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蓝皮书：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
“芒果冰”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7篇品牌蓝皮书：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后的品牌蓝皮书：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供大家参考借鉴，欢迎大家分享。
篇1：品牌蓝皮书：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
品牌蓝皮书：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
日本家电企业退出中国市场已成不争的事实。日前，由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品牌蓝皮书：中国品牌战略发展报告(2016)》指出，经过多年的积累，自主品牌遭遇外资品牌围剿的现象正在减少，很多民族品牌实力日渐壮大，市场策略逐步成熟，甚至在一些国外传统优势产业出现了“攻守转化”的局面，一些国际品牌市场份额正在降低。
举例来说，“松下电器”先后关闭等离子电视工厂和液晶电视的合资工厂，正式宣告“松下”电视品牌全面退出中国生产，未来将以订单外包方式参与中国市场的分割。数据显示，日本彩电品牌的全球份额为23%～24%，只剩下18%;相比之下，中国彩电品牌20的全球份额达到25%～26%，比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
报告指出，今天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越来越展示出自信。究其原因，课题组认为有三个方面。
首先因为从贴牌到品牌的转变，比如作为全球白色家电巨头的“海尔”，近几年已很少自主投资新建生产工厂，但从总量上看生产“海尔”产品的工厂却在不断增加。曾经七八家企业生产同一个国外品牌的产品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很多中国自主品牌成功反转，由品牌的代工方转变为品牌的输出方，由“贴牌生产”转变为“贴中国牌”，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在成为品牌的“输出者”。
其次，报告特别强调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思路的转变和技术创新的转变。后者最典型的代表是“中国高铁”，其代表了最先进的制造技术，成为中国制造业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技术创新成为打造中国品牌形象的关键一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14220亿元，同比增长9.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课题组认为，科研经费的高速增长有力地保证和支撑了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与传统产品相比，呈现明显的逆势增长态势。
但《报告》副主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副院长才大颖也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显然还属于“产品大国、品牌小国”。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历史转折点，通过品牌建设，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变，应该成为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报告提出，相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完整的品牌战略思路和支持政策体系，我国对品牌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还很肤浅，宏观上侧重于质量的'提升，微观上侧重于知名度的传播，尚未形成总览全局、内涵全面、覆盖全面、重点突出、层次递进的品牌战略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
因此，在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报告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政策建议。其中在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支持国际品牌并购方面，报告建议，充分抓住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需求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在重视自主品牌建设的同时，形成规范化的海外品牌并购模式，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对品牌发展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国内资本优势、规模化管理优势和持续增长的市场优势，通过并购提升自身企业品牌全球化运作的能力，降低国际市场进入门槛，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品牌资产交易市场和品牌资产并购基金，在对部分国际品牌的无形资产进行并购的同时，能够通过品牌资产交易市场实现无形资产的有形化。
奥运品牌专家杨曦沦认为，报告的一个亮点就是提出了建立品牌资产交易市场和品牌资产并购基金的战略建议。从全球品牌发展趋势看，全球竞争已经形成了产业品牌化和品牌产业化的格局，品牌经营已经超越营销和广告的范畴，向互联网、金融、品牌化组织拓展，品牌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品牌发展的重要策略，品牌金融在品牌资产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品牌评价在品牌资产交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报告还建议,重视并支持品牌的数据统计和基础研究工作，为尽快出台国家品牌战略做好基础数据储备、提供重要参考和工具。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整合经济数据，开展对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的分析研究，建立指数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此外，还要建立符合中国品牌发展实践的品牌研究专业，鼓励品牌系统工程学学科的发展等。
篇2：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的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
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的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6)
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的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6)》预计，我国信息安全市场总体规模有望达到48.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1.89亿元人民币。
蓝皮书指出，以来，尽管我国政府和企业不断重视并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但境外针对我国政府等重要领域的有组织网络攻击仍在持续，“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应用也引发新的安全风险，部分国家级重要信息系统仍存在高危漏洞，大型互联网商业平台安全事故呈现高发态势，针对个人数据的网络犯罪呈现组织化和产业化的特征，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仍然频发并呈现典型特征。
一是国家级重要信息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成为跨国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205月29日，360公司“天眼实验室”发布报告曝光专门攻击我国政府的境外黑客组织“海莲花”(Ocean Lotus)。该组织自4月以来，针对我国政府、海事机构、海域建设部门、科研院所等展开了长时间的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这也是国内首次披露来自境外的国家级黑客组织。
二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安全事故频发且影响重大。年5月27日，国内最大的网络支付平台支付宝出现网络故障瘫痪两个小时;2015年5月28日，国内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携程遭遇全线瘫痪并创下了国内互联网公司系统瘫痪12小时的新纪录。上述平台级安全事故对我国广大用户乃至社会经济运行造成重大影响。
三是数据泄漏事件频发，网络黑产规模惊人。自2015年以来，数据泄露事件频频曝光，包括机锋网被曝泄2300万用户信息、网易邮箱过亿用户数据泄露、涉及数千万用户信息的社保系统被发现大量高危漏洞，用户信息可能遭到泄露、以及徐玉玉因数据泄漏遭电信诈骗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据调查，从2015年下半年到上半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网络黑产已从半公开化的纯攻击模式转化为敛财工具和商业竞争手段，已经形成跨平台、跨行业的集团犯罪链条。
四是新技术发展推动网络攻击方式的创新和升级。2015年9月，苹果Xcode开发链被污染事件曝光，包括微信、网易云音乐、高德地图、滴滴出行、铁路12306甚至一些银行手机应用均受影响，苹果应用商店超过3000个应用被感染。该事件采用了非官方供应链(工具链)污染的方式，颠覆了传统恶意代码传播方式的固化思维，反映出我国互联网厂商研发“野蛮生长”、安全意识低下的现状。此外，2015年11月，浙江警方侦破黑客租用阿里云服务器“撞库”导致淘宝数据泄露也是一种全新的网络攻击形态，已经引起云平台运营者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5年以来，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蓝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聚焦网络空间安全展开了一系列重要外交对话，提出了我国在网络空间开放合作方面的原则和主张，积极承担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的大国责任，有力扭转了我国在全球网络空间的不利格局。
一是主动开展外交对话，有效管控安全分歧。2015年9月22~25日，总书记出席了在西雅图召开的第八届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提出“打造中美合作亮点，让网络空间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赢得了美国IT产业领袖的肯定。在随后25日的“习奥会”上，中美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加强案件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探讨推动制订适用于国际社会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准则，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设立热线电话等。
根据中美两国元首的共识，2015年12月，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达成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并于206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对话，形成了常规性的对话机制。中美通过网络安全对话避免了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对抗，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政治均具有重大意义。此外2016年，我国还与英国、加拿大等国开展了高级别安全对话，深化网络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二是积极倡议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总书记出席在中国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系统论述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重点提出“四点原则”和“五个主张”，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全面展现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其中，“四点原则”包括：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五点主张”包括：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上述原则和主张的提出，将我国网络强国战略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理念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张来取代网络空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为全球网络空间发展与治理提出了可行方案。
全球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新形势
第一，国家/区域间网络安全合作不断加强。2015年以来，继中美达成网络安全合作协议之后，中英、美韩、中俄、中德先后签署了合作协议。美英宣布建立网络联合作战部队，美日借《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推进网络空间领域合作。各国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认识在提升，对开展合作对话，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更加重视。各种双边层面的网络安全合作纷纷开展，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越来越成为网络安全对话的主要阵地。东盟地区论坛、OECD、G20、非洲、美国国家峰会等等在网络安全上的对话越来越多。
第二，网络空间战略和政策升级调整。美国发布2015版《国家安全战略》，Obama要求回击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美国设立“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并扩大国务院“反恐战略信息中心”的规模。中情局设立“数字革新部”，加强网络情报搜集能力。除美国外，日本新的《网络安全战略》，欧盟五年《欧盟安全议程》，新加坡《国家网络安全总体战略》，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体现出各国都试图通过网络安全战略的更新迭代，更好地规制网络空间安全。
第三，网络冲突和攻击成为国家间对抗的主要形式。2015年以来，国家行为体实施的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造成了国家间的严重不信任情绪，对国际局势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比如，俄罗斯卡巴斯基公司指责美国“方程式小组”通过植入间谍软件，感染伊朗、俄罗斯、中国等30多个国家的军事、金融、能源等关键部门的上万台电脑。伊朗称挫败了美国对其石油部门的网络攻击。意大利“Hacking Team”公司逾400G的数据被公开后发现，美国、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20多个国家的机构向其购买了网络间谍和漏洞工具。美国火眼公司指责俄罗斯“APT28”组织利用零日漏洞，攻击北约和美国国防机构。
第四，注重安全保障与攻击能力双向提升。各国注重网络攻防与软硬实力建设，力求安全保障与攻击能力双向提升。以色列国防部启动网络安全孵化器计划，英国政府拓展其网络安全研究能力，美国海军筹备攻击性网络行动，北约宣布进行网络混合战准备，等等。同时，各国纷纷打造政企协同创新和联动护网平台，如，英国情报机构欲与互联网公司签订新的数据共享协议，美国陆军招募网络攻击工具供应商，等等。
第五，加强对数据资源跨境传输的管控。各国加强对数据资源跨境传输的管控。美欧废除了安全港协议，并在新的隐私盾协议框架下重新监管数据跨境传输。俄罗斯立法要求数据本地化存储，澳大利亚继续推行特定类别数据强制性本地留存。
中国2016年移动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2015年，随着短信拦截木马、色情软件传播恶意广告、锁屏勒索、流氓推广等黑色产业的发展和日趋成熟，以及ROM植入样本、利用漏洞提权样本的大量出现，恶意代码更是大量利用加固手段，给恶意代码检测带来了严重挑战。而随着“寄生兽”这种通用App更新机制漏洞，以及媒体库Stagefright系列漏洞的出现，Android平台已然千疮百孔;随后更出现了百度SDK WormHole漏洞，影响了大量App和数亿用户，此刻人们才惊觉Android安全形势远比想象的要严峻。
2016年，随着“互联网+”的概念深入人心，大量传统企业引入互联网相关资源并进行改革，移动互联网必然得到更加高速的发展。但在这些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威胁形态会日益泛化，威胁目标会更具针对性，资产损失可能会更加惨重。
从移动端系统平台来看，Android平台将会继续出现多样化、更加成熟化的勒索木马程序，流氓恶意推广软件继续更加规模化的发展，会出现大量黑色产业利用泄露的用户隐私数据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渗透和攻击的情景，Android系统将会被披露出大量的安全漏洞。同时，iOS无毒的神话在2015年被彻底打破，目前不论是安全研究者、安全厂商还是攻击者，都对iOS的安全研究投入了更多精力和成本。伴随iOS应用和开发者的进一步增加，我们相信在2016年，iOS有迎来更大规模的移动恶意代码爆发的可能性。
从用户隐私泄露来看，通过伪基站和钓鱼网站、网站被脱库攻击等相关手段仍然会导致大量用户的通信录、邮箱、社交账号、互联网金融类账号和身份信息等隐私不同程度的泄露并被地下黑色产业利用。更具针对性、更系统化的攻击手段和威胁模式将是未来对移动安全不小的挑战。
从其他方面来看，针对不同类型的物联网和智能家居的木马程序可能会逐渐增多，并且木马程序进入智能设备的途径也会不断丰富多样。在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多网融合背景下，统一的安全模型会受到更大的挑战，泛化威胁下的防御体系需要升级。
我国安全企业实力稳步提升，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呈现三大发展特征
第一，传统安全企业加速投资并购，丰富产品线并弥补市场空白。
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高速扩张，有研究预计20我国信息安全市场总体规模有望达到48.22亿美元。在投资并购领域，近年来，国内安全企业动作频繁。启明星辰通过斥资4亿余元收购书生电子、合众数据、安方高科等企业，弥补了市场空白，扩大了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绿盟科技以4.98亿元收购亿赛通100%股权，填补了在数据安全和网络内容安全管理领域的技术不足。同时，传统安全企业利用渠道优势不断丰富自身的`产品线，如启明星辰、绿盟科技等安全厂商通过不断丰富自身的产品线，拥有横跨防火墙/UTM、入侵检测管理、网络审计、终端管理、加密认证等技术领域的产品，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安全领域的综合提供商。
第二，互联网龙头企业在安全领域加强布局，改善互联网生态。
国内互联网龙头企业竞相在网络安全领域布局成为这几年网络安全产业领域的一个新现象。如阿里巴巴收购国内安全公司翰海源，增强阿里云的防护体系，同时吸纳国内外网络安全专家。腾讯公司成立了信息安全研究部门“玄武实验室”，投资安全公司知道创宇，并与启明星辰联手推出专门的企业安全产品。百度完成对安全宝的收购，加强云防护体系建设。奇虎360积极布局APT、态势感知领域，同时在硅谷建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在生物识别、大数据、智能硬件、家庭安全应用等多个领域前瞻布局。为有效保护自身业务和生态伙伴的安全，互联网企业不断加大安全投入，建设一个更安全的互联网。
第三，小型企业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细分专业领域。
目前，国内小型安全企业纷纷发挥自身优势，走以专补缺、以小补大，专精致胜的成长之路。例如，部分企业专注于提供技术授权，面向其他安全厂商提供杀毒引擎等;部分企业在运营商、金融等领域深耕，贴合该类市场特殊需求，定制产品和服务，并占据市场优势;也有一批新兴技术企业出现，提供APT攻击检测防御、安全威胁态势感知等高新技术。国内安全市场正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我国不断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的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在有序进行中，并结合互联网发展的形势和管理要求，在各领域和各层面全面推进。
(1)网络安全战略初现，构建法治网络环境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简称“中央网信小组”)的成立，体现了国家从加强顶层设计出发，保障网络安全和推动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的战略意图。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重点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议题。为我国推进互联网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加强网络安全保护，以及提高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网络安全的专门性综合性立法，提出了应对网络安全挑战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
(2)互联网金融崛起，监管体系逐步明晰
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的征求意见稿，对P2P行业以备案制方式进行监管。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等相关业务的定义和监管责任。2016年4月，金融监管机构联合针对股权众筹风险、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境从事金融业务风险、互联网保险风险、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P2P网络借贷风险、互联网广告及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风险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3)电商迅猛发展，促进管理办法出台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电子商务法》仍处于立法研究阶段的背景下，相关主管部门在部门规章层面积极开展立法探索。例如国家工商总局制定并颁布了《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两部规章。2014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4年7月，国家邮政局公布《快递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其第六十二条严格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责任。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广告法》，将网络广告纳入调整范围，禁止未经同意的“电子信息”骚扰广告，明确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利用其平台发送、发布违法广告的制止义务等。
(4)规制网络侵权，促进公平竞争
自2014年10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避风港规则”进行细化，明确连带责任情形中“知道”的认定，以及自媒体的注意义务和信息侵权行为。
近年我国互联网行业经过市场竞争激发出了强劲的创新活力，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频繁出现。为规范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和自由创新，一方面，在司法领域，法院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判决为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竞争秩序树立了司法标杆，厘清了互联网行业中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之间的界限，为促进互联网行业良性竞争，规范行业竞争秩序提供了相应的指导规则。另一方面，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加强网络执法，迅速介入纠纷，通过一线审查、综合研判、调解约谈、通报批评等多种方式，成功解决了多起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案件。
(5)加强网络执法，净化网络环境
随着网络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利用网络制造、传播谣言以诋毁他人、获取非法利益甚至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轻则损害个人利益，重则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扫黄打非小组等相关管理部门对网络色情、暴恐音视频、垃圾短信、违法广告、伪基站、恶意程序等进行了集中整治，净化了网络环境。
篇3：中国食品行业品牌生存发展情况报告
注明：本报告由泽润东智品牌传播机构首席顾问冯启领衔团队完成，相关数据由相关行业协会和调研公司提供，权威行高，参考性强，请转载时务必注报告源自“泽润东智品牌机构”，
报告目录：
一、 报告分类、背景和思路特征
二、 中国休闲食品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三、 中国大众食品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四、 中国饮料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五、 中国冰品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六、 中国乳品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七、 中国白酒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八、 中国黄酒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九、 中国葡萄酒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十、 中国啤酒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十一、 总结
编者注：因为本文篇幅较长，欲读全文，还请读者到以下地址下载阅读：
中国食品行业品牌生存发展情况报告
关于作者：
冯启：跨入外企开始了营销生涯，先后多家知名企业任职，历任区域主管、大区经理、营销总监、营销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位，积累了大量的营销管理和企业运作经验，并在国内知名媒体和网站发表了营销论文四百多万字，对品牌管理、营销管理、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城市营销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和涉猎，具有很丰富的咨询和培训经验，
MOB:18686852906，MSN:fq3686@hotmail.com，EMAIL:fq3686@163.com查看冯启详细介绍 浏览冯启所有文章
篇4：品牌战略缺失导致中国几乎没有强势品牌
一、中国几乎没有强势品牌
中国不少企业的营销广告已经做到了一流的水准，如一流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非常有传播力与感染力的广告、美轮美奂的终端陈列，但我们的中国品牌却面临着“过度依赖广告与促销、低价竞争、品牌抗风险能力差、销售额高得惊人但利润低得吓人”的尴尬局面，索尼50万台彩电的利润超过了中国整个彩电行业3000万台的利润总和，西门子冰箱13亿的销售额就实现1亿的纯利，这些事实无疑是对中国企业一流的营销广告莫大的讽刺。中国品牌的上述表现说明离强势品牌还有很远的距离，可见，做好常规的营销广告无法打造强势品牌。
其实专家都公认中国企业的常规营销传播已经做得很一流，这从电视上到处可见的富有感染力的广告、如火如荼的终端会战也可见一斑。但中国企业做到了一流的营销传播，得到的却是无尽的烦恼：
许多曾经赫赫威名的所谓名牌只是昙花一现的“响”牌；
广告一停销量就马上下滑；
价格比洋名牌低很多仍无人喝彩？…
营销费用与品牌创建成本总是居高不下；
竞争对手降价，不跟进降价销量就会马上下滑；
往往是，辛辛苦苦一整年，销售额高得惊人，但利润低得吓人，连许多赫赫有名的“名牌”也概莫例外。
品牌抗风险能力非常差，媒介一篇文章和小小的质量事故就可以葬送一个品牌（尽管雀巢、东芝出过很大的质量事故但未伤及品牌元气）？
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国企业一流的营销传播并没有打造出强势品牌。
因为我们没有打造出一个个性鲜明、联想丰富、高威望、高价值感、高美誉度与忠诚度的强势大品牌。我们必须负责任地指出：目前市场上很多赫赫有名的品牌顶多是肤浅品牌，它们的成功只能算是初级的成功。报喜鸟、庄吉、夏蒙、法派、雅戈尔是中国著名的西装品牌，你能告诉我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调查表明，大家只是觉得这些品牌都很有名，都是做西服的，都请了大牌明星，报喜鸟请的是任达华、庄吉请的是周华健、法派请的是梁家辉与张柏芝，雅戈尔请的是费翔。除此之外，就没人能说出报喜鸟、庄吉、夏蒙、法派、雅戈尔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品牌的第一属性就是差异。所以，这些品牌都还不是强势品牌。当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只有知名度，居然没有太大的差异与个性，那说明整个品牌一定处于初级阶段，是个肤浅品牌。真正的国际服装品牌，他们的目标顾客会不加思考就告诉你每个品牌鲜明的个性“登喜路是奢华的”、“阿玛尼是简约的”、“范思哲是诡异、夸张、性感”，
不仅服装行业，所有行业的强势品牌一定有清晰的品牌个性，如宝马是“驾驶的乐趣”、沃尔沃是“安全”、奔驰是“庄重、豪华、舒适”，同属于斯沃琪公司的浪琴、欧米茄、雷达也是个性纷呈，浪琴代表着“优雅”，欧米茄是“成功者和名流的选择”、雷达是“永不磨损的宇航材料制成，是恒久的爱情的最佳信物”。每个品牌都有独占的山头，绝不会与竞争者重叠。这就是我们与真正的强势品牌的差距。
也许有人会反问，为什么这些肤浅品牌也能实现10亿以上的销售额，上亿的利润。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没有清晰的品牌联想与个性，矮子当中的长子也是能暂时赚到钱的。但如果有几个矮子率先领悟品牌的精髓并且按照科学的品牌战略原理来进行品牌创建工作，那就意味着其它品牌就会被打败。
二、中国缺少强势品牌的根本原因：品牌战略缺失
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对于品牌战略依然十分陌生，在品牌战略领域的知识还十分贫乏，对品牌战略究竟具体做哪些工作不大了解或了解不深、不完整，甚至不少销售额几十亿、上百亿的企业的营销高层人士都无法清晰地回答创建一个强势品牌的关键要素是什么。更有急功近利者认为把产品卖出去就是做好了一个品牌。
营销专家和企业都开始关注品牌了，于是规划品牌战略成了热门的话题。
但我们对很多企业的品牌总监们近距离接触后，发现他们并不能清晰地回答品牌管理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平常忙的事情也就是策划与实施具体的营销广告策略，如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定位、4P组合策略、广告策划与创意、媒介选择、公关活动、终端陈列与生动化。也就是说，与市场总监忙的活没有什么区别，把头衔叫做品牌总监，无非是赶了一趟时髦。果真如此，就不应该存在品牌战略管理这门学科了，企业也就没必要进行品牌战略规划与管理，只要做好日常的营销广告工作就可以了。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品牌战略规划与管理就是营销策划、广告创意、广告发布、公关活动与终端促销，这当然与大量冠以品牌战略、品牌策划等字眼的书籍误导有关。因为翻开很多的品牌战略、品牌策划的书籍，里面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讲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定位、产品策略、广告诉求主题定位、电视广告创意、媒介选择、公关活动、新闻软性宣传、终端陈列与生动化等具体的营销广告活动应如何策划与实施。果真如此，就不应该存在品牌战略这门学科了，企业也就没必要进行品牌战略规划与管理，只要按照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理论做好日常的营销广告工作就可以了。
篇5：中国蜂产业品牌营销发展报告
上篇：蜂产业：被人遗忘，群蜂无首 许多人可能已经忘记，蜂中国蜂产业品牌营销发展报告产品（包括蜂蜜、蜂胶、蜂王浆等）是最古老的保健品，即便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是最好的保健品之一，无论用怎样挑剔的标准衡量，蜂产品都是最安全、最绿色、作用广泛、效果明显、价格相对低廉优质保健品，可是在很长时间里，它几乎被人遗忘了。
金融危机来临，蜂产业外销受挫，恰逢内需开始增长，表现出强劲市场潜力。但是，就在这样强劲的需求下，蜂行业依然固步自封，四平八稳。
一、行业散乱，群蜂无首
不成熟行业一定处于“两低一无”的状态。“两低”，即市场准入的门槛低，市场集中度低。“一无”，即没有强势领军品牌。这正是当前蜂行业的写照。
目前的蜂产业，企业多而散，规模普遍较小，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凤毛麟角；行业中虽有品牌但都不强势，全国品牌稀少，绝大多数品牌散落在各个区域市场中，行业缺乏老大；行业标准不健全，伪劣产品不断出现，竞争混乱。
老字号品牌如冠生园、老蜂农、百花等，市场信任基础不错，但在品牌营销上大多墨守陈规，无论是产品品类、包装设计，还是在品牌价值的挖掘和传播上，都没有突破。
老品牌江河日下，新品牌却未能及时补上。悦活蜂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终端覆盖面都不高，市场影响力有限。江苏、云南等产区的蜂产品品牌都未能走出地域。
二、蜂拥而出又蜂拥而入，竞争加剧
在前，中国蜂产品出口量全球第一，谓之“蜂拥而出”。之后，中国蜂蜜出口量由第一降至第二。近年来，除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外，贸易摩擦、国外标准加严、反倾销等也一直困扰着蜂产品出口，尤其是在不利汇率，生产成本增加，长期存在药物残留等内忧外患之下，蜂产业外销之路越来越艰难。
相反，国内市场却随着养生热的高涨持续升温，中国蜂产品的消费总量已经跃居全球首位。其中蜂蜜销售量从1979年的不足4万吨上升到现在的近20万吨，增长率近500%；各种蜂产品均呈上升趋势。
国内市场需求的利好，使原来的外销企业“蜂拥而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首先，积压的库存给企业生存和蜂产品收购带来巨大压力。其次，市场混乱，假冒伪劣严重，出口企业的产品质优价高，在没有品牌的情况下又没有价格优势，销售困难。第三，出口企业极缺国内市场营销组织和经验，企业组织结构简单，缺乏有战斗力的销售团队。第四，外销转内销企业缺少品牌，无法依靠品牌竞争获得品牌溢价；没有渠道终端，国内市场影响力弱，进入商超困难重重，分销环节增多，成本压力增大。
三、蜂产品，中国消费者既熟悉又陌生
从消费者的认知上看蜂产业，蜂产品是中国消费者熟悉的陌生人，
1、有常识无知识
中国消费者对蜂蜜认知度高，但是认知深度非常不够，在消费时几乎不曾想起。对蜂蜜功效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润肠通便和养颜上。消费者对蜂产品有常识无知识，只知蜂蜜好，却不知更多，对蜂产品需求的迫切性不强。
2、有认知缺信任
对蜂产品有较深认知的潜在消费者，却对蜂产业缺乏信任。行业中假冒伪劣现象、功效夸大宣传令他们不安。4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蜂蜜产品食品监测情况，合格率只有54%。
3、细分不够，产品严重同质
蜂产业“产品没核，品牌没芯，消费没准”，消费以初级产品为主。需求没有深挖，市场没有细分，产品趋同一致。
以蜂蜜为例，就蜂蜜卖蜂蜜，而且绝大多数是纯蜂蜜，没有独特的诉求和特点，而国外蜂蜜产品消费形态多样，固体蜂蜜、蜂蜜膏、便携蜂蜜、蜂蜜饮料、蜂蜜啤酒、蜂蜜面包、蜂蜜蛋糕、蜂蜜奶酪……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我国蜂蜜市场长期在初级产品、低端消费上徘徊，利润不断受到挤压。
四、“蜂”起云涌，乱世变局
蜂产业是个古老的产业，可能正因为古老，所以一直守旧。目前的蜂行业就像改革初期的中国，整个行业的品牌营销水平滞后，消费者对天然营养保健品的需求走在了蜂行业前面。
在需求的拉动下，蜂产业“蜂”起云涌，乱世中出现了变局。
从单纯做产品到做功效。不少蜂产品品牌都是在单纯地卖产品，比如百花，其品牌价值只是单纯的蜂产品，近乎在卖白糖。蜂产品对营养健康的优势根本无法从品牌中体现出来。现在，消费需求的升级，反拉企业，促使新生代品牌知蜂堂等诉求产品功能功效，为蜂产业带来了新意。
从泛品牌到专属品牌。目前蜂产品品牌多为一个品牌下包括所有产品，品牌个性不鲜明，品牌价值难以突出。颐生园的“仰妍”系列开始打破这一局限，走入女性养颜美容的专属系列。蜂产品功效众多，开发具有针对性诉求点的专属品牌，将蜂产品所蕴含的功能功效一一释放，将市场放大。这是未来蜂产业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专一化到多元化。蜂产品应用领域广阔，随着品牌的发展提升，蜂产品将突破蜂蜜、蜂胶、花粉、王浆四大传统品类，将蜂产品延伸到更多领域，多品类发展。今后将诞生形态多样的蜂蜜产品，比如饮品、休闲食品、保健品，以及日化用品，形成综合性、多元化大品牌。
当前，消费者的保健意识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崇尚天然绿色，人参、阿胶、虫草，乃至大蒜、绿豆陆续进入消费者乃至投资家的视野，下一个为什么不能是蜂产品？
福来认为，蜂产品是天生的营养保健佳品，是下一个不能让巴菲特发现的潜力股。未来，如果蜂行业群策群力，加强市场教育，蜂产品必将成为消费者广泛认同并接受的天然营养品！消费需求和行业发展必将迎来井喷式释放！
篇6：浅谈中国电工品牌发展之路
品牌，是消费者对一个企业及其产品过硬的质量、完善的服务、美好的文化价值等所形成的一种评价和认知，是企业经营和管理者投入巨大的资源甚至几代人长期辛勤耕耘建立起来的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信任，电工品牌亦是如此，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奇胜、松下等洋品牌进入中国起至今，国内大大小小出现了上千个电工品牌，但能让多数老百姓传颂的品牌却不超过10家，这其中多数还是洋品牌(或有外资背景的)，自主品牌少之又少;诚然作为国内自主品牌发展面临资金实力、品牌知名度、技术实力、管理水准等诸多困难，这其中很多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也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真正把品牌做强做大的凤毛麟角。如何才能在超竞争状态下，提升品牌价值，使国内电工品牌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之路，笔者认为就必须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产品、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产品是品牌的核心基础，没有过硬的产品，所有围绕着营销所做的努力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质量、外观、材质是电工产品最重要的几个要素，折射的是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技术研发能力、成本理念。
国内电工企业普遍执行这样那样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很多认证，然而往往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就是半途而废，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而损害了产品的长期的竞争力。长此以往，这种短视的理念使得质量执行标准越来越低，产品口碑越来越差。反观外资品牌，坚持精品理念，切切实实狠抓全面质量管理，引入“零缺陷管理”或者 “6个西格玛”等管理方法，力求将产品质量做到最好，使得产品经得起长期的市场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国内电工企业缺的就是这份狠劲，这份执着、这份视野，但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逐步树立严格的质量观。
外观是电工产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包括设计风格、款式、颜色、触感等，充分体现的是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国内电工企业在这方面的差距非常巨大，很多国内企业投入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资源少得可怜，只是一味的模仿、甚至抄袭，总想搭别人的顺风舟，自我洋洋得意(省了大笔技术研发费用)，岂不知自己陷入泥泞不可自拔。技术研发能力是电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的是企业的自我造血功能;模仿跟风无法形成自己的产品差异化，无法让消费者形成对该产品独特的认知，久而久之，该产品和品牌就被汹涌的市场浪潮所淹没。而欧、美、日外资品牌非常注重技术研发能力的培育，往往把很大一块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方面，形成长久的技术优势，以此推动产品更新，引领消费趋势，品牌价值自然就上去了。
安全性是电工产品所有品质要求中的核心的要素，是消费者最大的关注点。(近期笔者看到一个有关《中国插头插座安全堪忧的报告》中统计的合格率只有80%，而安全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材质的优劣决定，所以很有必要把材质单拉出来进行阐述)。材质的选择却受制于企业的成本控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体，实质体现的是企业的品牌发展理念，
国内很多电工企业在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无法与外资品牌竞争，转而通过低生产成本、低价措施争取市场，这种行为取得的只是短期的痛快，而损害的是千千万万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这个品牌最终只会被消费者无情的抛弃。正确的做法是根据产品定位选择最适合的材料，能用好的不用次的，切实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降低成本的方向应该是狠抓企业内外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向市场要效益。
服务对品牌建设和提升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工产品有别于快消品的特点决定了服务对品牌的影响更为深远;电工产品低关注度、高参与度的消费习惯决定了口碑传颂是其建立品牌美誉度的主要途径。那良好的口碑怎么形成?当然是从售前、售中、售后全方位立体化服务中来。
就目前国内的电工企业，几乎都高举服务大旗，高喊服务至上，但笔者认为多数企业所打出的服务牌更多是停留在流通环节：售中的主动、热情、耐心周到服务，售后的三包政策等形式，还没有建立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体系，缺乏对服务内涵的全面诠释及相关运作。如何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以此推动电工企业品牌建设?笔者认为应对现有服务内容进行充实和完善。
售前做好市场调研，企业与消费者相互提供信息，企业可以了解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从而设计出符合消费者的产品，制定出适当的促销策略;同时，让目标消费群更好地了解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诱导消费。其次通过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塑造企业某一方面的特别形象，树立品牌的差异化，突出企业特点，，以求得公众的理解和赞誉。售中要把服务目标提升到为客户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电工产品在装修中的功用决定了它必须匹配整体的装修风格，所以电工企业的售中服务不是简单的向客户推荐产品，而是要成为客户装修顾问。售后通过建立信息平台，接受客户信息咨询，向客户提供电工安全常识、家居常识，通过与客户的互动，向企业反馈相关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这样最大程度上挖掘服务价值，使得服务成为企业品牌发展中生生不息的助推器。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保证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实现的重要思想保障，是企业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国内电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多数很薄弱，有的甚至认为策划个CIS系统，企业文化就有了。事实上，企业文化不是策划出来的，CIS也只是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经过团队长期沉淀而形成的所谓的“企业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是得不到企业内部成员、外部客户、乃至社会发自内心认同的，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们接触过很多国内电工企业，也看到了其在企业文化方面进行了宣导，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能让我们体会到的内涵少之又少，往往是一些看上去很美丽的广告，听上去很动听的口号。
企业文化建设更加要注重内功的修炼，建立学习型组织，从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着手，逐步形成自己企业特有的、成员共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向全社会的传播，受益的也将是此品牌。
产品、服务、企业文化，三足支撑品牌，所以国内电工企业期望建设好自己的品牌，不能只是沉醉在所谓的认证、证书这样的表面光环下，而应该扎扎实实从产品品质、服务、文化理念等方面着手，再依托企业优秀的管理体制，结合市场营销策略的组合，才是真正的品牌发展之道，才能在市场当中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品牌，并且得到市场的完全认可!
篇7：中国品牌国际化发展策略
中国品牌国际化发展策略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同时,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际市场中,大量服装,玩具、食品、家电等非高技术中国制造产品生产附加值极低,品牌影响力明显不足,中国制造产品的.溢价能力不强,品牌国际化成为中国制造的短板.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新材料产业 英文刊名：ADVANCED MATERIALS INDUSTRY 年，卷(期)： “”(3) 分类号： 关键词：篇8：感受品牌魅力 了解传播价值-中国矿业大学品牌战略团
感受品牌魅力 了解传播价值-中国矿业大学品牌战略团队暑期实践
7月15日，为更加深入了解企业的品牌宣传方式及品牌宣传效果，中国矿业大学信电学院品牌战略团队来到徐州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上午八点，实践团队首先来到沃尔玛超市，观察超市运行并调查各类商品货架，留意超市内部各种细节的营销手段。队员们仔细观察并详细记录了超市对促销商品的'处理和对化妆品等特殊产品的营销方式。
随后，实践团队之后又走访了家乐福超市，通过比较发现两家超市在营销策略上存在的许多共同之处。队员们发现家乐福超市会将畅销或知名产品突出摆放，促销活动与降价通知也列在显眼的位置，以求通过商品位置的安排达到最好的营销效果。
调查完超市的货架后，为了解超市如何培养长期顾客，团队队员们又分别采访了几家超市的销售负责人，了解到在各家超市都存在会员卡积分和赠礼制度，并根据天气等因素为顾客营造良好的购物氛围，如在盛夏和严冬开放冷暖气调节卖场温度，为顾客提供免费饮品等。队员们还观察到多家超市都有专为儿童设有的小型游乐场，以减轻携带孩童购物的顾客的负担。
带着了解超市运作方式、调研超市营销手段的目的走访超市，的确和平时单纯地购物感觉大不相同。队员们从此次调研活动中了解到超市的组织构架以及宣传策略，为今后走向社会所需的知识积累打下基础。
篇9：中国葡萄酒品牌未来发展之路
中国葡萄酒品牌排名每年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是大企业依然还是稳坐排行位置，与以往相比这次排名更加符合科学性与前瞻性，也更加接近国际普遍的排名做法，不单只看销售量与市场占有率，更加看重的是企业品牌软硬的综合实力。最新的排名的依据来自几个方面，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成长速度、持续的经营能力、企业盈力能力、企业创新、品牌美誉度、人才聚合度、市场占有率。
最新报告中国十大葡萄酒品牌： 张裕、王朝、长城、云南红、华夏、 罗致、新天、威龙、 紫轩、通化。、报告中国十大葡萄酒品牌：张裕 、长城 、王朝 、华夏长城、宁夏红 、通化 、威龙、云南红 、新天 、丰收
比起白酒市场中国的葡萄酒企业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是市场份额还是老百姓的日常饮酒习惯，都需要这些企业去引导。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的饮食与营养，未来中国葡萄酒市场必然是快速上升的趋势，面对国外洋酒的大举入侵，中国葡萄酒企业应该调整策略。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外葡萄酒品牌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现在沿海的一些进口葡萄酒运营商做的非常不错，可以说已经占领了高端的葡萄酒市场，大家都知道高端的市场利润是非常惊人的，国内企业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树立品牌占领高端已迫在眉睫，
张裕是最值得中国所有葡萄酒企业的学习榜样，其品牌几乎覆盖了国内高、中、低市场，产品占领了国内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可以说张裕葡萄酒已深入老百姓心中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葡萄酒第一品牌，更是将中国葡萄酒文化树立了一个典范。中法合营的王朝也有不错的方面让大家去学习研究，不管是葡萄酒的口感还是营销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另一个中法合营的公司--罗致葡萄酒，由旅法华侨联合法国酿酒师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在异军突起成为葡萄酒业界的黑马，该企业以进口法国葡萄酒为先导，联合国内有实力的生产企业作为他们的中国生产与分装基地，快速地占领高、中、低市场。企业聘请了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企业管理专家、品牌营销顾问为企业量身打造的运营平台。通过独特的行销模式将品牌宣传与市场推广溶合在一起。长城与华夏由于被假冒的品牌有所拖累，带来一定的负作用，无形当中品牌美誉度被拉低，企业维护自身的形象打假刻不容缓。其他的葡萄酒企业也有可以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威龙向有机葡萄方面发展，提倡的是更加自然与健康。不管怎么说这些品牌如张裕、王朝、长城、罗致、云南红、威龙等国内主流葡萄酒生产企业都是把品质放在首要的位置。
在面对繁多的国外葡萄酒品牌与国内小企业的激烈竞争，如张裕、王朝、长城、罗致、云南红、威龙等国内主流葡萄酒品牌，要坚持自己企业实际情况与品牌独特内涵，扎实练好内功，坚持品质为先消费者第一的经营理念，相信中国的葡萄酒品牌也能够阔步走向世界。
篇10：―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播理论、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网络传播与新媒介等几个方面。与以前的传播学研究相比，学者们在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同时，注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和以不同取向对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但是在传播批判研究、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和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
在对200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我们是以大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重要传播学著作和著名传播学术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适当关注这两年召开的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然后依据学术价值、创新程度和现实意义，对各位专家学者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客观评判，并描述和勾画出两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轨迹和生态状况。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传播研究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传播理论与媒介、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广告与公关、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得失，指出优劣，不论是对今后的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对当前或今后的传播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理论与媒介
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所以，在新世纪的头两年，学界对传播理论研究尤为关注。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媒介神话化：从〈泰坦尼克〉神话看传播致效》（曾庆香，1/2002/2）[1]、《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2002/1）、《文化帝国主义传播模式浅析》（戴铭，11/2002/4）、《潘多拉的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潘知常、林玮，1/2001/4）、《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杨伯溆、李凌凌，1/2001/1）、《大众媒体的经济分析》（李新立，12/2001/6）、《新闻传播媒体演进的文化思考》（钟瑛，13/ 2001/4）等论文。潘知常、林玮（1/2001/4）认为，对于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的讨论，应当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角度入手。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杨伯溆、李凌凌（1/2001/1）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媒体一直起着引导和制造消费需要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扩张，也是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为先导；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现代消费社会也就不会形成，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李新立（12/2001/6）的论文同样值得关注，文章指出，大众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经济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谁拥有媒体”的问题，而且，媒体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构成媒体所有权的关键所在。
在媒介理论研究方面，张咏华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分析之概括及特点》（7/2001/12）一文中对我国大陆学术界媒介理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大陆媒介理论中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动向，指出我国大陆的媒介理论研究应该通过不断积累向纵深挺进。尹鸿、周星、胡正荣、胡智锋、喻国明等学者在一组题为《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2/2002/1）的笔谈中，论及了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整合关系，以及传媒研究的方法论和着眼点问题。还有传播学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层次的对媒介的自身效果、媒介技术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人们的影响等等的研究上。
两年来关于媒介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张国良主编的《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张咏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卜卫的《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译著方面的成果要比专著丰富一些，主要有熊澄宇等译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张毓强等译的《西方传媒与战争》（[英]苏珊・L.卡拉瑟斯著，新华出版社2002 ），卢大川等译的《媒体等同》（[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这些著作在更宽广的视野上讨论新世纪的媒介问题，对推动传播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篇11：―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在经历了至相对的热门探索后，学术界开始静下心来，重整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角度。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4/2001/4）和《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5/2001/5）的两篇论文中，从媒介生态学的交叉层面，认为人类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构造正确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管理机制，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在《传媒经济理论比较研究》（2/2002/2）一文中，梁昊光认为媒介经济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且带有明显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他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媒介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问题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经济的源引、公共领域与媒介经济、两种经济理论。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国内媒介经济研究的空白。秦志希、葛丰在《论媒介市场细分化过程中若干关系的处理》（6/2002/2）中谈到媒介市场经济理论时认为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特定公众与不特定公众的关系、个性与共性、渗透与趋同。邵培仁主编的《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是在《媒介经营管理学》出版之后进行的新总结和新探索。该书系统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战略和媒介资源等许多重要问题，将媒介管理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力图反映当代媒介管理研究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对中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理论的开拓具有创新意义。
篇12：―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WTO与中国传媒产业
加入WTO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全面碰撞。两年来，国内传播学者把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和思考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机遇和挑战；二是探索如何进行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
11月在长沙召开的“WTO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的趋势”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学界对在WTO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和思考、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主要的成果有：一是《我国省级党报的现状与走势――全国省级党报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杨磊、孙业，7//8、9）。该文总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省级党报在报业市场中的走势、经济发展状况、市场拓展、队伍状况、组建报业集团、所属子报发展、管理体制等基本情况。二是《未来十年中国地市报走势展望》（童兵，8/2001/10）认为城镇趋势和城乡减差，给地市报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我国加入WTO，地市报也是机遇大于挑战；地市报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发展新闻生产力。三是《解读当前我国传播业发展中的五大强势》（吕凯文，10//2）对传媒重组、传媒与资本嫁接、传媒同质化竞争、财经媒体崛起、传媒中介服务业等我国传播业发展强势进行了分析。四是《20中国传媒回眸与展望》（21/2002/1）。该文预测：在未来5至，我国大规模媒介集团的问世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领域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和传播领域“游戏规则”的建立健全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另外，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章还有：《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周伟，21/2002/5/21）、《中国传媒发展十大趋势》（上下）（陆小华，7/2001/11、12）、《集约与整合：WTO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前景》（徐浩然，22/2002/2）、《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以省级广电集团为例》（陆晔、夏宁，2/2002/2）、《境外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冲击与促进》（师静，23/2002/2）、《西部媒体如何应对WTO》（康文华，6/2002/1）、《WTO环境下省级卫视台的品牌生存策略》（于丹，24/ 2002/1）、《强者更强，适者生存：论中国加入WTO后市（地）级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周毅，24/2002/2）、《中国传媒走势前瞻》（郭乐天，25/2002/2）、《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戴元光，3/2002/1）、《人际与大众融合：我国当代媒介传播的新态势》（朱春阳，10/2002/1）、《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发展状况与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陈亦骏，26/2002/2）、《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金冠军等，3/2002/1）。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声音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刘建明先生。他在《WTO架构下传媒入世的杜撰》（6/2002/2）中认为轻易谈媒介“入世”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建立在虚构事实的基础上是一种悲哀。关键是我国新闻传媒沉着应对意识形态冲击。这些论文很好地反映了两年来媒介的实践与研究者在WTO背景下对迅速开放的媒介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欢欣和挑战的忧思。
在WTO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文化是国内媒体的优势所在。2001、20，研究者对中国传媒文化也进行了较多的关注。首先是对当代媒介文化的基本特质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试论当代电视的大众文化特征》（隋岩，27/ 2002/5）、《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黄会林，28/2002/7）。其次，更多的是对现有中国传媒文化存在失真和非道德现象的反思，提出引导和调控的措施。这方面，重要的论文还有《当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引导》（陈雅珍，1/2001/4）、《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与迷失》（曾庆瑞，2/2002/2）、《略论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策略并与尹鸿先生商榷》（曾庆瑞，2/2002/3）等。
在中资媒介整合紧锣密鼓、外资媒介进入得陇望蜀、建章改制呼声与日俱增、新闻竞争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如何进行产业化运作，做大做强中国传媒成为2001、2002年另一个夺人注意力的研究焦点。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对传媒有重大的影响。《论我国报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双重属性》（刘洁、金秋，1/2001/2）指出：我们必须不断突破传统报业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行为运行机制，逐步将政府行为纳入到适应报业市场化变革，能充分发挥市场行为作用的轨道中去，使报业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我国传媒产业化进程也还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陆地发表了《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24/2002/1、2，上、下篇）论文，提出中国电视产业必要条件在于产业观念转换、企业身份转正和所有制结构转型，其充分条件是彻底实现中国电视产业的跨地域、跨级别、跨产业经营，反映了传媒产业化的急切呼声。当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传媒的双重性并探讨了在中国如何实现双重性的良性互动，寻找切合中国环境的媒体发展之路。刘宏的《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一书提出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传媒政治角色的双赢策略是中国传媒市场发展壮大的根本选择。在产业化研究上，最多的成果也是在我国“入世”背景下对现有的实践问题进行的探讨。如由喻国明主持的关于“WTO背景下中国媒介产业的机遇和挑战”项目包括三篇文章《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广电媒介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全面“入世”与国家电视文化产业安全》；《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邵培仁，29/ 2001/6）、《国际电影贸易格局与中国电影产业对策》（李怀亮，30/ 2002/5）。其中《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喻国明，31/ 2002/1）对WTO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做了较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在现阶段传媒产业的发展中，知道“在哪做”和知道“做什么”是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战略思考，并就什么样的媒体投资才识有效的这一我国媒体产业现实发展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李怀亮在《作为产业的电影》（43/2002/3）论文中，呼吁作为产业的中国电影，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壮大中国电影产业。另外，《我国报业产业化与广播电视产业化的比较研究》（梁蓬飞，32/ 2002/6）、《中小型新闻媒介运营战略思考》（金长江，33/ 2002/8）也是值得关注的论著。
篇13：―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传播效果理论研究方面，议程设置理论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张洪忠的《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11/2001/10）、孙英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15/2002/2）和刘训成的《议程设置、舆论导向与新闻报道》（1/2002/2）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文章。特别是李本乾、张国良的论文《受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真正现实关系的实证研究》（2/2002/4）与李本乾的专著《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理论造诣深厚，实证研究到位，解剖中国传播实践透彻，具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另外，陶鹤山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第三人效应理论”（《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9/2001/4）的介绍和评述，对解释我国目前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有着较好的启发意义。王华的《传播的培养理论与定型观念》、刘建明的《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也分别对培养理论和沉默螺旋理论进行了探讨。
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2001、2002年，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更深入地从“要不要本土化”向“如何更好地进行本土化”挺进。这一点在以下论文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陈韬文，3/2002/2）、《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田中阳，16/ 2002/2）、《传播学研究及其中国化》（李彬，17/ 2002/4/23）、《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郝雨，18/ 2001/8）。传播学本土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是有实绩的。一方面是本土化认识的统一。祝建华的观点较有普遍性：传播学“应该追求既要理论化、又要本土化。任何偏颇的做法，无论是盲目、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抑或狭隘、排他性地追求本土理论，均是不明智的。”（《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8期）。另一方面则反映在本土化成果方面。这主要包括陈水云的《“士”与战国时期的传播艺术》（19/2001/1）、张翅、闻娱的《春秋战国传播活动初探》（20/2002/2）、哈艳秋、鄢晨的《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9/2001/5）。特别是一些发掘和整理中国传播文化和传播学本土化丛书的出版，为此做出了贡献。一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其中，戴元光的《传播学卷》、何扬鸣、张健康的《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值得特别关注。二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华夏传播丛书”。其中，郑学檬的《传在史中》、黄鸣奋的《说服君主》、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在传播学本土化上，迈进了一大步。三是由党建出版社2002年出版，徐培汀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中国1来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总结和评析，堪称佳作。
可以相信，在中国传播学者的努力下，未来传播学研究不仅会在介绍、评析和应用、创新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而且象陈国明、李少南提出的“华人传播学系统” （《华人传播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3/2002/2）或“中国学派” （《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3/2002/2），终将在深入探讨和勤奋建设中，不断成熟、完善，走向世界。
篇14：―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虽然、我国的传媒产业化研究总共有200多篇论文、15部专著，但我国学术界还是面临这样的矛盾，即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我国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研究的严重滞后以及与实践的脱节。我们发现在WTO背景下，对中国媒介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战略选择上，有关环境分析、战略评价和媒介控制的研究内容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媒介战略管理的研究。
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媒介集团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向。2001、20，媒介集团化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亮点之一。集团化运作与资本运营的天然联系，加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运营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
12月6日，中国最大的新闻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以整合城市若干核心报刊而成的湖南日报集团和杭州日报集团相继挂牌。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梁衡在会上指出：报业集团的成立是报纸驾驭市场规律的能力成熟的新表现；集团成立是为了增加产出、提高效益集团内部各成员间须以经济为纽带，而不可能以行政为纽带；新闻传媒集团有别于纯经济企业集团，集团内部必须实现政治经济互补。
随着媒体集团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学者专家开始从过去侧重报业集团研究转向运营模式、广播影视集团、跨媒介集团、跨地区集团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界认为，我国广电影视集团已初步形成了三种运营模式：一是集团与省广电局合署办公的湖南模式；二是集团与广电局分离，为市委、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领导，接受市广电局行业管理的北京模式；三是集团为市委宣传部直属事业单位，由文化广播影视局实行行业管理的上海模式。在上海首届传媒高峰论坛上，许多学者呼吁中国媒介要积极进行结构调整，打破区域封锁和市场壁垒，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大型集团跨地区经营，真正把媒介做大、做强。林如鹏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4/2002/4）一文提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是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战略选择；应该积极促进我国媒介产业的升级，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提供统一的平台。王学丰、来丰（《论跨媒体联合》，4/2002/1）则进一步提出在组建跨媒体集团的过程中应该积聚资本，组建大型传媒集团；发展独立的特色媒体；搞好业务整合，建立完善的流通机制和高效的管理机制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王慧（《广电集团区域化战略前瞻》，4/2002/4）提出，广电集团的区域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黄升民、丁俊杰的专著《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一方面以具体的案例揭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梳理出进行集团化的核心思路，是2001、2002年媒介集团化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通过种种可行战略构建强势媒介、强势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也是传媒集团化研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陈兵在《强势媒介品牌的构成因素和特征分析》（6/2002/3）一文中分析了强势媒介品牌的三个必备因素和六大特征。范以锦则在《凭借多品牌战略 打造强势媒体集团》（8/2002/12）一文从多品牌战略的选择、实施和成效等三个层面研究了强化传媒集团综合竞争力。孙进在《强势媒体经营新思路》（34/ 2002/1）中认为，要建立强势媒介，需要组建跨媒体集团、组建传媒控股公司、组建媒体咨询公司，并对组建传媒控股公司提出了组建的方式和要点。傅丰敏在《试论报业核心能力的创建模式》（35/ 2001/12）一文中主张，从变革管理体制、科学设计组织结构，新闻创新管理、实施战略培训管理、新闻网站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等方面着手，创建报业核心能力的模式。
对于集团化研究，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现状与趋势的分析上，或是实践中难点的思考上，如《试我国报业集团的产生及发展趋势》（王薇，36/ 2002/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现状和发展战略》（朱虹，24/2002/6）、《我国传媒集团的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探析》（王彤，37/ 2002/2）、《新闻传媒业集团化改革的几个问题》（陈天彦，5/2002/1）等。胡正荣的《瓶颈与出路――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进程分析与对比研究》(34/2001/11)值得关注，该文从集团化进程的政策问题，集团化的驱动力、目的与手段，集团的组织结构、集团内部的资源配置，集团化进程与全球化等方面探讨我国媒介集团化的瓶颈所在及其对策。李岚在的《略论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评估体系的构建》(5/2002/1)提出资源整合指标和竞争力指标是广电传媒集团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的禁区、盲区与误区》(24/2002/7)是这两年内发表的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过程中存在产权多元化和上市经营的禁区和盲区，对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构筑强势文化产业――关于电影集团化发展的几点思考》（何雪峰，38/ 2001/4）、《机遇•挑战•竞争：关于组建电影集团与实行院线制的思考》（赵建中、唐明生，39/ 2001/6）等两篇关于电影集团化的文章也值得关注。
篇15：―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我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速度不断加快，日益成为媒介产业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资本运作扩张规模、整合资源，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媒介的资本运营在西方巨型媒介集团觊觎我国传媒市场、国内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上市融资、国有银行授信借贷支持、域外资本的投入已成为我国传媒业吸纳外来资本的主要途径。向梦龙在《媒体的社会资本与经营》（1/2001/2）一文中，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媒体的社会资本做出分析并探讨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传媒产业化及其资本运做模式分析》（汤懿芬等，40/2001/12）、《电视产业与资本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建新，10/2001/11）等文章对资本运营的现状、模式等进行探讨。针对当前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传媒业的状况，由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2001)从总体上透视了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的现状、机遇和前景，提出了许多广为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如媒介资本的法治，媒介经营人才的呼唤等等。钱晓文在《外资传媒在华经营模式及其影响》（7/2001/8）一文中归纳了外资传媒在华经营的兼并收购式、投资控股式、参股式、品牌合作、节目交换、直接进入、外围渗透的七种模式以及外资传媒对国内传媒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魏永征则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1/2001/2）一文中，针对中国传媒业在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营困境，用翔实的资料数据探讨了业外资本流入传媒业的现象，分析并回答了这个现象的合法性问题与发展途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由此而来的“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作的主体与客体进行框定。因此，段永刚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资本运作》（1/2001/2）认为应当充分认识到此类“负效应”，应及时在制度规范上对媒介资本运营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框定。孙慧英《（传媒产业+资本市场）-风险=互动双赢》（6/2002/5、6）理性地分析了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存在障碍并提出了传媒与资本市场互动双赢的解决方案。
因为媒介的特殊属性，媒介资本运作在当前还具有较大的风险和障碍。《中国媒体产业投资风险研究》（郑广声、叶培伦，4/2002/2）对中国媒体产业投资中政策性风险、资金成本风险、市场与管理风险、全球经济周期风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国媒体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王雄，41/ 2002/2）、《资本经营：大众传媒的陷阱与对策》（阮志孝，3/2002/2）、《简析传媒的资本投资及其风险规避》（段晓燕，10/2002/1）、《电视产业市场的发展与投资环境》（方舟，27/2001/11）对中国媒介资本运作的障碍和风险进行了研究。
传媒业的改革已经为吸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准备，预期将会出现一个业外资本同众多传媒合作的热潮。我国可以研究国外资本运作经验，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广告与公共关系
20初，戴承良的连载论文《新广告运动论纲》（42/2001/1、2），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长久讨论。文章提出了新世纪广告人的使命：广告运动中顾客满意与终极关怀的融合、寻求顾客满意普遍适用性和普遍规范性的终极价值，寻求顾客合乎人性真善美的长远利益。戴承良认为，新广告的起点是20世纪广告历程的反思、奥格威模式的超越；新广告运动的宗旨是商业行为；广告再造的6项主张：界定企业目标；破解广告“灰箱”；发掘广告人文；整合网上网下；参与营销服务；重建生活方式。
广告学界也在重新思考上世纪末极为热门的“IMC（整合营销传播）”课题。舒咏平在《小众传播时代广告战略的选择》（2/2002/1）一文中，认为小众传播时代到来，正引发一场广告革命；整合营销传播在冲击广告界的同时，却隐含着取消广告本体的趋向；进行广告媒体的精细化组合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成为业界的必然选择。品牌经营是近些年广告界持久热门的话题。陈一撰文《超越品牌新概念》（42/2002/1）认为，21世纪的品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唤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对话。余明阳、舒咏平在文章《论“品牌传播”》（9/2002/3）中认为，品牌研究应定位于传播学，提出“品牌传播”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李长江等的论文《零售商私人品牌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13/2002/4），从理论上分析了私人品牌在提高顾客忠诚度方面的作用。曹韫建、顾新一的《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品牌忠诚者的产品差异模型》（19/2002/4）一文，分析了存在品牌转移者和忠诚者两类特殊消费群情况下的两阶段水平差异模型；讨论了在两阶段选址――定价博弈模型中纯战略均衡存在的条件。这些从宏观战略层面的把握与中观理论模型的建构，对中国广告和公关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史”的理论性探讨与规整，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两年，在“史”的总结与规整方面的代表作有：何佳讯、王智颖的《中国广告学研究――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42/2001/4）；阮卫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9/2001/6）；程士安的《难忘广告语DD重读20年流行广告语》（42/2002/10）；王彩云（台湾《动脑》杂志总编）的《谈近十年台湾广告文案的发展》（42/2002/10）；胡晓芸、李一峰等从2001年底起在《现代广告》连续发表论文十数篇，对国际广告品牌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战略做了系统的规整。
随着中国传媒组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媒的管理高层关注企业盈利，因而也开始更加细致地深入广告经营，对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的探讨便是一例：辜晓进发表了《美国报纸广告分类及运作》（7/2002/11）、《美国报纸广告的经营特色》（7/2002/12），提出中国报纸分类广告贫瘠的主要症结：品种开发得太少，信用体系未能建立；舒咏平发表《<广州日报>分类广告的核心产品策略》（4/2002/4）一文。
在传媒管理层深度涉入广告经营的同时，大陆广告学界也更加努力，跳出纯广告的圈子，要求传媒经营机制的变革，这可见于黄升民、贾丽军等的《检视中国的广告代理制》（42/2002/3）、黄升民的《关于组织的整合与战略重构》（42/2002/8），就媒介集团的整合与影响提出战略重构问题并进行研讨。黄升民等人历年的摇旗呐喊似乎已经超越了广告学的传统领域，但我们也深知，中国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并非圈内人说圈内话就能解决的。
WTO是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深刻体现，中国的广告业更不能怠慢。国际广告杂志社、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北京电视台、IAI国际广告研究所联合撰文《纵横围合中的未来：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44/2002/1），提出加入WTO对中国广告业影响的4个途径、加入WTO后3～5年内广告业的变化趋势。在公关方面，何春晖的《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瞻望》（3/2002/2），对公共关系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在公关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吴白雪的《跨国公共关系公司在中国――关于中国公关业的一次实证研究》（45/2002/2）基于以往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研究材料，以影响中国公关业为主要因素，就公关职业道德、发展潜力、内外影响因素等四个方面建立假设，并以五大跨国公关公司为调查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公关业发展主要因素；在未来5年内，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公关咨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媒介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加剧。鞠惠冰的《现代广告：人与物关系的解码》（2/2002/1）和《合理的悖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与广告的全球化／本体化策略》（42/2002/10）两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有意义的分析，认为现代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广告与公关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是一门文化。对广告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也是传播学界与营销学界研究广告现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何辉的《“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2/2001/3），张殿元的《普世伦理广告心态刍议》（9/2001/4），吕尚彬的《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46/2001/5）,肖建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11/2001/8），陈翔的《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1/2002/2），吴文虎的《电视广告的社会文本解读》（2/2002/2），黄懿慧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公共关系的建构》（9/2002/2）。其中，肖建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随时左右着国人的各种行为活动，也左右着广告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当中；黄懿慧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个人影响”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系”的影响问题。通过对照性的比较研究，在考查西方国际公关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建构当代中国的公共关系哲学准则；吴文虎对研究的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简要的回顾。吕尚彬认为，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娱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对于细分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对广告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陈家华与麦笺时、陈芳怡撰写的《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1/2002/1）探讨了中国大陆3个广告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儿童对电视广告的信任与喜好程度，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着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不全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陈还发表了《针对中国儿童的电视广告策略及效果》（20/2002/11）。罗以澄、夏倩芳、刘建明撰文《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提出自律与他律是两种并行的媒介规约方式；自律在美国儿童电视广告与儿童网上隐私权保护中所起效果不同；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应该加强自律。
效果是广告的生命线，其中名人代言广告、媒介运用技巧一直是个研究重点。名人代言一直是现当代广告的常见诉求策略，但对此的研究却很少从心理学层面入手。王怀明、马谋超的《名人广告效果的制约因素研究述评》（42/2001/4），指出名人广告的效果受名人可信度的影响，名人可信度包括吸引力、专业性与可靠性3个要素，在2001～2002年的广告公关研究中成果突出。
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于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从开始有较多的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至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尽管网络产业在走入寒冬，网络传播研究并没有冷却，而且不断将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和拓展得更加具体、宽广。
首先，籍由研究者的常用思路，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学术网站，来大体了解2001-2002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研究概况。
在学术刊物方面，我们将新闻与传播复印资料（季刊）、国际新闻界（双月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月刊）、现代传播（双月刊）、新闻大学（季刊）、当代传播（双月刊）列为取样刊物，我们认为取样刊物基本上能体现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从粗略的统计看，这七本刊物中2001-2002年发表的网络传播方向的论文有215篇之多，从发文的年度分布来看，2001与2002基本持平，从这个方向占刊物发文总量的比例看，居于首位。网络传播研究显然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业界仍未走出低迷期，研究者对于探讨传播技术新手段、新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等的研究仍然备受关注。
在学术会议方面，国内学界、业界对于网络媒体的研讨依旧热火朝天。近两来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各行业各领域的研讨会都会涉及到网络传播的主题，另外，还有大量专门讨论网络传播的学术会议。比较大的会议有，2001年3月的“中国网络媒体运营与发展高峰论坛”和首届“全国因特网与音视频广播（网上广播）发展研讨会”，4、5月份“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6月份“中国首届网络媒体论坛”，9月份“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 11月份“中国宽带流媒体技术与应用国际论坛”等，继续举办。各个研讨会、论坛对网络媒体的方方面面，从宏观研究到实务分析，从传播理论到对策建议，从国内案例到国外海外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会议情况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
在书籍方面，2001-2002年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此以前，成果形式基本以论文为主，经过近两三年的积累，2001年已经开始以专著形式出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标志着网络媒体的研究已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较有份量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11本），作为国内网络传播及网络媒体教材，这一书系标志着相关研究已开始进入成熟期。较有特色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文笔生动而论述深入见长的集束性成果，即江潜、叶琼丰、卢小雁、程洁、骆华等人撰写的《网络传播教学辅助丛书》（共7本）。此外还有匡文波的《网络媒体概论》和《网络传播学概论》，杜骏飞的《网络新闻学》，彭兰的《网络传播概论》，张海、滕谦编著的《网络传播概论》等，可谓成果累累。2002年内，有关网络媒体的研究著作出版势头不减。代表性的著作有：孟建主编的《E时代精神－网络媒体新论丛书》（共8本），屠忠俊、吴廷俊的《网络新闻传播导论》，程栋的《实用网络新闻学》，陈绚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陆群、张佳m的《新媒本革命－技术、资本与人重构传媒业》，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网络宣传部编辑的《媒介前线－网络和电视的亲密接触》。这些著作的内容既有理论规律摸索和归纳，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网络媒体研究“热”和出版“热”固然反映了学界以联网传播的高度关注，但应引起研究者和出版社注意的是，两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出现了内容雷同（甚至连书名都完全相同）的现象，如何避免重复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创新之处，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大型工具书出版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首次出版了《中国互联网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也出了创刊卷，全面记录和反映了各领域各行业网络应用的发展情况。
在学术网站方面，2001-2002的论文成果更显丰沛。以在传播研究领域较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传播专业学术网站和科研机构所设网站作为考察对象，粗略统计其在2001-2002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中华传媒网、新闻与传播研究、紫金网这个方向的发文量为498篇。这些专业网站在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扩大同行间交流、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网络传播研究成果的特征看，在研究主题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分析现有文献，这两年的研究主题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四：一是网络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探讨，二是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及影响方面的探讨，三是网络传播实务，四是网络传播产业的探讨。
在网络传播本质和规律探讨方面。继续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时的活跃状态，但从以往的冲动式认识回归理智和客观，刘仁圣《网络传播的负面性及其应对策略》（2/2001/2），戴黍《网络传播的特征、问题与对策》（32/2001/4）等对此作了反思，同时这方面的探讨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理论独特性，杜骏飞的《网络传播新闻学》中所提“泛传播观念”可以作为一种代表；网络媒体的说法也取代备受争议的第四媒体说被广为接受。
网络传播社会功效和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有了面上较大的拓展和分支的细化，方汉奇的《FLG与互联网》（1/2002/3），彭兰的《网络中的人际传播》（1/2001/2），余红等的《性别隐匿的赛伯空间》（32/2001/3），孟伟的《网络传播中语言符号的变异》（4/2002/4），袁立痒的《论网络文学传播特性》（4/2002/4），罗以澄等的《从儿童广告规约与网上隐私权保护规约的效果比较看自律原则对网络传播的适用性》（1/2002/1），丁末、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32/2002/3），祝建华的《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京穗港比较研究》（4/2002/2）等分别从网络宣传、如网络人际、网络性别、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伦理、网络法规、网络扩散及影响等不同角度对网络传播在各个领域实现的功效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由于这一主题具有极强的学术包容性，这类文章继续保持较大的百分比。
网络传播实务研究和网络传播产业研究则是这两年研究中较以往有较大进展的部分，由于网络传播的普及、视音频技术的更新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的日益重要，对于传播实务的研究占了较大的比例，尤其是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业务的探讨，更占比重。刘学的《中国网络媒体研究》（1/2002/1），彭兰《网络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报道－从Flash谈起》（1/2002/4），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2/2002/3），苏瑞《信息的重复和缺失－对人民网的稿源分析》（2/2002/6）等大量的文章都从大众传播业务的不同角度作微观分析，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
而相应于当前传媒产业研究热潮，和网络业烧钱后的困惑，网络传播产业研究也成为当前的热点之一，考虑其赢利模式、经营形态、战略选择等等成为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李希光《网络媒体出路在何方－复兴网络毁本的九种策略》（1/2001/3），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中国内地传统媒体网站模式分析及构建》（2/2001/5），《中韩互联网发展比较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9/2001/5），中华传媒网的《网站媒体的蠃利模式》（6/2002/6）等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该类主题。
从研究方法看，除一般的描述和概括外，实证分析和批判分析都有使用，这两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关注网络传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陈彤旭、邓理峰《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1/2002/1）使用观察法和内容分析讨论了网上舆论传播的规律，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1/2002/3）使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既有传播突发事件迅速的优势又缺乏可信度的现状，彭兰《大陆互联网站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9/2002/1）通过抽样和内容分析法描述了网站外来文化传播现状，匡文波《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32/2002/2）通过数据分析对网络受众进行了描述，白冰、陈英《论网络媒介的受众调查方法》（2/2002/3）是概括了不同调查方法，陶然《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1/2002/1）以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了网络传媒对大学生信息获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远离简单统计层次，观点的碰撞仍然多于实证的检验。
网络传播研究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基本上是最近间的事。九十年代初，作为一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当互联网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仍然未能给足够的关注。直到国际传播学会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研究者开始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经过九十年代末的狂热稚嫩期，穿过年的网络业寒冬的考验，近两年来的研究情况表明，已经到了网络传播发展的积累充沛期。已有的这些成果对网络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此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将是网络传播作为独立体系脱颖而出的时期。互联网本身尚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网络媒体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会更上一层楼。由此将会延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比如手机传播、DV传播、流媒体等，而且目前已有论文出现，如李一峰的《手机传播：第六次传播革命的“导火线”》（3/2002/2），章曦元《DV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3/2002/2）等。至2001年7月，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多手机数量的国家。手机的功能已由最初单一的双向语音通信工具，变成了媒体信息的接收端和个人信息的发送端。在2002年年末爆发的网站短信大战和巨额利润，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传播的不确定性发展的光明前景，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
总 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1-200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健康发展态势。传播学者们对传播研究百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成果注意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不同层面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或褒或贬、言之有理的分析研究；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作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提出构建华人传播学体系和建立中国学派的创意将有利于中国传播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这些都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启迪和养料，也有利于指导现实的传播活动。
当然，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态势背后，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传播批判研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宽容度的加大，应该争取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进展。其次，传播的实证研究，应是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主流。不过，大陆传播学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看依然薄弱。陈昆玉、江宇的《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9/2002/4），用统计数据论证、分析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令人深思，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传播实证研究亟待获得政府、社会在课题经费、协助调研等方面的资助与支持，传播研究人员也要在实证研究素养上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共同努力中解决实证研究薄弱的局面。第三，传播理论中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亟需加强。正如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9/2002/2）中所指出：“一些较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符号学，我们在准确的理解上都缺乏成果，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如果这方面我们啃不下来，研究的学术层次总是有限的。”第四，公益传播研究、媒介信用研究、广告效果评估研究、节目欣赏指数研究等反映传播学科最新进展的课题，应该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第五，追踪传播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新媒体(如流媒体、手机传播、DV传播等)、新科技（如虚拟人、虚拟现实）研究也亟需唤起传播学界关注。在当今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学术界对传播科技最新发展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第六，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可否上升到象各位海外传播学者所提出的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层面来构建和打造？这个问题若能引起更深层次的讨论，也许会给中国传播学本土地化研究开辟一个崭新天地。
2001-2002 Chinse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Summarize
Communication Study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bed the fruits of Chinese mainland communication study, and found that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WTO and Chinese media industry,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This paper includes that Chines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is becoming mature and facing the worl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W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management still stays on the choice of strategy and needs to be deepened; media collectiviz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is just and will go on rising; the study of advertisement public relation is pretty active but should be more critical and positiv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tudy is very likely to be separat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ctuality; Review; Summarize; 2001-2002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和统稿人邵培仁，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张翼、张健康、陈兵、李一峰、叶琼丰。
注释：
[1]1为《新闻与传播研究》，1/200/2指《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以下2、3、4……所指期刊如下：
2为《现代传播》
3为《中国传媒报告》
4为《新闻大学》
5为《新闻界》
6为《当代传播》
7为《新闻记者》
8为《新闻战线》
9为《国际新闻界》
10为《山东视听》
11 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2为《深圳大学学报》社科版
13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14为《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15为《浙江学刊》
16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7为《光明日报》
18为《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
19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1为《中华新闻报》
22为《粤海风》
23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4为《声屏世界》
25为《传媒》
26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
27为《当代电视》
28为《中国电视》
29为《新闻通讯》
30为《文艺研究》
31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2为《新闻传播》
33为《新闻前哨》
34为《中国记者》
35为《中国报业》
36为《求实》
37为《中国出版》
38为《电影》
39为《电视•电影•文学》
40为《科技进步与对策》
41为《江苏社会科学》
42为《中国广告》
43为《人文杂志》
44为《国际广告》
45为《公关世界》
46为《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传播理论”、“网络传播”主题下提到的著作主要参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ruanzixiao.myrice.com或www.chnmedia.com/，/2/20
原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第1期
篇16：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近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基于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总量、结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趋势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的流出地卫生计生服务、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分析了流出地人口变动状况及相关影响和流动老人的健康服务情况。《报告》包括主报告及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出地人口变动状况及相关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家庭发展、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流动老人健康服务等5个专题。主要内容如下：
一、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持续活跃。
20，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未来一二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进程，我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十三五”时期，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继续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
二、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持续提高，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明显上升。
调查的务工经商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占48.8%。年相应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为51.1%。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且老化速度快于全国人口。20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7.9岁,2015年为29.3岁，增加了1.4岁[1]。
三、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渐趋活跃。
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看，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为75.7%，西部地区为14.9%;2015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74.7%、16.6%。由此可见，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占比有所增长。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2013年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88.2%，2015年相应的比例有所降低，但仍为87.7%。
四、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市[2]的比例下降，流向非中心城市地区的比例有所上升。
中心城市吸收的跨省流动人口虽然过半，但比例有所下降。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56.8%，2015年降为54.9%。
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吸纳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例在增加，逐渐成为吸收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地区。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占全国相应人口的比例为45.6%，2015年该比例为50.5%。
五、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3]有所扩大。
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从流动范围看，省内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大于跨省流动人口。2013年，跨省为2.43人，省内为2.65人;2015年，跨省为2.54人，省内为2.75人。
居住时间越长则共同流动的家庭人口数量越多。从居住时间看，2015年，居住3年以下的流动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为2.29人，居住3-4年的为2.70人，居住5年及以上的为2.95人。
六、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持续增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在现住地的平均居住时间超过4年，有一半人在当地居住时间超过3年。未来打算在现住地长期居住的比例超过半数。
与相比，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上升了29.1个百分点，达到56.6%。相应地，在户籍地出生的比例明显下降。
流动人口子女出生地分布
年 20
七、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以低龄为主，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是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年龄中位数为64岁，其中约有八成低于70岁(其中，60-64岁约占54%，65-69岁约占24%)，70-79岁的占18%，80岁及以上的高龄流动老人不到5%。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仍有23%的流动老人因务工经商而流动。
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
流动人口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比例持续上升。2015年，89.3%的流动人口至少参加一种医疗保险，比提高21个百分点。2015年，0-6岁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儿童保健手册》建册率为91.8%，比年提高5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子女免费接种比例达98.4%。在2014年有过生育行为的流动妇女中，至少接受过1次产前检查的比例为99.6%，接受产后42天健康检查的比例为80%。
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与率
20 2015年
《报告》的附录部分整理记录了近1年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方面的重要事项和主要活动，综述了近年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公布了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基本情况。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从2010年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每年发布年度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已连续出版7年。
[1]根据和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计算得到的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6.8岁和37.5岁，两年间增加0.7岁。
[2]中心城市指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
[3]流入地家庭规模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数量。
附：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等有关情况专题发布会文字实录
时 间：10月19日
地 点：西直门办公区2号楼1层新闻发布厅
主持人：宋树立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
嘉 宾：王 谦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司长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杨如年 江苏省无锡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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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7：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昨日，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 .47亿人，占总人口18%，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一个流动人口。另外，报告还显示，近年来流动老人的规模正在不断增长。
2030年超1/5中国人
会离开故乡
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7亿人，较2014年末(2.53亿)有所下降。但报告认为，这是由于短期经济波动、流动人口落户规模增加、个别特大城市人口纾解和统计误差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流动迁移人口的概念包括人户分离的乡城流动、城城流动人口以及新落户的迁移人口，两类人的总体规模增速会有所降低，但持续增长态势不会变。
报告预计，流动迁移人口在2020年前将每年增长600万-700万人，2020年之后，流动迁移人口每年增量将减至500万人以下。到2020年、2025年、2030年，流动迁移人口总量将增至2.82亿、3.07亿和3.27亿人。
此前，国家卫计委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 .5亿人的峰值。这意味着2030年超过1/5的中国人将会离开故乡在另一个城市常住。
流动老人不断增长，多为照顾晚辈
根据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60岁以上的流动老人所占比例达7.2%，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5.79%)有所提高，流动老人的规模继续增加。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表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已进入到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
不过目前，流动老人中约八成低于70岁，超过一半不到64岁，80岁以上流动高龄老人不到5%。眼下构成老人流动最主要的3个原因是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其中超过四成老人是为照顾晚辈，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占25%，另外23%老人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
报告还发现，尽管九成流动老人参加各种形式医疗保险，但92 .9%是在户籍地参加医保，其中58 .2%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无法解决跨省报销问题，流动老人会遇到社会保障不足问题。
焦点
东北地区人口增长趋于停滞
报告研究发现，20 0 6-2015年的10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0 .21%，不到全国同期水平0 .5%的一半。
报告称，东北地区人口增长趋于停滞。以目前的生育水平和人口流出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已临近快速减少的下行通道。
王谦说，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就超过50%，而当时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0%，东北地区的低生育率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显现出来。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 .773、1 .842和2 .062，均低于2.584的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育率也偏低，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人口已连续十多年出现自然负增长。
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当时东北三省虽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都只略微超出10%，且14- 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都在75%以上，但其中45-60岁的占比就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老龄化在未来几年将会持续加速。
而此次报告已经发现，眼下东北地区的一些人口流出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比均已接近20%，处于严重老龄化状态。
报告指出，东北地区人口转变先于全国，低生育水平已经持续30多年，加上20多年的人口净迁出，目前的人口结构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均衡发展。
高中失学比例远高于义务教育阶段
报告还研究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状况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失学比例在不同的就学阶段存在很大差异，高中阶段的失学比例远高于义务教育阶段，这和中国眼下的教育政策有关。
数据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失学比例低于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的失学比例每年在4%-5%之间波动。留守儿童的失学比例2012年为2.94%，2013年为3.97%。
然而，到了16- 18岁的高中年龄段，超过1/4的流动少年和12%的留守少年处于失学状态。
在这一阶段，流动少年失学比例高于留守少年，原因一方面在于户籍限制，流动少年在16-18岁高中阶段不得不回户籍地上学，变为留守少年;另一方面是部分留守少年不再上学后外出打工，成为流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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