条件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欠缺实质保护的矛盾

在追求绝对真实的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忽视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造成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同时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院的领导地位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都受到一种压制，造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也造成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激增，给法院工作带来较大压力的不利局面。

二、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的建议

(一)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是导致法院裁决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程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从实际需要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中的一些过强的职权性规定也无太大的存在必要。以监督途径为例，目前我国由于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的，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当事人申请或其反映而引起的。靠法院、检察院自身主动检察、搜集材料而引发再审的情况微乎其微，而且在目前审判人员数量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实际操作亦有较大难度。因此笔者认为，既然民事诉讼所规定的引发再审程序的三种方法实际上绝大多数源于当事人申请，那么在当事人尚有再审申请权期间，法院自身监督和检察院抗诉监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确实有待商榷。故笔者建议为了避免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改革时可考虑以下几点：

1、在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的期限内，任何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均无权自行引发再审程序，除非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再审请求。这是对当事人在私法范围内处分权的应有尊重。

2、在已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限后，法院、检察院可以通过自身监督和抗诉监督途径对案件提起再审。但前提是必须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因为此时当事人已无法通过自身手段主动、直接地提起再审程序。

3、作为例外规定，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具有危害公序良俗性质的案件上，法院、检察院可以在没有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自行提起再审程序。

(二)现行民事再审立案标准应予以细化。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立案标准的规定来看，由于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具体，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受理;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审申请的难堪局面。再审事由的具体明确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也便于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应当受理当事人提起的再审。因此，改革再审制度的当务之急就是将诉讼中规定的再审立案标准予以细化，使之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再审立案标准既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体现现代司法理念，同时也要考虑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实现司法公正与维护既判力，树立司法权威之间的合理平衡，防止再审立案标准规定过宽而造成再审启动的随意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申请再审的理由是：(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院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枉法裁判行为的。笔者认为，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细化没有必要对第一条的内容逐一作出解释说明，如何在不违反现行诉讼法规定的情况下，作出尽可能合理、明确的解释，并且起到规范再审制度的作用，笔者考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规范再审立案标准：

1、从实体方面，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考虑，包括：①作为原判决依据的主要书证或物证系伪造、变造的;②证人、鉴定人所作出的证言、鉴定结论系伪造、变造的;③作为原裁判基础的另一裁判、仲裁机关的裁决，国家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④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举证的;⑤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禁止性规定的;⑥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

2、从适用法律方面考虑即适用法律错误，影响公正裁判的，主要包括：①适用了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②适用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规章错误的;③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

3、程序不合法，影响实体处理结果，主要包括：①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②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③遗漏应当参加诉讼且能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④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⑤未依法送达，即缺席审理或判决的;⑥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未公开审理的;⑦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诉讼的;⑧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

4、审判人员经查证属实有枉法裁判行为的。

上述再审立案标准，使当事人和法官易于把握并能够及时作出判断，避免了那种“当事人一纸申诉状，法官埋在案卷堆里”的现状。

(三)民事再审案件的立案程序问题。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22条规定，对当事人提起的再审申诉，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登记后立卷审查。这一规定说明，再审案件是否需要立案再审的审查工作应由立案庭负负责。立案庭立卷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再审案件予以立案并移送审判监督庭再审。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套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供当事人和法官遵循，使再审立案工作极不规范。笔者对此初步设想如下：

1、当事人必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专门受理再审申请的部门亲自递交再审申请;

2、再审申请必须具有法定事由，并且应当提供支持其诉讼的有关法律或事实依据。

3、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后，应当传唤申请再审人和被申请人到庭听证，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否符合法定进行审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应当按自动撤回再审申请处理，以后也不能再另行提起申请。

4、对于符合法定事由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对于不符合法定事由的，裁定不予受理。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在现时情况下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但最高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当事人不能再行提起再审之诉。

(四)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这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在时间上的一般限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超过期限不行使权利的，视为权利人放弃再审诉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常出现当事人明知裁判公正、合法，却不断申请再审，甚至利用再审故意拖延时间，延缓执行等问题。各法院也普遍认为，给予当事人再审申请的期限过长，正好使有些无理缠诉的当事人钻了空子，给法院的再审立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故笔者认为，应该缩短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至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1年内。

注释：

章武生：《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载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1期。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

徐国栋：《论我国民法典的认识基础》，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

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再审监督程序之重》，载于《法学研究》第1期。

宋建立：《对现行再审制度的思考》。

篇2：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论文

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之我见论文

[内容提要]：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又称民事再审程序，是指享有审判监督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判的失误进行监督的程序。[1]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作为民事诉讼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更有其现实意义。笔者想通过本文略抒己见，期作引玉之砖。

一、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绝对的客观真实与程序利益的矛盾

纵观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始终存在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立法者往往鉴于再审程序是保障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再审程序中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审判实践中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但是，实体绝对公正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实体绝对公正的前提是事实的绝对真实，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事实的绝对真实只能发生在事实产生的过程中，事后任何试图再现的努力只能是相对的，尽量接近事实本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2]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3]笔者认为，立法者追求个案实体绝对公正的诉讼目的实际上很难实现，相当一批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并不符合绝对的客观真实。但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最终牺牲的只能是程序利益。而笔者认为，为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体系的程序利益，是得不偿失的。

（二）司法部门职能的扩张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矛盾

（三）宽泛的再审条件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欠缺实质保护的矛盾

二、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的建议

（一）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是导致法院裁决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程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从实际需要看，我

[1] [2] [3]

篇3：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我见

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我见

我国进行司法改革已经多年了。已确定的改革成果有公开审判制度、当事人举证制度、当事人抗辩式审判方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等。从司法改革的趋势看，到了完善证据制度、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分清诉讼责任的阶段。但是，这些司法改革成果都仅限于一、二审程序；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却迟迟未动。人们仍按部就班地进行申诉、再审、改判。你一、二审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只要当事人不举证，……

本文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价值。但我作为一个基层法院从事审判监督的法官，提出这些想法，是否太狂妄了。不得以，就把她当作我的狂想吧。

一、对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司法改革也就是破除现行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由于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从立法指导思想，到程序设置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就某一点进行修正；而必须对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全面批判，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一）、对现行再审程序设置问题的批判。

《民诉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审判程序不完整、不严密，也至于再审程序无程序可循。这是我们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严重问题的不争事实。我们说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不同于民事一、二审程序。但他为什么不同于民事一、二审程序？关键一点在于它审理的对象不同。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因此，他的审理对象决定了他不能象一、二审程序那样，可在诉讼中变更当事人、增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等形式处理诉讼问题。但是，由于《民诉法》一百八十四条对再审的审理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即生效判决、裁定是由一审法院作出的，按一审程序审理；是二审法院作出的，按二审程序审理。这使得我们一些同志产生这样的认识。《民诉法》规定按一、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那么再审案件就可以按一、二审程序在诉讼中变更当事人、增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等形式处理诉讼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再审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因此。在再审案件中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种再审形式和多种再审结果。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越再审，越不知该怎么审；越再审，越不知该审什么。而再审判决也出现了越判，当事人越不服的尴尬局面。就其原因，是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太过原则，根本无法反映再审的特殊性；把本来非常严肃的生效判决、裁定改来改去；甚至诉讼主体、诉讼请求都变更来将就当事人。难怪当事人愿意申诉，乐于申诉；这当然会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现象。

那么该如何设置再审审判程序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审判程序分为程序审判程序和实体审判程序。要设置一个审判程序，也首先要明确是设置程序审判程序，还是设置实体审判程序。我国现行的再审审判程序是按实体审判程序设置的。按实体审判设置再审程序所应处理的审判程序问题，远远大于一、二审程序所应处理的审判程序问题。

我们知道，法律的制定是按人们可预见到的社会现状而预先加以规范的行为规则。从我国现行的再审审判程序所能预见到的社会现状有，原审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合、原审诉讼请求事项是不成立、原审证据采信是否符合规则、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原审法官是否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当事人、申诉或者决定再审的主体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原审裁判形式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之下还有很多子问题。在子问题下还有很多孙问题。要设置这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审判程序，是否困难太大了，以至于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就可明了再审程序的制定是多么的困难。（1）原审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合问题的子问题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被告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第三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原审被告和原审第三人主体资格均不符合，再审中是否可追加被告和追加第三人等等。（2）原审诉讼请求事项是不成立问题，存在以下子问题：原审判决没有满足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否定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超出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原审判决与原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完全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等等问题。（3）原审证据采信是否符合规则的子问题有，举证责任问题、举证时效问题、证据间的效力问题、法官采证标准和原则问题等等。（4）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子问题，有法律本身出现的法律冲突问题、法律适用效力问题、当事人在原审中可知适用法律量与原审判决后得知适用法律错误的差异问题。（5）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问题。这存在有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时效问题和法官在执行程序法时所犯错误的可原谅性和不可原谅性问题。（6）原审法官是否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地对待所有当事人的子问题有，法官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当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尺度问题等等。（7）申诉或者决定再审的主体不同的审判程序问题。这存在以下子问题。原审原告提出申诉；原审被告提出申诉；原审第三人提出申诉；原审当事人均提出自己申诉理由，以及原审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自己决定再审的条件和程序；上级法院决定提审或者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条件和程序；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和程序等等。（8）原审裁判形式不同的审判程序的子问题有，原审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原审当事人对部份原审判决不服；原审当事人对原审调解不服的再审审判程序问题等等。至于孙问题，我们仅以检察院抗诉的再审审判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前已向法院申诉，并经法院审查或者再审驳回申诉或者已改判；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时已超过申诉期限；检察院抗诉理由与当事人申诉理由不一致或者完全相反；检察员参加民事诉讼的诉讼地位问题；检察院抗诉理由由谁举证支持；人民法院决定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而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或者申诉方不到庭，或者被申诉方不到庭该如何审理；当事人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以检察院抗诉理由进行陈述举证，而是以自己的申诉主张进行陈述举证该怎么审理；再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再审调解后，该如何处理原审生效判决……等等程序问题。

我们该如何来设置能包容这些问题的审判程序呢。我想，要设置能包容这些问题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按照现行的再审程序所确定的实体审判的指导思想来制定再审程序。那么，上述子子孙孙的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来研究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及用程序审处理再审程序设置问题。那么再审程序的设置就简单多了。假如我们在新制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明确规定，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或者听证（对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申诉听证问题将于后讨论）的案件，实行程序审查，不进行实体审判。如果经再审或者听证，发现符合新制定的再审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裁定，返回原

审级人民法院进行重审。这有几个好处，一是不直接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实体审判，避免破坏两审终审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抵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权威性。二是“撤销原审判决、裁定，返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后，其审理的对象不再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是当事人的讼争。这样可在审判程序上与一、二审程序含接，不会再因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产生审判程序上的混乱。三是设置再审程序时只需制定再审的条件、程序审查的必要程序、程序审查后的处理程序即可。制定这些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判程序简单得多。四是可在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中，撤销基层法院的审监庭，减少审判环节。

（二）、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的批判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条包含三层内容，一是本院有权决定再审；二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提审；三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对本院决定再审和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这一程序设置，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本院决定再审在理论上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对法院、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特殊性。这就是生效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当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对人民法院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本院可以决定再审，那么判决、裁定就可以朝令夕改，生效判决、裁定对本法院就没有约束力。这无疑是在生效判决、裁定的普遍约束力权威下打了一个地洞，原审法院可以自由的进出。

其次是本院决定再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本院决定再审，会产生一审判决后不经二审程序，而是直接经过再审程序改判，从而破坏二审终审制度，扰乱司法诉讼秩序。我在司法实践中就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审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向上级法院领导反映判决存在的问题。上级法院立即通报了该案件。于是一审法院就动员当事人撤回上诉为其进行再审。该案虽然经过再审处理，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但它在当事人的心目中对法律、对判决的敬畏之情就大打折扣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惧法律，不惧判决书，不惧再审；相反乐于再审，甚至不打上诉打再审。因为进入再审程序的渠道很多也很容易。这势必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产生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恶果。二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当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可以就近通过各种渠道，采用正当的手段或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社会各方面向法院施加压力，达到再审的目的。由于原审法院的院长以及审判员都生活在当地，这种影响力是很强大的，也是很容易。这种原审法院决定再审的程序设置，无疑会影响再审的公正性。有这样一个再审案件。一、二审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采用隐瞒事实真象的手段，向人大反映。人大即向法院质询，促使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该案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再审判决后又经过一次再审，但另一当事人仍不服，现在仍在申诉中。这严重地影响了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是原审法院可以决定再审，会出现不经当事人申诉，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造成当事人不出庭或者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执行原审判决，使再审无实际意义的尴尬局面。我办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信用社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而不告贷款人。信用社和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在例行检查案件时，发现诉讼主体资格有错误，决定再审。当我们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再审裁定书和开庭传票时，均表示不出庭，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经我们多方做工作，当事人出了庭，但仍表示愿意履行原调解协议。我们再次告知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原审原告表示撤诉，但双方当事人当即又庭外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继续执行原审调解协议。这显得再审是多余的浪费诉讼资源。

第三、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理论上违反程序正义原则。按“程序正义”的要求，人民法院受案和审理案件要具有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括展开来就是，该案审理结果不应涉及受案法院或者受案法院的审判人员。因此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的公正性。现在各级人民法院都在进行法院间的考评、审判员之间的考核和错案追究。再审结果会直接影响原审法院领导和原审审判员的升迁、调任，提职、提级等等。因此再审判决往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使再审判决失去公正性。特别是原审案件经过审委会讨论过，再审案件交审委会决定，这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证再审判决是公正的。

第四、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按照现行的再审制度，基层人民法院必需设立审监庭。而再审案件呈倒金字塔形，及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最少，逐级再审案件增加。一般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多则几十件，少则几件。而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至少要三个审判员组成一个合议庭，并且要求是高素质审判员，也应该是高素质审判员。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一年只办几件或者几十件案件，而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审判员一般要办几十件、几百件案件。这三个高素质审判员不是被浪费掉了吗。全国有上万个基层人民法院，就有几万个高素质审判员被浪费。这种诉讼人才的巨大浪费，仅仅是诉讼程序设置时的疏漏造成的。使法律人才本来就匮乏基层法院，还得拿出大量的人才来办再审案件，确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按照程序审的思路，撤销基层人民法院审监庭，由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基层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发现符合条件的，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进行重审。这样原审法院进行重审的审理对象就不是生效判决，而是当事人的诉争。这在理论上不会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

（三）、公正地评判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文章对检察院民事抗诉进行批判。认为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是公权干涉私权。因此全面否定检察院民事抗诉。从理论上讲，公权是不得干涉私权的。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规定检察员要参加民事再审审判活动，这也确实是公权干涉了私权。那么，检察院进行民事抗诉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现行的实体再审程序，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有自由处分权。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甚至不参加诉讼。这时用公权来干涉私权就显示出它是那么的毫无意义。我在从事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审理检察院抗诉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均不到庭。我们发出拘传令，但传来了被申诉人，而申诉人已外出务工去向不明。这让法庭很难办，让检察院很尴尬。最后我们只好参照原告不到庭的处理程序裁定终结诉讼。

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

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介入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就可避免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我们知道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是公权；而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也是公权啊；用公权监督公权，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在实践中可以避免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那么，在程序设置上该如何制定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只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进行监督，不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讼争进行干涉呢。我认为，只需在程序设置时确立程序审的再审程序，即可满足这一要求。

我们设想一下，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经检察院审查符合再审的条件时，即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对抗诉的民事案件进行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由检察院向程序再审或者听证的法庭陈述抗诉的理由和证据。经程序再审或者听证法庭审查后，认为抗诉理由和证据符合再审的条件，即撤销原审判决或裁定，发回原审级进行重审。在这一程序中，仅针对原审的民事审判权是否正确的行使，而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的谁是谁非，避免了用公权干涉私权所产生的弊端。

上述分析论证仅回答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问题，而没有回答该不该的问题。我认为，要建立一种新的审判制度，必须具备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这种审判制度就是不科学的。因此能不能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可行性问题；该不该的问题，是检察院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必要性问题。只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二者具备，它的存在才是合理。

检察院该不该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呢？我认为该。根据权力制约理论，任何权力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力有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1。因此，任何一种权力只要失去监督，就可能出现恶性膨胀，滋生腐败。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同样应该进行监督。从我国现行对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看，人大、政协监督属于质询监督性质，媒体和社会各界监督属于舆论监督性质；只有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才是程序性质的监督。质询监督、舆论监督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它必须通过法院自身的决定，才能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则不同。当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时，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这不需法院同意与否，都必须再审。因此这种制约民事审判权的程序监督是必不可少。否则，民事审判权除了人民法院自已监督自已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实质性的监督了。

（四）、对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贯彻“有错必纠”指导思想的批判

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按“有错必纠”指导思想设置的。按《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事实必须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真实”。因为，《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的院长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管当事人是否申诉，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都可以进行再审。我们知道，人民法院判决的事实都是过去了的历史事件。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再现历史事件，只能通过历史事件所残留下来的各个历史碎片，尽可能的拼凑起来反映历史事件。这些历史碎片就是法律上的证据；而拼凑起来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判决事实。因此判决事实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反映客观事实。如果我们主观地要求判决事实必须是客观事实；把“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的依据。那么在理论上，我们的生效判决、裁定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申诉无限、再审无限也就是必然的了。原因是你不可能保证判决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事实。

我认为，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的依据是不当的。我们应该把产生判决错误原因、责任明确起来；把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包括审判人员的主客观过错）与当事人的自身诉讼过错区分开来。把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包括审判人员的主客观过错）作为进行再审的依据；而当事人的自身诉讼过错不作为再审的依据。这样我们既把一、二审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权利自由处分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贯彻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又可避免当事人申诉无限、人民法院再审无限的后果。

（五）、对现行再审条件的反思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引起再审的五种事由中，我认为第一种事由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加以严格地限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21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引起再审的“新的证据”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它并没有象一、二审程序那样，具体规定了那些属于“新的证据”的范畴。由于再审条件是决定生效判决、裁定是否丧失法律效力大事，理应对引起再审的“新的证据” 加以严格地限制。

再审中的“新的证据”，一般理解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他包括三种情况：（1）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知道存在该证据，但没有收集；或者当事人无法收集而向法院提供线索，但人民法院仍然没有收集到该证据；（3）当事人持有该证据，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向法院举证。如果出现这些“新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再审。这无疑会鼓励当事人在一、二审中不举证，而在再审中搞证据轰炸。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而且使当事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烂用诉权而不承担诉讼过错责任。当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进行判决后，当事人一但提出新的证据，人民法院就得再审，并且由人民法院承担错判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但当事人、社会各界会认为是人民法院错判）。

再审程序中是否应该把“新的证据”作为再审的条件之一呢？我认为，再审程序只有一种“新的证据”可以作为再审的条件。这就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而前面所述的三种“新的证据”都不应作为再审的条件。理由是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而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由于一、二审程序中所争议的事实是待定事实，而生效判决事实是已经确定了的“法律真实”，是终结纠纷的标志。因此除“新的证据”能证明原审判决、裁定的主要定案证据是伪证之外，其它“新的证据”，都应按“证据失权制度”处理，及在法院指定或确定的期间或期限内没有提出的证据，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作为裁判的依据，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不足”，是否应作为再审条件问题。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于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分析一下证据不足的情形：（1）原告起诉没有证据或者反驳没有证据，而判决确认该事实；（2）起诉是孤证或反驳是孤证，但对方没有反驳，判决按诉讼默认处理；（3）双方当事人都举了证，但证据效力有高低之分，而判决采信低效力证据，否定高效力证据；（4）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效力相当，法官内心善意偏坦，采信一方当事人的证据等等。这些证据不足的原因，都因新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建立，而可以归入采证程序违法范畴来处理。因此可以删除该条件。

《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五

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作为再审条件应作修改。我们知道，再审的审查对象是生效判决、裁定；而生效的判决、裁定却是原审法官代表原审法院作出的。要研究符合再审的条件，除了要研究再审的硬件，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新证据等之外，还应研究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按照人类社会学的观点，人的内心同时存在着良知和恶念。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是由良知所驱使，所作出的裁判即使有偏坦，也是善意偏坦。当然，这有个度的问题，超过一定的限度则为恶意偏坦。如果原审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的内心意念是由恶念驱使，所作出的裁判必然是恶意偏坦。在一定限度内的善意偏坦，可以理解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范畴。恶意偏坦则包含了恶念驱使和无知驱使。“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再审条件，仅是恶念驱使下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现，而“显失公平”的恶意偏坦却没有包含在其中。因此，我认为应该以“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作为再审的条件。

二、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构建问题

（一）、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但首先应解决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我们要破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那么应以什么来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呢？

作为诉讼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义、法律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终结纠纷的期限。如果诉讼程序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目标，那么很多纠纷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再审程序除了诉讼程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经过一、二程序后确定的“法律真实”，是一、二审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因此我们应以“程序正义”的理论，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再程序应当具有：一、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二、劝导性：（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3）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结论和论据做出反响。三、科学性：（1）纠纷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理为依据；（2）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二）、关于再审标准问题

《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这一再审标准应修改。因为“确有错误”的概念，不能确定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还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应当予以纠正。如果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叫人民法院怎么纠正？我们知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有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时候，人民法院不能指令公民应当行使这样民事权利、那样民事权利。这些事应由律师去做。人民法院只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公民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摆正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因此，应该对《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的规定修改为，“发现因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判决、裁定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可避免因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而社会各方面却责怪人民法院错判和当事人的缠讼的怪现象。

（三）、关于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的审查模式问题

构建新的民事审判监督审查模式，首先是要确立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所实行的是程序审查，其次才是建立什么审查模式问题。如果以程序审查为目的来设置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模式，那么，我认为应采用听证的方式进行。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新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排除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话，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审查生效判决、裁定的正确性的主体，就只有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抗诉两种。如果采用审判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就得按审判的规则进行。这无疑会重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体审的覆辙。如果我们采用听证方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当事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或抗诉，只针对原审法院是否正确行使民事审判权，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因此采用听证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是可行的。

制定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权、审级、审次；当事人申诉的立案条件；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和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的听证程序的设置；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等等问题。但制定一部听证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再审程序简单得多。

听证程序首先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问题。我认为管辖权应该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管辖。对审次问题，我认为应明确规定，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申诉；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驳回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和检察院可以上诉或抗诉一次。对审级问题应加以限制，应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立案受理申诉案件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应立案受理，可以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立案受理。这样可以阻断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通道，又可以疏通申诉的渠道，引导当事人按程序依法办事，避免当事人四处申诉和申诉无门现象发生。

对听证程序的设置问题。我认为，民事审判监督听证应采用单方听证形式进行，即由申诉人或检察员直接陈述原审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时存在过错的事实和证据。对听证后的处分权问题，我认为驳回申诉或抗诉的，可由听证合议庭决定。对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因属于剥夺原审判决、裁定法律效力的大事，应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问题。我认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或者驳回申诉、抗诉的，都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发回原审法院按原审程序进行重审。驳回申诉、抗诉而上诉、抗诉的，上诉法院进行书面审查。这可以减少申诉人的讼累，也可减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四）、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条件问题。我认为符合以下条件的应该撤销原审判决、裁定：1、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证据认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判决、裁定的；4、原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

撤销调解书的条件应是，1、有新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或者原审判人员采用胁迫签订的；2、调解协议内容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

改革的春风吹拂了人民法院陈闷气息，时代的浪潮撞击着法官心灵。让我们仔细地审视过去的民事诉讼程序，冷静地设计我们未来的殿堂。

纳溪法院田涛兰平

注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参考书目：卓越泽渊主编的《法理学》、《法学导论》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的《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常怡主编、吴明童、田平安副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

篇4：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视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视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程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完全等同于再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是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它能够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和进行；再审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后续程序，它可以改变原有生效裁判。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设置完整的再审程序，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试通过简要介绍美德两国的再审制度，比较分析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和在实践中出现的弊端，以期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再审制度有所裨益。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和二审程序终结之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加以纠正的程序。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设立审判监督制度的目的是“纠错”，即为解决生效裁判存在的错误，以确保案件实体公正而设立的最后一道审判工序。但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受前苏联影响颇深，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程序的启动权是一种由法定组织（法院、检察院）和公职人员（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行使的国家权力，而非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即它是一种公权力，而非私权利（诉权）。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目标就是建立再审之诉模式，“将当事人提请再审的方式确立为再审之诉”。再审之诉模式放弃或弱化职权主义的再审司法理念，主张取消或者说大大限制法院依职权主动提起的再审，限制检察院启动的再审，而将现行三大主体的再审发动转变为主要由当事人再审申请之诉发动。如何建立再审之诉模式呢？本文力图从比较学、法理学和司法实践等角度对民事再审程序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改革和完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有所裨益。

一、有关国家民事再审制度的制度和理念

为了保障司法在正确性基础上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各国在主体结构中都设置了“消防通道”和“紧急出口”，以便对无法避免的司法错误进行事后补救，然而这些非常救济渠道在设置技术上遵循了共同原理，即以条件严苛、界限明确的法律适用规范，将非常救济控制在“极端例外”的范围之内，使之真正成为备而不用的消防设施，而不至于影响主体结构。当正确性目标与终局性目标发生冲突而妨碍审级制度的基本功能时，宁可牺牲个案的正确性，也要确保全局的终局性。基于这一原因，现代西方国家的“再审程序”无论撤消的是哪一个级别的判决，对于审级制度和整个审级结构都不产生任何影响。

（一）美国的民事再审制度

在美国各级诉讼中都有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和相应规则，这里主要介绍“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败诉方在正式上诉前用于对抗法院判决的最后途径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条规定的`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法院可以自行或自主地命令重新审判。规则第59条规定，可以基于两项理由获得重新审判。一是在作出裁决的程序中存在错误，这种错误可以是错误的采纳了一个不可采的证据，或不适当的陪审团指示。二是尽管程序是正确的，但是裁决却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

在命令进行重新审判时，审判法官将决定由另一个陪审团来提供司法服务。当存在新发现的证据，并且陪审团的裁决看起来是过分的，且显示是在受到激情或情绪的影响下而非基于证据作出时，法院会重新审判。如果裁决存在某些错误或不公平，例如，裁决“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那么审判法官也可以命令重新审判。不过，审判法官不能简单地因法官本人不同意陪审团的意见，而换掉陪审团的裁决。在陪审团审判中，败诉方常常会提出这种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重新审判动力，但是很少会被获准。关于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的上诉审查标准取决于一审法官是否是依据“与证据的优势分量相反”的标准对动议作出决定，如果决定是基于“与证据优势分量相反”而作出的，那么除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否则不允许推翻关于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的决定。其根据在于，该决议是基于一审法官对证据的衡量，和只有一审法官才有机会听到的活生生的证言进行评估后作出的，因此很少有上诉法院会再次猜测一审法官的决议，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法律错误而要求重新进行审判的动议，则上诉法院就会就该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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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浅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论文

浅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论文

内容提要：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再审程序司法公正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事实求实，坚持司法公正

我们国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德原则，坚持司法公正。“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在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的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第179条至182条具体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第185条、186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即：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以上可以看出，就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而言，只要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即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实质理由。此外，程序上的违法如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的，也构成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使案件中止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皆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条件下，皆有权提出抗诉。

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时限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而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及抗诉提起的时限而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可以解释说是无期限限制的，即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的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两部门都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申诉听证规定的笼统化

[1] [2] [3] [4] [5]

篇6：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思考

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思考

何谓改革？就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而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就是要通过改革，构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民事审判制度。作为我国各级法院在民事审方式改革中，主要经历了从形式上的改革，即程序意义上的改革，到实质上的改革，即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原有以职权主义为主的审判制度，过度到了今天以当事人为主的审判制度。这一改革……

一、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法官素质是根本。

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者是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法官综合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审判方式的进程。而从目前状况来看，尚有部份法官其素质还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使现有的一些好的审判制度不能充分运用，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无从谈起。所以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是十分必要的。作为法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作为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的法官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一）、法官应有严格法纪和良好的品行修养。（二）、法官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实现社会正义。（三）、法官应当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四）、法官应当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不仅能熟练掌握法律条文，而且具有较深的法学理论基础。（五）、法官应当具备一些现代科技知识，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素养。（六）、法官应当具备研究和积极探索法律问题，且善于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七）、法官应当具备和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能力，并运用新的审判方式进行审判。

二、审判程序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形式。

审判方式改革其实质就是：在现有司法体制下，建立一种高效的审判运作机制。而这种运作机制，其实质主要从程序入手。因为审判方式在内容上，会涉及到法官个体的审判技巧和艺术，而这些个性内容是很难成为法官共同的审判方式的。因此，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便首先放在程序上的改革。而在程序上的改革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简易案件直接开庭提高了审判效率。

“直接开庭”，又称为：“一步到庭”其实质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指法官不调查，按所确定的开庭时间，直接进行庭审的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对占民事纠纷案件80%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作了大胆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除下落不明的公告案件；涉外案件；集团诉讼案件；重审、再审案件；案情疑难复杂案件等几种类型案件外，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及时开庭。在送达起诉和应诉通知书时即确定开庭时间，如当事人双方能及时通知到庭的，也可以在当天立案当天开庭。3、告知双方当事人有答辩的权利，也可以书面和口头在法庭上答辩。如开庭后，确需要答辩的可以延期审理。4、在送达起诉和应诉通知书同时，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至开庭前。

直接开庭的实践，提高了审判效率。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15日答辩期限，不应适用于简易程序，但现行法律未作规定。2、在送达上，电话记录，短信息通知当事人应有法律约束力。3、简易案件的划分应采用普通程序案件排除的方法来划分。4、简易程序审理的规范运作机制，应进一步完善。

（二）、庭前证据交换提高了庭审效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在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情形在庭前交换证据有利于提高庭审的效率。（1）、当事人多的案件，如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由于涉案当事人多，其当事人的身份，等基本情况应当在交换证据时，就予以核实。这样可避免在开庭时，因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占用了庭审的时间。（2）、已经有了鉴定报告，需要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报告，进行交换。通过当事人双方对鉴定报告的质证，双方无异见，其鉴定报告，可直接作为案件的证据。而当事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而又有较为充足的证据，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应当准予当事人重新鉴定。如果当事人仅对鉴定报告中，一些瑕疵提出质疑，而可在庭审中，通过鉴定人的质询和其他补救措施解决的，可在庭审中有针对性的解决。这种情形，可不再重新鉴定。（3）、进行庭前证据的交换，可以使证据多的案件，通过证据的交换，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对无争议的书记员记入笔录，这样既可以锁定证据，又可以使这些证据不在以后的庭审中再行举证、质证，这样为庭审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庭审的效率。（4）、通过庭前证据的交换，对于一些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使法官尽早理清法律关系，为以后法官对庭审的设计奠定基础。同时也是法官预先发现主体是否得当，是否有错列、漏列当事人等程序上问题的好时机。

庭前证据交换应当是庭审的准备阶级，而不是庭审。所以可以由书记员或者助理法官进行。

（三）、庭审的层次和重点问题。

案件的庭审应当遵循一定的层次进行，这样才能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了条理和层次，庭审更加有序，对庭审功能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对案件庭审进行层次划分有没有规律呢？应当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在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般应当审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婚姻的基本情况。二、夫妻发生矛盾的情况。三、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情况。这三个方面问题就是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一般应当审理清楚的案件事实。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庭审的层次有其共同的层次结构。二是在审理过程中，对每一法律事实的审理应当遵循，时间的先后次序和事件发生、发展、结果的先后次序进行审理。三是庭审是从单一证据，到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一组证据，证明某一事实。到若干组证据证明整过案件事实的过程。但是庭审仅仅依靠案件审理的层次结构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层次仅仅反映了案件庭审的一般规律，而每个具体案件有其自身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正是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法官庭审时既要重视庭审的层次，又应当找出双方矛盾的交点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其庭审功能，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争执的交点问题，往往不只一个，而有几个。因此，法官在归纳交点时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确系当事人争执的主要问题；二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问题；三是所归纳的交点应有一定概括性，给法官和当事人在审理时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四是正确处理好交点与案件整体事实的关系。有时交点问题与该案的案件事实层次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致如何办？这就要看双方对交点以外的案件事实有无争议，有无案件证据加以证明。如有证据证明，双方无争议，法官可直接确认，无需庭审。但是如有争议就必须进行审理，否则连案件基本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如何裁判。因此，在强调以当事人主义为主，法官职权主义为辅的庭审制度的今天，法官对一些需要查明的事实，仍应当主动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才能达到庭审的目的。在庭审中还应当注意发现各个交点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交点问题，因为它是纠纷发生的主要症结。庭审的重点就是要放在最重要的交点上去审理，把主要交点审清，才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纷争更明确，使案件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

庭审层次和重点体现了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有待更新司法观念。即庭审过程是对证据进行审理，通过采信的证据得出案件事实，该事实不等同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民事案件审判的目的应当是解决矛盾，

而并不是去发现矛盾。通过审判最终调整当事人之间利益平衡，达到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实现法的公平正义价值。

三、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将证据规则引入庭审。

民事案件的庭审，就是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官采信证据，通过采信证据反映案件法律事实的过程。因此，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如何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庭审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庭审中证据的运用，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运用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证据时限制度。证据时限制度的设立，无疑为提高审判效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都是规定当事人举证的时效制度的。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举证期限。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延期举证和书面答辩请求，人民法院便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庭审理，甚至于不要举证期和答辩，均可开庭。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的举证必须在举证时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些规定具有强制性，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一定要严格掌握，不要随意延长举证期限。在规则中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延长举证期限是由当事人提出，且应当符合因客观原因导致举证确有困难，而非是当事意志之内原因。对此法院应当对申请严格审查，然后确定是否准许。严格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保障了庭审的及时、顺利进行，是提高审判效率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2、证明责任的分配。庭审的活动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当事人对证明对象，按照证明责任的分配，运用其自身所掌握的证据进行证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责任是举证的灵魂，因为当事人的举证过程完全是沿着证明责任的分配来进行的。从古代罗马法明确提出举证责任的原则：“谁主张，谁证明。”到当今西方的自由心证制度，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使证明责任进一步明确下来。根据该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般性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来源于德国的罗森贝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由于罗森贝克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对于一些特殊的侵权损害的事实要件举证，会使处于弱者的当事人的权利难于保护，因此，对于一些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在现代许多国家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便弥补了罗森贝克证明责任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同样对于一般证明责任以外作了一些例外性的规定。这就是该规则第四条所涉及的八种特殊侵权和第六条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的部份案件的举证责任实行了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庭审中，本作一般证明对象由谁主张谁举证，提出反驳的就反驳主张举证，有举证责任倒置的按证明责任的特殊规定进行。这样法官仅是居中，引导当事人双方进行动态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其举证、质证的过程，其时限限定在庭审过程中或者举证时限内进行。

3、应当严格证人出庭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由于未规定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因此，大多数证人并未到庭作证。这就使当事人所取书面的证人证言，因无证人到庭接受质询，使证言难辨其真伪，严重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八条对证人作证作了些原则性的规定，这有利于规范证人作证。该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因难不能出庭”的几种情形，除了这几种情形外，证人均应当出庭作证，否则其书面证言不予在庭上质证。证人出庭作证一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证人作证前的隔离。（2）、审查核实证人身份及其告知证人作证义务。（3）、证人的宣誓和保证制度。（4）、对证人发问的程序。（5）、证人作证笔录的制作。由于目前证人出庭少，究其原因应归结为证人保护制度和惩诫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对证人的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有所规定，但基本上是事后保护，对证人的保护应当扩展到事前保护。对证人的保护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1）、证人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指较大利益争议和矛盾冲突较大的案件。（2）、对证人危险的安全保护制度。（3）、对证人作证的妨碍排除制度。（4）、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人预交证人出庭的经费。证人经济补偿一般包括：工资或者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如果难于核定，也可按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的标准给付误工补偿。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的具体承担方式可按照以下情形来承担：当事人所申请人证言被法院全部采信的其证人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如部分被采信的，由当事人分担；如未被采信的由申请当事人承担。（5）、对证人的惩罚制度。作为证人出庭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规定，而且是明确了是公民的一项义务。既然是一种义务，就应当是强行性规范，那么公民拒不出庭作证就应当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只可惜对于证人拒绝作证没有相应法律进行制裁。正因为长期一来缺乏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制裁性法律规定，导致了证人拒绝出庭时对庭审造成了很大的妨碍，影响了司法公正。对法律规定可以以书面形式作证的以外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与训诫、拘传、罚款、拘留、赔偿损失的处罚。

4、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和技术证人出庭制度。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更新，技术和科技领域的专业性很强，而涉及到科技问题的案件将会越来越普遍。而作为当事人和法官对科技问题不可能知道很多，这就为案件所涉及到的许多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的认识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形成了鉴定人和技术证人出庭制度。鉴定人和技术证人对于庭审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引起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鉴定人出庭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只有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可以书面意见代替。这里的特殊情况，应当是非鉴定人主观的，是客观条件制约，且无法克服的，否则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由于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作为当事人往往很难理解，鉴定人出庭一是给当事人解答疑难问题。二是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这样通过质询消除了当事人的疑点，同时以使当事人从中发现问题，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鉴定人出庭是否必须应当由当事人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双方都认为鉴定人无需出庭当然可以不出庭，但只要有当事人提出鉴定人出庭，那么就应当在开庭3日前通知鉴定人出庭，以便鉴定人能按时出庭。

技术证人的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至2名具有专门知识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

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项门知识的人员就有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这里的专门人员就是技术证人，但其费用由申请的当事人承担，有两点质疑：一是技术正人的费用，由申请当事人承担可能会导致技术证人作证时的倾向性。二是既然技术证人出庭是为了事实更清楚，维护公平正义，那么费用应当按责任和合理分担。

5、庭审中证据的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理性认识。

在庭审中，法官对证据的认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可锁定证据，二是起到阻绝当事人对证据继续争执。三是推进案件的庭审进程。在庭审中，法官如何认证，首先认证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即是证据的形式合法、证据来源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所规定的单一证据不予以认定，也是认证的法律规定。其次是对证据的客观性认证，证据的客观性，就是证据是否对案件的客观事实的反应。往往对单一证据认定其客观性，有一定的困难，可结合多个证据予以认定。再次是对关联性的认证，所谓关联性，就是指其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有关联与予以确人，无关联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证。在庭审中，对单独的证据，法官很难判断其真实性。因此对单独的证据法官可仅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而对客观真实性可与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认定。由于在对席审理中，证据已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为法官认证打下了基础。但是如在一些缺席审理的案件中，对于出庭的当事人所举证据，因未经对方当事的质证，因此，法官有必要对一些案件事实进行询问。对于一些存在有矛盾或疑点的证据应当进行主动审查，甑别其真伪。对于当事人所作证据中，法官如发现有虚假证据，当事人经质证、辩论后，又缺乏否定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主动询问。在询问时注意运用一些技巧。如要求当事人陈述获取证据的细节，从当事人陈述中发现有无矛盾。在询问时可打破事实的时间顺序询问。也可询问当事人与证据看似无关的事实，通过对这些事实的印证证明其证据的虚假性。作为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既要注重对单一证据的认定，又要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是在当事人举证完毕后，对合法有效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的认定。由于证据仅仅是证明某一法律行为和事件，要使其形成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的过程的案件事实。还需要法官通过分析、推理、判断确认合法证据所建立的法律事实。

四、客观公正的当庭裁判是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立法滞后成为了必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法官虽然不能造法，但是诉讼到法院的案件，法官总得根据法律事实作出判决。这就使得部份案件在处理上，可能会因欠缺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给法官的裁判带来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法官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支持下，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实现司法公正。但自由裁量权，又不能滥用。对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法官应当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应当有合法的证据支撑，二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三是具有其合理性，且维护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提高当庭裁判率，故然有庭审的组织，法官庭审的技巧和处理艺术，但是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处理方式，不能不说也是提高当庭裁判率的关健问题。对庭审后的处理结果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方式：（一）、及时当庭解决程序上的问题。程序是实体公正的保证，在庭审中首先应对案件的管辖、是否有诉讼前置程序、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进行审理，一经发现案件存在上述程序问题，应当当庭裁定驳回起诉，使案件及时审结。（二）、时效问题。因为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有起诉讼权，但却丧失了胜诉讼权，而其实体权利并未丧失。因此，当事人一但提出诉讼时效，应当首先引导当事人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如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较为充分，应当告知原告撤诉，否则当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适时调解。民事案件的调解有其重要性，一是可缓解当事之间的矛盾，使当事人以后能更加和睦相处。二是可以更好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三是有利于处理结果的实现。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别是简易程序，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可以及时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如当事人均同意调解，可直接进行调解，不再进行下面的辩论和其它诉讼程序，使案件能及时得到处理。（四）、当庭判决。在古代因为县令集行政司法权为一身，所以当县令是难免不审案子的。而在民间，评价一个县令水平的高低有三种：一种是当庭断案为上品，二种是问问幕后的师爷再断案的是中品，三种是退堂后，问师爷、幕僚后再断案的是下品。从古代衡量断案的县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法官们当庭裁判的重要。而真正要做到当庭裁判，并非易事，法官至少应当具备本文所提到的法官素质、驾驭庭审的能力、对证据的采信及其案事实的认定、法律的正确适用等方面的能力，才能提高当庭裁判率，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篇7：对审判监督程序几个问题的思考

对审判监督程序几个问题的思考

判监督程序，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人民法院认为确有错误，当事人基于法定的事实和理由认为有错误，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应当再审的法定事实和理由，而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行审理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只是纠正生效裁判错误的法律程序，它不是案件审理的必经程序，也不是案件的必经审级，它是审判工作中一项重要的补救制度，是最终的司法救济。但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欠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影响法院公正司法。笔者根据从事审判监督工作的体会，就如何完善审判监督制度谈点看法。

一、确立当事人诉权为主导的理念，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应称其为再审程序更确切些。在我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传统的做法是只能由法院提起再审，当事人只能申诉，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由法院决定，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审判监督”。而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再审的途径有三种：1、法院提起；2、检察院抗诉；3、当事人申请再审。它是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一项重大补充。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诉权及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权、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均可启动再审程序。后两种途径在目前的中国走起来更为便捷，因此当事人通过不断上访人大、上级法院及向检察机关申诉来启动再审程序，这些存有许多负面效应。

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违背了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民事处分权的侵犯；它破坏了法院中立的立场，有损法院公正形象；它导致诉审合一，背离了诉审分离的原则。

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程序也存有许多弊端：1、我国的检察机关虽是法律的监督机关，但其本身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只有四种情形，但实践中往往随意性大，使一些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如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等，被提起抗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法律也没有规定法院对不符合抗诉范围条件的应该怎样处理。当事人由于过了两年的申请再审诉权而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确实提供了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象这类案件进入再审后，维持或改判均缺乏可操作性。2、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将抗诉跟其工作成绩挂钩，从检察机关公布的民事案件抗诉统计数字看，每年都是成多少倍地增长，似乎其抗诉的民事案件越多就越体现其对审判监督的力度，成绩就越大。笔者认为这样势必导致检察机关抗诉走向歧路。3、由于前两年检察机关“法院裁判不公找检察院”的反复宣传及抗诉不交费等因素，许多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等一审裁判一下来就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诉启动再审程序，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抗诉案件从一审裁判结果出来，经过申诉，同级检察院审核，同级检察院向上级检察院报请，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起抗诉，上级法院然后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五个阶段只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使得上诉程序越来越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以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诉权为主导的理念，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的主渠道。1、对检查监督权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范围，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要区分公权和私权。属于公权范围的，即对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裁判错误的，国家机关应当主动干预，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依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的四种情形第四种“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检察机关应依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属于私权范围的，对于不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国家机关应持不主动干预原则，不必去启动再审程序。否则，打破了当事人双方一种平等对抗的格局。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依检察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的前三种情形应取消。因这三种情形跟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二）、（三）、（四）种情形完全一致。避免了上诉程序形同虚设的不正常现象，符合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同时节约了司法资源。2、对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和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应有时间限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起，而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和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随时都可以提起再审，或者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存在法定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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