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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刑事证据产生的法律思考

2022-06-15 08:20:31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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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刑事证据产生的法律思考

篇1：非法刑事证据产生的法律思考

非法刑事证据产生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的长期影响以及诉讼制度和诉讼体制的`不完善,使得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量存在.非法刑事证据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改变以上状况,除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诉讼制度和诉讼体制方面的改革.

作者：刘青作者单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450002 刊名：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L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年，卷(期)： “”(4) 分类号：B915.13 关键词：非法刑事证据存在情形法律思考

篇2：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xx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同时，也应该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如果仅从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处理，在诉讼法上却承认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则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证，侵害公民人权的现象。 2、真实肯定说，即主张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违法取证的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若与案情相关，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法追究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关联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放纵犯罪。 3、线索转化说，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证据线索”并以此为线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证和查证，从而将非法证据转化为合法的证据。其理由是：（1）、我国目前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如果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的话，将妨害最终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2）、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实体；（3）、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 4、区别证据种类说，主张将非法取得的口供与物证材料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都应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性的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对此应以采信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无异于承认或允许刑讯逼供。而物证不同于口供，实物证据不会因为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 5、例外排除说，即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能采用，但应设若干例外。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法律可以从上述两个因素的单独或综合之中设定若干个例外情形。五、非法证据效力认定的价值冲突以上各种学说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一）、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冲突的集中体现。所谓实体真实也被称作实体正义是指司法活动中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裁决或处理是真实的。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对于认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明能力优先于证据的证据能力，就是证据的证明性优先于合法性，这将有助于发现实体的真实，实现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排除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性，将有助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刑事诉讼的目标价值。（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两种社会价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一方面，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要在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国家还须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的、无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却难以保证完全一致。体现在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对于非法证据的舍弃，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的排除，尽管因非法取证的行为使证据材料丧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弃其证明性与相关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罚处罚的结果。而采信非法证据，则可能鼓励司法人员违法办案，只在乎结果而不在乎过程，造成公民权利被侵犯的后果。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最大限度的统一，应当树立刑事非法证据运用中价值冲突时各种利益的均衡观念和均衡价值观，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应当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六、关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建议（一）、绝对排除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言词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其真实性不仅受到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与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这类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与人的因素联系较大，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更是以损害人权为代价的，其真实性也会受到破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此类刑事非法证据应予以绝对排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规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权利；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赋于律师刑事侦查在场权等。（二）、相对排除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实物证据是以物品的性质或者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以及内容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非法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相当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证并不因为非法取证行为而会破坏其真实性，因此在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上应加以区别：对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证，且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真实的证据应予采信；对于在案件中虽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的应予排除；对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的用其他证据代替或者将其转化为合法证据。（三）、加强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更新执法观念建立并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必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排除非法证据。要求检察人员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批捕和起诉的证据使用。要求审判人员坚持司法独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实行自由裁量权。

篇3：刑事证据的三点思考

刑事证据的三点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从案件的审查起诉到最后判决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证据的调取、审查、质证和认证。证据不仅是正确查明案件的根据，更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

一、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和第一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上述规定，一方面确定了人民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取证权，而不是责成控辩双方继续举证；另一方面界定了合议庭对证据的调查时间是在庭调以后，即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且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后仍然难以采信的证据，可以宣布休庭，休庭后再就庭审中的存疑证据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从而获取能够证实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对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如何采用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合议庭应对调取的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后继续开庭，并对调取的证据当庭质证，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对该证据的意见后，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决定证据的取舍，并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在法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具有审判职能，它不承担举证的责任，只有在控辩双方对证据存在疑问，法庭又难以采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作出调查取证的决定，从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判决。

那么，合议庭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呢？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在庭审中，合议庭对主要证据有疑问，需要继续查证的。这是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权的集中体现。

2.控辩双方在质证时，对对方所举证据的收集与调取有异议，并可能影响证据的效力；合议庭也认为有自行调查必要或进行重新鉴定的。

3.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公诉人对其提供证据有异议，合议庭认为有必要自行查证的。

二、对证据的质证与采用

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庭审中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如何采用的`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造成了审判人员的认识不一致，其在庭审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庭审中经过质证的证据，合议庭应当作出是否加以采用的明确表示，其理由如下：

第一，依照新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既是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更是对证据审查判断的过程，人民法院只有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正确的审查判断，去伪存真，才能真实地查明案件事实，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否则，就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对证据的质证是法庭最终对证据是否加以采用的必要过程，而对证据的采用则是质证的必然结果，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控辩双方所提供的可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证据，必须要在法庭上出示和宣读，对有关的证人证言也必须经法庭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而刑事诉讼法中所谓查实的本身，即包含了质证和采用的双重内容。

第三，对证据的质证与采用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证据的正确采用与否直接反映了庭审效能的高低，否则，就降低了庭审的透明度，违背了公平、公正的诉讼原则，因此，对经过当庭质证后的证据要尽量予以确认。

三、证人出庭作证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上述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人依法通知到庭作证的责任，这既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违背，也与《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须经审判长同意方可传唤证人”相矛盾。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到庭作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指控或辩解，并通过法庭质证而确立其证据效力。因此，控辩双方均应对其举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控辩双方应把能证实自己主张的证人带至法庭，并征得审判长同意方能出庭作证。相反，如果人民法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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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思考

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思考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出现了新一次的热潮。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层出不穷。从最早的恒升公司诉王洪网上名誉侵权纠纷到最近的新浪诉搜狐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以及真实性认定的争论见仁见智。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没有异议。但是电子证据在证据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是属于视听资料还是书证，或者是具有独立的法律定位，这在立法上以及审判实践中均有矛盾。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不同，将直接造成对其真实性的认定标准不同。

电子证据的┠钣泻芏嗟陌姹尽1疚乃探讨的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络的发展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因电子数据交换等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包括：电子邮件，互联网网站发布的内容等。电子证据已经衍生出纷繁复杂的形式，通常人们所能看到的除了电子邮件（E－mail）证据外，还包括表现为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资金划拨（EFT）、电子聊天记录（E－chat）、电子公告牌记录（BBS）和电子签章（E－signature）等样式的各种证据。从广义上讲，电报（Telegram）、电话（Telephone）、传真（Fax）资料以及电子文件、数据库、手机短信等也属于电子证据范畴。由于从这些新型证据载体中已难以寻觅传统证据的影子，故称之为电子化证据，也简称为电子证据。

一、国内外目前有关电子证据的法律法规规定：是书证还是视听资料？

1、民事诉讼法（1991年）。在第63条证据的种类里，只规定了七种，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有“视听资料”，无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其余两大诉讼法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表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制订在1991年，当时的中国法律实务界几乎没有计算机电子证据的┠睢5较衷诩扑慊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否可以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在法学界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作为民事证据的权威司法解释，其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这里，是把计算机数据作为视听资料。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其第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从高法的这两个有关民事行政证据的司法解释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计算机数据这一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看待的。

司法解释不能突破立法的框架，在诉讼法证据法对电子证据没有规定之前，勉强把电子证据归类到视听资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归类却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

4、合同法（1999年）。其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合同法的规定看，是把数据电文作为合同的书面形式，也就是书证。这与高法的上述司法解释将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是完全不同的。

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合同法将电子证据列为书证，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可以看出立法司法界对电子证据归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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